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童小说的“水”意象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界的重要作家，苏童始终活跃在大众的视野内，创作发表了《城北地带》《妻妾成群》《红粉》《已婚男人》《离婚指南》等小说，其内容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香椿树系列小说、枫杨树系列小说、红粉系列小说、宫廷系列小说。

　　从当下的研究来看，学术界多探讨苏童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叙事技巧和写作视角，对小说中的意象研究不足，目前关于意象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葛红兵的《苏童的意象主义写作》；王干与费振钟的《苏童：在意象的河流里沉浮》等。众多意象当中，“水”意象是主导意象，几乎贯穿了苏童的全部小说。本文以“水”意象为切入点，分析“水”意象在苏童小说中的表现，进而探究“水”意象的象征意蕴，思考“水”意象的成因，深入理解苏童小说创作的核心内涵。

　　苏童通过“水”这一客观事物形象，在不改变水的天然属性的基础上，描绘了“水”意象的多种形态。同时，因为“水”意象在小说中的表现不同，各异的文本故事散发出了不同的艺术气息。“水”意象在苏童小说中经过特殊手法处理，以河流、池塘、水灾、井和雨的结构形态表现出来，构成了小说的“水”意象体系，巧妙地迎合了不同的文本和主题。

　　“河流”结构形态的“水”意象的设置与描述在苏童小说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它的存在不仅有现实依据，也有作家想象的成分，在不同的背景下，“河流”意象的表现全然不同。如苏童所言，“河水的心灵漂浮在水中，无论你编织出什么样的网，也无法打捞河流的心灵，这是关于河水最大的秘密”[[[1]苏童：《苏童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01页。]]，“河流”意象在小说中频繁出现，使读者感觉时而熟悉又时而陌生，难以捉摸。在《南方的堕落》中，作者描绘了一条肮脏、散发恶臭的河流，它如同堕落的南方，表现出阴暗冷峻的格调。在《飞鱼》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条同人们相互依存、共筑温馨画面的河流，它如同天真的孩童带有希望，呈现出积极温暖的格调，展现着动人的一面。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文本中，由于故事发生时的背景不同，以及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不同，“河流”意象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带给人全新的阅读体验。

　　“河流”意象作为苏童小说意象群中的主导意象，它不仅贯穿于枫杨树世界，同样也横贯于南方城市中的香椿树街，俨然成为了故事的载体。在《河岸》中，库文轩和库东亮的主要生活区域是那条小城外的河流，岸上人与河上人的故事从这里开始，又在这里结束。在《舒农》中，香椿树河越发污浊发臭，上边漂浮着生活和工业垃圾，甚至还有死孩子。“河流”意象重复出现，河流的岁月也是香椿树街的岁月。在苏童笔下，河流能够养育人，亦能够吞没人，但人对河流只能束手无策。“河流”意象成为苏童小说中文学南方的标志，因而作者在讲述南方故事时总会在有意或无意间提到南方的河流。

　　苏童小说中出现的“池塘”意象一如他笔下的文学南方，整体呈冷峻的格调。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瘟疫使枫杨树乡变成了人间地狱，人们陷入了生存的苦难之中。祖母蒋氏的五个小儿女和十八个流浪匠人死于瘟疫，尸体被丢弃在了死人塘。偏偏这个填满尸体、散发腐臭气味的死人塘中长出了马齿苋，死人塘成为了瘟疫和粮荒中的人们的“救命池”。苏童在组合描写事物与情节的过程中，通过意象挖掘故事背后隐含的人性秘密，因而，池塘在记录枫杨树的故事的同时也见证了枫杨树居民的悲惨生活和丑陋人性。

　　此外，在表现“池塘”意象的方法方面，苏童采取了描写意象和叙述故事相结合的方式，并在描写与叙事的推进中展露出神秘的特质。在《人民的鱼》中，作者一面写到傻子从池塘垂钓回来后说了一个古怪的消息，他发现池塘里有好多的鱼都在水底哭，但没有人愿意相信傻子，另一面又写到干部居林生的家似乎变成了一口池塘，很多的鱼都往他家里游去。开篇设计借傻子之口讲述池塘和鱼的境况，同时写到只有傻子才能看见别人不愿意相信的事实，作者通过这一现象暗讽人们已经被现实蒙蔽了心智。“池塘”意象以故事中人物口述的方式出现，背后暗含着深刻的意义，同样是意象书写，苏童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呈现出了别样的景观。

