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余光中对百年白话文的反思与检讨

　　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期，以北京为中心向全国各地发起了用白话文代替传统文言文的运动。白话文运动对于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使更多的中国人能够阅读和学习。然而，有学者认为，在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下，一直到如今的社会，历经沧桑的中国文字正逐渐失去其特色和潜力。如何延续传统汉语的优雅韵味和民族语言的独特表达，已成为每一为中文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无疑，余光中是其中的佼佼者。余光中先生是中国X当代著名的散文家、翻译家、诗人，其代表作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乡愁》。著名作家梁实秋就余光中曾评述其“右手写诗，左手写文”，文学上取得的成就也是“一时无两”[江堤编选：《余光中：与永恒拔河（前言）》，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针对白话文与文言文以及白话文恶性西化的文体，余光中很早就认识到了，由此他也撰写了多篇文章进行相关阐释，以期唤醒正处于西化中的白话文。研究余光中这样一位传统文化的捍卫者，有利于我们能够全面认识并深入理解中国文言文和白话文的经典价值。

　　目前有不少学者对余光中以及文学作品进行了研究，也有不少学者认识到了余光中对白话文的反思，并从不同的方向进行了研究。其中有对余光中具体某一时期对白话文的反思进行研究的，如陈乐对余光中在《文星》时期的文学批评活动进行了研究。在他看来，余光中《文星》批评与论战经历正是其确定个人风格,建立文坛重要地位的时期[陈乐：《论<文星>时期余光中的文学批评活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7年11月30日。]；从诗歌的角度看余光中的白话文思维，张卫中提出，“五四”时期以后，不断有诗人批评胡适的白话文理论,到了20世纪下半叶，郑敏、余光中等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刻的思考[张卫中：《诗人视野中的“五四”语言变革——以郑敏、余光中为例》，《兰州学刊》，2014年12月15日。]；另外还有陈才俊在《余光中语文研究初探》中，对余光中语文成就进行了综述，认为他除了是一位诗人之外，还是一位优秀的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上具有独特的观点[陈才俊：《余光中语文研究初探》，《学术研究》，2002年08月25日。]；汪琳在《古为今用取古补今——余光中的文学语言观对其文学翻译的影响》中，从文学语言角度探讨了余光中的文学翻译思想和技巧，更深入了解余光中翻译精神的成因及其翻译语言的风格[王稷频：《为病了的中文把脉开方——从“名家求疵”看余光中的文学语言观》，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05月01日。]。

　　余光中在早些年间就意识到：“白话文运动以来，西化的病态日渐严重。”由此他也撰写了多篇文章进行相关阐释，以期唤醒西化中的白话文。研究余光中这样一位传统文化的捍卫者，有利于我们能够全面认识并深入理解中国文言文和白话文的经典价值。就目前来看，文学界对于余光中的白话文的研究领域成绩颇多。但我们也发现，尽管目前有不少研究者从多个角度结合自己的兴趣对其进行了研究，然而整体上来看，系统的对于余光中对百年白话文的反思与检讨课题尚未深入，也可以说是甚少。

　　本次课题研究就是从余光中作品中找寻他对于百年白话文的反思与检讨，首先对余光中对白话文反思的背景、以及其目的进行考察，进而探讨余氏文学语言观的偏颇之处，最后，提出在余光中对白话文反思与检讨对现在文学语言的前进方向，以期对余光中白话文研究有所裨益。

　　余光中先生对文言文有着一种执着的热爱，他曾经对记者说：“假如把文言文抛掉不用，那么我们就会变成‘没有记忆的民族’！”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文言文的地位之高。在他看来，文言文不仅是语言文字，它还是我们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文明的载体，这里面包含着我们老祖宗保存及流传下来的思想以及看法。正是因为如此重视文言文，面对中文西化，他表现出了担忧：中文西化正在改变我们中文的面目，假若继续毫无保留地西化，那么中文势必就会变得原来越差，越来越没有特点，随之消失殆尽的，可能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美德。

