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史记》中的刺客形象

　　摘要

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向我们叙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几位刺客以及他们的传奇刺杀事迹。而司马迁是目前唯一一位将刺客独立成篇以载入史册的史官,因此,《史记·刺客列传》堪称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司马迁将这些刺客的生平事迹都收录于刺客列传中。作为刺客他们拥有着许多相似的形象特征与性格特点。本文以《史记》中记载的刺客形象为基础,着重分析他们的形象特征,并简单概述在这些刺客形象所表现的精神内涵以及他们对后世文学创作等领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史记》；刺客形象；精神内涵；

　　一、引言

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向我们叙述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位刺客的传奇事迹。其中曹沫为报鲁庄公不记自身三战三败，依然信任自己的恩情，在两国会盟的时候持刀劫持齐桓公，逼迫其归还侵占鲁国土地；专诸为报答公子光的赏识与器重，藏刃在鱼腹里，并以献鱼为借口刺杀吴王，自己被护卫所杀；豫让为报答智伯的厚待，不惜自残以刺杀赵襄子，最后刺杀失败伏剑自杀；聂政感念于严仲子的知遇之恩，埋伏于兵刃之中只为刺杀侠累，刺杀失败后被暴尸街头；荆轲感激于太子丹的知遇与厚待，助其刺秦，虽然最后图穷匕现失败被杀。可以说五位刺客都用其自身的方式兑现了“士为知己者死”的诺言。

　　二、《史记》中刺客形象的主要特征

司马迁是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为刺客作传的史官。刺客们的刺杀行为不只是为了简单的报恩，还包含着后世所倡导的“忠义”观念，并且他们大多以壮烈的结局收尾。本文欲以文献研究的方法来浅析《史记·刺客列传》中所塑造的刺客形象的主要特征。

　　（一）落魄失志

《史记·刺客列传》中的刺客，多为地位卑贱、处于社会底层之人。

曹沫在列传中有提到他“以勇力事鲁庄公”、“与齐战，三败北”①身为将领却一直打败仗，迫使其君主割地求和，其落魄失志的境遇由此可见一斑；专诸在文中有提到“乃进专诸于公子光”我们不难看出，专诸在被引荐之前声名不显，没落于市井之间，有志难伸；“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名”，从文中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豫让未曾得到君上的器重与信任，理想抱负无处可伸；列传中有提到聂政“杀人避仇，与母、姊如齐，以屠为事”④、“家贫，客游以为狗屠”⑤，说明聂政出身贫贱处于社会底层，还要躲避仇敌，与家人隐居在乡下，做了屠夫以卖肉为生，生活贫苦地位卑贱，很难有机会成就大事；

荆轲在列传中有写其“好读书击剑”⑥，这说明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刺客，而是一位抱负满怀，武艺高强的文士。他也是列传中唯一与书有关联的刺客，这从侧面说明了荆轲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刺客，而是一位抱负满怀，武艺高强的侠义之士。但他以术说卫元君时，卫元君却并没有任用他。虽然司马迁并没有详细指出荆轲是怎么说的卫元君，我们也并不知道卫元君为什么没任用他，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荆轲的内心是有着远大抱负理想的，只是在当时有志难伸、无人赏识罢了。后来荆轲流亡至燕国，更是沉沦于市井之间，只能与高渐离每日旁若无人的击筑饮酒。“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⑦这与后世大多饱读诗书但却有志难伸、报国无门的失意文士何其相似。荆轲身上的文人气质与身为刺客的勇猛潇洒完美结合，使其成为名传千古的刺客荆轲。

由此可以发现列传中的五位刺客都有落魄失志的特征。

　　（二）勇猛无畏

刺客进行刺杀大多会采用暗杀等不容易引起目标防备的方式，比如投毒、运用陷阱弓弩、伪装潜伏或与多人围而杀之等等，尽可能达成目标后依然能全身而退。但在司马迁的记载中这些刺客除了豫让之外，其他几人都没有采取以上的暗杀手段，而都选择在众目睽睽之下借手中匕首、凭一己之力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刺杀的动作不是劈，不是砍，而是刺。唯刺的时候，身体门户大开，全力以赴，‘刺’让刺客们的刺杀举动有了一种以身博人的壮烈情怀。”

而最能体现刺客勇猛无畏这一特征的人非荆轲莫属。在文本中，司马迁先是用一段流传千古的易水送别将荆轲临行前的悲壮氛围展现的淋漓尽致，再到荆轲知道太子丹欲令秦舞阳先行时，叱太子“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⑧太史公由此塑造出一个义无反顾的猛士形象。

