论人生经历对萧红小说特征的影响

　　近年来，研究萧红小说的人越来越多，大多数都是关注萧红小说内容上的一些特征。而真正将其小说与其人生经历变化，和内心世界的变化联系起来的，能作出一些真正系统科学的研究是极少的。在我看来，每个人的写作历程都有些人生经历，有一个时间轴的关联，研究，这样的目的是更有利于读者去了解萧红的作品，只有让广大的读者去了解萧红。才不会让萧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再受争议。才可以交优秀的文学作品，长久流传下去。

　　这里所说的他上文学之路，并不是说萧红第一次开始写作，而萧红从小就擅长作文，他的情感也极细腻，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萧红本身就是一个写作的天才，但真正的走上文学这条道路，开始以文为主的生活，是从1932年开始的。1932年，是萧红人生极为重要的一年，也是情感最为挫折的一年。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他这一年的文学作品，在刚开始的创作中，他大多都是以诗歌为主。《可纪念的枫叶》《静》《偶然想起。》我们可以从这些作品中，了解到当时萧红的一些处境，《偶然想起》，表述了，他与汪恩甲同居后的痛苦心情。去年的5月，正是我在北平吃青杏的事情，今年的5月，我生活的痛苦，真是犹如清杏的滋味！这一年，他与自己的大多数好友亲人都断绝了联系。《静》《裁花》就是为思念友人而做的。因为不满封建婚姻的束缚，她离家出走，却被大多数人赋予了不忠不孝的称号。而在这一年里，他也神奇般地与萧军相遇了，两人迅速陷入热恋。我们从萧红的作品《春曲》二到六中，可以看到萧红内心，对，恋爱的喜悦。抒发内心狂恋的情感。“你美好的文字，诗人，来坐在我身边，你的腰，任意我怎样拥抱，你的唇，任意我怎样的吻？你不敢来到我身边吗？你怕伤害了你的，你怕我伤害了你的，赤子之美了吗？诗人呀，迟早你是逃避不了女人。在这一期间的作品，小红都是以诗歌为主的，诗歌，能够表达他刚开始写作时那份，最真挚最纯粹的文字。

　　萧红女1933年加入北门左翼文化活动，真正开始创作文学。其之前的作品都是面向自己的，从艺术技巧手法上来说也是较稚嫩的，大多数也都是抒发关于自己本身的一些情感，想法。1933年加入别满足于文化活动之后的作品，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在萧军等人的鼓励，以及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下，国家存亡，人民灾难，使萧红，这个五四的女儿，内心对文学的浓厚兴趣激发了出来。1933年4月18日完成长篇纪实散文《弃儿》以及之后《哑老人》《小黑狗》等，这时她的作品都是写实意义的创作手法，把当时人民的不幸社会的动荡生活的疾苦，一个人的痛苦倾注笔头，如洪水般喷涌而出，这也使萧红似乎找到了人生的又一扇窗户。在当年10月，他与萧军的小说诗歌散文合集，《跋涉》出版。震惊了整个东北文坛。悄吟（萧红的笔名。）成为东北文坛上第一个闻名遐迩的女作家，从此确定了二萧在东北文坛上的地位，萧红的小说创作也以写实风格，细腻的笔触，触动人心的情感表达，他无比切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从此，萧红真正的走上了文学创作的孤独之旅。

　　随着“星星”剧团解散。《跋涉》因有烦恼抗日倾向，遭到查禁，一心想要追求安定生活的萧红，又不得不走向流亡的生活。她和萧军接到舒群从青岛的来信，他们才下定决心离开哈尔滨，萧红的内心深知，只要满洲国，存在一天，他们就再也看不到美丽的松花江了。在青岛的生活，可以称得上是萧红和萧军共同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候了，萧红在此期间继续完成他的《麦场》（出版时改名为《生死场》）胡风在读完《生死场》后说过“《生死场》的作者是没有读过《被开垦的处女地》的，但他所写的农民对于家畜（羊马牛）的关爱，真实而又质朴，在我们以纯农民文学的作品里面，似乎还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诗篇。使人兴奋的是，这本书不但写出了，愚夫愚妇的悲欢苦恼，而且写出了蓝空下的接近模糊的大地，河流在那模糊的土地上的铁一样的战斗意志的书，都是出自一个青年女性作家的笔中。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襟。”萧红在写生死场的时候，是在逃亡的背景下写的，如果萧红是一个安定且文静的大家闺秀，居于亭楼阁之间。如果是没有一个批判思想的女性，我想他也写不出这样的文章。

