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中人物的孤独困境

摘要

刘震云在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用朴素平实、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了平凡人的生活琐事和孤独困境，引导人去探寻生活哲理，从中得到心灵的启迪。小说人物陷入孤独困境，有自身原因，有情感原因，也有外界原因，小说同时探讨了通过依靠、寻找、逃离、反抗、皈依等方式来解脱孤独困境。研究导致个体陷入孤独困境的原因，以及个体为应对孤独困境追寻的解脱方式，有助于我们探寻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本质，从而加深我们对个体孤独困境背后深广的社会意义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联系生活实际，在平凡的世俗生活中对当下倡导的人文关怀做出现实且深入的思考。

关键词：《一句顶一万句》孤独困境解脱方式原因意义

2009年，刘震云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一经问世，在文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被以为是刘震云目前为止最成熟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具有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2011年获得茅盾文学奖，这部作品被誉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作品分两部分，《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的主人公杨百顺和牛爱国是祖孙关系，都是因为夫妻说话难以沟通，于是老婆与他人私奔，杨百顺和牛爱国因为跟老婆没感情，夫妻说话不过心，本不想去找，但因为他们两人与自己的老婆并未离婚，这事总得有个交代，为了顾及亲人的脸面和躲避他们的絮叨，杨百顺和牛爱国只好声称出门找人，实则是假找，只是找个地方待着，回去就谎称一直在找人。牛爱国为解开母亲曹青娥临死前心中的困惑，假找时回到了祖父杨百顺当年出发的地方延津，寻找杨百顺（即罗长礼）死前留下的，他孙子罗安江生前去延津想要告知曹青娥却没有机会说的那一句未知的话，没想到“一个假找找另一个假找，却是真找”[1]。祖孙俩的经历很相似，情节相似，一走一回，历经百年，就好像一个圆圈，重复循环。书中绝大多数人物都不喜欢用语言来表达自身的真实想法，也因此带来了一些难以想象的后果，他们为了能找到“说得着”的人，奔走在路上，包括卖豆腐的老杨、赶车的老马、杀猪的老曾、染布坊的老蒋……他们说的话永远没有技术含量或者是重量，他们跟身边的人说话时，别人假装没有听见或者根本就不想听，他们怀有心事却无处诉说，心灵陷入极度寂寞当中。张晓琴认为：“作品的时间跨度虽然横亘百年，却不去细说这百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而是重在写百年来人物的孤独心灵状态”[2]。不管是什么阶层、什么地位、什么身份都有孤独的个体，小说人物展示孤独的形态不同，寻求的解脱方式也随之不同，他们都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然而在追求自身生存价值的过程中却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去”，因此陷入了迷惘的困境当中。研究小说人物的孤独困境成因及解脱途径，展现中国底层老百姓对生存和生活的看法，联系当下实际，这种孤独书写不仅具有文学价值，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一句顶一万句》中个体陷入孤独困境的原因

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导致个体陷入孤独困境的原因包括有三个：人物自身的原因、情感关系原因以及外界的原因。

（一）自身原因

1、缺乏信仰，具有“无根”感

西方强调宗教信仰，当有忏悔、有苦恼时，凡有想说的话都可以对所信奉的神说，但是在中国，忧心、忏悔、愁苦的话得和知己说，如果找不到知己，那么就要一直把话憋在心里，无法得到心灵的抚慰。神是随时存在的，而知己你得去找还不一定找得到，所以传教士老詹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把他的事情与神说，不需要与人诉说，通过与神的谈话，让自己心中的烦心事得到宣泄，而杨百顺与牛爱国为寻找一个“说得上”话的人，在路上胡乱奔跑，因而他们内心极度孤独，缺乏倾诉对象。无论是杨百顺、牛爱国，还是老斐、老曾、老汪，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一句顶一万句”的人或是缺少某种相同信仰而陷入孤独的境地之中。中国人讲求寻根，“根”是指事物的本源，根本。自古以来，故乡、祖先、姓氏、祠堂、土地就是人们的根，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人物因为对自己的“根”很模糊，甚至不知道，这种“无根感”也让他们陷入了孤独的困境。例如：曹青娥即是巧玲，她小时候被人拐卖，转手三次，每一次待的地方都不一样，最后转到山西老曹手中，被老曹老婆更名为“改心”，顾名思义是把心给改了，试图让改心忘记延津的一切，甚至是继父吴摩西。虽然延津是她的出生地，是故乡和童年时的记忆所在，吴摩西曾经是她的心灵归宿，因此吴摩西与延津一度曾是她的根，但是后来在老曹老婆的打骂声下，加之延津是改心的伤心处，所以延津这个地方对曹青娥来说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失去意义，她是漂泊无根的浮萍。此外，小说主人公杨百顺和牛爱国为“言说”离开故乡，到处行走，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可以安定下来，途中又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弄得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该归到何处去。

