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应物兄》中知识人形象

　　从《花腔》中的葛任到《应物兄》中的应物兄，李洱花费了17年时间。当记者问他:“如果您可以扮演一个文学人物，您想扮演谁”的时候，李洱回答：“《花腔》里的葛任，他至今是理想人物；还有一个就是应物兄，他是现实中的人物。”[李洱，舒晋瑜：《李洱<应物兄>：敬重文学现实品格，期许知言行统一》，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第02期。]葛任在李洱的心目中是一个完美的存在，是令人向往的模样；而一切与现实相关的美与丑又都集中体现在了应物兄的身上，所以应物兄是一个现实型的人物，是当代知识人的一面镜子，他将人性的美与丑赤裸裸的展现在读者眼前。

　　《应物兄》作为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在评论界引起了广泛关注。杨庆祥评论：“《应物兄》在长篇小说艺术上做出了很多探索，带有某种先锋性。”[谢有顺：《<应物兄>：写在实处，归于哲思》，解放日报，2019年8月29日。]如李洱在创作小说时并没有特意为每章节命名，而是取文章开头的二三字作为标题，而这些标题又不是随意取的，都与接下来的段落内容相呼应，可见李洱在选词造句方面功力之深厚；另一方面，李洱在书中附有大量经史子集的注释，这是他受到马尔克斯“小说正文有多长，注释就应该有多长”理论的影响，这都为中国之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除了积极正面的评论以外，《应物兄》也遭受到了一些负面的评论。如文中多次对性地描写就遭受到了极度偏激的评论。但陈晓明教授对《应物兄》做出了高度的肯定，并提出：“可以批评，你可以在一个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在合情合理的意义上来讨论。你不能牵强附会，不能望文生义，不能脱离上下文的语境。”[谢有顺：《<应物兄>：写在实处，归于哲思》，解放日报，2019年8月29日。]《应物兄》中对性地描写更多的是为了推动情节的发展，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这只是一种写作手段。如应物兄与朗月清风之间性的描写意在引出应物兄婚姻的失败，达到揭示他性格缺陷的目的；描写易艺艺、珍妮和程刚笃之间的三角恋，也是为了凸显出新一代知识人的堕落与腐朽。所以，在评论文学作品时应该持有一种公平、全面、客观的态度，摘下有色眼镜。

　　本文将《应物兄》中知识人形象大致分为三类，对这三类知识人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各类知识人不同的性格特征。再根据三代知识人不同的性格，分析时代原因以及自身性格缺陷对人物性格变化的影响。最后，将《应物兄》中知识人放入人物谱系中进行比较分析，探究近几十年来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化，其内心的矛盾以及造成知识分子悲剧的原因。

　　小说所描述的三代知识人形象随着时代的变革，其个人成长、经历和精神层面都发生了变化。老一辈知识人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学术，坚守知识分子的道德价值观；中年一代知识人经历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大变革时期，不再一心研究学术，而是更加的社会化，追求也更加物化，他们寻求的更多的是个人的利益；新一代知识人活在日新月异的新世纪，他们的价值观与老一代知识人完全不同，他们是会为了一己私欲而放弃原则的一代人，庆幸的是作者没有完全抹杀新一代知识人，而是在他们中留下了一丝希望。

　　首先，老一代知识人对于国家的建设做到了无私奉献。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老一代知识人经历战火而迎来了XXX，无论环境是否艰苦，政策是否有利于学术研究，他们始终坚守本心，坚持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内进行学术研究，为国家做贡献。小说中的双林院士曾在桃花峪改造，在国家要制造原子弹时，他不计前嫌，毅然前往大漠深处的核基地，他遵守纪律，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未曾将自己的地址告诉父母和妻儿，导致他连妻子离世也不曾知晓；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妻子已去世两年，八岁的儿子也被姨妈收养。当他再次见到双渐时，他已经长大成人，二人的关系也不复从前，这促使他对自己的儿子一直抱有很深的愧疚之情。