　　在萧红的文学之路上，有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鲁迅，在1934年11月30日，正式出现在萧红的世界里，在鲁迅的鼓励之下，小红开始创《商市街》商市街的主要内容是回忆，萧红和萧军在哈尔滨时期的一段艰苦的生活经历，具有交强的纪实性和自传色彩。萧红写《商市街》，经过时间的过滤和作者情感的沉淀以后才创作出来的。那为什么作者又在这个时候如此的关注她和萧军的二人世界？专门用一本书来写两人的生活经历呢？这恰恰是因为萧红和萧军的两人情感世界出了问题，二萧到了上海以后，两人的关系就出现了危机。细读《商市街》我们能够感觉到作者内心的悲伤和哀痛，在这部作品中。萧红对当时艰苦生活的回忆中，少的是欢乐甜蜜，更多的是寂寞，痛苦和惆怅。但是当时萧红和萧军在哈尔滨的生活，并不是以孤独惆怅为主的。作者这样描写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当时和萧军的关系出现了裂痕。萧红在真实生活中无尽的等待，孤独无助的生活，在作品中表达的淋漓尽致，所以，在《商市街》的描写中，也大多是以萧红一个人的困苦生活经历为主的。

　　《生死场》的出版，使萧红成为中外知名的，靠女作家，萧红所取得的文学成就，是和鲁迅对他的帮助密不可分的，在和萧军情感出现危机时期，鲁迅家成为了萧红的栖息之地，诉苦之地。最终在1936年7月，小红决定离开上海，一方面是为了逃避与萧军情感上的纠葛，另一方面是为了来日本找弟弟，张秀珂，共叙手足之情，来排解内心的凄凉孤苦。在我看来，萧红始终都是一个弱者，尽管他多么想让自己坚强起来，在东京这段日子里，萧红可谓是估计到了极致，能够每天陪伴他的大概只有她的呼吸声了，这段时间他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还有给萧军的诗《异同》都表达了作者在孤寂生活环境之下的恶劣情绪，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当时萧红的心情刚刚平稳，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措手不及。鲁迅对萧红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在这以后，萧红的大多数作品都与鲁迅有关，或者从他的写作手法和内容上来看，我们也是我们看到鲁迅的影子。这段时期，在我看来是只属于写作的黄金时代的。萧红是一直在和命运做抗争的，他去日本是因为得不到萧军完全的爱。那得不到完全的爱还不如不要，在东京，没有饥饿，没有战乱。所以这是只属于写作的黄金时代。但在这里，她饱受着无穷无尽的寂寞。那么寂寞的人也只有，去回忆过去，安心创作。《牛车上》《家族以外的人》《王四的故事》

　　《红的果园》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创作，其中《家族以外的人》是以真实的事迹为素材的一篇小说，主要是回忆二伯晚年的不幸遭遇。1937年，萧红和萧军之间的情感越来越恶化，所以在这段期间萧红的文章，主要是围绕着萧军，抗日，纪念鲁迅这三个主题。当然，关于抗日的主题是他一直以来都有的，但在这段时间事尤为突出尤为明显,《沙粒》中，小红将与萧军的情感危机公诸于世。《失眠的夜》《天空的点缀》都是描写日本对我国的侵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使得中日矛盾成为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矛盾，萧红等就是因为爱国主义者，又是五四之后的青年。所以我们可想而知萧红以后的大多数的文学作品，都是反侵略有关。如《突击》《寄东北流亡者》《孩子的讲读》。关于纪念鲁迅的文章也是非常多的。因为纪念鲁迅，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在反侵略。

