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彷徨》看与被看结构再探析

　　在《呐喊》《彷徨》中，鲁迅对于“看客”这一无主名无意识的群体形象的书写，以其犀利的笔触深入到国民的灵魂里，极其尖锐的刻画出了国人愚昧麻木的生存状态。鲁迅对于“看客”这一形象的批判，是其“国民性”批判的重要一支，我们从中不难感知鲁迅对于“看客”爱恨交加的双重态度——既深切批判国民身上存在的无自主意识的生存状态，又想以此唤醒国民沉默的灵魂，使其可以摆脱封建伦理道德的压抑，做一个有自我情感、自由意识的独立个体。

　　在鲁迅对于看客的各种书写中，通常存在一种看与被看的情节结构模式。这一情节结构模式通常有三种表现形式——“鉴赏”与“表演”的看与被看、“庸众”与“独异个人”的“看与被看”、“隐含作者”看“看客与被看者”。[[[]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9页。]]在这三种情节结构模式中，第一种模式通常表现为看客对于被看者的无形虐杀；第二种模式通常表现为看客对于先觉者启蒙意义的消解；第三种模式通常以一种反讽的态度表达作者对于“看”这一现象的解构。虽然这三种模式的表现各有不同，但是都表达了鲁迅对于“看客”最直接的批判。看客的存在直接影响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使得鲁迅对于启蒙产生了无意义的怀疑，但在这怀疑背后，我们仍能看到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坚守。在这怀疑、坚守之中，鲁迅以一种韧性反抗的精神战胜了虚无主义。在特定层面上，《呐喊》《彷徨》中“看与被看”的情节结构模式潜藏着鲁迅对于看客何以形成的洞见。正因如此，对《呐喊》《彷徨》中“看与被看”情节结构模式的再探析不失为解读鲁迅启蒙思想的一个新的视角。

　　在《阿Q正传》的“看与被看”结构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这是一种可以在“被看”和调笑中“得胜”的心态，阿Q以“先前阔”、“儿子打老子”、“自轻自贱”、“忘却”等优胜心理，使得自己即使在现实中失败，也可以获得精神上的胜利。如果说阿Q获得精神上的胜利靠的是这种自我虚构的“精神胜利法”，那么阿Q在现实中的胜利靠的就是“被看”心态。阿Q在现实中少有的“优胜”，都是在“被看”中建构，阿Q站在胜利者的角度，认为被其他群众肯定就可以体现他的价值所在。如果失败，则用“精神胜利法”换取胜利，这种现实胜利的诱惑显然比“精神胜利法”更容易使阿Q获得满足。

　　在《阿Q正传》第三章续优胜记略中，有这样一段精彩描写：

　　阿Q看见自己的勋业得了赏识，便愈加兴高采烈起来：“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他扭住伊的面颊。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Q更得意，而且为满足那些赏鉴家起见，再用力的一拧，才放手。[[[]鲁迅：《呐喊》，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102页。]]

　　阿Q调戏小尼姑时被鉴赏家们鉴赏后还产生了一种“飘飘然”的心态，比起这一章前面描写的两件耻辱之事，他甚至愿意迎合鉴赏家的品鉴心理“再用力一拧”，以获得这种“被看”的价值，这恰是鲁迅所说的“羊兽一体”的现象。在阿Q看来，他以调戏小尼姑来证明自己在现实中仍有威严，看客的眼光就是他的威严得以建立的媒介。但这种对羊显凶兽相的姿态，其实并不能证明阿Q的尊严，反而显示了他的卑怯。要不然何以看客九分得意的笑，这少的一分可以理解为对阿Q的蔑视态度。阿Q想以被看来建立自己的地位，但在看客眼中，这场调戏是谁都可以进行的，因而阿Q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自己“高人一等”地位的企图其实并不能实现。

