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与《三言》僧侣形象之比较研究

摘要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导致中西思想逐渐解放，文学作品中也逐渐出现反抗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的人物形象，其中《十日谈》和《三言》是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品。二书皆描写了僧侣的丑态，辛辣地嘲讽了这些伪君子。我们运用比较手法对二书塑造的僧侣形象的同异进行研究，追溯产生这些“同异”的因素，探究二书僧侣形象在文学史上的价值。

关键词：《十日谈》 《三言》 僧侣形象

一、前言

中世纪的西欧，“上帝的言语”被当做西欧人民的生活准则，君权神授的思想深入人民的心中，天主教和贵族阶级占据了大量的资源。同样是封建社会的中国则与西欧的神权至上不同，它以儒家为主，佛道并立，程朱理学兴起且迅速占据了儒学的至高点，士农工商阶级分明。虽然中西社会背景存在差异，但是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那就是中西社会皆处于统治阶级宣扬禁欲主义、蒙昧主义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的时期。然而，时代在发展，任何阻碍历史进展的不利事物都会被铲除。种种思想主张和文学创作的出现，动摇了中西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统治。冯梦龙和薄伽丘分别作为中西方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者，创作出在中西方历史发展中具有解放思想意义的作品。

薄伽丘的代表作《十日谈》以当时佛罗伦萨的社会生活为背景，讲述了10名男女为了躲避城中的瘟疫来到郊外的别墅，在其中10天的时间里，一天一个主题，每一个人围绕主题分别讲述一个故事，总共讲了100个故事，之后各自回家。其百个故事里涵盖了各个阶层，国王、贵族、骑士、僧侣、商人、学者、艺术家、农民、手工业者这些阶层被塑造得活灵活现，展现了那个时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西欧的社会生活。《三言》是冯梦龙纂辑的三个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冯梦龙在对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进行编辑的同时，进行了一定的修订，可以看成是冯梦龙的文本重构，另外也有作者的创作。[1] 二书展现了各个阶层的生活，肯定了人的欲望，歌颂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

作为中西方启蒙文学的开创性文本，研究二书的学者不在少数，且二书之间可以进行比较的内容非常之多，但以《三言》与《十日谈》僧侣形象的对比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资料并不多，所搜索得的文献仅有2篇，只是简单论述二书犯色戒的僧侣，并未深入和扩展研究。学者的研究方向主要倾向于二书的女性形象对比以及爱情婚姻对比。

单独研究二书的文献中存在关于宗教的研究，其中僧侣形象作为宗教的一部分，颇有涉及。晚明时期，在哲学上，中国崇尚“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在宗教上，佛教讲究“六根清净，四大皆空”，道教是“清心寡欲”。中世纪的天主教禁欲者则是出世的，避开世俗的享乐。因此在世人的眼中，僧侣被视为禁欲主义的代言人。

我们选择《十日谈》和《三言》两书进行比较的缘由在于两部作品成书时，中西方社会皆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以及反对禁欲主义的思潮，两书在一定程度上积极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中西方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一文化转折时期，僧侣形象世俗化程度更深，越发接近市民生活。中西方相似的历史进展，使《十日谈》和《三言》表达的理念存在某些相同点，但是由于中西方社会背景、文化传统、民族性格以及作者本身的观念不同，薄伽丘和冯梦龙在僧侣形象的描写也有所不同。

其次，文化思想转折时期，人物形象描写存在新思想与旧思想的碰撞，其中僧侣形象涉及到宗教、伦理道德多方面的内容，对研究那个时代的中西方社会制度、文化以及世俗风情有着极大的助力。

二、《十日谈》与《三言》僧侣的相似之处

僧侣形象在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有着不同的特点。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僧侣形象开始冲破禁欲牢笼的束缚，肆意纵欲。《十日谈》和《三言》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作品。《三言》中涉及僧尼的故事有 25篇 ,有些是作为主角，有的则是配角，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十日谈》百个故事里，其中关于神父修女的故事共有21篇，其中有6篇与情事无关，其余10几个故事多是在写神父、修女犯戒。