　　白话和文言之间的区分、冲突以及相互作用的发展，在中国语言史和社会发展史上堪称为一大独特现象。文言作为我国沿用了两三千年的书面语言，是指在先秦口头语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古代汉语。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文言具有了独特的“美”和“难”，这也让它与日常口语距离越来越远。

　　对于两者的关系，不少学者主张文言与白话并不是两个对立的存在。正如张中行在《文言与白话》中所说，文言和白话是很难区分的，因为文言和白话区分的界限就是很模糊。也难区分清楚，因为文言和白话是在同一种语言基础上走向两端的语言，而不是两种完全无关联的语言[张中行：《文言和白话》，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4页。]。汪荣祖在《读史治史60年》中指出：胡适提倡白话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用白话文去代替文言文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汪荣祖：《读史治史60年》，《中华读书报》，2019年09月04日，07版。]。汪曾祺也曾说：“高尔基曾指出契诃夫能够用一个字表达很多意思。这在进行口头语言的时候是很难做到的。而且也没那个必要。过于简单，反而让人无法听懂。”他主张把文言和口语糅合起来，浓淡适度，不留痕迹，才有嚼头[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三联书店，2002年，第242页。]。余光中先生曾经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没有文言文的背景，那么我也做不出好文章来。”当XX出于各种目的缩减语文课程，将“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地位下降至选修时，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跌倒卧榻期间，他心有不安，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免缴遗产税的现金》，文中指出文言文是非常重要的，用文言表达的人很多。文言是使几千年文化流传下来的媒介。他自己的作品，有时为了耐人寻味，会转向文言文的委婉性与说服性。他痛彻心扉地提醒现代人，中国古典文化遗产经历千百年的磨炼，如今到我们手里，就是一笔现金，都无需上缴税款，这是多么的宝贵。而余光中在当时“废文言、倡白话”的舆论大潮下，就文言文和白话文的特征和联系能够做出如此富于理性的分析，可见他实事求是的品质，不庸俗，能独立思考。

　　对于白话文，余光中认为其是最基本的（如果不是唯一的）传达工具[江弱水、黄维梁选编《余光中选集》（第四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页。]。他十分认同白话文学或国语文学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但是同时他也更认同在国民的日常生活中，白话文是一种基本的交际手段。他对白话文的前景十分看好，他认为白话文将会凭借其优势在适当领域会取得长远的发展。余光中坚决反对“文言已死，白话万能”之说，他举例，比如《诗经》、《楚辞》这些经典作品里的优美词句，都已经融入了我们日常用语当中，这就是一种民族遗产。假如没有这些词语，没有这些成语，没有这些名句，我们的xxxx暗淡得多[江堤编选：《余光中：与永恒拔河（前言）》，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第23页。]。

　　与此同时，他认为白话文在普及和深化的过程中逐渐地失去了艺术性。当白话文用于现代散文表达的时候，其语言上的艺术美感并没有完全达到完美的境界。另外，余光中感叹于文学人才的缺乏。在他看来那些代表着早期白话文运动成就的人物，如冰心、徐志摩等人，都已经仅仅存在于文学史里面了[江弱水、黄维梁选编《余光中选集》（第四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页。]。对于这种困境，他呼吁现在的文学应该更重视艺术性，不能与艺术性背道而驰，而是要逐渐回归艺术的怀抱。

　　正是基于平时对于现代白话文弊端的反思，余光中先生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坚守承继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他竭尽所能地将文言文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与现代白话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加速了现代散文向艺术的方向发展，使得白话文又不完全沦为通俗的境地，让白话文作品在继承文言精华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艺术表现形式。

　　欧化白话文改造了汉语，在促使汉语精细化、明确化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汉语的表现能力。凡事有利有弊，西化同时也给中文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导致现代中文渐渐与原有的历史文化失之交臂。正如陈寅恪严厉地指出《马氏文通》格义式之文法与中国语文匹配，于是他警告当时的语言学家们，要有“历史观点”不能“认贼作父”。持相同观点的还有瞿秋白等人。

