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与林黛玉性格悲剧比较

　　德国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出版于18世纪70年代，作者歌德突破封建制度的桎梏，向读者们再现青年一代充满生机的形象。小说主人公维特生长在封建割据状态，政治、经济都十分落后的德国，受过良好教育的维特，崇尚自由，厌恶约束。他本是一位满怀抱负的有为青年，但爱情和事业上的坎坷，促使他走向悲剧的人生。维特的烦恼始于爱情，他爱上一位名叫绿蒂的少女，但绿蒂已有婚约，这注定了维特的爱情要以悲剧结束。爱情失败的维特将自己的精力投向于事业，可在工作中，他不仅遇上了迂腐的上司，而且处处受到贵族的蔑视，他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事业、爱情的失败导致维特痛苦不堪，最终以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红楼梦》同样出版于18世纪70年代，作者是中国著名的小说家曹雪芹。林黛玉作为《红楼梦》中重要的主人公之一，作者曹雪芹将自己深沉的爱意与悲悯的怜惜寄予在黛玉身上，黛玉自父母双亡后，便过着俯仰由人的生活，处处谨小慎微，唯有知己宝玉是她精神的寄托，他们相爱相知，但仍抵不过封建家族的势力，面临爱情的失败，黛玉以泪洗面，最终香消玉殒。黛玉和维特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渴望并追求着爱情和个性的自由，都曾以弱小的力量试图抵抗，但最终面临失败，以死亡告终。

　　现有的关于《少年维特的烦恼》这部作品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关于维特的人物形象研究。从心理、形象、性格等方面对维特这一人物进行分析；第二，关于维特之死研究。通过维特的心理活动分析，研究人物形象，进而浅析造成维特人生悲剧的根源；第三，以同性主人公与维特进行比较研究。如以《麦田中的守望者》主人公霍尔顿与维特进行比较、《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维特比较、《人间失格》主人公叶藏与维特比较等。有关《红楼梦》的研究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四类：第一，有关人物的研究。从性格、形象等方面对红楼中的人物进行探究；第二，有关主旨的研究；第三，有关红楼梦文本的研究；第四，有关翻译的研究。

　　以上研究占绝大多数，但是很少出现将维特与女性人物或者黛玉与西方男性人物进行比较的研究。《少年维特的烦恼》产生于18世纪70年代的西方，在同一时期的东方也诞生出一部著作——《红楼梦》，他们都属于悲剧性的人物，而且两部作品中的悲剧主人公林黛玉与维特在性格方面也颇为相似，在这些相似中又隐藏着某些不同，并且维特与黛玉悲剧命运的产生与他们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从人物性格入手，探究这两位人物形象性格悲剧产生的原因，并对悲剧成因进行比较，进一步揭示封建礼教对他们的摧残，以及他们所做出的斗争与反抗，从而折射出个人主义意识的觉醒。

　　悲剧人物的命运往往受自身性格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人物的遭受厄运是由于自己的某种过失或人性弱点所致，悲剧人物并非完美无缺，而是与我们十分相似。因此，他的灾祸不可避免”[[[]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7页。

　　[2]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杨武能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维特和黛玉的不幸遭遇主要源于性格，他们性格上都存在着某些缺陷，多愁善感是维特和黛玉性格上的同质特点，也是导致他们悲剧命运的原因之一。造成这种性格的成因，在二者身上又有着相似点与不同点。但是，二者多愁善感引发的性格悲剧都揭示出相同的社会现实。