2、缺乏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自我认同是指“一个人依据自己的所经历过的事情，从中省视自己，加上外部对自己的评价等因素相结合而得到对自我的认识，进而解答出‘我是谁’这个疑问。它是个人在平常生活中与他人进行互动时，他人的价值观与信念被调解到自我的品行中且自己对自我价值实行评估的人的持续感受”[3]。人难以认清自我，所以有了古希腊神庙上一句铭文：“认识你自己。”《圣经》上有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而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也表示：“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4]。每个人都要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不断思考：“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小说中，杨百顺一生都在追寻这个问题，他做老詹的徒弟，四次易名，多次变换工作，却始终没有搞清楚。在作品的上部《出延津记》中，别人在火车站问他的名字，他顿感四次易名的悲哀，遭受养女巧玲被拐跑的打击，又在火车站目睹吴香香与老高的出逃生活，杨百顺就跟别人说了一个他很崇拜的人也是他想成为的人的名字“罗长礼”。杨百顺认为，名字是一个人身份和独立性的标志，杨百顺的四次易名，一次又一次转换工作，实际上是不断地想要寻找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但是他始终没有认清自己，没有在社会环境中抓准自己的位置，没有弄清自己的生存意义。他总是不停地在寻找言说的对象，想找到能理解他的人，然而他自己都不能理解自己，这正是体现了杨百顺精神上的孤独。

3、对自我存在感的困惑与情感转移

刘震云作品中的许多人物对自我存在感普遍感到困惑，他们需要借助外力来转移情感，内心极度孤独而无助。《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一有不满、不平、不愤和委屈之事，就去寻找伸张正义，主持公道的地方，于是她不断地去上访告状；《一句顶一万句》中卖豆腐的老杨也是一样，凡有烦恼、纠结、想不明白的事，他便去找寻拉马车的老马这个“说得上话”的人，对老马倾诉，把自己的烦恼诉说出来，希望老马能懂得自己，为自己找到心灵依靠，使自己精神经受的压力得以缓和。老杨由于自己的经济情况不太好，可是又想让其中一个儿子去“延津新学”学堂读书，于是去找老马商量，把自己的困惑说给老马听，希望在老马这里寻求安慰或者建议。老杨对大儿子杨百业的婚事也是如此。秦曼卿被吴家以缺一只耳朵为由退婚，老杨听说吴家重新择婿，无论贫贱，便觉得是个便宜，认为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老杨认为自己跟秦家门不当户不对，但又想着自己儿子娶了秦曼卿日子可能会好过点，老杨为此事焦头烂额，心里拿不定主意，又去找老马商量，最后老杨听了老马的“随便”建议后去秦家提亲，促成了这门婚事。老杨把自己在谋生过程中遇到的种种人生困惑都转移给了老马，以求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使自己的心理压力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此外，杨百顺和牛爱国由于与妻子“说不着”，为了寻求能说上话的知己，突出自我存在的价值，就分别把情感转移的对象转向了养女巧玲和情人章楚红。小说中个体说话倾诉都有一个能说得上话的对象，但都只是暂时性的，一个人一旦发现自己与一个人说不上话时，又去寻求另一个能聊得上、又能讲一句就戳中自己心窝的话的人，把自己烦恼、不明的事情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使自己的内心得到释然。一旦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人，个体便会陷入孤独的境地，无法自拔，无法自救。

4、对交流话语的渴求和固执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小说人物一生都在为“说不着”而苦闷，为“说得着”而苦苦追寻，对“言说”表现出固执般的在意与珍视，反映了小说人物内心的孤独。对于那些没有说话权利或者是没有言说习惯的人，他们孤独成性，外人一句能说进他们心坎上的话，让他们自己料想不到地能直击他们内心的小柔软，一句能让他们摆脱心中困惑的话，是他们毕生的追求。在物质生活较为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既然没有物质的满足，那么“说”是他们的精神寄托，是他们能宣泄心中的孤独和获得自我满足感的一种方式。其实，杨百顺与牛爱国两人的经历何其相似，两人同病相怜，为“说得着”表现出一种偏执与痴迷，不管两人的这种关系能持续多久，只要一句“对心”的、温暖的、贴心的话就足够了。