　　暴雨洪水肆虐，由于不能像河流一样漫溢流淌便形成了水灾。它对人们的生命安全形成威胁，对人类社会造成难以计量的伤害，因此从人类文明出现以来，“水灾”便伴随着神话成为话题代代相谈流传下来，在人类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苏童的小说中，“水灾”亦作为“水”意象的一种表现方式多次出现。在《米》中，作者开篇将故事发生的背景设置为五龙的家乡遭遇了水灾，庄稼尽数被毁，此时饥寒落魄的农民——五龙决定逃离枫杨树故乡。在丑恶的世界中，五龙为了生存饱受屈辱，又为了报复逐渐丧失人性，由此展开了一个关于欲望和痛苦、生存和毁灭的故事。在《我弥留之际》中，一位良妻慈母死后，家人为完成她的遗愿决定将她的棺材运回家乡，但路中遇到水灾，水灾阻挡了棺材渡河，并冲走了他们的交通工具。“水灾”意象表现出人类生命的脆弱与精神世界的孤寂。水灾的存在，不仅仅代表着一种自然灾害，更是人类生命体验中的一种磨难。

　　此外，意象在一定程度上被内容和形式所遮蔽，隐藏于作品的深层，一般难以被察觉。苏童对“水灾”意象的表现采用了意象叠加的叙述方式，即在将自己关于小说情节的情绪过滤后，将多个意象同时呈现在一个故事中。在《米》中，作者在写“水灾”的同时又写到了“米”等丰富的意象，多个意象加以集合和叠加，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叙述方式不仅自然地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而且使文本信息的容量和艺术张力得以扩展，体现了苏童在意象表现方面的策略和魅力。

　　在苏童的小说中，“井”意象以叙述与描写复合的方式出现，交织而行，即作者将“井”意象的描写与故事展开自然结合，将人物在特殊情绪环境下产生的意识折射到具体的意象上。在《妻妾成群》中，颂莲与恐怖幽深的废井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此时，主人公内心复杂的情感便通过客观事物传达了出来，而这种感受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理性条件作用的产物。苏童通过细致地描写场景、人物心理和感官行为，巧妙借助“井”这一意象辐射出人物所处的恐怖、压抑的生存环境，同时预示了人物不可逃避的悲惨结局。

　　“井”意象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在烘托故事氛围，推进事件发展以及展现人物命运的动态趋向方面至关重要，成为小说深层结构中细小甚微却又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井中男孩》中，主人公“我”回忆南方生活，想起了家中后院的那口深井，一家人在井边生活，而“我”更像是一个井中男孩。自小时候坠井被救起后，“我”便经常伏在井边看井底的倒影，这个倒影男孩就是井底的另一个“我”。只有落过井的男孩才能理解井底的倒影，而只有走出黑暗的人才能够看到湛蓝的天空。苏童将“井”意象的描写与事件的展开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故事即将发生重大转折时，“井”意象出现在读者眼前，从而激起读者阅读情绪的高潮，这种表现方式体现了苏童小说创作的高超的艺术技巧。

　　苏童小说中的美学特征借助南方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得以形成，而提到南方，人们总会想起南方独特气候中的“雨”，“雨”意象在苏童笔下频繁出现，或是蕴育着希望，或是于细微之处展现南方的潮湿、阴暗与肮脏，隐匿着人性与欲望。一方面，“雨”以积极的一面出现在小说中，这是一种极少却不可否认的真实存在。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便是如此，祖母蒋氏正是等待着雨下来，才能挖到重新长出的马齿苋，对她来说，等雨亦是在等希望。另一方面，小说中“雨”意象的整体基调是阴暗的，迎合苏童笔下意象群的惯常走向。在《米》中，“雨”同故事中的多个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如五龙在换上金牙并决定扔掉真牙时正值霏霏细雨，同牙齿一起被淹没在雨水中的还有五龙不愿意接受的低等身份。雨水背后折射出的是五龙对金钱和身份的过度迷恋，以及对自我罪恶行径的放纵与认可。

