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宇澄《繁花》的海派特色

　　《繁花》是金宇澄在弄堂网上以“独上阁楼”的网名写作完成的，后来经过多次修改在《收获》杂志上与读者见面，并畅销至今。《繁花》不仅在文学界评价很高，而且在普通读者群里也很受欢迎。自2013年3月出版以来屡次出现在图书销量的排行榜上，并且近期著名导演王家卫筹备将《繁花》拍成电视剧。《繁花》还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年度小说奖”、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等奖项。纵观多项颁奖词，肯定得最多的是《繁花》中所体现的海派特色。那么何为海派呢?

　　海派最初是指海派京剧。京剧在上海这个大都市的戏园舞台上，不仅吸收了徽戏、昆曲、梆子戏等中国文化因素，还融入了西方的话剧、电影，形成具有上海特色的京剧流派。之后，才渐渐用于形容文学派别。

　　海派文学是游走于中国大陆边缘的既新又旧，既西又中的都市文化，产生的重要条件是开放。海派文学形成于近代海禁打开之后的上海。当时上海的出版业、新闻业都位居全国前列，并且许多工人的文化程度是中学及其以上，好多行业招工也要求会英文。如此洋派，足够证明上海有能力接受西方文化。海派文学的前身是上海租界的洋场文化，但这种洋场文学只是中国传统才子佳人的章回小说的迁移，并没有真正学习到西方文学的现代思想。因此，不能称之为海派。一般认为，海派文学始于晚清民初，以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为开篇之作。海派文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其代表作家是包天笑、张恨水，主要写以才子佳人为情节的市民小说来迎合读者的需要，体现了文学的消遣性。第二个阶段是三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流派。施蛰存模仿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和劳伦斯性心理分析剖析人物心理，描绘了一个色、幻、欲并存的“怪诞”都市；刘呐鸥小说中典型情节是男主人公对现代摩登女子的追求，反映现代人对物质生活的迷恋；穆时英小说具有日本“新感觉派”散文风格，创造出一个不同的世界，主人公更多的是自我嘲讽而非自怜；邵洵美和叶灵风追寻的则是颓废和浮纨。他们大大提高了海派文学的品味，把现代的生活、情绪、话语传递到市民生活中。第三个阶段是以张爱玲、苏青、徐訏为代表的四十年代承言情传统和现代主义的新海派，中国海派文学由此接近成熟。海派借这些作家之手融入到中产阶级的家庭中去，不仅拥有了有知识的市民读者，还把下层市民读者全盘端过来。此外还采用“和平过渡”的方法，和旧小说打成一片，形成了新市民文学。

　　海派文学的主要特点，其一便是它巨大的包容性、开通性，不仅有对中国文化内部的包容，还善于学习西方文化的精髓，这使其成为一个杂然并存、雅俗共赏的杂交文化。其二是海派文学的扬弃性，它并不完全排斥旧文学，而是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法，使旧文学在海派文化中有所延续。其三就是海派文学的探索性，如在叙事方式上，它多描写浮华绚丽的都市男女生活，来表现现代人生活空虚落寞、世俗功利的一面，这便是一种新的探索。

　　海派文学繁华糜烂、雅俗善恶、时尚古典，它最多地“转运”新的外来文化，它站在现代都市工业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国的现实生活与文化，它是新文学，而非充满遗老遗少气味的旧文学，它直至今日仍在中国文学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或浅或深地影响着文学家的创作。金宇澄的《繁花》便是新世纪海派文学的翘楚。

　　《繁花》以其沪语写作的成功被广泛称赞，作者金宇澄对上海方言进行改良，使其成为比较标准的“上海话”，因此人人都能读懂。金宇澄自1988年担任《上海文学》编辑至今，修改作品经验丰富。他曾说每一次加印都要对《繁花》进行修改，一遍沪语，一遍普通话的修改，不让一个难懂的字出现在作品中，要使南北读者都能读懂。与此同时，《繁花》中也不乏上海方言词的出现，但都是大家看一看便能理解的，如“不响”“事体”“晓得”这些易懂又具有上海情怀的词汇，又或者在文中穿插对上海方言词的解释，所以《繁花》的上海风味未因此而骤减。

