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三部曲“的悲剧书写

　　摘要

“江南三部曲”是格非的代表作，它是由《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三本书组成。“乌托邦”理想是贯穿于“江南三部曲”中的重要母题，“江南三部曲”中的“乌托邦”追寻往往都是以失败告终。从“悲剧性”的理论视角切入，系统地梳理出“江南三部曲”中“乌托邦”梦破碎的原因，探讨出“江南三部曲”中“乌托邦”追求者所体现的悲剧精神，从而总结出“江南三部曲”中“乌托邦”悲剧书写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江南三部曲；乌托邦；悲剧性；现实意义

　　一、引言

“江南三部曲”作为格非沉寂多年后再次引起文坛轰动的产物，它主要是由《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这三部长篇小说构成。格非通过对陆侃一家四代人故事的叙述，将“乌托邦”理想这个主题始终贯穿于三部小说中，透过同一时间段不同空间的人、不同时间段不同空间的人对“乌托邦”理想的追寻，描绘了一幅广阔的历史画卷，呈现出从清末明初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生活和变化。

“‘乌托邦’一词是由两个希腊语‘ou’(无)和‘topos’（场所）构成的，本义表示‘无场所’、‘不在场’、‘没有的地方’，亦即‘乌有之乡’。[张彭松.乌托邦语境下的现代性反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传统意义上的“乌托邦”历来被作为一种全社会的共同理想而存在，而“江南三部曲”中的追寻者们的“乌托邦”理想则是作为普遍意义上的“乌托邦”理想的一种“变体”，“乌托邦”追寻者的“乌托邦”理想是以个人理想的形式而存在的，它不是作为一种全社会的共同理想，而是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的个人理想的产物。

“江南三部曲”中“乌托邦”理想的追寻，主要是以悲剧的形式呈现出来的。程孟辉认为“所谓悲剧，也正是以主人公所遭受的那种不应受的苦难而言。没有苦难，也就无所谓悲剧”[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09:28.]。但要分清楚的是悲剧中的苦难，并非与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完全等同，悲剧中的苦难更多的是一种经过艺术加工处于人为框架中的苦难，它与读者之间存在一种距离感，它能够引起欣赏者对悲剧主人公的同情和怜悯，而现实中的苦难则不然。

本文旨在通过对“江南三部曲”中“乌托邦”追寻的悲剧性分析，力求探究“江南三部曲”中“乌托邦”梦破碎的悲剧性原因以及“乌托邦”实践过程中悲剧精神的体现，深入挖掘“江南三部曲”中“乌托邦”悲剧书写的现实意义，进一步推进“江南三部曲”的悲剧性的研究，为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提供参考。

　　二、“江南三部曲”中“乌托邦”梦破碎的原因

“江南三部曲”中的“乌托邦”梦大多是以个人理想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主人公们将个人理想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下进行实践，必然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面临理想的覆灭。

　　（一）“江南三部曲”中“乌托邦”梦破碎的客观原因

1．外界势力的不认可

张季元和陆秀米的革命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革命是不正当的。首先，他们的革命都没有获得百姓的认可。在普济百姓看来，陆秀米的革命就是一个疯子做的疯事，他们不仅在思想上没有对陆秀米的革命表示支持，而且在行动上也对她的革命表示抗拒，如陆秀米创办了育婴室、疗养所等机构，普济百姓都没有将孩子送进去，甚至连陆秀米的母亲也偷偷的将“小东西”从里面抱了出来，还有的人宁愿躺在家里死，也不去陆秀米的疗养所治疗，这些都给陆秀米的革命造成了极大的阻力。事实证明，一个没有人民支持的革命是不正当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其次，相对于清廷来说，由张季元、薛举人等人组成的蜩蛄党无疑就属于反清叛党。在小说中也有提到，张季元以养病为借口到陆秀米家居住，名为养病，实则是为了躲避清廷的追捕。较之清朝的正规官员，以张季元、小驴子为首的反清叛党，他们在人数上就不及清廷。在行动上他们又一直处于逃亡抑或是隐匿的状态，在这种敌众我寡的形势中，张季元等人的革命活动必然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王观澄作为花家舍的建立者，他的“乌托邦”梦之所以破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建设花家舍时所使用的手段是非法的。他所建设的花家舍，在一开始时是美好的，似乎真有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的意味。但这样一个如人间仙境般的花家舍，也抵不过现实的处境。随着时间的推移，花家舍所产生的花销越来越大，“抢劫”便成了维持花家舍日常开销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可想而知，由抢劫所带来的必然就是权力的争斗，小说中就有提到几个当家因权而互相厮杀，最后花家舍也是在这场激烈的厮杀中被毁。“乌托邦”本就是一个人人和谐共处的理想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加进了这么一些土匪，他所建造的“乌托邦”也已经不是“乌托邦”了，所以花家舍的毁灭是必然的。

