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韩非子》中的吏治思想

摘要

《韩非子》中的吏治思想是韩非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略具三个层次：首先，从旨在治民、服务中主、操控臣属这三个方面揭示韩非“吏治”的内涵。其次，探究《韩非子》吏治思想以“法”治吏和以“术”治吏的效用，认为其吏治思想有助于君主高效治吏，并强化君主在君臣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再次，文章认为，《韩非子》的吏治思想是由韩非所处的社会背景、个人经历与理论基础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不但推动了秦国一统天下的进程，而且能够促进现代官僚制度建设，影响较为深远。

关键词：《韩非子》；吏治思想；影响

一、引言

《韩非子》是法家经典著作,收录了战国末期著名思想家韩非的作品，影响深远。长久以来，人们言及法家，必谈韩非与《韩非子》，认为《韩非子》以谈“法”为主，将《韩非子》与法治思想画上等号。事实上，韩非思想是围绕着君主而展开的，在他看来，“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①，而“重臣”与“近习”往往能对君主产生威胁，所以其论说大多涉及君臣关系，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势与地位，他提出了许多吏治思想，可以说，吏治思想才是韩非思想的核心。韩非所提出的的吏治思想，近可保住君主的性命与权位，远可维护国家稳定，乃至一统天下，此外，它对于现代官僚制度建设也有一定借鉴作用，意义重大。

二、《韩非子》中“吏治”的内涵

“吏治”一词最早出自于《史记·酷吏列传序》，旧时指的是地方官吏的作风和治绩。《韩非子》中的“吏治”具有丰富的内涵，韩非提出了多个理论与命题，扩充了“吏治”一词的思想意蕴，使得吏治思想在“吏治”一词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庞大而又系统的理论体系。“吏治”的内涵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旨在治民

治民是“吏治”的目的，韩非认为通过治吏，能够实现治民的目的。他在《外储说右下》中提出了著名的“明主治吏不治民”②命题，这并不代表君主只治理官吏而不管理民众，而是说治吏是实现治民的途径。为了说明“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正确性，他列举了两种情况：第一，官吏虽然为非作歹但仍有自觉遵守法律的民众，第二，民众作乱却没有自行依法办事的官吏。由此可见，君主有治吏的必要，却不必花费大力气去治民。官吏是民众的本和纲，君主只有治理好官吏，才能发挥官吏的作用，进而统率民众。韩非认为救火时，只让官吏一人前去救火是无济于事的，然而，让官吏监督与组织百姓们一起救火，却能够事半功倍，达到将火扑灭的目的。这个例子通过前后对比，形象地体现了君主治吏与治民的有效性差异，君主如果不顾自身的有限能力，亲自治理民众，就犹如一人救火，仅仅能发挥个别人的力量，无法实现目的，管束万民。与此相反，君主如若能管理好官吏，便可纲举目张，充分发挥官吏的能动性，有效地治理好百姓。韩非的相关论述，体现了治吏是实现治民的有效手段，说明了“明主治吏不治民”的道理。

（二）服务中主

“中主”指的是资质平庸，德才不够的普通君主，韩非的吏治思想是给“中主”设计的。韩非认为，像尧舜一样的明君和像桀纣一样的暴君是千百年难得一遇的，历史上的君主大多介于尧舜这样的明君和桀纣这样的暴君之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们不像尧舜一般贤明，能够依靠自身的品德和才能将国家管理得井井有条，大多数君主往往资质平平，缺乏才能，无法利用德才治国，所以，这样的中主需要寻找一套不依赖自身才能，且易于操作、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实现治国的目的。“‘中主’理论前提假设决定了韩非子‘吏治’思想的具体理路”③，在韩非看来，“中主”必须通过法、术、势来维持自身的统治，这是因为法、术、势是一种相对成熟、自成体系的思想，它们的维持与君主自身的德才之间关系不大，“中主”依靠“抱法处势”④，便能在有法度、有势位的基础上，兼用权术驾驭官吏，将官吏治理好，使官吏不敢存有不轨之心，违法乱纪，而是各司其职，为君主效力。中主能通过掌握法、术、势的要领，达到治吏有方的效果，能够充分调动官吏的积极性，并通过官吏统领万民，处理好国家种种事务，实现国家富强。

