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的比较研究

　　摘要

江奈生·斯威夫特是英国著名的讽刺小说家，他在1726年创作了《格列佛游记》，而李汝珍则生活在清朝乾嘉年间，于1820年创作出了《镜花缘》，两个时代地域看似毫无关联的作家却写出了极为相似的作品。本论文意在研究两部作品的异同，从两者所处的时代，社会现实，文化传统进行分析，比较两者思想特征和审美形态的异同，指出《镜花缘》和《格列佛游记》中存在的异同之处产生的根源。
关键词：格列佛游记镜花缘比较文学

　　一、引言

　　1、写作动因和构想

我在中学时代十分喜爱《镜花缘》这部小说,由于对童年时期看过的《格列佛游记》印象深刻,并觉得两者十分相似,因此论文选题就是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本论文意在研究两部作品的异同，从两者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现实、文化传统着手，具体分析两部作品中相似及不同的情节，比较两者思想特征和审美形态的异同，指出《镜花缘》和《格列佛游记》中存在的异同之处及其产生的根源。
《格列佛游记》与《镜花缘》是两部产生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长篇小说。
《格列佛游记》创作于1726年，作者斯威夫特生活在光荣革命后不久，国内社会矛盾尖锐的时代背景中。这是一部以主人公格列佛游历各个海外邦国为主题的杰出讽刺小说，大致分为四卷。第一卷主要描绘的是主人公在Lilliput(利立浦特,也叫做小人国)的见闻,通过格列佛见识到的小人国选官制度并经历了由荒谬理由引起的两国战争，讽刺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政党之争和统治集团的腐败统治。第二卷描绘了Brobdingnag(布罗卜丁奈格,也叫做大人国),借格列佛与大人国国王谈话的名义猛烈讽刺和严厉抨击了当时英国社会的选举制度和政教分离的政治措施。第三卷描绘了Laputa(勒皮他，也就是飞岛国)和周边各国的旅行经历,格列佛借游历飞岛国经历的种种奇闻异事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当时英国社会的科学家，哲学家和史学家。第四卷描绘了Houyhnhnms(慧因国,也就是马国)这一理想世界,格列佛在这里碰到了公正聪慧而富有理性的慧因国人，也就是马。作者斯威夫特借格列佛与马国统治者的对话巧妙地表达出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与之比较，《镜花缘》创作于1820年，作者李汝珍生活在嘉乾年间，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最后一个繁荣时期的末端，作者察觉到繁荣的背后是日益激烈的社会矛盾，于是怀揣着将其改变的美好愿望写下了此书。它是一部虚构的海外游记，描写主人公唐敖、林之洋与多九公三人游历海外各国的奇特经历。小说共一百回，大致可以划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述了故事发展的缘由，第二个部分讲述了唐敖等人游历各国，寻找才女的故事，第三个部分较为庞杂，讲述了唐敖女儿海外寻父，百位才女考取科举等。李汝珍同样借由主人公游历各种奇异的海外世界经历的种种荒诞现象讽刺封建专制社会的黑暗和丑恶，以及自己对追求理想社会的美好向往。
《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的作者都生活在一个矛盾尖锐和复杂动荡的社会历史时期，现实的黑暗夹带着生活的苦闷无处纾解，两位作者均将这些感情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因此二者都是当时社会背景文化催生的产物。两部作品在思想内容、主题、讽刺手法、理想追求等方面既有一致性又有独特性。一致性在于两者都采用游记的体裁和假借幻想中的王国讽刺当时社会中的黑暗与病态，揭露了人性中可悲可笑的一面，表达出对丑恶现实的批判和进一步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同时他们也具有各自时代赋予其的独特性。两书不同的写作技巧，描绘方式及对海外国家的社会问题看法截然不同。
两部作品虽然都描写了各自不同的海外之邦，本质上都是当时现实社会的变相缩影和作者社会理想的形象体现。本论文从《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的创作背景入手，于宏观角度着眼进行对时代意识及文化特征的分析，具体分析两者作品的情节及主题的异同，意在研究两部作品产生异同的根源。