谭功达的“乌托邦”梦之所以破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县XX官员的阻力。首先，谭功达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梦除了得到老上级聂竹风的支持外，县XX里实际上没有人真正支持他的提议。反对声最大的就是副县长赵焕章，他曾多次在会议上公然反对谭功达的提议，当谭功达先后提出要修建普济水库、梅城公园、开挖运河时，他都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在大多时候他的反对也得到了县XX其他官员的积极响应。作为梅城县的副县长，他的反对给谭功达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梦的实现造成了极大的阻力。但最大的阻力则是由白庭宇、钱大均组成的背地反对派，他们用阴险的手段将谭功达捧上了天，却在最后又将谭功达从高高在上的县长的位置拉了下来。这种表面支持、背地里耍阴招的把式，才是将谭功达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梦捏的粉碎的罪魁祸首。

小说中王元庆的“乌托邦”梦之所以破碎正是因为合伙人张有德集结黑社会并与派出所勾结，将王元庆硬生生的从花家舍项目排挤出去，使得王元庆的“乌托邦”理想还没有付诸实践就被扼杀在摇篮里，在张有德看来，王元庆建立“乌托邦”理想王国的想法就是在和这个社会对着干、和这个时代作对。可见，王元庆的“乌托邦”理想是不被当时的社会所认可的，注定是会面临失败的。

2.同盟者的信念不坚定

不管是张季元还是陆秀米，他们的革命同盟者都是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伪同盟者。如张季元的革命团伙中的薛举人，他委实是个贪恋女色的好色之徒，在李道登带兵围捕他时，他竟还想着收拾金银细软带上妓女小桃红一块逃跑，可谁想小桃红竟是官府安排在他身边的眼线，最后落得个断头惨死的下场；再者是其他的革命党人，他们在得知薛祖彦惨死后，一个个都吓破了胆，有的逃亡往外地，有的则藏匿于山林避祸，当张季元想要与他们一起商议对策时，他们都表现出懦弱、六亲不认的模样，甚至还想将张季元送去官府。这些同盟者在革命中做出的装聋作哑、贪生怕死的举动，委实让张季元的革命跌入了谷底。

“大同梦”的另一位革命者陆秀米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在刚开始进行革命时，陆秀米也聚集了一帮人马，人员极其复杂，有妓女翠莲、舵工谭四、杀猪的大金牙，等等。这些人，大多都是不三不四的人，他们只知革命二字，却并不知道何为革命，为何革命，他们之中甚至有些人名义上挂着革命的帽子，背地里却干着非人的勾当，如杀猪的大金牙连同其他几个同盟者，将长洲的一个寡妇给轮奸了，逼得寡妇跳崖而死。让这样人面兽心的同盟者加入革命阵营，把革命搞得乌烟瘴气，这样的革命注定成功不了。再者就有学堂管事徐福携款潜逃，同盟者各奔东西，有的回去杀猪，有的则回去打铁，革命反而成了他们的一场小闹剧。这些由陆秀米临时聚集起来的同盟者，委实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的革命信念不仅微弱，而且还带有强烈的利己思想。事实证明，强扭的瓜是不甜的，陆秀米的革命必然会遭受滑铁卢。

　　（二）“江南三部曲”中“乌托邦”梦破碎的主观原因

1．人的思想和性格的局限性

“江南三部曲”中的“乌托邦”追寻者，首先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乌托邦”追寻者也一样，他们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完人，他们的“乌托邦”梦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内心中某种欲望的表现。

作为一个革命者，张季元身上有很多作为革命者不该有的劣性。首先表现为他的私生活十分混乱。张季元与以往我们所熟知的英勇无畏且具有巨大的人格魅力的革命者有所不同，他作为一个革命者不仅没有起到先锋模范的作用，反而成了一个内心极度纵欲的色棍。他一方面与陆秀米的母亲梅芸行偷情之事，一方面又对陆秀米怀有不轨之心，他曾一度发出“没有你，革命何用？[格非.人面桃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158.]”的感慨。他思想中所暴露出的不正当的性欲，以及革命意志的动摇，让他的革命似乎变得毫无意义。质言之，一个连自律都不能做到的革命者，显然不能领导革命走向成功。其次是张季元的思想中存在地对“乌托邦”理想的狭隘理解。正如程孟辉在《西方悲剧学说史》中所说的，“悲剧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并不是由于其作恶，而是由于其判事不明而犯的错误。[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09:56.]”毋庸置疑，一场革命能否成功关键就在于革命者是否有对自己所设想的革命理想进行正确性预判。很显然，张季元并没有做好这一前期工作就开始革命，他想通过革命实现的“大同乌托邦”，在他看来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社会状态，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带有暴力色彩的，并且缺乏社会秩序的混乱的“大妓院”。他的“乌托邦”理想中所带有的赤裸裸的性欲以及狭隘的平等观，在不断进步的文明社会中显然不会被世人所认可，势必会被时代摒弃，最后落入破灭的深渊。

