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差大臣》与《官场现形记》中官僚形象之比较

　　果戈里是俄国尼古拉一世时期最优秀的讽刺作家，闻名遐迩的现实主义批判作家，也是众所周知的俄国文学“自然派”创始者，《钦差大臣》这部五幕喜剧是果戈里三十年代戏剧创作的顶峰，其故事的上演是在一个非常偏僻、落后的外省小城中，以一个偶然发生的荒唐夸张的戏剧冲突深入人物灵魂，揭露、讽刺沙皇官僚制度的极度丑恶和反人民本质。李伯元《官场现形记》是清末“谴责小说”中最早、最有代表性的一部，集中暴露了封建社会崩溃时期统治机构内部的腐朽情况，全书六十回，涵盖了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小杂役的百十来个官吏的腐朽之事，以锐利的笔锋对准晚清官场和整个封建统治集团。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对《钦差大臣》与《官场现形记》的探讨研究并不多，尤其是果戈里《钦差大臣》，大多围绕讽刺手法、个性化戏剧模式等展开，令人印象较深的应是鲁迅先生对《钦差大臣》讽刺艺术的评价：“以不可见之泪痕，振其邦人”[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页。]。而基于中国“官本位”的传统，人们对《官场现形记》的研究颇多，“谴责小说”这一名字就是由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首次提出，并且在书中鲁迅先生也深刻分析了这类小说在晚清盛兴的原因。本文以作者所处时代环境为落脚点，结合《钦差大臣》与《官场现形记》文本，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可比性原则角度出发，通过对比分析两类典型的官僚形象的相似性、差异性，从而揭示中俄官场乃至世界范围的官场中运转的灰色规则，警醒世人。

　　《钦差大臣》与《官场现形记》有着相似的产生条件——都产生于国家动荡的历史转折时期，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与20世纪初的中国都处于剧烈动荡、新旧社会交替的巨大历史变革中，政治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都受到来自内部原因或外来势力的冲击，工业化与现代化经济同时都落后于欧洲国家，文化上教育有一定进步，尊崇维护统治阶层的主流思想，并且都采取强制封闭措施，禁锢民众思想。

　　中俄两国官僚制度的存在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它们会随着政治制度的产生而产生，变化而变化，尽管处于两个不同的国家，并且时代也不一样，但它们还是在各自国家中央集权制度的影响下而诞生。

　　俄国官僚制度是随着俄国中央集权制和沙皇制度的建立而逐渐形成的。17世纪后半期沙皇费奥多尔统治末年确立了俄国官僚制度；彼得一世掌权后，俄国XX混乱不堪，成立了委员会，该委员会是采用欧洲模式建立的，《官秩表》颁布，俄国官僚机构开始形成；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期间，俄罗斯的官僚机构得到了完善，但并没有发挥积极作用，原因还在于沙皇尼古拉一世。尼古拉并不把俄国看成是一个有着诸多问题需要治理的国家，而是把它看成一个大军营。尼古拉执政期间极大地加强了俄国的官僚统治，由溜须拍马的军人或是自己的宠臣——钦差大臣管理并直接向他汇报情况，并且承担特殊任务的钦差大臣数量急剧上升，但他们却不能抵消俄国行政管理中的诸多缺陷，也不能给俄国带来有效的变革。相反，这些人同地方官员的权力冲突导致国家的政令不可能贯彻。

　　中央官员与地方官员权利冲突这一现象在《钦差大臣》这部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以市长安东·安东诺维奇·斯克沃兹尼克为首的小城官僚对“钦差大臣”到来的恐惧、阿谀奉承，就是双方权力冲突的外在表现，在封建农奴制下，农奴愈发贫穷，地主阶级愈发富裕，严重的贫富差距导致俄国在工业化和现代化方面落后于许多西方国家，但尼古拉没有试图缩小差距，相反，他沉溺于在其统治下对所有俄国持不同政见者的逐步镇压，并设立了秘密警察十三厅来监控人口，对于中央部门和地方机构，尼古拉一世要求他们尽可能提供最准确的报告。这一要求的结果是尽管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统计资料，但却产生了无休止的形式主义，正如内务部长L·佩罗夫斯基所阐述的，“俄国的行政人员已变成单纯的报告撰写员”，[W·Bruce·Lincoln：<In the Vanguard of Reform>,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2,p22.]官僚形式主义的泛滥严重阻碍了对各种问题的有效解决，互相推诿的情况屡见不鲜。