曹沫在文中对其的描述就是“以勇力事鲁庄公”，鲁庄公看中的便是其勇武之气，哪怕曹沫几次跟齐国的作战都是战败，鲁庄公却依旧对其信任有加“犹复以为将”，由此不难看出曹沫其勇武深得鲁庄公喜爱。在齐鲁两国签署盟约时，戒备森严、气氛严肃。曹沫却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台上以匕首劫持齐恒公，这是何等的胆魄与勇气；或许当时恒公手下无人敢动是他们考虑到主君的安危，那等到曹沫投出匕首，走下盟坛时无疑是杀死曹沫的最佳时机，但曹沫却面不改色的走了下来。由此可见曹沫即使赤手空拳，其悍勇的形象依然摄人心魄，让敌人不敢轻举妄动。曹沫其勇猛无畏的形象跃然于纸上，令我钦佩！

列传所记载的五位刺客所刺杀的目标都可以说的上是地位极高的大人物。刺客一个人的力量与其目标相比如云泥之别。但就算是这样刺客们依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众目睽睽之下突而刺之，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悍不畏死，可谓是勇猛无畏。

　　（三）重情尚义

在历史的长河中刺客这一职业多不以正面形象出现，这是因为刺客只会根据雇主或主公的意志而为其达成目标，并不会在意自己的行动是否是正义的，是否会改变天下大势与历史走向，他们大多只是单纯的报恩或简单将其称为“士为知己者死”。

《史记·刺客列传》中的几位刺客，他们进行刺杀最根本的动力就是对“义”的执行，就如豫让所表述的那样：“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他们视死如归、义无反顾的进行刺杀只是为了践行心中的“义”。而这里的“义”或许与后世我们所说的略有不同，在这里它只是刺客个人情感的体现，具体表现为有情有义，知恩图报。

司马迁笔下的五位刺客，起初都是游于市井之间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聂政只是一个居于乡野的屠夫，豫让跟专诸只是在君主门下郁郁不得志的小小门客；荆轲四处游说学术却屡屡碰壁，武艺高强而无人赏识。他们都是身怀绝技、抱负满怀却无人赏识、有志难伸，缺少一个名扬天下、受人重视的机会。他们最终成为刺客只是因为恩主发现了他们的才华与能力，并礼遇有加。知遇之恩定当没齿难忘自然而然成为他们人生信条，即所谓的重情尚义。

曹沫，身为将领却一败再败，迫使其君主割地求和。但就是这样鲁庄公却依旧对其信任有加，对其委以重任。因此曹沫才在两国会盟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挟持齐桓公，迫使齐桓公归还鲁国失地，一雪国之屈辱，报答庄公的恩情。

在列传中所记载的刺客中，聂政无疑便是重情的典型代表，这是因为列传中提到了家人的便只有聂政的刺杀事迹。最初聂政虽然感激于严仲子的厚待与赏识，但还是毅然决然的拒绝了严仲子的请求。这是因为其母尚在，自己要于身边侍奉母亲。虽然严仲子位高权重并对自己亦有知遇之恩，但在聂政心中依然有着比此更加重要的东西，那便是孝。等到其母过世，并守孝三年之后，聂政才动身为严仲子报仇，并且在刺杀之后不惜毁容只为能够不连累其姐。由此可见，聂政虽然希望功成名就，但是在他心中仍有比名更重要的东西。重情便是聂政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

专诸本出身微末，泯然于市井之间，后由伍子胥引荐给了公子光，公子光对其礼遇有加，善待之。直到希望专诸前往刺杀王撩时更是行顿首大礼并说出了那句“光之身，子之身也”⑨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专诸只能义无反顾，在铜墙铁壁般的严防之下杀死了王僚，自己也被乱刀砍死，用生命报答公子光的知遇之恩。

豫让与其他刺客相比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他对于“义”的执着，这是由于他的刺杀进行了两次。在第一次时变换姓名，伪装成涂厕刑人对赵襄子进行刺杀，被其识破；第二次时不惜自残漆身为厉，吞炭为哑，隐于桥下只为刺杀赵襄子，却依然失败，豫让此时知道自己不可能成功了，便请求赵襄子以衣为替代进行刺杀，了结心愿之后伏剑自杀。从豫让的执着行为中我们能够看到先秦时期侠士与君主之间是能够进行双向抉择的。豫让效力于范氏与中行氏之时，他们正只是以普通人的待遇待他，并没有发现豫让的闪光点，而豫让就只能以普通人的方式进行回报，但在智伯这边，智伯却以“国士遇我”所以豫让能够为其报仇而舍生忘死。那为何行动之后又受到了赵襄子的不杀之恩，却仍然要进行第二次刺杀？这是因为豫让在智伯处获得了无与伦比的赏识与尊重，为其报仇自然而然成为豫让的人生信条。“豫让的执着行为所执着的并不仅仅是刺杀赵襄子，他所执着的是自身的大义。坚持履行‘士人’的职责，对‘士人’身份的执着。”