5、一厢情愿的单向式交流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个体对交流对象的条件，不论身份，不论阶级，不要求对方能够理解自己所说的话，只要和自己“说得着”就行，这其实并不是正常的与外界交流的方式，充其量只是一厢情愿的单向式交流罢了。例如：卖豆腐的老杨自以为与拉车的老马说得着，于是什么事情都与老马说，但是他不知道老马根本就不想听他说，甚至打从心底里瞧不起他；杨百顺与老高，牛爱国与杜青海，陈奎一与牛爱国，小说中这几对人物关系的交流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前者同后者说了自己心中的事情，目的是希望后者能帮自己“码放”，可是后者总是以“你说呢”来反问对方，于是前者只能自己就事情打开自己解决问题的思路，照着自己的思路自己解决问题，这几乎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单向式交流，对两人心灵上的沟通实在无益。小说中的这些人物，他们觉得孤独，希望寻找与自己“说得着”的人，不仅是精神上的交流，更是思想上的交流，希望自己把自己的苦恼诉说了之后，对方能换位思考，出主意、想方法帮助自己解决困难，可惜这种单向式的交流实际上并没得到对方的回应，孤独的人越显孤独。

（二）情感原因

1、亲情的淡薄与疏远

刘震云喜欢用一种添补的方式来将亲情的淡薄和疏远无情撕破。例如在小说中，杨百顺因为一些琐事就想杀了他的父亲和兄弟；铁匠铺老李因为小时候他娘用铁勺砸了他脑袋后还有说有笑，随人听戏去了而一直记恨他娘；老斐的老婆老蔡抓住老斐在内蒙古犯事的把柄挟制老斐不要再理会老斐他姐，两家不相闻问；卧病在床的老杨以为对儿子杨百业说了实话才能吃上烙饼等等。有血缘关系的亲情是小说人物谨小慎微地维持的一段情感关系，彼此记恨、埋怨，亲人与亲人之间的关系居然可以这么淡薄和疏远。

2、友情的不理解与不信任

杨百利与牛国兴两人因为能“喷空”而成为朋友，牛国兴给了杨百利五块钱，托他给邓秀芝递情书，怎料东窗事发之后，牛国兴就认为是杨百利出卖他，两人关系破裂，从此友情破裂、各干各的；牛书道和冯世伦一起去长治拉煤，因为一个馒头的误会至死不相往来；牛爱国跟冯文修买了十斤猪肉赊账，冯文修老婆老马去向牛爱国收账，牛爱国却以为冯文修派老马来催他还钱，喝酒后将这不痛快告知了他人，冯文修又经过第三者老肖的诉说，把一件事情说得完全变了味，于是冯文修跟牛爱国堵了气，喝醉酒把牛爱国被戴“绿帽子”的事情说了出来，传得沸沸扬扬的，最后差点动起了刀子；老丁和老韩因为“天上掉下的钱款”的分赃不欢而散……这些桩桩件件都可以看出小说人物对朋友的不理解和不信任，友情不够紧固，他们对一件事情只是看到表面，而不去深入查询事情背后的真相，亦或是耳朵太软，听了别人的闲语，不相信自己的朋友，与自己的朋友渐行渐远，最后连交心的人都没有，心里苦闷空虚，陷入孤独的彷徨之中。染坊老蒋选择用不说来代替说，他与外人的世界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只能把自己沟通的对象转到猴子身上；老汪对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这一句话解释为：心里话都跟身边的朋友说完了，那么远方来的这个人不是添堵吗？远方来的朋友是不是朋友还不知道呢，老汪拐着弯骂人，对远方来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朋友进行了一个无情的嘲讽。可看出老蒋与老汪对朋友的不信任以及对友情态度的消沉。

3、爱情婚姻的不顺与背叛

杨百顺离家多年，认为改名为吴摩西嫁给了吴香香就可以不用到处漂泊，有个保障，不幸的是他与吴香香“说不着”，吴香香强势、爱说话，吴摩西懦弱话少，吴香香跟吴摩西说话，吴摩西想起来就说，没想起来就闷着干脆不说，想起来的少，想不起来的多，两人缺乏有效交流，说不到一起去，后来老高与吴香香说得上话，两人就好上了，最后还卷款出逃。牛爱国与庞丽娜结婚两年，日子过得挺好的，但是两年过后，就产生了隔阂，产生隔阂是因为两人见面没话说或是都不爱说话，在别人看来以为他们脾气相投，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两人的心渐行渐远。牛爱国和庞丽娜没话说，起初牛爱国还试图没话找话，讨好庞丽娜，庞丽娜不领情，还给牛爱国戴绿帽，后来与自己的姐夫老尚出逃，章楚虹刚开始与李昆说得着，渐渐说不着，最后与牛爱国偷情。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但牛爱国和杨百顺两人的情感经历很相似，都是经历过爱情婚姻的不顺，遭到自己老婆的背叛。可见如果夫妻之间缺乏有效交流，就不能化解矛盾，不能激发情欲，随着时间的积累，他们心中的苦闷越来越多，又没有办法得到彻底的解决，心里的孤独感油然而生。

