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中部地区实证

　　摘要：在目前的全球经济发展趋势之下，制造业的发展是代表着国家的经济实力。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推出，制造强国战略成为XXX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中部地区作为新时期的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智能化和绿色化成为重中之重。制造业带来的环境问题一直是国家乃至全球的热点性问题，而环境规制作为一种环境保护措施，对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制造业发展需要不断地技术创新来提升实力，因此技术创新在制造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是热点问题。同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会势必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本文研究中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首先对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基础理论进行比较系统地回顾与分析，运用中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中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方向以及程度，并提出合理、多样化的政策手段来发挥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本文使用2001-2015年的中部地区制造业省级统计数据，研究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从中部地区整体区域来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显著的，并且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从分省级的回归结果来看，各省的结果在是否显著、作用大小方面是存在显著的差异的。根据以上的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将技术创新融入到环境规制政策之中，制定与技术创新相配套的制度；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要结合具体地区的具体发展情况；灵活使用各种环境规制工具；加强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应用。

　　关键词：环境规制；技术创新；环境政策

　　本文主要研究的内容是环境规制对我国中部地区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本章作为绪论，首先说明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并且对国内外的文献进行梳理和述评，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后对本文的研究内容、论文结构和可能创新点进行了说明。

　　制造业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国家创造力、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是区别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尤其是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已经崛起成为全球第三制造大国。2005年到2007年统计显示，制造业增加值占中国GDP的30%以上，工业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贸易总额的90%以上。但是我国制造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污染排放严重、自主技术创新能力薄弱、能源资源消耗大等。

　　为了我国制造业“大而强”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XX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纲领提出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要坚持“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同时根据《201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所以，现在的环境问题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环境要求。而中部地区是我国新一轮工业化的重点区域，《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科学确定了新时期中部地区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其中一个就是“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未来，中部地区发力先进制造，需要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切实打造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显而易见，制造强国战略对中部地区制造业的环境要求和技术要求越来越高。中部地区作为发展制造业的重要中心，实现环境效率和技术效率的“双赢”是未来的趋势。“中国制造”正走到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同时制造业给环境带来的累积负面效应也不断涌现，在以提升制造业集约化水平为宗旨的“工业4.0”时代，环境规制政策能否引导中国中部制造业顺利转型、改善环境污染困扰成为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技术创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其增强产业竞争为的主要途径。制造业技术创新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产业竞争力，减少对外技术依赖，实现制造业产业分工和转移，逐渐将低技术附加值得生产加工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进一步延伸制造业产业价值链；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制造业产出效率，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从而达到经济利润和环境绩效的“双赢”。因此，中部制造业能否借助环境规制来推动技术创新的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绩效的“双赢”，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对中部地区的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

　　第一，理论上的有益巧展。实现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关键是环境规制是否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没有得到统一观点，普遍的有以下三种观点，即传统观点，波特的“双赢”观点和“不确定”观点。从环境规制的角度研巧技术创新效率，探索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既是对技术创新理论的有益补充，又是对环境规制理论的拓展，同时有利于切实分析环境规制对我国中部地区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为XX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提供借鉴意义。

　　第二，现实上的指导意义。研究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不仅有利于正确制定相应的制造业环境规制政策和技术创新发展战略，进一步推动和提高我国中中部地区制造业技术创新，增强我国制造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环境保护；而且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影响程度的差异性的来源，从而促进中部制造业产业的技术创新，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1.3.1国外文献综述

　　1.有关环境规制的文献综述

　　由于环境的负外部性特征，环境规制成为目前解决环境问题的主要手段，国外学者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开始较早，涉及环境规制诸多方面，以下仅对环境规制工具的选取及环境规制强度的计算相关文献进行简单回顾。

　　在关于环境规制工具的选取上面，Atkinson&Lewis（1974）[1]等将XX之下的命令控制性和市场激励型两种环境规制工具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对比发现，两种工具在达到相同的环境质量标准时所需要付出的成本是有很大差异的，通常命令型的工具所需要的成本往往市场性的的几倍到几十倍不等。在技术激励创新方面，Malueg（1989）[2]在一致的环境标准下，基于市场性的环境规制工具具有更强的技术促进效应，由于企业可以在这种规制工具下通过技术创新获得更大的利益，更愿意采用具有比价优势和优势的污染控制技术。在基于市场的环境规制工具中，Weitzman（1974）[3]首次研究了环境规制中价格和数量工具之间的区别，二者之间的不同可以在政策制定方面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他认为当污染的控制成本不确定时选择何种工具就取决于边际收益和成本曲线的陡峭程度，当边际收益曲线比较陡峭时，应选择数量工具来严格控制环境污染的排放总量。Kohn（1985）[4]认为排污税与排污补贴的效应是不同的，排污税是使企业的成本加大，而相对减少了企业的利润，加快了企业退出速度，从而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排污补贴则是加大了企业的利益，减缓了了企业退出速度，间接地增加了污染物的排放。ToshiH.Arimura等（2008）[5]发现自愿性规制对于污染物排放的减少是有效的，如ISO14001认证标志、企业自愿签署的环境保护协议等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污染物的排放起到了较好的规制作用，而且这种规制成本很小，建议应该加大推广力度，只是这种规制工具是建立在企业自愿基础上的，具有不确定性。

　　2.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的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在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的研究上，分为了三种观点：

　　（1）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

　　1991年，MichaelPorter（1991）[6]认为，严格的环境政策将推动技术创新。由于技术创新会给企业带来足够的收益，进而可以抵消由此产生的成本，同时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促使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这就是著名的“波特假说”。LanjouwandMody（1996）[7]从系统的角度来看，环境监管与创新活动或技术扩散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了初步探索。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X，日本和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环境专利数量正向积极影响了污染减排费用上涨的成本，而国内技术创新活动也会对其他国家产生环境监管措施产生积极影响。然而，Lanjouw和Mody的研究仅仅分析了环境规制与环保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没有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JaffeandPalmer（1997）[8]利用1975—1991年间的X制造业的数据对环境监管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与Lanjouw和Mody的研究类似，Jaffe和Palmer将对环境规制强度进行度量指标定为污染减排成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没有使用技术创新的环保数据，而是以总的研究开发经费支出与总的成功专利申请数量作为衡量技术创新的指标。Xepapadeas和Zeeuw（1999）[9]为了寻求更多的理论来支撑“波特假说”，他们就环境规制怎样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最终达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进行了讨论。他们提出了一个比较有力的的X—Z模型。X—Z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的力度越大，国家产业的利润水平也会降低，产生了负面影响，但这两者之间的利害冲突并没有过去的研究结果那样不可观，因为无论如何环境规制也能够减少污染排放水平。Mohr（2002）[10]遵循以前学者的的研究思路，假设与旧的生产资本相比，新的资本所产生的污染排放更少。另外，Mohr在模型中引入了生产的规模经济外部性的假设。研究结果发现，环境规制能够同时减少环境污染和提高生产率。该模型包含着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因为环境规制给产业带来的长期利益可以抵消短期上升的成本，所以从企业方面来说，他们可能会反对环境规制，但从整个产业整体来说却应该有支持的态度。第二，与“蛙跳效应”类似的后发赶超现象可能会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环境规制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相对较大的利润。Greaker（2003）[11]在研究后发现，XX制定比较严格的环保政策法规，会加大上游企业之间的竞争。但是企业会增加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投资以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这将会促进环保产业实现更高目标的创新。MurtyandKumar（2003）[12]采用印度的92家企业在1996—1999年间面板数据对“波特假说”实现环保与经济的双赢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随着环境规制、自然资源保护强度的增大，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也将加快。StevenL.Puller（2006）[13]从企业战略的角度研究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寡头垄断企业为了获得比较优势，增大其对手的成本，在XX的环境规制政策之下会积极进行技术创新活动。Ambec和Lanoie（2007）[14]通过搜集欧盟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会对一些清洁型的技术创新起到促进作用，另外在一些特殊情况之下，技术创新能减少甚至弥补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Lanoie（2008）[15]提出相比较于过去的研究而言，最近的一些研究更加倾向于支持“波特假说”，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环境规制的水平不断提高，手段更加倾向于市场性的，更加能够灵活运用。Ambec（2011）[16]通过对18篇相关经验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发现，这些研究中仅有少数几篇可以为“强波特假说”提供理论支撑，大多数的文献都是倾向于支持“弱波特假说”。Arimura（2007）[17]等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数据，通过对环保研发经费支出、环境保护绩效、环保政策和商业绩效方面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环保研发经费支出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系。Rubashkina等（2015）[18]基于欧洲国家的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发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2）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抑制作用

