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游记》的谐趣”

　　摘要

《西游记》是产生于明代中叶的一部神魔小说，作者个人、时代、历史累积是不可忽略的背景因素，其语言、人物形象幽默诙谐，故事情节谐趣横生。此外，《西游记》不仅仅是一部神话小说，在谐趣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寓意。它是一部寓有人生哲理的游戏之作，它以其充满谐趣的语言，采用“寓庄于谐”的表现手法，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和统治阶级的昏庸残暴，表达了人们对权威的藐视，对传统的挑战和对有个性、有理想、有能力的人性美的追求。
关键词：《西游记》；谐趣；寓庄于谐；背景

　　引言

明代是小说十分繁荣的时代，从明代开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它的社会作用,阅读小说和写作小说的人也多了起来。这一时期，我国伟大的神魔小说《西游记》问世，它的地位和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首先，《西游记》诞生的背景是不可忽略的，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性格特征,明代中叶特殊的社会背景以及《西游记》作为长篇累积小说它特有的成书过程是小说充满诙谐色彩的三大主要原因。
再者，小说本身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研究价值，而小说的“谐趣”又是魅力之源。《西游记》这部小说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整部小说充满着幽默诙谐的色彩。《西游记》中使用了大量的俗语、谚语和歇后语，使得语言幽默诙谐，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也是谐趣横生，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成为了人人都喜欢读的作品，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重要的是，《西游记》并不是一部单纯的神魔小说，它曲折批判了社会现实，充分表现了对权威的鄙视和对传统的挑战，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的追求。由此可见，对于《西游记》谐趣的研究不仅是学科建设的必然也是时代的呼唤。

　　一《西游记》谐趣成因

　　(一)作者

吴承恩，主要生活在明代中叶，其父是一个懦弱无能的人。因此他从小受尽地痞流氓的欺负，被嘲笑是“痴家小儿”。科举中屡遭挫折，三十多岁才成为贡生，因为母老家贫，出任长兴县丞一职，不久便辞官归家。晚年过着放浪诗酒的生活，卒于家。
吴承恩一生经历了多位皇帝统治时期，武宗淫乐无度，导致宦官刘谨擅权；嘉靖皇帝，过度沉迷于道教，二十年不见朝臣，严嵩掌权，朝政更加腐败；万历皇帝也是昏庸不堪，远离朝臣，导致人心涣散，朝野上下，一片骚然。这些特殊的经历让他痛苦了一生，但也造就了他愤世嫉俗的性格，为他此后“发愤著书”奠定了基础。吴承恩在《禹鼎记》序中自称：“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探野史稗言……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1]可见“喜谐谑”的创作风格与作家个人的性格特征是分不开的。
由此可见，吴承恩的生活经历和他的性格特征是《西游记》谐趣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时代

明代初期，统治者采取了传统的“重农拟商”政策,商业发展受到了制约，极大影响了城市的繁荣。明初还设立锦衣卫和东、西厂，对朝臣和百姓进行监督，实行八股取士制度，束缚文人的思想。因此，明初文人创作，小心翼翼，束缚性极大。
皇权高度集中，皇帝昏庸，宦官的专权，社会风气败坏，人民多对现实不满，统治者对思想领域的控制也逐渐放松，人们开始追求自我需要，思想文化开始活跃起来。
明代中后期，心学兴起，强调人内心的“良知”，打破了明初理学的统治，促进了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与此同时，禅宗也在文人阶层传播开来，他们强调用本心去冲破藩篱的束缚，有一种强烈的叛逆精神。心学与禅宗的结合，为明代创造了张扬“本心”、张扬“个性”的氛围。在诗文领域，首先产生了“前七子”他们高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大旗，后又有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紧随。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都是由于对现实的不满。李贽也提出了“童心”说，这在当时影响很大.“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2]新思想，新理论地不断提出，使得人的主体意识逐步加强，人开始追求自我的需要，开始肯定人的自我价值。
随着思想文化的活跃，城市经济也发展起来，市民阶层人数迅速增加。随着文人的市民化和市民化读者群的形成，文学也开始反映市民生活、市民情趣，市民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也开始出现。他们开始追求个人价值，个人情感的抒发，与此同时长篇累积型小说《西游记》的问世，个人理想、个人情感、个人价值需求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地阐释.
此外，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一时期，虽然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思想文化活跃起来，但是，封建统治势力仍旧十分强大，封建思想依旧束缚着广大人民群众。《西游记》在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产生，注定会产生一种“变形”。吴承恩不得不采用一种幽默诙谐的语言，塑造一系列脱离现实的神佛和妖怪，将《西游记》整部小说以“幻”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相比之前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来说是一种对传统的大胆挑战。“在当时的明代社会，吴承恩在《西游记》中用幽默诙谐的语言形式曲折地表达了对社会的不满、嘲讽和抨击，一方面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另一方面在含泪的笑声中引起人们的深思。”[3]
孟子曾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4]，“知人论世”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时代因素对与我们深入了解《西游记》这部小说是必不可少的.

