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小说《米尼》的女性悲剧

　　中国当代女作家中，王安忆以女性独特的视角直面人生，真诚大胆地书写女性的欲望和体验。小说《米尼》的题材来源于王安忆1989年夏天的白茅岭女监采访，主要讲述上世纪七十年代插队女知青米尼返回上海后，如何从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孩沦为XXX暗娼的故事。王安忆既是于想象中构建米尼的故事，也是于现实中构建米尼的故事，主要向我们展示人在抗争无力、挣扎无依的现实困境中所产生的人性变异与悲剧。

　　目前，对王安忆小说《米尼》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从小说时代背景的角度，分析知青回城的精神建构；二是从女性角度分析，研究女性生命主题、自我意识以及两性关系，其中有些是与其他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尤其是与同类型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三是从人性角度，揭示人性在社会中的转变。对《米尼》中女性的相关研究虽多，但对文本中女性悲剧探究得不够深入。

　　论文以小说女主人公米尼的悲剧为切入点，总结米尼亲情、友情、爱情三方面的悲剧命运，进而探讨米尼悲剧的成因，根据米尼悲剧的成因发现其背后所蕴含的人生启示。

　　家庭完整的米尼本应该和普通的回城女知青一样，重新融入城市的生活，在上海的弄堂里平凡的过完一生，身边有阿婆照料还有一起长大的哥哥姐姐，在外有努力打拼接济家中的父母，这样的家庭在当时的上海是寻常的，但是米尼最后却反常地堕落为小偷、暗娼。王安忆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小说的开头米尼没有和同伴一样选择直接回家，而是与阿康一行人去了蚌埠，并且米尼拒绝打电话回家，“不要了，他们本来也不晓得我哪一天到家。”[[[]王安忆：《米尼》，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可以看出米尼没有即将见到亲人的急切、激动的心情，话语中体现出她与亲人之间的互不关心。随着小说的发展我才慢慢理解米尼当时冷漠的反应。父母在米尼八岁的时候就去香港打工，父母在家的时候，米尼是被呵斥最多的孩子；父母出去打工后，性格古怪的阿婆更是将与米尼的纠缠当成她苦闷与孤独的发泄口；她自私贪婪，用各种理由来克扣米尼的生活费，但随着年纪的增长，精打细算的她开始恐惧死亡，竟然用毕生的积蓄购买昂贵的高丽参。在同样受到阿婆压制的哥哥姐姐那里，米尼也感受不到温暖。哥哥是最受器重和疼爱的，但是他幼稚教条、自私自卑，他认为父母去香港打工是可耻的，这违背了他的共产主义理想，所以他绝食，甚至要与父母划清界限，如此痛恨父母去香港打工却依然靠着父母寄回的钱生活着。而同样是女孩的姐姐虽然凡事都会让着米尼，但是她的这种谦让是没有感情的，“姐姐是个性情极其平淡的人，平淡到了几乎使人怀疑其中必有什么深奥之处，其实什么也没有。”[[[]王安忆:《米尼》，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姐姐的性格与米尼的性格截然相反，平淡得离奇的姐姐让活泼的米尼觉得疏离，所以米尼也不愿与姐姐接触，最后只能和阿婆相互纠缠、折磨，“到了最后，阿婆觉得米尼是她最大的敌人，米尼也认定阿婆是它最大的敌人。”[[[]王安忆:《米尼》，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亲人和敌人两种关系本是对立的，可是在米尼的家庭里这两种关系之间居然被画上等号，身边的亲情让米尼感到十分厌恶，她想逃离家庭。她本想投靠母亲，可是母亲刚去香港就被小老婆强占了地位，婚姻处在崩溃的边缘，而母亲挣扎的方式就是管住父亲的钱，她居然还为此感到欣慰，母亲扭曲偏执的心态就像疯子一般。温情在亲人的冷漠自私中毁坏殆尽，所以米尼也变成一个冷漠自私的人，自保成为她的本能，追求快乐是她的全部宗旨，她愿意放弃所有只为图一时快活，最终堕入欲望的深渊。