　　此外，作者在小说中提及到老人们关于雨的一个说法，“每逢一个孽子出世，天就会下雨，每逢一个孽子死去，天就会重新放晴”[[[]苏童：《米》，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30页。]]，在人们眼中，孽子和雨同生共灭。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雨”伴随着堕落的人性与罪恶的欲望同时出现。在《米》中的米生身上体现尤为明显。每逢落雨的黄梅时节，米生的性欲就格外旺盛，雨季中的米生夫妇总是脸色憔悴，透露出种种纵欲的痕迹，雨伴随着他们心底可怕的、龌龊的欲望同时出现。由此可见，苏童小说中的“雨”意象的表现绝大多数迎合了“文学南方”的特征，以灰暗的基调显示出南方的堕落与阴郁，同时在塑造人物形象、披露人物人性与欲望方面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水”意象以不同的结构形态出现在苏童的文本中，在不同的背景下，作者又赋予“水”意象复杂的象征意蕴。透过“水”意象，读者能够感受到苏童对自然与文明现状的控诉，对人们面对欲望时做出的选择的凝重思考，对个体存在和生命体验的深切关注。了解“水”意象的丰富意蕴，深入感悟“水”意象在苏童作品中的艺术价值以及在精神层面唤醒的生命意识，可以发现，苏童的写作正以开辟一条特殊路径的方式引起人们对自身精神状况和生存境地的深刻认识和反思。

　　出生于60年代的苏童深切地感受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与发展，随着工业化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自然遭到破坏，这一变化在苏童小说中的“水”意象身上有所体现。“水”意象将乡村、城镇和城市相接通，河流成为了城乡之间居民流通的枢纽。正如《刺青时代》中，小拐的母亲便是为了生活奔走在通向化工厂的冰河上。河流穿梭在充满颓废和阴郁气息的南方世界里，记录着枫杨树故乡世代居民们的故事，叙述着香椿树街道上发生的琐碎日常。人们的欲望与罪恶藏匿在这河流之中。正如《城北地带》中提到的河流，它们散发着恶臭，河面上漂浮着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产生的灰绿色的油污和垃圾，同其他工业化发展下出现的景象一起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条肮脏的河流不再凸显南方的温情，相反，它表明自然已然遭到了严重破坏，象征着现代工业的觉醒。

　　现代的印记出现在苏童构建起来的“文学南方”中。读者透过小说中关于“水”意象的描写，可以窥见现代文明的痕迹。在《南方的堕落》一书中，苏童将笔触伸向街道旁的河流，“水面浮着垃圾和油渍，向下游流去，河水的尽头依稀可见一柱高耸入云的红色烟囱”[[[]苏童：《苏童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页。]]，在这条古老的街道上有象征着工业文明入侵的“烟囱”、“工厂”和“街巷”，以及一条同样含有此象征意义的藏污纳垢的河流。在本质上，作者试图通过河流将乡村与城镇相连，旨在以河流为中心取得某种程度上的统一。在文学南方里，工业文明的种子得以散播开来，而在工业文明悄然发展的同时人性正遭到戕害，人类变得自私自利、麻木不仁。作者正是通过“水”意象描述着时代的变革，同时叙述着宏大时代背景下的人类文明的悲剧。

　　在人生的路上，人们难以摆脱心底强烈的欲望，苏童在小说中通过“水”意象多方面地向读者解读人性，引发人们对“欲望”这一母题的新思考。在《西窗》中，“我”在潮湿雨季里倚窗观雨的同时，注意到这时的红朵已是丰满体态下的成熟妇女模样。“雨”意象的出现不仅是代表自然气候，更多的是揭露人内心深处强烈的、甚至是罪恶的欲望。在特殊的文学南方背景下，“雨”意象以平常的姿态出现在小说中，却又透露出人性中不寻常的欲望，显得与周边的人和事物一样龌龊不堪。在《舒农》中，香椿树街居民们傍河而生，舒农从河中打捞并藏起一只又一只避孕套，这条河流在揭露河边人龌龊行径的同时，也在引诱着年少懵懂的舒农开始纵欲。“水”意象的本性便是可容纳万物，苏童将对于人性中万恶的“欲望”的思考隐匿在“水”意象中，悄然无声却深入人心。