　　其次，老一代知识人在学术方面也无私奉献了一生。老一代知识人是无私而又伟大的一代，他们也是承上启下的一代，走过旧时代，又面向XXX。但对学术永远持有一种严谨和敬畏的心态，为此他们不惜远离舒适便捷的城市生活。张子房先生是李洱笔下一位“奇人”，他专业知识出众，在经济学和翻译上有着卓越的成就。在翻译《国富论》后，他写的《再论“看不见的手”》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的巨作，其好友何为称他为中国版的“亚当”。在远离大众视线之后，他打算写一本中国版的《国富论》。为了继续学术研究，张子房不愿活在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因为只有远离虚伪和浮躁的现实世界，才能回归本我，才能有所得。他为学术奉献一生后隐匿于城市之中，真正做到了“大隐隐于市”，乔木先生称赞他活得如闲云野鹤般自由潇洒。

　　首先，中年一代知识人在学术研究上表现出了急功近利的态度。应物兄在建立太和研究院这件事上，他是怀有美好憧憬的，他希望建成一个能安静做学术的地方，但随着筹建一步步地展开，作为主要负责人的他却对未来的人事安排和建造方面一无所知。为了顺利进入太和研究院进行儒学研究，他不光积极与程济世先生联系，还为了讨好珍妮，与自己的学生品评《儒驴》这篇劣作。同样的，华学明是济大的生物系教授，他力求成功“复活”济哥，在科研上做出些成绩。急功近利的华学明将济哥的羽化再生，看成是他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就，为此一直在整理资料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递交济哥已经灭绝的报告。但不幸的是，随着慈恩寺重修墓塔，原来被死死封闭在塔基下面的济哥卵重见天日，在自然环境下它们纷纷羽化，至此之前的一切努力全都付之东流，华学明也疯了。

　　其次，急功近利的态度在学院外的知识人身上也有所体现。“风水大师”唐风有别于上述所讲的学院知识人，却被学院知识人们奉为上宾，不是因为他才华出众，而是因为他能掐会算。唐风自称“虽是X籍，但是，洋装穿在身，心是中国心。”[李洱：《应物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75页。]但他却在回国后，从达官贵人骗到了普通百姓，可见他只是个满嘴堪舆之术的骗子，并无多大才学。唐风之所以参与了太和研究院的建设，是因为要为程家大院和太和研究院看风水。可笑的是，他为太和研究院的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就是为男女厕所设计出了长颈鹿和大象的图案。他的这些无关紧要的设计与说辞不过是为了骗取名声和金钱，却被高级知识分子们所认同，不免令人贻笑大方。

　　新一代知识人的追求和目的更加利益化，所采取的手段也更加的无耻和明目张胆。易艺艺是一个典型的利己主义者，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她在学术上没什么建树，为了进入太和研究院，她与程刚笃和珍妮发生了性丑闻，此后不顾程刚笃是个瘾君子，毅然生下了一个不健康的孩子。她的这种行为展现出了在物质化的社会里，人性日益扭曲，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卡尔文是一个坦桑尼亚留学生，但他却不专心学业，放浪形骸，私生活混乱。经费鸣的介绍旁听了应物兄的儒学课，此后与应物兄亦师亦友，常提出一些刁钻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没有证明他有多好学，只是展现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知和曲解。他与铁梳子一起投资太和研究院的建设，也是为了从中分取一杯羹。而后他因为艾滋病被遣送回国，却不知悔改的在外大肆诋毁中国，最后用中国式的自杀方式直播上吊，临终前还念叨了一句孔子的名言“吾日三省吾身”，讽刺意味浓重。

　　人物性格的变化往往会受到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外在原因对于人物性格的变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像鲁迅《孔乙己》中的孔乙己、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林震、谌容《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等知识人形象，他们就是不同时代背景之下出现的具有不同价值观的典型形象。而当人物原本就存在某方面缺陷时，一旦受到外部刺激，也会产生性格的巨变。