　　这种观点是根据环境外部性理论，企业在进行生产活动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污染物，例如工业废水、废气以及固体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对于环境的污染破坏性比较大，会损害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这就需要XX进行干预。XX的环境干预会使企业的成本上升，利润减少，所以企业会减少用于技术研发方面的资金投入。

　　Barbara和Mconnell（1990）[19]对X污染相对比较严重的几个代表性产业进行研究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产出的直接影响作用为抑制作用，它只带来了企业成本的增加，并没有带来企业产出的相应增加；但是环境规制对企业产出的间接影响由于行业的不同而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Gray和Shadbegian（1995）[20]对X10年间的石油提炼加工企业、造纸企业与钢铁企业的数据进行搜集，研究了XX的环境监管与企业的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污染治理成本和企业的生产率之间关系是显著地，并且作用方向是负向。增加1单位的污染治理成本将会造成石油加工企业的下降1.45单位的产出，造纸企业的产出会下降1.64个单位，钢铁企业则下降了3.4个单位。Jaffe等（1995）[21]研究了环境规制政策对X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连续十几年的X贸易赤字是由XX的环保法律法规造成的，原因是环保政策造成的企业成本的增加和市场竞争力的减弱。Brannlund等（1996）[22]把瑞典的四十多家造纸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是否加入环境管制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进行测算，并且比较了企业之间的利润的变化，结果发现：使用严格的XX命令性的环境规制对少部分的企业的利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赋予其他大部分企业的利益产生了负向作用，这表明严格的环境监管会导致企业的利润下降。Wagner（2007）[23]分析了环境监管、创新产出以及专利申请量之间的关系，使用德国制造业的数据发现，环境监管的水平与企业的创新产出、专利申请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Chintrakarn（2008）[24]首先分析了环境管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相互影响，又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了污染物排放量与专利申请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用于控制和处理生产中的污染物排放量的资金将会严重挤出用于科研创新的资金，会减少专利申请量。

　　（3）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具有不确定性

　　这种观点认为环境管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受多种因素的制约，诸如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投入以及研发资金投入等等，而且环境管制的影响作用的大小与这些因素存在高度的相关关系，这就使得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

　　首先是对“波特假说”存在质疑的。Palmer（1995）[25]等人认为，波特及其支持者采用大量的案例分析来证实其假设，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推测性和较大的偶然性。“波特假说”在某些特殊情况可能适用，但不能期望其在一般情况下都会有效，因此还需要更加全面、系统的分析。Jaffe（1995）、Palmer（1995）、SimpsonandBradford（1996）[26]指出，企业作为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个体，总会去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各种决策，如果“波特假说”成立，即企业从事工业污染的治理成本不仅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进行弥补、而且还有净利润产生，那么企业完全没有必要放弃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机会，而非得借助XX的规制措施。同时Jaffe（1995）还认为在现实经济世界中，企业忽略某种潜在的市场机会是难以避免的，但这并不代表企业存在普遍的非效率；如果必须由环境管制来刺激创新，再通过创新的补偿效应来抵偿投入成本增加的损失，企业为何不直接去从事产品生产与生产工艺过程的研发活动，而非得通过如此耗费成本的环境规制措施。

　　Alpay等（2002）[27]通过对X和墨西哥1971—1994年食品加工业的数据研究，实证发现环境规制与X食品加工业的生产率存在负相关，而与墨西哥食品加工业的生产率存在正相关。Andries等（2007）[28]通过对环境规制和污染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分析后，发现由于受到多方面的影响，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复杂的，可能是正向影响、负向影响或者是无影响。Walz等（2011）[29]实证分析了1991—2007年12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数据，来研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政策工具如进口关税、进口配额、环境税收等对技术创新并无太大影响。

　　1.3.2国内文献综述

　　1.有关环境规制的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于环境规制的研究相对较晚，主要集中在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环境规制各方的行为以及环境规制的影响三个方面。赵红（2007）[30]基于交易费用理论和外部性理论对环境规制工具的演进进行研究，她认为无论是哪种环境规制工具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都具有一定作用，具体哪种工具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最有效，这需要对管制机构的运行成本、污染源的特征以及具体收益的大小而定，因此，没有哪一种环境规制工具是最好的，在进行选择环境规制工具时应该考虑各方面的具体情况，比较其成本—收益的大小而定。陈雯、肖斌（2011）[31]具体研究了基于市场环境规制工具中的可交易排污许可证制度，分析了许可证的价格、其市场情况以及对企业的具体影响，得到的结论是最开始时采取免费的可交易排污许可证和适当的环境补贴降低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成本增加，在较低的环境规制成本下，更有利于企业的创新和发展，并提出环境工具的设计和应用可以扩展到工业园区等企业群体上，不应仅仅局限在单个企业。生延超（2008）[32]对环境规制的制度创新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企业和XX之间针对环境规制一直在进行博弈，在博弈过程中就会不断产生新的规制工具，自愿性环境协议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自愿性环境协议是以XX和企业合作为基础，其顺利实施需要XX加大宣传力度、规避不确定风险以及提供法律保障，同时还需要信息披露机制以及谈判协商机制等。吴巧生等（2004）[33]针对环境政策工具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从长期来看环境规制工具主要是通过对新技术创新影响环境保护的，因此对中国而言，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需要从市场机制的角度进行考虑，以强化其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转变XX环境政策理念，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赵玉民等（2009）[34]将环境规制分为显性环境规制和隐性环境规制，其中，显性环境规制主要是指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性环境规制和自愿性环境规制，而隐性环境规制是指存在于个体内部的环保意识、环保态度等，通过意识、态度等对环境进行无形规制，分为直接模式、集体行为模式和组织行为模式。郭庆（2009）[35]分析总结了世界各国环境规制的演进阶段，主要分为从以命令与控制政策进行规制到经济激励政策推广应用再到以信息披露为特色的政策创新的三个阶段，通过对世界各国环境规制的演进分析为我国环境规制改革提供借鉴。

　　2.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的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的研究相对来说起步较晚，但也度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1）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

　　王斌义（2006）[36]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有着引导的作用能指明企业技术创新的方向，从而有利于企业调整对技术创新资源的配置，进一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方向和规模。黄德春和刘志彪（2006）[37]通过对海尔公司技术创新的案例研究，证明了环境规制激发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部分或全部抵消环境规制带给企业额外的成本，且创新行为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赵红（2008）[38]通过对我国1996—2004年30个省市大中型企业的数据进行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但这种效应有1-2年的滞后期。白雪洁和宋莹（2009）[39]采用2004年中国30个省火电行业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整体上有利于激励整个火电行业的技术创新，提高整个行业的整体效率。江珂（2009）[40]采用发明专利作为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发现了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技术创新。此外，他还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区域差异，结果证实环境规制对东部有显著的正影响，对中部、西部、东此各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明显。何立华和金江（2010）[41]采用最有增长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发现技术创新对改善环境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又有着引导和激励的作用。刘加林和严立冬（2011）[42]通过对全国1998—2008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发明授予量和实用新型授予量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环境规制下不同地区的专利授予量与并不相同。张晓莹和张红凤（2014）[43]采用1999—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效应呈现“U”型关系，同时，技术引进方式是实现环境规制下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茅宁莹等（2014）[44]采用2003—2011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医药产业技术创新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孙伟等（2015）[45]采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XX的投入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起到促进作用。张彦博等（2015）[46]采用2006—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改善的投入对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滞后性，不过影响是显著的。许卫华，王锋正（2015）[47]采用2008—2012年的资源型产业面板数据，实证发现环境规制水平对技术开发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企业的技术转化能力却在减弱。王文普（2015）[48]采用省级环境专利数据，分离出污染减排对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污染减排对环境技术创新具有不显著的正影响。肖鹏等（2015）[49]以海尔国际化经营为案例，研究发现，环境规制的差异有助于我国跨国企业开展创新活动。