　　(三)历史累积的结晶

《西游记》的故事源自于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唐玄宗贞观年间僧人玄奘独自赴印度取经，他跋山涉水，历经17载，取回了佛经657部。回国后，他口述所见所闻，由其门徒编录成《大唐西域记》一书，该书已经染上了一些神秘色彩。其后又有《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出现，该书中已经有一些离奇的故事穿插在其中。
北宋末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最早把西游记故事神化，书中出现了猴行者和深沙僧两个人物形象。猴行者的形象已经成为书中的主角，而唐僧则退居次要位置，这一重大改变，凸显了最初唐僧取经的故事已经完全转变成了一种神话故事。
到了元代，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取经的故事定型化。元末明初，有一部故事较为完整的《西游记》问世，现残缺不全，与吴承恩的《西游记》内容大体相近，对此后吴承恩《西游记》的问世有巨大的作用。
经过唐代故事的产生，到宋代猴行者成为书中主角，再到元代的定型，这个故事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最终，在此基础上，吴承恩用他的如椽巨笔创作出了《西游记》这部伟大的神话小说。
由此可见，《西游记》的诞生，吴承恩毫无疑问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长篇累积型小说，历史文化的积淀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在历史的长河中，民间文化，民间的方言，口语，俗语也都浸润在了这部伟大的小说中。民间口语不像官方语言那样庄重典雅，而是追求一种轻松，快适，幽默，风趣。吴承恩继承了这种民间语言的特色，吸收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使用幽默诙谐的语言创造了一系列充满谐趣神魔形象和故事情节，最终让《西游记》这部小说在文学巨著之林中大放光彩。