　　维特与黛玉多愁善感的共同成因便是他们爱情的坎坷。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维特本是一位积极乐观的少年，初识绿蒂，便与她交谈甚欢。维特对这位知己一见钟情，甚至说道：“我本人也挨了两下子；使我打心儿眼里满意的是，我相信我挨的这两下子比她给其他人的还要重些”[[]]。可见，维特对绿蒂的爱慕已达到疯狂的阶段，他将全部情感都寄予在对绿蒂的倾慕中。爱情既是他快乐的根源也是他悲剧的起点，在这种爱慕的过程中，维特的爱情受到了阻挠，他不再像一开始那样毫无顾虑，其中大部分归因于阿尔伯特——绿蒂未来的丈夫，并且在绿蒂口中，阿尔伯特完美得无可挑剔，这更是给了维特重重一击。维特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欲望，他多么希望，自己是绿蒂的丈夫。爱情之路障碍重重，维特开始陷入了纠结，绿蒂的未婚夫已经回来，他理应放手，但就此放手，他又感到不甘。一边是渴望的爱情，一边是难以突破的伦理制度。在这种环境下，他的性格潜移默化地转变着。他无法做到像从前一样乐观。同样，绿蒂的决定也是维特悲剧爱情的催化剂。在阿尔伯特与维特之间，绿蒂难以抉择。她既与维特保持密切的联系，又不愿舍弃自己的未婚夫，绿蒂的内心煎熬着。起初，为了挽留维特，绿蒂想了很多方法，想让维特成为自己的哥哥，与自己的丈夫成为好友，她甚至想过撮合维特与自己的女性好友。对于这些可怕的想法，绿蒂立即打消了，因为这种荒唐的念头不被允许。她这种藕断丝连的做法使得维特越陷越深，当维特最终掉入深渊，她又决定拒绝维特，要求与维特断绝来往，命令维特消失在她的世界。在爱情与伦理之间，绿蒂最终选择了后者。因为她知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封建的伦理道德无法容许她与维特的爱情。

　　与维特一样，黛玉性格上的多愁善感，部分也归因于她与宝玉之间的爱情。黛玉的爱情和维特相似。宝玉和黛玉互为知己，黛玉对功名不屑一顾，宝玉也恰巧如此，因而他们从思想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再加上朝夕的相处和相互的支持，宝玉自然而然成为了黛玉倾慕的对象。为什么说她的多愁善感归因于爱情？原因有两方面。其一，宝玉的顽固不灵，是黛玉所担心的。宝玉有着男浊女清、轻怠仕途等思想，这些思想为封建时代所不容，也必然会遭到封建家长的反对，在《红楼梦》中，宝玉为此还遭到贾父的毒打。因此每当宝玉被贾父传去检查功课时，黛玉便忧愁万分，时时刻刻替宝玉担心，一有不妙，更是愁上心头，满面泪光坐在床前，眼睛哭得跟桃儿似的。这不仅是黛玉对宝玉肉体的哀痛，更是心灵的哀痛。其二，宝玉自小风流多情，与大观园里面的女子没有避讳之处，加上宝玉持有着一枚通灵宝玉，这恰好与宝钗的金锁有着金玉良缘之说，湘云持有一块麒麟，又与宝玉有着麒麟之说。黛玉对此很是介意，不免猜忌生气，内心更为酸楚。在后文中，黛玉从傻大姐口中得知与宝玉共结连理之人不是自己，而是宝钗时，她的多愁善感越发严重，爱情的破灭使她抑郁寡欢，以泪洗面，甚至打定主意糟蹋身子，日益消瘦，香消玉殒前一刻，黛玉叫着宝玉的名字结束她多愁善感的一生。对于黛玉来说，她的爱情寄托着她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更贯穿着她的整个生命和感情。传统的文化观念，加上封建大家长们都认同的金玉良缘之说，这些封建礼教，时时刻刻笼罩着黛玉的爱情。黛玉的爱情长期存在于封建制度的阴霾之下，爱情又是她的精神支柱，这怎能不使她多愁善感，怎能不使她向悲剧的命运？

　　虽然维特与黛玉多愁善感共同成因源于爱情上的坎坷，但是在成因上他们存在着差别。人物性格的形成可以分为两种原因：第一是，受先天遗传因子的影响，第二是，受后天环境的影响。虽然维特和黛玉都因情而多愁伤感，但是黛玉显然比维特多了一份先天遗传的影响。在《红楼梦》中，林如海夫妇晚年得女，使得黛玉先天便体弱多病。“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其言行举止不俗，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黛玉也坦言，从会吃饮食时便吃药，至今未断。请了多少名医修改配方，皆不见效”[[[]曹雪芹：《胭脂斋（胭脂斋批评本红楼梦）》，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26页。]]。黛玉的童年是与汤药作伴，“再加之母亲患病，黛玉窗前尽孝备受艰辛，母亲病故后又哀痛过伤，触犯旧症”[[[]曹雪芹：《胭脂斋（胭脂斋批评本红楼梦）》，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16页。]]。可以说黛玉自小身心便受到了摧残。先天的不足，使她羸弱多病，双亲的早亡更是雪上加霜，在无形中逐渐形成了黛玉多愁善感的性格。