　　写小说占优势的方言区是北京方言区、陕北方言区、湖南方言区和四川方言区，而其它方言区的作家也似乎早已习惯把说和写分开。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是用吴语写作的，也是我国第一部方言小说，但是因为苏州话难懂，好些想读的人只好做罢，直至张爱玲翻译成普通话，读者才因此增多。作家一般是用普通话思维写作，受方言的影响或多或少表露出独特的方言思维，而金宇澄却直接以上海方言为“第一语言”，普通话为“第二语言”写作《繁花》，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是小说界所少有的。

　　《繁花》这部作品中没有常见上海常用词汇“侬”，第二人称“你”也极少出现，除非注明是“北方人讲北方话”，因为如果上海人讲了“你”，那就不是上海话了。金宇澄用到普通话、北方话时，会事先标注“某某人讲北方话"，如北方人潘静与陶陶的对话，书中写到“潘静笑笑，压低声音讲北方话，今晚来看我。陶陶不响。潘静说，想你了。”[[[]金宇澄：《繁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版，第158页。]]，又如小毛娘下班回来与理发店的苏北王师傅对话，“理发店王师傅讲苏北话说，家来啦。小毛娘讲苏北话说，嗯呐”诸如此类的标注，看似多此一举。但其实由标注的北方话、普通话再回到沪语的语境中去，小说的特色也就显现出来了。

　　作品的上海风味未因此而减少半分，是因为金宇澄在作品中保留上海方言中常见的、对于非沪籍读者易懂的上海方言词。如“事体”“晓得”“姆妈”“嬢嬢”等借助上下文就能懂的上海方言词，使上海人物形象跃然纸上。除此之外，金宇澄还通过在叙事的间隙解释方言词意思的方式来运用上海方言词。《繁花》第拾玖章，小毛说大妹妹和兰兰是“赖三”，并对沪生解释了二楼爷叔对“赖三”的拆字理解。1960年困难时期，一些姑娘为了维持生活做皮肉生意，一次三块钱加三斤粮票。当时上海一般工人工资为三十元上下，定粮三十斤，对于工人阶级代价不小，因此叫这种女人“三三”。“赖”字是因为上海人称那种赖着不动的鸡为“赖孵鸡”，女人发嗲，赖在男人身上，赖在床上，称为“赖花”，加上“三三”，就称这种女人为“赖三”。一个词，使人联想到过去生活的艰辛，现在再用来形容文革时期被断了活路的女学生，她们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天天在外头荡马路，让男人盯梢，只想享受在上海这座繁华大都市中最后的日子。由此打开那些尘封在记忆中上海男女的往事，让读者唏嘘不已。金宇澄正是这样恪守自己的写作原则，不设置沪语阅读障碍，保留了上海方言的内在神韵，使作品既保留了上海风韵，又拓宽了读者群。《繁花》因此成了人人都能读懂的沪语小说。

　　《繁花》中出现了一千五百多次的“不响”，开篇题记也为“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不响”这个词欲言又止的背后更是蕴含着上海人独特的性格与情怀。“不响”是上海人每天会说很多遍的词，意思是不说、不想说、不知道说什么，也表明了上海人怕说出来惹麻烦的功利。金宇澄在《繁花》中省去陈腔滥调，凭“不响”二字，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让读者自己意会。