　　萧红与萧军分开后，他选择了与端木蕻良在一起，我认为这种选择对于萧红来说很正常。因为他太需要安稳与平静，太需要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可她和萧军在一起，让她感觉不到情感上的安宁，她一生都在追求平稳，可以生都处于流离。但是，她和端木蕻良在一起也并不见得幸福。很多人都说她和端木蕻良在一起的日子是痛苦的，这个时候的萧红是孤独的，当然，以前也是孤独的，但是在这时他也不在于孤独抗争了，他决定在这种孤独中活下去，并且去写作。在这个时期的创作特征中，我们可以看到，萧红深受着民族生存和封建历史的双重压迫。在这个悲壮的大时代，他以个人的身躯承受着历史的滞重，以个人的孤独，承担着民族理性的孤独。在他后半期的创作中，有几部重要的作品。《马伯乐》《旷野的呼喊》《小城三月》这些作品不再有早期作品的坚韧，含蓄，沉静的郁闷。这段时期的作品，始终贯穿着萧红身上的苦难。不同的是将人肉体的，生态外漏的痛苦，转化为精神不可外放的苦闷。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可能萧红自己也有所感觉。和端木蕻良在一起，虽然说和萧军以前一样差不多也是过着逃亡的日子，可是他得不到端木蕻良的保护。这可能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逃亡吧！这个时候，他不会在我小时候那样无忧无虑的后花园了，再也不会有鲁迅先生这样慈祥的老师了，更没有像萧军那样，是他可以感到片刻安全的男人了！只剩下一个东西陪着她了，也只有这一个东西陪着她了，那就是写作。萧红在此时也能感觉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就要结束了，他是命运的抗争者，可是，苦难似乎，伴随了他的一生。《呼兰河传》，就是生命最后的凝聚。这可是他毕生的经验，写完《呼兰河传》萧红，真的就感觉自己，似乎没有一丁点的力气了！就生命最后的倾诉，都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小红在最后的写作时期创作的特点和心理上的变化，从内容上来看，呼兰河传描绘的是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以前这一段历史时期之间的呼兰河传的乡土人情风俗习惯和作者年幼时期天真活泼，幸福愉快的生活，还有作者幼年时期，对周边人的思想生活的观察与感受。前面讲过萧红最后的这段日子是痛苦的，麻木的,可以说，他完全是靠着自己那股韧劲走过来的。在《呼兰河传》这本书中。磨倌冯歪嘴子我们可以看到，也就像骆宾基说的那样“萧红在磨倌冯歪嘴子上，寄予了民族的期望，因为他身上闪耀着战斗的韧性，这种战斗的韧性是被鲁迅先生所称赞过的。而萧红自己，也是一只着它而走完最后的四年。”又有谁能够真正的去揣测出作者当时心里在想些什么呢？唯有将自己所有的情绪情感都寄托到文章当中。《呼兰河传》中，对家乡的回忆，童年的回忆，也是萧红一生中，在这个时候，最想怀念的。也是他最值得怀念的，我觉得也是唯一可以怀念的。没有爱情了，没有亲情了，但在他身上都永远有着一份民族的韧性在，他是一个先进的女青年，不是像别人所说的一生都纠结于几个男人中的，他的文章体现更多的在我看来是对侵略者的批判，民族封建的讽刺，对情感的回忆，对美好的追求。因为他是“五四”的女儿。

　　1.家族决裂与仇恨叙事

　　萧红与家族的关系并不是很好，甚至可以说是与家族关系决裂。随着母亲的病逝，父亲性情大变继而续弦，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令萧红的童年戛然而止。转眼到了学龄，从后花园走出来的萧红开始进入学校读书，并展现出绘画与写作方面的天赋。高小毕业之后，父亲反对萧红继续读书，父女关系剑拔弩张。最终在萧红的威胁和祖父的劝说下，萧红得以继续学业。初中毕业后，萧红想要继续深造的愿望再次被父亲无情扼杀。无奈之下萧红离家出走，与表哥同往北平求学。然而好景不长，表哥向家庭妥协，萧红无法维持生计，只好回家。在思想禁锢的年代，萧红的出走为家族带来了巨大耻辱，父亲的愤怒可想而知。他将萧红软禁在张家大本营福昌号屯，以便监视和管教萧红。在福昌号屯，祖母的恶言恶语，大伯的无情毒打和家人们的冷漠疏远使萧红与家族的矛盾变得愈发不可调和。萧红再次愤而出逃，从此断绝了与家族的一切联系。父亲得知后，盛怒之下开除她的族籍。