　　2、研究意义和方法

首先，我采用文献研究法，将历年有关《镜花缘》和《格列佛游记》的研究文献和报告收集并通读，了解课题目前的研究现状。其次，通过运用定性分析法，对《镜花缘》和《格列佛游记》中的具体情节进行分析。将两部作品中相似情节、主题、内容进行筛选与比较。从而认识和理解两部作品的产生异同的根本原因。从中透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最后得出结论。

　　二、作者及其写作背景的比较

　　1、作者生平简介

《镜花缘》共一百回，作者李汝珍，字松石，号松石道人，直隶大兴(今北京市大兴县)人，生卒年不详。据研究者考据，他大约生活于乾隆二十八年至道光十年(1763-1830)之间。李汝珍有弟兄三人，他19岁随哥哥李汝潢到海州，居住在板浦，除两次去河南做官外，他一直居住在海州（今连云港）。《镜花缘》中大部分材料便来源于他在这里的生活经历及海州流传的大量传说。
李汝珍博学多才，精通书法、音乐、围棋、音韵学等许多学科，除了小说之外，他还著有音韵学著作《李氏音鉴》与围棋棋谱《受子谱》，他的博学也大大增加了《镜花缘》这部小说的知识厚度。然而他“读书不屑章句、帖括之学”，并不热衷于仕途，而是倾心于学问，仅在河南做过几年治河县丞的小官，晚年生活较贫寒。
《镜花缘》的创作耗费了李汝珍近二十年的心血，他在三十五岁时决心开始写作此书，然而直至嘉庆二十年(1815)才得以完稿。孙吉昌在《镜花缘题词》中评价他为此书耗费的精力:“而乃不得志，形骸将就衰，…可怜数十载，笔视空相随。”他自己也在《镜花缘》第一百回中这样说道：“消磨了三十多年层层心血，才编出这《镜花缘》一百回”。由此可见，这部作品并非是简单的描述主人公游历海外经历的种种奇闻异事，而是将李汝珍对黑暗现实的揭露与对理想世界的美好向往借由他渊博的学识所凝铸出的发愤之作。
江奈生·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英国著名的讽刺小说家凭借《格列佛游记》一书闻名于世。斯威夫特出生在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早年家庭生活贫困，不得不寄居在伯父家中。15岁进入都柏林的三一学院进行哲学和神学的学习，却对诗歌和历史表现出极大地兴趣。1688年到英国，在坦甫尔爵士家中做私人秘书。1704年同时发表《书的战争》和《一只桶的故事》两部作品，在英国作家中小有名气。但在坦甫尔爵士逝世后，斯威夫特不得不转回爱尔兰，成为一名牧师。1710年﹣1713年间在伦敦居住了两年半，卷入党派斗争，深受托利党首领的器重，他也为托利党尽心尽力。托利党失势后，他回到爱尔兰，任都柏林圣帕特里克教堂主持牧师，终其一生。在生命的晚期，完成了杰作《格列佛游记》。斯威夫特晚年孤苦而凄凉，由于他年幼时就患有脑病，晚年导致耳聋和头痛日益严重，最后几年精神失常，时常昏睡，于1745年在黑暗和孤独中去世，享年78岁。
无论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西方文学史上，李汝珍和斯威夫特都是在其中栩栩生辉的那一部分，两人相似的社会历史条件使他们在许多方面惊人的相似：他们都生活在社会矛盾尖锐的历史变革时期，都在良好的教育的培养下有着对当时社会的形势的广泛的见解和更敏锐的观点。在当时时代背景下受到社会上同时存在的进步思想与落后思想两种思潮的影响，都提出了批判社会、改革社会的美好愿望，但是，由于清XX统治下时代的封闭与落后性和当时英国统治集团下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他们的思想有着各自时代赋予他们的缺陷。但这并不妨碍两人的创作，因为两位作家所处时代背景的相似，他们的作品在主题内容和批判社会方面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另一个相似之处在于两位作家的政治生涯都发展的不大顺利，无论是在当时的清XX文化专制统治下的李汝珍，还是在当时大英帝国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下的斯威夫特，他们渊博的学识及杰出的才能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赏识，在仕途发展上也并不顺利，这种才华不被重用的愤恨使他们的作品不约而同地假借游记的名义实际去揭露社会现实的黑暗，讽刺人性的丑恶。这致使两者身处不同国家却在文学作品的表达方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2、创作背景的异同