　　与俄国产生官僚制度的过程相似，秦朝时期，由于封建地主经济与中央集权的影响，中国古代也由此诞生了官僚政治，可想而知，中国的官僚制度十分悠久。而中国官僚政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秦代以至于清之中叶，每经一个朝代，仿佛是不止一次重复，不止一次再生产，但仔细观察，它的内容是一个世代的变化，或者说每个王朝都惩罚了前者，加上适当的时间努力变革。商周时期设官而治已经初具官僚体制雏形；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举荐人才渐渐取代了贵族世袭，进一步促进中国官僚封建制度初步形成。到了隋唐，科举制度产生，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全面发展，严格的门阀制度受到冲击。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已经渐趋完善；清朝末年，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时期，古代官僚制度开始瓦解，外来势力的强势入侵，出现了以西方资本主义为基础建立的权力与封建君权共存的尴尬局面。

　　《官场现形记》中洋人与中国官僚共事的场景不在少数，书中第五十三回，尹子崇越过一省之主扶台，在徐大军机的帮衬下与洋人买卖矿产，不料洋人是明白事理的，知道事关国体，不肯轻易签约，尹子崇不得不作担保，如果扶台从中阻拦，尹子崇半途反悔，那么除了原先付的十万，还要加三倍罚金。同时又因为常年闭关锁国，近代中国在工商业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加上鸦片战争失败后，国库亏空，人才仕途雍滞，清XX的吏治管理无能到极点，官吏为了获得更多钱利，大肆搜刮民脂民膏。

　　可见官僚制度从诞生到发展再到崩溃，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改革与创新，统治阶层为了自身利益建立相应的政治制度，而官僚阶层作为他们的辅助，自然也摆脱不了时代的束缚，形式主义现象泛滥，《钦差大臣》与《官场现形记》在这样的背景中诞生，官僚形象也免不了沾染恶习。

　　中俄两国的文化思想内容、宗教信仰内容不同，但主流文化思想却有着相同的作用。文化教育有一定进步，但以维护统治阶级为前提，民众思想禁锢，长期如此，官僚阶层中的矛盾也愈来愈多。

　　首先，988年东正教传入俄国，并成为国教，尤其到了沙俄时期东正教在教育领域迅速发展，培养了一批通晓外语，掌握知识的神职人员，他们除了传教授道以外，还在沙皇的支持下大建寺庙，作为回报，他们大肆宣扬君主专制思想，神权与xxx的相互统一，从而官僚阶层受到了大量民众的拥护。第二，19世纪之前，俄国教育水平很低，几乎没有正规的教育机构，自从亚历山大一世上台以后，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提高官员教育水平，对官吏的任免、晋升设置文化水平的限定。尼古拉一世在此基础上还开办了专门的官员学校，从而吸引了大量有素质、有文化的普通人进入官场，俄国官僚得到了优化与补充，然而这些后来进入官场的优秀人才并未能占得高位，而是成为最底层的XX员，浪费大量时间去处理毫无意义的文件，且得不到提升，那么低效率、渐渐黑暗的官僚阶层就逐渐形成，再加上尼古拉一世采用军队和书刊检查制度等从各方面限制所有人民的思想和自由，各级官僚响应上级政策，从自身到普通百姓都被禁止谈论自由主义，《钦差大臣》中这样说道，“就在前几天，当我们城里的一位贵族代表要进教室时，他就做了个鬼脸，那个怪相我可从没见到过。他呢，这么做是出于好心，可我却受到了斥责，说我在用自由思想去教唆青年。”[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官僚体系冗杂，官员如毒瘤一般侵害着百姓。