　　对现实逃离和对安宁之地的追寻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诉求，当一个人无法从现有的境遇中寻觅到一方接纳自己的安宁之地，便以逃离的方式选择与多数群体相异的生活。苏童钟爱逃亡，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我的枫杨树老家沉默多年/我们逃亡到此便是流浪的黑鱼/回归的路途永远迷失”[[[]苏童：《红粉》，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68页。]]，苏童将逃离的枫杨树人比作流浪的黑鱼，黑鱼的流浪不仅指空间上的居无定所，也是精神上的漂泊。在《河岸》中，库文轩因过分放纵自己的欲望以权谋私欲，案发后遭到岸上人鄙夷，便选择逃离到渔船上与渔民在河上漂泊生活，并绝不愿意再上岸。与岸相对的河成为了欲望下的避难所，虽然强烈的欲望隐匿在此使人难以寻觅踪影，但实际上，此时的逃亡者正在经历着精神意义上的无根漂泊。河流和井等有水之处成了逃亡之地的首选，频繁出现的“水”意象透露出逃亡的意味，读者从中能够感受到苏童对于人性的把握与思考，即深刻地揭示了人性中不堪诱惑又无意承担后果的劣性。

　　苏童作品中，“水”意象象征着南方的堕落。或许是与痛苦的童年经历有密切的关联，苏童在自己的小说王国中建构起了一个阴郁潮湿，灰暗而又充满魅力的南方世界，这里的人与物都散发着腐败堕落的气息，人们在历经了苍凉的人事或是寻理想之地不得后，精神世界溃败地不堪一击。在《南方的堕落》中，一条漂浮着各种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的河流贯穿南方小城，在小城中生活着一群猥琐的街坊邻居，这条河流同这里的居民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同步，人性中的堕落在藏污纳垢的河流面前显露无遗。苏童通过“水”意象呈现出整个南方的境况，正如河流日渐污浊肮脏，人与自然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只是“堕落”就发生在眼前而人们或不自知，或知却不为所动。

　　“水”意象亦象征着人们迷惘的精神状态。苏童在《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中提及“故乡刮起的龙首大风却仍然使想象中的还乡无法完成，即使可以涉过那条浊黄色的河流到左岸去，但左岸红波浩荡、气韵非凡的罂粟花地却是永远无法跨越的生死之河”[[[]苏童：《南方的堕落》，安徽：黄山书社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页。]]，“我”远离乡土、涉过河流，尝试去完成对家族的追溯，最后却发现这是永远无法达到的精神还乡。河流虽能渡“我”到左岸，却不告知“我”岸上的危险，人上了岸却发现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如同河流那浊黄的颜色依旧混沌不堪。内涵复杂的“水”意象透露着苏童的人生哲学，即迷惘使人开始像被污浊了的河流逐渐堕落，堕落又使人们愈加难以觅得灵魂栖息地，最终只会加重迷惘的苦楚，迷惘和堕落之间像是一个死循环周而复始，人们深陷其中难以解脱。

　　苏童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经久不衰的母题还有死亡，它有一系列与之相应的具有共同性质的意象，如流水、落叶、夕阳等等，其中“水”意象在小说中频繁出现，读者们能够从中感性地把握到逐步进入枯竭的死亡母题的深刻意蕴。由于在苏童所处的文学发展阶段，新潮小说不断涌现，对于新潮作家们来说，他们犹如无“根”的一代，没有了对文化束缚的禁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苏童能够肆意地在自我建构的文本世界中展开对“死亡”的想象与假定。通过研究可以发现，不论是《红粉》中摆脱不掉妓女命运深受其害的小萼和秋仪，或是《米》中沉溺于肆意放纵的生活的织云，还是《南方的堕落》中被李昌扔进河里溺死的红菱，他们皆是苦苦徘徊于死亡的边缘，最终摆脱不掉走向死亡的命运。苏童一改传统写作中对“死亡”母题的惯例叙写，不再用直白的语言描述或是单一的环境衬托来揭示人物死亡的结局，而是间接地以“水”意象为旁观者见证这些故事的发生。或是在小萼和秋仪眼前的雨，或是溺死红菱的那条河，“死亡”意蕴在“水”意象表现下油然而生。