《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两者的政治背景十分相似，它们都诞生于一个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历史时期，这使两部作品拥有一定的相似性。而各自时代与环境的独特性又赋予了作品各自不同的特征。
李汝珍生活在清朝嘉庆至道光年间，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最后一个繁荣时期的末端，李汝珍敏锐地觉察到社会的弊端，也预料到了弊端不革除，中国的“盛”将会转向颓势。这一时期，清XX闭关锁国的政策逐渐放松，海外商人与国内商人的交流越发频繁，所以“人们眼界开始扩大, 日益要求打破闭塞局面。”部分有眼界的文人开始觉醒，李汝珍显然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并且这一时期，由于封建礼教愈发强大的影响，对女人的压迫越来越残酷的，《夫纲》、《女诫》、缠足等陈规陋习让女人的地位不能再低。同时这一时期，清XX残酷高压的文化专制下，文字狱正盛行，政治对于文人的限制越来越严苛，但科举取士却依然是平民从仕的一个主要的途径。这一时期国内开始逐渐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这让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弊端日益暴露在人民的面前。社会对女人的病态般的要求，以及八股文造就的酸腐秀才和贪官污吏让李汝珍对封建社会发展的前途产生了担忧，也让李汝珍萌生了要改变的愿望。
斯威夫特生活的时代正逢英国历史上政治风起云涌的时期，1688发动的“光荣革命”并没有完全摧毁当时英国的封建残余力量，在这之后建立的君主立宪制也是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相互妥协的产物。此时英国的资产阶级为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对平民的剥削日益残酷，封建地主阶级为了自己的享乐对人民的变相掠夺使平民阶级的生活日益艰苦。可以说，斯威夫特生活的是一个政治的转变期，而明显，这个转变期对人民来说是漫长而痛苦的，因此出现了许多像斯威夫特这样的作家、启蒙思想家，他们以理性为武器站出来反对国内强大的封建残余势力对人民的压迫并揭露批判资本主义对人民的残酷剥削，用先进的启蒙思想唤醒公众意识，共同追求新的社会理想。
李汝珍与斯威夫特两者身处不同的时代，却同样面临着相似的社会尖锐矛盾，都出于对现实环境的不满而将自己的社会理想投射到了虚构出的海外世界中。使两位身处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作者不约而同地在作品的思想主题，批判现实和讽刺社会，艺术理想追求上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
同时也因两者所处时代具体的社会现实不同使两部作品各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李汝珍的《镜花缘》由于身处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下，作品虽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但仍然摆脱不了当时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下保守落后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仍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下用相对保守的眼光去看待想像中的海外各国，趣味性较强而思想内容相对并不深刻。而另一时期的斯威夫特亲历政党之争，接受了较为先进的启蒙思想的影响，因此《格列佛游记》中借格列佛之口我们能看出斯威夫特所思考的更多是战争、人性、政治制度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他用丰富的讽刺和强烈的夸张影射当时英国统治集团的贪婪与腐朽，批判了社会乃至人性的种种黑暗面。使《格列佛游记》具有更浓郁的讽刺揭露意味，思想内容相对较为深刻。