　　在后两章的描写中，我们更能感觉到这种现实中“胜利”，虽然能给阿Q带来更高一层的“快乐”，但是他企图以此建立自己地位的目的无法实现。而后在未庄发生的阿Q求爱事件，更是说明了阿Q靠欺负小尼姑建构起自己地位的胜利其实并非胜利。经过求爱事件，未庄人对阿Q的态度一下子就发生了巨大改变：大家不再雇佣他，女人都躲着他。在众人面前调戏小尼姑可以十分得意的笑的阿Q，在和吴妈说了要“困觉”后被整个未庄所排斥，这两件在阿Q眼中分别标志着胜利和失败的事件，从一定层面上揭示了在一个等级制度分明的社会中，“人是符号的动物”（卡西尔语）。“你连赵家的用人都调戏起来，简直是造反”耐人寻味，吴妈是赵太爷家的女佣，因沾上了“赵太爷”这三个字，就仿佛沾上了权威。阿Q的错误不在于他调戏了女人，而在于他调戏了哪个女人。小尼姑谁都能调戏，而吴妈却调戏不得。阿Q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仍旧怀有这种期待被看的心态，于是他选择上城。当他上城回来以后，未庄遍布“据阿Q说”之类的言论，这显然是阿Q期待被看心境的具体表现，他在看客的周围诉说自己的“中兴史”，以此来获得大众敬畏，提升自我地位，获得存在价值。这一回，阿Q似乎得胜了，他凭借着自己的进城发家史，获得了未庄人的“新敬畏”。

　　然而，阿Q在看客眼中的“新敬畏”也没有维持多久。阿Q并不伪饰的说出了只是一个偷儿的事实，这自然使得阿Q不足畏，阿Q的地位又这样回到原点，但是阿Q仍旧没有放弃对于自己新的敬畏之寻找，他转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造反了!造反了!’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鲁迅：《呐喊》，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119页。]]在这“造反”声中，阿Q获得了看客前所未有的眼光，这样的感觉远远超过欺负小尼姑。在众人眼下，诉说自己的“中兴史”，使得他连赵府的人都可以忽视。可是阿Q的革命梦又在洋先生的哭丧棒下破灭了。在这里，鲁迅以阿Q两次“不准革命”的反讽，书写了阿Q企图以别人的看获得自己的价值时，其实也存在以自己的“看”否定别人的价值取向。当阿Q看到小D和他一样盘起了头发，怒火中烧，认为他不配做革命党。然而，他想去找假洋鬼子加入革命却被打了出来。这二重“不准革命”的书写，不仅仅是一直束缚着阿Q的等级意识的表现，更是对阿Q以“被看”建构自己价值的反讽。

　　阿Q一直走在建立自己高人一等地位的路上，而这种地位的建立，是在有被看客“看”的价值基础之上，这就容易使人思考为什么阿Q的快乐要靠“被看”才能获得，或者说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期待被看的心理。我认为这是过度补偿的心理的表现，“所谓过度补偿，是说一种核心情结，被另一种暂时拥有更高心理能量值的情结所掩盖。”[[[]C.S.霍尔、V.J.诺德贝：《荣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9～80页。]]阿Q无法用正面积极的方式来获取胜利，于是产生了这种“反倒用一种优越感来自我陶醉或麻木自己”[[[]阿德勒：《超越自卑》，黄国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51页。]]的过度补偿心理。阿Q是一个没有自主意识的人，他只能借助别人对他的态度才能建构起自己的存在价值。“阿Q的生存悲剧，真正说来就在于他从来没有作为一个人生存过。”[[[]唐复华：《阿Q的三重悲剧——读<阿Q正传>》，《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2期，第27页。]]这种依靠别人认同获得自己存在价值的方法，显然充满了悲剧色彩。这是阿Q的生存悲剧，因为以他这种靠“被看”获得自我价值的选择，永远无法建构起个体真正的存在价值。