　　“某某不响”的句式在《繁花》中到处可见，以“不响”省略人物的心理描写，一切波澜尽在其中。《繁花》第二十六章，李李试探阿宝，让他帮忙决定自己与新加坡男人的婚事，“李李说，看我急于出嫁，就一点不吃醋，一点不酸。阿宝不响。”无须言说，“不响”的背后理所当然是吃醋。阿宝与李李的关系到第二十六章已经发展到亲密恋人的地步，阿宝也开始对李李穷追不舍，并坦白自己是真心实意的爱她，这些都符合一个男人对心仪女人的追求。或许是因为阿宝态度过于轻浮，而李李之前又受过伤害，忘不掉过去，缺乏安全感，于是想以新加坡男人来试探阿宝。可惜上海男人阿宝禁不住试探，不表明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反以娘舅身份为李李和其他男人的婚事出谋划策，实则让人大跌眼镜。倘若是个北方男子，岂会如此轻易就拱手相让自己心爱的女人，但在阿宝这个上海男人这里，在《繁花》中，这些似乎都不足为奇。阿宝不响，或是出于上海男人的本质，怕惹麻烦，或是忘不了蓓蒂，也或是不想耽误李李与富二代结婚，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金宇澄不说，给读者留下无限想象的空间，上海人的万种风情便在这二字中若隐若现。

　　“不响”不仅表现了人物的心理活动，还暗含了作者的人生态度。《繁花》题记“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在文中共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春香结婚时，春香母亲给春香准备好了结婚用品，但春香拿不定主意，心里也不愿意，就问上帝，“我对上帝讲，我要结婚了。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上帝给不出春香答案，春香只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结婚给母亲冲喜。后来才发现，男人是跷脚的残疾人，走一步，踮三记，关键是下半身畸形。春香受不了，三个月后与男人离婚。人生的一切悲剧、喜剧都是由自己决定的。第二次是小毛去世前对朋友们说，“上帝一声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我恐怕，撑不牢了，各位不要哭，先回去吧。”小毛面对死亡无能为力，对大家交代遗言，大家唉声不响。小毛和春香都信仰上帝，希望上帝为他们指明方向，但上帝不响，只能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金宇澄借此表现了海派视野下对人生无常的感叹，以及在城市生活中生命的无常与悲凉。《繁花》在字里行间表现了浓浓的上海风味，方言词背后蕴含着上海人的世俗功利、上海巨大的包容性，由此体现了其语言的海派特色。

　　《繁花》讲述的是发生在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故事，但写的不是xxxx，也不是改革开放，而写的是在此背景下上海都市男女的八卦情感生活。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写到“我甚至只写写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张爱玲：《流言》，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版，第94页。]]这不仅是张爱玲的叙事风格，海派作家大多如此。他们生活在被称为“东方巴黎”的上海，最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思想开通，追求物质与享乐主义。受此影响，海派作品反映的也多是平凡主人公在都市生活中的状态。但小说没有因此而枯燥无味，是因为海派作家受到西方戏剧和电影的影响，在小说中多有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他们把各种元素组合在一起，增加了文章想象的空间，使小说更加生动，引人入胜。

　　海派小说叙事方式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它不讲战争与革命的故事，而是把笔墨放在都市生活中男女既浮华又朴素，既虚伪又真实的生活上。正如张爱玲在《倾城之恋》结尾处写到“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版，第202页。]]海派小说中的主人公把自己置身于历史外，只关心自己的生活，他们不愿做英雄，只追求安稳踏实的生活。金宇澄在书写《繁花》时也是如此，重点把笔墨放在描写上海都市男女的琐碎生活上，通俗素朴地表现都市男女的食色二性。

　　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中点明了海派的特点，“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而已”。[[[]鲁迅：《鲁迅文集》（第六卷），北京：同心出版社，2018版，第169页。]]由此可见，海派小说写的是物欲横纵都市生活中的饮食男女，无关政治与革命。如《长恨歌》中写到“这是一九五七年的冬天，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大事情，和这炉边的小天地无关。”[[[]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版，第167页。]]1957年全国上下在开展大跃进运动，王琦瑶他们却在进行“围炉夜话”。王琦瑶只是一个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普通人，她的“围炉夜话”代表了上海的普遍现象。海派文化是江南的古典与雅致和国际都市的现代与时尚结合的文化，少了任何一方都不算海派文化，因此当《繁花》写到革命时，读者感受到的只有海派文化被侵袭的惋惜。xxxx时期抄家，香港小姐的紧身旗袍被剪，蓓蒂的钢琴被抬走，苏北王师傅的理发店不许烫头发……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特色的东西。阿宝姆妈说，“要我坐在大门外，岔开两条大腿，端一碗粥，我做不出来”[[[]金宇澄：《繁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版，第173页。]]。在上海这座商业化都市里人们早已习惯了精致的生活，所以即便在物质严重匮乏的时代，上海人也不乏生活的情趣。六七十年代清一色卡其布，他们便把用心之处放在配饰上面，在领子上翻出一点花样，表面上随意，骨子里还是考究精细。上海人就是这样，即便在重大变革面前，他们依旧保持精致的状态，不紧不慢地生活着。