（三）外界原因

1、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差异

中西方思想文化是有巨大差异的，在中国，人的倾诉对象是人，而在西方，人的倾诉对象是神。中国传统的文化是世俗的，每个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任何问题只能在自己所处的世界中解决，中国人只可指望自己，与之沟通及诉说心事的对象仅仅是人，假若找不到能说得上话的人，那么个体就会深陷孤独境地。而西方信仰宗教，他们都喜欢把神作为沟通和倾诉的对象，神的口风很紧，与神说话的保密性很高，不用害怕把你与神说过的话或做过的坏事告知他人，神时时刻刻都在，照顾着自己的信仰者，即使人和人之间来往接触不多，“说得着”的对象缺位，但是有神的存在，所以他们并不孤单寂寞。但在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与人沟通不当便会倍感孤独，小说中这样的例子很多：老曾病了，让徒弟杨百顺独自去宰猪，师母仍然只给他三份猪下水，他认为师母有点不明事理，杨百顺后来在贺家庄跟人随便发了几句有关师母的牢骚，本来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被人传到老曾那里就成了杨百顺埋怨师傅老曾的不对，师徒情分就这样断了。牛爱国与冯文修是好朋友，出于信任，牛爱国把自己与庞丽娜出轨的事情告诉了冯文修，哪知道冯文修喝醉酒之后又把这件事情跟其他人说了，最后闹得人尽皆知，朋友两人关系也就破裂了。可见以人作为倾诉对象不太可靠，安全信用度不高。

此外，中西方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人的倾诉对象是处在不断变动的状态当中，而西方的神是永恒的。就像牛爱国的倾诉对象先是冯文修，再是杜青海，最后是陈奎一，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说话也“不过心”了。西方多是信奉基督教，把自己的一切交给神，你信奉神，你就可以知道自己“到哪儿去”。安波舜认为：“和神进行交流的西方文化和西方人，西方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与神对话，所以他们喜悦从容，而与人进行交谈的中国文化和平凡百姓，由于极其讲究现实性和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每个人的利益、交际圈、地位、身份的不同，因为人心叵测和信用的缺失，可以说知心话、体己话、暖心的朋友很少，反而处在千年的孤独之中，与孤独作伴”[5]。由于历史的条件，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在吃不饱和穿不暖的贫困前提下，国人都在拼命追求温饱问题，而无法充实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以至于忽视自身的精神文化，所以在温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前提下，当时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是贫乏的，这也是他们之所以陷入一种迷茫和孤独困境的原因。有时信仰可以带你去到另外一番新天地，能够找到自己人生的落脚点。小说中有一个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专门传播宗教教义的老詹，他在中国宣教四十年，先前培养了八个教徒，而杨摩西是他的第九个教徒，杨摩西本来不信仰神的，只是因为看到老詹的第八个教徒老赵发展很好，日子过得挺好的，不用风餐露宿，而经历了多次失业和无家可归的杨摩西看到信仰神的作用巨大，于是做了老詹的教徒，可是最后发现其实老赵并不信仰神，而是相当于老詹的“司机”，带老詹到处去传教，老詹以为第九个教徒杨摩西是个信主的可塑的料子，但杨摩西最后也背叛了他。老詹到处奔走，宣传教义，想让延津的老百姓信教，把心中的苦恼与神诉说，让神的信念帮助他们清扫心中的孤独感，却徒劳无果，无力改变。因为中国农民对神的祈求大多是带有功利性的，希望神可以帮助他实现愿望，而并不是对神有心灵上百分之百的信任。老詹背井离乡在中国传教四十年，不管条件多么艰苦，遇到多少挫折，依然生活得很乐观、积极，是因为老詹心中始终信仰神，他相信神可以为他解决问题，祛除他心中的烦恼，陪伴在他的身边，成为他精神的支撑，灵魂的归宿。

2、交流双方词不达意

贺绍俊认为：“世界是一个关系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是一个说话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关系好与否都是由说话形成的，它可以把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不明了，不确切，说话这个世界给他们系上彼此之间关系交往纽带的同时，又有一个无形的樊篱，即便他们可以在这个世界实行沟通，但他们彼此之间不能做到心灵沟通。就算即使他们处在亲密的形体触碰，两人有时也会觉得彼此的心隔得很远”[6]。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我们发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和矛盾的激发，不是发生什么吵架，也不是利益上得不到满足，或是有什么深仇大恨，而是语言沟通的不通畅。有时一个人对一件事进行描述，想把自己的想法观点表达出来，最后往往跟说出来的话语意思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词不达意或口不对心，直接导致语言的接收者误解说话者的本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可能不是两人的距离相距甚远，或是两人不经常见面，也有可能是两人的心理和情感上的疏离，因为一句话造成误会、曲解，无法释怀。小说中牛爱国与战友杜青海两个人说话，诉说者牛爱国口不对心，说话所想要表达的却与自己心中所想的意思差距很大，这样的表达方式，很容易让倾听者杜青海产生误会，而且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所以杜青海都以“你说呢”回答，这样的回答，让信息的发出者牛爱国不能消除心中的困惑，觉得两人说不上话，心与心的关系自然就会产生疏离感；牛爱国与发小冯文修两个人闹掰，也同样是因为词不达意这个原因。交流双方看似聊得很开心，场面甚是热闹，实则每个人内心都是孤独的。