　　不同的时代造就了三代知识人不同的性格特征。老一代知识人经历过苦难和战乱，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因此，他们对改革开放之后的机遇和学术环境十分珍惜。他们有坚定的信念，宽广的胸襟和宽容的气度，用自身扎实的专业知识为各个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将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国家有需要的时候，愿意抛下一切，毅然前往。除了这些优秀的品格外，老一辈知识人同样也存在缺点。乔木先生在学术上声望很高，但在儿女的婚事上沿袭了旧时代的“包办婚姻”，强硬的将应物兄和乔姗姗结合在一起，最终却毁掉了两个年轻人的幸福。在儿女的婚事上他有一种封建大家长的固执，当二人分居闹离婚时，他仍旧认为二人只是小矛盾，在对应物兄和乔姗姗不轻不重的斥责了几句后便要他们今后好好生活。

　　中年一代知识人经历了改革开放，在获得学术自由后又迅速跌入了优先发展市场经济的困境，因此他们的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性格各异的一批知识人，有像文德能一样一心研究学术的；有像应物兄和华学明一样受市场经济影响不再只关注学术的；也有像唐风一样不学无术，巧借知识在学术界坑蒙拐骗的。由此可见，中年一代知识人经历了新旧交替的思想境地之后，相较于老一辈在学术上的严谨、无私，他们更注重个人利益的得失，因此，他们的失败只是时间的问题，对外在欲望的迷恋使他们一事无成，最终只会重演华学明的悲剧。

　　青年知识人受到时代的影响更大，他们的追求和目的相较于中年一代更加明确，对外在事物的追求也更加明显。学术研究不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不择手段地抓住一切机会更进一步才是他们进入学术研究的目的。他们两极分化严重：一类只为寻求利益和自身的满足，而将学术科研作为他们通向“成功”的工具；另一类则是真正投入到学术科研中去的人才，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文德斯是青年一代知识人的标杆和希望，他对自己的老师何为先生敬之重之，在老师住院期间亲自照看，又细心照顾老师的黑猫柏拉图。他始终对科研学术抱着一颗热忱的心，在季宗慈意图出版何为作品时，一口回绝，直言季宗慈出版的书从排版到纸张都俗不可耐。当费边找到他要为文德能出书时，他却直接告诉费边，他哥哥没有留下遗稿。可见他对于那些只专注于自身利益，而轻视学术科研的人是没有一丝好感和耐心的。

　　自身性格的缺陷同样会造成日后性格的变化。程济世先生虽然在儒学界有着崇高的威望，但自小背井离乡，后又定居X，性格不免会受到西方自由主义观念的影响。尽管他本人温厚通达，但在教育自己儿子时却有失偏颇。他放任程刚笃吸毒，又在珍妮和易艺艺都怀孕后，不顾吸毒的副作用，毅然让她们生下了孩子。最终，珍妮生下了一个三条腿的孩子，易艺艺也生下了一个不健康的孩子。所以，程济世先生虽具有老一辈知识人勤勉、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深厚的专业知识，但他在受到X“自由之风”的影响后，对自己孩子缺乏正确的引导和管教，最终酿成了悲剧。

　　中年一代知识人对新时期以来文学变化的感知最为深刻，他们在最有作为的岁月里处在新老制度交替的时代。XXX下，经济成为发展的重点，文人的创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文人的思想性格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葛道宏是济大校长，费鸣称他为“三分之一儒学家”[李洱，《应物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1页。],但实际上他对儒学的认知还不如戏曲多，被知客僧释延安戏称为“戏曲专家”[李洱，《应物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18页。]。他是一个极度自负的人，在校长办公室，他本人的著作以及他主编的图书，足足摆了一层书架。他的自传《我走来》包装精美，却薄得只剩下了书皮，纸上一个字也没有。他原本在学术上也颇有建树，但是为了坐稳济大校长的位置，从而谋取更多的利益，他左右逢源，将市长栾庭玉的话奉为圣旨，对自己校内的学者、教授则声色俱厉。

　　青年一代知识人从一开始便生活在物质化的社会里，因而当身边产生一点变故时，就会引诱出他们内心深处的恶念。当葛道宏要招任新秘书时，乔引娣投其所好的向葛道宏唱了一首改良版的《空城计》，赢得了这个职位。她虽然没有费鸣的才干，但另辟蹊径，很会讨好葛道宏，因此也过得顺风顺水。易艺艺更是这类人物的代表，她为了能成功进入太和研究院，不惜生下一个不健全的孩子，极度自私又不顾自尊和廉耻。