除了这些以外，最后豫让一定要刺赵襄子之衣后再自杀，这是因为当时豫让已经明白想要为智伯报仇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自己还能够做的只有以这样象征意义的行为来践行心中的“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⑩豫让便是这舍生取义者的典型代表。

荆轲起初虽武艺高强、胸怀大志，但却无人赏识，与人切磋武艺也受人讥讽，只能每日于市井之间厮混度日，有志难伸。后由田光引荐于太子丹，太子丹发现了荆轲的才华，对其赏识有加。荆轲终于得到尊重与重用。为报答太子丹的礼遇有加，助其刺杀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⑪，虽最终图穷匕见，失败身死但其重情尚义的秉性由此可见一斑。

在我看来，这些刺杀事迹之所以能名留青史成为传奇，正是因为这些刺客身上展现出了其重情尚义的人性光辉，并给予了后世积极的精神指向。

　　（四）轻身好名

“轻身”顾名思义即轻视自身，通俗来说就是“不要命”，这是刺客这一群体最显著的共同特征。刺客在刺杀时往往并不会在乎自身的安危、悍不畏死，在必要时甚至不惜自残只为达成刺杀目标。其实刺客在刺杀行动前都明白无论成功与否，自己都不可能有生还可能。但刺客们并没有因此而退缩或者胆怯，反而义无反顾、慷慨就义。

曹沫劫持齐恒公就是在两国盟会之时，当时守备众多、戒备森严。曹沫却毅然决然的在众目睽睽之下以匕首挟持齐桓公，迫使其答应归还侵占的鲁国土地，之后走下盟坛依旧面不改色、侃侃而谈。曹沫当时肯定明白，只要自己但凡有一丝贪生怕死之念，齐桓公必定不会如此轻易的答应归还土地，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可见当时曹沫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要能为国雪耻，报主公知遇之恩，死又何惧！

荆轲刺秦为人所千古传唱，正是因为此乃当时惊世之举。荆轲义无反顾、直入强秦，虽生而做死别。于秦王宫，秦舞阳的懦弱胆怯与荆轲的泰然自若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因为荆轲有着玉石俱焚的决心和视死如归的勇气。以至于在荆轲刺杀失败时依然做最后抗争“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⑫。由此不难看出刺客群体其轻身的共同特点。

追求声名是刺客们另外一个普遍特征，即“好名”。刺客们追求的名声并不是简单的沽名钓誉，而是不畏强暴，杀身成仁为世人所称道的“义”名。司马迁笔下的几位刺客都是生活在群雄割据、战乱不断的战国时代，他们处于社会底层知识水平普遍不高，但是他们却拥有着雄心壮志、侠肝义胆。他们除了将酬知遇之恩作为自己人生信条外，还希望能够获得名垂青史的“侠义”之名。正是因为司马迁笔下的刺客们对于义名的向往，才使他们与后世滥杀无辜的刺客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好名”这一特征也很好地解释了刺客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惨烈行为方式的主要原因，为求“义名”而义无反顾、杀身成仁。

司马迁通过对几位刺客的描绘，塑造出了这些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刺客形象，并使其流传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

　　三、《史记》中刺客形象的精神内涵

　　（一）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精神

刺客们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那句“士为知己者死”，而他们通过这句话所体现出的侠义精神也正是其最为突出的精神内涵。“刺客作为代人行刺者，往往是受人豢养的，如果待遇很高，这种关系就会被刺客视为知遇，豢养者被刺客视为知己，刺客往往倾全身之力甚至牺牲自己来报答这种恩情，即士为知己者死”。

