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金融企业高杠杆成因及去杠杆的路径研究

　　1.1.1研究背景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负债率便快速累积，非金融企业的高杠杆给我国的金融经济带了诸多负面影响：对外部其他领域的冲击、拖累经济增长、降低XX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力等。

　　非金融企业是指主要从事市场货物生产和提供非金融市场服务的常住企业，它主要包括各类法人企业。所有非金融企业归并在一起，就形成非金融企业部门。非金融企业债务则是由这些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各类债务总额。目前，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持续高涨已超过160%，造成这个高杠杆率的成因我们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分析。从宏观上讲，我国大多数企业部门在产能已经过剩的情况下，任然选择继续借入资金加大杠杆来应对需求不足的问题，导致了更大的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时收入的增速大大滞后于债务的增速，形成入不敷出的情形，如此恶性循环。从微观上讲，近年来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盈利程度低，这是企业面临高负债的直接原因。

　　我国XX高层对非金融企业高杠杆的问题十分重视，颁布了多个文件解决该问题。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的“去杠杆”做出了战略部署，特别是对前期争议较多的“债转股”提出了较详细的指导原则。并在今年8月23日召开的xxxx常务会议提出，当前要抓住央企效益转降回升的有利时机，做好降低央企负债率工作。

　　1.1.2研究意义

　　一方面，尽管我国的学者们对于非金融企业搞债务的成因及去债务风险、去杠杆的实现路径从十年前到今天都不断的在探讨与研究，但是这一现象并没有得到大的改善，与此同时经过三次加杠杆后XX、居民等各个非金融部门也都达到了极高的负债率。本论文侧重研究我国非金融企业高负债率对经济状况的影响，通过对其成因进行分析，有利于完善我国非金融企业高杠杆的成因及去杠杆措施的相关理论。

　　另一方面，本论文的研究成果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通过对非金融企业高债务的研究，为非金融企业和XX提出能够更好且全面的解决举措，降低非金融企业高杠杆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在降低高杠杆的同时提高非金融企业的创新能力，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本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研究非金融企业高债务的成因，一般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对其解决方法可从XX方面入手也可从企业本身入手。目前国内外关于该问题的文献较多，选其部分大致归纳如下：

　　1.2.1国外研究现状

　　关于企业资本结构的研究。Durand（1952）应用净收益理论以及传统理论阐释了资本结构的三种类型。Robichek与Myers（1966）认为企业通过杠杆债务融资虽然可以提高自身的市场价值，但随着企业杠杆率的提高，企业的风险也越来越大。2008年，X的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去杠杆现象被应用于金融机构之中。去杠杆、降低负债率的专题开始逐渐进入了学术界的研究范围。在X去杠杆的进程中，股票、债券、房地产三大主要资产价格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并且在整个去杠杆进程中相互影响、彼此加强，最终影响到市场流动性，甚至冲击到实体经济。Geanakoplos(2010)则基于抵押均衡理论的研究，认为杠杆率是内生的，杠杆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波动率。杠杆率随着波动率的提高而提升，从而推高资产价格，进而产生巨大泡沫。

　　关于去杠杆的路径研究。Bole（2014）从宏观审慎的角度出发，去杠杆的同时更应关注财政系统的稳定性。Benigno和Romei（2014）对债务去杠杆与汇率变化的分析比较表明，仅仅降低国内杠杆率，会给国际经济发展带来重大的负面作用；只有当国家之间贸易更加开放时，才能满足全球资金流动性的需要。Romei（2014）认为去杠杆是一种长期而漫长的过程，但XX应当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快速方式降低居民杠杆率和负债支出，并通过增加居民税收的方式，间接降低居民杠杆率。

　　1.2.2国内研究现状

　　关于高杠杆的危机分析。张明和贺军（2013）指出社会融资规模以及货币流通量M1、M2的增速与实体经济、宏观经济增速的不对称性，揭示了高杠杆背后巨大的潜在的风险。在经济新常态下，全球经济将会呈现致力于偿还债务、修复资产负债表和去杠杆的状态，并且将面临负债率不断上升和杠杆率高涨的威胁。在经济新常态下，可供选择的去杠杆空间依然很大。贾永军和杨辉平（2015）认为高杠杆的存在使非金融企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容易陷入债务危机的陷阱。杨楠和谭小芬（2016）认为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畸高，已成为阻碍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因素。