　　小说中友情的概念非常模糊，可以理解为友情的人：一同回城的女知青们、大炮，还有一个要好的小姐妹。这些人与米尼之间的关系似友情而又非友情，又或者彼此间的友情已经不复存在。

　　表面上米尼与她的知青同学之间的情感是友情，她们一起聊天解闷，相互慰藉地度过无聊苦闷的插队生活；她们也会因为米尼单独和一群男生出去而感到担忧，但是从这段友情建立的基础来看，其中利益是最主要的。性格幽默的米尼为枯燥无味的插队生活带来许多乐趣，那些渴望通过米尼的笑话来消解苦闷的知青们视米尼为“跳梁小丑”一般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在当时又是不可或缺的；米尼又是极聪明的人，怎么会看不出自己只是被当成消解苦闷的工具，她不过是讨厌愁苦，她视愁苦为罪恶，自然也见不得别人愁苦，所以她要以取悦别人的方式来满足自己快乐的天性，她深谙娱乐说笑的技巧，并且喜欢不动声色地洞察别人的反应，王安忆称之为上海人所说的“冷面滑稽”：“表面不动声色，甚至十分的严肃认真和恳切，骨子里却调侃了一切。这其实包含了对世事冷静的体察，需要相当深刻的世故，仅靠聪明还不够，甚至于需要一点儿智慧。”[[[]王安忆:《米尼》，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米尼与其他知青互相视对方为笑话，她们之间的关系是环境压迫下的产物，所以米尼与知青同学之间的关系随着插队生活的结束而不复存在，回城后她们就再无联系亦可以证实这一点。如此看来她与其他知青之间的情感并没有达到友情的高度，只是相互利用而已。

　　米尼与其他知青之间建立在利益之上的关系让米尼漠视友谊的存在，而这种漠视也粉碎了米尼与大炮之间曾真正存在过的友谊。小说中大炮的出场让冰冷的文字稍微有了些温度，大炮为报答阿康，在阿康入狱后主动照顾米尼母子，他卑微地奉献自己仅有的积蓄，他把对阿康的友情转移到米尼和查理身上，米尼理所当然地接受着大炮的奉献。这种关系是不被别人接受的，因为他们不相信一个女人可以得到一个男人忠诚地对待，不相信男女之间存在纯洁的感情。如果说米尼与其他知青之间是相互利用的关系，那她和大炮之间就是单方面利用的关系，米尼利用大炮的积蓄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而且她从心底是看不起大炮的。最后米尼冷漠地打破大炮独自编织的友谊美梦，彻底地伤害大炮。

　　米尼的冷漠自私使她错过真正的友情，她将对大炮的愧疚转移到小姐妹的身上，从米尼没有防备地多次将她带到自己家中游玩可以看出米尼是真心对待这个女孩。也许是因果轮回，她看出来阿康对小姐妹的心思，却没有想到小姐妹的心思也不单纯，当阿康和小姐妹被捉奸在床时，米尼才发现自己愚蠢的行为居然间接地撮合两人。自己心爱的丈夫和亲密的姐妹联合背叛自己，这对米尼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亲情的缺失让米尼变得冷漠自私，这种性格的缺陷让她将自我的利益置于友情之上，自私的行为让她失去真正的友情，最终自己也被别人的自私所伤害。