　　二《西游记》谐趣的体现

　　（一）语言的谐趣

《西游记》是“中国伟大的准童话”[5]。俗语的运用、夸张、比喻、对偶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使得《西游记》的语言、幽默诙谐，有着类似童话语言的特性，令人回味无穷。《西游记》“视角的儿童性”[6]，也是其反复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及动画的重要原因之一。
1、俗语的运用
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谚语、惯用语等俗语。这些语言短小、幽默，充分体现了一种自由，轻松的气息。《西游记》作为历史累积型小说，自然而然地渗透了民间这种惯用的语言。这也是《西游记》成为“亲民”小说的重要原因之一。
例如：小说中第五回“乱蟠桃大圣偷丹，反天宫诸神捉怪”这一部分，孙悟空在天上偷来美酒与七十二洞妖王同饮，这时各路天神下界，正欲降服这个“造反者”。此时孙悟空不仅没有慌乱，反而说出了：“今朝有酒今朝醉，莫管门前是与非。”的快人快语。这时的孙悟空就像处于乱世中的魏晋文人一样，以酒为乐，遨游山水。第七回孙悟空大闹天宫时，对佛祖随口说出，“常言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样大胆的语言。一个满身是毛，不起眼的猴子，竟然能够说出象征着“平等”的语言，何况是在维护神界秩序的佛祖面前。这使得天上一下子变成了人间，庄严变成了可笑。在“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这一回中，唐僧要赶孙悟空走，悟空便说：“知恩不报非君子,万古千秋作骂名.”这句俗语把行者一颗感恩的心表现了出来。悟空虽然无父无母，是天生石猴，却有人间的“感恩”之心，而唐僧在这一部分中被妖魔多次戏弄，仍不分青红皂白，在对比中，滑稽意味便流露了出来。在第二十八回中，孙悟空被唐僧赶走后，化斋的重任就落到了猪八戒的身上，猪八戒便抱怨道：“当年行者在日，老和尚要的就有；今日轮到我身上，诚所谓‘当家才知柴米贵，养子方晓父娘恩。”猪八戒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一看见吃的就狼吞虎咽而且食量大的惊人，现如今让他当家，他也说出了“柴米贵”这样的语言，真是可爱又可笑。
2、修辞手法的运用
《西游记》这部小说中还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例如夸张、比喻、回文、谐音、仿词、排比等。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大多通过人物语言表现出来，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饱满，谐趣渗透在字里行间。
例如：在第二回众猴对孙悟空说：“大王是老孙，我们都是二孙、三孙、细孙、小孙—一一家孙、一国孙、一窝孙矣！”采用仿词的修辞手法，把小猴子的可爱、聪明伶俐表现了出来，幽默诙谐也渗透在其中。在第十四回唐僧师徒二人在一老者家投宿时，老者对唐僧说道：“你虽是个唐人，那个恶的，却非唐人。”悟空厉声高呼道：“你这个老儿全没眼色！唐人是我师父，我是他徒弟！我也不是甚‘糖人，蜜人’，我是齐天大圣。”这里就采用了“谐音”的修辞手法，把“唐人”、“糖人”、“蜜人”联系了起来，使得语言诙谐幽默，令人发笑。这种手法在第四十回也有运用。师徒四人行走在山中，唐僧听到有人在叫，便大惊道：“徒弟呀，这半山中，是那里甚么人叫？”行者上前道：“师父只管走路，莫缠甚么‘人轿’、‘骡轿’、‘明轿’、‘睡轿’。这所在，就有轿，也没个人抬。”在此处，作者把“叫”和“桥”运用谐音的手法联系在一起，也起到了诙谐的效果。在“四圣试禅心”部分，写道：“三藏坐在上面，好便似雷惊的孩子，雨淋的虾蟆。”这句运用比喻和对偶的修辞手法，把唐僧的受惊之心十分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有一种嘲讽滑稽意味。
3、有趣的人物命名
《西游记》作为中国最伟大的神魔小说，其幽默诙谐之处还凸显在人物命名的趣味性。小说中有许多名称都是根据人物性格特征或是运用夸张的修辞手法来命名的。这些俏皮有趣的人物名称，极大增强了小说的审美趣味，丰富了小说的语言特色。
例如：在第二十三回“四圣试禅心”中，作者把菩萨变幻的姑娘戏称为“真真”、“爱爱”、“怜怜”，这些名字都是当时青楼女子的名字，作者将原本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菩萨，一下子拉回到了人间，戏谑嘲讽意味跃然纸上。在第三十二回中，平顶山上的两个小妖怪，就被作者戏称为“精细鬼”和“伶俐虫”.从人物的名称中我们看到的是性格机灵的两个妖怪，实则是愚笨至极，不仅被孙悟空变化的道士骗的团团转，而且他们的宝贝“红葫芦”和“玉净瓶”也被轻易哄骗了去，戏谑滑稽意味油然而生。