　　在仇恨情绪的主导下，萧红对故乡的书写必然呈现为一种荒野景观，一种宣泄和复仇式的快感。她在小说《生死场》中写到故乡到处都是乱坟岗子，“死尸狼藉在那里”，被活跃其中的野狗撕扯分食。在乡村荒野，“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王婆认为“孩子死，不算一回事”，收成好才是最重要的；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毫无尊严地死去；成业摔死自己的孩子如碾死一只蚂蚁。金枝在都市做缝穷婆受尽凌辱，想要出家但庙庵早已毁于战乱，唯一能够救赎她的只有死亡这一终极宿命。仇家心理和迫切希望得到宣泄的怨恨情绪使故乡在萧红早期的作品中表现为一种荒野景观[[[]于文秀.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萧红书写[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10):27-36.]]。

　　2.仇家到思家的叙事变化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中所经受的折磨，使得他对家庭的渴望还是增加，对家族的仇恨慢慢降低。因着时空、心态和情感的变化，萧红无疑是思家的。她在散文《失眠之夜》中写道:“为什么要失眠呢!我想想，也许就是故乡的思虑罢。”然而，战乱频仍，离家千里，体弱多病，况且家族早已不承认她的存在，回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这样悲凉的事实面前，萧红只能在《呼兰河传》等作品的写作中完成精神性的回家之旅。而这种精神返乡基于作者浓浓的乡愁，必定是饱蘸了温情的，它柔化了故乡凌厉荒蛮的外在，只留下温馨动人的家园内核。于是在《呼兰河传》等作品中，故乡的十字街热闹非凡，甚至连肮脏不堪的大泥坑也充满生趣;承载着萧红美好童年回忆的“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热跳大神，唱秧歌，娘娘庙大会，河灯节，野台子戏丰富着小城人的精神生活;有二伯可笑却也可爱；冯歪嘴子的生命力和他的石磨一样坚硬顽强。《呼兰河传》《后花园》《小城三月》等都是萧红后期的作品，虽然不免有寂寞哀伤的笔调，甚至《呼兰河传》中还隐含着国民性批判，但从中却不难感觉到一种明丽浓郁的家园之感。这是时空的转变，心态的成熟和难解的乡愁使然。

　　从仇家到思家，这种主观情感的变化无疑是导致萧红对故乡书写方式迥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萧红是一个感情胜于理智的人。十几岁的时候，家里将她许配给门当户对的汪恩甲，初中毕业之际，汪家正式提出结婚要求。此时的萧红，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熏陶，一心向往去北平这样的大城市继续学习，不再甘愿做传统的贤妻良母。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成了当时中国一代新女性的仿效榜样，逃婚、叛逆、追求个性，自然是最富有时代色彩的浪漫选择。[[[]马媛.萧红传记中的萧红形象塑造论[D].山东师范大学,2016.]]“富于理想、耽于幻想”的萧红面对求学梦与结婚的抉择，大胆、叛逆的她最终选择了娜拉式的出走，跟随表哥出走北平，成了一个现实版的子君。但正如鲁迅说的，“梦是好的，钱是要紧的。”萧红的梦想是在北平上学，追求更广阔的天地，可衣食无着的困难迫使她在出走北平几个月后，又极不情愿地回到了哈尔滨。