　　（2）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抑制作用

　　季永杰和徐晋涛（2006）[50]通过对中国6个省市120多家造纸厂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总体而言，环境规制政策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技术效率，但对小企业而言，却降低了它们的竞争力。李旭颖（2008）[51]研究了企业创新和环境规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的互动机制，即企业创新会影响整个行业的结构和行为，从而影响整个产业的生产效率，并进一步影响了环境规制的政策。张红凤（2009）[52]利用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产业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下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状况，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缓解因污染量高而面临环境规制压力大的局面。张慧明等（2012）[53]采用DEA模型分析了我国重化工业技术创新和生产率对技术创新的反映强度，结果表明效率较好的行业对环境规制有着较强的正向效应，而原本效率较低的行业则未能提高其综合技术效率。蒋伏心等（2013）[54]采用两步GMM分析了江苏省2004—2011年28个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之间呈现“U”型动态特征，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大企业规模效应会受到环境规制的抑制，对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间接的促进作用。郭际，张扎根（2015）[55]采用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发现环境规制对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技术创新影响有差异，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抑制了地区产业技术创新。刘伟，薛景（2015）[56]采用2001—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实证检验发现，全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呈“U”型结构，但中部地区并没有这种“U”型关系，只是呈现线性关系。占佳，李秀香（2015）[57]采用2003—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性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短期会抑制技术创新，但长期来看，反而能促进技术创新;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会抑制技术创新。朱华友，王文鹏（2015）[58]采用2003—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SYS-GMM模型，发现现阶段环境规制对我国自主技术创新起到抑制作用。

　　（3）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没有影响

　　王俊豪和李云雁（2009）[59]对浙江78家隶属于纺织行业的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企业对环境规制的战略差异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积极接受环境规制政策的企业比消极对待环境规制政策的企业会更加倾向于使用绿色产品和推进企业的创新行为。潘凤，肖振坤（2015）[60]基于耦合理论实证分析技术进步和环境耦合发展，发现我国大部分省份技术进步环境效应并不显著，技术进步为与环境形成长期的促进作用。

　　本文研究的内容是环境规制对中部地区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理。本文主要由五大部分组成，即理论分析部分、实证分析部分和政策建议部分。理论分析部分主要包括文献综述及相关分析。在实证分析部分,主要运用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第三部分是政策建议，研究了制定合理环境政策来推进技术创新的策略。

　　本文主要分为五章，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该章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提出本文所要研巧的主要问题，对国内外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研究进行了述评，最后就本文的研究内容、文章结构和可能创新点进行说明。

　　第二章，理论回顾。该章系统的论述了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界定、环境规制的类型，以及两者涉及的基础理论。

　　第三章，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作用机制分析。该章主要论述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机理和机制。

　　第四章，实证分析。构建模型并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及影响。

　　第五章，政策建议。该章提出了环境规制推动技术创新的合理建议。

　　本文在分析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中，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避免单一手段会引起结果的偏差，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影响程度。

　　理论分析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通过对学者的相关研巧进行系统地归纳和总结，从而提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一方面环境规制能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是由企业的内驱动力和XX政策的引导；另一方面，环境规制能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増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企业会较少技术创新的科研投资。这两方面的作用，导致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不确定性，需要通过实证分析来进行验证。

　　实证分析采用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从地区整体和分省级两个角度，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和全面性，同时计量软件采用的stata12.0，保证计量的运行。

　　1.5.2研究创新

　　（1）构建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模型，是对环境规制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的有益拓展。对环境规制影响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的程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有利于从根本上认识环境规制如何影响技术创新，对制定有效的相关环境政策有着一定的作用。

　　（2）现有的研究都集中于整个国家或者是针对东部地区的研究，本文主要集中于中部地区的研究，实现了针对中部地区研究的空白。

　　国内外学者对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还没有达成一个共识，现在我国制造业正在进行转型升级，对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升级和环境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如何能够在制造业创新升级的前提下还能够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本文研究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就要对对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概念、类型和理论进行说明，在此基础上进行下一步深入研究。

　　目前在学术界对于环境规制的概念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主要是由于各种各样环境规制的手段不断出现，环境规制的概念和范围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规制的性质出发，规制分为经济性和社会性两种规制，我们这里研究的环境规制属于社会性规制，即通过XX制定行管的环境法律法规等政策来减少环境污染带来的负外部性，并由此去影响公众和企业的社会福利，从而达到保护环境、保障人民健康、实现经济增长的目的。我们这里研究的环境规制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首先是命令性环境规制。命令性环境规制的特点在于XX对于排放污染物的企业强制实施经济和行政方面的处罚。这种环境规制是XX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企业原材料的使用和技术的规范等作出要求，并通过强制手段保证政策的实施，以达到减少企业污染物排放，保护环境的目的。这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能够带来快速效应，在较短的时间内减少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来改善环境，并且能能够带动企业排污技术的推广，但是这种方式会降低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加企业的成本，对企业在科研方面的资金投入造成一定的压力，并且它对XX等相关部门在执行方面的要求比较高，很难一步实现。命令性环境规制工具总体可分为两种实现形式，一种是XX对禁止排放的污染物的种类作出规定，首先过滤掉一批技术较为落后的企业，再在污染物排放的总量和浓度等方面作出规定，要求企业改进技术，改进排污设备，如果企业达不到要求，则XX会进一步关闭这些无竞争力的企业；第二种是XX会规定禁止使用的原材料，要求企业改进生产工艺，在此方面做出更明确的限制，甚至淘汰部分设备，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的产生，以此达到环境保护的效果。

　　其次是市场性的环境规制。由于命令性的环境规制会严重削弱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虽然能够快速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但是会抑制经济的发展。这时就产生了另外一种环境规制工具，即市场性环境规制。这种环境规制手段是基于市场之下，XX不是对企业做出某些方面的规定和禁止，而是采用引导手段，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来达到保护环境的效果。市场性的环境规制赋予了企业更多的自由空间和活力，充分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使得企业能够主动地去完成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目标。同时还能够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带动企业的发展，并由此能够进一步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市场性环境规制的主要手段有排污税、可交易排污许可证、补贴等。

　　排污税指的是XX对企业排放污染物的权利不作限制，但是XX会根据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制定不同的税率，排放总量越多、浓度越高和排放国家禁止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交的税越多，这就使得企业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促使其进行技术创新，更新设备和生产工艺，积极地应对XX的环境规制。同时在整体上可以实现保护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效应。但是在市场发展还不健全的初期阶段，排污税还不能够完全地发挥作用，企业的应对措施也会稍显落后。可交易排污许可证是XX等相关部门根据所在地区的环境承载能力和目前的环境状况来制定本地区的总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然后将这个总量分成若干份，以拍卖的形式向所有企业进行拍卖，但是对企业预先能够购买的数量作出规定，企业需要根据最终拍卖得到的排污权来确定自己的污染物排放总量，这样就能够促使那些排污许可比较少或者不愿意为排污许可而付出很大成本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以此来增加企业的竞争力。