　　关于去杠杆的解决之策研究。易宪容（2015）指出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去杠杆”工作的开展势在必行。利率对杠杆的作用，在于推动各种成本生产要素定价的市场化、国际化。陆岷峰和张欢（2016）认为商业银行必须改变发展理念、找准自身定位、加强产品和服务创新、完善风险管理体系。段清泉（2015）认为企业的杠杆率的调整可以从所有者权益、债务结构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刘一楠（2016）认为企业按照杠杆率分位数可分为低杠杆（0-25%）、较低杠杆（25%-50%）、较高杠杆（50%-75%）、高杠杆（75%-100%）四组，通过分别设置虚拟变量，可检验不同杠杆水平下企业营运资本对创新活动支持作用的异质性。

　　1.2.3文献评述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阅读和整理，可以发现大多集中在国家层面和金融领域的去杠杆，对企业杠杆率及去杠杆的研究则不够深入。由于不断上升的杠杆率给国内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通过结合国内外学者对去杠杆的分析，本文试图从我国企业高杠杆的成因入手，找到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方式。这是我国企业乃至整体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1.3.1研究方法

　　（1）规范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法是根据公认的价值标准，对经济运行中应该具有的规律和结果进行阐述和说明。定性分析法是指依靠预测人员的丰富实践经验以及主观的判断和分析能力，推断出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趋势的分析方法，属于预测分析的一种基本方法。本文将通过对于现有的国内外文献的研究，深究其非金融企业高债务的成因以及较为可行的措施。

　　（2）定量分析法。定量分析法是指是对社会现象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与数量变化进行分析的方法。本文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查询整理，充分研究非金融企业高杠杆对于我国经济的影响。

　　（3）比较分方法和文献资料法。比较分析法是指通过实际数与基数的对比来提示实际数与基数之间的差异，借以了解经济活动的成绩和问题的一种分析方法。文献资料法是通过查阅文献资料了解、证明所要研究对象的方法。积累文献可以把文献完整地保存下来，也可以通过做卡片、写读书摘记、笔记等方式，有重点地采集文献中与自己研究课题相关的部分。本文通过归纳大量的国内外文献的主要观点与方法，借鉴国外的一些方式方法，从债转股和债务重组的方向来进行探究。

　　1.3.2研究内容

　　本文对非金融企业高债务的成因及其去杠杆的措施两个方面进行探究。

　　（1）分析我国非金融企业高债务的现状。现状主要从当前非金融企业高债务的特性、去杠杆的主要方式以及我国三次加杠杆的过程来进行分析。

　　（2）非金融企业高债务的成因。主要通过对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经营的风险进行分析，探究其成因。

　　（3）非金融企业高债务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正反两方面来说明，其负面影响具有破坏性，是当前国家调控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分析的重点。

　　（4）非金融企业去杠杆的政策建议。根据非金融企业高债务存在的问题，对企业本身和XX分别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需求侧改革主要有投资、消费、出口三个方面，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造、创新等要素。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坚定不移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严控新增资金进入产能过剩领域，限制产能过剩行业进一步扩张，加快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使实体经济杠杆率在结构分布上更加均衡。积极把握经济发展新机遇，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提升我国对外“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水平，有效吸收、消化国内传统行业的产能库存，为企业盘活资产、减少负债提供良好环境。适度增加中央XX杠杆，实现杠杆率结构性转移。目前，我国总体债务水平适中，但结构性问题突出，主要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且上升显著，地方XX及家庭部门的杠杆率也出现了快速增长。为此，可适当增加中央XX杠杆，扩大中央财政支出，提高中央财政赤字率，增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扩大中央XX代发代还地方债规模，做好地方XX存量债券置换工作，改进地方XX债管理办法，加快形成以XX债券为主体的地方XX融资机制。企业部门内部，要想方设法降低国有企业、XX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杠杆，而对符合经济结构调整及产业升级方向的新兴技术产业，部分市场前景看好的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等仍应给予各类资金支持，保持其杠杆率处于合理水平。