　　在当代社会里，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导致整个民族的人文精神出现了问题，部分现代学者认为中国人现在最可怕的就是缺乏信仰。现在的知识分子将肮脏视为光荣，以清白为可耻，造成这些状况出现的原因正是由于人文精神的意识逐渐淡薄乃至消失，使得智慧和真理的追求失去了内在的支撑和动力，使得金钱成为最激动人心的目的。

　　大变革之前，中国文人的境遇是深受国内敬重的，尤其是文革结束后的几年，文学再一次掀起了一个高潮，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精神等文学派别，种类繁多。至大变革之后，经济建设被放在了第一位，文学的地位一落千丈，出台的各种新政策、新思想使现代学者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80年代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知识分子在作家和读者的眼中是完美的、高大的，是作为一个楷模而存在的。如谌容《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王蒙《布礼》中的钟亦诚、丛维熙《雪落黄河静无声》中的范汉儒等。他们都是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知识分子形象，是一群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形象，是80年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与榜样。作家在笔下塑造了一个个完美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人格是没有缺陷的。创造这类形象的目的也是为了在文革之后，激起民众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即激起对知识的渴求，这是时代所赋予的要求。就像谌容笔下的陆文婷，她是一个平凡的医生，在旧时代受过苦难，到了XXX她一心扑在工作上，至死还不忘自己的病人。她对知识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渴求，不知疲倦的吸收新的知识。而对她自己本身的利益却从来没有任何要求，兢兢业业十几年仍没在医院获得什么职称，自己的家也是十分窄小。她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是80年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xxxx曾评价陆文婷说：“我们现在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太少，另一方面有些地方中青年知识分子很难起作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xxxx，《xxxx文选第三卷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的谈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008重印），第26页。]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深受重视，起到了“启蒙”和教化的作用。

　　到了90年代，出现了“人文精神”的论争，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样波及到了知识分子。90年代所描述的知识分子不再像80年代一样纯粹，他们受到了市场化的冲击，遇到了精神困境，价值观开始发生转变。代表人物有贾平凹《废都》中的庄之蝶、阎真《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等。以庄之蝶为例，他是一个作家，却始终找不到时间，找不到地点去进行长篇小说的创作。但对于给企业家写产品介绍，给市长写报告、新闻却信手拈来。他对外虽说不要用自己的名义去办事，这有损一个作家的名声，但自己却与赵京五筹办画廊，目的是赚个名头又能有所收益，还能监督洪江所看顾的书店。当他深陷官司的时候动用自己在外的名声让西京城内的各界文人替他做伪证。可见他将学术作为服务于自己的对象，当他需要时“纪实文学也可以归纳”，他已将写作切实的当成了自己谋生活和名利的事业了。知识分子从无私奉献的完美主义形象逐渐转变为追求现实利益的“实干家”。

　　“求知是那个时代的风尚，就像升官发财是这个时代的风尚”[李洱，《应物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5页。]，在《应物兄》中，李洱将人物划分的更加清楚明朗。与老一代的学者不同，中年一代及青年一代的知识人们，他们或经历过变革期或处于变革之后，所以他们更容易去改变自己原本的价值观念，更容易受外物的影响。他们处在经济快速发展及物质较90年代更加丰厚的时代，他们不再只专注于学术科研，而是将一切都与金钱和利益相联系。处在文化界的知识人们与其说是受人尊敬的学者，倒不如说是政客，是商人。正如文中应物兄所嘲讽道“在八十年代学术是个梦想，在九十年代学术是个事业，到了二十一世纪学术就是个饭碗”[3李洱，《应物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6页。]3。

　　作为学生，易艺艺为了进入太和研究院抛弃了尊严，生下了一个不健康的孩子；华学明的儿子华纪生活在父母离异的家庭，不务正业，小小年纪就带着女生去三亚度假，后来又受到释延安这个酒肉和尚的影响想出家，可见他对自己未来的人生完全没有规划和目标。