（三）操控臣属

韩非的吏治思想强调君主应有操控臣属的意识，并能在君臣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免受臣下的蒙蔽与迫害。在韩非看来，君臣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关系，所以君臣之间会采取防范与不信任的态度相互提防对方。“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⑤，如果君主没有意识到臣下对自己的侍奉是迫于权势，而非真心，过于信任或放纵臣下，忽略臣下谋取利益的不轨之心，不以“法”、“术”操控臣下，那么权势日盛的“重臣”就会心生歹念，弑君夺位，心怀叵测的“近习”难免欺上瞒下，谋取私利。在《韩非子》中，韩非列举了大量君主对臣下没有警戒心理和操控意识，以至于被臣下夺走权势，丢掉性命的事例，例如宋桓公与齐简公，这两位君主不知以“法”、“术”操控臣下，使得自身权势分别被子罕、田成子窃取，最终落得自身被杀、国家灭亡的下场。可见，君主需要认识到君臣关系的实质，对臣下有防范之心及操控意识，并针对臣下采取“法”、“术”手段，做到以“法”治吏、以“术”治吏，以此统御群臣，维持自身在君臣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免受臣下的威胁，保证自身安全与君权的稳固。

可以说，在《韩非子》中，“吏治”一词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内涵，无论是治民手段、适用中主，还是针对臣下，他们的出发点都各不相同，解决了君主所面临的困境：第一，无法将百姓管理到位。第二，自身德才不够。第三，臣下心怀不轨，企图通过蒙骗君主，谋取利益。可见韩非的吏治思想涉及范围之广，思考内容之深，具有现实性，能够切实地发现君主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与之相适应的解决策略，有利于君主掌握治国治吏的方法，从而处理好君臣关系，巩固自身的权力与地位，治理好国家。

《韩非子》吏治思想的基本内容《韩非子》吏治思想的内容在文本中较为分散，并且类别较多，深刻繁杂，其基本内容具体而言就是任免、赏罚、统御、考核臣下的一系列手段，这些手段能够使君主掌握系统的治吏方法，免受“重臣”、“贵臣”、“近习”的威胁与蒙蔽，从而保全自身的权力和地位，而不至于落得君臣易位，为臣所杀的下场。《韩非子》吏治思想根据使用手段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以下两大类：

（一）以“法”治吏

对于“法”，韩非有着明确的定位，“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⑥，简单来说，“法”就是官方明文规定，百姓心知肚明，赏罚分明的法令。以“法”治吏指的是依靠“法”的具体内容来治理官吏，主要表现在一任于法和信赏必罚两方面：

1.一任于法

一任于法指的是用法治来规定臣下的言行，官吏必须以法为根据行事，不得触犯法律。韩非一任于法的思想涉及到了思想教育、公开程度、法令制定这三个方面。韩非认为需要“以法为教”⑦，不将文献典籍作为教育臣下的教材，而是将法律条文作为教育内容来教化官吏，在思想教育上加强官吏的法律意识，使得官吏知法守法，上不敢欺瞒君主，胡作非为，下不敢压迫百姓，违法乱纪。韩非在对“法”下定义时，还提到了“法莫如显”⑧，11法律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做到人人知法。可以说，君主越重视法律，那么法律的公开程度就越高，法治效果就越明显，对于官吏的管理、制约作用也越突出，前文涉及的“以法为教”思想，便是实现扩大法律公开程度的一种手段。除此以外，为了保证律法在臣民之间具有权威性，韩非提出了“法莫如一而固”⑨的思想，也就是说，法令要有唯一性，全国统一规定，不可有地区差异或是阶级差异。同时，法令一经下达，就不可以朝令夕改，使臣民不知法令的具体规定，漠视法令的权威性。国家的法令统一并且固定，那么官吏就不敢随意轻视法令，做出有违律法的行为。在韩非看来，治吏不能离开“法”，而是要将“法”作为管理官吏的标准，使官吏心中有“法”，知法重法而不敢乱法。