　　（二）人物形象的谐趣

鲁迅曾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慌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7]《西游记》人物众多，除了唐僧师徒外，还有各种妖魔鬼怪，佛僧仙道。他们一个个正如鲁迅所言，“皆有人情”、“亦通世故”。
1、外貌方面：
外貌方面充满谐趣的首当其冲就是孙悟空和猪八戒了。孙悟空是“雷公嘴、火眼金睛、一身黄毛、两块红股.”猪八戒总是拿他永远也变不掉的红屁股来打趣，妖怪也总算嘲笑悟空是毛脸雷公。猪八戒肚大、身粗，是小说中典型的喜剧形象。
《西游记》中大多数人物都是以“丑陋”的形式出现的，但这种“丑陋”只有当人物本人说出来的时候才变得更为滑稽可笑。在第二十九回中，当别人都在议论沙僧和八戒的外貌时，猪八戒便说：“列位，莫要议论。我们是这般。乍看果有些丑；只是看下些时来，却也耐看。”看到此处，不禁令人发笑。
2、性格方面:
孙悟空他顽皮，淘气，经常爱捉弄猪八戒。文中写高老庄收服猪八戒时，孙悟空就变成高小姐的模样，对其百般嘲笑与戏弄。平顶山时行者怂恿八戒巡山，自己却变个小虫子跟踪八戒，让八戒出了丑。八戒时常作为被调侃的对象，但他却从不生气，而孙悟空对此也乐此不疲。除此之外，孙悟空与众妖魔神佛的对话也时常引人发笑。孙悟空嘲笑熊罢怪是烧窑的、向妖怪介绍自己是“历代驰名第一妖”、还动不动就叫妖怪“儿子”、毫不畏惧地说妖怪与佛祖有亲、在车池国时，当道士问行者与众僧人中哪一个有亲时，悟空便道：“五百个都与我有亲。”，“一百个是我左邻，一百个是我右舍，一百个是我父党，一百个是我母党，一百个是我交契。”语言诙谐幽默，令人捧腹大笑，可谓“前无古人”。
猪八戒贪吃，贪睡，呆傻，迷恋女色。他经常打着“巡山”的旗号，去草丛堆里睡懒觉，一遇到吃的就狼吞虎咽，过后往往不知其味。他还贪恋美色，起初，就是因为调戏嫦娥，而被贬下凡间。在第二十三回“四圣试禅心”部分，充分凸显了猪八戒对女色的垂涎。看文中原话：“娘，既怕相争，都与我吧。”，“你看娘说的话，哪个没有三宫六院？就再多几个，你女婿也笑纳了。”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了八戒的色心，但也表现出了他的天真与可爱。猪八戒是小说中喜剧色彩十分浓厚的形象，但他也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不忘情与世俗的享受，但还执着地追求理想；他使乖弄巧，好占便宜，而又纯朴天真，呆得可爱；他贪图安逸，偷懒散漫，而又不畏艰难，勇敢坚强；他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英雄，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8]
唐僧在这部小说中，是以一个软弱无能，胆小怕事的“脓包”形象出现的。在取经途中，唐僧经常还没有见到妖怪，就吓的六神无主，被妖怪捉了去，也常常吓的哭泣，悟空也多次说师傅是“不济事”。例如:唐僧，这个修了十世的好人，却也是时不时大骂悟空是“泼猴”。这些笔墨的运用，就使得调侃意味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
除此之外，小说中的各种妖魔神佛也都谐趣横生。例如：南海观世音菩萨，看似高高在上，但也不乏谐趣。在第十五回中，菩萨骂孙悟空：“我把你这个大胆的马流，村里的赤尻……”在第四十二回中，菩萨说悟空：“你这个泼猴子！你便一毛也不拔，教我的善财也难舍。”再者自从孙悟空皈依我佛后，天上的众神仙对孙悟空的态度可谓三百六十度大转弯，前称“泼猴”、“妖猴”、“猴精”，后称“大圣”、“大圣爷爷”、“齐天大圣”。人情冷暖在此表现了出来。高高在上的菩萨也会说出这等粗话、笑话，神仙、佛僧也是这等的“势利眼”，滑稽可笑意味不言而喻。

　　（三）故事情节的谐趣

《西游记》人人都喜欢看，除了语言和人物形象充满谐趣外，还有妙趣横生的故事情节。“《西游记》里种种神话都带一点诙谐意味，能使人开口一笑。”[9]这些有趣的故事使得小说让人回味无穷，成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喜剧性作品。例如：第三十二回，猪八戒平顶山巡山部分，猪八戒去巡山，孙悟空便变个小虫子钉在他耳朵后面跟着。猪八戒走入山中，此时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那呆子入深山，又行有四五里，只见山凹中有桌面大的四四方方三块青石头。呆子放下钯，对石头唱个大喏。行者暗笑道：“这呆子！石头又不是人，又不会说话，又不会还礼的，唱他喏怎的，可不是个瞎帐？”八戒道：“我这回去，见了师父，若问有妖怪，就说有妖怪。他问什么山，我若说是泥捏的，土做的，锡打的，铜铸的，面蒸的，纸糊的，笔画的，他们见说我呆哩。若讲这话，一发说呆了。我只说是石头山。他问什么洞，也只说是石头洞……”孙悟空把这一切都听的明明白白，于是提前回去把猪八戒的谎话给唐僧说了，果不其然，猪八戒回来一字不差就是这样回答唐僧的。
平顶山巡山这一部分，把孙悟空的顽皮，猪八戒呆的可爱表现得淋漓尽致，余味无穷。李贽曾评价这一回说：“描画孙行者顽处，猪八戒呆处，令人绝倒。化工笔也。”[10]
在这一部分中行者多次变换名字戏耍妖魔，“孙行者”、“者行孙”、“行者孙”的反复变化，实为一人，妖怪却是一次次信以为真，这些妖魔也真是愚蠢的可爱，行者也是顽的出奇。
诸如此类妙趣横生的故事遍布在小说中。比如车迟国斗法，故事波澜起伏，又令人感到轻松愉快。在真假行者部分，天庭，人间，地狱全部展现在读者面前，故事情节也颇为有趣，引人入胜。

