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的语言特色与翻译

　　奥斯丁往往以青年爱情婚姻为主题,给我们讲述一些平常家事。这些作品算不上思想深邃、见识不凡,也没有离奇的情节、刺激的场面。奥斯丁只喜欢描绘普通事物—平凡生活中的事件、感情和人物。她确切地知道自己能写些什么和应该避开些什么。在《傲慢与偏见》中,我们听到了女作家自信的口吻,看到了女作家对素材严格而自如的控制。那些看似琐屑孤立、随手拈来的片断,在奥斯丁绵密的构思下衔接起来。

　　《傲慢与偏见》写于1813年，属于简·奥斯丁的早期作品，但当时已经三十七岁的简·奥斯丁结合自己刻骨铭心的初恋经历，将她对英国十八、十九世纪中产阶级乡村生活的观察和自己的爱情理想凝练成小说中过着日常生活的平凡人物。通过描写生活中的悲喜剧和绅士淑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她以一贯优雅的写作技巧和巧妙的故事结构描画出那个时代下的生活场景，而这本小说也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她的代表作并且被公认为世界十大小说名著之一，她也成为了英国文学史上最受欢迎的女作家之一。《傲慢与偏见》一书贯穿始终的就是主人公达西与伊丽莎白从一开始对各自怀有各种偏见和保持各自的傲慢到冰释前嫌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线索，二人的结合应该是这本小说中最幸福、理想的婚姻，也正是作者所提倡的婚姻观的典型代表。其实这段爱情来源于作者简·奥斯丁本人的初恋经历，因为在姐姐的订

　　婚典礼上所作的发言，简·奥斯丁与她的初恋汤姆·勒弗罗伊闹出矛盾并由此相识、相恋。但是为了处于下层中产阶级的汤姆今后物质富足并保障其家人的生活，简·奥斯丁放弃了与其私奔的机会，并最终把现实生活中有情人分离的结局在书中变成了幸福完满的画面。奥斯丁认为真正的爱情应该是相互欣赏，而不是委曲求全，这一点也体现在《傲慢与偏见》中另一对情侣彬格莱和简的恋情中。两人从一见钟情到听从旁人的意见，过于隐忍，保持所谓的理解，错过了表达自己真实情感的机会，甚至隐藏感情但最终走到了一起。简·奥斯丁认可真正的爱情，并坚决的鄙视建立在在金钱、物质、社会地位基础上的婚姻。

　　《傲慢与偏见》的语言特色主要是分析作者与读者之间心理的周旋与意念的表达，也即言语行为学理论如何恰到好处地满足读者的语言接受习惯与理解习惯，这就对言语行为学的基本内涵及其应用条件进行了限制，包括说话人需要具备实施某种行为的条件，且需要对自己将要实施的某种行为展现出一定的诚意，以突出话语的诚挚感。另外，还要求说话人要对自己说出的话负责，不能有反悔的意思，这是语言特色显著展现的最基本要求。《傲慢与偏见》中，其语言特点十分显著的表现为“反讽”，而这种反讽又是对说话人话语诚实性的一种挑战，即说话人真实的言外之意也就是句子本身内容的一种否定，外在表现为无诚意意识下的反讽。从宏观角度分析《傲慢与偏见》的语言表现能力，主要是从作品本身的中心思想与内涵角度出发进行理解的，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超越一切通俗小说而成为流传千古的名作，主要在于其对作品主题进行表述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反讽基调。作者用反讽的语气将故事的大概（年轻姑娘找丈夫）讲述出来，并犀利地评价了那个时代和那个社会中的价值观念，此种价值观念正是作者及作者所处的时代大部分人无法充分理解和接受的，也是作者与读者之间进行某种观念与行为理念沟通的结果。另外，在宏观层面，反讽语言还表现在整个故事的展开与发展过程中。事实上，《傲慢与偏见》的整个故事情节是对18世纪传统罗曼史的一种讽刺行为，在传统的爱情故事中，男主人公通常完美无缺，男女主人公一般会遇到一见钟情的情感。在作品的前部分，读者或许无法预料到主人公会互相生出爱意，也无法想象出作者会安排这两个人物产生爱的火花。作者通过设置多重障碍来阻止两人恋情的发展，通过反复的反讽言语行为的展现来使主人公明白自己的行为特点，同时也使读者更加清楚在作品中，人物是如何通过此种反讽的言语行为来推动故事情节开展的，从而使得整部作品的层次更加明晰，内涵更加显著。

　　反讽语言是《傲慢与偏见》语言运用上的一大特色，作品中多次用到反讽的语言来衬托人物的个性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透过这些关系与内涵来表现整部作品的基调与主题。比如，在小说的开篇提到关于真理的口号，即：“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在读者感受这句话的过程中，会感受到一种叙述性的理念。读者可以猜想作者可能是在故意讥讽一些人，因此可以理解为即使没有人做出类似的声明，小说中的主人公（比如班内特太太和卢卡斯家的女儿）都会认为这一真理是存在的，并成为其日后一心将女儿嫁入豪门或者一心选择嫁人的行为准则。而这种准则是作者和读者不能充分接受的信息因此会遭到质疑，从而将反讽的特点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并引起读者的共鸣。小说在描述班内特太太急切地将女儿嫁给有钱男人时，读者似乎明白了作者所谓的嘲讽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陈述出的观点事实上与读者自身的观点形成了一种反差，这种反差似的言语行为即为反讽。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反讽的言语行为，相对直接的供给或者评价来讲，效果更佳明显，作品的表现气场也更加强大。