　　超级去杠杆化其实是一个实证经济学的概念。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一个国家的银行总资产占比增速过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个国家就加有可能启动超级去杠杆化。债务融资分为三种：对冲、投机、庞氏。对冲融资，其收入可以支付利息。投机融资，短期内收入只能偿还利息而不能偿还本金，必须债务展期。庞氏融资，收入连利息也还不上，债务不断叠加，必须再融资或变卖资产/抵押物。超级去杠杆化的触发点就是经济体融资活动中投机融资和庞氏融资比重相当大，当这个比重达到一个临界点，资产/抵押物价格会出现大面积大幅度的跳水，坏账大面积产生，信用/债务链条全面断裂，银行遭受重创，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实证经济学就像老中医号脉一样，超级去杠杆化就是给目前宏观经济号脉的结果。

　　当杠杆率较高时，人们和机构可以用较少的钱购买较多的资产，而当杠杆率非常低时，却要用更多的钱去购买相同资产。这就意味着当杠杆收到高度限制的时候，获得信贷的难度非常大，资产价格下跌，反之亦然。杠杆周期的解释往往有以下几个特征：（1）出现较为严重的坏消息和分歧；（2）杠杆率的急速上升；（3）之前享受着杠杆的乐观者遭受损失或破产。

　　3.1.1周期性因素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下行周期，XX主导的投资成为各地经济稳增长的主要手段，但受XX投资项目收益率低、收益期限长等因素影响，XX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速度更快，带动社会整体投资效率下滑，为稳定产出，必须增加投入规模，使得经济进入“投资—效率下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增加投资”循环，推升了社会整体债务规模。2016年末，我国GDP/投资已达80%，较2008年提高了26个百分点；而GDP/M2为48%，较2008年下降在制度性因素方面，主要是地方XX融资平台的债务扩张。根据一般财政理论，XX投资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其投资项目的账面收益差距较大，有的甚至亏损，因此，XX不应通过具体的项目实现融资，而应以XX信用为担保，通过发行XX债券的方式融资，实现融资后，XX把资金用于回报率高低不同的各个项目，获得平均收益。过去几年，受风险处置压力增加等因素影响，部分地方XX的资金运用压力明显上升，但由于地方XX融资政策变化等原因，现有渠道和融资能力不能满足其需求，只能选择“绕道”XX融资平台以项目为基础进行融资。而各类XX融资平台由于政治关联、高管寻租等原因，也有强烈的为XX项目融资的冲动，同时，在经济下行期其他项目贷款风险较高的情况下，各金融机构也热衷于向XX类项目贷款，最终使得银政企形成稳定的博弈均衡，推升了各类XX融资平台的杠杆率。例如，2016年末，山东辖内某市XX融资平台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了近40%，高于所在地市各项贷款增速30多个百分点。

　　3.1.2结构性因素

　　目前，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已经比较完善，主板市场、新三板、区域股权市场、PE、VC等股权投融资渠道日益丰富，但现实中能够利用这些渠道实现股权融资的企业较少，大量股权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并最终转移到信贷市场。一方面，主板市场处于资本市场顶端，具有较高的发行门槛，是少数成熟企业的融资场所，即使是服务于创业创新型企业的创业板市场，也具有较长的审核周期和严格的审核制度，大量企业难以在短期内达到发行要求，融资难度较大。如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创业板市场审核周期约为3～4个月，明显低于我国。另一方面，新三板、区域股权市场等信息不对称问题比较突出，投资者参与度不高，市场容量较低，特别是对一些处于初创期的企业，考虑到清偿顺序问题，投资者更偏好于以债权方式提供融资。此外，VC和PE等专业机构具有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但受投资标的财务信息不透明、后续退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影响，难以提供充分的股权融资支持。

　　3.1.3企业自身因素

　　受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影响，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承担着保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克服私人资本逐利性、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等重要职责。当国有企业出现问题时，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XX有更大动机出面组织协调各类资源，帮助其渡过难关，加之产权约束和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导致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在信贷市场中，国有资本主导的银行体系也更愿意支持国有企业，特别是在经济下行阶段，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经营风险普遍上升，由于刚性兑付，使得银行和债券投资者更加倾向于向资产规模大、隐性担保强的国有企业提供融资，对其扩张债务规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国有企业大量集中在资本密集型行业，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速度更快，也在一定程度加速了杠杆率上升。例如，2008～2016年，山东某地市国有企业杠杆率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而产出贡献率却降低了9个百分点。