　　郭铁城在评价阿Q的“精神胜利法”时认为，阿Q之所以会不断使用“精神胜利法”，就是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反抗都被无效化了，这使得他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他想要得到的尊严，只能靠精神胜利聊以自慰。郭铁城认为阿Q能否“强”起来，在于“客观的社会是否给他提供一种成为‘强者’的条件。”[[[]郭铁城：《阿Q的无奈——兼谈鲁迅的“启蒙主义”》，《文艺争鸣》，2008年第9期，第83页。]]毋庸讳言，阿Q一直渴望做一个有尊严的人，我们从他的期待被看心理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对有尊严的追求，他对所受到的侮辱和损害的抗争。但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他选择建构自己价值的方式不具有效性，更在于他所处的环境从一开始就否决了他获得自我价值认知的可能。在封建等级制度严明的环境下，一个人就算获得了“被看”的价值，也很容易在下一次“被看”中被否定。如若不然，赵太爷何以自降身价，叫阿Q一声“老Q”，又何以在阿Q死后散发出“遗老的气味”？连赵太爷这种相对固化的“高等级”者，都无法避免一朝等级地位的下降，遑论其他人？其实，这种不平等制度的存在，从一开始就使得人无法认识到个体的存在价值，使得诸多人靠不停的向上“爬”来获得自我尊严，以此来确认自我价值。等级制度的存在，极大地抹杀了人平等生存、平等地位的机会，消磨了人的自由意志以及自我价值认同。

　　此外，在《祝福》中祥林嫂也存在着这种期待被看心理。当祥林嫂再一次回到鲁镇时，她开始反复的和别人诉说她悲惨的故事。在大家都听腻了她的故事后，她仍旧不愿放弃诉说，在和别人谈话时一直希图从别的事上引出阿毛的故事。这一遍遍“我真傻，真的”的故事叙述，是祥林嫂期待被看的心理最好的说明。祥林嫂不断的诉说阿毛被吃的故事，只是因为她身边已经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如果连这诉说的话语权都被剥夺，祥林嫂这种孤独的苦痛就无人可以分担。祥林嫂诉说自己不幸的经历，其实只是想要换取他人的同情，让众人可以得知她的不幸，聊以慰藉自己。然而，最终却使得听众厌倦了她的“演说”，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效果——“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鲁迅：《彷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但是，通过祥林嫂对于阿毛被狼吃掉之故事的反复诉说，我们也可以体察到在祥林嫂的潜意识里，她被改嫁给贺老六的经历不完全是不幸。然而她的不说，不代表看客不会去挖掘。在看客听厌了她这“我真傻”的故事之后，便开始找寻她新的“不幸”：“许多人都发生了新趣味，又来逗她说话了。至于题目，那自然是换了一个新样，专在她额上的伤疤。”[[[]鲁迅：《彷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16页。]]这足以说明祥林嫂的期待被看心理是无效的。她期以自己的不幸唤起看客的同情，然而观众在品鉴过后，看似留下了同情的泪水，对于祥林嫂的悲剧并没有感同身受。他们之所以看，只是为了消遣和满足自己的看客心理。他们以祥林嫂的苦痛做消遣，流泪只是为了显示自己道德的崇高。看客的“看”有多么的无意义，祥林嫂的期待被看心理就有多么无效。“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同世界上任何封建思想一样，是以禁欲主义、抑情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在这以禁欲、抑情为特征的封建社会，人的感情备受压抑，祥林嫂悲痛的故事唤不起群众的同情。平心而论，在鲁镇生活的就是这样一群感情麻木之人，卫老婆子可以在听说祥林嫂被婆婆卖了以后习以为常的说句“她真是交了好运了”；柳妈可以不听信祥林嫂的解释，臆断祥林嫂自愿改嫁，还将这种流言传播出去；男人们听她说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会无趣的离开；女人们听到她讲这故事时脸上鄙薄，却又会为此赔上眼泪。甚至连她的死亡都是简单的一句“死了”就可以“广而告之”，“我”连她死亡的原因都问不出，因为群众的感情已经麻木，祥林嫂的死活根本不会在他们的心理激起半点涟漪。在为“祝福”而响的鞭炮声中，祥林嫂无福可祝，悲惨离世！