　　三、作品具体分析与比较

　　1、《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中相似情节的比较

两部小说都运用大量丰富的想象与夸张的手法描写海外各国的种种风土人情，奇闻异事，作者用自己渊博的学识为作品带来坚固的现实基石，使作品充满了奇幻的同时又颇为“真实”，现实与虚幻的完美交融使读者不由自主的身临其境，去幻想真正存在作者所描写得那个奇妙又神秘的世界。
《镜花缘》前半部中，李汝珍凭借自己广阔的知识厚度，丰富夸张的想象力和神幻诙谐的创作手法对唐敖等人在海外所见的各种花草树木、珍禽异兽和奇妙国度引经据典，虚构变形，勾画出一幅神秘斑斓的海外彩图。
比如在第八回中，唐敖和林之洋到了东口山见到了“当康”，“只见远远山峰上走出一个怪兽，其形如猪，身长六尺，高四尺，浑身青色，两只大耳，口中伸出四个长牙，如象牙一般，拖在外面。”“其鸣自叫。每逢盛世，始露其形。”接着向前走见到了“木禾”，这“木禾”长得什么样呢？其“长有五丈，大有五围:上面并无枝节惟有无数稻须，如禾穗一般，每穗一个，约长丈余。”“木禾”中的一粒米就有三寸宽，五寸长，“只见那米有三寸宽，五寸长”。《镜花缘》中还描写了“清肠草”、“肉芝”、“祝余”、“蹑空草”等具有奇特功效的奇花异草，还有“以丝绵缠身，栖在林内，也有吃桑叶的，也有口中吐丝的”“蚕人”，甚至描写了“麒麟”等神秘怪异的珍奇异兽，作者借由古籍传说和自己夸张丰富的想象力为我们徐徐勾勒出这个幻想世界的瑰丽与奇幻。除此之外，《镜花缘》借主人公海外游历各国的视角描写了各种各样奇特的海外国家，如小人国，也就是“靖人国”。作者在《镜花缘》第十九回中是这样描写的:“此地风俗晓薄，人最寡情。所说之话，处处与人相反。即如此物，明是甜的，他偏说苦的，明是咸的，他偏说淡的，教你无从捉摸。”靖人国的城门十分低矮，主人公唐敖进城门时需得弯腰才可通过，城内街道也十分狭窄，两人行走竟难并行；更别提这国国人的身高了，“国人身长不满一尺，那些儿童，只得四寸之长。行路时，恐为大鸟所害，无论老少，都是三五成群，手执器械防身;满口说的都是相反的话，诡诈异常。”李汝珍采用中国传统的写意笔法，重神似轻形似，虽不将自己的身高直接与靖国人的身高进行比较，却通过细节寥寥几笔勾勒出靖国人的形象，使读者读后脑中不由自主的出现了一个形象而逼真的奇幻世界。
与之相似的是，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关于海外各国的描写也颇具奇幻色彩，例如主人公格列佛在利立浦特（即小人国)经历的种种冒险，在作者的笔下小人国的一切人与事物显得十分奇特:小人国的居民还没有主人公格列佛的指头大。格列佛遭遇海难后在沙滩上醒来，发现自已周身被无数绳索固定在地上，像手指那么大的小矮人们在他身上爬上爬下，还准备用专车把体型巨大的格列佛运到京城献给国王。没想到格列佛醒后一声怒吼，“那伙小矮人顿时吓得屁滚尿流，全部落荒而逃”；这里的动物更是小如蚊虫，田野像花坛那么大，“一块接一块被圈起来的田地大约都是四十英尺左右，就像许许多多五彩缤纷的花坛”；京城远远看去小得像戏院里的布景“很久前戏院里演古装戏时，在幕布上绘出来的城市的轮廓”；为解决格列佛的饮食问题，皇帝为此不得不颁布圣旨:“在京城周围几百码之内的村庄，每天早上必须供应六头牛、四十只羊以及其他食品作为我的饮食所需；同时还应该提供数量相当的面包、葡萄酒和其他饮料”；格列佛的手帕上可以让二十四名士兵组成的队伍进行演练；在利立浦特与不来夫斯库帝国的海战中，格列佛横跨海峡，将敌人的五十只战舰徒手拖回了利立浦特的港口；一泡尿扑灭了王后寝宫的大火。
这些情节与国家的描写看似荒诞有趣，然而却是建立在一定的现实基础上，能使读者笑后引起深深的思考。作者通过将虚幻与现实世界的巧妙结合，使两部作品都具有了永恒的生命力。《格列佛游记》中怪异的国家和荒诞的战争实际上是当时英国社会政党之争的真实的缩影。斯威夫特运用夸张到荒诞的手法来向我们深刻的揭露出在剥去种种虚幻的外皮后，英国社会的现状是多么的矛盾与荒谬。那些诙谐而讽刺的笔调下揭露的却是英国社会当下暴露出下种种问题与弊端，情节的幻想性与现实的真实性完美融合成为作品的独特魅力。与《格列佛游记》一样，《镜花缘》也是基于现实基础上虚构了人物和事件，借以讽刺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下黑暗的社会现象，与《格列佛游记》不同的一点仅在于其反映的社会现象不同，例如主人公在女儿国的游历中，通过其经历的男女地位颠倒的种种荒诞情节揭露现实封建礼教社会对女子的压迫与剥削。
文学作品能够对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进行某种程度的再现，通过将熟悉的世界陌生化引起读者阅读兴趣和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思考。《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同时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虚构的创作，使作品在虚幻中表达真实。虚幻与现实的完美融合不仅使作品表达了深刻的现实意味，也使读者在初读觉得有趣后再读便能体会到作者的用心良苦。
另一方面，通过《格列佛游记》与《镜花缘》相似情节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两者写法的不同之处，虽然两部书中都描写了小人国，但二人的写法却截然不同，李汝珍笔下的事物与人往往夸大了他们的某一特征或部位，描写起来较为随性，注重人和事的神似。相较而言，斯威夫特的态度更为严谨，他笔下的大人国与小人国更重视细致性与整体性的描写，例如，斯威夫特在描写大人国与小人国的比例关系时，一率按1：12的比例缩小或放大。小人国里的小人比格列佛小十二倍；大人国的大人又比格列佛大十二倍；因此同样是手帕，格列佛的手帕可以给小人国的皇宫当做地毯，而大人国妇人的手帕却可以当做格列佛的被单。种种对局部环境细致而精确的描写使读者很容易将书中的画面具有代入感和真实感，斯威夫特这种对刻画环境和人物的严谨态度与李汝珍描写事物的随性形成了较明显的对比。