2.信赏必罚

除了一任于法以外，信赏必罚也是以“法”治吏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韩非所强调的“刑德”二柄的体现。韩非对于人的本性有深刻的认识，人们往往趋利避害，臣下也不例外，他们害怕刑罚而想从奖赏中获利，所以赏罚便成为治吏的有效手段。为了有效治吏，韩非提出了厚赏信赏、重罚必罚14的赏罚观念。厚赏信赏能够使臣下有利可图，激发臣下积极性，使他们尽职尽责地办理事务，为君主效力。重罚必罚则对臣下起到了警戒作用，使臣下有畏惧之心，不敢触犯法令，达到以刑止刑的效果。当然，赏罚不能当作“君主逞一人之私欲的工具”⑩15，依靠君主个人好恶来实行，如果君主赏罚时随心所欲，非但不能有效治吏，反而会引火烧身，造成身死国灭的后果，例如，商纣王在位期间残暴不仁，实行严刑重罚，开设炮烙之刑，随意摧残臣下，最终为周武王所灭，国家灭亡。由此可见，君主实行赏罚必须以“法”为标准，臣下依法办事，有功则赏，臣下违法乱纪，有罪则罚，从而实现有效治吏。在强调信赏必罚的同时，韩非认为需要通过声名的作用促使官吏遵守法律，也就是“誉辅其赏，毁随其罚”⑪16，在奖赏或者惩罚官吏时，要对他们施加相应的荣誉与恶名，这有助于官吏在办事时不仅考虑到赏罚，而且还要顾及自身名誉，从而促使官吏尽心尽力地为君主办事。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誉辅其赏，毁随其罚”的思想有利于臣下遵法守法，使君主实现以“法”治吏的目的。

（二）以“术”治吏

在《难三》中，韩非提出了“术”的定义，他认为“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⑫17，“术”与强调具备透明度的“法”大不相同，它具有隐秘性，是藏在君主胸中，用来汇合验证各方面事情而暗中驾驭群臣的方法，具体而言，就是君主任免、赏罚、考核、统御臣下的手段。以“术”治吏由于“术”自身的隐秘性，所以要求君主在治吏过程中小心谨慎，不要显露出来，以至于被臣下察觉。以“术”治吏，主要表现在无为于上和循名责实两方面：

1.无为于上

韩非受道家虚静无为思想的影响，提出了无为于上的观念，它是君主统御群臣的策略。无为于上指的是君主在治吏的过程中，应不显露自己的才能、智慧、好恶，这样做有两大好处，一是保证君主自身安全，免受臣下的蒙蔽与威胁，二是使臣下自行办理政事，让君主在治理国家事务时规避失误。戴木茅认为，韩非之所以提出君主必须要无为于上的观点，是“为了防止信念共振发生”⑬18，所谓的“信念共振”指的是臣下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迎合君主的好恶说话，使君主产生对臣下的信任感与自身行为正确无误的错觉的现象，这种现象无疑会对君主治理国家埋下隐患。而臣下能够准确把握君主的好恶，与君主不加掩饰地暴露自己的情绪大有关系。“明君无为于上，群臣悚惧乎下”⑭19，韩非认为君主在与臣下打交道时，理应做到无为于上，不在臣下面前显露自己的好恶与情绪，那么臣下就会因为无从揣测君主的心思，而怀有畏惧心理，不敢欺瞒君主，胡作非为。君主如果治吏无方，毫不避讳地在臣下面前展露自己的喜好，就会被存有异心的臣下利用，博取君主的信任，那么君主就无法分辨忠奸，最终任臣下摆布，失去自己的权势与地位。以齐桓公为例，他在臣下面前表现出对男人的嫉妒和对女色的喜好，奸臣竖刁便迎合齐桓公的喜好，自行阉割而得到治理宫中事务的权利，最终使得齐桓公惨死宫内。可见，君主需要无为于上，以此维护自身的权位与性命。无为于上是一种君主应该具备的智慧，君主在处理政务时不宜亲历亲为，而需要根据官吏各自的才能进行任用与分派事务，那么国家事务就能得到具体解决，君主也能高枕无忧，避免错误，将官吏与国家治理好。无为于上对于君主而言，是需要掌握的君王之道和治吏前提，在此基础上，可以免除臣下对君主的窥探之心，使君主有进一步行动，治理官吏的可能。