　　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思想一直都是主流思想和辅助统治者维持长治久安的思想工具，它对官僚政治的影响可以贯穿始终，从产生到发展无一例外。首先它为官僚政治的产生创造了有力的条件，“重农抑商”“选贤举能”为官僚阶层的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与人才补给，强化了小农经济，扫除了贵族官僚的霸主地位，由此官僚阶层产生并且得以延续。之后“大一统”与“纲常教义”更是稳定了官僚政治与专制制度，然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理念完全打造了一个君权至上、父权至上的局面，那么“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官僚阶层的产生就有了正当理由。最后，尽管“民本思想”“人治思想”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官僚阶层的偏失，但在君权至上的大环境下，这样的矫正作用似乎并不明显，因而在晚清时期，“官本位”传统已经深入人心，从封建王朝到当今社会依然存在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只是这种思想的外部表现，推拉，敷衍指责，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是这种思想控制下的具体行为。人人都有当官发财的梦想，十年寒窗苦读，只为中举，反映出“官本位”意识由来已久，这也是《官场现形记》中人人买官、捐官的主要理由之一，在古代封建社会，只要当上官，不管大小，总是会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越是等级森严越是明显。综上，政治上，统治者权力至上，腐朽的官僚制度已危及封建专制统治的有效性，官与官之间、官与民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经济上，同样是新兴资本主义与封建落后制度的对垒，百姓在国家动乱、xxx更迭中饱受摧残；文化思想上崇尚唯一的官方主流思想，教育虽有进步，但只是为君权服务，统治者切除一切与自由民主理念相关的言论，贵族官僚与普通官僚共存且矛盾，而这巨大的矛盾冲突促使官僚阶层一步步地走入黑暗。正是在这样相似的时代变革下，果戈里与李伯元的《钦差大臣》和《官场现形记》才应运而生，拥有着相似的社会批判主题。

　　《钦差大臣》与《官场现形记》有着相同的创作对象——地主阶级官僚，而这些官僚性格上也存在诸多相似性——奴颜婢膝、投机取巧、心口不一以及自身没多大本事，但却性格猖獗暴戾这四类性格特征。以类同性作为可比性的依据，从这四方面对《钦差大臣》与《官场现形记》中官僚形象的相似性进行比较研究。

　　《钦差大臣》与《官场现形记》中存在这样一类官员，他们自身没多大本事，但性格却猖獗暴戾、压榨百姓，在他们的暴行下，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钦差大臣》中的市长安东·安东诺维奇·斯克沃兹尼克就是这样一个自夸自擂、傲慢猖狂的官员。他就像每一个起步于低微官位的俄国官员一样，极擅做形式主义之事，表面风光无限，然而小城中无论是街道环境、医疗还是福利民生、教育等建设都极差。所以在第四幕第十场中，商人们、女人们纷纷拼命想要挤入假“钦差大臣”赫列斯塔科夫的房中告状，集中举发了市长安东·安东诺维奇·斯克沃兹尼克的各种猖獗暴戾、压榨百姓的恶行。他不会做法律禁止的体罚或者用刑，但会用其它方式让违抗他的人吃尽苦头，比如让有家属的丈夫去当兵，让大批人马赖在百姓家里，警察误打了人却不赔罚金。

　　市长安东•安东诺维奇•斯克沃兹尼克对穷苦人民没有任何同情心，是一个横行霸道的大恶棍，他像一阵风似的搜刮勒索，跑到铺子里见什么拿什么，呢子整匹地拿走；命名日一年要过两次，好收两次礼；你只要敢说个“不”字，他就威胁你，要把大队人马通通开进你家，还要封你的门。对待同僚的态度是虚伪、傲慢、颐指气使，在家中对老婆、女儿则是漠不关心，只在乎自己的面子以及涉及到钱权的一切事情，安东•安东诺维奇•斯克沃兹尼克靠着巴结上级官员上位，在位之后，他大行xxxx、强取豪夺、欺骗之事，那么农奴制沙皇严格君权统治下的代表市长都做了什么呢？干了三十年，骗过三个省长，真是一个狡狯的大骗子！集恶德败行于一身的土皇帝却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的“德政”，专门克扣囚犯口粮的他竟宣称对待囚犯很好，城里到处又脏又乱，却说一切井井有条。

　　他的下级官员慈善院院长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是个胖胖的、行动迟缓、笨拙的人，同时又是一个老奸巨猾的骗子，他是一个为了压榨底层普通民众无所不用其极的官员。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的病人，他们的病服仅有一套，总是让病人像铁匠一样穿得邋里邋遢，吃的食物是最简单的粗粮，贵重的药品一概不用，无视人命，打着慈善的幌子揽尽钱财。法官阿莫斯·费奥多罗维奇读过几本书，略具自由思想，但为人极爱猜测，总是疑神疑鬼，没有一点作为法官的决断。阿莫斯·费奥多罗维奇把诉讼者送礼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厚颜无耻地认为收几条小小的猎狗崽子是另一码事，扬言谁要是跑到小城法院来，拿一份卷宗看，准会索然无味。他当了十五年法官，连看都不想再看一眼书面报告。