　　从阿Q和祥林嫂的期待被看心理中，我们可以感知，在这样一个被封建伦理道德束缚的社会，一个人是无法获得幸福的。未庄和鲁镇的人是如此麻木，那样习以为常的过着被压抑的生活，这类毫无觉悟的群众的主要特征就是“作为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人与作为思想观念上的人的不合理的分离。”[[[]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35页。]]正因这种特征，阿Q才期待在未庄人的看中可以获得尊严，祥林嫂才期待鲁镇人可以通过她的诉说来理解她的不幸。鲁迅通过对于看者与被看者两不相通、无法相互理解的描写，深刻揭示了国民劣根性，由此也说明了对群众进行思想启蒙的必要性。

　　在《呐喊》《彷徨》中，除了庸众存在这种期待被看的心理外，在鲁迅对于独异个人的书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独异个人心中的期待被看心理的存在。

　　《在酒楼上》一文中，鲁迅对于吕纬甫有过这样一段书写：

　　“也还是为了无聊的事。”他一口喝干了一杯酒，吸几口烟，眼睛略为张大了。“无聊的。——但是我们就谈谈罢。”[[[]鲁迅：《彷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

　　在说完这两句话后，认为自己是绕了圈子的蝇子的吕纬甫就和我谈起了这些“无聊的事”，此中潜藏的恰是吕纬甫所期待的被看心理。当然，这种期待被看心理，藉向我诉说的形式呈现。“看”的形式虽存在，但已被大大淡化。吕纬甫期待被看的心理与庸众有明显区别。吕纬甫向我讲述了三件无聊的事——为小弟迁坟、给阿顺送绒花、教学生“子曰诗云”。在这三件事的叙述中，夹杂着“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麻木”、“辜负”、“讨厌”、“你还以为”等诸如此类的词句，充分展现了叙述人苦痛的叙述心境。吕纬甫这样的叙述，恰恰不是因其麻木无聊，而是因他现在所经历的事情与其之前和我一起为改革中国而作的事情存在极大的反差。他之所以如此诉说，是因为和“我”这个旧同僚才能谈论这些过去与现在，只有“我”才有可能领会到他内心的苦痛。吕纬甫的期待被看心理中存在一个被选择的期待对象——“我”，只有可能理解他苦痛的“我”才能够让他诉说。这种期待被看的心理，无疑是吕纬甫的一种有意识的自觉选择。

　　在《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的期待被看心理与吕纬甫也有着相同特征：N先生的期待被看心理也是通过诉说的形式呈现，N先生同样是也是选择了“我”作为他诉说的对象。但N先生所选择的这个诉说对象“我”与《在酒楼上》里的“我”，对于这种诉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在酒楼上》的“我”，虽然主要在倾听着吕纬甫讲述他的遭遇，但是也会不时加以询问，注意吕纬甫的各种神态，关心吕纬甫的内心感受，“我”与吕纬甫的对话可谓是在进行平等交流。而在《头发的故事》里的“我”，除了在文章开头说了句“阿，十月十日，——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鲁迅：《呐喊》，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55页。]]只在结尾说一句“回去么？”在N先生说话时没有进行任何的交流评述，N先生完全是单方面诉说，而且N先生还要看我的脸色——“一见到我不很愿听的神情，便立刻闭了口，站起来取帽子。”[[[]鲁迅：《呐喊》，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60页。]]“我”的两种不同的对待姿态，显示出的其实是鲁迅对于觉醒者的启蒙困境的书写。N先生是“我”的一位前辈先生，N先生也以“老兄”称呼“我”，那么“我”极大可能是和N先生具有共同话题的知识分子，而“我”在N先生那里，却把N先生对我说的话当作自言自语，认为其言说不通世故。这里就涉及到“铁屋里的呐喊”问题——“作为象征着辛亥革命成果的‘头发的故事’无法顺利地传递给后一辈，他们对此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在他们看来，老一辈的叙述是‘离奇’的。”[[[]聂成军：《“吗也不是”“无辫之灾”与书写的政治——<头发的故事>中的怪诞身体书写》，《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6期，第41页。]]与此比较，《在酒楼上》的“我”是作为之前的同伴，因而“我”和吕纬甫之间可以建立起有效沟通的两极，而N先生和“我”之间的沟通却是无效的，任由N先生发出怎样的悲痛的呼号，我都不予理睬，甚至不愿听，那N先生的呼号恰如“铁屋里的呐喊”——“少数清醒者开始时想唤醒熟睡者，但是那努力导致的只是疏远和失败。清醒者于是变成无力唤醒熟睡者的孤独者，所能做到的只是激起自己的痛苦，更加深深意识到死亡的即将来临。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得到完满的胜利，庸众是最后的胜利者。‘铁屋子’毫无毁灭的迹象。”[[[]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98页。]]