2.循名责实

为了进一步治吏，韩非提出了循名责实的思想，“名”即是名义，“实”则为实际，要求君主根据名义寻找实际内容，以求名实相符，它是君主考核臣下言行是否一致的一种“术”，君主可以根据名实符合与否，对臣下施加赏罚。循名责实能够全面考核臣下的言行，使得臣下的真面目显露出来，帮助君主辨人用人。众端参观是循名责实的具体手段之一，指的是君主要从多方面来验证臣下的言语和行动。如果君主在考察臣下的言行时不加以验证，就不能知道实际情况，容易被臣下所欺瞒。韩非在《内储说上七术》中强调了众端参观的重要性并通过列举竖牛饿死叔孙、以及江乙说楚国风俗的故事强调了君主不对臣下的言行进行多方面考察的危害。一听责下同样是循名责实的具体手段，要求君主一一倾听并且采纳臣下的言论，以便督责他们的行动。韩非认为君主全面听取臣下的主张就不会造成愚智不分，善于监督和责令臣下便能使人臣中无能的人不会参杂其中，他通过南郭先生滥竽充数，在面临齐湣王喜欢听独奏的情况下，连忙逃走的故事说明了这个道理。众端参观与一听责下这两个手段都能够帮助君主循名责实，结合臣下的言行来判断他的忠奸，使君主不受臣下的欺瞒，做到以“术”治吏，有效地掌握君权，治理臣下。

韩非在谈论吏治思想时，往往结合君主不注重以“法”治吏，以“术”治吏而导致严重后果的具体事例进行论说，以此突出注重吏治手段的重要性。他所提出的吏治思想内容详细，注重论证，具有说服力，并且从现实出发，具有可行性，满足了君主治吏的需要，能够为君主统御群臣提供思想策略，帮助君主在君臣博弈中占据优势。

四、《韩非子》吏治思想的成因

韩非所处的战国时代霸道横行，诸侯国已不满足于成为一方霸主，而是企图吞并列国，建立全新的国家制度，统一天下。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列国之间互相倾轧，伐交频频，局势动荡不安，在此大背景下形成的《韩非子》吏治思想有着各种各样的成因，不仅涉及社会背景，还有韩非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理论基础，各种因素彼此交织，共同孕育出韩非独特的吏治思想。

（一）理论基础

1.性恶论作为思想前提

性恶论是《韩非子》吏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荀子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于人性的看法与孔子、孟子皆不相同，孔子对人性问题采取回避态度，孟子虽然谈人性，但是只谈论人性中善的一面，主张性善论，而荀子则主张人性本恶，善良的人是通过后天的努力达成的，也就是说，荀子并非全然否定人性，他认为人的社会属性是可以改变的。冯友兰指出：“法家多认为人之性恶，韩非为荀子弟子，对于此点有明显之主张”⑮，韩非深受荀子的影响，他也主张人性本恶，不过与荀子的性恶论有所不同，韩非认为人的社会属性也是恶的，他所主张的性恶论不考虑人性有善，而是纯粹的人性本恶。在韩非看来，因为人性本恶，所以人往往会基于利害关系损人以利己，臣下也不例外。君主与臣下之间是没有情义可言的，臣下对于君主的侍奉只是因为有利可图以及迫于君主的权势，因此君主不能盲目信任臣下。

韩非在论述性恶论时，还强调了君主宫内后妃和儿子等人弑君夺位的事实，例如,李兑辅助赵惠文王将赵武灵王饿死，说明君主即便面对自己的妻子与儿子，也不能够信任的道理。君主连与自己关系亲密的妻子和有血缘关系的儿子都不能够相信，那么没有骨肉亲情，仅靠利益维持关系的臣下便更不可轻易信任了。君主一旦轻易信任臣下，放松对臣下的监管，那么臣下就会生有恶心，想方设法谋害君主，夺取利益，君主的权势便会日渐衰微，此消彼长，臣下的势力反而不断增长，最后导致君臣关系失序，臣下篡夺君位，君主反而丢掉性命的状况。因此，韩非要求君主看到人性本恶的特点，不仅不能盲目地信任臣下，还需要对臣下存有戒备之心，时刻提防臣下，做到以“法”治吏，用“法”规范与奖惩臣下，还要以“术”治吏，用“术”统御与考察臣下，以此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国家的稳定。