　　维特与黛玉不同，维特性格上的多愁善感并不是与生俱来。维特在遇上绿蒂之前，是一位乐观开朗的少年，他初到乡村，便时常给好友威廉写信，在信中向好友描述乡间美景，感叹民俗风情，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自然生活的向往，这足以看出，维特起初并不是一个自怨自艾，喜欢咀嚼痛苦的青年，他甚至比当时的任何人都看得开。逃离了城市的喧嚣，在乡间他享受着生活的乐趣，大自然的一切是治愈他的灵丹妙药，他感到格外满足。再加上，他又在宴会上偶然遇见了绿蒂——一位与他情投意合，惺惺相惜的姑娘，他们的相爱相知，使维特觉得自己的人生会变得更加精彩。无论在生活上，还是爱情上，维特起初都是以豁达的心态去面对，这足以证明维特的多愁善感不是与生俱来。

　　“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的六个成分：情节、性格、思想、言语、唱段和戏景，其中，情节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悲剧的灵魂。性格的重要性占第二位”[[[1]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导致他们悲剧人生的原因之一便是多愁善感的性格，而这种性格的成因除了先天因素之外，大部分源于爱情的坎坷，黛玉和维特将爱情看得过重，甚至视为灵魂的寄托。他们渴望着自由的爱情，希望收获爱情的果实，但总是事与愿违。维特与绿蒂之间多了伦理的阻碍，因为绿蒂已有婚约，正是这种阻碍才使得维特在爱与放弃之间不断纠结，逐渐变得多愁善感。而黛玉与宝玉爱情的障碍是封建家族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注定着他们无法在一起，最终以死亡收尾。

　　无论是维特还是黛玉，爱情的失败只是表面，他们多愁善感的性格悲剧更多地揭示出，当时社会环境中封建制度对他们的残害。由此可见，无论从内在原因分析，还是从外在原因分析，维特与黛玉多愁伤感的性格悲剧，在很大程度上受当时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影响。维特之死揭示的是，伦理道德对于人性的摧残。从政治上来看，18世纪的德国还未实现真正的统一，面对国家的分裂动乱，加上经济上的缓慢发展，弱国必然会遭受强国的打压，因此人民的国家主义格外强烈，与自由相比，他们渴望的是国家的统一。在德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中，专制统治、绝对服从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所谓自由与平等的观念也早已弱化。加上德国经济依旧以农业发展为主，大部分农民处于农奴地位，因此，维特所处的乡村保留着中世纪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其他陈规陋习，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本就处于农奴地位的村民们，思想必然受到伦理道德的禁锢，处于落后状态。摆脱伦理，追求爱情，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过于荒谬。包括绿蒂在内，她虽爱慕维特，但是身处封建社会，她无法承受舆论的压力，与维特超出伦理道德的爱情必然会以失败告终。而受过良好教育的维特，崇尚自由，追求爱情，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他认为，道德法则之所以能够成立，必须以意志自由为前提，一个人的身心都无法获得自由又谈何法则。起初，他并不在意绿蒂已有婚约的事实，但伴随着阿尔伯特的出现与绿蒂的再三回绝，他朝思暮想的牵挂也败给了落后的社会环境，转化为爱而不得的苦闷。

　　黛玉与维特一样，同样受到封建制度的戕害。黛玉之死揭示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婚姻制度对于人性的摧残。18世纪，清朝处于封建社会的末端，一些陈规陋习和封建伦理依旧存在，在婚姻制度上向来是以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为主。在《红楼梦》第四回中写道：“都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曹雪芹：《胭脂斋（胭脂斋批评本红楼梦）》，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54页。]]。这段话是写宝玉与宝钗奉父母之命成婚后，宝玉仍对去世的黛玉念念不忘，同时也写出宝钗徒有虚名的孤寂。黛玉的爱情悲剧深刻揭露出，在封建大家长控制下的婚姻所带来的不幸。在古代社会，男女双方并不能决定自己的婚姻，真正掌控婚姻的是父母长辈。古代的婚姻，一方面代表着两个家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象征着僵死的礼教。男女双方本应是婚姻的掌控者，却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毫无主体性可言。宝黛钗三人的爱情悲剧以及黛玉之死足以揭示出封建制度的残酷。