　　最后一种是自愿性的环境规制。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必然会对生活的环境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时一部分企业的决策者的环境保护意识比较高，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样自愿性环境规制工具就由此产生。自愿性环境规制是指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参加那些以保护环境为宗旨的协议、计划和承诺等相关活动中去。但是这些协议、计划和承诺并不是由XX提出，而是由一些行业中协会或者是企业自己提出的。这种环境规制工具最大的特征在于企业的自愿性，参与的主动性。这种环境规制工具手段包括环境认证与审计、生态标签和环境协议等，目的在于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大社会的认同感，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也是减控市场的压力，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到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上，从根本上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目前，这种环境规制工具有三种表现形式：(1)由行业协会或者是企业自己提出，积极倡导有关企业参与到其中，或者是承诺遵从相关的约定，共同来保护环境；(2)由XX来制定相关协议或计划，企业根据自身意愿决定参与或不参与；(3)由企业或行业协会和XX一起协商制定相关内容，XX不再强制其他企业参与，同时也不会采用经济政策来强迫企业参与。

　　这三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的主体和客体有些不同，命令性环境规制是以XX为主体，市场性环境规制虽然也是以XX为主体，但增加了企业的自主性，而自愿性环境规制则是以企业或行业协会为主体。这三种规制工具主体与客体的演变，说明了进行环境规制的主动性正在发生改变，是随着时间变化而逐步探索过来的。从环境规制效率方面来说，强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效率最高，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快速地改好环境问题，但却打击了企业的主动性，企业不会致力于技术创新，缺乏活力，不利于企业和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市场性环境规制工具是现在最有效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手段，一方面有利于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能够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让企业积极的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以此来降低或抵消成本的增加，带动整个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而自愿性环境规制更加强调企业的自主性，由自身决定是否参与，可以充分带动整个经济的活力。从环境规制的目标来看，这三种环境规制工具都是为了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保护生态环境。这三种规制工具并无绝对的好与坏，具体采用哪种或多种环境规制工具，取决于当时的环境状况和经济发展的形式。从现阶段来看，三种混合的环境规制手段更适用于我国当前的状况，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迅猛，市场秩序不是很完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等等，说明了我国还将走在以命令性环境规制为主，逐步向市场性的环境规制为主，自愿性环境规制为辅的路上。

　　2.2.1环境规制的理论基础

　　（1）市场失灵理论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市场失灵就是指市场失去效率，在市场分配资源时，由于市场自身的问题，导致资源分配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即资源分配出现低效甚至是无效率。经济学家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之下，资源分配会出现帕累托最优。但是在现实经济中，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这种理论上的假设前提条件在现实中不可能全部被满足。传统的市场失灵理论认为，由于垄断、公共物品和外部性等的存在，仅仅依靠市场自身难以解决资源分配的效率问题，价格机制的调节会出现偏差，将无法实现资源分配的帕累托最优，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最大化，这时市场就失灵了。在市场失灵理论提出以后，学者们想到的手段就是通过XX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干预来调节市场资源的配置。

　　（2）公共物品理论

　　学者们把经济学概念中的物品分为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指的就是可以供全体社会成员所共用的物品。理论上的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就是指一个使用者对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消费该物品，也就是说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非排他性是指一个使用者在消费一种公共物品时，不能排除其他人来消费这个物品，无论他们是否付费。公共物品的效应不可分割，它的效用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用，并不只是一个或者几个成员。

　　环境资源就具有上述公共物品的属性，个人或者企业等可以自由随意地使用环境资源，不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但是也无法独占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正是由于环境的这些性质，企业等很难去提高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性和成本。由此从长期来说最终会导致严重的环境恶化问题，环境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会损害整个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但是通过XX制定相关的环境规章制度，通过严格的政策手段可以减少企业生产过程中污染物的排放，从而能够加强对环境的保护，提升环境水平，促进经济的发展。

　　（3）外部性理论

　　许多经济学家对外部性理论做出了解释。经济活动外部性是指在社会的经济活动中，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直接影响到另外一个经济主体，但是却没有给予相应的祝福或者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首先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的马歇尔。他在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在马歇尔看来，除了土地、劳动和资本三大生产要素之外，还有一种要素就是“工业组织”。马歇尔在书中指出外部经济性就是企业的一些生产活动会给其他的企业产生一定的正影响。其次庇古在马歇尔的理论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在1912年发表的《福利经济学》中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了外部性问题，从“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社会收益”出发，在马歇尔“外部经济”的概念之上提出了“外部不经济”的概念内容。最后就是科斯，他的《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了“科斯定理”，他在庇古的“庇古税”的基础之上从交易费用和产权的角度来解决外部性问题。他认为只要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时，经济的外部性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谈判而得到纠正，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

　　2.2.2技术创新的理论基础

　　关于技术创新的概念界定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但是普遍认为技术创新是指改进现有或者创造新产品、生产过程或服务的技术活动。针对技术创新的研究最早是由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熊彼特认为，技术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重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最终实现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

　　（1）新经济增长理论

　　在20世纪50年代索洛发展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之中将技术进步引入了经济研究之中，这是在分析影响经济发展因素方面的一大进步。但是他虽然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但是同时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将其排除在外，这使得新古典增长理论忽略了技术进步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由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X经济学家保罗•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的出现而再次出现了生机。

　　新经济增长理论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假设，把技术进步作为了内生变量，把劳动力进行了延伸扩展成为了人力资本投入。罗默1990年提出的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内生技术进步之上。模型的基础是：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大部分技术进步是处于市场激励而导致的有意识行为的结果；知识商品可以反复使用。他提出了四要素三部门模型，即资本、非技术劳动力、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四种要素以及研究部门、中间产品部门和最终品部门三个部门。新经济增长模型符合了现代经济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的特点。因此，将技术进步因素纳入到经济增长中来显得尤为重要。

　　（2）波特理论

　　早时间中新古典经济学家中的一部分人认为环境保护虽然能够对社会产生正外部效应，能获得社会收益，但是对于厂商来说是一种额外的私人成本，实施环境规制的结果必然是会降低企业的竞争力，最后拉低整个经济发展速度。然而波特在1991年提出了支持环境保护的主张，他认为合理而且严格的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不仅不会增加成本，反而会抵消一部分成本，产生一定的净收益，最终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在对环境规制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中，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两者不能调和，不能实现共赢。但是波特提出了“波特假说”，他认为企业是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发展过程中，面对环境规制，企业在处理环境污染的过程中，在最初始时由于其他的企业没有参与环境保护会使得自己的成本增加，表现出竞争力相对低下的情况。到那时随着时间增长，技术创新会促使企业进行调整，产生“创新补偿”效应，生产力和竞争力都会得到提高，最终取得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共赢。波特假说重新定义了环境保护的理论框架，从全新的视角认识到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实现环境规制和经济发展共赢的重要决定因素是“创新补偿”效应的大小，即环境规制能否促进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比较复杂的，既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又有负面的抑制作用。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时间效应和强度效应这两种效应来实现的。这两种效应的影响可以通过图3-1直观地进行展示。其中时间效应主要表现为随着环境规制实施的时间地不断推进，造成了技术创新作用力的不断增大。这种效应的作用主要是来源于四个方面：首先是XX对环境的规制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完善，对环境的管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这主要是因为XX在实施和执行环境政策的过程中不断积累了管理经验，对这方面政策越来越熟悉，提高了XX政策目标实现的可能性，从而刺激强度也在不断增大；其次是XX政策的连锁效应。随着环境规制政策的不断推进，与之相关的其他政策也会随之做出一定的调整，这反而又会加大了环境规制的约束力和刺激力，由此便产生了连锁反应；再次是来自公众和舆论的压力。XX在推荐环境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会影响到公众对于环境保护的意识，并且会使公众的环保意识逐步得到提升，最后影响到他们的某些消费习惯；最后是一些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环境标志、贸易壁垒和环境管理体系等。

　　另一方面强度效应表现我环境规制的强度与它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之间是正相关关系。也就是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增大，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也越大。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有一个临界点。当低于临界点时，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线性关系，但是由于存在着巨大的阻力包括内阻力和外阻力，这些阻碍了企业的技术创新，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还不能够抵消这种阻力作用。所以这时的环境规制并不能促使企业的实际的技术创新活动；当高于临界点时，环境规制的作用力开始成倍的增大，这时能够促进企业的实际技术创新活动。