　　苏童在讲述小说人物之间的故事的同时，为人物的命运做好了安排，又将“宿命”这一母题寄寓在“水”意象身上，暗示人物的结局。在《妻妾成群》中，后院的井多次出现，这口井隐藏着宅院里鲜为人知的秘密，不仅后院的姨太太被沉入井底，颂莲也透过井看到了自己终会被抛弃甚至沉井的结局。封建家族中的女性命如草芥。作者笔下的“井”意象正象征大宅院里卑微女性不可改变的宿命。在《河岸》中，对于心怀悔意的库文轩来说，河流是收留他的地方也是结束他生命的地方，河流的背后是为库文轩安排的宿命。在小说中，苏童辗转穿梭于雨水、井、河流等“水”意象之间，通过具有深刻意蕴的“水”意象凸显出人生的艰难、灾难的冷酷以及历史的沉重。人面对死亡时的恐惧被转化成“仪式”得以完成，死亡之下不再是呼天抢地的悲痛，而是一切都变得坦然。在小说中，人物宿命使然并呈现出诗意的魅力，而“水”意象所象征的死亡和宿命意蕴的背后是苏童对于生命的态度的思考。

　　在苏童建构的文学世界中，读者认识到的更多的是阴郁的南方、黑暗的社会和冷酷的人心，这与苏童的文学追求相同，但是在整体基调之下，苏童并没有完全否认社会和人性。“水”意象书写下寄寓着作者对“希望”母题的思考。在《河岸》中，河与岸相对，河上的渔民不被岸上的居民接纳，但是被岸上人驱逐的库文轩却能够在河上寻得一处自己的栖息地，在这里起码能够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同时，库东亮对慧仙渐渐倾心的过程也是在河上发生的，正是这条河流见证着他的成长，并蕴育了他的希望。在《飞鱼》中，女人们在河中捉鱼，孩子们在水中嬉戏打闹，河滩上弥漫着不同于城市的陌生气息，反而显得温馨和自然。河水在养育着河里的鱼的同时，也在温暖着陆上的人，从一定程度上来看，“水“意象折射出人与人之间的温存与希望。由此可见，由于人类自身根本性的缺失无法改变，往往不可避免地要承受严重的后果，因此“水”意象的复杂意蕴中不可避免地隐含着苏童对人性和社会的厌恶，但另一方面，作者不惜笔墨地赋予了“水”意象人间希望尚存的意蕴。

　　尽管整个南方呈现日渐堕落的趋势，但通过“水”意象仍然可以发现社会文明与人类生命正沿着苏童期望的方向加以延续的痕迹。在《城北地带》和《南方的堕落》中，作者在讲述故事的同时描绘了贯穿南方街道的河流以及弥漫城镇的雨水，从中虽然流露出对河流和雨水的厌恶之情，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它们于故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这条南方的河流连接着城乡，输送乡下人来到城里，保证了人们能够将城里的文明和发展带到乡下村落，使村民在落后的地方也能看到希望。同样的，雨水虽然在隐匿着人们带有罪恶的欲望，但另一方面，又是雨水温润了这座城池，养育着小镇上的居民。苏童笔下的“水”意象的价值，不仅仅使鲜活的生命和灿烂的文明获得延续和发展，更是在于它渗透着苏童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人类前途的深入思考。

　　苏童小说中对“水”意象的营造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挖掘追溯这些“水”意象形成的原因对研究意象意蕴以及深入理解小说的主题有着重要作用。童年经历、环境因素、外国作品的影响以及创作观念对苏童笔下的“水”意象的营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苏童出生于苏州城北，并在这里度过了童年时光，那段生活记忆对于苏童而言异常清晰感人。他的许多小说都是以那段生活为创作源头写成的。在这条古老街道上的生活经历对后来苏童的创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笔下“水”意象的形成也与他的这段童年经历有着莫大的关联。

　　苏童的童年时期是一段自诩为“磨人的寂寞时光”[[[]汪政，何平：《苏童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灰暗生活里的具象转化为渗透情感、暗含情节的意象，因而有了小说中的“水”意象。童年里的苏童本就生活艰辛，偏又不幸遭逢一场重病，此后只能整日在病榻上与苦药和病痛作抗争。疾病的特殊化和长久地脱离群体使他产生了自卑和失落感。同时，疾病留给了苏童足够的时间，使他在漫长难熬的岁月里能够以独特的心境感受梅雨天气的南方生活，能够注意到那条贯穿街道的河流，实现阴郁的思绪与南方气息的相互交织，最终形成了苏童的文学南方下的“水”意象。