3、人性的狭隘与自私

杨百顺一直都在寻找一个与他有话可说的人，这一寻找话语交流看似表面的东西，但是实际反映了人物内心的孤独，孤独感无处安放，只能更务实地想要去找寻消除或缓解孤独感的方法。杨百顺一直很反感父亲在三兄弟之间没有做到“一碗水端平”，杨百顺处于“低”的一方，杨百顺丢了一只羊，父亲就拿皮带鞭打他，于是觉得父亲偏心，甚至有点冷漠；铁匠铺的老李因年少时他母亲拿铁勺砸了他脑袋，之后还有说有笑的，随人去县城听戏，老李就一直记他母亲的仇，心胸狭窄，当他母亲大寿将至，给他娘做寿并不是真心的，而是为了自己的铁匠铺，摆个阵势，吓吓对手老段；老杨决定把一个儿子送去延津上新学，但他并不是为自己儿子的前途着想，而是为了自己的豆腐坊的生意。在中国，一个姓氏背后就有一个庞大的家族，表面上看起来一大家子人其乐融融的，然而那么多人，并不是每个人都与自己的家人说得着话，杨百顺与父亲兄弟关系的瓦解，出走他乡等，都让人看到中国的亲情并不仅仅是表面一片和谐的景象，背后折射出的更多的是人性的冷漠、狭隘与自私，小说暗含了对中国式亲情的一种嘲讽，同样的，也会使人们对自己的友情和爱情进行深刻的思考。

二、《一句顶一万句》中解脱孤独困境的方式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说话系列小说，小说中人物遇到的困境并不是物质缺乏的困境，而是自身孤独的困境，这种困境大多是因为说话问题导致的，即人与人之间说话不过心，彼此“说不着”，没有一个能交心的人，人就陷入孤独的困境之中。面对这种困境，他们选取依靠、逃离、反抗、皈依的方式，为的就是能从这孤独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抚慰，变得舒坦平静，更好地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一）依靠

小说中，个体作为一个行为主体，为解脱孤独，为“说得着”去寻找一个“客体”，这个客体没有什么限制，可以是人、地方、信念等，这为无话诉说、孤独寂寞的小说人物提供了一个心灵的港湾。就像老杨把老马当成知心朋友，有什么都去找老马诉说，牛爱国也是找杜青海，陈奎一等人商量大计，他们都希望通过依靠朋友来脱离困境。教书先生老汪嘴笨，不喜说话，在认识的人当中，他认为没有人能懂他、理解他，内心极度孤独。于是在教学之余，每月两次，不管寒冷酷热都爱出去乱走，就为找一个知心的人，把自己心中的“苦水”托付于他，依靠他，让自己“失重”的心灵得到安慰。小女儿灯盏死后，老汪为了不在那睹物思人伤心落泪，也为了让自己不心乱，决定离开老范家，去找一个让自己心静的地方定居并依赖于它，在新的环境中接触新的人与事，重新找到依靠和寄托，并以此来疗养受伤的孤独的心，在那里重新开始。杨百顺知道自己“从哪儿来”，却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去”，孤立无援，为解答心里的疑问，于是就做了传教士老詹的教徒，每天晚上听老詹念经，依靠神，信仰神，把自己交付给神，把神视为自己的依靠，希望在神的洗礼下找出答案。依靠一个有形的“客体”或“无形”的客体，可以让人心灵的孤独得到纾解。

（二）寻找

电影《无问西东》中有一句经典语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7]。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难免会遇到多种选择，当陷入艰难的选择境地时，要懂得及时调整，作出适当的举措，在探寻中找到真实的自我，寻找精神上的寄托。牛爱国和杨百顺无不是为了寻找能够说得上话的人，为了寻求对自我的一种认同感而到处漂泊。杨百顺由于与父亲兄弟失和，妻子朋友的欺骗与背叛而产生孤独感，为寻求摆脱，弄明白他要到哪里去，他去了很多地方，换过很多份工作，也换过四次名字，转了一圈，发现养女巧玲才是能够让他摆脱孤独的人，他与巧玲说得上话，但是，在假找吴香香的过程中，巧玲在新乡被人拐跑了，他为追寻巧玲这个“说得着”的人，摆脱心中无处可以诉说的孤独，他踏上了追寻之旅，杨百顺通过各种形式一次次的寻找，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寻找自我和精神寄托。牛爱国也是因为庞丽娜与他说不上话，经过努力之后还是没话说，甚至得到的结果更糟，而在章楚红面前他可以把他想说的都说出来，他与她说得着，所以在章楚红失踪之后，他去寻找章楚红，希望能摆脱孤单寂寞，找寻认同感。