　　而作为教授，应物兄在济大教授儒学，原本没什么人来听他的课，但受“儒学热”的影响在事业上有了一番建树，在自身地位提升的同时也越来越在意外在物质的优劣。他作为太和研究院的筹办者，一心想建成太和研究院，邀请程济世先生坐镇传播儒家文化。他总是忙忙碌碌，却对研究院的建造和招募职员一无所知，作为筹办的主要人物之一，新的消息总是经由他人之口才能知晓。他曾发表了几场不合时宜的演讲，还替别人修改润色了几篇不合时宜的演讲稿而差点被学校开除。是乔木先生收他做了博士生，又让他改掉了多嘴多舌的毛病。也许他曾经想专心于学术，对一切想法都抱有宽容和理解的心理，但他吃过亏，便失了本心也开始从学术中谋取私利了。华学明的作为则更加明显，它可以为黄兴养驴养马，也可以为了自己的名利去努力证明“济哥已经灭绝”，所以当济哥再次大规模“复生”的时候，他被彻底击垮了。作为校长，葛道宏将自谋私利的行为套上了一个华丽的外壳，使别人还得为他所作出的努力鼓掌。实际上，他却是一个虚伪、阿谀奉承、假道学的知识“商人”。他看人做事自有一套，在对待铁梳子等投资太和研究院的商人时，他从来都是轻视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不用他出马那些商人就得自觉为研究院的事掏腰包，否则便是不识抬举了；对待市长栾庭玉他则是另一番做派，凡是市长讲过的话，他都要附和称赞一声。这些可笑可叹的人物也暴露出了学识在当代社会是作为一个附属品存在的，知识是一些人达到目的的手段，可想而知，知识分子的心态及地位相较于80年代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应物兄在儒学研究方面确实有所建树，也得到过程济世先生的赞扬，受电台的邀请接受过采访。但他自身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却并没有与儒家思想有所联系，来自身边各种物与人的影响，使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着想。以他开讨论会研讨珍妮所作的《儒驴》为例:珍妮受柳宗元《黔之驴》的影响，在来到中国后就打算去一趟贵州，写一篇有关驴的儒学论文，但她最终却和易艺艺去西安看了兵马俑。虽如此，她回X后仍写出了一篇关于驴的儒学论文，经易艺艺修改后发给了应物兄，并询问他有没有在中国刊物发表的可能性，让同行们看到，尤其她希望看到的是年轻同行们对她论文的评价。在明知珍妮的论文是胡扯的情况下，为了讨好这位程济世先生未来的儿媳妇，为了能在程济世先生面前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应物兄还是召开了这次研讨课，并将每个人的语录都记载了下来。

　　而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作家庄之蝶的身上，他的成功是靠年轻时的努力打拼挣来的。从农村来到城市，为了走文学的道路，他吃过许多的苦头，但他并没有成为像陆文婷一样的完美知识分子。成名后，他与西京其他三大“文化闲人”虽然有所不同，但郁结于心中低沉的情绪一直潜伏着，只等待着一个时机便会像一头野兽一样爆发出来。开始时，他只是与身边的女性有所纠缠，从而来疏解内心的性压抑和对前路的迷惘。直到案子迟迟未结，周敏和妻子施加给他的压力越来越大，终于使他彻底暴露了兽性。在答应将柳月许给赵京五后，又私自做主将她“送”给了市长的瘸腿儿子，为的是市长能出面解决他与景雪荫的名誉案。事后他还倒打一耙，向赵京五诉说是柳月想攀高枝。他这么说的目的是怕赵京五知道真相后不愿再给他做事，由此可见他已彻底暴露了内心的卑劣、无耻。庄之蝶和应物兄一样是个矛盾的人，他的内心既是热忱的也是无情的，他放不下写作，曾四处找寻能安心写作的地方，最终却不了了之；他对唐婉儿亦是有情的，在唐婉儿被丈夫抓回潼关后，他为她流过泪，也斥责周敏无法将她解救出来，但他却始终害怕二人的关系会被公布出来；他感谢景雪荫曾经对他的关照，但也恨她将二人的关系恶化。最后他还幻想出与景雪荫结婚又离婚的场景，这并不是为了完成内心美好的愿望而是他可耻的报复。