“三言”中僧侣出场的卷名、姓名以及相关内容一览表

“十日谈”僧侣形象一览表

从上述统计表格显示的内容可知，《三言》与《十日谈》中僧侣形象丰富多样化，且在书中所占比例是较高的。二书除上述表格所列的僧侣之外，还有一些在故事中不成系统，一笔而过的僧侣形象，但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僧侣形象在当时中西方的文学创作上是人物形象的热点。笔者将对二书的僧侣形象进行简单分类，从这一群体形象在中西方的异同点来分析其原因。

（一）德高僧家

个人组成群体，群体中的个人又存在好人和坏人，《三言》与《十日谈》中的僧侣群体也是如此。僧侣之中不乏有破坏清规戒律的人，可还是有着学问高深、品行端正的德高僧家。

《十日谈》第一天第一则故事中薄伽丘描写了一位圣洁，学问高深且精通《圣经》的修士，在老修士与夏泼莱托的对话中不难发现老修士拥有着善良高尚的品德，始终受着清规戒律的约束；大盗基诺俘获了克伦尼修道院院长，医好了他的胃病之后，院长重获自由之后，院长非但不恼怒，反而向教皇求情，使基诺成为骑士。克伦尼院长不仅不记恨基诺虏获并囚禁他，还反过来使基诺摇身一变，成为骑士，可见院长的博大胸襟和宽容。《三言》红莲寺长老大慧禅师佛法无边，德行高尚，帮助陈从善寻回妻子，夫妻历经数年的分离终于团圆；同样是被女子诱惑，佛印禅师与玉通禅师却是大相径庭，佛印禅师经受住琴女的诱惑，坐怀不乱，扬名于世人。这样的僧侣才能真正被称为修行之人。

（二）色欲僧家

　1、被动破色戒

《三言》和《十日谈》两部作品都存在本是得道高僧，却禁受不住色欲的诱惑，破了色戒的僧侣形象。

《喻世明言》卷29的玉通禅师在竹林峰修行五十二年，若是不曾惹上柳府尹，禅师必定修行有成，始终是得道高僧。起因是禅师未出寺参见新上任的柳府尹，故被设计陷害与妓女红莲同房，破了色戒，事后懊悔坐化圆寂。五十二年不曾出寺，禅师苦修之心人尽皆知，然数十年的修炼终究抵不过红颜，禅师因一念之差，被动地犯了色戒，修行之人依旧还是世俗人，不禁感慨万千。冯梦龙塑造了玉通禅师这一形象，薄伽丘则塑造了鲁斯蒂科。鲁斯蒂科能坚持在荒无人烟的沙漠中修行，可见他对天主教的坚定信仰，可是他收留了阿莉贝后，肉欲的引诱使他向魔鬼低头，甚至以圣洁的名义行男女之欢。玉通禅师和鲁斯蒂科二者若是不被色欲引诱，终究有一日得道，然因一念之差使修行之路中断，无奈又可惜。

　　2、主动破色戒

《三言》《十日谈》二书中存在不少破了色戒的僧侣，除了上文描述的几位被动破色戒的僧侣之外，更多的是主动破色戒且毫无悔改之心的僧侣。

冯梦龙与薄伽丘笔下的佛寺修道院，又有几个是真正圣洁清净的，不过是容纳了世间丑陋欲望的场所。非空庵的尼姑，金山寺僧人与宝莲寺僧人凡心不死，口上念着“阿尼陀佛”，心中爱着风月，行动上放纵淫欲，不知犯下了多少次的色戒。[2]神父修女为了自身的情欲编造了众多借口哄骗世人，阿尔贝托神父看上一个女人，装扮成加百列天使与她同眠；修士贾尼施行法术要把农夫的妻子变成母马，最后再插上尾巴，但实际上不过是为了淫欲；修道院院长贪色看上农民的妻子，药晕农民并制造其假死的迹象后藏在地窖里，待一段时间将其带回人间，在这段时间里院长与他妻子寻欢作乐。书中这类僧侣主动破色戒的内容还有很多，如《喻世明言》卷35，《十日谈》第一天第四则故事等。