　　阴暗冰冷的童年经历使苏童笔下诸如河流、雨水等“水”意象的出场大多显露出龌龊的印记，与他灰色的体验相互呼应。在《舒农》中，“走到香椿树街来，无法逃避的就是这条河的气息，河就在我们的窗下面流着。它像锈烂的钢铁侵蚀着香椿树街的生活，你无法忽略河的影响，街的岁月也就是河的岁月”[[[]苏童：《苏童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页。]]，河的岁月亦是这条古老街道上居住着的人的岁月，河流作为文学南方的载体，成为了苏童小说创作的发端。在苏童笔下，河水逐渐污浊、发臭，作者刻意地想与河流和街道生活划清界限，甚至是带有排斥与批判的负面态度，批判这条河所代表的童年视角中的南方的生活，这些灰色记忆成为了作家创作中难以摆脱的命题。因此“水”意象很少带给人以温情。作者以肮脏甚至令人恶心的河流等各种形态的“水”意象间接地揭露着这里的家族、历史和社会的溃败。

　　地理环境差异导致南方和北方人在生活习惯与文化习俗方面存在着较大的不同，江南的水培养了苏童的情怀，给苏童提供了创作的灵感，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苏童认为“南方是一种腐败而充满魅力的存在”[[[]苏童，王宏图：《南方的诗学》，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98页。]]，这形成了笔下的“水”意象的外在表象。苏童在《南方是什么》中提及南方生活，他认为这是一种个人的机械的划定，是横亘在他记忆中的六十至七十年代的街道。南方不仅是苏童成长的地方，是他生活的故乡，也是他文学作品中为追求美学价值而虚构的“文学南方”。这里的草木或山水，或是人与事皆是南方式的，是南方的标志。地域文化的影响使苏童小说中滲透着强烈的南方情结，使他本就细腻的性格受到了滋养，在细致入微的观察中加以放肆地想象，并将这种细腻与想象延续到了他的小说创作中，以南方独特的语言描绘出各种形态的“水”意象。“水”意象的频繁出现，不仅丰富了故事的内容，而且本身也涵盖了丰富的意义。

　　南方地域环境成为苏童作品中的“水”意象的发端，但是随着时代变迁，工业化的城镇奔腾起来，社会环境对苏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80年代后投入写作的苏童见证了城镇工业化发展，感受着文明发生的变化，受时代的影响，他笔下的“水”意象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印记。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城镇的人们不断地改变生存环境与生活习惯，追求工业化的城镇逐渐布满了烟囱、建起了工厂，理发店等城镇居民的消费场所日渐风靡，一处处新坐标随着工业化的火热在城镇中逐渐铺展开来。苏童选择通过河流等“水”意象将乡镇与外部世界巧妙地连接起来，因而河水在记录着历史点滴的同时也在悄无声息地拍打着城镇。可见，苏童笔下“水”意象的存在不仅明确了小说中人物所处的时代，也使得苏童文学体系中的南方世界得以展开。

　　苏童除了受自身独特的经历和感悟的影响，外国作家作品也对苏童的艺术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通过不断地模仿与超越，苏童在作品中完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意象书写。塞林格选取的题材以及运用意象探讨人生主题的写法激发了苏童的灵感，而福克纳的作品所关注的母题启发着苏童对人性的思考，进而影响了小说中“水”意象的基调。

　　苏童受到塞林格的影响，围绕所要表达的人生主题赋予意象丰富的意义。塞林格之于苏童，正如作家所说“大师的影响重要的是心灵的契合，塞林格唤醒我。”[[[]汪政，何平：《苏童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6页。]]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中，人们物质生活富足与精神贫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霍尔顿为代表的一代青少年想要在这样的社会中成长为真正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体显得格外艰难。在此主题下，作者以“红色猎人帽”意象贯穿小说的始终，幻想逃避现实困境的人生主题在霍尔顿玩抚红色猎人帽时得以继续，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苏童在自己的文学南方中也塑造了一群少年形象，从精神实质上来看，他们同样强烈地渴望实现自我，想要得到真正的精神自由，但往往天公不作美，最后在黑暗现实面前难以找寻到自我，作者则以“水”意象揭示这一主题。在《沿铁路行走一公里》中，剑与看热闹的群众聚集在桥洞边，剑注意到桥架上垂下的蓝布条即将坠入河中，他大声呼喊，但看客们只关心桥洞上缢死的男人的死因和死状，无人在意他的这个发现。作者以漂浮着垃圾和油污的“河流”承载纯真的剑的众多发现，比较之下凸显出看客的无趣和冷漠。在塞林格的影响下，苏童小说中“水”意象的意义更加深刻，在揭示小说主题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实现了意象更高的艺术价值。