　　相较于80年代纯粹宣扬知识分子的文学，90年代开始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更加丰满，更加趋于现实，同样也暴露了更多人性的缺点。且90年代塑造的知识分子与新世纪以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在面对问题和内心的矛盾、困惑时大都相似，只是在程度上有深有浅而已。就像应物兄与庄之蝶有着极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对自己的婚姻不满，都曾经对文学满怀激情，但同样的也都被周边的人与事同化了，变成了缺失信仰的一类人。他们内心是纠结的，想通过自身的努力让大众看到自身的学识和能力，去完成自己内心对文学最初的热爱。可最终却都活成了自己原本最厌恶的那类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抛弃了原有的自尊和道德观念。不同的是他们最终的结果和选择，庄之蝶选择逃离，而应物兄选择继续面对。

　　正如邵燕君所言:“1990年代发生巨大变革，而原本的‘主流文学’并未随着社会转型成功而完成自身的市场化转型，新陈代谢功能发生严重障碍，‘文化领导权’也逐渐丧失。”[邵燕君，《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文化领导权”的丧失导致了知识分子的悲剧，造成他们悲剧的成因既有时代因素，也有他们自身的原因。

　　80年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大都来自时代因素，王蒙《布礼》中的钟亦诚在反右时被莫名其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到农村进行改造。此后他浪费了二十年时光，受尽了各种苦楚，但他的内心仍就是爱着祖国与XXX。丛维熙《雪落黄河静无声》中的范汉儒同样被划为右派，在监狱里他与陶莹莹产生了爱情。但范汉儒强烈的爱国心使得他无法接受有着“叛国罪名”的陶莹莹，最终造成了二人爱情的悲剧。谌容《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从未享受过一天的好日子，时代只给了她困苦和责任，最终酿成悲剧。但这些人物从未抱怨过自己所处时代的不公，他们接受了一切苦难，所以造成他们悲剧的原因除了时代之外，自身不抵抗的行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到了90年代，大部分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带来的快速变化无法接受，这就导致了悲剧的产生。张者《桃李》中的蓝教授在法学院声望颇高，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一团糟。他是个传统知识分子形象，只想着在专业范围内精益求精，但他这一行为却被自己的学生误认为要同他们抢饭碗。他禁止大学生谈恋爱，却不知自己的女儿因为谈恋爱被保安当场抓住。他始终活在自己坚守的旧时代，而被排斥在现实生活之外。杨绛先生评价《桃李》这部小说：“钱先生写了一部《围城》，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而我写了一部《洗澡》，反映的是五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活状态。对于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交替期间，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我了解不多，看了张者的小说，我很惊奇。”[张者，《桃李》，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封底。]贾平凹《废都》中的庄之蝶在表面上很好的适应了时代的变化，但他仍旧以悲剧收场，原因在于他自身性格的缺陷以及面对XXX他内心深处的迷惘。因为出身贫苦，在成名后他享受了一切优越的物质条件，而忘却了自己最初的理想。他受困于一场官司，游戏于女人之间，最终官司败诉，他身边的女性也一个个在他周围消失。他的结局昭示着这类病态知识人终将被现实所不容，被淘汰出局是他们最终的归宿。