　　《繁花》中大大小小的饭局有几十场，尤其九十年代的男男女女，出入在李李的“至真园”和玲子的“夜东京”间，他们在饭局上讲八卦，谈恋爱，谈事业，反映了和平年代人们生活富足后的状态。这是人生中素朴安稳的一面，但其背后也是都市生活的悲凉。初看《繁花》的感觉是人物太多，过于拥挤，但看到最后，人越来越少。就像李李的饭店“至真园”，从最初各路朋友的聚集地到最后的解散，是一段又一段时光的流逝。梅瑞的大型恳谈会在“至真园”摆宴四十桌，人头攒动，风光无限，最终却被姆妈骗了房子，身无分文，回到弄堂里看婆家的脸色生活。李李与阿宝在“至真园”相恋，禁不住对方的相互试探感情无疾而终，最终李李看透人生，遁入佛门。陶陶与小琴在饭局上认识，后来相恋，陶陶抛弃家庭与小琴生活，最后却落的一场空。金宇澄通过这些通俗素朴的故事，表现了现代都市生活悲凉的一面。如同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白流苏与范柳原因为香港沦陷才结婚的悲凉，也如王安忆《长恨歌》中王琦瑶最初的风光无限，到后来的平庸弄堂生活，再到最后惨死的悲凉。但这种悲凉却又不会让人心生绝望。沪生对落魄的梅瑞说“因为是上海，样样奇迹会再有”，离过婚的白流苏会和摩登多金的范柳原结婚，弄堂女孩王琦瑶会成为“上海小姐”，钟表厂的穷小子阿宝会成为外贸生意人。上海就是这样一座有魅力的城市，使人们看清了通俗素朴的生活面貌后，依旧热爱它。

　　海派作家多为电影爱好者。刘呐鸥看电影一定要看两遍，且翻译过好多西方电影理论，在《现代电影》杂志上发表过学术性很强的文章。穆时英在大学时代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周末去上海找朋友一起吃饭、看电影、跳舞，他保存至今的电影评论也是多达十五篇。张爱玲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影迷，据她弟弟回忆，大学时期就订阅了很多类似于《影星》这样的电影杂志，好莱坞电影和中国电影也大部分都看过，四十年代开始自己做编剧写电影。所以，海派作家受此影响，作品中也多有电影技巧的运用，尤其是蒙太奇手法。