　　2、《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相异情节的比较

《镜花缘》和《格列佛游记》的主题都是借由主人公游历海外各个幻想国家的经历来讽刺揭露现实的丑恶现象，因此部分情节设计和人物描写上有不少相同之处，但由于中西方文化观念的差异及两位作者所处具体时代的不同，致使两部小说在具体情节的设计和特点上并不相同。
首先是两位主人公出海游历的目的不同，《镜花缘》中，主人公唐敖乘船出海游历各国的目的十分明确：一是对现实前途的发展感到灰心，想要远离俗世，归隐修仙；二是要完成仙人在梦中托付给他的使命。所以唐敖的海外游历过程大多以一种旁观的视角经历种种奇特古怪的国家和事件，无论是奇人异事还是珍奇异宝都显得仙气飘飘，十分具有浪漫色彩。所遇到的种种危险也并不致命，危机时刻不是有人前来搭救就是天降异象使其脱险。比如在《镜花缘》第二十一回中，唐敖等人遭到狻猊率领的恶善追捕时，便出现了神枪手魏紫櫻来帮助他们脱离危险；又如在《镜花缘》第二十六回中，唐敖等人因没有将钱财施舍给厌火国人导致厌火国人张口就喷出烈火，“众人也都赶到，一起迎着船头，口中火光乱冒，烈焰飞腾，众水手被火烧得焦头烂额”，但此时却刚好出现了之前搭救过的元股国人鱼，人鱼喷水帮助他们浇灭了这场大火；又如在《镜花缘》三十九回当中，他们遇到了一场“那场乌骓快马也赶他不上”、“翻江搅海”、“一连刮了三日”的大风暴，然而这场大风暴并没有给唐敖带来什么不可挽回的损失，反而将他们送到了“海外极南之地”、“水秀山清，无穷美景”的小蓬菜。
《格列佛游记》中的主人公格列佛出海的目的则与唐敖等人截然不同，格列佛是一名医生，出海游历的目的是在获取丰厚聘金的同时满足自己“到外国去观光”的好奇心，然而格列佛所经历的四次游历全部都惊险连连，以海难开头，经历了种种冒险，凭借自己的智慧或者是好运气才能平安返回现实社会。第一次出海就遭遇了一场海难，格列佛作为唯一的幸存者漂到了利立浦特，也就是小人国，在拒绝帮助国王毁灭敌国后遭到小人国国王的杀意，连忙逃回英国；第二次出海又不幸遇到风暴，船被刮到了布罗卜丁奈格，也就是大人国，思乡心切的格列佛在种种机遇巧合的帮助下再次回到英国；格列佛在家呆了一段时间后开始了第三次出海，却在途中遭遇了海盗，随独木舟漂流到了一个叫“勒皮他”的飞岛国，几经辗转，游历了巫人岛、拉格耐格王国，最终从日本返回英国。最后一次乘船出海中不幸遭遇水手的叛变，格列佛被囚禁后放逐到了”慧因国”。与《镜花缘》的主人公唐敖不同，格列佛的身边并没有什么妻兄或是老舵工相伴，孤身一人经历种种危及性命的冒险，大部分危机全靠自己的智慧和随机应变度过，这种情节上更为惊险刺激的环节和主人公坚韧不拔的冒险精神比《镜花缘》更具趣味性和可读性。
两书不同的情节设计展现了中西方传统哲学文化的差异。首先，格列佛与唐敖出海游历各国的目的不同。唐敖因屡考不中,仕途无望,便想远离俗世,隐居他乡，最终也确实在游历后得道成仙。这折射出作者李汝珍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影响下有着消极隐世的思想，因为传统的中国哲学认为：“哲学的基本任务不是扩展知识,而是促进人的内心境界和道德修养。”而格列佛出海主要是为了丰厚的聘金和满足自己对海外各国的好奇心，虽然次次出海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危险，但格列佛下一次仍然会选择出海。这代表了西方对于了解世界探索世界的哲学观点，西方哲学家认为：“理性是人类心灵的基本特点,它的作用在于了解世界。”中西方关于哲学的认知不同，导致两书中主人公的结局截然不同。