陆秀米的革命之所以失败与她自身的局限性脱不开关系。首先表现为其思想上的局限性，“她想把普济的人都变成同一人……每个人笑容都一样多，甚至连做的梦都是一样的。[格非.人面桃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234.]”她的“乌托邦”梦看似完美，却又是漏洞百出。如果真如她所想的那样，普济里的人都变成了同一个人，那么人的个性与共性的比重就会严重失调，最后共性完全取代个性，普济便不再是人人平等的村庄，反而成为同一个人的“统治地”。她的设想完全忽略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特性，人是有思想的高级动物，根本不可能成为、也无法成为一群思想统一的机器人。可见，她的想法终归只能是想法，一但付诸实践，就必然不会是一帆风顺，抑或是必然失败的。其次是性格上所具有的善良以及单纯的特性，使得她在革命中极易轻信他人，大多数时候缺乏自己的判断。在进行革命计划时，因经费不足，陆秀米便听信翠莲之言，将家中的房契地契尽数贱卖给了龙庆棠。不仅如此，她单纯的性格使得她对身边的人毫无防备，最后也是因为翠莲的出卖，锒铛入狱，导致“乌托邦”梦的最终破灭。

谭功达的性格中所具有的“痴”、“呆”、“天真”等特点，让他无法在勾心斗角的官场中生存。首先，这种“痴性”在谭功达身上主要表现为爱情上的“花痴”和对“乌托邦”梦的“痴迷”，他是一个爱做梦，并且敢做梦的人，他的梦并非完全不能实现，但在他所处的时代却又是不可能实现的，至少不能立即实现。一边追求爱情，一边又想提前实现共产主义，一个被爱情迷惑的人，空有建设“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激情，行动上却又做不到位，显然不是一个能成大事的人。谭功达作为“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头号粉丝，他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乌托邦”构想中，似乎现实中出现的一切问题都与他无关，因为这种对“乌托邦”的痴迷，使得他变得十分固执，不能够有效的因时置宜，每当出现问题时，他总是会说回去开个会讨论讨论，却从不反思，总是一意孤行。其次，谭功达性格中特有的“呆”性以及软弱性，使得他根本不懂得官场处世之道，也不懂得官僚之间的肮脏勾当。他至始至终都被蒙在鼓里，连白庭禹私自任命白小虎为副乡长，他也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当大坝出现问题的时候，所有人都参加到抢救工作中，只有他浑然不知，一个人躺在家里睡大觉。正是由于他性格中的“痴”、“呆”、软弱等特性，才使得自己一步一步进入敌人的陷阱却浑然不知，这就注定了他的“乌托邦”失败的必然性。

总而言之，“乌托邦”追寻者的“乌托邦”实践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或多或少与他们天性中所存在的人的脆弱性有很大的关系，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他们在思想上、行为上都有些强烈的主观意识，这就造成了其“乌托邦”追寻过程中行为的自我中心化。

2．个人理想的局限性

从文本上看，不管是陆侃的“桃源梦”、陆秀米和张季元的“大同梦”，还是谭功达的“共产主义”梦，抑或是王元庆、绿珠、庞家玉等人的“乌托邦”梦，都只是停留在个人的理想层面，并未上升为全社会的共同理想。他们都想凭一己之力，实现“乌托邦”的个人理想，但他们忽略了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没有社会的认可，要想实现“乌托邦”又谈何容易。

他们对“乌托邦”的追求纯粹是个人意志的一时兴起。《人面桃花》中的陆侃在五十岁之前并没有产生建设“桃花源”的想法，也就是在他五十岁寿辰时，偶然从丁树则那得到一幅《桃源图》，他才做起了自己的“桃源梦”来。官场失意后，他将未能实现的雄心壮志放在了这一幅《桃源图》上，天天做着“桃源梦”，心却一直没有离开扬州府的衙门，从本质上说他的“桃源梦”一开始就是不纯粹的，他的“桃源梦”梦中寄托着此前一直求而不得的仕途梦。