　　三“寓庄于谐”的现实寓意

《西游记》是一部“寓庄于谐”的喜剧性作品。“‘庄’是指喜剧的主题思想体现了深刻的社会内容；‘谐’是指主题思想的表现形式是诙谐可笑的。‘寓庄于谐’就是在诙谐可笑的形式中表现深邃的社会思想内涵的审美形态，‘谐’与‘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11]《西游记》是以“幻”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但是它绝不是单单讲述一个个神魔故事，在这些用游戏笔墨所描述的幻化故事中蕴含着深刻的现实内容。

　　（一）曲折批判社会现实

“《西游记》的不少故事是虚构的、荒诞的，但作者的构思却是抽象于现实的；形式是幻想的、海阔天空的，而内涵却是真实的、深刻的。”[12]，就像鲁迅说的：“漫画虽有夸张，却还是要诚实。”[13]《西游记》“它让我们在幽默中感受世态人情，在笑声中体悟社会人生。”[14]
例如：《西游记》中所大量描写的那些妖魔，往往与神仙、佛祖和菩萨有关系。平定山的妖魔是太上老君的童子，三怪大鹏金翅雕又与如来有亲。这些神魔关系实际上是现实社会中统治阶级上下勾结，并且怂恿爪牙压迫人民的深刻反映。此外，阴曹地府冤鬼哀嚎，也是人间衙门现实状况的折射。在庄严神圣的雷音寺，阿难、迦叶却向唐僧师徒索要“人事”，这里作者运用诙谐的手法，嘲讽雷音寺是表面庄严，实则充满铜嗅味之地。这完全是人间商贾的钱货交易，这也是人间金钱世界在小说里的戏谑化反映。再者，《西游记》这部小说诞生在封建社会的晚期和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代，这一时期新的社会思潮涌现，人们开始追求自由、平等和自我理想。这部小说中孙悟空所生活的“花果山”，便象征着现实生活中人们人人向往的世外桃源。在那里，充满着自由的气息，充满着放飞人性的快乐……
《西游记》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和统治阶级的昏庸残暴。作品中所描绘的庄严神圣的天宫和地府，实则是在华丽外衣下隐藏着腐败与丑恶。小说中第十回，判官由于收到魏征的求情信，便私自修改生死薄，让唐太宗还魂阳世。在第三十七回中写乌鸡国妖怪，“官吏情熟，都城隍常与他会酒，海龙王尽与他有亲，东岳齐天是他的好朋友，十代阎罗是他的异兄弟。”因此这般，乌鸡国国王无处投告。妖魔与神佛往往沆瀣一气，这正是对明末统治阶层内部黑暗、腐败的深刻暴露与批判。
此外，嘉靖皇帝十分信道，为了求得长生，二十年不见朝臣，使得奸臣掌权，民不聊生。这一社会现实使得吴承恩在小说中明显表现出了“扬佛抑道”的思想。小说中许多道士都是作为反面形象出现的。比丘国的妖道当上了国丈，作威作福，手握大权。此外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猪八戒和沙僧最初都是道教的神，然而最终他们却“弃暗投明”，选择了佛教，以修成正果，这也是作者扬佛抑道思想的一个体现,道士横行，皇帝昏庸，正是这一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