其中最能体现其侠义精神的非豫让莫属。豫让本是范氏与中行氏中的一个无名小卒，但其去而事智伯之后却得到了对其如国士般的厚待。正是因为这种厚待与尊重，使豫让得知智伯被赵襄子所杀后，毅然决然的说出了那句“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⑬在初次刺杀失败之后，又以自残来改换容貌进行二次刺杀。豫让如此的矢志不渝、至死方休，只是因为智伯以国士之礼对其厚待有加亦有知遇之恩无以为报，为其报仇不为功名利禄只为那心中之“义”。其侠义精神由此可见一斑。又如专诸在得到伍子胥向公子光的引荐之后，得到了公子光的善客待之。使其无以为报只能义不容辞的去刺杀王僚，后虽刺杀成功，但自己也杀身成仁被卫兵所杀。“当然，专诸为公子光刺杀王僚，应当是有一部分原因是物质上的回报，但是除却了物质上的回报，更多的却是精神上的尊重”。

又如荆轲刺秦，他早就明白自己前往刺杀秦王最终无论成功与否都将是以死亡为结局，也许他还预料到了就算自己成功的刺杀秦王，也无法阻挡秦国一统天下的进程。可是，他最终还是在秦舞阳的陪伴下，毅然决然的前往刺杀。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在支持着他勇往直前并为之舍生忘死？这便是我们传承至今并一以贯之的“义”。荆轲感念于太子丹对他的知遇之恩，让他有出人头地的这一天。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太子丹对荆轲猜疑过，催促过，或许还有着许多的不信任，但这都不影响荆轲唱出那句流传千古“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⑭，义无反顾的去完成他的任务。哪怕在最危急的时刻，荆轲依然没有忘记太子丹要他先“劫秦王”的嘱咐，没有用涂毒的匕首去直刺秦王。

这便是古人所秉承的“义”。当年的那把“徐夫人”匕首早已不知所踪，但那士为知己者死的“义”却流传至今。

想来太史公之所以如此详尽的记载这五位刺客的传奇事迹，所要传达给人们的正是其中刺客们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精神。他认为这些刺客的所作所为虽只为恩主之意志行事，但并无对错之分，只为心中的义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司马迁心中的刺客应是具有高尚品格的侠义之士，无所畏惧、杀身成仁，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性格特征与迥然不同的行事准则，只为满足自身独特的心理精神需求，他们虽大多出身卑微，但无一不是报负满怀、胸有凌云之志。“如果没有机遇，只会终生被人忽略鄙视，默默地老死巷闾或乡间。一旦有了体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就可以灿烂地爆发，辉映历史”。

　　（二）不畏强权的反抗精神

当社会出现不公正的时候，人们总是渴求正义的出现，英雄也就因此应运而生。列传中的刺客们有着非同寻常的武艺与胆识，他们的刺杀行为，虽然是无奈之下的暴力手段，但只单纯从其刺杀动机来看，却又有着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反抗精神在其中，而反抗精神正是太史公笔下刺客们又一显著的精神内涵。

这种不畏强权的反抗行为或许并不是刺客们的主观意愿下进行的，更多的只是下意识的行为，但我们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这些行为在客观上已经具备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就曹沫与荆轲而言，他们的刺杀行为实际上概括了当时小国抵抗大国兼并的一种方式，在这之中国力强大的秦国与齐国正是强权与暴力的代表，所以他们的行为从客观上具有反抗强暴的意味。就如曹沫挟恒公，当时鲁国与齐相战三战三败，被逼割地求和，曹沫无奈之下只能在会盟时挺身而出，逼迫齐王归还了侵占鲁国的土地。荆轲对秦王的刺杀行动其反抗精神也十分鲜明。在当时秦国已经是战国七雄中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更是已经俘虏韩王，占领其全部国土，有着鲸吞宇内、一统中原之野心，而燕国小国寡民无力抵抗秦国的侵略。就在这时荆轲挺身而出直入强秦进行刺杀，其反抗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而豫让、专诸、聂政三位的刺杀行为多出于私人恩怨，并非出于反抗强权的家国大义。虽然个人私怨与家国大义相比其不畏强权、反抗强暴的意义会小一些，但此三人快意恩仇、尚气任侠，以一己之力对抗位高权重的贵族，以一人战百人，也具有一定的反抗精神。