　　《官场现形记》中的胡统领也是这样一个猖獗暴戾、压榨百姓的官员，接到命令前去剿匪竟坐花船前往，在船上听到前方战报的消息惊慌失措的模样与得知土匪并不十分厉害之后得忘乎所以，前后形象对比之鲜明，当他“剿匪”成功后，竟丧尽天良地纵容士兵奸淫妇孺、抢掠百姓等等，宛然一副穷凶恶极的土匪模样，贼喊捉贼，更是可笑，令人震感！小说第二回王乡绅这样评价舍亲钱伯芳“做官不论大小，只要弄着钱，便不算白做。多一个经手，就多一个扣头，一层一层剥削了去”。[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王孝兼道：“俗话说得好‘千里为官只为财’”[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从道光时期起社会秩序混乱、官场xxxx腐败成风、官员贪欲越来越大。

　　这样一群自身没多大本事，但性格却猖獗暴戾、压榨百姓的官僚，在两部书中都是最恶毒，最无法原谅的一类官员，傲慢自大，肤浅无知且丧失底线，罪不可恕，各种无耻行为令人震撼。

　　在《钦差大臣》与《官场现形记》中同样都存在这样一类官员，奴颜婢膝之人。他们为了升官，为了利益，可以罔顾尊严和道德底线。

　　《钦差大臣》中的市长安东·安东诺维奇·斯克沃兹尼克就是一个谄媚能手，秘密听闻“钦差大臣”微服私访，紧急布置安排表面工作，慌忙恐惧地想要“临时抱佛脚”整顿市容，听说“钦差大臣”在饭馆，便将他接到自己家中，甚至为了升官放任老婆、女儿与之调情。其他官员更是毫不示弱，争相讨好，就怕“钦差大臣”不接受自己的贿赂，并且以“钦差大臣”开口向他们借钱为荣，邮政局局长这样说：“我会把这看成是莫大的荣幸。先生请收下吧，我心甘情愿为您效劳。”[果戈里：《钦差大臣》，黄成来，金留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而平日里威风八面的法官阿莫斯·费奥多罗维奇，在假“钦差大臣”面前膝盖直打哆嗦，挺直了身子，以手按剑，大声且十分恭敬地自我介绍，当赫列斯塔科夫向他借钱时，他就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下垂，表示钦差大臣肯接受他的钱是极大的荣幸了，他会尽绵薄之力，热忱、勤奋地为上司效劳。对假“钦差大臣”赫列斯塔科夫说尽好话，尽心安排好早餐，对话之中透露出谄媚，临走之前还十分体贴地询问赫列斯塔科夫还有什么吩咐。

　　在《官场现形记》中，这类官员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对自己的上官言听计从，另一种是见到洋人就卑躬屈膝，完全没有中国人该有的傲气。第五十五回中，萧长贵就这样说，接待洋人不仅要跪接，还要报上自己的名号，等着洋人喊“起去”，才能站起来。第五十三回，尹子崇与洋人做生意，本来一个人夸夸其谈，说得正高兴，转过头见到洋人来了，直急的连滚带爬，满脸堆着笑，站起身来双手搀扶着让座；叫跟班的又是开洋酒，又是拿点心，还拿雪茄烟请洋人吃，且洋人所说的话，无不一一照办，事情一齐写在纸上。

　　《钦差大臣》中俄国官僚为了政绩，为了升官对自己的上级奴颜婢膝，《官场现形记》里中国官僚大多为了金钱、为了更好地与洋人做生意而奴颜婢膝，这是由两国当时在国际上的地位所决定，如果连自尊都可以摒弃，那这些官僚还有什么不会做呢？

　　在《钦差大臣》与《官场现形记》中还塑造了一批投机取巧、夸夸其谈之辈。他们说起话来毫无根据，仅凭心情，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和地位。