　　3.2.1第一次加杠杆（2009-2011）

　　2009年推动企业部门举债。2008年以前中国企业部门平均每年新增总融资仅2万亿，到了2009年以后激增至7万亿，2009年制造业投资实际增速激增至30%以上，并带动了经济在2009、2010年短期回升。但好景不长，2011年以后产能过剩使得制造业投资实际增速持续下滑，并导致了经济的再次下滑。当前企业部门的债务率依然位于历史高位，高债务制约企业设备投资扩张。

　　3.2.2第二次加杠杆（2012-2015）

　　2012年推动XX非标融资。信托贷款增速从2012年初的18%上升到了2013年中期的100%以上，并带动社会融资总量增速反弹。银行通过表外给XX融资平台的非标项目融资，XX基建投资增速飙升，是2012年经济短期企稳的重要动力。但同样好景不长，2013年下半年XX开始整治非标融资，2014年以后经济重新下滑。18年后债务置换计划到期在即，XX不正规融资被全面规范，加之XX债务率已经不低，XX部门再度大力加杠杆的空间将非常有限。

　　3.2.3第三次加杠杆（2016-2017）

　　2016年推动全民举债买房，地产销售新高。2016、2017年中国地产销量连续两年井喷，2017年地产销售面积已经接近17亿平米，地产销售总额估计会达到13.2万亿，比2015年增加了大约5万亿。而这与人口结构和城市化等基本面无关，来自于全民举债买房。2016年以来的基建投资增速稳中有降，制造业投资增速再创新低，只有地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是企稳经济的主要贡献。

　　3.3.1通货膨胀去杠杆

　　这种方法的基本逻辑思路是：通货膨胀增加了企业盈利，使净资产得到增长，提高了企业的偿债能力，进而降低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运用该方法可使企业在债务名义价值不减少的条件下，通过增加分母（资产总值）来降低资产负债率，稀释债务负担。该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收入再分配过程，即通过货币幻觉把财富从债权人向债务人转移，降低后者的债务负担。但对需要去杠杆的国有企业而言，这种方法缺乏可行性，其原因在于：一是实施该方法会严重伤害债权人的利益，促使企业未来债务融资的成本急剧上升。尤其是对于目前债务融资十分困难、具有低负债率和轻资产特征的中小型技术创新型企业而言，其将来进行债务融资的成本将进一步上升，债务融资的难度进一步增强。二是对于高杠杆率的国有企业和房地产企业而言，如果通过信用扩张来推升膨胀，在信贷和作为抵押物的重资产、房地产等紧密相连的背景下，信贷扩张的结果可能会刺激泡沫被进一步吹大，杠杆率不降反升。

　　3.3.2通过家庭加杠杆实现企业去杠杆

　　这种方法的基本逻辑思路是：通过提高家庭的负债率来推动消费需求的增长，消费需求的增长使企业盈利增加，企业的净资产得到增长，提高了企业的偿债能力，进而降低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这种观点看似很有道理，但目前仍不具备可行性，其原因在于：杠杆主要加在收入较低的家庭，而高收入的家庭因现金流较为充裕，举债消费的意愿较低，从而造成家庭收入分布与杠杆高低错配。而且，收入和债务的结构性错配可能会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比如：X次贷危机的源头就是低收入家庭通过高杠杆参与房地产市场，低收入家庭加杠杆既是房地产泡沫尾端的推动者，同时也是泡沫破裂后的主要受害者。

　　3.3.3通过提高股东权益报酬率实现去杠杆

　　这种方法的基本思路是：要从根本上降低企业的负债率，就必须持续提升企业净资产的增值能力，而要提升净资产的增值能力，就必须从特定企业的资产和权益两个层面出发，不断优化资本结构、资产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企业产品的销售息税前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并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发挥财务杠杠的正效应，最终提高企业的股东权益报酬率。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的净资产保持可持续性增长，最终达到去杠杆的目的。