　　对于中文西化，余光中也有着类似的看法，他对此现象进行了剖析批评。余光中有三篇被业界奉为剖析批评“中文西化”现象的经典之作，分别是其1980年前后写的三篇文章——《论中文的常态与变态》《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论中文之西化》，其中，第一篇尤为文人津津乐道。

　　在这篇《论中文的常态与变态》一文中，余光中先生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在后世一直被文人们广泛地转载和引用。比如我们明明可以说这件事情“问题很多”，但是非要用这件事情“有很多问题存在”这样不伦不类的表述。除此之外还有著名的“因此”案例。在他看来，如今虽然由于地区不同，汉语也有了很大的差异，但都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僵化。我们的汉语本来是用“因此”来表达原因，但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人们偏偏不说因此，而选择用带有西方特点的“基于这个原因”来表达意思。以上两个例子是余光中先生指出的典型的中文逐渐西化的代表。对于这种现象，他认为背后存在着很大的危险：假如我们忽略了这种“化简为繁、以拙代巧的趋势”而意识不到危险，那么接下来就会使得我们的中文地位越来越低。

　　在对西化提出批评的同时，这位睿智的学者也承认中文西化不全是错的。在这篇文章里，余光中先生具体从名词、连接词、介词、副词、形容词、动词几个方面对白话文西化之现象做出了较细致的分析论述，他说“缓慢而适度的西化”是一种正常的趋势，因为一些十分巧妙西化词语时可以丰富我们汉语言，是能给我们的中华文字添光加彩的。但是，假若我们囫囵吞枣地西化，那么就会破坏中文原有的自然法则，这也就成为了“恶性西化”。为了昭显“善性西化”的示范作用，余光中力推上乘翻译和一流创作为现代中文善性西化的“样本”。他曾多次在文论中援引乔志高、思果、夏济安等优秀翻译家的译文选段，并认为一篇优秀的翻译作品一定是因为翻译的人有很高的技巧，并且精通于斩弱除滞的方法。虽然称不上是创作，但也是“西而化之”的佳作。”可以说余光中对中文与西化的反思与检讨是表达得淋漓尽致。

　　余光中认为其自身对保护中国古典文学、文字有种义不容辞的责任。由于他自小就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他总是不由自主地就对白话文进行了反思与检讨；作为一位游学海外的学子，他的思想也曾受到西方文化的浸染，不止于此，余光中先生还积极将中西方文化精髓相融合，在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以及两者之间相互碰撞三种力量下，他开始了对百年白话文的思考与检讨。

　　首先，余光中对白话文进行反思是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相关研究者曾经指出，在余光中的精神生活里，到处浸透着中国古典文化的气息。他从小就开始就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他自己也曾说过，他的中学时代是在充满淳朴气息的田园度过，而生活的人文环境也很有利于他学习中文。对于诗词，他认为自己对其有着天然的爱好，尽管自己刚开始只是喜欢诗词的韵味，而不是真通，但与诗词相处久了，自然也渐渐就来去自如[余光中：《绣口一开：余光中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10月版。]。于是，对于诗词的喜爱也是自小就有，具体到初中的时候，是特别偏爱唐诗，但是到了高中的时候，就“兼好五代与宋之词”了。

　　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余光中将传统文化的精髓深入到了自己的灵魂深处，使得他不仅热爱传统文化，而且还形成了一种古典文学家的气质。他在潜意识里认为自己对保护中国古典文学、文字有种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使命感、责任感让他不由自主地对白话文进行了反思与检讨。

　　其次，除了文学作品之外，蕴含在文学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道思想也深深影响着他的思维与创作。儒家的“入世”精神具体来说是一种接地气的理想人格，文学中的这种精神体现在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文字以及作品来表达自己犹如屈原般的忧国忧民的意识以及历史使命感。在他们看来，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他们有责任有义务为祖国出一份力，他们迫切希望自己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对于余光中来说，他的人生经历与屈原有着相似之处，他曾经漂泊海外数十年，但是乡音未改，一直有着强烈的归属感。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故乡，自己故乡的文字。