　　再结合《伤逝》中涓生的期待被看心理来分析，启蒙的困境会显得更为明显。李今在《析<伤逝>的反讽性质》中认为《伤逝》存在着一种反讽的结构原则。这就使得涓生的叙述暗含了作者的声音，并且这两种声音在价值取向上的存在着极大的反差，导致了《伤逝》具有表层含义和真实含义两种不同的内涵。如果我们一味以涓生的书写态度代替作者潜藏的话语表达，那么就难以真正解读小说的深刻主旨。“涓生的手记”即是一个提醒，“它的存在不仅提示了《伤逝》是一部手记体小说，而且意味着小说之上或小说之外还有一个更超越的观察者在审视着‘手记’中讲的故事。”[[[]吴晓东：《鲁迅第一人称小说的复调问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第137页。]]与涓生的话语保持一定的距离和警觉是题中应有之义，一旦站在理性审视的角度观照这篇小说，就不难发现涓生话语中的矛盾与推诿。这样对于《伤逝》的解读才可以从表层含义脱离，从而进入作者想要表达的真实含义领域。

　　在涓生与子君交往的初始，涓生一直在会馆里期待子君的到来。从表层含义解读，涓生之所以期待子君的到来，是因为他对子君怀有强烈的爱恋之情。但是在涓生的记忆里，他向子君表达爱意的那个场面早已模糊，而他和子君“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鲁迅：《彷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110页。]]的事情却被他记得很清楚，连子君作为一个倾听者“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鲁迅：《彷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110页。]]的神情都可以回忆起来。这里潜藏着作者想要表达的真实含义：作者想要展现的涓生的期待被看心理并非情爱中的期待被看，而是启蒙意义上的期待被看。换句话说，涓生的期待被看并非仅是恋爱心理的表达，而是在期待自己的启蒙话语可以产生一定的效力。

　　还有，子君在谈及其胞叔与家父时，义无反顾地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鲁迅：《彷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110页。]]涓生对子君说出这句话的狂喜，不仅仅因为子君展现了自我可以凭主观意愿同涓生在一起，更是因为他在子君身上看见了中国女性的些许曙光，“一言以蔽之，涓生所爱上的其实根本不是子君，或者说不一定是子君;而是一位新女性，任意一位由他亲自启蒙的新女性。”[[[]陈子丰：《未被启蒙的启蒙者——<伤逝>人物涓生分析》，《名作欣赏》，2013年第15期，第5页。]]当涓生发现自己的启蒙者地位慢慢改变时，他对子君的态度就发生了相应转变。此种转变是子君对爱情话语的考察，子君的“什么都记得”和涓生的“像一个丁等的学生”使得启蒙双方的地位发生了颠倒，涓生在启蒙中的权威地位也因这家庭的建立而不断消失。涓生对子君的第二次不满就来自于他爱花，而子君爱动物。子君不照顾他的花，却珍惜她的动物，涓生由此感觉到了自己的地位在不断下降。而后双方在一起生活的时光，涓生更是发现他实现不了之前和子君在会馆里进行的启蒙对话。启蒙者地位的丧失，无法对子君进行启蒙，使得“我”开始“不快活”。在他失去工作后，他逐渐发现子君由开始时的无所畏惧变得怯懦胆小，这一发现迫使他质疑启蒙效力的丧失。涓生一直关注着子君的变化，从她说出那句代表觉醒的话，到她面对反对目光的大无畏，再到与她叔子的闹开乃至她和小官太太的暗斗，子君在涓生的眼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勇敢无畏的姿态，这使得涓生对于自己的启蒙成果心满意足。后来，子君一再表现的怯懦神情，使涓生在子君身上看到了启蒙失效的危机，这就使得涓生启蒙身份和启蒙理想都逐渐化为乌有。无论如何，对于启蒙身份和启蒙理想的极力强调，才是涓生期待被看心理的真正来源。