2.事异备变的历史观念

《韩非子》的吏治思想是与时俱进的，这与韩非事异备变的历史进化观大有关系。韩非对于不同历史时期国家间的竞争主题有着清晰的认识，在他看来，“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⑯，因此周文王能够凭借仁义道德统治天下，然而徐偃王却因为推行仁义使徐国灭亡。周文王和徐偃王之间的不同结果，是因为前者顺应时代潮流，懂得与时俱进，而后者落后于时代潮流，没有做到事异备变，由此可见，君主理应根据事异备变的历史进化观治理国家。与国家间的竞争主题一样，君臣关系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变化。西周时期，分封制保障下的君臣关系等级分明，君主能够依靠“礼治”管理具有血缘关系的臣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分封制日渐衰微，君臣关系时常崩坏，传统的“礼治”早已无法帮助君主有效地统御血缘观念淡薄的臣下。在事异备变的历史观念的影响下，韩非认为应该寻找与当下社会现实相符合的治吏手段，为此，他提出了以“法”治吏、以“术”治吏的思想。“法”和“术”都具有变通性，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使君主在治吏时得以与时俱进，保证自身在君臣关系中的权威地位。

（二）社会背景

1.君主掌握君权的诉求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礼教已然无法阻止社会关系的变动，臣下弑君夺位的事件屡屡发生，例如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君臣关系俨然失序。失去权势的君主往往下场凄惨，在《韩非子》中有多处此类现象的描写，例如齐桓公，死后十余日，尸虫爬出窗外都无人知晓，这与他轻信易牙、竖刁等小人，不识以“法”、“术”治理臣下大有关系。再如齐湣王，失去权位后被抽了筋，吊在宗庙的大堂上，过了一夜便死了，齐湣王落得这般悲惨下场的缘由与齐桓公无异，都是因为没有利用“法”、“术”统御臣下。面对这种臣下怀有恶意，谋权篡位，杀害君主的普遍情况，列国君主心怀忧惧，“急切的需要一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于是表现出强烈的君权意识”⑰，有着掌握君权的诉求，需要能够维护自身权势与安全，处理好君臣关系的方法，韩非看到了这种现状，他的吏治思想便有了产生的现实条件。

2.国家富裕强盛的需要

到了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征战更加频繁，列国要想在乱世中生存，需要使自身国力强大起来，因此，诸侯国都有富国强兵的强烈希望，以求在竞争激烈的时代中占据有利地位，使国家进一步壮大。然而，“实现国富兵强的主要障碍就是国家XXX为宗室贵族把持”⑱，君主需要明白的是，国家内部稳定是诸侯国向外扩张，增强国力的前提，君臣有序恰恰是国家内部稳定的一种象征。这就要求君主有治吏的意识，体察到君臣关系的维持出于利益的事实，以及臣下不加以监管便会有所图谋、危害君主的现象，能够处理好君臣关系，在君臣关系中占据领导地位，避免包括宗室贵族在内的臣下侵吞君主的权力，危害国家利益。韩非认识到了君臣关系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他提出了以“法”治吏、以“术”治吏的方法，为君主提供正确处理君臣关系，治理好臣下的吏治思想，以求通过治吏实现国家富裕强盛。

（三）个人经历

1.出于王族身份的思想立场

韩非吏治思想的形成，受到其阶级立场潜移默化的影响。韩非出身于韩国王室，这使得他自觉地站在最高统治者的立场上看问题，其思想以君主为中心，旨在维护君主的权势与尊位。在韩非看来，君权是至高无上的，他要求君主利用自己的权势治理臣下，保持自身的独尊地位。然而君主的独尊地位往往会受到臣下的威胁，臣下的势力不断繁衍，君主的统治就会衰亡，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韩非主张通过无为于上、循名责实、信赏必罚等手段治理臣下，简单来说就是以“法”治吏、以“术”治吏，以此保障君主的独尊地位。可以说，韩非的王族身份催生了他君主本位的思想立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吏治思想的产生。

2.处于政治边缘的深刻认识

韩非在政治边缘的深刻认识也是其吏治思想的成因之一。韩非是韩桓惠王之子，作为韩国的王族，他对韩国的前途命运尤为关心，对于韩国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韩国本就是一个国力弱小的小国，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韩国处于四战之地，面临着其余战国七雄的威胁，韩国的君臣因此饱受屈辱与苦楚，共同忧患国家的危险局面已久。为了改变国家弱小，君臣忧惧的局面，韩非一再向韩王上书，要求变革，但由于他王族的身份，遭到了害怕他得到重用，威胁自身地位的重臣的打压，始终没得到韩王的重用。杨义在《<韩非子>还原》中提到，韩非“在猜疑中进身无门，退处而对朝廷政治进行静距离观察”⑲，他发现君主与臣下时刻处于斗争之中,臣下隐匿他们私下的真实情绪，用来窥探君主的心意，君主则操纵法度，以此管制臣下，韩非看清了君臣之间的斗争关系，感受到了人性的险恶。在此基础上，韩非还发现君主的“重臣”、“近习”乃至最亲近的妻子和儿子都心术不正，企图窃取君主的权势，为己谋私，阻碍了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为了使韩国在乱世之中生存下来，韩非深感君臣有序的重要性以及治吏的必要，其吏治思想的形成受此影响颇深。