　　另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分支——道家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创作，让他在面对中文西化的时候能够不违背内心，努力正本清源，维护中文。余光中对道家人物代表庄子的“逍遥游”精神尤为赞赏，并且对于魏晋名士以及唐代大诗人李白也不止一次地在其作品中明确表达了对他们的热爱。道家的这种哲学思想使得余光中无论处在逆境还是顺境，他的内心始终有一片栖息之地，所以他尽管尽情地自我超越，为实现自己的学术梦想而努力，但是，与此同时，他内心又有着一块净土，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当文化的结晶——中文受到侵蚀的时候，他义无反顾的站了出来。

　　余光中先生1952年毕业于X大学，专业是外语，所以，在学校里开始，他就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在自幼接受中华传统美德的基础上，他又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因此，他便具有了中西方相互融合的美德。另外余光中本身又是天资聪颖，曾经在五十年代X的一次选拔考核中，借助于自己的英文优势取得了首榜。

　　如上所述，余光中曾经辗转于海内外，其思想必然受到了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他的创作在超现实主义、结构主义等流派的影响下，充满了这些流派具有的先锋意识和现代气质。比如在他的代表作《芝加哥》、《我的年轮》等诗歌中，从这些诗歌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余光中先生塑造的各种各样奇特的意象，在语法及句法上，也有着明显的欧化的句法和大幅度的跳跃。

　　对于欧化句法的使用使得他对中国白话文进行思考，在运用这些文字的时候，他担心中文西化泯灭了中文的优势，这种浓重的民族忧患意识使得他认真思考中文的发展，并对其进行了反思与检讨。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渐渐让人感受到一种兼具中西文化交融的书写气息。这期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余光中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如在意象选取方面，他逐渐摆脱了西方的激情和浪漫，回归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形象，诸如“花、鸟”之类，他始终追求古典意象与自我的一体化。中西文化的叠加与反思促成余氏“新古典主义”理论在此成型。

　　余光中先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身处海外的他同时又接收到了西方意识的浸染，这种移民心理路程影响了他的创作心态，这种心态具体来说是一种“边缘处境”。这一点，文化研究者叶维廉曾指出一个人之所以有着文化移民的心态是因为自己处在文化环境的边缘[叶维廉：《中国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24页。]。这种“边缘处境”首先是具体的实际的空间上的，具体指的是余光中先生离开中国，作为一个游走于他乡的天涯游子，这种漂泊的状态改变了他的心态，这是空间上的边缘带来的心态的变化；其次是文化的边缘处境，中西方是两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地域，游走于两地，余光中同时浸染了两种文化，受着两种文化的熏陶，这种复杂的文化境遇使得他不得不时时刻刻重新进行文化时空的自我心理定位。在两种文化的缝隙中，他有彷徨也有痛苦，但是这位勇敢的文人采取了奋斗的心态，他积极地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

　　在价值观方面，中西文化有很大的不同。西方文化强调发挥个人潜能，实现个人目标，追求个人利益，但是这种个人意识的过度宣扬也产生了精神上的虚无、无归宿感。对于这种文化困境，余光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可以指引走出困境，表现在对白话文的思考与检讨上，就是其在创作诗歌的时候融合了中西文化，创作出了《民歌》、《乡愁》等一批散发着中国古典情韵诗歌，这些作品是余光中先生经历古今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晶。

　　当我们认真考察余光中先生对白话文反思的诸多反省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反思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反思白话文的时候，余光中先生也有偏颇之处，如果说，余光中先生在批判白话文发展的进程的时候犯了矫枉过正的错误的话，那么我们在反思他的反思与检讨的时候就应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因此，对余光中先生的反思本身也需要加以反思。

　　一个人往往由于群体、民族等原因，形成固定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也会写入到文化思维当中。任何人长期受到自己固有的文化思维的影响，都会出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境况。

　　从余光中先生对于白话文的反思我们首先应该承认，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捍卫与反思是非常深刻的，因为上文所述的那些反思结合他的生活背景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来看，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任何概括都是不完整的，总会有例外。比如余光中对于白话文的一些反思，是否真的是问题呢？比如，他认为造成现代白话文的一些现象和特点的原因，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还是白话文自身演变的内在规律？