　　福克纳作品中流露出的乡土气息、怀旧情感和冷酷的叙说给了苏童启发，难逃悲惨的命运的人生主题在苏童的作品中得到了延续，由此，苏童小说中反映的人性的缺失和精神的贫乏折射在“水”意象上便呈现出阴冷、灰暗的基调。福克纳叙写悲剧时，善于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开掘人性的深度，在《喧哗与骚动》中，小女孩班吉无望地等待着已经失去的温情，能慰藉他心灵的唯有姐姐留下的那只拖鞋，读者从中能够感受到班吉对爱和关怀的渴望，作者通过塑造孤独者揭示了一代人精神世界的匮乏。苏童受福克纳的启迪，笔下的库文轩或是颂莲最后都逃不过悲剧命运，反映在“水”意象上则表现为无论是接纳逃亡者库文轩的那条河，还是溺死颂莲的那口井，都围绕着人性堕落和死亡宿命的主题，成为了终结生命的威胁，呈现出阴冷的基调，意味深远。

　　所谓“老瓶装新酒”[[[]周新民，苏童：《打开人性的皱折——苏童访谈录》，《小说评论》，2004年第2期，第28页。]]，即在写作时努力追求新的形式而摆脱写作惯性。在苏童的小说写作中，这一创作观念表现为他注重反映社会历史，但是他拒绝直接通过描写具体的社会历史运动来表现这一主题，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来表现潜藏在细节背后的政治、历史以及社会的变革。因此，小说中往往通过意象来揭示背后隐藏的一个个主题，这些意象的意义是明确的，其对于揭示主题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水”意象便是其中之一。

　　“水”意象不仅是“老瓶装新酒”的产物，而且自身也在不断地“老瓶装新酒”，处于不断的创新之中。“水”意象不拘于单一的结构形态，而是在不同作品中围绕着阐述的主题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甚至在同一部作品出现多种形态并存的局面。在《河岸》中，“水”意象主要是以河流的形态出现，在《妻妾成群》中，“水”意象主要是以井的形态出现，而在《西窗》中，作者不仅仅描写窗外的河流，还写到了淋漓而至的雨。这些小说中出现的“水”意象形态各异，它们或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或是为了推进故事情节，但同时都发挥着揭示主题的作用，可见，“水”意象的大量使用已然成为苏童写作中的一项艺术技巧。

　　苏童“水”意象书写的创新之处还在于冲击着人们的惯常意识，形成读者对南方水的新认识，并在表现方法上不断更新。同为写南方的水，以往的多数文人对南方的水加以柔情，笔触之下尽显水的清澈秀美，而苏童笔下的“水”意象带给人们的感觉主要不是南方水的温情，更多的是阴郁与肮脏之感，这不可置否是与他所传达的主题的整体走向相关联的。苏童的创作方法自《妻妾成群》开始又进行新的转变，意象的使用开始转向传统白描手法，使用的次数也在逐渐减少，至于在以后的作品中，“水”意象又会有何改变，用苏童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创作变数很大，只能说以后还会变。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常变常新的做法也促就了苏童笔下“水”意象的独特。

　　苏童用安静的笔墨在自己的文学南方中进行意象书写，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开辟精神的荒原。本文通过三个方向展开，深入讨论苏童在小说创作中关于“水”意象的运用，从“水”意象的五种表现到意象与死亡、逃亡等母题之间的关系研究，揭示在“水”意象描写之外存在的作家本人的生命意识和人生哲学，又从童年经历、外国作家作品等方面着手深入分析苏童笔下“水”意象形成的多方面原因，从而对苏童的“水”意象书写得到整体性的理解与把握。可见，“水”意象作为苏童意象群创作中的主导意象，被赋予了深刻的内涵，又得以作家通过适当的方法、诗意的语言展现出来，成为了苏童小说中别有一番风味的景致。苏童小说中“水”意象的大量使用，使小说的主题能够以更加鲜明生动的方式得以阐释，为读者容易接受。同时，“水”意象的诗意书写给读者留下了更多的思考与探索的空间，满足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期待视野，形成了苏童小说的意象书写特色。因此，对苏童小说“水”意象的研究如同在探索如何解开苏童创作中的密码，在密码揭晓的一刻我们往往能够发现隐藏在“水”意象背后的另一片天地，为了揭开它、理解它，值得我们翻山越岭，并且一路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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