（三）市侩僧家

人生来就有欲望，凡夫俗子和教士最大的区别就是欲望的多少和克制程度。教士的身心应是无瑕的，为了心中的信仰，而懂得克制欲望，追求精神上的拯救，生活俭朴。然而《三言》与《十日谈》中的僧侣们一面千方百计装得道貌岸然，一面崇拜的是“金”，以权谋私，为了要别人赶紧支出手中的财富，不断探听谁的荷包丰盈，好填满他们的钱袋。

正常情况的修士严守斋戒，粗茶淡饭，生活简朴，衣服也不是什么贵重料子，穿上不过是为了蔽体和御寒，而不是炫耀。《十日谈》第七天的第三个故事修士肥头大耳，面色红润，穿戴华丽，喜好世俗的繁荣，好吃懒做，且他们的房间堆满了面霜、油膏、糖果和各地产的美酒，哪里还像苦修的教士。第一天的第六个故事写教士爱钱如命, 贪得无厌，不惜罗织罪名, 逼人就范。有一个人在店里喝酒，不过随口说了一句自己正在喝的这种美酒, 就连耶稣都可以喝得, 就立刻被异教裁判所的神父得知, 神父以严重罪名逮捕了这个人。但是担任裁判官的神父并不是要加强被告的宗教信仰, 他是关心这个人的钱财, 依照他一贯的办法, “ 把被告的钱从他钱袋里倒进自己的腰包”。一道紧急命令逮捕了被告, 幸好那人连忙托人献上一大块黄澄澄的“ 脂膏” , 让神父搽在眼上, 医治修士见钱眼红的毛病,才算得以从轻发落, 被异教裁判所拘留了几天完事。[3]闲云庵尼姑为了钱财安排阮三与玉兰幽会；悟石和尚与觉空和尚贪取进京赶考而借住在寺里的杨元礼一行人的财产，谋害性命。这些僧侣哪是超脱于世俗的修行人，简直市侩又贪婪，又怎能宣称他们普度众生，修身养性。

三、《十日谈》与《三言》僧侣的差异之处

（一）僧侣出家之差异

阅览《三言》及《十日谈》中关于僧侣出家的故事只有少数篇章，《十日谈》更是寥寥无几。薄伽丘描写神父和修女时，几乎一开篇他们就已经向上帝献上信仰，至于他们成为神父或修女的原因，薄伽丘没有详细描述，甚至略过不谈。而《三言》中关于僧侣的篇目有部分讲述了僧侣遁入空门的缘由，例如《警世通言》的卷11《苏知县罗衫再合》，《醒世恒言》的卷19《白玉娘忍苦成夫》和卷27《李玉英狱中讼冤》等，在这些故事中僧侣出家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自愿削发为僧尼，《警世恒言》卷7的陈可常才华横溢，眉目清秀，在俗世中虽三举不第，但仍是锦绣青年，然陈可常毫不犹豫地出家了。另一种是迫于灾祸出家。《警世通言》的卷11郑夫人随丈夫苏知县到任职之地，却因生得好颜色，途中引来强盗，被强盗徐能掳去府邸，在其弟弟徐用的帮助下逃脱，然而一路奔波导致怀孕九月的郑夫人腹痛分娩，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出家做了尼姑。十几年后，当年郑夫人所生之子得知真相，一家团圆。可见冯梦龙笔下的僧侣有些是自愿成为佛教徒的一员，有些则是因为外界因素被迫入寺庙或尼姑庵。

《三言》以及《十日谈》这两部作品关于僧侣出家的内容，除了出家原因的详略叙述之外，最大的差异在于僧侣还俗。无论是西方的神父修女还是和尚尼姑，皆可以回归世俗生活。然在《十日谈》中的神父以及修女从故事的开头直至结局始终是教会人员，哪怕他们贪色，贪财，贪食，违背无数戒律，《三言》则不同。冯梦龙笔下还俗的僧侣虽不多，但还是存在的，如《醒世恒言》的卷19白玉娘被迫与丈夫分离，被卖给没有子嗣的顾大郎，宁死不屈自愿为尼，结局却是白玉娘重新成为红尘中人，与丈夫团圆，并获封一品夫人。