　　余光中在其《中文的常态与变态》一文中提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白话文开始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中国白话文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唐宋时期，而到了元明清时期，中国的白话文规模又可以说得上是蔚为壮观，尤其是涌现了大量用白话文撰写的民间文学。细读这类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余光中先生指出的白话文的诸如“的”字泛滥的情况实在不是西化“污染”的结果。以《红楼梦》为例，书中涌现出大量的“的”字与我们如今白话文中的“的”字用法相同。仅第一回中就有这些：

　　……把一块大石头变成一块光洁如滑的玉，再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戴。

　　……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

　　幸而身边还有两个旧日的丫鬟伏侍……

　　据有关学者统计，在《红楼梦》的第一回中，曹雪芹就用了20多次“的”字。除了《红楼梦》之外，《西游记》“的”字用法也有很多，就全书来看不完全统计有近5000个“的”字，《水浒传》也有4000多个“的”字。也有例外，四大名著之《三国演义》“的”字用法比较少，不到100个，但是虽然这本书里面“的”字出现得比较少，但是从用法上来看，它与其他几本名著一样，在“的”字的用法上与我们后来使用“的”字并没有什么差别。从这几本名著的成书时间看，我们会发现“的”的使用数量是呈逐渐上升的态势的，可以说这是一个自身在逐渐增长的内在规律，而并非像清末洋务运动或五四运动那样的外来文化侵入，而当这两者相互融合的时候便加快了这进程。

　　可见，中文里的“的”的大量使用并不是余光中先生所说的“西化病”，反而是我们中华民族经典文化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精髓之一。我们不否认余先生所说的“中文西化”的现象的存在，但是他所举例的案例的确不能作为中文西化的例子，我们要具体去辨别哪些是我们在面对西方文化浸染的时候不能坚持自己而生搬硬套的，这些强行嫁接出来的的确是一种“西化病”，我们得坚决避免。面对那些不是受西方影响而是具有自身发展规律的文学现象，我们就不能妄加判断批评。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文的常态与变态》发表的时间是在那个西学鼎盛、中文式微的年代，余先生能够勇敢的站出来、毫不畏惧地指出文学界存在的一种“中文西化的病态”，是难能可贵的。而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余光中先生应该也在后来的文学创作过程中意识到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延续性，对自己之前提出的“中文西化”的观念认知也有了不少发展了吧。

　　梁实秋给朋友写过一段幽默的话，指出当代的人们将西方的语言胡乱吸收，结果导致消化不良。他曾以生病的例子生动地指出欧化语体费时费力，半个小时都无法叙述病情。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夜》一直以来是受到盛赞的作品，但余光中先生却给这篇“佳作”打上了不合格的成绩。在这篇文中，余光中认为“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完全可用“参差而斑驳的黑影”来代替，相较于后者，前者实在是显得太生硬；而“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不如“弯弯的杨柳投下稀疏的倩影”来得层次分明。籍此，余光中先生还告诫青年人说，学会少用“的”字，是作家的第一课堂。他认为现在中文越来越不像中文了，其主要原因恐怕是受到了西方语言的侵蚀。

　　那么余光中先生口中的朱自清是否真的值得批判？对于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事实上，西化给中国文化带来的既有坏处，也有好处。当你想要写出正宗的中文作品时，你首先必须要做的肯定是了解你所撰语言的历史。在慢慢的历史长河中，中文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我们口中所谓的文言文，大多数人会简单地以为就是清末之前的语言文字。其实并非如此，真正的古文是要追溯到先秦时期，如《论语》，如《诗经》，他们中的文字虽然现在读起来非常的晦涩难懂，但在当时来讲就是日常用语。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宫体诗的盛行，文字讲究华丽，句子要求对仗。直到唐宋时期，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主张师承秦汉，所以他们所写的文章，字里行间都会有意地模仿秦汉时期的文风。唐宋时期的人，说话的方式和写作的风格已经和之前截然不同。你可以去看看宋朝的话本，那才更像当时的口语。尽管古文对保持中华文明的一致性有贡献，但它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古文的表现力非常狭窄。