　　高远东在谈及启蒙时提出了“启蒙设计中的知识—权利关系”问题。他认为其中涉及到“意志、权威、理性运用之间的关系”，由此他注意到了启蒙中存在权威启蒙的危机：“但在启蒙者与启蒙对象之间并未形成一种相互尊重其思想个性，以启发理性为目的，通过探讨、说服而达到交流进而培养对象的价值自觉能力的理想关系。”[[[]高远东：《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知识是启蒙的来源，掌握知识即掌握了启蒙的主导权。启蒙是一种理性知识的拥有者向愚氓者进行知识开化的过程，这种知识的传授看上去是单向的，其实是以建构平等交流的双向结构为前提的。启蒙者应该抱着建构传输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平等关系进行知识教化，但是这种平等启蒙偏向理想化，且不说接受者是否能对这种开化进行有效的理解、体悟，启蒙者也很容易走向功利启蒙和权威启蒙的种种流弊之中。

　　涓生对子君的启蒙恰恰就是一种权威启蒙。涓生与子君的精神上的不平等，使得涓生与子君之间并未构成一种合理启蒙的契约关系。在涓生对子君的启蒙过程中，涓生不仅有着单方面输出知识的行为，还十分注重自己在启蒙中的权威地位。鲁迅通过对涓生权威主义启蒙以及其为了“继续启蒙”而抛弃子君的逃避性、怯懦性书写，证明了启蒙者还存在着自身启蒙意志不合理、不成熟的诸多危机。

　　在《呐喊》《彷徨》中鲁迅通过对于独异个人期待被看心理的书写，展现的不仅仅是启蒙者的启蒙之声犹如铁屋中的呐喊之启蒙困境，还有启蒙者个体存在的启蒙意识的种种危机。启蒙本是为使启蒙对象能够建构起自己的主体性，获得自由意志，但在涓生的权威启蒙里，他却可以为了实现自己的启蒙理想放弃曾经启蒙过的对象，他以对子君的无情抛弃来维护启蒙的效力，这与阿Q通过“精神胜利法”自欺自瞒有什么区别呢？正如王富仁所说“《呐喊》和《彷徨》中那些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积极力量，可以说是与阿Q思想处于基本对立状态的人物。……只要他们不得不适应这个异己的社会力量，他们也便在某些方面呈现出与阿Q精神在本质上相接近的思想素质和心理素质。”[[[]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1页。]]

　　鲁迅《呐喊》《彷徨》中对于庸众期待被看心理的描写，表达了他对于启蒙必要性的呼吁，而他对于独异个人期待被看心理的书写又表达了他对于启蒙的怀疑。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启蒙姿态里，其实展现的恰是鲁迅反抗绝望的韧性启蒙姿态。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曾说到：“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26页。]]其中“为了引起……的注意”的话语，亦表现出了鲁迅对于他个人启蒙效力的质疑——只能引起疗救的注意，却起不到疗救的目的。但是即便如此，他仍旧是抱着这启蒙主义做小说的。在这里，一方面可以看到鲁迅对于启蒙的质疑，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他对于启蒙的坚守。“一个启蒙者全身心地投入一场自己并不确信的启蒙事业，鲁迅的复杂性正在于此。”[[[]韩明港：《哀、怒与虚无——鲁迅的启蒙困境与生命困境》，《当代文坛》，2010年第3期，第116页。]]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表达了他对于理想启蒙的构想:精神界之战士“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这声音不仅使得“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且先觉者的精神亦可“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于启蒙困境的思考——启蒙者“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终获群敌之谥”、启蒙对象“愈益祸而不可救也！”、启蒙的效力“而事复无形，效不显于顷刻”。在鲁迅看来，理想启蒙和启蒙的危机同时存在，因而我们在《呐喊》、《彷徨》中可以看到对启蒙话语的言说和对启蒙话语的拷问这两种对立话语。