　　虽然，中西方文化、政治背景有着差异，但是黛玉与维特都是封建时代的牺牲品。他们追求着爱情的自由与婚姻的自主，但却被人们视为异己，并为伦理所不容。他们的死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封建制度最根本的特征：等级森严，封建专制，人性泯灭。在封建制度的阴影中，自由被桎梏，人们极力反对自由天性，更是为了维护伦理道德的威严。只有对封建制度绝对服从，才能巩固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维特与黛玉的爱情在封建制度无情地冲刷下被淹没了，随之多愁善感的性格也将他们引向悲剧的人生。黛玉和维特的死亡，另一方面体现出作者歌德与曹雪芹对社会现实精确的把握与高度的概括，在人性丧失与道德败坏的封建时代，对黛玉或维特来说，在这吃人的环境中盲目地活着，往往比死亡更加恐怖。通过平凡人物的不幸，更能体现出不堪的礼教对人性的摧残，入木三分地揭示出封建制度的黑暗与无情。

　　维特与黛玉的悲剧一方面源于多愁善感的性格，共同成因在于爱情的失败，只不过黛玉比维特多了一份与生俱来的多愁善感。虽然在成因上有着相同点和不同点，但是，他们多愁善感的性格悲剧都揭示出封建社会，伦理道德对人性的残害。维特与黛玉另一种悲剧性格便是叛逆精神，而造成叛逆精神的成因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来源于对世俗的厌恶；二是来源于世人的不理解。世人的不理解则更多体现在维特这一人物身上。虽然，他们的叛逆精神都造成了死亡的结局，但是他们的死亡象征着二者对封建社会的反抗，以及个人主义意识的觉醒。

　　首先，维特与黛玉叛逆精神都源于对世俗的厌恶。虽说维特出生在中产阶级，但是他与上流社会的人截然不同，加上启蒙主义的影响，他不光向往自由恋爱，而且具有厌恶社会的叛逆精神。维特蔑视着上等人。原因在于，这些上等人为了凸显出自己高贵的身份，便瞧不起下等人。加上在上流社会中，人们交往的凭借便是门第，表面看起来一片和谐，实质却透露着淡漠，他们眼中只有利益，对于其他漠不关心，维特对此感到厌恶，在他看来，这些上流社会的人已经失去了自我。因此，他义无反顾地进行反抗，身为一个上等人，他偏要关心贵族口中所谓的下等人。这种具体表现在维特生活在小乡村的片段中。在乡村，维特对待村名们的态度与贵族截然相反，他待村民们友好，他关心村民们的生活，善于倾听他们的烦心事，并且赞助他们钱币，维特尤其喜欢与孩童玩耍，给予孩童们糖果和面包，同孩童们分享有趣的故事，在他看来，孩童与大自然一样，给人自由和愉悦。

　　同样，在黛玉身上也不难发现，她的叛逆精神源自对封建世俗的厌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黛玉鄙视封建家族中所谓的权贵。在第十六回中，宝玉将北静王赠与他的珍宝献给黛玉，他以为黛玉和寻常女子一样，会对这些金银首饰感兴趣，何况还是从北静王那里得来。可谁料想，黛玉对这名贵之物不屑一顾，并且扔到一旁，进行了暗讽，说这些物件都经过了臭男人之手。从中可以看出，黛玉对权贵之人的印象并不是很好，她将这些权贵之物视为身外之物，甚至嗤之以鼻。并且，她与旁人不同，从来不劝宝玉考取功名，视功名为浮云。第二，黛玉轻怠功名。在清朝，科举制度依旧盛行，宝玉又出生在家庭背景显赫的贾家，走上仕途，考取功名，结交显贵，光耀门楣，是他的必然选择。但是他对科举制度达到了厌恨的程度，他认为走上仕途之人学的都是些假道德。在贾府，宝玉的这种想法遭到众人的反对，唯有黛玉支持着他。宝玉曾言，黛玉从未与他提过功名二字。可见，黛玉对功名这些毫不看重。第三，黛玉对世俗的厌恶还体现在反对封建礼教。黛玉刚进贾府时，“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道：‘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曹雪芹：《胭脂斋（胭脂斋批评本红楼梦）》，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32页。]]。但是从黛玉吟诗作赋的水平看出，她是看了不少书的。那为何要说自己没看过什么书呢？因为在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封建社会不赞成女子读书，这也是对女子思想的压制。但是，黛玉表面这样说，实质上，从她吟诗作赋的水平来看，她绝对是学富五车。《西厢记》、《牡丹亭》等被人们视为当时的禁书，名门闺秀绝对不可以接触，但黛玉认为文学面前何来这么多礼教约束，甚至宝玉从外面弄来的外传野史，才子佳人之类的禁书，黛玉丝毫不在意，照看不误。以上足以看出，维特和黛玉对于世俗的厌恶，他们唯有以叛逆精神作为抵制封建世俗的武器。