陆秀米也是如此，她一开始并没有追寻“乌托邦”的想法，她之所以在后期开始革命，就是因为她受到了陆侃、张季元、王观澄三人的“乌托邦”思想，以及东渡日本的经历的影响。正确的指导思想，一直在陆秀米的革命中呈现出缺失的状态。作为一个革命的领导者，她甚至不知道革命到底为何物，就只是知道“革命”一词罢了。在革命中，陆秀米仅仅只是扮演着搬运工的角色，她一味盲目地将自己的见闻照搬到自己的革命中，天真的以为这样就能成功，但却总是呈现出拆了东墙补西墙的状况。

《山河入梦》中谭功达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个人理想化，更是显而易见。他的“乌托邦”理想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总体性设计，而不是通过征求大多数人的意见自下而上的求证方式”[张彭松.乌托邦语境下的现代性反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70.]。每当他提出自己的提议时，县XX的其他官僚都会极力反对，并且给他列举出提议的不可行性，可最后他却总是利用上级聂竹风的权势勉强推行。他只担心自己的方案有没有实现，并不在意百姓是否安好，他一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人们的头上，对于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后果不管不顾，想的只是“乌托邦”梦实现后的好处，却一再忽略人民当前的处境。

　　三、“江南三部曲”中“乌托邦”追寻者的悲剧精神表现

“江南三部曲”中的悲剧精神主要体现在陆侃、陆秀米、谭功达等人的“乌托邦”实践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对“乌托邦”理想的执着追求与其在实践过程中屡屡受挫以及最后理想的破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现出理想与现实难以调和的矛盾性，体现出“乌托邦”追寻者们“兼济天下”的宽广胸襟和远大的人生理想，具有浓厚的悲剧意味。

　　（一）“江南三部曲”中“疯子”形象所体现出的济世精神

1．阁楼上的“疯子”——陆侃、陆秀米

“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说的正是陆侃无疑。陆侃因“盐课”一案被罢官回籍，回乡以后，本仅凭先前积攒的家底就可一生无忧，但却因一幅《桃源图》就点燃了他在扬州府学任上时未能实现的雄心壮志。这个“桃源梦”中更多寄寓了他在仕途中未能实现的“仕途梦”。不管这图是真是假，似乎这图只是为陆侃的“桃源梦”作了一道引子。

可正是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桃源梦”却把陆侃逼疯了，他是陆秀米眼中的疯子，但他出场时又是正常如常人。他把自己变成了别人眼中的疯子，时而正常，时而疯癫。他相信，普济原来就是陶渊明发现的桃花源，而村前那条大河就是武陵源。他想要在普济造一条风雨长廊，把村里的每一户人家都连起来，让普济人都可以免受日晒雨淋之苦，他的思想里有着士大夫身上所具有的“兼济天下”的济世精神。可就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在丁树则的眼里却成了疯话连篇。靠着这股“疯”劲，他开始在自家花园里砍树，栽种桃树。可刚开始着手砍树，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事后，丁树则向陆秀米谈起陆侃的“桃源梦”时，也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笑话。最后，陆侃只能带着他的“桃源梦”灰溜溜退出了这个让他心灰意冷的地方。离开时，只留下了似灰烬、似石蜡般的笑容，他的离开带着一丝无奈，他就是这样一个被社会现实所一步步驱赶的疯子。他的“桃源梦”为世人说耻笑、不容，他一心想救苦救难，但却成了满口荒唐言的疯子。他的“桃源梦”因图而生，却因现实而破灭，其中种种，不免有些悲剧。

和陆侃一样，陆秀米也是个被世人唾弃的“疯子”。可谁曾想，她原也是个连人家种出来的粮食为什么要送到她家来都还不懂的富家小姐。如果说革命是因为她对现实不满，那么在革命中所体现出来的济世精神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则是她悲剧的开始。从日本回来后，陆秀米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她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有些冷漠。在陆秀米母亲的眼里，她走上了陆侃的老路，而宝琛却认为她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张季元。她的悲剧并不是偶然引起的，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她曾在听到瓦釜之声时，看到自己变成了一片羽毛，飘到了一座荒坟上。这似乎是格非为陆秀米的命运埋下的一处伏笔。

她渴望平等，大搞放足会，成立普济地方自治会，设立育婴室、书籍室、疗病所和养老院，她把自己当作普济百姓的救世主，但在普济百姓眼里，她的这些行为却是一个发疯的人才能干出来的事。她想通过改变这个社会来改善人们的生活，可当时的普济百姓大都对陆秀米的行为有所抵触，“普济人生了病的，还是去找唐六师诊治，有些人甚至宁可躺在床上等死，也不去自治会尝试新的疗法”[格非.人面桃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193-194.]。她有着救济苍生的济世精神，一直想通过革命使普济百姓过上她理想中的生活，但有着如此宏图大志的她却救不了自己的儿子。在儿子小东西生前，她对小东西百般疏远，就是为了免得她死后，孩子会想她。可谁曾想，儿子最后却因她而死。她一心想着革命，却连革命为何物都不明白。她想救众生，却救不了自己最亲近的人。最可悲的是她想要拯救众生，众生却过得自得其乐。