其次，李汝珍和斯威夫特在故事情节的真实感塑造方面也各不相同，《镜花缘》中，李汝珍所塑造的种种奇花异草，奇人异事全都有迹可循，或是出于古籍传说，或是出于现实生活，例如《镜花缘》中吃了可以延年益寿的“肉芝”、啄石填海的“精卫”鸟、住在树上，吃叶吐丝的“蚕人”、还有“当康”、“麒麟”等，皆出自古籍《山海经》和《博物志》，让读者经得起考究。主人公唐敖海外游历见到的各个国家，也都根据《山海经》和《博物志》等古书的记载来安排其具体位置，例如在《镜花缘》第三十八回和第三十九回当中，李汝珍借由各个国王间的谈话来增强唐敖海外游历的真实性，“天朝有部书，是夏朝人作的，晋朝人注的，可惜把书名忘了”，“上面奇奇怪怪，无所不有，大约诸位王兄同小弟家语都在上面”。《山海经》传说为夏代的禹、伯益所作，晋代的郭璞曾为其作注，由此可见李汝珍为增加小说的真实性，借古籍为书中事物引经据典，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斯威夫特为增加《格列佛游记》的真实性，所采用的写法与李汝珍截然不同，作者将格列佛每一次的出海过程都交代的较详细：出海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航行的时间，地点和一起出海的其他人物都有写到。例如格列佛在第三次出海中，是应“好望号”船长威廉·罗宾逊的邀请，于1706年8月5日出发，在1707年4月11日到达圣乔治要塞，停留了三周后再次出发前往东京，结果在出发的三天后遭遇到风暴，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后又被海盗抢劫，格列佛被迫在一艘独木舟中，摇摇晃晃漂到了一个叫“勒皮他”的飞岛国。格列佛在飞岛国呆了三年后，由于思乡心切，在1709年5月6号告别飞岛国国王，到达拉格耐格王国，又从拉格耐格王国到达日本，在日本换乘去了阿姆斯特丹，从阿姆斯特丹返回英国，在1710年4月11号回到故国的怀抱。除了对格列佛每次游历的过程描写得十分考究与严谨外，斯威夫特还将格列佛在这些奇特国家的经历的情节描写的栩栩如生，妙趣横生。例如格列佛漂流到利立浦特（小人国）时发现自己被小人们困住，小人们当场制作出可以运送他的机械来，把他运到京城献给国王；以及格列佛在布罗卜丁奈格（大人国）时不幸与大人国的特产，“两只大老鼠”进行了一场惊险的殊死搏斗；还经历了被一只猴子当做“小猴子”抱到屋顶的惊险冒险，这些险象环生的情节设计得十分逼真而生动，使读者阅读时都忍不住为格列佛捏了一把汗，斯威夫特正是用主人公格列佛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性。
两种对海外国家的描绘方式也展示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镜花缘》中的主人公想象各个场景，只是充当着一个游客的角色；而《格列佛游记》中的格列佛却是亲身参与他们的政治生活。斯威夫特的写法体现了西方文化影响下西方人认识外界事物的普遍特点：即注重亲身的经历和体验,崇尚真实。李汝珍的写法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影响下传统中国文人认识事物的特点：多用俯瞰式的视点,重在描述内心的感受。