　　穆时英的《上海狐舞步》运用蒙太奇的手法把夜间凶杀案，儿子与母亲的不伦之恋，建筑工人被木桩压死，失恋青年呆立在江边这几个不同时空的故事自然衔接在一起，反映了不同阶层在上海的生活，突出“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的主题。张爱玲作品中也不乏对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如《心经》中小寒爸爸想脱离与女儿的乱伦关系，张爱玲将两人的对话与努力往上爬的藤拼接在一起，由此引入作者对两人关系的理性思考，暗示这个家庭早晚会分崩离析。作为现代海派作家的翘楚金宇澄也是资深的电影爱好者。他在《繁花》序言中就引用了王家卫电影《阿飞正传》的结局，梁朝伟穿上笔挺的西装，拿上一打整齐的钞票，折叠好的白手帕放在西装口袋，头发梳成利落的三七分，后再把读者视野带到老虎窗外的“上海滩”，将这两个画面结合在一起，激发读者对上海风味的无限想象，这是蒙太奇手法的运用。《繁花》最典型的叙事蒙太奇还是用平行蒙太奇的手法打破线性叙事，交叉讲述了六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故事。它的目录采用简繁两种字体，繁体代表是六十年代，简体讲述的是九十年代的故事，直至时间点重合，合用简体。两种平行蒙太奇的叙事，使两条时间线形成对比，六十年代的安稳素朴与九十年代的繁华浮躁形成鲜明对比，还有人物命运的对照，如青年期和阿宝一起长大的小毛，两人最初都是工人，甚至小毛的工作更好一点，但最终小毛成为下岗工人，阿宝则成为小有起色的外贸生意人。同时这种写作手法还调整了小说的节奏，如小说第拾叁章，文革时期蓓蒂家境遇十分凄惨，不久和阿婆一起消失了，这些都会引起读者的惋惜悲叹。但作者在紧接着的第十四章有所补偿，写康总一行人到苏州去玩，并且阿宝与李李的感情有了苗头，安慰读者的心灵。这样时代交叉叙事的平行蒙太奇手法，调整了故事的节奏，使其充满想象的空间而不会那么平淡。此外，这也达到了作者的目的，引发悬念，激起读者阅读兴趣。众所周知《繁花》最初是一部网络小说，在“弄堂网”上创作完成。金宇澄每天在“弄堂网”上发表五六百字，为了拥有读者群，采用平行蒙太奇手法不失为一个吊读者胃口的好办法。金宇澄本人也曾表明，蓓蒂的阿婆从绍兴扫墓回来突然去世，网友表示很惋惜，他便又把阿婆写活了，直到文革初期才和蓓蒂一起消失。蒙太奇是海派作家惯用的写作手法，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们迎合读者需要的特点。

　　蒙太奇手法的弊端是它会使故事结构不完整，情节性不强，主题不鲜明。但这也是海派的特色—用不完整的故事，表现零零碎碎的悲凉。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回击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对自己文章的批判，“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张爱玲：《流言》，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社，2019版，第94页。]]还用当时自己在万象上连载的《连环套》来举例，它不像爱，又不像嫖，不健康，又不变态，主题黏糊，但这样的故事很有魅力，能吸引人读下去。《繁花》看似一部都市生活八卦史，烟火气十足，不明白其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豆瓣上也是评价不一，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从中感受到的主题是不一样的。六七十年代的人读到历史的反思，八九年代的读到的可能是爱情，是人生的无常，积极的人读到的是人生如繁花的一样必会绽放，消极的人读到却是人生必会凋谢，一切挣扎都是无用的。金宇澄正是用这种蒙太奇手法表达了上海梅雨天一样黏黏糊糊，不清不楚的主题，给小说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上海人较早受到西方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因此女性地位有所提高。上海女性不仅是摩登现代、精致优雅的代名词，在学识上她们也不甘落后。三四十年代为女性量身定制的杂志《玲珑》就发表过关于现代女性的评论“现代女性应当并不仅仅只体现在时髦的外表上，‘烫发、粉脸、涂唇、细眉’是远远不够的；一个真正的‘现代’女性必须具备下列品质‘丰富的学识，高超的思想，及坚强的意志’这些品质都来自于：多多读书”[[[]李欧梵：《上海摩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版，第126页。]]，可以说很前卫了。而且海派作家中有名气的女作家较多，如张爱玲、苏青、王安忆等人。她们是中国新女性形象的榜样。金宇澄在《繁花》中也塑造了不少女性形象，有天真的蓓蒂，温柔的雪芝，世俗的梅瑞，事业有成的李李，她们构成了一幅幅上海女子图鉴。