　　在《呐喊》《彷徨》的启蒙书写中，封建伦理导致的庸众习以为常的麻木姿态，使得启蒙的进行异常困难。被启蒙者无主名无意识的状态，使得他们必须被启蒙，而又难以被启蒙。因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压制，使得庸众习惯了无自主意识的生活，即使启蒙者道出了庸众的生存悲剧，也会被庸众当成“疯子”“狂人”而不予理睬。启蒙不仅在于启蒙者的思想传输，还有被启蒙者的思想接受，如此才能构成一种流动的双向结构。鲁迅的伤痛就在于被启蒙者对于启蒙的不理解，这种单向的启蒙，注定是无效的。此外，某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坚守，又构成了启蒙者的第二重困境——启蒙者的努力不仅不被理解，还被加以否定。在“庸众”看来，启蒙者所做的不过是“无意义”的傻事，根本没有启蒙价值。这样，启蒙者的一切“被看”行为从根本上被否定，这才是启蒙者真正的悲剧：“烈士被庸众所疏远和虐待，成为孤独者；但这孤独者却只能从拯救庸众、甚至为他们牺牲中，才能获得自己生存的意义。”[[[]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83页。]]

　　“鲁迅倡导的始终是那种不畏失败、不怕孤独、永远进击的革命者。对于这些革命者而言，他们只有通过不懈的、也许是绝望的反抗才能摆脱‘革新——保持——复古’的怪圈。”[[[]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但是这种革命者在现实世界中何其难寻。鲁迅在《呐喊》《彷徨》中抒写过不少启蒙者形象，然而这些启蒙者少有鲁迅所描述的真正的精神界之战士，如《药》中的夏瑜，他的正义之举，一直为康大叔、红眼睛阿义、驼背五少爷等看客不理解，最终在“人血馒头”的凄凉氛围中上演了一幕“华夏”悲剧。再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从开始的孤独战斗却为人不解甚至被人攻击，最后，他终于抵不过内心的极度孤独，转而向庸众开始精神上的“复仇”。其他的启蒙者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疯子等等。上述小说中的人物，虽然对现实也有着一些清醒的认知，却难以像鲁迅心中的精神界战士一样反抗绝望。

　　推而论之，鲁迅在《呐喊》《彷徨》中呼唤着精神界之战士、企图唤醒庸众无意识的状态，显露出了一个在荒原中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彷徨。这种彷徨虽不茫然，因为仍然在“走”，但却无措，因为有如陷入“无物之阵”而投枪，精神永立却不免空虚。但是鲁迅在《呐喊》《彷徨》中凸显的启蒙意志是一种“韧性的反抗”，即使精神空虚，满怀绝望也可以“反抗绝望”。正如汪晖所说：“他代表了所处时代的理想，却又表达了对于这种理想的困惑。他以自身的复杂性证明了中国和世界的当代困境和抉择的艰难。”[[[]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呐喊》《彷徨》中一直贯彻着鲁迅从“立人”到“立国”的启蒙思想，又饱含着鲁迅对改造国民性困境的深切思考。鲁迅在《呐喊》《彷徨》中“看与被看”中彰显的启蒙意志恰恰体现了其在进行国民性改造时的复杂心路历程。对启蒙的呼唤和对启蒙的质疑这一悖论式命题，使得对于鲁迅启蒙意志的解读存在着诸多可能性，通过“看与被看”这一情节结构模式下期待被看心理的探究，我们可以洞见鲁迅对于启蒙庸众的必要性以及对精神界之战士的深切呼唤，亦可借此窥视鲁迅以自身的复杂性抵抗虚无思想的韧性战斗精神。

　　对于《呐喊》《彷徨》中“看与被看”情节结构模式的再探究，仅展现了鲁迅启蒙意志之冰山一角。但即使这冰山一角，亦可充分探知鲁迅思想的深刻性。虽然鲁迅自言他的反抗不过是“与黑暗捣乱”，但是这种捣乱背后所体现的“反抗绝望”的韧性战斗精神，正展现出现代知识分子“屈子式”的探求意志，恰如鲁迅在《彷徨》开头引用屈原《离骚》中的经典之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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