2．共产主义建设中的“疯子”——谭功达

“多少年来，谭功达一直有一种隐隐的恐惧：自己不管如何挣扎，终将回到母亲的老路上去，她所看到并理解的命运将会在自己身上重演。[格非.山河入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61.]”作为陆家血脉的唯一延续，谭功达的命运其实早已注定。他的思想同陆侃、陆秀米如出一辙，都是想要建设一条风雨长廊，以此来造福大众。但在现实的重压下，他的建设“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理想却成了当时人们根本无法理解，甚至为之厌恶的一颗毒瘤。

诚如张彭松在《乌托邦语境下的现代性反思》一书中所说的，“单纯以乌托邦的社会理想为目标的历史设计必然陷入历史的投入与产出的巨大反差而出现美好理想的幻灭”[张彭松.乌托邦语境下的现代性反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34.]。谭功达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建设也是如此。谭功达一心想提前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蓝图，却总是屡屡受挫。他口口声声说为了人们能过上好日子而进行建设，可没曾想却是自己将普济的百姓一步步推向深渊。他虽有“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但也逃不过现实的处境。他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又是修水库、建大坝，又是修建梅城公园。他一心为人民，可最后的结果却总是不尽人意，县委会上强推修水库建大坝的方案，最后却致普济百姓民不聊生，连树上的树皮都要叫人扒下来吃了，甚至有的还白白断送了性命。

他是“共产主义乌托邦”建设中的激进者，至始至终都是为了人民着想，可却因为方法不当，最后只能像母亲陆秀米一样锒铛入狱。在梅城第二模范监狱的十多年来，谭功达一刻也没有忘记过自己的“乌托邦”理想，“他一直在持续不断地给中央和地方各级XX写信，并附上了一幅幅只有他自己能够看得懂的‘梅城规划草图’”[格非.山河入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375.]。从始至终，他对自己的“乌托邦”理想的实现都是信心满满，不管经受多少次打击，他都是坚定不移，甚至到死亡的最后一刻，他还做着自己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梦。可就是这样一个有着为民造福的济世情怀的理想主义者，却在世人眼里成了“疯子”，他在高位上闪亮出场，最后却又在监狱里黯然离去。

3．精神病院里的“疯子”——王元庆

“需要提请有关方面注意：如果我有一天被杀，凶手一定是张有德。[格非.春尽江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71.]”这是王元庆得了精神病后写下的一句警句格言。王元庆虽只是张金芳和一个木匠生的孩子，但在他秉性中所具有的异想天开和行为乖张却与谭功达如出一辙。他虽是一个性格褊狭、嫉妒心强的人，但他却有着“大庇天下寒士”的济世精神。他本身聪慧有才，本凭借自己的成衣公司和一栋酒楼就能安度此生，可他却不甘如此，心心念念想建立一个与世隔绝的独立王国——“花家舍”。

一次机缘巧合，他遇上了四川人张有德。本以为张有德对花家舍这个项目的想法与自己的“乌托邦”理想一拍即合，可谁曾想在制订独立王国未来蓝图并设计它的功能时，二人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分歧。王元庆一心想完成他“大庇天下寒士”的宏伟远景，而张有德却一心想打造依山傍水的高档别墅区，甚至有意将花家舍改造成一个合法而隐蔽的销金窟。面对合伙人的质疑以及双方意见不和，王元庆始终坚持自己的宏伟蓝图，他进行了几个月的考察，终于在日本岩手县勉强找到了一个充当“花家舍公社”的范本，可他注定是一个不被那个时代所不容的“疯子”。

他作为那个物欲横流的时代的一个“奇葩”，被黑社会的几下乱棍就打进了医院，因张有德与公安机关勾结，王元庆又被莫名其妙地抓进了公安局。在王元庆身上发生的一系列祸事，用张有德的一句话说就是“老兄，你可以和我作对。没关系。但请你记住，不要和整个时代作对！[格非.春尽江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77.]”但一次尝试的失败，并不能打消王元庆的想法。他仍不放弃打造“花家舍”独立王国的理想，他本想在环境僻静的鹤浦南郊“城市山林”附近建一个现代化的精神治疗中心，可谁曾想，精神病疗养中心刚建成，他却不失时机的成了这所治疗中的第一个病人。

他的经历可悲的不免让人觉得有些荒诞，他本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正常人，却在现实的重压下硬生生被逼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王元庆的发疯，让当时社会中仅存的一丝追求“乌托邦”的影子，也没入了黑暗。