　　《繁花》中女性人物多世俗功利，习惯寄生于男人生活。梅瑞因为男方家有房，便随随便便结了婚；兰兰和沪生分手，与条件好的香港人结婚；汪小姐生活无聊，就与徐总调情暧昧，这些女性形象与当今倡导的女性独立思想相悖，因此引发了很大的争论。但纵观海派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大抵都是如此。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目的性明确地迎合讨好范柳原，王安忆《长恨歌》中王琦瑶在温柔体贴且年龄相当的程先生和年老有妻却有钱有势的李主任间选择了后者，即使是苏青《结婚十年》中的新女性苏怀青也是在丈夫不能保障自己生活后才离婚的。她们生活在上海这个充满诱惑力的商业大都市中，生活压力大，含糊过一辈子是不现实的。正如苏青所说，“在一切都不可靠的现实社会里，还是金钱和孩子着实一点”。[[[]苏青：《苏青文集》散文卷（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版，第158页。]]但像苏青这样有养家能力的女人毕竟少有。《繁花》里的小琴一个外乡女人独自在上海，没有文化，也没有人脉，生活不易可想而知。所以，她想方设法和陶陶结婚，企图谋取一个安稳的生活。小琴表面上无条件爱陶陶，什么也不要，甚至甘愿做小的，背地里却冒充潘静打电话给芳妹，挑拨芳妹和陶陶夫妻之情后，在自己住所设宴摆酒伺候陶陶，拉拢了陶陶这颗心灰意冷的心。陶陶的心就这样被小琴骗走了，最终净身出户，和小琴过。小琴如果不是坠楼而亡的意外，也算是目的得逞，从此可以前程无忧，在上海过上安稳的日子，而不必独自苦苦挣扎着生活。因此，上海女性的梦想大多像电视剧《上海女子图鉴》中上海囡囡Kate描述的理想生活那样“我们上海囡囡的梦想，是在三十岁前穿着Vera Wang，在法式饭店里举行草坪婚礼，然后享受生活，悠闲过日子。”

　　倘若认为上海女性排解忧患的方法只有借助男人，那真是太小瞧她们了。她们聪明泼辣，所以就算没有找到稳定的靠山，她们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追求安稳的生活。《繁花》中非中上阶级女性都有工作，小毛姆妈是纺织厂工人，五室阿姨是机械厂工人，梅瑞没遇到小开之前是外贸公司职员，雪芝是国营单位电车售票员。她们的能力不比男人差，凭借自己的实力生活完全没问题，只不过她们更愿意享受生活。凭借自己能力养活四个孩子的苏青，在被问及是用自己的钱快乐还是用别人的钱快乐时不假思索地说“还是用别人的钱快活”。她们的机敏还体现在对生活变数的适应力上，梅瑞姆妈本想借助小开安稳过下半辈子，但是发现小开的公司其实只是个灯笼壳子，就立刻寻找后路，卷走了所有财产，六亲不认，自己生活。《长恨歌》中王琦瑶在李主任倒台后，带着金条，在弄堂里帮人打针来维持安稳的生活。后来又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她就想办法和程先生搭伙过日子，维持温饱。上海女人不做梦，脑子清楚，善于牢牢抓住作人最实的那部分，时刻为自己的前程担忧着。这就是她们的忧患意识。

　　提到上海女人，那便会想到她们的嗲。对于“嗲”这个词褒贬不一，有人认为是用来形容娇滴滴、故作扭捏之态的女人，还有人认为是对具有小资情调女人的赞美。我则认为“嗲”是上海女人以生计为重的识趣，是聪明和小心，是她们生活的哲学。

　　张爱玲在和苏青的对谈记里谈到，“女人在男人之前还是会有谦虚，因为那是女性的本质，因为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苏青：《苏青文集》散文卷（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版，第159页。]]上海女性正是很好地做到了这点，维护了家庭关系的和谐。苏青小说《结婚十年》中，苏怀青的先生贤说“我相信有志气的男人都是宁可辛辛苦苦设法弄钱给太太花，甚至于给她拿去搓麻将也好，没有一个愿意让太太爬在自己头上显本领的”。[[[]苏青：《结婚十年》，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版，第111页。]]可见男人不愿在职业上被女人超过。而上海女人恰恰很乐意用甘为“下者”的乖张来调节生活。《繁花》中春香就是典型的上海女人。小毛和她结婚时，还不情不愿，想念银凤，但随着日子过下去，小毛渐渐适应了与春香在一起的生活，直到人生的尽头也忘不了春香。新婚之夜，小毛热情不高，春香竟甘愿做“下流”人，讲起了荤段子调节气氛，夸赞小毛有精神有劲道，后来两人也就委身荐枕，交颈而眠。结婚后，春香又把十字架拿掉，换成了小毛自幼熟悉的xxx相，撒娇般说道：“老公喜欢啥，我就做啥。”且对于小毛为什么不愿回姆妈家的事情也不多过问，她或许知道小毛与银凤的事情，不想伤了夫妻感情；又或者不知道，只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总之，这样一个乖张的妻子，就算再想念银凤，小毛又有什么理由不好好过日子呢？所以，她们短暂的三年婚姻生活是《繁花》里少有的安稳幸福。无关男女平等，这种男女的不平衡，恰恰可以产生阴阳互济的快乐。