　　其次，维特和黛玉的性格悲剧一方面源于他们对世俗的厌恶，另一方面源于周围人对他们的不理解。先从维特的经历来看，第一位无法理解维特的是来自城里的大夫。他对维特的举止很反感，因为维特不顾身份与管家的孩子们玩耍嬉戏，大夫说道：“总管家的孩子本来就够没教养的，这样一来全让维特给毁喽”[[[1]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杨武能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可见大夫认为维特这样的行为有失尊严。第二位无法理解维特的是阿尔伯特。他无法赞同维特的思维，具体体现在维特与阿尔伯特对自杀的不同看法上，阿尔伯特觉得只有怯弱的人才会去选择自杀，而维特认为自杀是勇士的行为，为此，他们引发了激烈的争执。令阿尔伯特更难理解的是，维特甚至将手枪直指自己的太阳穴。因此阿尔伯特觉得维特的从行为过于荒唐。最重要的是，曾与维特惺惺相惜的绿蒂，也无法理解维特的做法。当维特带着唯一的希望回到绿蒂身边，他发现一切已物是人非了，曾经与他情投意合的绿蒂也开始疏远他，并且下定决心，想尽一切办法打发维特离开，因为绿蒂明白，她与维特的爱情只能以失败告终，与维特理清关系，这是最正确的做法。面临这样的处境，维特本该放弃，可他依旧我行我素，依旧亲近乡村的平民们，依旧认为自杀是勇者的做法，对绿蒂的爱慕也丝毫没有收敛，维特以自己的叛逆与封建制度背道而驰。

　　从黛玉的经历来看，她表面上虽受众人的追捧，背地里却被人贴上了刻薄的标签，造成种种误会，可见很少有人真正理解她。黛玉心直口快，从不藏着掖着，但也不能称她刻薄。当下人给黛玉送宫花，黛玉见宫花是其他姐妹挑剩下来的，便直接说出了口，虽然这很容易得罪人，但是黛玉说的确实是事实。事后黛玉也就抱怨了一句，并没有拒收宫花，更没有责怪下人。实质上，他们并不了解黛玉。从香菱学诗的事件来看，黛玉和宝钗对待香菱的态度截然相反，宝钗并不支持香菱学诗，当她看到香菱为了学诗几近痴迷的状态，不禁感叹香菱必定是疯了。可这事到了黛玉那里，却让黛玉另眼相看，她甚至主动帮助香菱，教她作诗，可见黛玉并不是不近人情，只是人们缺乏对她的理解，没有走进她的内心。

　　黛玉与维特都不被理解，但二者不被理解的程度存在差异。他人虽难以理解黛玉，但宝玉与紫鹃却是她的灵魂伴侣，时时刻刻陪伴着她。而维特却被世人排斥，孤身只影，没有一人能够走进他的世界。在《红楼梦》中，即使有人不理解黛玉，宝玉与紫鹃却对黛玉感同深受。宝玉知道黛玉的流泪、生气、耍性子，都是在乎他的表现，他也明白黛玉葬花并不是一种荒诞的行为，而是黛玉对美的独特见解，黛玉怜惜这些花朵，只有将它们埋入土中才能清净。紫鹃也理解黛玉，大着胆子，不断撮合黛玉与宝玉之间的姻缘。而维特却不一样，在这世间，无人能理解他，并且人们都以淡漠，甚至是蔑视的态度去对待他。首先，是维特的上司，维特曾在公使馆工作了一段世间，但是维特的上司却是一位吹毛求疵的人，即使维特的文稿完成得再好，他也会对他进行训斥和挑刺，这使维特很痛苦。其次，是C伯爵和B小姐，他们对维特的文采很是欣赏，而且赞同维特的想法。维特受C伯爵的邀请参加宴会，在宴会上，人们对维特冷眼相看，并且对他进行了嘲讽，当维特面临这样的处境，C伯爵和B小姐并没有及时解救，甚至C伯爵将维特请出来宴会，B小姐则漠视发生的一切。作为一种麻木与怯弱的存在，C伯爵和B小姐为了融入这个社会，只能与众人一起排斥维特。面对世人的种种不理解以及淡漠的做法，维特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言行与举止，他有着自己的思维与个性，周围人越是不理解他，他越要执拗得强烈，越要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