《十日谈》和《三言》虽都是反抗禁欲主义的作品，但还是有着细微的差异。西方神学盛行，王权丝毫无法动摇天主教在文化思想上的统治，而晚明时期，禁欲主义的主流是儒家的程朱理学，而非佛道两教，因此薄伽丘和冯梦龙在讨伐禁欲主义的对象上有着不一样的看法，在塑造僧侣形象时，僧侣若是贪恋世俗的享乐，薄伽丘本可以描写他们放弃圣职身份，回归世俗生活，然而并没有，禁欲的僧侣一直在享乐，这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抨击和讽刺教会人员的力度更强。冯梦龙意在讨伐的对象并非僧侣，而是程朱理学，因此对于那些追求自身幸福，从未伤害过他人的僧侣是持宽容理解的态度，并为其安排美好的结局[4]。

（二）僧侣阶层之差异

中西方社会制度并非完全一致，但在历史的进展中，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封建社会时期双方皆存在阶级。14世纪的西欧，其封建制度有了解体的倾向，但贵族以及天主教依旧占据着统治者的地位，神权至上的思想尚未解放，人文主义思想也尚未真正被人民群众认可。中国明朝中后期，士农工商阶级分明，僧侣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这在《三言》及《十日谈》两部作品的比较中表现极为突出。

明代佛教政策的基本特点是王权及其世俗XXX对于宗教的绝对权威，[5]也就是说在明初僧人可以被提拔做官，作为特殊阶层参政，享受优渥待遇，但是后期优渥待遇可能不存在了。政策会随着皇帝的更替也会出现变化，明嘉靖帝宠道抑佛，万历帝崇佛又抑佛，可见僧人的地位起伏不定，皆由君王的政策喜好决定。

而中世纪西欧教会权与王权的关系，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王权凌驾于教会权之上的永恒现象，客观实际是教会权与王权两者在相互联合和斗争中因世事的变易而彼此消长。[6]神父修女的地位会随着教会权的强弱起伏不定，但总体上西方僧侣的地位仍是崇高的，因为神父修女讲究超世而不是出世，他们相比中国古代的僧侣而言与世俗生活的联系更加深入。

其次，中国的佛教和西方的天主教有着最本质的区别，即天主教垄断了西方的文化教育和有权设立法庭和宗教裁判所，镇压异教者；中国的文化教育和法律则掌握在王权手中，宗教不能触及。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生活，因此在《十日谈》和《三言》中，薄伽丘和冯梦龙在塑造僧侣形象之时，虽没有仔细描写僧侣所处阶级，可读者能在书中寻找到一些体现僧侣所处阶级的细节描写。《喻世明言》卷35有几句话是这么写的“钱大尹大怒，教左右索长枷把和尚枷了。当厅讯一百腿花，押下左司理院”，[7]还有《醒世恒言》的卷39《汪大尹火焚宝莲寺》的至慧和尚痛骂官府制订和尚犯奸就要责杖的律令；而在《十日谈》中，修士可组建宗教裁判所，调查异教活动，可以下令逮捕人民并进行判决，且修士犯奸被他人发现，则是由修道院自行处理，如第四天的第二个故事，阿尔贝托神父与女子交欢时被女子亲属发现，与《三言》中犯戒僧侣被官府惩罚不同，神父是被修道院带走并关禁。由此可见中西方僧侣群体所处阶层的差异。

（三）僧人与神魔的相处方式之差异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认识论”深刻展现了人认识世界的主观能动性。人类自诞生于世界，就不断地探索自然，寻找真理。中西方的古代时期，人们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人们恐慌之余便会认为是神灵发怒或愉悦。古希腊神话、希伯来圣经、印度神话、山海经等创作相继出现。

同样创作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薄伽丘与冯梦龙对待神妖魔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十日谈》中有几个故事出现了天使，但是在结局，薄伽丘告诉人们，天使是不存在的，是教士在弄虚作假。而《三言》中的神妖魔是真实存在的，还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且僧侣与神魔相处方式则是不同的，法海禅师受许仙之托收服千年蛇妖白娘子和西湖的青鱼妖，并将二妖镇压在宝塔下，千年万载不得出塔。陈从善与其妻子分离数年，是因为一妖怪喜其妻子容颜如花似玉，故将其俘获，幸得大慧禅师的劝说，夫妻得以重聚。冯梦龙除了塑造妖怪形象，还塑造法力高深的僧侣形象，以及因果轮回，而西方更加写实，《十日谈》中的僧侣皆不会任何法术，甚至用假的法术欺骗世人，以与女人纵欲。