五、《韩非子》吏治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汉朝以来，“外儒内法”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模式，包括吏治思想在内的法家思想深刻影响着封建社会，有效维护了君主的统治与封建王朝的秩序。韩非的吏治思想体系完善，针对治吏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信的具体举措，具有现实主义精神，不仅推动了秦国一统天下的进程，而且对现代官僚制度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推动秦国一统天下进程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历代都推崇法家思想，国力日渐强大，韩非作为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主张以法治国，提出了厚赏重罚的思想，不但能对普通百姓起到激励与威慑作用，使百姓知法守法，推进国家法治建设，而且还能够帮助君主有效地统御臣下，让臣下尽心尽力地为君主效劳，不敢触犯法律，从而构建上下有序的君臣关系以及稳定的国家内部环境。此外，韩非还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他认为执法时应做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⑳，也就是说，君主在治吏时应该严格执法，不因臣下的特殊地位而有所松懈，使“法”因人而异，失去权威与人心，而要充分发挥重罚必罚的以刑止刑作用，使臣下心有畏惧，自觉守法。厚赏重罚思想与“法不阿贵”思想都迎合了重农重战，需要臣民上下一心，在统一天下的道路上奋斗已久的秦国的需要。韩非的吏治思想强调了君臣关系的重要性，站在君主的角度上为君主出谋划策，提出了以“法”治吏、以“术”治吏的思想，帮助君主免受臣下的蒙蔽与牵制，从而在对外伐交中争强争霸。韩非包括吏治思想在内的政治思想，推动了秦国一统天下的进程，为秦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思想资源。

（二）促进现代官僚制度建设

《韩非子》的吏治思想对现代官僚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一，现代官僚制度建设需要坚持以“法”治吏。为了实现以“法”治吏的目标，首先要做到赏厚而信、刑重而必。厚赏信赏能够激发官员办理事务的积极性，而重罚必罚则能够使官员头悬利剑，时刻反省自身行为，不敢做出有违法纪的错事。其次，要做到“以法为教”，加强对官员的法治教育，使官员在学习法治的过程中，提高遵法守法意识，自觉以法治思想要求自身，从而减少官员忽略法律，胡作非为的现象。最后，还要做到“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加强对官员的道德教育。在奖赏官员时要对其施加荣誉，在惩罚官员时也要对其加以恶名。注重开展道德教育活动，使官员以遵守法纪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在道德上提高官员的思想觉悟，以法律规范自我。

第二，现代官僚制度建设需要通过提高官员待遇，严厉打击腐败行为来进行反腐败斗争。当前腐败问题的发生，和官员工资待遇不符合其内心期许大有关系。官员的工资待遇有限，与此同时，官员在官场上面临着种种诱惑，部分官员的政治觉悟不够强，思想境界不够高，往往容易被钱财所诱惑，走向腐败的不归路。而从韩非的赏厚而信思想中，我们能够找到遏制腐败问题的方法，那就是逐步提高官员的工资待遇。新加坡的吏治之所以清明，是因为新加坡XX采取高薪养廉的方法，通过给官员高工资待遇，在源头上阻断了官员xx腐败的念头。我国可效仿新加坡的举措，提高官员的工资待遇，以此培养官员廉洁奉公、不贪不腐的精神品质。对腐败分子的打击力度不够大同样也是腐败问题发生的原因，如果官员存在腐败问题，却没有得到严厉的处置，那么腐败分子就会肆无忌惮，使腐败现象更为普遍。韩非提出的刑重而必思想，对于打击腐败现象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国家在面临腐败问题时，应对腐败分子重刑严惩，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力度，可使得官员知晓腐败的严重后果，继而小心谨慎，不敢贪腐，有利于遏制腐败之风。