　　（三）舍身为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先秦刺客们用他们无畏的胆魄与悲壮的结局为我们展现了其舍身为国的爱国情怀。而这正是刺客们又一独特的精神内涵即舍身为国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精神内涵在荆轲的事迹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在当时强秦的侵略以势不可挡，弱小的燕国岌岌可危，就在这危难之时荆轲挺身而出，以命相搏最终图穷匕见失败而亡，但荆轲刺秦的传奇故事却流传千古，为后人所传唱，时隔几千年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易水送别的悲凉、倚柱笑骂之悲壮。荆轲其友高渐离隐姓埋名后得秦皇召见，举筑以击秦皇，后失败被杀。其中令我最为佩服的便是这位在刺客列传中篇幅最少的高渐离。他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乐师，没有恩主也不用酬知遇之恩。他仅仅只是与荆轲于市井间击筑饮酒引为知己，从始至终没有一个人去要求他去刺杀秦王。驱使他行刺的动力正是其内心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对挚友荆轲独特的知己之情，这种情感超越了知遇之恩、超越了时空界限，甚至超越了生与死，而这也正是最令我感动的地方。这一幕幕壮烈的刺杀事迹无不在向我们诉说着先秦刺客们独特的爱国情怀。

　　四、《史记》中刺客形象的由来与形成

　　（一）时代因素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逐渐崩坏，周天子的权力为分封的各路诸侯所把控。诸侯国之间争战不断、明争暗斗，社会形态也逐渐完成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在这战乱四起的乱世之中，各路诸侯为满足自身一己之私或一统天下的野心，纷纷招贤纳士，广纳门客以备不时之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逐渐形成一种养士的社会潮流。如当时的孟尝君就曾有“鸡鸣狗盗”之事，吕不韦曾有食客三千，这些“士”大多是有一技之长或武艺高强之辈。在这些“士”中也涌现许多人物并被委以重任，而刺客这一角色就是从这士群体之中产生的。

在春秋战国这个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的时代背景下，各路诸侯及士大夫不再简单满足于缓慢提升自身实力通过战争来达到侵略目的，而更喜欢通过直接杀死敌人首领来达成政治目的。在这样的强烈需求之下，刺客这一职业应运而生。在先秦刺客们的刺杀事迹中，刺客与目标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或矛盾，他们只是单纯的凭借恩主的意志行事，将冲突双方的矛盾交由刺客来解决。

时代因素是导致刺客职业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时势造英雄，正是由于这纷乱的时代造就了这些任侠尚义的刺客们。

　　（二）地域因素

不一样的外部环境会对居住人群的性格、习惯、思维方式产生不同的影响。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如此。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道理，即所谓的地域差异。

一般来说，我国北方地区相比于南方地区，人们性格会更为彪悍豪爽，更加勇猛好斗，其对于武力的崇拜更为显著。

勇猛好斗、任侠尚武的社会潮流在人口较为密集且贫富差距较大的区域更容易出现，这是因为这一区域人口众多，在生产力低下的奴隶制社会，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相对不足，人们为了更好的活下去，争强好胜、勇猛好斗的社会潮流形成就很好理解了。而列传中的刺客们大多在北方区域生活，如鲁国晋国卫国等地，在当地争强好胜、逞凶斗狠的社会风气影响之下，他们自然而然的就形成豪爽大气、快意恩仇、尚气任侠的性格特征，而这些的性格特征正是要成为一名刺客先期条件，因此他们对刺杀这种以武力直接消灭目标的暴力方式并不排斥；相反，一个蝼蚁贪生、畏首畏尾的人，是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刺客的。

其中聂政原是魏国人，而荆轲是齐国人，他们更是在后期常游历于燕、赵区域。齐国等地都是先秦时期的人口大国，人才众多，而对于在当时处于社会底层、身份卑微的聂政与荆轲必不甘心于一辈子泯然于市井之间碌碌无为，在时代背景与自身的强烈诉求之下，促使他们为了扬名立万而毅然决然的走上了刺客的道路；专诸原是南方人，南方多为江南水乡，百姓性格淳朴，其本不应走上刺客的道路，但如果从当时时代背景及生产力角度分析，专诸最终成为刺客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我看来先秦时期尚气任侠、彪悍勇猛的社会风气是刺客这一职业产生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这样的社会风气影响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这种独特的的精神风貌也积淀在当时许多人的心中，形成那个时代非常鲜明的心理特征。

　　（三）个人因素

先秦时期社会纷乱，战争四起。而在当时有着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出身卑微，地位低下，没有多少钱，处于社会底层。但他们武艺高强且抱负满怀，立志要出人头地、名动天下，却无人赏识，内心愁苦。在恩主的尊重与赏识之下，他们选择成为刺客，以自身独特的行为准则和心中之“义”通过刺杀的方式得以流传千古，为人所称道。统治阶级的养士需要与侠士对于声名的需求，成为了先秦刺客群体出现并壮大的主要原因。