　　李洱在《应物兄》中写到应物兄有三部手机，分别是华为、三星和苹果，应对着不同的人。华为手机被设置为振动，联系的是济大的同事和同行；三星手机被设置为响铃模式，是用来联系亲密朋友和家人的；苹果手机的联系人则是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可见，应物兄的生活是十分忙碌的，但同时他也将所有的人与事分的很清楚，对待不同的人用不同牌子的手机，这也就注定了他在人际交往中得不到真正的友情，因为他本身就没有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在婚姻方面，他与自己的妻子长期分居，对自己的导师兼岳父乔木先生只有师生之间的敬重，而没有对待家人的温情，他从未叫过乔木先生爸爸，一直以先生称呼他。可能只有在面对自己女儿应波的时候，他才能体会到真正的亲情，才愿意毫无保留的付出。他也经常回忆婚姻初始，夫妻间琴瑟和鸣，女儿在身边时的快乐场景，但当他真正面对夫妻间问题的时候，他总是采取逃避的态度，所以他在家庭上是失败的。在事业上，太和研究院始终无法确定下来，各种问题接踵而至，所以在事业上他也是个失败者。他在去看望易艺艺的路上出了车祸，可能他死了，因为文中写道:“他不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开车行走在这条路上”[李洱，《应物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37页。]；也有可能他活下来了，因为他被救时还能听见别人的声音。总之，应物兄的悲剧是必然的，因为他带着私心和强烈的外在欲望，走在了本该纯洁、严谨的学术道路上。他的结局是时代造成的悲剧，同时也是应物兄自身造成的悲剧。

　　《应物兄》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后，陈晓明评价说:“中国这个民族是独特的，孔子、老子、庄子，他们都渗透到了中国人的生活里，中国人甚至常常把他们挂在嘴边。加上最近倡导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复兴，这个现象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有一本书把它写出来，我觉得它是对时代的一种反映。”[《茅盾文学奖看重思想性文学须对现实负责》，北京晚报，2019年8月26日。]由此可见，《应物兄》是一部深刻剖析当代知识分子的时代巨作，它反映了当代知识分子在XXX下的处境，将他们的美与丑真实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评论界的学者们对《应物兄》的研究也大都集中在对当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探讨上。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书中知识人形象，将小说中知识人大致分为三类。根据三代人不同的思想价值观念，探讨导致其思想变化的个人原因及时代原因。本文以书中的代表性人物作为主要分析对象，通过剖析人物性格来深入研究人物形象。同时，将《应物兄》放在人物谱系中进行研究，进而探讨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发生的变化以及导致此类变化的根本原因。从而了解到知识分子在近几十年以来，其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80年代人人敬仰的无私奉献者和启蒙者到现在日益趋向利益化的“投机者”。而知识分子内心的矛盾也在时代的变化下日益加重，内心的理想在现实面前遭到了毁灭，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这就导致了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而造成他们悲剧的正是时代和他们自己本身。李洱的《应物兄》将这几十年来的知识人形象汇聚一堂，使得读者能够清晰的看出三代知识人之间的差异，展现了时代对知识分子的影响，这是非常成功的一种尝试。总之，李洱在《花腔》之后，再一次成功塑造了一批知识分子形象，他独特的写作技巧也为今后的创作提供的宝贵的经验。

　　[1]黄平.李洱长篇小说《应物兄》：像是怀旧，又像是召唤[J].文艺报,2019(2).

　　[2]徐勇.无限的敞开与缺席——李洱《应物兄》论[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3）.

　　[3]熊辉.知识分子价值观年的脱变与现实困境——李洱《应物兄》对当代学人的代际书写[J].当代作家评论，2019（3）.

　　[4]谢有顺.思想与生活的离合——读《应物兄》所想到的[J].当代文坛，2019（4）.

　　[5]孟繁华.应物象形与伟大的文学传统——评李洱的长篇小说《应物兄》[J].当代作家评论，2019（3）.

　　[6]杨露露.学术风貌下的时代景观——《应物兄》的知识分子书写[J].文化学刊，2019（7）.

　　[7]李洱，舒晋瑜.李洱《应物兄》：敬重文学现实品格，期许知言行统一[J].中华文学选刊，2020，（02）.

　　[8]张曦.文学研究者的人文关怀——王晓明教授的访谈[J].学术月刊，2002（11）.

　　[9]晓声.1994年文化研究的一大热点——关于“人文精神失落”问题的讨论[J].信息窗，1995（2）.

　　[10]茅盾文学奖看重思想性文学须对现实负责[N].北京晚报，2019-8-26.

　　[11]谢有顺.《应物兄》：写在实处，归于哲思[N].解放日报，2019-8-29.

　　[12]张者.桃李[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13]贾平凹.废都[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14]邵燕君.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5]xxxx.xxxx文选第三卷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的谈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008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