（三）逃离

《一句顶一万句》是“在逃离与建构的悖反中重新发现自己并书写历史的一次自我救赎”[8]。逃离，无论是现实当中的逃离，还是精神上的逃离，都是身处孤独困境的反映，是对未来美好向往的一种表现形式。刘震云在《一腔废话》中表明他对这种逃离倾向很是厌烦，但《一句顶一万句》再次说明这种厌烦的倾向还是要继续的。“逃离”的对象可以是故乡、房间这样的实体空间，也可以是生活现实、生活状态。杨百顺在染坊做事时，因为自己把掌柜老蒋的猴子“银锁”放跑了，到处找也找不到，他害怕老蒋不骂他也不让他赔，而是低着头不说话那种叫人不寒而栗的样子，杨百顺越发孤独，于是他逃离染坊，从此没有回去过，杨百顺以行动做出逃离——出走，让自己的心变得轻松自在；教书先生老汪心里有话说却无处诉说，自己女儿死后，他愈加孤独，同时害怕自己留在那个地方睹物思人，因此选择“逃离”，“走到哪儿不想娃，就在哪儿落脚”[9]，当他走到陕西宝鸡的时候，心不乱了，变得宁静了，他逃脱成功了。小说中的这些人物都在逃离，他们想用逃离来寻求心理上的解脱，减少自己的心理负担，走出孤独境地，于是毅然决然地逃离“受创之地”。

（四）反抗

人处在困境时，往往会做出挣扎和执着的自我反抗，为实现自我价值，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依赖权威的外在力量，而选择相信自己，肯定自己，超越自己。反抗的方式有的激烈，有的平静，都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抗争和抵制，小说中牛爱国选择的反抗方式就是后者，牛爱国得知自己的妻子庞丽娜出轨小蒋，他认为是自己与庞丽娜有隔阂或是说话太少造成的，于是牛爱国就开始对她说好话，开始主动填补隔阂，但两人的心还是离得很远，庞丽娜很不耐烦，强烈恳求牛爱国离婚。于是牛爱国找吴克智诉苦，听了吴克智的建议后，他要反抗，他不想顺从庞丽娜，他由之前给庞丽娜做饭做鱼到现在不给她做饭做鱼，但就是不离婚，拖着庞丽娜，以这种方式来整治庞丽娜。牛爱国以一种平静的“拖着”的方式来作出抗争，以此来解脱自己的痛苦和孤独，他害怕离婚后庞丽娜彻底离开自己，自己会更加孤独，曹青娥死后，庞丽娜再一次找牛爱国离婚，可牛爱国还是不答应，他明明知道这样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是内心的孤独感实在太重了，他坚持用这种反抗来驱走孤独。细读小说，不难发现其中每一个人其实都想说，但是说不着，这种孤独感伴随着他们一生，他们为了能在这种无奈的又无法消除的孤独感中得到解脱，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与之进行抗争。

（五）皈依

皈依是一个佛教用语，是指皈投和依附之意。孤独让人反思生存的意义，“我到哪里去？”“我”该何处皈依，哪里才能得到认可？这也是小说人物杨百顺一直探寻的问题。杨百顺从传教士老詹去世后留下的教堂图纸中得到了情感的皈依，杨百顺（即吴摩西）从此有了寄托，心里打开了一扇窗。牛爱国出门假找庞丽娜和老尚，是为了摆脱心中的寂寞，他来到了滑县这个不让他心烦的地方，最后，绕来绕去，机缘巧合之下，还是回到了他外祖父杨百顺的故乡，是为了询问姜素荣，曹青娥找她要说和要问的话，把他心中疑惑的问题从头到尾都弄清楚，这一个心结给了牛爱国寻找的动力，寻找过程中知道了他与外祖父杨百顺有一些联系，有相似的经历——假找，一个假找找另一个假找，却成了真找。牛爱国把曹青娥给他带来的困惑弄明白之后，得到了启示：“日子是过以后的，不是过以前的”[10]。他选择去找昔日情人章楚红，无奈章楚红找不着，但还是坚持找，牛爱国把自己的情感皈依到章楚红身上，因为他与章楚红聊得来，可以在章楚红身上找到自我的一种认同感，得到心灵的净化和升华。作品中有一句总结：“世界上别的东西都能挑，就是日子没法挑”[11]这句话写出了小说中孤独人物浓厚的宿命感。杨百顺独自一人离家出走，易名换工作，最后还是一无所有，看似从起点出发，转了一圈，最后回到终点，结果还是一样，但在兜兜转转中他学会了用皈依来摆脱孤独困境，寻得解脱。