　　XX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例如对企业生产中的附属品（如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等）的排放制定一定的标准和限额，或者对“三废”的排放征收相应的费用，或者在这两方面同时做出要求，这些都会是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大，影响了企业规模的扩大。当XX对企业的生产附属污染物的排放制定严格的标准时，企业为了自身的利润最大化通常会采取措施来抵消XX的环境规制带来的生产成本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降低。第一是企业会支付一定的污染治理费用来保障自己的正常生产活动不受影响；第二是企业为了适应这种环境规制，会对自己的生产过程进行改进，会逐步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改进生产工艺，提高绿色生产治污技术，加大对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投入，以此来减小环境规制所引起的生产成本增加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公众对自己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响应环保的要求，人们会选择污染较小、绿色环保的商品，这些都使得绿色环保商品市场得到充足地发展。同时环保意识比较高的消费者会抵制带来严重污染的企业或者商品，这样就会降低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主动去改进自己的技术，逐渐解决自己的生产活动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企业要适应环境规制带来的改变，就要逐渐适应并且参与到这些市场中来，企业无疑会加大对绿色技术的研发投入，以求研发出新产品或者新技术能够适应市场和消费者的新需求。最后XX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的同时，也会出于企业、整体产业和社会工作的角度考虑，会给企业提供进行技术创新的良好环境和政策。XX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首先目标是为了减少环境污染，能够增加社会公众的公共福利，与此同时能够改变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最终提高整体产业的综合竞争力。所以XX会对这些企业提供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保证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和长远发展。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也存在着抑制作用，主要表现为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技术创新风险的增加和一些惯性因素等。

　　首先是XX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在短期内会使得企业的生产和运营成本的增加，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的上升。其中直接成本主要指的是企业投入在新型生产设备和污染治理技术方面的成本，间接成本指的是企业花费在培训员工掌握新型生产工艺和运用新型生产设备方面的学习成本等。环境规制导致了企业短期内成本的增加，但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不论是研发新产品新技术，还是进行技术转化、市场推广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所以环境规制在一段时间里还挤占了其他项目的资金。尤其是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之下，企业如果要在严格的环境规制之下解决污染问题，势必要投入大量的资金，那么它的技术创新活动就会由于资金供给不足而受到影响。环境规制还会使得某些要素的价格上升，企业的生产性投资会受到挤占，从而使生产活动受到影响，最终会导致企业的产量下降，利润也就随之减少。同时由于企业利润的减少又会削减技术创新的投入，会进一步阻碍技术创新。另外XX的环境规制政策有时会对企业的污染控制技术进行强制性规定，导致企业不得不服从XX的规定而放弃更好的选择，这也会阻碍技术创新。

　　其次，技术创新活动面临着许多风险，例如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及外部大环境风险等，所以技术创新风险越大，企业的经营活动的风险也越大，这会使企业更加规避进行技术创新，减少技术创新投入，不利于整个行业的技术创新发展。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之下，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会受到影响发生变化，但是企业在短期时间内不能够充分的掌握市场的信息，同时由于缺乏有关技术创新的相关信息，而企业搜寻这些信息的成本巨大，这些无疑也会加大技术创新的风险，阻碍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

　　最后是来自企业内部的惯性阻力，它通常表现为创新产品与原有产品在资源使用方面的重叠度。当重叠度比较小时，面临的阻力就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企业的技术创新。在XX的环境规制政策之下，企业必然要对原有技术进行改进而使用更加环保的绿色技术，所以企业要转变生产理念，在实际生产活动中融入环保理念，这无疑会增加企业的支出。同时，由于在环境规制推进的过程中企业的生产有了环保的概念，这拉大了新产品与原来产品之间的资源差异，资源重叠度就会减小，从而面临的阻力也会增大，阻碍技术创新。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企业是具有异质性的。并非多有的企业都能够在严格的环境规制之下识别外部环境的变化并且有能力去进行调整和适应，一般来说，规模越大实力雄厚的企业受到的惯性阻力因素会越大，短期内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比较小，囧自傲整体的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和负面的抑制作用，最终的影响结果取决于这两种作用的综合作用，

　　环境规制主要是通过对造成环境污染行为的管制，减小环境污染所带来的负外部性，最终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环境中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影响技术创新。

　　第一是当XX制定和执行环境规制时自然而然会衍生技术创新需求，其中有些政策会对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方向进行特殊的规定，那么这样就会影响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资源配置，尤其是对技术创新性资源的配置。在自身原有的技术水平基础和环境规制所形成的大环境之下，企业只有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才能够达到XX规制所要求的标准，进而技术创新的速度、规模和方向都会受到影响。企业在面对环境压力时决定走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既是在发展战略方面的创新，有时在内源性经营管理方面的要求。（李旭颖，2008）企业为了更好的适应环境规制，控制自己生产活动中的污染物的排放，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因此，环境规制通过资源的配置会影响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第二是环境规制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对技术创新起间接作用。环境规制是XX通过设置环境保护的绿色进入壁垒来调整市场上的构成主体，这样使得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然而产业结构又会对企业的技术创新造成影响，进而又会影响企业的经营利益。从短期来看，环境规制是在那些有意愿进入这种市场的主体力量中进行筛选，与那些缺乏环境规制的市场进行比较时可以发现：严格的环境规制提高了市场的进入壁垒，市场中参与竞争的主体力量会因此而减少，但是这种比较集中的市场会减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但是从长期时间来看，只有通过XX严格的环境规制筛选出那些社会责任感比较高的企业，过滤掉那些只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而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才能够针对市场主体的环境效益进行更有效地引导。与此同时，经过严格挑选出的企业一般是实力比较雄厚，具有竞争活力的，它们可以保证有充足的资金进行技术创新，这样有利于实现自身经济效益和技术创新的良性发展。

　　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来自两方面：内力和外力。这两种力量分别由自身内部的动力和阻力构成，同时内力和外力的大小和方向也是由相应的动力和阻力的综合来决定。如果动力要大于阻力，那么内力或外力则为正向作用，会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反之如果动力小于阻力，则内力或外力的作用就为负方向，反而会阻碍技术创新活动。

　　3.3.1对内力的影响

　　（1）动力方面

　　从整体上来看，XX的环境规制政策会对内力产生促进作用。第一，环境规制使得企业的成本增加，企业为了减少甚至弥补这部分增加的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会主动选择进行技术创新，有更强烈的动机去追求技术创新带来的利益。第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环保意识不断深入人心，人们的绿色环保意识不断加强，这就使得绿色化生产成为更具竞争力的手段。要在众多的企业中脱颖而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胜利，就要不断地进行创新来积累技术，提升绿色化生产水平，进而能够提升自身的综合竞争力。第三，企业的技术创新带来的绿色化生产会更加容易得到XX方面的支持或者补贴，在融资方面也更加具有优势，也更加容易获得市场上消费者的认同。同时，这些方面反过来也会促使企业更加注重自身的环保形象，促使它积极进行技术创新，提升绿色化生产水平。

　　（2）阻力方面

　　内部的阻力主要表现为进行技术创新所面临的的一系列风险。环境规制对内阻力的影响也分为积极和消极两方面。

　　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推动了环保绿色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不断成熟。同时在如今信息传播如此迅速的情况下，绿色技术的扩散速度也越来越快，这对企业掌握先进的绿色环保技术有很大的帮助，也会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风险。

　　消极作用主要表现为：首先，环境规制增加了企业创新的费用风险。在进行技术创新时所要投入的费用包括技术开发时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及额外要进行的前期技术知识的储备、人员专业培训。由于环保技术初期的不成熟性，导致其表现出高投入却低收益的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内部的费用风险。其次，技术创新本身的风险也会增加，因为对于技术方面信息获取的困难会使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型的企业缺乏进行技术创新的信心，增大了风险。同时由于进行创新的投入比较大，这会在无形中提高了企业的最大损失。最后，企业在把环境规制的政策融入技术创新过程中时，面临着对生产工艺进行大程度的改进的状况，造成的资源重叠性就会比较小，在企业创新的惯性方面增大了风险。