　　在离开家族后的十年漂泊中，萧红饱受贫困、疾病和生育之痛，更经历了感情上接二连三的打击。她为了抗拒包办婚姻毅然离开家庭，可在北平却因汪恩甲的软缠硬磨与其同居并被骗回哈尔滨，身怀六甲又被弃旅馆。萧军的出手相救燃起了她对生活的希望与热情，但昔日“为我遮蔽暴风雨”的爱人而今“变成暴风雨了”，萧军的大男人主义和多次移情别恋深深伤害了萧红，最后两人分道扬镰。后来仅因为端木在她与萧军有争执的时候帮她说话，她便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选择了端木，结果在战乱中又一再被端木遗弃。违背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并未给她带来预想中的幸福。人生阅历的丰富使那个此前任性的孩子已然成熟。

　　萧红开始自觉审视自身，反思过往，对自己孜孜以求的理想与情感产生了怀疑。正像一位学者所说，“萧红的离家出走，固然带有反封建的‘抗婚’色彩，但是仔细分析一下我们便可发现，她的这种‘抗婚’行为，又是她童年情绪记忆的直接反映。

　　她的“抗婚”是对她童年恐惧心理的一种规避与逃遁，是潜意识支配下的青春期女性的一种焦虑与不安，明显带有很大的茫然性”。就像《小城三月》里的翠姨，眼见妹妹风光出嫁、婚后挨打，预见自己也将重复同样的婚恋轨迹，因此对自己的婚事并不热心。后来因缘巧合，翠姨暗恋上我在外读书的堂哥，觉得上过大学的人好，对女人和气，绝不会像她的妹夫常常打她的妹妹。经历到哈尔滨买嫁妆跟男学生的实际接触，翠姨就更不愿意出嫁了，但她又不知如何摆脱加在自己身上的宿命，只是直觉地认为读书好，于是她提出要读书，并以种种借口推迟婚期，最后郁郁而终。在这篇小说里，其实投入了萧红自己的经验。

　　萧红作为一个现代女性，接触的许多新鲜事物让她首先觉醒起来。清醒的自我意识使她的作品中流露出的女性意识也是自觉而清醒的。从《王阿嫂之死》《生死场》到《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她一直致力于救赎处于水深火热苦难之中的女性，探索她们悲剧根源的同时以反讽手法反思她们的弱点并进行救赎之路的探索。

　　1.关注女性生育的苦难

　　萧红《呼兰河传》中的女性不被人们关注，任人摆布甚至被肆意践踏，命运是可怜又可悲的。她们的人生饱含苦难，然而造成她们人生悲剧的主要原因不是她们的性格，不是因为她们的一时过失和错误，而只因为她们是女性。萧红曾经无奈地叹息:“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萧红在短暂的一生中饱受来自男性世界的伤害，她临终前哀叹:“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个女人”。

　　《呼兰河传》中那个从前因为长得好、能干活而人见人夸的王大姐，只因没经媒人介绍便嫁给了冯歪嘴子而遭人垢骂。严冬里刚生产的王大姐竟被安置在天寒地冻的露天草棚里，只能躺在与外边一样温度的碾房里坐月子，甚至还要忍受掌柜女人的谩骂，最后活活冻病而死，留下一个极袱中的婴儿和一个学步的孩子，呈现出不尽苦难中最为悲惨的一幕。萧红对女性产后痛苦生活的描写，无疑强化了女性生存的悲剧意蕴。萧红一生生育两次，一次是在哈尔滨遭前夫抛弃，被萧军解救后送进医院，生下孩子无力抚养不久便送了人，饥寒交迫中的萧红在萧军帮助下勉强活了下来;另一次是在逃难途中生下萧军的孩子，身边没有相伴的爱人(萧军己经离她远去延安)，孩子出生不久即夭折，虚弱中的萧红在朋友的救助下才得以生存。生育的苦难经历对萧红而言可谓刻骨铭心、痛彻心扉，这也是她早在《生死场》中以“刑罚的日子”为题专章书写女性生产的痛苦场面的原因。萧红对女性生育苦难的描写，是现实社会和历史悲剧命运的真实反映，表达出她对女性族群深切同情的悲悯情怀。