　　（二）“乌托邦”追寻中其他坚守者的“困境体验”

1．《人面桃花》——张季元、王观澄

张季元，一个伴随着陆侃的失踪而出现的关键人物。就如翠莲所说的，张季元的出现似乎成了陆侃“乌托邦”理想的另一种延续。

但张季元的“乌托邦”理想与陆侃的却有所不同，张季元一直想建立一个大同世界。他的“乌托邦”理想有着明显的狭隘性，他所认为的平等与自由就是：只要你看上一个人，无需三媒六聘和父母同意，你想和谁成亲就和谁成亲，即使是自己的亲妹妹。这样一个以男性的性欲为主导的狭隘平等观，让张季元的整个“大同乌托邦”的理想大打折扣。他在革命过程中一度被性欲支配，一边保持与陆秀米母亲梅芸行男女之事，一边又觊觎陆秀米的身体。他几度陷入了自我怀疑的误区：“最近的这些天来，我觉得我们正在做的事，很可能根本就是错的，或者说，它对我来说一点都重要，甚至可以说毫无价值，的确，毫无价值。[格非.人面桃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79.

]”他对自我“乌托邦”理想的怀疑，恰恰是其作为普通人所具有的欲望支配的结果。他虽然曾对革命有过怀疑，但他却依然用行动来进行革命，哪怕最后浮尸河道。

“花家舍”——作为“乌托邦”理想现实化的第一个雏形，它同时又是总揽把王观澄的老巢。王观澄因有了隐逸的念头，便追随明代道人焦先足迹，来到花家舍归隐。他也曾中过进士，虽有出世之想，却不能真正看透名利，抛弃欲念。他想把花家舍建成一个人人衣食富足，谦让有礼，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人间仙境。可理想与现实终究是有差距的，天上并不会无缘无故掉下钱财，王观澄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在现实面前低了头，他靠着自己做官时带兵打仗的本事干起了抢劫富贾的勾当，以此来维持花家舍的基本开销。刚开始时，花家舍表面上倒真有了“乌托邦”理想社会的模样：百姓谦和有礼，不管什么东西人们都争着拿最小的、最坏的，最大的、最好的反而在河边腐烂发臭。可实质上却陷入了“乌托邦”理想现实化的误区。他本以为自己苦心孤诣已近二十年，终于建成了真正的世外桃源。可他却不知自己所建的花家舍，事实上就是一个真正的土匪窝，一个“乌托邦”实践失败的产物。

2．《山河入梦》——郭从年

在小说中，“乌托邦”的追寻从未停止过。郭从年作为“花家舍人民公社”的设计师和缔造者，他既神秘又伟大。他所建立的公社使得谭功达赞叹不已：“这或许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甚至比他所梦见的共产主义未来还要好！[格非.山河入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301.]”可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上已经完美无缺的公社，骨子里却透露出隐藏在人性最深处的阴暗、自私等丑陋的本性。

在郭从年的苦心经营下，花家舍人民公社社员的物质需求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花家舍公社里，人们能够享受到完备的沼气池生产工艺以及完善的电力输送系统所带来的便利。但在物质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的社员，却在精神上呈现出缺失的状态。《白毛女》成了花家舍人民公社里社员们唯一的娱乐节目，“尽管他们一年到头始终反复观看同一场戏，但却永远像第一次一样看得津津有味”[格非.山河入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310.]。在这里，人们的个性为公社所不容，就因为爱笑，小韶就被送入了落后分子学习班进行学习，成为一个举止端庄、不苟言笑的新人成了小韶唯一的出路。

郭从年在将“乌托邦”理想现实化的过程中，一度陷入“乌托邦”建设的误区，他将花家舍人民公社建成一个“透明的”社会，他效仿武则天，设立了“铁匦”制度，让花家舍人民公社里面的人互相检举，互相撕咬。在郭从年的严格训练下，社员们都变成了不苟言笑，神情呆板，如履薄冰的规训者。“界限”成了花家舍舍员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郭从年的“乌托邦”建设看似尽善尽美，事实上却已经完全变味了。

3．《春尽江南》——绿珠、庞家玉

除了王元庆，另一个试图想要实现“乌托邦”理想的人就是绿珠了。小说中的绿珠怀着对“乌托邦”的向往，前往龙孜同结识的双胞胎兄弟建设“香格里拉乌托邦”，但理想与现实始终存在差距，绿珠的“乌托邦”梦注定难以变成现实。她一心想要建设“乌托邦”，可却忍受不了“乌托邦”建设过程的繁杂工程，在谭端午的眼里，绿珠的“香格里拉乌托邦”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变了味的花家舍而已。事实也正是如此，她一心想要建设的“乌托邦”，实际上却成了供兄弟二人息影终老的私人会所。当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时，她被迫选择了屈服于现实，回到鹤浦当一名老师。