　　亲情和友情的缺失使米尼感到孤独，于是阿康便成了米尼排解孤独的“药物”，米尼沉沦在爱情的漩涡之中，这场爱情悲剧其实是米尼自己导致的，在情感过于浓烈的时候，女性就会走进自己设置的圈套之中，难以自拔。米尼和阿康的相遇充满着“宿命感”的色彩，文本中“征兆”一词是反复出现的，米尼在觉察到种种“征兆”之后仍然被卷入命运的车轮，从此人生轨迹就向着一个确定的终点延伸过去。命运冥冥之中的安排是造成米尼悲剧人生的一个不可抗因素，而造成米尼爱情悲剧的重要因素是不平等的爱。米尼可以放下矜持主动向阿康告白，聪明的她也深知阿康对自己的冷淡，缺失的安全感迫使她一遍一遍问阿康是否爱自己，“米尼说：阿康，你晓得吧，在轮船上，我一眼看见你，就决定要抓住你了。阿康说：我也看出这一点了。我晓得我是逃不过去的，就不逃了。”[[[]王安忆:《米尼》，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可以看出这段婚姻是米尼的一厢情愿，阿康是被迫接受的一方，而婚姻是基于“相爱”这一基本原则之上的，米尼和阿康的婚姻显然违背了这一原则，违背这一原则势必会导致米尼将牢牢地被阿康控制，事实也是如此，阿康入狱后的乞求让米尼苦守三年。终于等到阿康出狱，本想着xxxx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阿康的出轨终于将二人的婚姻逼上绝路，然而肉体的沉溺与精神的依赖使得米尼再一次回到阿康的身边，这种鬼鬼祟祟的偷欢带来的刺激与快感使米尼又沦陷于情欲之中，她又一次对阿康抱有期待，然而当阿康为了弥补出轨的愧疚，主动将平头介绍给米尼做情人时，米尼从爱情的奴隶沦为欲望的奴隶。大梦初醒的米尼想要与母亲逃往香港，但是阿康无法容忍米尼的反抗，所以当他被抓时供出米尼这一想法也是预谋已久的，“他绝不允许他在地狱，而米尼则在天堂。”[[[]王安忆:《米尼》，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米尼逃离无果，最终锒铛入狱。

　　如果米尼没有认识阿康，这场悲剧就不会开始；如果米尼在背叛后没有选择回头，这场悲剧就会终止。作者并没有给予米尼这些可能性，因为这些可能性都是需要靠米尼的反抗才能实现，只是米尼陷入太深以至于无法反抗。米尼正是在从期待爱情到幻想破灭的道路上，在一次次在欲望的驱使之下，滑向不可自拔的堕落深渊。

　　米尼的性格畸形可以分为先天的性格畸形和后天的性格畸形两类。首先是先天性格畸形，环境是决定性格的关键因素，人类的发展是具有可塑性的，有一部分原因是取决于个体内在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与生俱来的。米尼的成长足以证明这点，同样是出生在这个冷漠自私的普通人家，米尼与哥哥姐姐的性格却截然不同。米尼与生俱来的品性就是快乐，也正是她的这种快乐让她与苦闷的家庭格格不入，米尼的快乐刺激到了阿婆，所以阿婆经常破坏米尼的快乐。在外人的眼里，米尼的快乐也是不可理喻的。米尼的哥哥在父母被怀疑为“走资派”时感受到莫大的耻辱，甚至要与父母划清界限，相较于哥哥的恼怒，“走资派”的称号正好满足米尼的虚荣心，她的内心是以此为乐的；后来，人们发现“走资派”其实只是劳动大众，因此也就不再找米尼的麻烦，这反而使得米尼的自尊心受到了挫伤。米尼的性格在当时被苦闷压抑笼罩的社会是反常的，米尼逐渐地失去家庭的温暖，失去朋友的支持，于是她被这个在她眼中奇怪的城市孤立了。米尼的快乐与她的年龄特征是相符的，但是她的快乐与当时的社会氛围相悖，在别人眼里，米尼快乐的性格是畸形的，他们认为米尼是怪人，究其原因，不过是米尼与他们不一样罢了。

　　别人眼里的先天的性格畸形让米尼的性格产生变异，进而导致后天的性格畸形。社会的孤立让米尼缺乏安全感，她的心始终处于游离的状态，所以遇到同样境遇的阿康后，她便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阿康，情感的极度的空缺让她依赖爱情，她卑微地向阿康表达自己的感情，而阿康对待米尼是喜怒无常的，他为了寻找快乐经常愚弄米尼，米尼的逆来顺受更是让阿康肆无忌惮地对其他女人表示好感，争吵后米尼居然主动去哄阿康并原谅了他，阿康依旧不改恶习。米尼的这种毫无底线地让步无疑是将自己变成阿康眼中丧失独立思考能力、没有灵魂的附属品。