　　（二）藐视权威，反抗传统

《西游记》产生于封建社会晚期，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人们开始反抗长期束缚人的传统思想，追求自由与平等。
《西游记》中充斥着对权威的藐视和对传统的反抗。在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下，神仙、佛祖和菩萨都被捧的高高在上，人们总是以一种仰视姿态看待他们，但是，这一切在《西游记》中受到了莫大的挑战。孙悟空他经常在玉皇大帝面前自称老孙，他想要“不伏阎王老子所管，躲过轮回，不生不灭，与天地山川齐寿。”小说中也经常将高高在上的神仙和菩萨戏谑化，通过语言为他们神圣的外表“卸妆”。例如前面已经提到小说中把菩萨变化的几个女子，戏称为当时青楼女子的名字。小说中唐僧四徒爬山涉水，一路艰辛，最终到达了“神圣”的雷音寺，但是在这里，充满铜臭味，贪婪，自私依然弥漫。这是对权威的一中大胆的藐视，也是对传统的挑战与反抗。
此外，天宫这个外表华丽而且十分庄严的地方，实则也是名不符实，丑陋至极。小说中第二十八回，孙悟空离开唐僧回到花果山，这一部分通过行者所见和小猴子的诉说，给读者展现了一幅萧条冷清的花果山，它不在是人人向往的乐土，而像埋葬众猴的坟墓，且看文中，群猴道：“自从爷爷去后，这山被二郎菩萨点上火，烧杀了大半。我们蹲在井里，钻在涧内，藏于铁板桥下，得了性命。”从字里行间我们都可以看到花果山的众小猴，遭到了天兵天将的大肆屠杀，苦不堪言。常言道：“上天有好生之德。”，但是在这里，这几个字让人觉得是那么得可笑。庄严便成了丑陋，华丽变成了虚伪，这一切，都说明，生活在这个特殊的时代的人们，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对权威和传统都产生了挑战。

　　（三）呼唤人性美

小说中充分体现了对有个性、有理想、有能力的人性美的呼唤。作品充分刻画了一个追求自由和理想的行者。孙悟空在取经途中，永远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一个。这一路走来，孙悟空他的机智、勇敢、坚持不懈的精神始终闪耀在读者眼前。在孙悟空身上，充分体现了人性之美，这正是明中后期人民群众所憧憬的。
例如：孙悟空形“他是追求自由的搅局者，是恪尽职守的守护者，是嫉恶如仇的战斗者。”[15]他不服生死轮回，毫不畏惧天庭神威，敢于在玉皇大帝面前自称“老孙”。他被十万天兵天将重重包围时，也是从容对阵，坚持到底。取经途中，唐僧软弱胆怯，像个脓包。猪八戒又缺乏恒心，动不动就要“散伙”，只有孙悟空不畏困难，勇敢前进，这都从侧面烘托出了行者勇于斗争的精神品质。如第二十七回，孙悟空与白骨夫人的斗志斗勇，妖精三次变化，都逃不过行者的“火眼金睛”，宁愿违背师傅意志也要拼死打杀妖魔。第三十七回中，孙悟空被红孩儿的烟火攻击，火气攻心，三魂出舍，仍然不放弃，多次挑战，直至胜利。
如果说孙悟空是人们心中理想的象征，那么猪八戒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英雄，他贪吃，懒散，但又勇敢坚强。他毫无掩饰自己内心的欲望与追求，不畏权威，他是那么真实。这正是明代倡导“童心”、“性灵”，充分发挥自我内心真实情感的反映。孙悟空留给人们的是望尘莫及的背景，而猪八戒却留给人民群众的是一个可以追求得到的一种现实。
由此可见，《西游记》它那想象的翅膀飞的很高，但并没有离开现实的土壤，所以它才成为一部有社会意义的小说。

　　结论

《西游记》是一部伟大的神化小说，吴承恩以“前无古人”的神来之笔，塑造了一系列幽默诙谐的神魔形象。小说凭借其谐趣横生的语言艺术、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拥有着广泛的受众。它的成书又是和作家个人、时代乃至历史累积密不可分的。
重要的是，《西游记》它不是单纯的神魔小说，它是一部具有“幻中有真”的作品，它是闪耀在文坛的瑰宝。作者以“幻”的形式把小说放置在明代中期，这一封建统治异常黑暗，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特殊历史背景下，通过许多充满谐趣的故事，采用“寓庄于谐”的表现手法，给我们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黑暗和社会生活，凸显了对权威的藐视和对传统思想观念的大胆挑战以及广大人民对有个性、有理想、有能力的人性美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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