　　3、《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中理想国主题的异同

李汝珍和斯威夫特在讽刺与揭露社会黑暗的同时也表达了各自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这就是理想国。李汝珍借《镜花缘》中的君子国来表现他的社会理想，借女儿国体现他较为先进的民主平等观念。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也通过在慧因国当中的马来描绘出他理想的人类——“慧因”。
《镜花缘》中，李汝珍借书中唐敖等人游历到一个“礼乐之邦”——君子国见识到的种种社会现象来表现他的社会理想。君子国是个人人礼让，民风淳朴，的国家，“城门上写著‘惟善为宝’四个大字”，居民人人恭敬有礼，“士庶人等，无论富贵贫贱，举止言谈，莫不恭而有礼”，不愧君子二字。这里的市场上，卖家与买家为了不让对方吃亏而互相谦让；这里的宰相会在路边与普通人交谈，亲切又和蔼；皇帝还下令严禁贿赂，“国主向有严谕:臣民如将珠宝进献，除将本物烧毁，并问典刑。”从这样一个美好谦让的理想国度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当时封建专制统治下官员的昏庸跋扈、贪赃枉法的丑恶面貌的批判和对现实中人人尔虞我诈、苞苴盛行的罪恶现象的否定。
同时，李汝珍对女儿国的描写也体现了他较为先进的民主平等观念，李汝珍巧妙的通过林之洋被女儿国国王强纳为妃一事表现了封建传统社会中男女地位的差距性，书中这样写道“早有宫娥预备香汤，替他洗浴。换了袄裤，穿了衣衫:把那一双‘大金莲’暂且穿了绫袜;头上梳了鬏儿，搽了许多头油，戴上凤钗;搽了一脸香粉，又把嘴唇染得通红，手上戴了戒指，腕上戴了金镯”，后来林之洋还被裹了脚。李汝珍通过将现实封建社会男女地位的颠倒来表达当时社会上男尊女卑制度的一些不合理之处。女儿国中“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这种情形乍一看十分荒诞，然而细细品味却能觉察出作者认为女性并不比男性差的平等思想，这种女性不应受男子的压迫而应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同男性平等的权利和地位的超前思想，表现出了李汝珍大胆的民主思想倾向。
同李汝珍相似，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也借格列佛游历到的各国的经历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理想，例如在格列佛第二次海外出游到了布罗卜丁奈格（大人国）时，借国王与格列佛的谈话，描绘出斯威夫特理想中的君主应该是有“很强的理解力和洞察力”，并具备“理性和常识，公理和仁慈”。在格列佛第四次出海到达的慧因国的经历则更为具体的描写了斯威夫特构想中的理想国——慧因国。慧因是慧因国的主人，他们是一群受理性支配的贤明勇敢、礼貌友爱、公正诚信的马，慧因国中不存在欺骗与战争等一切阴暗的事物，社会繁荣美好。然而联系斯威夫特所处的时代，这种作者所提倡的社会理想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并不能改变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统治下黑暗的社会现实。
通过对《镜花缘》和《格列佛游记》中理想国主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李汝珍提出的社会观和男女平等观，虽然较为朴素朦胧，但在当时的清XX文化专制独裁的统治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压迫下，仍然十分具有进步意义。胡适曾说:“李汝珍所见的是几千年来忽略了的妇女问题。他是中国最早提出这个妇女问题的人，他的《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李汝珍借理想国提出了自己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改革意见和自己的社会理想，这恰恰是《镜花缘》的精神所在。而斯威夫特借理想国提出的改良主张和社会理想受当时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带有保守性。在这种方面上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李汝珍提出的社会理想对之后时代的意义比斯威夫特提出的更加深刻。