《十日谈》僧侣的言语行为表达了他们深信神的存在，但是神从未出现，天使也并未出现，天使入人间，天使的羽毛，这些都是神父们骗世人的。第六天的第十个故事，奇波拉教士答应乡下人，要让他们见识报喜天使的羽毛，临到打开盒子，却并没什么羽毛，只有木炭。幸亏他临机应变，胡扯一通，这才骗过了那些乡下人。这可谓是最大的讽刺，信仰上帝的信徒不信天使的存在，谎言张口既来，若是神存在，天使怎会不存在，此种亵渎天使的行为，奇波拉也只是庆幸骗过了乡下人，我们可以得知他们不认为神魔的存在是真实的，这也是薄伽丘想要告知世人的。

（四）破戒僧侣之结局

薄伽丘和冯梦龙在对待僧侣破清规戒律的态度不同，这是《十日谈》与《三言》僧侣形象之间的第一个差异之处。

虽然薄伽丘揭露了僧侣们隐藏于背后的不堪之事，辛辣地嘲讽了他们的丑态，但是他最主要的目的是反对违反人道的禁欲主义教规和神权至上的思想。作品实际上具有主观性，反映了作者的观念。薄伽丘认为，修士也是俗人，追求欲望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只是不喜僧侣在世间宣扬禁欲主义，言行却是纵欲的，虚伪至极的做法。正如第七天的第三个故事中修士里纳尔多回复其教子母亲问题的答案“身上这件法袍，脱起来是很容易的。如果我脱掉它，我在您面前就跟别的男人一样，就不再是修士了。”[8] 因此在故事中，冲破清规戒律的僧侣们在结局依旧安然无恙，始终披着修士的皮。

《十日谈》第三天的第四个故事中,迪普乔一心向教，其妻子伊萨贝塔风韵饱满 ,但由于“她丈夫的圣洁生活”，无法在性生活上给予她满足。恰逢费利切修士从巴黎归来 ,此人学问高深且年轻力强。他与迪普乔来往密切，逐渐被伊萨贝塔吸引，两人眉来眼去 ,唤起了双方的热情与性欲。为了支开迪普乔,达到与其妻子交欢的目的,费利切谎称有办法让迪普乔修成正果 ,成为圣徒。而他的办法无非是让迪普乔不近女色 ,每天在卧室旁边的屋子里祷告无数次。迪普乔相信了并坚持苦修，修士费利切与淫妇伊萨贝塔仅一墙之隔便肆意妄为 ,行男女之欢，可谓是胆大妄为。于是丈夫每夜虔心祈祷 ,妻子却夜夜与修士同眠。故事的结局却出乎意料，僧侣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妻子反而认为僧侣使她脱离了“圣洁的生活”。[9]在另一则故事里，修女与情人私会，不幸被其他修女抓获，在院长痛斥这位修女的时候，这位修女点明院长的“萨尔特罗”是男人的短裤，院长大惊失色，无言以对，只能转换语气地说“硬要一个人抑制肉欲的冲动是办不到的”[8] ，从此以后这所女修道院外表是圣洁的天堂，内里却是寻欢作乐的人间。由此可见，《十日谈》的众多僧侣早已破戒，沉浸在欲望的世界中，但在世人面前，他们便是另一幅面孔，虔诚地信仰上帝，身心圣洁，又有谁知道他们只是世俗人，只不过相比其他人而言，多了一件修士服罢了。

冯梦龙同样与薄伽丘辛辣地讽刺了不受清规戒律的僧侣，可冯梦龙给予了这些破戒僧侣应有的严厉惩罚。如《喻世明言》卷35《简帖僧巧骗皇甫妻》一个和尚偶然瞧见皇甫殿直的妻子，见其长相生得好，用计谋使得皇甫殿直以为妻子偷人，故一怒之下休妻，和尚得到一个妻子，后在事情败露之后谋害女子的性命，且该和尚在寺中犯下偷盗之罪便逃之夭夭，这样作恶多端的僧侣法理不容，其结局自然是官府判决其处死。《醒世恒言》卷15结尾，荒淫无度的尼姑们与郝大卿过多地行男女之欢，导致郝大卿死亡，后东窗事发，非空庵人亡庵毁。《三言》中，行不法之事与破戒的僧侣个个没有好下场。相比薄伽丘肯定僧侣的欲望，只是讨厌其虚伪的态度，冯梦龙的态度是深恶痛绝的，按照“种因得因，种果得果”的原则为僧侣安排了人生的结局。