　　维特与黛玉的叛逆精神都起因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世俗的厌恶，二是他人的不理解。在受他人不理解的程度上，二者存在着差别，黛玉有宝玉和紫鹃作为知己，而维特却孑然一生。他们的多愁善感揭示的是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摧残，而他们的叛逆精神体现的却是他们对封建制度的反抗。维特与黛玉敢于追求、勇于反抗。在封建社会，身为上等人，就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份，与下等人保持距离，可维特与黛玉却同情下等人，帮助他们。这无疑是对等级制度的反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是对女性思想文化的束缚，可黛玉不仅满腹诗书，并且对世人眼中的禁书照看不误。黛玉淡漠科举，也是她对科举弊端的轻蔑，科举制度的建立表面是为了选拔人才，实质上是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维特与黛玉一次又一次地向封建制度发起挑战，与封建制度背道而驰。虽然维特与黛玉都以死亡告终，但他们的死亡绝不是一种懦弱与逃避的表现，更不是单纯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的死亡不仅是对内心与生命的支配，更是对现实社会最有力的反抗。

　　维特与黛玉虽处不同的国度，但是他们性格上都存在着一种叛逆精神，正是这种叛逆精神造成了他们的悲剧。同时，黛玉与维特的死亡，又都以自我解放与个性解放促进着人们思想的觉醒。18世纪，英国与法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巨变，激荡着德国的整个思想界，在德国腐朽黑暗的社会环境中里，人们的才能遭受扼杀，情感被受压抑，个人意识逐渐代替了国家主义，在德国的思想领域中觉醒。维特之死更是促进了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失意的年轻人们从维特之死得到了启发，他们举起武器对德国封建势力进行抗争，这呼吁着更多青年一代的觉醒。同样，黛玉之死象征着女性意识的觉醒，黛玉的悲剧是封建时代众多女性的缩影，无论她是多么的不凡与独立，在父权主义、男权制度下终究成了时代的牺牲品。但是黛玉这种对于自我的追求、对于命运的抗争、对于礼教的的冲破、对于生活的向往的意识，无疑是封建制度下女性意识的觉醒。以死亡告终的维特与黛玉，虽然他们的肉体已不复存在，但是他们的反抗精神与个人主义的觉醒，给予后人勇气，去谋求自由与平等。

　　维特与林黛玉是《少年维特的烦恼》与《红楼梦》中的悲剧主人公形象，他们真诚善良，向往自由，但他们的性格却与社会格格不入，从而导致了他们悲剧的人生。其中最明显的悲剧性格便是多愁善感与叛逆精神。从两位悲剧主人公的悲剧性格入手，分析他们悲剧产生的原因。维特与黛玉性格上的多愁善感源于爱情失败，这是二者悲剧性格的共同成因，但是黛玉比维特多了一份先天因素——自幼体弱多病。而黛玉与维特对世俗的厌恶，以及他人对二者的不理解都造成了他们性格上的叛逆，叛逆精神的不同之处在于二者不被理解的程度不同，黛玉虽被世人不理解，但是宝玉与紫鹃永远是她的灵魂伴侣，而维特却没有一人能够理解他。18世纪，虽然东西方文化、政治背景有着差异，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他们多愁伤感的性格造成的悲剧都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势力的残酷，从他们身上可以体现出封建势力对于人性的制约。而性格中的叛逆精神引发的悲剧更多地揭示出，他们对于封建社会的抵制与反抗，折射出个人主义开始觉醒。

　　[1]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M].杨武能，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曹雪芹，胭脂斋.胭脂斋批评本红楼梦[M].长沙：岳麓书社，2015.

　　[4]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5]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长沙：岳麓书社，1992.

　　[6]陈伟.西方政治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7]叶隽.歌德学术史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8]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9]刘心武.刘心武揭秘红楼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10]Anne Vincent-Buffault.The History Of Tears:Sensibility And Sentimentality In France[M].Martin's Press,1990.

　　[11]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M].Stuttgart:Reclam,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