　　《钦差大臣》里便说这假钦差大臣就是一位装腔作势的官员，本是一个乡下的穷人，却偏爱像一个纨绔子弟挥霍家财，因为格外不正常的行为被误认为是钦差大臣，阴差阳错地从一个小人物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成为这座小城最高统治者的座上客，为此他还特意说话时夹杂些法语显示自己的学识，并且谎称自己会写作，还在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大言不惭地说《战舰希望号》、《莫斯科电讯》、《尤利·米洛斯拉夫斯基》都是自己的作品，然而他说的这些作品作者都不是同一个人，卖弄的同时更显无知。甚至连他身旁的仆人也开始狐假虎威，与主人的品性一样，好吃懒做、贪图小便宜，受到与以往不同的尊重后变本加厉地为主人出谋划策，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

　　《官场现形记》第七回中的陶子尧也是这一类投机取巧、夸夸其谈的官员代表，他擅作主张上了条陈，意外得到了扶台的夸赞，便得意了起来，“这用说吗！不是兄弟夸口，这山东一省讲洋务的，除掉中丞，竟没有第二个人我可以同他谈得来的。”[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这一脸的不在意，甚至连帮助自己的姐丈也瞧不起了，“家姐丈办了这几年的洋务局，他只知道外国人三个字”，[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然而陶子尧真的有真才实学吗？第八回谈官派信口开河，亏公项走投无路，这便说的是陶子尧，在妓女面前高谈阔论，说山东扶台给了他几十万银子买机器，动身那天，扶台还特地坐着八轿亲自送他，随手掏了一张四万银子的汇丰银行的汇票，托他到上海买四位姨太太。陶子尧这样说的目的就是想在这些妓女面前长面子，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反而引起了魏翩仞和仇五科的贼心，被狠狠地欺诈了一把。但按理说陶子尧也是个机灵的官员，怎么会被骗得团团转呢？原来这姓魏的跟新嫂嫂串通好，新嫂嫂用美色迷惑陶子尧，魏翩仞跟仇五科就买机器入手，弄了个全是洋文的合同，让陶子尧签约。可这“陶子尧是不认得洋文的，由着他念，听上去无甚出入，也无话说。”[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可知，陶子尧不过是一个“花架子”，并不像嘴上说的那样满腹经纶。

　　类似赫列斯塔科夫以及陶子尧之辈，不是大恶之人，他们随波逐流而身不由己，遵循官场环境下的灰色规则来生存，内心空虚，浅薄又爱慕虚荣。

　　在《钦差大臣》与《官场现形记》中表面上阿谀奉承，背地里则挖苦、嘲讽上级或者同僚的官员也不在少数，假装成忠心耿耿亦或是道貌岸然的样子，欺骗同僚。

　　《钦差大臣》中督学卢卡·卢基奇和慈善院院长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就是这样的官员，市长安东·安东诺维奇·斯克沃兹尼克对赫列斯塔科夫谎称没有打过牌，但督学卢卡·卢基奇就在旁偷偷说：“卑鄙的东西，他昨天还赢了我一百卢布呢。”[果戈里：《钦差大臣》，黄成来，金留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当市长吹嘘自己将小城安排得井然有序，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囚犯受到很好的待遇，酒鬼也不多了……标榜自己在美德面前，名利什么都是过眼云烟时，慈善院院长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的内心独白则是：“瞧，真是无赖，吹成什么样儿了！天生的本领！”[果戈里：《钦差大臣》，黄成来，金留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同样，《官场现形记》中第八回的上海官员魏翩仞和仇五科就是两个专门做表面功夫，背地里算计他人的官员，他们看陶子尧没什么真本事，不认识洋文，身上还有大量钱财肆意挥霍，便起了贼心，先是魏翩仞找了相好的妓女合谋，使陶子尧放下了戒心，然后得知陶子尧来上海是为了置办机器，于是两人就合计搞了个假文件骗光了陶子尧的钱，然而表面上还是称兄道弟，一副为了他着想的模样。

　　总之，在《钦差大臣》与《官场现形记》这两部作品中，奴颜婢膝、投机取巧、心口不一以及自身没多大本事，但却性格猖獗暴戾这五类性格特征相似的官员很多，每一类都可以刻画为一组人物群像，给读者带来震撼的同时，激发对中俄官场的深层思考，如实地再现生活，深刻地揭露了中俄官僚制度的极度腐朽与黑暗。

　　《钦差大臣》的叙事结构以严密的线性叙事按照一定顺序形成，《官场现形记》则以“集锦式结构”将数量众多的官僚串联起来；叙事模式《钦差大臣》通过“普通人”进入“魔地”展开，《官场现形记》则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下主观叙事。