　　四、结论

《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相比，虽是诞生于中西方两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作品，但两位作者经历的背景却极为相似：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集团昏庸腐朽。李汝珍与斯威夫特不约而同的采用将现实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夸张和变形展现给读者，用讽刺的手法指出现实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病，批判了人性的丑恶与黑暗。虽然《镜花缘》不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好的讽刺小说，但是李汝珍对封建社会种种泯灭人性的丑恶面貌的揭露与批判却为之后各种包括近代的许多谴责小说展现了更丰富的思路；《格列佛游记》也不是西方文学史上最好的讽刺小说，但斯威夫特揭示了当时英国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初期的种种弊端与矛盾。小说中运用的夸张与讽刺手法和强烈的现实批判意味使18世纪上半叶在英国文坛顽强崛起的现实主义小说艺术得以更进一步的发展。
《镜花缘》和《格列佛游记》题材上都选择了使主人公通过海外游历经历的种种事物和人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相似的题材思想使这两部作品在情节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位作者都充分发挥自己大胆而奇妙的想象力，运用夸张变形等写作手段，通过对现实世界的陌生化处理，让读者得以身处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不一样”的社会现实，使读者在充满趣味性的阅读后能感到深深的思索。李汝珍和斯威夫特生活在不同的中西两国，各自受到自己国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使两位作家关于作品具体情节的描写和刻画上充满了各自文化赋予他们的特征。李汝珍在中国传统写意笔法的影响下写法上重视人物的神似，着重对事物和人的某一局部特征进行描绘，主人公唐敖的视角也大多以游客的身份游览和经历各国，因此许多细节描写不够精准与细致。而斯威夫特描写中的格列佛却是亲身参与各国的政治生活，对各国的整体性描写较强，刻画深入，描写精准。李汝珍的《镜花缘》表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影响下国人认识事物的特点：多用俯瞰式的视角，重在描述内心的感受。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则表现了在西方哲学影响下西方人认识外界事物的特点：崇尚真实，注重自己亲身的经历和体验。
论文通过对《镜花缘》和《格列佛游记》作者创作背景的比较和具体情节的分析，揭露中西方在各自文化的影响下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共通性和独特性。不同的文化诞生出不同的哲学思想，不同哲学思想的碰撞又会产生激烈的火花，两部作品在各自的文化长河中散发着各自独特而闪烁的光辉。钱钟书曾说：“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基本规律。”通过比较,我们不仅能重新认识自己的不足,也能更好地了解其他民族的长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变得更加美好与优秀。

　　参考文献

[1]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张健译本[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2]李汝珍;《镜花缘》[M].贵州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3]胡适;《〈镜花缘〉的引论》[M]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
[4]王礼贾晓霞;《融现实于幻想寄愤懑于讽刺–〈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讽刺艺术之比较》[D];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
[5]陈幸子;《格列佛游记》与《镜花缘》文体特征比较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0年.
[6]王捷;《〈镜花缘〉〈格列佛游记〉比较简论》[D];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四期.
[7]阿运锋;《镜花缘》：结构和正统价值实践[D];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
[8]庞奕;《格列佛游记》与《镜花缘》之比较[J];云梦学刊;2007年S1期.
[9]汪龙麟;20世纪《镜花缘》研究述评[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04期.
[10]叶胜年;试比较《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的创作动机和表现手法[J];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1985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