第三，现代官僚制度建设需要在选官任官问题上严格把关，注重官员的实绩。韩非认为选官任官不能够看臣下贤与不贤，因为臣下的表象与声名未必是真实的，臣下贤明的表象可能是通过揣摩君主的喜好而伪装出来的，他良好的声名也可能是通过勾结朋党，一起蒙蔽君主获得的，因此，君主在选官任官时应该通过实际行动考察臣下的才能。韩非主张通过考察臣下在任上的实绩，判断臣下本身是否才能，再决定官吏任免，此举有利于君主认清臣下的真面目，免受臣下的欺骗，从而选出真正有才能的官吏，提高国家的官吏素质。现代官僚制度建设也需要借鉴韩非的选官任官思想，通过考察官员的实绩来决定是否任用，这样一来，便能够在整体上，提高官员队伍的专业素质，促使官员行政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

《韩非子》的吏治思想具有历久弥新的魅力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即便是放在当今社会，也能够为现代官僚制度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启示，使得现代官僚制度建设在吸收古人智慧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自身机制，促进官僚队伍的廉洁化、专业化、规范化，培养出一批批清正廉洁、行政能力强、遵法守法的官员，为我国的前途命运不断奋斗，使我国更加富裕强盛。

六、结语

韩非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战国时期列国争强争霸，君臣关系失序的社会背景下，敏锐地认识到了治吏的重要性，提出了以“法”治吏、以“术”治吏的思想，帮助君主掌握君权，在君臣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使臣下全力为君主效力，各司其职，继而振兴国家。韩非的吏治思想具有先进性，“法不阿贵”理念所体现的公平、公正的法治思想是现代法治精神的内核。同时，其吏治思想存在着过于严苛的缺点，臣下言小功大也要受罚，不免有打击臣下积极性的可能性。韩非的吏治思想影响深远，不仅在封建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当下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思想源泉，有利于打击腐败之风，澄清吏治，进而完善官僚体制。《韩非子》的吏治思想博大精深，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读、探讨，体会它的渊博与独特魅力。

注文

①韩非.韩非子[M].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30.

②韩非.韩非子[M].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516.

③刘新春.韩非子“吏治”思想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5:9.

④韩非.韩非子[M].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608.

⑤韩非.韩非子[M].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159.

⑥韩非.韩非子[M].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620.

⑦韩非.韩非子[M].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714.

⑧韩非.韩非子[M].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587.

⑨韩非.韩非子[M].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707.

⑩张纯,王小波.韩非思想的历史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6:29.

⑪韩非.韩非子[M].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707.

⑫韩非.韩非子[M].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587.

⑬戴木茅.政治真实与知人之术——基于《韩非子》术论的分析[J].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18.3:12.

⑭韩非.韩非子[M].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35.

⑮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43-244.

⑯韩非.韩非子[M].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702.

⑰沈相辉.《韩非子》君臣思想的建构及特点[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4,21(04):71.

⑱ 赵文艳.韩非治吏思想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5:4.

⑲杨义.《韩非子》还原[J].文学评论,2010(01):18.

⑳韩非.韩非子[M].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5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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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纯,王晓波.韩非思想的历史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6:29.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43-244．

[4]戴木茅.政治真实与知人之术——基于《韩非子》术论的分析[J].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18.3:12.

[5]沈相辉.《韩非子》君臣思想的建构及特点[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4,21(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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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义.《韩非子》还原[J].文学评论,2010(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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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新春.韩非子“吏治”思想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5.

[12]赵文艳.韩非治吏思想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5.

[13]张小玲.商鞅韩非“法治”思想比较研究[D].重庆大学,2008.

致谢

时光飞逝，大学生活即将落下帷幕，回顾这四年来的点点滴滴，我感慨颇多，同时也心怀感激。首先，感谢在毕业论文的撰写上给予我种种帮助的李志阳老师。李老师认真负责、治学严谨，从确定论文选题，到最终完成论文，多次就论文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修改意见，为我点明完善论文的方向，使我能够顺利地完成论文。再者，感谢在大学四年里悉心教导我们的语言与文化学院的诸位老师。老师们学识渊博，在课堂上展现了汉语言文学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使我收获了许多知识。最后，感谢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我的舍友和朋友们。他们的陪伴和鼓励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之一，帮助我克服了许多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