　　上海女性维持了生活的稳定无忧后，却又陷入了无聊的境地，于是她们开始消磨时间，消遣生活。因此，这个阶段的她们多是感伤的。《繁花》中离开沪生与香港人结婚的兰兰，十几年后再次回到读者视野成为拥有两排连号别墅，七个保姆伺候，用拉杆箱拖钞票打麻将的阔太太。她约上小毛和其她四个太太一起去泰国散心，给小毛找女人，听小毛讲夜里和女人有趣的事。兰兰像武则天玩男宠一样玩弄小毛，只不过兰兰是换了种方式，给自己无聊的生活寻找乐趣。以及当小毛说泰国夜里坏人多，当心被撕票，兰兰冷笑道：“真有绑票，我老公会赎吧，巴不得撕票，再讨两个。”[[[]金宇澄：《繁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版，第518页。]]可以看出，兰兰那位有钱的老公外头肯定有人，两人关系可能是表面上的和谐，也可能连表面功夫都没有。兰兰看似无忧无虑花钱享受生活，心里却是忧伤的。因此，不断找些有趣的事来充实自己无聊的生活。再如汪小姐，她老公宏庆是公职人员，生活安稳也无聊。宏庆提议两人去苏州乡下春游，汪小姐说两人去有什么意思。宏庆说约上康总夫妇或者梅瑞夫妇，又都被汪小姐否定了，说两对夫妻玩没意思。最终决定约上康总和梅瑞这两个已婚却不是夫妻的男女，并说，“这大概有好戏看了，我可以笑笑。”[[[]金宇澄：《繁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版，第35页。]]汪小姐玩乐他人寻取开心的心理实在病态，但却又让人心疼。她养的小囡不在自己身边，就算接回来和自己也不亲了，再生一个宏庆又会被开除公职。所以，生活无望的她忧伤。最终，她要寻找一个突破口来发泄自己的感伤，随李李阿宝一行人去苏州，多喝了点酒，半推半就和徐总发生了关系。造成了之后悲惨的命运。

　　金宇澄对沪语进行改良，使《繁花》成为人人都能看得懂的沪语小说。他灵活变换上海方言词的同时，还保留了浓浓的上海风味。在叙事方式上，他沿袭了海派的特征，不写革命战争大事件，而是用通俗素朴的笔调写都市男女的食色二性，且多有蒙太奇手法的应用。《繁花》生动地再现了六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上海市民阶层的生活，把上海人精致务实的性格和悲凉虚浮的人生态度描写的淋漓尽致。《繁花》不仅继承了《海上花列传》和《倾城之恋》这类海派作品的风格，还对传统海派进行了改良，从而体现了海派在XXX的特征，使海派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

　　[1]金宇澄.繁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2]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3]苏青.结婚十年[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

　　[4]张爱玲.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

　　[5]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6]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M].北京：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8.

　　[7]李欧梵.上海摩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8]陈思和.论海派文学的传统[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1）.

　　[9]陈建华.世俗的凯旋—读金宇澄《繁花》[J]上海文化，2013，（04）.

　　[10]黎文娟.繁花论[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11]陈杰.“地方性”消失的焦虑—论《繁花》的怀旧叙事[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