　　仅从企业权益的角度出发，运用债转股、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债转股、持续加快企业股权融资、打通融资通道等方式，优化企业资本结构、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只能达到短期去杠杆的效果。而要实现根本意义上的企业去杠杆，除采取上述优化企业资本结构、降低负债率的措施外，还必须积极推动企业兼并重组，鼓励不良资产证券化等业务的开展，以盘活企业的存量资产；同时，通过加强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创新研究，提高新产品创新率；通过加强国际市场开拓、采取全球化战略等，提升企业产品的竞争力需求。可见，通过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只是使企业实现了短期去杠杆，是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切入点和出发点；而只有成功的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带来的企业股东权益报酬率的提升，才是企业去杠杆的根本保证。因此，不断提高股东权益报酬率，促进企业可持续增长是从根本上实现企业去杠杆的唯一正确选择。

　　杠杆经营风险也就是指企业在杠杆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关风险，例如偿还长期债务的风险、偿还短期债务的风险等等。企业杠杆经营风险的产生，是杠杆经营策略中不可避免的一种风险，也是客观风险。这也是杠杆经营的一个重要特点。本身杠杆经营能够有效的提高企业资金利用效率，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为其提供较好的资金支持。但是也应当看到，杠杆经营同样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由此所产生的杠杆经营风险。

　　从杠杆经营风险的特征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特征。

　　（1）客观性

　　首先，杠杆经营风险的产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风险，只要企业选择负债经营这种策略，就会产生相应的杠杆经营风险。杠杆经营风险的存在，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不可完全避免的，虽然可以通过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对杠杆经营风险进行相应的控制，但是很难在根本上消除负债风险。

　　（2）多样性

　　杠杆经营风险并不简单的表现在偿债风险方面，虽然偿债风险是企业杠杆经营风险的主要表现，但是也有着其他方面的风险。例如在企业杠杆经营过程中，如果企业无法及时偿还债务，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经营运转，还会产生信誉风险。或者在企业不同的负债模式中，也会产生不同形式的经营风险。

　　（3）可控制性

　　虽然企业杠杆经营风险是不能完全规避的，但是可以通过采取一些措施对杠杆经营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因而杠杆经营风险有着可控制性的特征。对杠杆经营风险进行控制，主要依靠财务管理活动，如负债结构优化、债务置换、现金流量管理等措施来降低杠杆经营风险。

　　高杠杆加重企业财务负担，侵蚀企业利润。经济下行背景下，企业大规模举债，过重的财务负担导致有效的经营利润被侵蚀，很多企业出现“增产不增利润”情况，企业严重依赖负债维持运营，陷入负债—亏损—负债恶性循环。对某工业大市21家样本企业调查显示，各企业资产负债率主要集中在50%～80%，8家资产负债率上升的企业中有6家企业增收但利润下滑。

　　“僵尸企业”挤占金融资源，延缓产业转型。“僵尸企业”一般为地方重点企业或支柱企业，企业规模大，从业人数多，地方XX及社会救助意愿强烈，银行信贷缺乏市场化的退出机制，只能被动支持“僵尸企业”，这使得有限的信贷资源被挤占。高杠杆下，企业获取资金难度加大，有效的借贷资金往往投向财务、人工等费用支出，用于扩大再生产和研发的资金不足，产业升级和转型步伐受阻。

　　信贷资产质量下降，银行经营利润不断侵蚀。企业负债中主要表现为银行贷款，经营效益不佳、财务负担过重使企业违约风险攀升，导致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率“双升”。除账面不良贷款，逾期、关注等隐性不良贷款增加，隐性不良贷款转为不良贷款概率极高。在信贷资产质量下降情况下，银行被迫提高风险拨备计提，进而摊薄经营利润。

　　高杠杆企业通过多头授信、互保联保等放大风险，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部分企业主利用关联企业、多头授信、重复抵押等盲目扩大融资，风险通过联保、互保等途径在担保链上下游蔓延，一旦某环节出现问题，整个担保链上的企业风险均会上升，最终向金融机构集中转移。部分高杠杆企业大量使用民间借贷融资，一旦偿债能力下降，出于融资成本等各种原因优先偿还民间借贷，导致正规金融机构风险敞口增加，加之银行受制于压降考核，盲目压贷抽贷，更加剧了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