　　2.唤醒女性意识

　　女性意识是对女性族群的人性关怀，从不同视角考虑到她们被爱、被关怀的需要，描写女性特有的生命体验和精神世界。萧红《呼兰河传》中描写的女性己经在封建传统束缚下失去了灵魂而沦为大环境的囚徒，她们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正处于命运的悲剧之中，反而能自得其乐。面对苦难，她们总能自我麻醉、自欺欺人。她们可以把瘟猪肉说成淹死的猪肉，对多人摸过的油污污的麻花说句“真干净”而照样吃得心安理得。她们像所有中国人那样喜欢围观，爱好凑热闹。不管是看投河而死的女人还是看跳大神、小团圆媳妇洗澡，她们都兴奋不己，一番评论之后又接着期待下次“热闹”的围观。她们在别人的不幸遭遇中寻求自身的快感，殊不知她们的痛苦也将成为别人的谈资。

　　3.不同女性形象的构建

　　在她的作品中，通过典型的女性形象隐隐绰绰地透露着她的身影，记录着她的心路历程。她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绝妙的文宇表现力，时刻关注着当代女性所处的环境和身处的境地，并把超越这种苦难的精神视为永恒的追求。

　　逆来顺受的女性的斗争形象。在《小城三月》中，塑造了翠姨这一经典的女性形象—一个既不敢挣脱包办婚姻又不敢向自己心爱的人表达感情的女性。文本中，翠姨向包办婚姻选择了妥协，嫁给了又矮又小的男子，而翠姨心中一直爱着表哥。翠姨是一个寡妇人家的女儿，表哥却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公子，而对这种爱，在那个讲究门当户对的年代，翠姨选择了“暗恋”。她没有对表哥表达爱的勇气，她也没有挑战传统封建制度的胆量，懦弱的性格让她不得不屈服于眼前的现实。翠姨的女性意识是在沦为封建社会的奴隶和以男性至上的基础上形成的。萧红通过塑造翠姨这一典型形象，警醒当时的女性要有斗一争意识，而不要成为被统治和压迫的奴隶。

　　敢想敢做的时代女性。《呼兰河传》中的女性形象，不单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更多的是对“五四”运动的响应。作品中塑造的一个典型人物—五大姑娘，为了争取自主的婚姻，不顾家庭的反对、封建礼教的约束，没经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就和冯歪嘴子同居了，并生下一个孩子。于是，在呼兰人心中她的形象立即发生了质的转变。这种紧跟“五四”精神的女性意识，在五大姑娘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这也折射出了萧红在争取自由民主方而的积极与进步。

　　茅盾惋惜蛰居香港的萧红与“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隔绝了，既不能与劳苦大众打成一片，又因为“陈义太高”，认为知识分子的各种活动全是“扯淡”“无聊”。这一评价对理解萧红的晚期创作颇有启发。作为新女性，萧红受到五四启蒙思潮和左翼文学思潮的双重影响。她以自己的人生实践了五四文学反封建家庭的召唤，但并没有获得启蒙神话所允诺的个性解放和个人幸福，相反却承受了鲁迅《伤逝》中子君所遭受的种种磨难。她受萧军引领，进入左翼文化圈，并以创作宣誓了自己的战斗姿态，但宏大理想与革命激情淹没了一个出走的娜拉追求安稳生活的朴素愿望。萧红的晚期创作不自觉地流露出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困惑。这困惑印证了段从学所指出的鲁迅“五四”现代性启蒙困境:在“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结构中，“启蒙者”之所以成为“愚弱的国民”们的“启蒙者”，就在于丧失了对自身之“蒙蔽”状态的意识能力。也就是说，“启蒙者”和作为启蒙对象的“愚弱的国民”，均处在“蒙蔽”状态，这意味着“启蒙者”不再享有对后者进行启蒙的精英特权，更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运用自己的理性，“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萧红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体悟到启蒙神话和革命话语的虚妄之处，因此，她视知识分子(启蒙者、革命者)的各种活动是“扯淡”“无聊”，她由悲悯笔下的人物延伸至悲悯自己正是意识到自身的“蒙蔽”状态，想要“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的举动。茅盾的评价反证了萧红晚期作品对启蒙话语的反思和对左翼创作程式的超越。