刺客的产生与传统血债血偿的复仇观念有极大关系。报仇这一观念自古就以有之，报仇的原因最初只是单纯为亲人报仇雪恨；于先秦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报仇这一行为是持肯定态度的，在当时是否有能力为亲属报仇是评判一个人能力大小的标准之一。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碰撞、人们观念的转变，报仇的原因由简单的为亲人报仇发展到为师门报仇、为友人报仇、为恩主报仇等等。而太史公笔下的五位刺客正是为恩主报仇的代表。他们在传统报仇观念的指示之下，觉得为恩主消灭仇敌正是其报答知遇之恩的最佳方法。这种想法也正是刺客群体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史记》中刺客形象的文学地位与影响

　　（一）文学地位

司马迁在文学艺术上通过对人物进行细节、心理、对比描写，刻画出个性鲜明的刺客群像。司马迁在刻画刺客形象的过程中努力的想将刺客独特的内心世界展现出来，所以他不只是单纯的叙述刺客的刺杀经历，还重点展现刺客们在刺杀的过程中复杂的心理变化。

后世的文学创作多有借鉴司马迁笔下的刺杀事迹以及叙事语言等为素材。后代的诗歌等体裁也多有对刺客形象进行再次创作，以此来表达自己对刺客这一形象的看法。使刺客形象在文学长河中不断的被激活，在后人们一次次的再创作中得不断丰满，刺客身上展现出来的精神也为我们所铭记。司马迁所塑造的刺客形象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而且还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学价值，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与历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二）后世影响

《史记·刺客列传》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许多的创作素材和故事结构，如骆宾王的《易水送别》、陶渊明的《咏荆轲》、元杂剧中的《豫让吞炭》等经典的作品都有受到刺客列传的深刻影响，其中的传奇事迹引发我们对它无限的想象，其文字之间所展现出的精神内涵对后世的侠义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列传所阐述的侠义精神与反抗精神独树一帜，和传统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等等，一同凝聚了我们中华文化独特的精神风貌。

《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侠义观念经过时间的传承与演变最终形成了我们中国经久不衰的侠义精神。在此观念的影响下诞生了许多与侠义精神有关的经典文学作品，汉魏时期，诗人曹植创作了大量关于少年侠客的诗歌如《白马篇》等等，唐代王维《少年行》、李白《侠客行》等诗歌中都有体现侠客们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怀，唐传奇中的聂隐娘、红线的形象也是侠义精神的典型反映，元代杂剧中有《赵氏孤儿》等剧目，宋代以后《三侠五义》、《水浒传》等小说中也都有侠义精神的反映。

　　六、结语

《史记·刺客列传》是唯一详尽记载刺客传奇事迹的史书篇章。许多人觉得在历史上刺客充当了其中不光彩的角色，其所做之事多为逞凶斗狠、不爱其躯甚至只是刺客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并不值得我们所倡导与学习。但刺客们所体现出的侠义观念与反抗精神正是我们许多人如今所缺少的精神特质。在列传的最后司马迁有写到这样一句话“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⑮由此可知司马迁更为看重的是刺客们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内涵，看重刺客的刺杀动机与他们独特的精神风貌与性格特征。我们理应倡导文章中刺客独特的侠义观念与反抗精神等，感受他们人性光辉中感人至深的闪光点，而不必拘泥于其身上的局限性，随性而动，率性而为，欣赏他们在超越生死之间所爆发的精神光辉。

　　注文

①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3：163.

②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3：214.

③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3：235.

④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3：116.

⑤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3：41.

⑥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3：94.

⑦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3：243.

⑧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3：267.

⑨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3：178.

⑩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3：36.

⑪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3：73.

⑫孟子《孟子》[M].郑州市：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123.

⑬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3:237.

⑭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3:143.

⑮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3: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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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裕敏.从《史记·刺客列传》看战国时刺客的精神特征[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2.

[7]何进.《史记·刺客列传》中“士为知己者死”的解读[J].商,2015.

[8]李海群.《史记·刺客列传》与先秦的侠义精神[J].名作欣赏,2013.

　　致谢

四年的大学生涯即将结束，回首四年的光阴，有太多的回忆与不舍。感谢我的指导老师阮宪镇老师。从课题的选择，课题修改，拟写开题报告，开题报告的修改，论文一次又一次的修改，到最终论文的完成，阮宪镇老师始终都给予我细心的指导和不懈的支持。论文的完成，离不开宪镇老师的辛勤付出，宪镇老师渊博的知识、一丝不苟的态度也深深地影响了我，在此我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