作为“精神乌托邦”的追寻者，庞家玉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她作为律师，却无法通过法律手段拿回属于自己的房子；作为谭端午的妻子，却不能够留住谭端午的心；作为“乌托邦”梦的追寻者，她却始终到不了自己所向往的“西藏”。似乎命运总是这么爱捉弄人，庞家玉在与谭端午结婚后，曾三次前往西藏，但每一次都是功败垂成。直到临死之前，她都未能抵达西藏，她的“精神乌托邦”的追求显得有些无力。

　　四、“江南三部曲”中“乌托邦”悲剧的现实意义

“乌托邦”历来被人们视为是空想的代名词，空想性是“乌托邦”的一个重要特性。张彭松在《乌托邦语境下的现代性反思》一书中将“乌托邦”观念和“乌托邦”实践区别开来，书中提及不管是“乌托邦”观念，还是“乌托邦”实践，都具有明显的空想性，他认为“乌托邦”是不能完全以当下现实的实然状态存在，“现实只能是对理想社会的粗糙模拟而已”[张彭松.乌托邦语境下的现代性反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理想一经转化为现实，那就不能称其为理想，那终究还只是现实。可见，“乌托邦”从本源上意义上就具有明显的空想性，人们所建设的“乌托邦”从实质上就已经脱离了真正意义上的“乌托邦”，格非对“乌托邦”悲剧的书写，恰恰是对其空想性的揭露，有着使现代人正确审视“乌托邦”的现实意义。

古往今来，有不少文人墨客都对“乌托邦”怀有幻想，对“乌托邦”的追求更是数不胜数，《诗经》中的《魏风·硕鼠》一篇，就用“乐土”“乐国”“乐郊”来象征理想社会，表达了人们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但就“乌托邦”的空想性这一命题的揭露，还比较欠缺。东晋时期，虽有陶渊明作《桃花源记》用“遂迷，不复得路”来说明“乌托邦”理想的空想性，但对空想性的揭露还比较隐晦。这就造成了现下人们对“乌托邦”的乌有本质这一特性，还存在认识不清晰的状况。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的出版，将“乌托邦”这一概念搬上了历史的舞台。格非用“乌托邦”的悲剧书写，将蒙着神秘面纱的“乌托邦”所具有的空想性毫无保留地揭露出来，粉碎了世人对“乌托邦”的幻想。“江南三部曲”中的“乌托邦”追寻者，他们或是因为一幅桃源图而试图建设桃花源，或是因为前人启发而试图建立大同社会，又或是因为胸怀大志而急于实现共产主义，他们或处于相同时代，或处于不同时代，虽然他们的“乌托邦”实践的内容有些许差异，但他们的“乌托邦”追寻的结局都是相同的，即都是失败性的。在“江南三部曲”中，格非通过对情节的叙述，将几个似乎没有必然性联系的“乌托邦”实践的悲剧性有机联系起来，使得“乌托邦”追寻的失败呈现出一种延续的方式，让原本若隐若现的个体“乌托邦”实践的悲剧性变得更加的浓厚，“乌托邦”的空想性这一主题也在这浓厚的悲剧氛围中得以揭露。

格非对悲剧事件的叙述并不只是停留在对悲剧结局的叙述上，而在于透过事件将悲剧上升到一个新的精神层面，通过对陆侃、陆秀米、谭功达等人“乌托邦”梦最终破灭地描述来展现出“乌托邦”的空想性，并通过对王观澄、郭从年的花家舍建设的介绍来揭露“乌托邦”现实化的种种弊端，以此来呈现“乌托邦”的乌有本质，警示人们“乌托邦”一经现实化就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乌托邦”。

伴随着“乌托邦”空想性这一命题的揭露，“乌托邦”追寻的悲剧中“丑”的现象也逐渐地浮出水面。格非将“丑”的现象渗透于“乌托邦”悲剧书写的过程中，在作品中大多表现为“人性的丑”和“社会的丑”，“人性的丑”主要体现为“花家舍”里权力的争斗和“花家舍人民公社”里亲人、朋友之间的相互告发所暴露出的人性的阴暗、自私、凶残等丑的东西，“社会的丑”则在表现为《春尽江南》中社会的失控：价值观的扭曲、社会中乱象横生。格非对“乌托邦”悲剧中“丑”的现象的书写，恰恰是其对社会中“丑”的现象一种批判和反思，“丑”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它表现的是不完美，不可能完美，它与积极的审美理想是针锋相对的，而且包含着恢复这理想的潜在要求或愿望”[[苏]舍斯塔科夫.美学范畴论[M].理然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136.]，格非对“丑”的揭露，使得丑的现象与悲剧人物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美的品质形成对照，能够很好地激起读者对“丑”的憎恶，同时使读者产生对“美”的渴望，使读者不至于在单纯的与重复的审美体验中产生疲劳感。