　　欲望是心理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因为人们往往会被欲望所奴役，从而承受着欲望引起的矛盾、失落等痛苦。女性的心思相较于男性的更加细腻，她们经常对生活怀有种种美好的愿望与期待，但如果这些愿望超过了一定的“度”转变成了膨胀的欲望，那它给生活带来的必然只有痛苦与无望，有时甚至还会是致命的打击。

　　王安忆在阐述创作《米尼》的动机时说：我想知道米尼为什么执着地要走向彼岸，是因为此岸世界排斥她，还是人性深处总是向往彼岸，当一个人决定走向彼岸的时候，是否有选择的可能，而这些可能性又是由什么来限定的，人的一生中究竟有多少可能性。王安忆在创作时不断给予米尼选择的可能性，她试图唤醒米尼，只不过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米尼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地狱。在米尼堕落的过程中，小芳爸爸多次规劝她及时回头，不能一错再错，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米尼根本听不进去，她只想追求快乐，而这个快乐就是阿康，为了和阿康走到一起她可以抛弃所有，所以米尼对于阿芳爸爸的忠言充耳不闻。在阿康入狱后，米尼学会了偷窃，而且在偷窃时她会有一种感动的心理，因为在偷窃让她觉得阿康就在自己身边，对阿康的思念和抑制不住的欲望促使她一次又一次地偷窃，甚至开始钻研偷窃之术，因为这种病态的欲望，即使阿康不在身边，米尼也无法逃出阿康的控制。两人离婚后，阿康依然可以牢牢地控制住米尼，米尼也会义无反顾地倒进阿康的“温柔乡”，甚至米尼非常享受这种偷情的快感。与平头之间的厮混更是体现了米尼病态的欲望，虽然米尼痛恨阿康将平头安排给她做情夫这一行为，但当她尝到与陌生人偷情的刺激，以及与陌生人偷情所带来的不一样的体验时，米尼内心病态的欲望使她对这种体验产生了依恋。“我觉得你们其实并没有什么损失，你想想，女人总是要嫁人的，总是要跟男人的，现在不也是和男人在一起，不过数量上多一点就是，好比是批发改零售罢了。”[[[]王安忆:《米尼》，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页。]]平头试图说服米尼接受卖淫的事实，“零售改批发”对于平头和安康来说，是为了金钱，为了享受奢侈的生活；而“零售改批发”对于米尼来说，更多的是为了快乐，为了保存与陌生人偷欢的体验。一句“零售改批发”让米尼彻底抛弃了羞耻心，最终沦为了时代的暗娼。

　　“后来，当米尼有机会回顾一切的时候，她总是在想，其实阿康时时处处都给了她暗示，而她终不觉悟。”[[[]王安忆:《米尼》，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实际上，米尼并不是被阿康推入深渊的，而是她自己甘愿沉沦于欲望的深渊。“在朝向微末理想的期待之中,在现实生存的种种困窘之中,在为无法驾驭的本能所托举的天堂和地狱之间,人们在不自知间绝望而孤独地失陷于内心的战火。”[[[]戴锦华:《涉渡之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页。]]欲望产生于主体的内心，是受主体意志控制的，当主体任由欲望摧毁意志时，主体的堕落将是必然的。

　　王安忆关于知青的文学作品其视角对准的是一群庸常之辈，他们会因为生计问题而烦恼，因为感情的问题而困惑，米尼正是庸常之辈中的一员。她出生于上海弄堂里的一户普通人家。年幼时，父母去香港打工这件事让米尼的童年变得不再完整，而且在当时社会的大环境影响下，米尼父母因为去资本主义的地盘打工而被怀疑为“走资派”，同学们要求米尼和父母划清界限，但当人们得知米尼父母在香港属于劳动贫民就不再找米尼麻烦了。人们并不是厌恶资本主义，他们只是见不得别人过得比自己好，所以他们热衷于找茬，哪怕一点点瑕疵也足以让他们兴奋，当终于发现别人过得并不好时，他们就失去了找茬的兴趣，这些热衷于找茬的人都是米尼身边的同学、邻居，这些冷漠无情的人让米尼对这个地方更加厌恶，因此米尼的逃离也是无法避免的。