　　要说古文没有弊病，那是不可能的。对于古文的弊病，严复对此就深有体会，他从翻译西方学术著作的经验中总结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可当你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与赫胥黎的原作进行比较时，你就会从中发现，虽说是翻译作品，但更让人觉得是严复在改写作品。所以，余光中先生虽然看到了西化对于文言文的影响，但是忽略了西化对于中文词汇、语法等的丰富。假如没有西化，那么朱自清、徐志摩等诗人的诗歌也就少了一份韵味。

　　如上所述，西化给中国语言文字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西化并没有摧毁中国语言文化。那么西化究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西化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都西化，我们传统的文学思维是没有变化的，西化在事实上提高了人们对我们传统语言文字的认识，深化了有关研究。

　　中国语言文字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充满智慧的中文便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侵染。

　　首先中文西化丰富了我们的词汇系统，西方人民走进中国，在交流中，他们带来了丰富的外国语言词汇，这些词汇使得我们得汉语表达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吴思聪：《汉语外来词对汉语词汇系统的影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1）。]。比如英语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本来是一种英语考试，但是到了中国，这个词语就拥有了一种感情色彩。而中国文化也不是生硬得吸收西方文字，我们还充分利用了汉字得表意特征，在翻译Shampoo、Coca—cola等词语得时候，结合了中国的特点选择文字，使得其表达更加生动传神[归晓曼：《汉语词汇中的新外来语》，《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1）。]。西化还扩充了我们现代汉语得词汇量，就《新华新词语词典》来说，这本字典共收录了近年来产生得新词新语，一共有两千多个，其中外来词条占到了十分之一。再者，西化还使得我们得汉语词语呈现出一种语素化、词缀化得特点。比如英语Olympic，翻译简写为“奥”，在《新华新词语词典》里，带“奥”字的词语有二十多条，比如“残奥、冬奥会、申奥、特奥会”等等。对于文学的影响，最为典型的是外来语的使用，在白话文运动时期，诗坛上涌现出大量流派，例如湖畔派、新月派、象征派等等。这些人所代表的就是有别于“旧诗”的“新诗”。

　　其次，中文西化对汉语的文体也有一定的冲击。比如我国古代诗歌及文字讲求语句式工整究对仗，但是西方翻译文体由于要呈现原文的意思，在翻译的时候不可能正好是四言八句的那种工整的对仗。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翻译作品走进人们的生活，慢慢地读者也就逐渐接受了这种文体，以至于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也不再拘泥于八股文创作，打破了中华绵延几千年的文风，带来了一股新风，所以说，西化对我国的语言走向白话文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这种冲击可以说是解开了束缚中国传统文体发展的一根枷锁，中国文体由此走上了一条百花齐放之路，而不再局限于对仗等，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中国文学以及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与其说是余光中先生对于“现代性”语境下白话文的反思，不如说是对于这百年来中国文化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他一方面解析文言与白话两种语体的得与失，认为文言文是中文语言文化的根基，这个根基不能动；另一方面，他反对过度西化。他对中文西化弊端的揭示不仅是表达了人们对于现代中文中“恶性西化”的严厉斥责，更是表达了文化界对于中文精神的深刻反省和不懈追求。

　　其实，白话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停地发展自己。我们要秉持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学会在外来的文化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核心就是协调好西方与东方两大文化之间的关系。基于余光中先生对于白话文的种种思考与检讨，我们要继续对于中华文化以及文字的精髓进行发扬光大，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想真正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要将我们的现代汉语不断地进行改革、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全球化的大家庭中发展壮大。另一方面，面对西方文化对于中文潜移默化影响，我们也需要反省和思考。由于世界经济在不断发展，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化就不得不通过不断地进步才能适应XXX的潮流，可仅从这一方面来看，我国的语言文字创新能力相较于西方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如今的我们，要想完全掌握这五千年以来的文化积淀，已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再谈创新已是难上加难，但如果我们再不创新再不用心研究并提炼我们的语言，那如何让我们的民族去适应世界的发展？

　　[1]余光中.余光中选集:语文及翻译论集[G].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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