　　3.3.2对外力的影响

　　（1）动力方面

　　从社会需求方面来说，在环境规制实施时，整个社会对于技术创新的需求特别是绿色生产技术的需求，对于环保市场的形成都将形成强有力的外部动力。从XX的影响力方面来说，XX的环境规制政策也在处于不断地变化完善之中，由于现有的环境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会与现实的经济和环境状况产生一些冲突，所以XX也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环境状况调整现有的环境政策，使得其更加科学。但是XX不断调整的政策随之带来的就是企业需要根据环境政策法规的变动来调整自己的生产技术。因此XX的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企业的创新。

　　（2）阻力方面

　　环境规制首先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对企业的制度约束，XX颁布的法令法规等都是需要企业去遵守实行的，这在制度方面无形中增加了对于企业生产活动的约束。环境规制同时会给企业带来在自然资源使用方面的管制，环境规制政策在企业哪些自然资源是可以或者是禁止使用的，以及可以使用的那些自然资源的最大使用量是多少方面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这些规定对企业自由使用自然资源产生了外部约束力。

　　本章主要从中部地区整体和分省级两个方面来考察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从中部地区整体层面来说，环境规制的制定要符合整个中部地区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和整体环境状况；但是从分省级层面来说，XX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又必须因地制宜，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实际环境状况和制造业发展水平，这样才能够更有效地推进环境规制政策地实施，推荐各地区制造业的发展以及整个中部地区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双赢。

　　4.1.1计量模型设定

　　Griliches-Jaffe的知识生产函数是分析技术创新产出的经验模型，因此本文基于Griliches-Jaffe知识生产函数之上将技术创新产出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表示第i个省份第t年的技术创新产出，为知识生产函数，、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第t年的研发资本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表示第i个省份第t年的环境规制强度，表示影响技术创新产出的其它因素。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主要考虑了行业规模（SIZE）这个控制变量。然后考虑到估计的可靠性，当做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对公式两边同时取对数就可以建立以下面板模型：

　　其中，、、、、分别表示i行业t年度的技术创新产出、科研经费投入、科研人员投入、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规模，α表示常数项，表示残差项。

　　4.1.2变量说明

　　本文数据据来自于2001-2015年的《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工业年鉴》以及各地市的统计年鉴。主要变量的说明如下：

　　(1)技术创新产出(TECH)。对于技术创新的指标选择,本文选择用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来表示。

　　(2)科研经费投入(RD)。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而科技经费投入又是重要的资金来源。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和转化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所以科研经费投入贯穿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整个周期。另外，企业也可以通过引进购买和转化其它先进的技术来提高自身乃至整个行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因此本文选择工业企业的R&D经费内部支出来衡量制造业的科研经费投入。

　　(3)科研人员投入(HR)。科研人员是影响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科研人员投入越多，技术创新能力也就越强，行业的创新水平也就越高。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用R&D人员全量来表示科研人员投入。

　　(4)环境规制强度(ER)。有关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的方法有以下三种类别：第一种是使用工业“三废”达标率（即废水排放达标率、废气中二氧化硫去除率和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来衡量，该指标综合体现了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第二种是采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或者是GDP与能源消耗量的比值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这类指标便显出了XX治理环境污染的力度和XX政策法令的真正效果；第三种是使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中来自于企业自筹的那部分的比重或者是采用排污费与设施运行费来度量环境规制强度，这类指标体现出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程度和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努力程度。考虑到统计指标的口径一致和可获得，本文借鉴徐长萍（2016）的做法，选取当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来表示环境规制强度。

　　(5)行业规模(SIZE)。行业的规模也是影响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行业规模越大，能够更好地整合各地区和行业内的资源，越有利于技术创新活动的推广和转移，便于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本文选取工业企业个数与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行业规模。

　　4.1.3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1.中部地区制造业整体的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得出较为稳健的结论，本文采用固定效应（FE）、随机效应（RE）和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分别对模型进行估计。分析软件选用stata12.0。首先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可见的均值为10.17705，范围为8.376781~11.8075；的均值为13.10437，范围为10.66034~15.2198；的均值为15.50584，范围为12.59512~17.96029；的均值为11.41572，范围为9.107754~13.22782；的均值为9.208087，范围为7.463297~11.35395。

　　对中部地区的整体回归结果如下：

　　表2中，方程1、方程2和方程3的被解释变量为，此三个方程依次为固定效应FE、随机效应RE和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的估计结果。根据Hausman检验，对于被解释变量，检验的卡方值为0.650，对应的显著性为0.9574，大于检验水准0.05，因此本研究选择随机效应方程2，同时又由于方程2的随机效应和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的估计系数符号相同，只是各变量在对应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上有所变化，说明模型的估计结果较为稳健。由于广义最小二乘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根据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分析。

　　从表中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对应的显著性系数为0.030，小于检验标准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同时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的系数为0.2588，说明较大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有利于提高新产品产值，即可以认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效果是显著的，即从中部地区总体来看，环境规制的力度越大，制造业的技术创新的程度就越高；从控制变量来看，方程3中的科研人员投入的系数为-0.2248，但它的显著性系数为0.384，大于了检验标准0.05，所以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即可以认为科研人员的投入对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地影响；科研经费内部支出的系数为0.1647，对应的显著性系数小于检验的标准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可以认为较大的科研经费内部支出有利于提高新产品产值，对技术创新起显著的促进作用；工业企业规模的系数为-0.1270，对应的显著性为0.195，大于了检验的标准0.05，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即工业企业规模莫对新产品产值没有影响，对技术创新没有影响。在所有的变量之中，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的系数最大，说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对新产品产值的影响是最有效的，因此可以认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2.分省级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首先对各省份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

　

　　从表中对各省份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可见：山西省lnHR的均值为9.821287，lnRD的均值为12.69228，lnTECH的均值为14.42521，lnER的均值为11.57103，lnSIZE的均值为9.62138。安徽省lnHR的均值为10.13571，lnRD的均值为13.14917，lnTECH的均值为15.77757，lnER的均值为11.35423，lnSIZE的均值为9.201427。江西省lnHR的均值为9.63488，lnRD的均值为12.66801，lnTECH的均值为15.02514，lnER的均值为10.50463，lnSIZE的均值为9.18222。河南省lnHR的均值为10.75926，lnRD的均值为13.49535，lnTECH的均值为15.84742，lnER的均值为11.97447，lnSIZE的均值为8.55714。湖北省lnHR的均值为10.49308，lnRD的均值为13.45942，lnTECH的均值为16.06818，lnER的均值为11.667295，lnSIZE的均值为9.31612。湖南省lnHR的均值为10.21808，lnRD的均值为13.15004，lnTECH的均值为15.88051，lnER的均值为11.41702，lnSIZE的均值为9.44568。

　　分省级的回归结果如下：

　　表4-4各省份的被解释变量为新产品产值的最小二乘结果。

　　从表中对各省份的变量进行最小二乘分析的结果可见：

　　首先是山西省的结果，山西省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对应的显著性小于检验标准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的回归系数为0.72195，说明较大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有利于提高新产品产值，即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有着促进作用。但是从其余控制变量来看，科研人员投入、科研经费内部支出以及企业规模所对应的显著性都大于检验标准，不太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从山西省来看，环境规制是促进山西省制造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第二是安徽省的结果，安徽省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对应的显著性大于检验标准，所以结果不显著。江西省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系数为0.538，说明江西省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促进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河南省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系数为0.1585，说明江西省的环境规制政策虽然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但是作用比较小。湖北省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系数为0.699，说明江西省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促进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湖南省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系数为0.4272，说明江西省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促进制造业的技术创新。