作者对破戒僧侣的结局安排是受到当时的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影响，薄伽丘在21个故事里辛辣嘲讽教会人员的犯戒行为，揭露背后的黑暗，却不敢安排破戒僧侣受罚，可见中世纪教会权力之大，以及天主教信仰范围之广。同时反映了薄伽丘内心的挣扎，他在人文主义和天主教之间徘徊，在封建思潮与开放自由之间犹豫。冯梦龙的结局安排则受到佛教因果报应思想的影响，且其目的在于教化，反映了当时市民的喜好倾向、对僧侣的观念以及当时社会对破戒僧侣的政策。

四、《十日谈》与《三言》僧侣形象存在差异的因素

（一）社会背景的差异

薄伽丘与冯梦龙在塑造僧侣形象方面存在差异是因为中西双方的社会背景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经济层面上，中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14世纪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超过明朝中后期的中国，那个时期的西欧商业经济极其活跃，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全面发展，经济的流动性大，且西方的城市一开始就是作为独立的经济中心出现的；而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仅出现在江南一带，偏僻之地往往经济落后，尚未发展到全国；且自古以来，小农经济深深扎根于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难以撼动，因此西欧的市民阶层力量远比中国市民强大。

《三言》中那些淫乱作恶的僧侣故事发生地大多集中在苏杭等地，经济与文化是相互影响的，快速发展的商业经济会带来了文化思潮的变革。物质层面满足了，人们就会追求精神层面上的满足，因此人们在“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禁欲环境中很容易走向极端纵欲。而僧侣作为禁欲主义的代言人，更容易追求情欲而非抵制，且僧侣的生活与世俗生活是无法断链的，寺庙的修缮、米、油等各方面都来自信徒的布施，僧侣便在出世与入世中徘徊。西方的市民经济发展程度远比中方高，神父修女的世俗化程度也远比中方的高。

其次，从政治制度上，14世纪的西欧封建制度开始出现解体的倾向，天主教会权力与王权分庭抗礼；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则是愈加集中化，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王权与世俗XXX始终凌驾于宗教，释道两教的兴衰系于帝王一身。中西方对宗教的政治制度的不同导致中西方宗教权力不同，进而影响僧侣阶层的地位。

晚明时期，皇帝与朝廷采取的是崇佛亦抑佛的政策，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佛教在民众中具有一定的信仰基础，越加发展世俗化。在封建时期，文学创作总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是作品某种程度上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映射。中世纪西方僧侣的权力与王权彼此消长，僧侣的地位始终是高于大部分人的，而中国僧尼始终处在王权的统治下，地位是较低的。中西双方世人对待僧侣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双方百姓对那些德高僧侣是尊敬的，对那些犯戒的僧侣是痛骂的，但是西方僧侣拥有一定的权力，西方百姓对僧侣存在一定的敬畏感，《十日谈》第六天第二个故事中主人公对那些教会大使的行为举止就体现出这一点。因此中西方创作者在塑造僧侣形象之时顾虑的想法存在差异。

（二）文化思想的差异

由于中西方的历史发展走向不同，双方的文化思想差异性也就越大。

追溯文化思想的差异，可追溯到中西神话的差异。神话对一个民族的性格塑造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古希腊神话中的神明集人性与神性于一身，追求自由与爱情，而中方神话的神明更多的是神性，讲究的是无规矩不成方圆。因此，西方人民的性格更为自由开放和个性化，中国人民则是含蓄内敛和集体化的性格。

在性欲这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是含蓄的，避而不谈，西方则除了某段时期之外，大多数是开放的，在双方文学作品中也有体现。《三言》在塑造僧侣形象关于性欲的描写远比《十日谈》少，在25篇故事中，有五篇直白地写僧侣破色戒，《十日谈》中21篇中就有十几篇描写僧侣涉及情事。