　　人物角色之间言语行为的反讽不仅可以通过班内特与其太太的对白体现出来，还可以通过班内特与其女儿的对白展现出来。在《傲慢与偏见》中，当班内特太太知道伊丽莎白拒绝柯林斯的求婚时，她寄希望于班内特，希望他能劝服或者逼迫自己的女儿去接受这份婚约。此时，班内特将伊丽莎白叫到自己的书房中，他先让太太当面问女儿是不是坚持拒婚，之后仔细对女儿进行盘问，这一系列的言语行为均体现了班内特对太太的质疑。虽然在实际的言语行为中，反讽应用得并不是特别明显，但读者只要稍加分析便可得知班内特先生说以后不会见女儿，实际上是在其太太对女儿进行威胁的基础上提出的，这样就使得女儿左右为难。另外，班内特先生首先对太太的质疑，之后对太太的承诺以及最后突然的反向承诺，均很好地体现了反讽语言特点的内在强烈价值，这样班内特太太的陈述就被彻底的否定和忽视。

　　就幽默语言的翻译,译界达成的共识是:源语与目的语取得等效幽默往往只是一种理想。主要是由于对文化背景及词语的赏玩造成的，这恰与目的论观点一致。为了在目的语中产生幽默效果，译者必须解决语言和文化问题。马红年坚持说，虽然幽默语言的翻译困难重重，但译者绝不可以放弃努力。目的论认为翻译策略的选择由目的决定，目的影响翻译过程，而等值并非衡量文本最重要的标准。目的文本是否能实现交际功能，是否能实现翻译目的，这些才是一个译本的判断标准。幽默让人快乐、使人发笑。如若读者能从译本中感受到作者想传达的快乐，那么译本就达到了目的，因此，之前的幽默语言翻译策略恰与目的论有共通之处。因此在目的论指导下提出的翻译策略把幽默语言的不可译变成了可译。《傲慢与偏见》是18世纪最杰出的小说之一。无论是文学家还是普通读者都对其对人性的深刻调察叹为观止，尤其是其中精妙的表达和不露痕迹的讽刺。奥斯汀只是描写她那个时代里的生活细节，没有大人物的出现，亦无大事件的发生，但人物之间的对话总是让人忍俊不禁，这部小说充

　　满了冷嘲，带给读者无限乐趣。冷嘲与反讽也是奥斯汀用以制造幽默效果的常见技巧，往往起到强化人物的错误及荒谬性的作用。简·奥斯汀十分擅长于语言技巧，她的冷幽默最显著的特点是都出自字句及结构方面。结果便是由于与目的语语言习惯不一致而不适宜直译。另外，奥斯汀的幽默主要是文化幽默。异国读者对18世纪英国社会不熟悉，他们很难了解作者通过违背社会习俗对人物的揶揄，于是便无法获得源文本的幽默。这两个特征使《傲慢与偏见》的幽默效果很难通过翻译传递。而目的论认为，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翻译策略都可以用来翻译幽默。

　　目的论认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的选择。翻译幽默语言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源文本试图实现的交际功能，使目的语读者感受到作者的幽默，得到相似的快乐。虽然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中对人物所见所闻总是持有一种讽刺的笔调，但其多数幽默都由逻辑性出发，可以用直译的策略。第30章，是对凯瑟琳夫人的描写。凯瑟琳夫人被描述成极度傲慢粗鲁的人，她总认为自己所做都对，经常痛斥他人，尤其是穷人。但在克林斯心中，能见到她，并与其共进晚餐是极其神圣的事，可以说千载难逢。然而，她留下的唯一原因却是检查肉块。这个幽默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理解上都没有问题，丝毫不会妨碍幽默效果，译者直译即可。最滑稽的是这一段的最后一个句子。王科一译为“是否持家节俭，不滥吃滥用”，孙致礼译为“是否不顾家里条件，把肉块切的太大”。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孙的译本比王的更具幽默效果。因为目的语读者能够理解“把肉块切的太大”只是一种修辞手法，旨在更形象地突出凯瑟琳夫人的特征，直译足以实现翻译的目的。对于情景幽默，直译足矣，但对于非情景幽默，就要依据情形采用归化、加注等，因为这些策略集中关注目的语文化且更具灵活性。

　　简·奥斯丁作品的天地尽管狭小,但她擅长在一块两英寸宽的象牙上面用极细的画笔精雕细琢。她像是十八世纪的一位织绣淑女,对绣品的尺寸和质地了然于心,因而可以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在有限的空间里施展本领,娴熟自如地展现个性的创造。《傲慢与偏见》的艺术魅力就在于此。

　　[1]赵芯羽：《论〈傲慢与偏见〉中反映的爱情婚姻观》，《学园》，2010年第6期。

　　[2]李俏、王建华、张超、李红涛：《从〈傲慢与偏见〉解读现实婚姻观》，《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8年第5期。

　　[3]张晓红、李树亮：《〈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剖析》，《文教资料》，2009年第1期。

　　[4]耿莎莎：《〈傲慢与偏见〉中的四种不同的婚姻》，《电影文学》，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