三、孤独书写的价值与意义

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里面塑造了多个不同阶层、不同地位、不同身份的人物，叙写他们在平凡的琐碎生活中与亲人、朋友、爱人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和身处的孤独困境，借这些小人物的平凡琐事去映射大环境下中国人灵魂的孤独感，去书写孤独人物创造的文学价值，联系当下实际，体会在世俗的生活中孤独的现实意义，并对当下倡导的人文关怀做出思考。

（一）孤独人物创作的文学价值

史铁生说过：“人生来只能注定是自己，人生来注定是活在无数他人中间并且是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这意味着孤独”[12]。孤独是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文学创作的主题，孤独感是人们在现实与心理世界中无法除去的，在现实中是一种疏远的人际关系，在心理世界中是一种不能“说得着”的苦恼。刘震云将笔下的小人物置于大环境中，在他们平凡的生活琐事中表现出人物生存的孤独困境。人真正的孤独，并不是表面无人倾诉，而是找不到知心的人，或是到达不了自己想要到达的方向，明明知道自己很孤独，却无法去改变的虚弱和荒谬。小说中，杨百顺孤独，只能四次易名，几次变换工作；老汪孤独，每月两次在户外散步去排解心中的烦恼；老马孤独，一辈子只能与马为伴；吴香香和庞丽娜孤独，选择出轨，与情夫远走他乡；染坊老蒋孤独，只能与猴子为友……这些人物都是孤独书写的描述、阐释和补充。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在孤独中活着，这孤独是小人物在平凡的琐碎生活中不可回避的。以小人物为核心，从个体的孤独展示去放大中国人灵魂的百年孤独，这是文学创作孤独人物的价值所在。

此外，刘震云以平实的叙事手法，走进孤独人物的内心世界，在创作时尊重小人物的主体性，认真倾听人物内心声音的态度也是小说的艺术价值的体现。小说中所有人物都奔波在路上，说了无数的话，却很难寻找到“一句能顶一万句”的话，刘震云明明知道没有这一句话，却还是要他们找，这也是刘震云书写孤独人物的独特之处。刘震云从叙事的角度出发，使用分离在中国人身上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表层叙事，揭示背后现象的深层叙事的手法，例如：杨百顺因为儿时的几件小事对他父亲和兄弟怀恨在心，其父亲让他们其中一个兄弟上新学并不是为了他们的学业而是为他自己豆腐坊的生意打算，父亲其实是个自私自利的人，这种叙事分解了父子伦理的道德观念；杨百顺、杨百利这对手足，本应互帮互助，但是他们却为利益而明争暗斗，这解构了传统的兄弟伦理道德观念；杨百顺与老曾是师徒关系，两人因过于注重利益，日渐产生隔阂，又因为别人的几句闲话，师徒关系从此终结，此处叙事又分解了中国传统的师徒伦理道德观念；杨百顺与吴香香是一对夫妻，本应该相敬如宾，相亲相爱，但是吴香香却一直与情夫出轨，这分解中国传统的夫妻伦理道德观念；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这句话在中国的解释是：朋友从远方来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可是作品中却曲解为远方的朋友来了是一件添堵闹心的事，朋友关系如此不堪，这分解了中国传统中注重友情的观念。在小说中，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伦理关系统统被分离出来，这种叙事上的分离，是为了造成个体的孤独，继而塑造出一系列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孤独人物，从而剖析出孤独背后的深层意蕴和最终价值。因此，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精心创作的一系列孤独人物便具有了独特的文学价值。

（二）孤独困境书写的现实意义

杨百顺和牛爱国祖孙俩为寻求“一句能顶一万句”的话，一个走出延津，一个走进延津，一个出走，一个回归，延宕百年，毕生都在为寻“说得着”的人而奔波劳累，言说是人的本能，也是人与人交流沟通的工具，每个人都想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诉说出来，一旦这种欲望得不到满足，孤独感和寂寞感便油然而生。刘震云认为：“孑然一身不是孤独的，而是你想找别人说话，谈心事，别人不能理解你所说的话，说了一万句也找不到那一句能抚慰心灵的话，这才叫孤独”[13]。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人物，都处在各种各样孤独的困境中：有老杨把对方当朋友而对方打心底里瞧不起他，并与他“单向”不平等交流带来的孤独；有像教书先生老汪那样心中有话却无处、无人诉说的孤独；有老斐在内蒙古贩驴时闯下祸事而被老婆老蔡抓住辫子胁迫而痛苦烦闷的孤独等，其中有的人为摆脱孤独选择离家出走，有的为摆脱孤独却选择出轨与私奔。