其次，在思想制度上，中国自汉武帝时期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纲常伦理思想始终占据着精神支柱的地位，佛道两教始终无法超越儒家。明朝中后期，程朱理学兴起，“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思想盛行。西方以神为主的思想深深扎根在人民脑海中，而此时人文主义者高举人性的大旗，主张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和人的力量，反对中世纪时期教会鼓吹的神权至上和禁欲主义，提倡个人解放和个人幸福。神权与人权的积累碰撞，导致西方思想改革，在某些方面远比中国开放，例如性欲、婚外情与女子贞节的描写。

（三）宗教信仰的差异

中西方对待宗教信仰的态度可谓是迥然不同。在西方社会，除了天主教，其他的教派皆是异教，宗教信仰单一且具有强制性。薄伽丘是人文主义者，可他还是对上帝怀有虔诚的信仰，书中内容的细节无不表现薄伽丘的宗教信仰。《十日谈》中的僧侣哪怕犯了戒，依旧还是没有得到惩罚。与之相反，中国的宗教信仰自古以来都是自由多元化的，世人不会因为信仰的差异而交恶。因此，《十日谈》中关于教会的描写皆是天主教，从未出现另一教派，在《三言》中除了佛家的修士还有道士，也可以信仰儒家，甚至无信仰。道士与僧人可是修道路上的引导者，也可是对手，如《醒世恒言》卷22吕洞宾不服黄龙禅师，与其比试，被其制服还拜为师尊。

文学作品具有主观性。薄伽丘推崇人文主义又信仰天主教，致使他在塑造僧侣形象会出现明显的矛盾倾向，揭露教会的黑暗又会不自觉地倾向教会，不知是薄伽丘因教会的权威所迫，或是自身的信仰所致。冯梦龙则在儒释道三教之中更为推崇孔子之道，且当时的儒生在了解佛理的同时避佛排佛，儒生和僧侣在思想上有一定的距离感。因此在塑造僧侣形象时，冯梦龙更多会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较为客观地塑造佛道信徒，无明显的倾向性，以因果报应的原则安排僧侣的结局，做好事会有回报，犯恶者终得报应。

（四）作者观念的不同

尽管薄伽丘和冯梦龙在当时的社会，他们的思想观念相比其他人先进，但还是会受到糟粕思想的影响。《十日谈》和《三言》大部分都是在批判禁欲主义和主张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但是有些则是在封建说教，这是一个不同点。第二个不同在于薄伽丘和冯梦龙对破戒僧侣的结局安排，《三言》里，犯戒的僧侣势必要受到惩罚，很可能是被处以极刑。作者这样安排人物命运的方式就印证了中国人心中的因果报应观念。正是如文中那句老话所说：“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2] 而在这一点上，薄伽丘却似乎更人性化一些，他认为僧侣也是人，也会有欲望，采取了默许的暧昧态度。这从那些僧侣的命运便可见一般。

《十日谈》中破戒的僧侣们没有一个收到真正的惩戒，即便是被捉奸在床到头来也只是虚惊一场,就连和修女们鬼混的奸夫，也居然能够善终,多子又多钱。当然，这也不难理解，薄伽丘虽在宣扬反神权主义和禁欲主义，但是那个时候教会依旧是西欧的强大势力之一，更何况，天主教神学以禁欲、来世、愚昧等观念统治了西欧近千年，在人民群众之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力，薄伽丘只不过是明哲保身。

第三个不同是冯梦龙以教化为主，且在描写那些作恶多端的僧侣时，是对传统道德观的肯定，对纵欲主义的批判，也是为了迎合市民的审美观。而薄伽丘更多展示的是“人”的七情六欲，鼓励人们适当放纵欲望。第四个不同在于描写妖魔鬼道的内容上，冯梦龙的目的与薄伽丘不同。《三言》中的妖魔鬼怪不是“主角”，只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配角，更多的是增加故事的趣味性，迎合市场，这也就说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远没有发展到触及人性解放，而薄伽丘创作《十日谈》的最初目的就是以“人权”反“神权”，那么又怎么会描写神与法术的存在是真实的呢。