　　作者将故事背景放在上海这座经济飞速发展的繁华都市，故事开始米尼是一个刚刚返城的女知青，以前在乡下她重复完成每天固定的劳动任务，虽然插队的日子枯燥无聊，但是每天的劳动任务至少让米尼有目标可以前进；而回城后的米尼失去了目标，她与城市发展的脱节让她对这座哺育她的故土产生了陌生的感觉，她对未来产生了迷惘，这种迷惘的心态源于尴尬的社会定位，他们本属于城市，但当他们重新回归城市时，他们却变成了城市里的“异乡客”，无处容身的他们失去了原有的主体地位，逐渐被社会排斥到边缘，在社会的边缘不断挣扎，渴望赶上社会发展的脚步，重新融入这个纸醉金迷的繁华都市，然而充斥着金钱和酒色的社会是冰冷的，他们不会为了谁而停下发展的脚步，有人选对了道路，甚至可以一步登天，而米尼选择了错误的道路，深陷欲望的泥潭无法自拔，最终仍然被无情的社会抛弃了。

　　家庭教育包括在家庭生活中，父母对幼儿直接的科学知识教育以及道德伦理教育；还包括家庭氛围以及父母言行对子女的潜移默化。陈鹤琴的《家庭教育》明确指出：一个人知识的丰富、思想的发展以及良好习惯的养成都受到家庭教育的影响。家庭教育对于个体的影响之深远可以证明它的重要性。

　　米尼的家庭教育中，父母对米尼道德伦理教育是完全缺失的。父母不在身边，没有人教米尼礼义廉耻这些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所以无论是米尼与阿康的纠缠，还是米尼与平头的厮混，甚至最终走上卖淫的道路，这些与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缺失是撇不开关系的。在间接的家庭教育中，家庭氛围是一个重要因素，家庭氛围有很多类型：专制型、放任型、权威性、民主型等等，而米尼的家庭氛围类型是放任型，其中充斥着自私，自私的外婆为了排解心中的孤独苦闷总是找米尼的麻烦，自私的兄长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竟要与父母断绝关系，自私的姐姐冷漠地对待一切人和事，他们每一个人都将自己孤立于家庭之外，这个家就剩下一个脆弱的空壳，在这种自私的家庭氛围的包裹下，米尼也沦为了一个自私的人，“她的天性是那么快乐，又那么自私，本能的抗拒别人干扰她的心情。”[[[]王安忆:《米尼》，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可见家庭氛围对个体性格的形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和谐的家庭氛围可以对性格的形成起到积极的作用。此外父母的言传身教也很重要，由米尼父母外出打工，阿婆成了米尼的监护人，因此阿婆的言行对米尼的影响非常大。首先，阿婆对钱财执着地追求使她经常与米尼为了生活费的事情斤斤计较，这间接地加深了钱财在米尼心中的重要性，在繁华的上海她渐渐地沦为物欲的奴隶，为了追求奢靡的生活，她出卖身体以换取物欲和情欲的满足，最终沦为妓女。其次，阿婆是个非常尖酸刻薄的人，她会对自己的亲孙女说：“米尼，你好丑啊，怪不得你男人不要你呢！”[[[]王安忆:《米尼》，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页。]]虽然这是阿婆在临终前说的，但是可以想象在米尼小时候，阿婆也会说如此刻薄的话，她的话语里是对米尼的贬低，这些话语对年幼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一种伤害，米尼对自己的外表是不自信的，她的内心是自卑的，从她不断地询问阿康是否也喜欢自己时可以体现出，她不够自信以至于不相信阿康会喜欢自己，所以她通过不断地问询来打消自己的念头，米尼的自卑使米尼在婚姻中的地位也是卑微的，她甘愿受制于阿康，并且一意孤行地追随着阿康。这种依赖型的病态人格会让主体失去自我思考的能力，最终沦为别人的掌中玩物。