阅读《一句顶一万句》小说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里面的孤独体验其实与我们现实生活联系得很密切，这种感受我们国人也是感触挺深的，小说中的人物为摆脱孤独，都努力在周围环境刷自己的存在感。在当今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大都是依靠网络、电话、微信、QQ等，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极其少，有时只是通过手机电脑影像看到对方，有时如果通讯转换频道出现状况或是信号不好，往往曲解了对方言语的本意。再者，即使回到家，明明与家人的距离很近，却习惯用手机微信等通讯软件沟通而不是面对面的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导致共同话题越来越少，现代人的孤独感越来越强。另外，我们常用的交友软件微信或是QQ，通讯录里的人成百上千，但是能够真正能让你放下戒心的，可以让你安心与之无所顾忌、畅所欲言聊天的可能就只有那么几个。在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交到很多新朋友，但是能一直保持联络的朋友并不多，原因是大家在不同的地方工作或者上学，彼此联络少，接触少，关系就变得疏远，有时见到面也只是寒暄问候几句，便再也没有话题。当我们与他人在喧闹的环境中交往时，看似很开心，其实内心的忧愁和酸楚，没人能明白，身上的重担，没人能帮你分担，当我们遭遇了失败和困难，将要面对重大压力时，想找一个人鼓励、安慰，疏导自己，身边却空空如也，面对这些情况，心中便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心酸和无奈，孤独感也就产生了。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想找那一句能顶一万句的话，但前提是要先听那一万句话，希望能从那一万句话中找到能宽慰自己的一句话。人陷入孤独困境的大多数原因是与他人“说不着”，于是造成了父子兄弟间的不睦、朋友间的误解、夫妻间的背离，对于这样的情况，每个人会根据自己的情况选取不一样的应对方式，小说也做出了方式选择上的各种解读。人与人之间如果能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关怀，多一份尊重，承担起属于自己的社会责任，以某种具体的方式去关爱别人，这样便能帮助别人，也帮助自己走出孤独的困境。就像小说中牛爱国的母亲曹青娥，她活出了新的活法，明白到不执著于过去，懂得放眼未来，生活还是要走的，不能因为一点挫折就投降。同样地，现实中孤独的人们，也不要活在过去，不能一直活在痛苦之中，不然就会止步不前，要努力地向前看，即使内心郁闷，无从化解，也要从新的视野新的角度出发，努力摆脱这种困境，去寻找自身的生存价值，总会有一个心灵的港湾让你停歇，总会有一个能理解你的人出现，让你生活变得更美好。

四、结语

总而言之，人生寻觅一个知己难，找一句能“顶一万句”的话更难，造成人们身处孤独困境的原因有很多，面对这一孤独困境，个体要不断探寻多样的、适合自己解脱方式，或依靠，或逃离，或寻找，或抗争，或皈依等，让我们感受到个体在追逐自身生存价值的过程中呈现出生命的刚强与执拗。为了能得到心灵的抚慰和精神的寄托，每一个人都应该为那能顶一万句话的一句话不畏困难，勇往直前，不断努力地在社会中寻求他人的认可和自我身份的确认，以此找寻自己的人生皈依之处。刘震云小说蕴含着对生活哲理的思考，关注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境遇以及他们面对生活的态度，作品《一句顶一万句》引导读者从人的角度去理解作品，解读文学，剖析人生，洞察人生，解读这部作品有利于我们对小说背后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做出更进一步的探寻，从平凡的生活故事中悟出并感知其强烈的人文关怀，可见小说对于孤独主题的书写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01]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D].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351.

[02] 张晓琴.千年孤独中国经验——论《一句顶一万句》[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02):45-52.

[03] 张先隆.自我认同危机.

[04] 何伟.“孤独中的寻找”—读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有感[J].心灵憩园,2012,4:59.

[05]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D].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06] 贺绍俊.怀着孤独感的自我倾诉——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J].文艺争鸣,2009(08):40-42.

[07] 青春语录[J].青春期健康,2018,(第5期).

[08] 陈福民著. 批评与阅读的力量[M].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6.04.

[09]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D].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31.

[10]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D].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358.

[11]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D].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296.

[12] 于利.生命意义的探寻[D].吉林大学,2009.

[13] 黄培培.说“中国式孤独”: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7(11):24-26.

[14] 于文娜.孤独与寻找:《一句顶一万句》精神分析[J].绥化学院学报,2016,36(03):6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