五、二书僧侣形象在文学史上的价值

《十日谈》是欧洲第一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一部具有巨大价值的作品，意大利评论界把薄伽丘的《十日谈》和但丁的《神曲》相媲美，称之为《人曲》。[10]《十日谈》僧侣形象极力抨击了教会和僧侣的种种丑行，具有强烈的反教会和反封建的人文主义思想，大力宣扬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十日谈》百则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是薄伽丘对中世纪的教会一次勇敢的挑战，用大量篇幅的灵与肉，灵与欲反对禁欲主义，用人性反对神权，尖锐指出了当时社会和教会的腐败堕落，可以说《十日谈》想向人们传达的思想是人性的复苏与解放，也是人权主义对教会势力和封建势力的反抗。特别是其中的僧侣形象，对后来学者和文学创作者研究那个时代的教会和僧侣有着极大的助力,也为人文主义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开辟了新的天地。

而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随着僧侣介入世俗的程度不同，僧侣的形象也在不断变化中。《三言》的创作背景是佛教世俗化程度更深，大肆敛财，寻欢作乐，不复以往与青灯古佛为伴。《三言》在塑造僧侣形象时贯彻因果报应的观念，以教化世人，达到劝善的目的，且极力展现了明朝中后期社会的市民风情。冯梦龙塑造的僧侣形象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三言》中的僧侣形象在塑造上脱离了传统的固有模式，人物形象较以往的作品更加饱满鲜活，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其次作为反面形象的僧侣形象，前代的文学作品也有出现，但是《三言》的犯戒僧侣被赋予了一种文学功能，冯梦龙借僧侣之口宣泄禁欲主义的不合理性；再者晚明时期的佛教由于各种政策在底层百姓的宣扬力度更强，与世俗的联系更深，因此《三言》中的僧侣形象相比前代而言更加世俗化，与底层百姓的交流更多。

六、结语

宗教自古以来便是人们的精神寄托，僧侣则是宗教的一部分。通过对《三言》和《十日谈》的僧侣形象的异同点进行研究，可以窥见中西方社会背景、文化思想、宗教信仰以及作者观念上的差异，通过探究二书僧侣形象的文学价值，深刻了解其独特魅力以及文化影响。由于能力有限，在二书僧侣形象的差异上论述不够全面，关于二书女性修士的比较以及二书僧侣与神魔的相处方式的差异可以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参考文献

[1]《三言》360百科

https://baike.so.com/doc/2972451-3135535.html

[2]徐金金. “三言二拍”中的僧尼形象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2012.

[3]《明代佛教与政治文化》[M].人民出版社.周齐.2005

[4]西欧中世纪政教冲突

https://baike.baidu.com/item//6693758?fr=aladdin

[5]《三言二拍》[M].中国华侨出版社.(明)冯梦龙编, 2016

[6]《十日谈》[M].译林出版社.（意大利）薄伽丘.2010

[7]付江涛.“色中饿鬼是僧家”——“三言”和《十日谈》僧侣行淫故事描写探析[J].湘南学院学报,2012

[8]《十日谈》360百科

https://baike.so.com/doc/5356034-13770187.html

文淑慧.相同时代精神的不同内涵 一一 《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比较研究[J].殷都学刊,1992林曼.《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比较研究[J].汕头大学学报,1990

致谢

从论题的选定到论文的定稿，已过了数月，在这段时间里，我学习了很多知识，无论是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还是在写作的时候，我慢慢触及到以往不了解的知识区域，这也是一次充实自我的机会。同时，在这反复修改的过程中，我有过开心，有过烦恼，也有过恐惧，这些都是我宝贵的记忆。

首先非常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对我的悉心指导，从选题到定稿，忙碌的老师挤出时间为我的论文提出修改意见，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精力，在此我向老师致以深深的敬意和真挚的谢意。

此外，感谢我的舍友在论文的写作中给我的启发以及鼓励支持，也要感谢参考文献的作者，他们的研究成果给予我很大帮助，

最后，还要感谢大学四年所有教导我的专业老师，为论文的写作打下基础。

愿大家身体健康，一切皆好。

《十日谈》与《三言》僧侣形象之比较研究

价格 ¥5.50 发布时间 2023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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