　　4.1.4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我国中部地区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个中部地区制造业整体来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比较显著，而且是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起促进作用。从加入的一些控制变量来看，科研经费内部支出是推动制造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从各省级的回归结果来看，不同省份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不同的，有些比较显著，有些不太显著，所以要根据各省份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根据得出的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1）本文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中部地区制造业技术创新有着显著地促进作用。因此从中部地区制造业整体来看，XX需要逐渐加大环境规制，不仅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促进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还能实现保护环境的最终目的，实现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2）从分省级的回归结果表明不同省份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同，因此应该根据各省份制造业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不同形式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于那些相对来说产生较少环境污染的制造业省份来说，应该采用市场性的环境规制政策，这样可以产生激励效应，利用市场传导机制进一步促进其产值的增加和技术创新的发展，从而能有效地推动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那些制造业产生的污染相对比较严重的省份，应该采用命令性的环境规制政策，在限制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前提下，能够通过环境规制的倒逼机制推动制造业技术创新。

　　（3）要不断增加制造业的科研经费投入，继续推动制造业技术创新由量变到质变的不断发展。在推动中部地区制造业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的过程中，XX和企业需要不断加大科研经费的内部支出，对科研经费的使用加大过程管理，大力支持基础创新和原始创新，能够保证科研经费真正的投入到技术创新过程之中。同时要加强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技术创新激励机制，以此来提高制造业企业对技术创新研发的积极性。

　　本文通过研究环境规制对中部地区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中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再通过一系列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得出了中部地区制造业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并且是正向的相关关系，说明环境规制对中部地区制造业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接下来提出环境规制促进技术创新的相关政策建议。

　　当今世界发展的主要任务已经集中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促进经济的发展两方面。环境规制对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则是能够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双重发展的重要保证。目前中部地区制造业的发展正处在非常重要的时期，现在正在逐步向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方向发展，国家的制造强国战略对中部地区制造业的环境要求和技术要求也越来越高，中部地区作为发展制造业的重要中心，实现环境效率和技术效率的“双赢”是未来的趋势。在目前的环境规制的政策之下，由于各地区之间的特征和发展程度的不同，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到底是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以及作用机制等就有待研究。基于此，本文研究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实证研究和政策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从对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分析来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既有促进作用又有抑制作用。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

　　企业为了减少由于XX严格的环境规制所带来的生产成本的增加，主动积极地进行技术创新，企业所能采取的措施包括：治污技术的创新、生产工艺的创新、新产品的创新等。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是技术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周期又比较长，会对企业短期生产运营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抑制了企业的生产规模，导致企业利润率下降，缺乏足够的资金采购新设备、开发新产品。

　　（2）基于中部地区整体的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比较显著，且影响方向为正向，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进一步分省级来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由于省份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所以要基于各省份所面临的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具体分析。从控制变量来看，科研经费的投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是最显著的，且方向也为正。

　　环境规制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利益，以企业为代表的生产者和以XX为代表的公众利益。生产者以追求经济最大化为主要目标，XX主要以公众的经济和环境、资源协调发展为目标。怎样才能更好的协调这两个利益群体，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

　　1. 将技术创新融入环境规制政策中

　　环境规制对中部地区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技术创新对于整个制造业的发展甚至整个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而环境规制影响着技术创新，因此XX应将技术创新融入到环境规制政策之中。技术创新是以节能减排，改善环境，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以及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的。一方面技术创新，从根本上协调了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能够真正达到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两者的“双赢”。在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对于那些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来说面临的绿色壁垒日益增多，环境质量的提高以及环境管理的完善有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因此技术创新成为必然选择。因此，XX在环境规制政策决策的过程中，可以融合促进技术创新的目标，积极调整环境规制政策的决策思路，慎重衡量环境规制成本，要思考该政策是否能够促进技术创新，思考要怎样选择和组合环境规制政策才能最大限度的促进技术创新，建立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消除了技术创新的信息不对称性。

　　2. 因地制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

　　虽然环境规制在整体上对整个中部地区制造业技术创新有着显著地促进作用，但是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因此，应根据各省份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形式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于污染比较小的省份，应采用市场激励性环境规制政策，利用市场传导机制进一步促进企业产值的释放和专利申请数量的増加，从而逐步推动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而对于污染比较严重的省份，应采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在限制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前提下，通过环境规制的倒逼机制推动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

　　3.灵活采用多种环境规制工具

　　目前我国的环境规制现状是以命令性的环境规制为主，正在向市场性的环境规制工具过渡。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由于其规制手段、规制效率等的不同，对企业技术创新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同。强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在改善环境质量上最为迅速，但从一定上扼杀了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应加快向市场性的环境规制工具为主进行过渡，充分发挥企业和XX的自主性，在保证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促使企业开展技术创新，保持企业自身的国际竞争力。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XX采用的相对较少，应加强公民的环保意识，使人们能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当前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劣，促使人民意识到自身的权利和义务，从而监督企业污染物的排放，监督环保部门是否履行职责。公民意识的提高，一方面有助于监督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迫使企业认清自身的社会责任，从而更好地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有助于环保产业的发展，公民会消费污染排放少的商品,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的产生。

　　4.加强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应用

　　企业通过研发污染治理技术，的确是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市场竞争优势和更高的利润，还能降低污染量。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成功率是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关键。企业进行这类技术创新研发，将会面临着研发失败和挤占大量资金的风险。为了鼓励企业这种行为，削弱企业的顾虑，XX的大力支持显得尤为必要。XX可以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资金支持以及为治污方案的提供评估和咨询服务，以提高环保投资的科学性。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环保企业应该按照市场要求，建立相应的技术中心，合理大胆的利用资金，利用独立开发或者联合开发的形式进行技术研发，而不能完全靠XX出资。

　　5.制定与技术创新配套的制度

　　XX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以求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达到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相结合的目的，但在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同时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相应的配套工作。

　　首先，逐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目前，我国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和法规还不完善，XX的执行力相对不够，民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够强烈。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目的是获得专利，通过技术转让等手段，从而为自己或企业获取足够的利润。另一方面，企业引进相应的技术，占领市场，获取高额的回报，或了解现有的技术，在进行技术创新的时候，避免侵犯他人的权利，造成无用的浪费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XX应制定并且严格执行现有的技术创新的法律法规，使剽窃他人成果专利的个人或企业承担法律责任，同时给予被保护者足够的经济补偿。加强技术创新法律法规的宣传，让个人或企业明白自身的权利和义务，从整个社会上减少盗用他人成果的做法。严格的技术创新的法律法规，会推动这个创新活动的良好发展，从而提升整个社会对技术创新的热情和认同。另一方面，对环保技术的创新可以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奖励，为更多的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提供支持，为被保护者提供足够的经济补偿。另一方面,对环保技术的创新可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奖励，为更多的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提供制定有利于环保产业发展的环境政策。

　　其次，目前我国的环境问题相当严重，制造业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依旧很高，迫切需要环保技术的创新，由此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制定有利于环保产业发展的环境激励政策，首先引领环保产业的发展，会有更多的企业参与到环保技术创新中，减少污染排放物的产生。同时人民对环境的污染的容忍度正在下降，从而在消费的过程中倾向于绿色技术创新产品，逐步淘汰对环境伤害大的产品，这就对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要求较高，而制定相关激励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会迫使企业更快的开展技术创新，从而抢占市场，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Atkinson,S.E.andLewis,D.H.A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ofAlternativeAirQualityControlStrategies[J].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1974,1(3):37-50.

　　[2]Malueg,DavidA.EmissionCreditTradingandtheIncentivetoAdoptNewPollutionAbatementTechnology[J].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1989,16:52-57.

　　[3]WeitzmanML.Pricesvsquantities[J].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74,41(4):683．

　　[4]Kohn,RobertE.AGeneralEquilibriumAnalysisoftheOptimalNumberofFirmsinaPollutingIndustry[J].CanadianJournalofEconomics,1985,18(2):347-54.

　　[5]ToshiH.Arimura,AkiraHibiki,HajimeKatayama.Isavoluntaryapproachaneffectiveenvironmentalpolicyinstrument?Acaseforenvironmentalmanagementsystems[J].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2008,55:281-295.

　　[6]PorterME.America'sGreenStrategy[J].ScientificAmerican,1991,4:168.