　　2016年以来，各地积极推进非金融企业去杠杆，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归根结底，各种对策和方法都可以划归为“分子策略”和“分母策略”。在分子端，多是强化银行、XX、企业三方协调合作，通过延长债务清偿期限、变动债权债务关系等方式，降低企业财务负担，特别是对一些贷款集中到期出现债务风险的企业，由地方XX牵头协调各有关部门和市场主体，以“承债式”收购等方式对出险企业进行资产重组和并购，切断债务风险蔓延的链条。同时，积极发展市场化债转股，鼓励银行规范运用资产管理计划或理财产品募集资金，与债转股企业等合作成立有限合伙基金，通过定增基金或并表基金的方式，增加债转股企业并表所有者权益。例如，山东省至2017年6月末已有山东能源、山东黄金、兖矿集团、山东高速等多家企业通过市场化债转股降低了杠杆率。在分母端，则积极推动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如2017年上半年，山东省企业实现股票融资1100多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4倍多，在主板、新三板和区域股权市场挂牌的企业数量，以及实现转板的企业数量都较上年同期有明显增加。为更有效地去杠杆，笔者从企业与XX两个方面给出了推进去杠杆的建议。

　　5.2.1企业建议

　　一是完善企业内部治理。良好的企业内部治理有利于强化财务约束，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推进非金融企业去杠杆，应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各类社会资本规范参与国有企业发展，形成多元化股权架构，逐步建立国有企业杠杆自我约束和外部约束机制，增强财务硬约束意识。同时，推进包括市场化债转股在内的各类债务重组，降低企业财务负担和经营成本。应深入实施规模企业规范化公司制改制等工作，引导和支持企业完善股权结构、健全内控机制、规范财务管理，避免“超负荷”举债、过度担保、盲目融资等行为，提高负债管理水平。

　　二是分类处置暴露的风险。在推进企业去杠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使一部分企业陷入资金链紧张的境地，特别是一些资产盈利能力弱、负债压力大的企业，在市场需求收缩和债务融资趋紧的双重压力下，风险会加速暴露。推进非金融企业去杠杆，应把握好其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关系，加强对去杠杆重点企业资金周转情况的监测，建立风险预警处置应急措施，按照分类处置的原则，化解因去杠杆引发的资金链断裂风险。其中，对杠杆率过高、长期亏损、失去清偿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僵尸企业”，或环保、安全生产不达标且整改无望的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坚决压缩退出贷款，推动去杠杆和去产能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对有市场竞争力、主动降杠杆过程中出现资金周转困难的企业，应积极协调予以资金支持，先稳住杠杆和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再逐步实现降杠杆的目标。

　　5.2.2XX建议

　　加强配套政策体系建设。推进非金融企业去杠杆是一项长期、全局性工作。在中央顶层设计不断完善、整体宏观经济金融环境保持稳健的情况下，需要各地因地制宜构建配套政策措施，确保各项去杠杆政策落到实处。例如，在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方面，应加强对债转股实施各方的政策支持和辅导，围绕转股合作、退出机制等出台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积极构建市场化企业估值评价体系，支持扩大债转股的实施范围。同时，进一步完善监管规则，加强监督管理，引导银行机构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债转股，而不是“明股实债”类债转股。在发展股权融资方面，应加强法律、信用等保障体系建设，强化市场契约精神，增强企业信息透明度，为各类资金进入股权融资市场提供保障。同时，完善企业在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的激励约束机制，把不符合标准的企业坚决挡在市场大门之外；对质量较好的企业，完善奖励机制，积极落实各项奖补措施，支持其有效利用股权融资。

　　[1]杨戈.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结构性问题研究[J/OL].经济与管理,2018(02):63-69.

　　[2]王玉玲.企业降杠杆与金融风险防控[J].中国金融,2018(01):59-61.

　　[3]李霄峻.综合施策推动企业去杠杆[J].中国金融,2018(01):64-65.