　　戏剧与小说是两个不同的体裁，它们的叙事结构截然不同。果戈里《钦差大臣》作为舞台戏剧，按照严格的时间顺序、逻辑顺序，线性叙事结构,紧紧围绕矛盾冲突变奏出新的叙事动机和线索,并通过角色的塑造和人性的挖掘来完成叙事，以市长安东•安东诺维奇•斯克沃兹尼克为主角的小城官僚集团和以假“钦差大臣”赫列斯塔科夫这一游手好闲的年轻人为中心展开了一系列故事，从开场钦差大臣要微服私访这一消息的传开，到赫列斯塔科夫被误以为是钦差大臣，再到各位主要官员的阿谀奉承、民众举报市长等场景的出现都是在符合此“魔地”人性的基础下按照逻辑顺序呈现出链条式叙事。同时通过两者的冲突引出新的场景叙事，可从最后一场拆信、读信体现，在不知不觉中角色形象、人物性格也得以塑造与挖掘。《官场现形记》则是采取一种“集锦式结构”，这是晚清小说普遍采用的叙事结构，上袭《儒林外史》，形成一段一段没有总结构的小说体，以一回为一个故事，故事与故事之间通过一个人物牵引，从而完成过渡。除此之外，《官场现形记》的叙事结构还受报刊连载的影响，李伯元最开始写《官场现形记》便是在报刊上连载，这必然会导致每期出版的故事内容都不会完整，因此李伯元在创作时就会考虑到这一因素，尽量在一期中以一回的形式保证故事的完整性，比如第一到第五回讲得是陕西官场的故事，第六到第十回则是山东官场的故事了，因此《官场现形记》的叙事结构显得松散而单薄。

　　其次，《钦差大臣》与《官场现形记》的叙事模式也是不同的，果戈里的创作中，魔法力量是最大特色之一，通过普通人进入“魔地”发生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情，常常表现出三个特征：一是主人公只是极其普通的人物，就如假“钦差大臣”赫列斯塔科夫就是一个公事房里最没有出息的普通人；二是主人公进入“魔地”之后由于利益的诱惑，会主动做出一些举动，《钦差大臣》里赫列斯塔科夫就是因为一些偶然性因素闯入了这个远离莫斯科的偏远小城，这个小城里官僚无恶不作，环境恶劣，好像不管是谁到了这里都会被感染一样；三是“魔地”会主动显现，在《钦差大臣》的开场，在市长安东·安东诺维奇·斯克沃兹尼克的家里，集结了慈善院院长、督学、法官、警察分局局长、医生等人物，通过他们的对话显现出这个小城的原形。而《官场现形记》的叙事就显得随心所欲了，以第三人称的视角主观叙事，在全知叙事下，书中的人物并不会按照特定的时间地点出现，也不会划分为泾渭分明的正反派，大都都是一个官员到某地任职，从而展开在那个地方的官场故事，因而只要作者愿意，《官场现形记》可以无止尽地叙述下去。小说的媒介是语言，通过作者的叙述读者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而戏剧的媒介则是演员，通过直接展示给予观众视听享受，戏剧是一种代言体，不能将作者的叙述、描写通过演员之口说出。

　　《钦差大臣》作为舞台戏剧，按照严格的时间、逻辑顺序，线性叙事结构,围绕矛盾冲突变奏出新的叙事动机，在此过程中完成角色的塑造和人性的挖掘，《官场现形记》一回一个故事，通过故事中的官员将整本书连接为一个整体。果戈里通过极具个人特色的叙事模式——普通人进入“魔地”，以之后发生的故事为主体，李伯元小说第三人称主观叙事，偶尔透过全知视角现身叙述。

　　《钦差大臣》与《官场现形记》的叙事语言风格也不相同，《钦差大臣》是幽默的讽刺，给人带来欢乐的同时又悲悯底层人民，《官场现形记》则是直接痛斥，不加委婉，给人当头一棒的效果。