　　[7]LanjouwJO,ModyA.InnovationandtheInternationalDiffusionofEnvironmentallyResponsiveTechnologyResearchPolicy,1996,(25):549-571.

　　[8]JaffeAB,PalmerK.EnvironmentalRegulationandInnovation:APanelDataStudy[J].Reviews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97,79:610-619.

　　[9]XepapadeasA,ZeeuwAD.EnvironmentalPolicyandCompetitiveness:ThePorterHypothesisandtheCompositionofCapital[J].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1999,(37):165-182.

　　[10]MohrRD.TechnicalChange,ExternalEconomies,andthePorterHypothesis[J].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2002,43:158-168.

　　[11]GreakerM.Strategicenvironmentalpolicy;eco-dumoingoragreenstrategy?[J].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2003(3):692-707.

　　[12]MurtyMN,KumarS.Win-winOpportunitiesandEnvironmentalRegulation:TestingofPorterHypothesisforIndiaManufacturingIndustries[J].JournalofEnvironmentalManagement,2003(67):139-144.

　　[13PullerSL.Thestrategicuseofinnovationtoinfluenceregulatorystandards[J].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2006(3):690-706.

　　[14]AmbecS,LanoieP.Whenandwhydoesitpaytobegreen?[D].WorkingPapers,GrenobleAppliedEconomicsLaboratory(GAEL),2007.

　　[15]LanoieP,PatryM,LajeunesseR.EnvironmentalRegulationandProductivity:TestingthePorterHypothesis[J].JournalofProductivityAnalysis?2008,30(2):121-128.

　　[16]AmbecS,CohenMA,ElgieS,LanoieP.ThePorterHypothesisRegulationat20:CanEnvironmentalRegulationEnhanceInnovationandCompetitiveness?[J].PaperpresentedattheDiMEFinalConference6-8April2011,Maastricht.

　　[17]ArimuraT,HibikiA,JohnstoneN.AnEmpiricalStudyofEnviromnentalR&D:WhatEncouragesFacilitiestoBeEnvironmentally-innovative?[A]in:Johnstone,N.(ed.)CorporateBehaviourandEnvironmentalPolicy,CheltenhamUK:EdwardElgarinassociatewithOECD,2007.

　　[18]RubashkinaY,GaleottiM,VerdoliniE.Environmentalregulationandcompetitiveness:EmpiricalevidenceonthePorterHypothesisfromEuropeanmanufacturingsectors[J].EnergyPolicy,2015,83(8):288-300.

　　[19]BarbaraAJ,MconnellVD.TheImpact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sonIndustryProductivity:DirectandIndirectEffects[J].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1990,(18):50-65.

　　[20]GrayWB,ShadbegianRJ.PollutionAbatementCost,Regulation,andPlant-LevelProductivity[J].WorkingPaper4994,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Cambridge,Mass,1995.

　　[21]JaffeAB,PetersonSR,PortneyPR.EnvironmentalRegulationandTheCompetitivenessofU.S.Manufacturing:WhatDoesTheEvidenceTellUS?[J].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1995,33(1):132-163.

　　[22]BrarmlundRY,Chungetal.EnvironmentalRegulationandProfitability:AnApplicationtoSwedishPulpandPapermills[J].EnvironmentalandResouceEconomics,1996,6(1):23-36.

　　[23]WagnerM.Ontherelationshipbetweenenvironmentalmanagement,environmentalinnovationandpatenting:EvidencefromGermanmanufacturingfirms[J].ResearchPolicy,2007,36(10):1587-1602.

　　[24]ChintrakarnP.EnvironmentalRegulationandU.S.Stata’sTechnicalinefficiency[J].EconomicsLetters,2008,100(3):363-365.

　　[25]PalmerK,GatesWE,PortneyPR.TighteningEnvironmentalRegulationStandard:TheBenefit-CostorTheNo-CostParadigm?[J].JournalofEconomicPerceptivities,1995,9(4):119-132.

　　[26]SimpsonRD,BradfordRL.TaxingVariableCost:EnvironmentalRegulationasIndustrialPolicy[J].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1996,30(3):282-300.

　　[27]AlpayE,BuccolaS,KerkvlietJ.ProductivityGrowthandEnvironmentalRegulationinMexicanandU.S.FoodManufacturing[J].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2002,84(4):887-901.

　　[28]AndriesNentjes,FranP.deVries,DoedeWiersma.Technology-forcingthroughenvironmentalregulation.Europea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07(23):903-916.

　　[29]WalzJ,RamachandranV.Bravenewworld:aliteraturereviewofemergingdonorsandthechangingnatureofforeignassistance[J].CenterforGlobalDevelopmentWorkingPaper,2011:273.

　　[30]赵红.环境规制对中国产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D].山东大学,2007.

　　[31]陈雯,肖斌.基于可交易排污许可证的中小企业环境规制工具分析[J].南方经济,2011(10):58-68.

　　[32]生延超.环境规制的制度创新：自愿性环境协议[J].华东经济管理,2008,22(10):27-30.

　　[33]吴巧生,成金华.论环境政策工具[J].经济评论,2004(1):104-110.

　　[34赵玉民,朱方明,贺立龙.环境规制的界定、分类与演进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9(6):85-90.

　　[35]郭庆.世界各国环境规制的演进与启示[J].东岳论丛,2009,30(6):140-142.

　　[36]王斌义.环境管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新探[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04):79-80.

　　[37]黄德春,刘志彪.环境规制与企业自主创新一一基于波特假设的企业竞争优势构建[J].中国工业经济.2006(03):100-106.

　　[38]赵红.环境规制对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9(08):35-40.

　　[39]白雪洁,宋莹.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中国火电行业的效率提升[J].中国工业经济.2009(08):68-77.

　　[40]江珂.环境规制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及区域差异分析——基于中国1995—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09(10):28-33.

　　[41]何立华,金江.自然资源、技术进步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02):56-61.

　　[42]刘加林,严立冬.环境规制对我国区域技术创新差异性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01):32-36.

　　[43]张晓董,张红凤.环境规制对中国技术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4(05):124-129.

　　[44]茅宁莹,王雅曼,褚淑贞.环境规制与中国医药产业技术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医药工业杂志.2014(12):1199-1200,sl47-sl48.

　　[45]孙伟,江三良,韩裕光.环境规制、XX投入和技术创新——基于演化博弈的分析视角[J].江淮论坛.2015(02):34-38.

　　[46]张彦博,潘培尧,鲁伟,梁婷婷.中国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政策效应[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09):138-144.

　　[47]许卫华,王锋正.环境规制对资源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基于两阶段模型视角化经济论坛.2015(09):81-84.

　　[48]王文普.污染溢出与区域环境技术创新[J].科研管理.2015(09):19-25.

　　[49]肖鹏,胡许萍,刘金培,李林.环境规制差异对我国跨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海尔的探索性案例研究[J].经济经纬.2015(01):102-107.

　　[50]季永杰,徐晋涛.环境政策与企业生产技术效率——以造纸企业为例[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2):78-82.

　　[51]李旭颖.企业创新与环境规制互动影响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06).

　　[52]张红凤,周峰,杨慧,郭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规制绩效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9(03):61-65.

　　[53]张慧明,李廉水,孙少勤.环境规制对中国重化工业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16):83-87.

　　[54]蒋伏心,王竹君,白俊红.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双重效应——基于江苏制造业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3(07):44-55.

　　[55]郭际,张扎根.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研究一基于2003—2012年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J].2015(03):85-89.

　　[56]刘伟,薛景.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来自中国省际工业行业的经验证据[J].宏观经济研究.2015(10):72-119.

　　[57]占佳,李秀香.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差异化影响[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5(06):16-26.

　　[58]朱华友,王文鹏.环境规制、对外开放与自主创新一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5(12):33-44.

　　[59]王俊豪,李云雁.民营企业应对环境管制的战略导向与创新行为一基于浙江纺织行业调查的实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9(09):16-26.

　　[60]潘凤,闫振坤.我国技术进步与环境的耦合效应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5(17):223-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