　　[4]中国人民银行宜昌市中心支行课题组,陈昌焕,吴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分析——以宜昌市为例[J].武汉金融,2017(11):77-79.

　　[5]娄飞鹏.金融与非金融去杠杆[J].金融理论探索,2017(05):20-26.

　　[6]娄飞鹏.非金融部门杠杆率现状与去杠杆建议[J].西南金融,2017(07):23-29.

　　[7]徐云松.非金融企业高杠杆率的机制与动因——基于融资结构视角的分析[J].金融理论与教学,2017(05):1-5.

　　[8]陆岷峰,葛和平.我国企业“去杠杆”的方式及建议研究[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5(02):118-124.

　　[9]陈卫东,熊启跃.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国际比较与对策建议[J].国际金融研究,2017(02):3-11.

　　[10]陆岷峰,葛和平.中国企业高杠杆成因及去杠杆方式研究[J].金融监管研究,2016(12):63-73.

　　[11]刘一楠.企业杠杆、企业投资与供给侧改革——基于面板双门限回归模型的微观证据[J].上海经济研究,2016(12):120-129.

　　[12]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金融稳定处课题组,王彦青,李晶玲,靳凤菊.河北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情况调查[J].河北金融,2016(12):53-56.

　　[13]潘晶.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原因及去杠杆路径[J].武汉金融,2016(12):58-60.

　　[14]郝慧刚.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水平测算及风险防范[J].华北金融,2016(11):16-21.

　　[15]王芳,周振拓.商业银行支持非金融企业去杠杆的路径选择[J].新金融,2016(10):42-45.

　　[16]池敏.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的影响及原因分析[J].黑龙江金融,2016(09):22.

　　[17]张玉丽,杨洋,何玉.非金融企业去杠杆路径的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6(21):157-158.

　　[18]孟蓼筠.基于微观视角的非金融企业“去杠杆”问题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6(08):110-113.

　　[19]李枫,李济广.非金融企业债务现状与去杠杆政策优化[J].开放导报,2016(04):50-54.

　　[20]勾西玲.关于去杠杆化对进出口企业负债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6(18):160-161.

　　[21]彭扬.发改委：非金融企业去杠杆需综合施策[N].中国证券报,2016-06-24(A02).

　　[22]谭小芬,尹碧娇.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现状和对策[J].中国外汇,2016(11):20-22.

　　[23]陈卫东.非金融企业去杠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N].上海证券报,2016-05-20(012).

　　[24]郑嘉伟.杠杆率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xxx党校,2016.

　　[25]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金融稳定处课题组,贾广军,杨辉平.对我国非金融企业去杠杆化的思考[J].河北金融,2015(04):3-6.

　　[26]Zachary Feinstein.The effects of leverage requirements and fire sales on financial contagion via asset liquidation strategies in financial networks[J].Statistics&Risk Modeling,2017,34(3-4).

　　[27]Daniel L.Takeover Premia and Leverage:Theory,Empirical Observ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J].Journal of Business Valuation and Economic Loss Analysis,2017,12(1).

　　[28]Sorin Gabriel Anton.The Impact of Leverage on Firm Growth.Empirical Evidence from Romanian Listed Firms[J].Review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2016,9(2).

　　[29]Jonathan Raikes.Responsibility and liability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to natural disasters:A Canadian exampl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2016,16.

　　[30]Patrick A.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Lever Test for Diagnosis of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Insufficiency[J].Arthroscopy:The Journal of Arthroscopic and Related Surgery,2017,33(8).

　　[31]Roland F.The Levers of Control Framework: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balance[J].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2016,32.

　　[32]Jonathan Raikes.Responsibility and liability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to natural disasters:A Canadian exampl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2016,16.

　　[33]Bolton.On the influence of hard leverage in a soft leverage bargaining game:The importance of credible claims[J].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2016,99.

　　[34]Tiziano Bellini.Chapter 3-Asset and Liability Management,and Value at Risk[M].Elsevier Inc.:2017-06-15.

　　[35]Leonard Onyiriuba.Chapter 20-Bank Liabilities Portfolio and Liquidity Risk Management in Developing Economies[M].Elsevier Inc.:2016-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