“江南三部曲”作为一部具有悲剧色彩的文学作品，它和西方的悲剧作品一样，也能够激起人们独特的审美体验。正如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一书中所说的，“我们在悲剧中欣赏的并不是真实的痛苦和灾难，而是‘距离化’即和‘真实隔了几层’的痛苦和灾难。[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318.]”这种痛苦和灾难，往往能引起欣赏者产生不同于剧中悲剧人物的独特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验，在阅读作品过程中往往表现为对悲剧主人公们悲剧命运的怜悯、同情，对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的哀叹以及对“乌托邦”精神缺失下人们生活状态的悲哀。诚如朱光潜所言，“近而熟悉的事物往往显得平常、庸俗甚至丑陋。但把它们放在一定距离之外，以超然的精神看待它们，则可能变得奇特、动人甚至美丽。[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39.]”格非对“乌托邦”悲剧的“距离化”书写，让“乌托邦”理想以一种不被人所熟识的状态出现，让人们清晰地认识到“乌托邦”悲剧产生的各种可能性，这就使得人们在阅读作品时，或为“乌托邦”悲剧中主人公们坚持不懈的信念和勇气而受到鼓舞，或为“乌托邦”悲剧中传达出的悲剧性精神作出深邃的哲理性反思，从而获得“顿悟”的情感体验，或为“乌托邦”悲剧中独特的悲剧体验而获得灵魂的净化，使“痛苦的和不愉快的激情得到一定的宣泄、消灭，转化为相反的激情”[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09:35.

　　五、结语

格非通过对不同时期的“乌托邦”实践一一覆灭的客观描述，向人们揭露了“乌托邦”实践的空想性。其意不在于赞扬“乌托邦”追寻者们“愚公移山”的高贵品格，而在于通过对这些追寻者的追寻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困难的书写，将“乌托邦”实践的空想性这一残忍现实暴露在读者面前，让读者了解到生活的本来面目。在“江南三部曲”中，每个“乌托邦”追寻者所追求的“乌托邦”并非完全相同，他们所追求的“乌托邦”都与之对应的时代相契合，但他们的悲剧都是必然且无法避免的，他们的悲剧是自身造成的，同时也是时代造成的。“江南三部曲”的悲剧书写，有着激起人们独特审美体验的现实意义，同时，它对生活在当下的一些人有很好的警示作用。

　　参考文献

[1]格非.人面桃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2]格非.山河入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3]格非.春尽江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4][德]尼采.悲剧的诞生[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5]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

[6]张彭松.乌托邦语境下的现代性反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7][德]雅思贝尔斯.悲剧的超越[M].亦春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8]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09.

[9][英]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M].丁尔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10][苏]舍斯塔科夫.美学范畴论[M].理然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

[11]李栋.格非“江南三部曲”的悲剧性探析[D].桂林:广西师范学院,2017.

[12]张弦.格非“江南三部曲”论[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4.

[13]段曦.百年中国:理想的悲歌[D].海口:海南师范大学,2013.

[14]赵洪秀.论格非的乌托邦书写[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4.

[15]赵振杰.现代乌托邦寓言中的悖反式书写[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4.

[16]王婷.蜕变·幻灭·永恒[D].西安:西北大学,2016.

[17]赫亚红.论格非“江南三部曲”中的“桃花源梦”与“乌托邦”理想[D].西安:西

北大学,2018.

[18]苗变丽.历史与未来:革命乌托邦之谜——从《人面桃花》到《山河入梦》[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0(01):129-132.

[19]李遇春.乌托邦叙事中的背反与轮回——评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

《春尽江南》[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10):31-43.

[20]王富仁.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上篇)[J].江苏社会科学,2001(01):114-125.

　　致谢

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已经接近尾声，而我也将踏上新的征程。在此临别之际，谨向我的论文指导老师——王经纬老师——致以最诚挚的谢意。王经纬老师是一位十分亲切、富有责任心的老师。从论文选题、定框架到论文定稿，王经纬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在论文指导上，面对我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老师从未表现出不耐烦，每次都是很耐心地给我解答，有了老师的点拨，原本困惑我也变得豁然开朗。因为有了老师的悉心指导，我的毕业论文才能顺利完成。同时，也由衷地感谢四年来陪伴我成长的语言与文化学院的老师们，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精心教导，我才能够在这四年里学习到扎实而丰富的专业知识。今后，我也会继续努力，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