　　个体的成长要接受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的教育，而家庭教育是一个人最初接受的教育，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青春期地女性来说，家庭教育的启蒙作用是不可忽略的。家庭教育影响着青少年时期女性的性格和心理，决定着她们在未来的生活中选择怎样的道路。家庭教育的缺失往往会造成女性心理上缺陷，对女性的身心发展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女性独立意识体现在对自我的认同感上，对自我的认同要求女性对自身要有清晰的定位，因此女性在追求爱情的同时要避免迷失自我。王安忆笔下的米尼是缺乏独立意识的代表。在经济方面，刚刚回城的米尼并没有工作，她靠着父母寄给阿婆的生活费度日；结婚后，全靠阿康一人赚钱养家，阿康入狱后，无可依靠的米尼只能忍气吞声地靠着阿康父母过日子，甚至为了生存开始偷窃，可以看出米尼在经济方面过度依赖他人，以至于失去经济来源后便不知所措，最终只能靠出卖身体来换取经济的支撑。

　　在精神方面，米尼对阿康的爱可以理解为盲目地崇拜，她否定了自我的价值，甘愿忍受阿康将男权主义思想凌驾于她的思想上，在这段婚姻中，米尼和阿康的地位处于失衡的状态，象征地位的天平更倾向于阿康。阿康只是男权主义的一个代表，他们要求女性将他们的所言奉为圭臬，以此瓦解女性自我意识的建构，这种现象在当时的社会是普遍存在的，而女性在独立意识缺乏的情况下就会被男权主义剥夺理性，成为男性豢养的金丝雀。

　　王安忆以经济快速发达的城市为背景，城市内部鱼龙混杂，社会环境相较农村更加复杂，因此经济发达的城市更能表现社会发展的面貌，作者想借此体现改革开带来的突如其来的变化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改革开放后，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造成城市环境更加复杂，而复杂的城市环境也为人们发展的走向提供多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因此经济的发展就像一把双刃剑，利弊相当。

　　社会的发展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它不会因为人的意志而改变。我们能做的就是积极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努力地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的变化。社会的发展秉持着“适者生存”的理念，有些人因为社会的快速发展而感到兴奋，有些人因为无法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而感到惆怅，这两类人都是属于为适应社会而积极付诸行动的；而米尼则属于消极怠慢的一类，面对社会的抛弃，她从未想过争取，甚至默认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米尼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虽然下乡插队的经历使她与经济飞速发展的城市脱节，但是这不能成为米尼堕落的借口，毕竟下乡插队在当时社会是一股潮流，许多知识分子都纷纷响应，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像米尼一样误入歧途。

　　米尼的堕落与她被动的适应社会有关，米尼对于自身在城市中的定位是模糊的，换而言之，她缺乏城市的归属感，因此她从未考虑过怎样在城市里站稳脚跟，她将自己全盘托付于阿康，作者笔下的阿康是欲望和犯罪的象征，在阿康的诱惑下，米尼放弃挣扎并沉溺其中，最终走上卖淫犯罪的不归路，任由社会将自己排斥、抛弃。她时常会想如果自己早一天或者晚一天回家，就不会遇到阿康，命运会不会发生改变呢？米尼将自己堕落归因于宿命，她将自己被社会抛弃这样一个本可以改变的结局视为命运使然，最终被动地接受被抛弃的现实。

　　适应社会的能力不取决于知识的多与少，而在于适应社会的能动性，而能动性的实现必须建立在个体清晰地意识到自身所处的社会位置的基础之上，其次对于自身发展要有明确的目标，最后还需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依附于人；个体在欲望面前要保持理性，不随波逐流。

　　米尼是王安忆以白茅岭探监的一位女囚为原型创作的女性形象，作者通过呈现米尼由知青一步步沦为妓女的过程，揭示了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在男权主义的统治下逆来顺受、惨遭压迫的社会现象。王安忆对米尼这类女性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她对米尼表示同情的同时也表达对米尼否定自我、自甘堕落的愤怒，所以作者希望通过米尼的悲剧启迪女性思考自身的价值。王安忆的《米尼》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米尼的悲剧在当今社会以至于未来都有可能存在，所以王安忆借助《米尼》呼吁女性应当要具有独立意识，自觉挣脱男权主义思想的束缚，即使在男女地位不平等的社会中，女性也应该不卑不亢，主动把握机会，积极地实现自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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