　　萧红晚期作品中密集涌现的镀上了温暖色调的故乡风物与故人往事，透露出作者怎样的心境呢?《呼兰河传》描写“跳大神”时有这样一段文字:“那鼓声就好像故意招惹那般不幸的人，打得有急有慢，好像一个迷路的人在夜里诉说着他的迷惘，又好像不幸的老人在回想着他幸福的短短的幼年。又好像慈爱的母亲送着她的儿子远行。又好像是生离死别，万分地难舍。”这一段话不正是萧红晚期创作心境的真实写照吗?历经沧桑的萧红，记忆深处的幸福在于她与家人度过的短短童年。这温暖的回忆，夹杂着“一个迷路的人”的“迷惘”，还有作者自知时日不多，无法还乡的“难舍”。《呼兰河传》的结尾部分交代，后花园的小主人逃荒去了。“逃荒”一词点出了萧红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概括:没有热血青年的豪情、理想与浪漫，只是一个无路可走的女孩的逃命之路。于此亦投射出作者思想意识从反家到恋家的蜕变。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战争不断，萧红短暂的一生就包含在这个区间内。战争与萧红如影随形，迫使她辗转哈尔滨、青岛、上海、武汉、临汾、重庆、香港等多个城市，一生都处于这种由战乱时代造成的“患难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日军横征暴敛，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身在哈尔滨的萧红耳闻目睹了太多战争的惨状，且她当时刚开始自己的创作生涯，没有太多的写作经验，虚构能力也十分有限，因而她的作品更多的是对周遭事物的如实描写。〕战争破坏了中国几千年不变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使得生灵涂炭，原本广裹富饶的黑土地在战争的铁蹄下沦为荒野，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萧红对故乡的书写呈现为荒野景观。

　　战争虽激发出萧红的爱国热情，使她写出《天空的点缀》《窗边》《小生命与战士》《火线外》等为抗战鼓呼的作品，但更多地是对她创作环境的干扰。叶君在《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中写道:“萧红对过于久长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感到无比厌倦、疲累，现在别无所求，只想拥有一个安宁、平和的环境好好写作”i+i。战争使她远离故乡，使她不能安心创作，使她的身体素质每况愈下，和平因此成为萧红最热切的渴盼〕这一方面有着她声嘶力竭的鼓呼和呐喊:“东北流亡同胞们，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高粱、谷子，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土地上年老的母亲，努力吧”，而更多地是她对和平世界的翘首瞻望。令她爱恨交织魂牵梦萦的故乡便自然成为这一愿景的载体，在她娓娓道来的追忆和想象中呈现出一种和平安逸的家园景观。

　　萧红，作为一个活了三十岁的女作家，他的人生，他的经历，他的思想，他的文字都深深的吸引着读者。在面对命运的不公，女性地位的低下，他毅然的离家出走，却使得家族与他决断，他对家庭的仇恨通过他的小说展露出来。但是，随着时间消逝，他经历了漂泊的十年、战乱的十年，他用他的作品为女性呼喊、为和平呼喊，也展露了他对于家庭情感的变化。可以说，萧红的作品是个人经历的一种展现。

　　[1]于文秀.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萧红书写[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10):27-36.

　　[2]马媛.萧红传记中的萧红形象塑造论[D].山东师范大学,2016.

　　[3]瞿丹丹.萧红小说中的男性形象研究[D].贵州师范大学,2016.

　　[4]刘勇,张悦.“萧红现象”的文化意义[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4(01):17-23.

　　[5]崔云伟,郑萍萍.论萧红作品中的“寂寞”语境[J].东岳论丛,2015,36(12):109-113.

　　[6]杜婵.电影《黄金时代》与传记文学中萧红形象对比分析[J].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15,33(02):1-6.

　　[7]邵猛.萧红及其“异托邦”——读解电影《黄金时代》[J].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03):19-24.

　　[8]王丽娟.萧红漂泊岁月中的文学创作观[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4(03):68-72.

　　[9]赵秀,周喜贵.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5,34(02):43-47.

　　[10]袁海红.萧红及其小说中女性的悲剧人生[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31(01):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