　　果戈里通过幽默的个性化语言塑造人物形象，达到讽刺的效果，《钦差大臣》中的主要官僚，包括“假钦差大臣”都是喜剧性人物，作者并没有通过自己的语言评价人物，而是让人物自我暴露，最为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市长安东·安东诺维奇·斯克沃兹尼克那一番标榜自己的话语：“连最狡猾的骗子也被我骗过……我骗过三个省长”，[果戈里：《钦差大臣》，黄成来，金留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既表现市长的老狐狸形象，又交代了人物背景。邮政局局长伊万·库兹米奇私拆信件时的一段叙述也显得格外幽默与讽刺，他心里害怕又紧张，但又有种莫名的超自然力量在驱使他这么做，他还说出自己拆信时两边耳朵似乎一边在说不行，另一边又在怂恿他拆呀，当他揭去火漆时，血管里的血液在燃烧一样，信拆开时，他又觉得脊梁骨发冷，手在抖，眼前模糊不清。这一段幽默地描写，不仅讽刺了邮政局局长的擅用职权，也透露出他的心虚，内心世界的丑陋，不打自招，幽默滑稽。

　　李伯元在小说中对批判对象极尽冷嘲热讽，甚至直接痛斥，作者这样的态度有时通过人物语言吐露，有时由叙事者现身直接披露，第二十六回中徐大军机出场前作者就用不少笔墨交代了人物形象、背景，对后面故事发展起到了铺垫作用，是这样写地：“这位徐大人上了年纪，两耳重听；就是有时候听得两句也装作不知。他生平最讲究养心之学，有两个诀窍：一个是不动心；一个是不操心。……后来他这个诀窍被同寅人看穿了，大家就送他“琉璃蛋”的称号，他更乐得不管闲事。”[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页。]塑造了一个混吃等死的军机大臣形象，语言戏谑嘲讽，直接痛斥的语气更能使读者感同身受。

　　综上，《钦差大臣》与《官场现形记》分别是中俄两国讽刺作品的佳作，从塑造形象的艺术手法的差异性入手进行比较，两者在叙事结构、叙事模式、叙事语言风格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前者是按照时间、逻辑顺序的线性叙事结构，后者则是极具特色的“集锦式结构”；前者的叙事模式以果戈里艺术手法的最大特色魔法力量的三个特征为方法，后者是第三人称的视角主观叙事，全知叙事视角；两者的语言风格一个幽默讽刺，一个直接痛斥，各具特点。且由于两位作者所处时代的不同，因而他们的批判程度、言论自由度等都是不同，所以讽刺效果也随之不同。

　　官僚制度已经长期存在了数千年，古今中外官僚文化依然影响着社会发展，中俄官僚在各自制度下产生的性格形象有异曲同工之妙，无论是《钦差大臣》中的官僚还是《官场现形记》中官僚，他们的产生都不是偶然，而是在新旧社会裂变期的必然。

　　《钦差大臣》与《官场现形记》中官僚阶层产生背景的相似性，政治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都受到来自内部原因或外来势力的冲击，工业化与现代化经济同时都落后于欧洲国家，文化教育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摆脱不了君主专制的大环境，官僚阶层良莠不齐，主流思想一方面维护统治，另一方面也禁锢了民众思想，在此基础上官本位意识愈加深重，官场渐渐地趋向迂腐、昏暗。《钦差大臣》与《官场现形记》中的官僚形象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相似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境遇，使得果戈里与李伯元笔下无恶不作的官员们有着极其相似的性格特征，分为奴颜婢膝、投机取巧、心口不一以及自身没多大本事，但却性格猖獗暴戾这四类性格特征，如实地再现生活事例，深刻地揭露了中俄官僚制度的极度腐朽与黑暗。

　　果戈里和李伯元在作品中运用的艺术手法存在明显的差异性，《钦差大臣》作为舞台戏剧，采取线性叙事，通过矛盾冲突塑造人物形象以及叙事动机，以演员对话为媒介传递“魔地”之丑恶，以幽默而讽刺的叙事语言风格揭露了官场黑暗和种种弊端；《官场现形记》“集锦式结构”松散单薄，全知视角下以第三人称主观叙事，以强烈锋利的笔调直指社会动荡、官员腐败之原因，语言直白，最终呈现出直击人心的讽刺效果。总之，两者运用截然不同的艺术手法，其效果也是不同的，试图分析差异性，从而得出对今后文学创作有价值的结论。

　　[1]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俄]屠格涅夫.回忆果戈理[M].蓝英年,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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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俄]赫拉普钦科.尼古拉·果戈里[M].刘逢棋、张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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