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中的翻译策略研究

　　简·奥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是英国18—19世纪著名的女作家,她一生短暂,但留下的作品从当时到今天200多年的时间里仍然受到各个领域人们的喜爱。她的小说在畅销榜上遥遥领先,小说中的情节和故事成为现代大众娱乐热衷的题材。在英国文学史上,奥斯丁因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和承上启下的作用而被誉为“无与伦比的简·奥斯丁”。她的《傲慢与偏见》是一部脍炙人口,令读者交口称赞的佳作,直至今日仍然被人们津津乐道。

　　谈到英国文学史，除了莎士比亚之外，另外一位重要的文学巨匠就是同样以描写爱情小说见长的简·奥斯丁，与莎士比亚不同的是，她的爱情小说都以大团圆结局结尾。简·奥斯丁（Jane Austen 1775-1817）这个名字对我国读者并不陌生，她的一生共写作了六本小说，而其中最著名的非《傲慢与偏见》一书莫属了。早在1995年，英国BBC公司就投资拍摄其电视剧版本，随后的十几年中又出现了多个电影版本，可见这本小说在全世界读者中的受欢迎程度。虽然她一生从未在正规学校接受过系统教育，但她始终酷爱阅读与写作，以她作为女性独到、细腻的眼光观察围绕她一生的小康乡村生活。即便《傲慢与偏见》写于1813年，属于她的早期作品，但当时已经三十七岁的简·奥斯丁结合自己刻骨铭心的初恋经历，将她对英国十八、十九世纪中产阶级乡村生活的观察和自己的爱情理想凝练成小说中过着日常生活的平凡人物。通过描写生活中的悲喜剧和绅士淑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她以一贯优雅的写作技巧和巧妙的故事结构描画出那个时代下的生活场景，而这本小说也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她的代表作并且被公认为世界十大小说名著之一，她也成为了英国文学史上最受欢迎的女作家之一。

　　其实，简·奥斯丁的作品大多描写的是她所熟悉的英国乡间中产阶级———所谓体面人家的生活与交往，时时处处都折射出她个人的生活环境、经历和个人的感情过程。她所生活的时代称为英国历史上的“理性的时代”，而她一生都居住在封建保守的农村。在当时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人一生的价值取决于财产，但是只有男性才可以继承财产。所以女性既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经济来源，对女性而言生活没有任何保障，女人的生活质量取决于她的丈夫是否拥有财产。在当时的父权社会制度下，婚姻对女人的后半生起着决定性作用，也保障甚至提高其婚后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通过描写各种各样人物的婚姻观和爱情故事，她自己所处的中产阶级这个社会圈子的婚姻标准和生活，揭露了当时婚姻制度的本质和弊端，从而提出新的婚姻观，即婚姻不应当是以财产、金钱和社会地位为目的，但不考虑这些因素的婚姻也是愚蠢的。这种新的婚姻观中的理想婚姻是以男女双方感情作为基础，但也不是一见钟情、一时冲动的爱情。“简·奥斯丁一定程度上接受传统婚姻观念，认为财富和门当户对在婚姻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作者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以金钱与地位所主导的婚姻观持反对态度，并通过爱情小说表达自己的婚姻观，即爱情才是美满婚姻的基础，拥有爱情的婚姻才能长久的美满幸福下去。”在作者生活的时代，婚姻更像是一场交易，而这些这些观点在她的第二部作品《傲慢与偏见》一书中就有充分的体现。

　　《傲慢与偏见》一书贯穿始终的就是主人公达西与伊丽莎白从一开始对各自怀有各种偏见和保持各自的傲慢到冰释前嫌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线索，二人的结合应该是这本小说中最幸福、理想的婚姻，也正是作者所提倡的婚姻观的典型代表。其实这段爱情来源于作者简·奥斯丁本人的初恋经历，因为在姐姐的订婚典礼上所作的发言，简·奥斯丁与她的初恋汤姆·勒弗罗伊闹出矛盾并由此相识、相恋。但是为了处于下层中产阶级的汤姆今后物质富足并保障其家人的生活，简·奥斯丁放弃了与其私奔的机会，并最终把现实生活中有情人分离的结局在书中变成了幸福完满的画面。

　　国内对奥斯丁研究具有引路人作用的学者是孙致礼教授,目前国内较权威的奥斯丁作品的中译本当推孙先生翻译的译本,他不仅将简·奥斯丁的作品全部翻译成中文,而且他对她作品的评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着中国研究者的思路和方向。孙致礼先生对奥斯丁十分倾心,并对她的作品着迷,为奥斯丁“最精湛的语言”和处处洋溢的“机智幽默”所折服。孙先生“痴迷”于奥斯丁,陆续翻译出版了奥斯丁的六部小说。孙先生所推出的译本忠实准确、生动传神、晓畅自如,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如何处理好“形似”和“神似”的关系,是许多译者面临的共同问题。译界“形似”“神似”之争相持多年,许多译者逐渐形成了“形神兼顾”方能造成理想译文的共识。但是在实践中往往过于极端,或因受原文词句约束过甚,处处机械死译,致使译文晦涩难懂;或因一味追求曲笔达旨,而将原文形式弃之不顾,结果流于随意之弊。孙译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充分尊重原文的形式,追求形似基础上的神似。译者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一般说来,‘神形皆似’的译文,通常是直译的结果。因此,译者应该先从直译试起。”通览孙译本,我们可以看出译者保留了原作许多段落的句式句序和修饰手段,有时稍加调整,即能显示原文的风采姿致;有时几乎是字比句次地直译,亦能妙文妙句,与原文天然契合,神形皆备。例如，贝内特太太耍了个花招,等大家都走完了,他们还又等了一刻钟马车,这就给了他们一个机会看看,主人家有些人多么渴望他们赶快走。贝内特一家人应邀参加内瑟菲尔德舞会。一心想将女儿嫁给宾利先生的贝内特太太散场后迟迟不肯离去,结果自取其辱,被主人家晾在一边,“gave them time to see”,孙译“给了他们一个机会看看”,与其结构对等,韵味相当到位,传达了原文含蓄、讽刺的情趣。当然,直译并非处处可行。如果在“形”“神”实难两全的情况下力求形式对应,只能使文句只是形似,而韵味尽失。此时,应该“采取意译的方法,传其‘神’而舍其‘形’”这就要求译者摆脱原文特殊形式的羁绊,把原作的意思活脱传神地表现出来。孙译不乏这方面的范例。

　　异化和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如何选用,在翻译界一直存在争议。异化派认为译文应保留源语文化,让译文读者了解异国文化,同时让原文中的内容丰富目的语文化及表达方式,让翻译真正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归化派则认为译文应顺从目的语文化,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保持文章的顺畅通达,易于理解,以避免文化冲突及其导致的误解。翻译的根本任务是忠实地再现原作的思想和风格,而文学原作的思想和风格都带有浓厚的异国情调,因此,异化翻译是必不可少的。孙先生在他的《翻译的异化与归化》一文的最后说道:“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归化翻译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到了21世纪,局面将会有所改变,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随着各国人民之间的不断沟通,向作者接近的异化译法将越来越广泛地采用,与归化译法取得平衡,甚至可能占上风。”在《傲慢与偏见》的孙译本中,恰到好处的异化翻译比比皆是。例如:至于说到贝内特小姐,他无法想象还有比她更美丽的天使。孙致礼将“angel”翻译成“天使”,采用的是异化法,保留了源语文化特征,忠实地传递原文之意,使目的语读者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外国基督教或天主教在其宗教生活中所占的主导地位,就如同中国的道教这样的宗教观念已经融入到人们的世俗生活之中,随处可见,密不可分。从《傲慢与偏见》的译文可以看出,孙先生坚持翻译辩证法,灵活再现了原作的风貌,使读者深刻地体会了奥斯丁作品的艺术风格及艺术魅力。

　　交际双方共享的信息背景语境，可分为作者与读者之间和小说中的人物与人物之间两种，故事情节中的人物之间也有共享信息，对译者选词造句有着很大的参考价值，如：“I dare say she will;she has got over the most trying age.”译文“她一定会那样；她那最容易惹祸的年龄已经过去。”伊丽莎白与已成了自己妹夫的威克姆交谈，威厚颜无耻地问及达西小姐的近况，伊则旁敲侧击，一心想戳穿他。伊说的“the most trying age”很明显是暗指达西小姐当初差点被他诱拐，与他私奔一事。威心明肚知，却脸不红心不跳。孙译表现出对人物之间微细的共享信息的注重，同时，也更好地塑造伊调皮、机智的个性和威的卑鄙嘴脸。非语言语境因素对文学翻译及其评论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文学翻译是一种美的再创造，正如茅盾先生所说：“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当然，艺术意境的再传达，对译者而言，有相当的自由度，但这种“自由”必须建立在对原作语境各因素的全面准确把握基础上，尤其是过去不太受人重视的非语言语境因素，否则，要么因吃不透语用含义而“死译”，要么因理解错误而“误译”甚至“乱译”，对翻译的高质量是一种致命的伤害。

　　简·奥斯丁是十九世纪初期最受欢迎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之一，《傲慢与偏见》是其代表作。《傲慢与偏见》描绘了一幅18世纪末19世纪初时，英国乡镇的一幅保守闭塞的生活状态和世态人情的画卷。而翻译是一项如履薄冰的工作。它既需要译者认真阅读原文,透彻理解原文,更需要译者进行再创作,使之成为语言流畅而优雅的译文。

　　[1]张凯.言语行为理论与《傲慢与偏见》中的反讽[J].保山师专学报.2007(04)

　　[2]曾艳.《傲慢与偏见》中的和谐之美[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05)

　　[3]钟莲英.《傲慢与偏见》及其汉译本衔接手段对比研究与翻译[D].中南大学2007

　　[4]龚慧.论《傲慢与偏见》的风格翻译[D].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