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论

摘要

《儒林外史》以其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的高度成就，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其成就可谓卓绝。作者吴敬梓用鲜活的人物形象和酣畅淋漓的笔墨勾勒出了儒家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中的百般丑态。作者在书中嘲弄虚伪腐朽的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同时也对那些质朴善良的劳动人民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深切的同情，以此寄托了作者对社会的美好理想，也表达了他意图改造社会现状的愿望。小说的语言生动幽默、确切精炼，人物的刻画精彩丰富、栩栩如生，场景的描写精美细致，讽刺的手法精巧独到、高超深湛，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讽刺典范。自《儒林外史》这部长篇小说成书以来，就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但正如“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儒林外史》的伟大之处，也有着各种不同的阐释。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作进一步深入探讨。

关键词：《儒林外史》；科举制度；讽刺；夸张

一、引言

判断何为讽刺文学，首先得理解讽刺的含义，基于对讽刺的理解来解读讽刺文学，用这样的方式来区分讽刺与讽刺文学的不同。因为一个讽刺既有“讽”又有“刺”的特点，一方面它必须具有一定贬义和否定的性质，另一重要方面它往往可以通过隐喻、夸张、反讽、对比等方式进行间接地反映贬义的消极态度。因此当讽刺在文学里表现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时候，我们便能经常在作品中发现它的存在。

《儒林外史》便被鲁迅先生定义为“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受到他的高度重视，小说中对于讽刺的运用尤其受到他的欣赏。鲁迅先生对于《儒林外史》的评价不吝赞扬且十分透辟，他认为中国不会有比《儒林外史》更加优秀的讽刺小说，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讽刺小说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儒林外史》极具讽刺效果和讽刺意义，它通过戏剧性的形象向读者拓展了现实社会的广度与深度。

二、托明代之名，而道清代之事

作者吴敬梓身处于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虽战乱不断但也相对安稳，朝廷重视科考，却也不断地对各种文人作品进行严格的管控。康熙年间，国内大兴文字狱，文人学士在作品中稍稍表现出对清XX的不满，或是皇帝解读出对清XX的讥嘲之意，就会掀起一场文字之狱。这是对文人学士的迫害，也是文学史的悲哀。在这种大环境下，文人学者在写作之时往往只能避开敏感的词汇与事件，稍有不慎便会招致大祸。而吴敬梓在创作时慧心巧思，表面上来看是写明朝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巧妙地运用了讽刺的艺术，假借明朝的故事婉转地进行艺术创作，向读者展示清代的现实社会，讽刺清代的社会现象。这种高深的讽刺手法，不仅使得故事情节生动，人物活灵活现，且完美地避开了灾祸，使这样一部旷世奇作得以流传下来。

在当时社会，几乎没有人可以抵御功名利禄的诱惑，每一位儒生都全身心地沉醉于举业当中。“人生在世，除了文事，就没有第二件事情可以出头”，读书人被这种迂腐的思想所诱导，个个都被举业迷得神魂颠倒，对其趋之若鹜，做出了许多无知蒙昧、荒谬至极、引人发笑的举动。

书中一开始就写到了两个儒生中的典型——周进和范进。周进一辈子都艰难地攀爬在科举的阶梯上，可一把年纪了却依然只是一个童生。身处当时那样的环境中，这位老童生饱受羞辱，受尽世人冷眼。所以，当他求得了能够进入贡院参观的机会时，无数种感触涌上心头，交织在一起，情绪再也无法控制，便一头撞在了号板上，当下昏迷过去。醒来后，他哭个不停、满地打滚，多年来积压在心里无法言喻的酸楚、屈辱和如堕地狱般的绝望如同河水泛滥一般，再也遏制不住。而范进，弱冠之年便开始应考，一直到年过半百才中了举人。三十四年来，他不仅饱尝了无数失利的痛苦，还因地位卑微而受到了岳父和世人的歧视与侮辱，这些都在精神上对他产生了摧残，造成了伤害。所以当他得知自己中举后，他那早已被折磨到脆弱不堪的神经根本无法承受这从天而降的惊喜，便上演了一幕喜极而疯，三十四年来所受到的折磨、内心的辛酸和屈辱全都在这场“疯”中爆发出来。周进、范进把自己的命运与八股举业牢牢地绑在了一起，科举功名牵动着他们的每一根神经甚至是每一个细胞，会因为考试失利而痛哭流涕，也会因为侥幸中举而发疯。他们两人的经历，令人心生可怜又感到可悲。

周进悲极而癫，范进喜极而疯，他们二人虽不尽相同但终究是殊途同归。作者通过高超的写作技巧勾画出无数生动的人物形象，借以明代之名道清代之事，一方面，戳穿了当时XX权贵的腐败，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礼教的虚伪，科举制度的弊端也暴露无遗，向读者揭示了原本善良的人性是如何一步步被腐蚀的；另一方面作者同时塑造了如杜少卿等一群追求理想人生的人物，热烈地赞扬了他们的自强不息以及他们守护、保卫人性的做法，从而体现了作者的理想。这本书为直接用小说来评价现实生活奠定了范式，为中国的讽刺文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可以说其达到了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空前绝后的顶峰。

三、《儒林外史》的表现手法

《儒林外史》开辟了讽刺小说的先河。身处腐朽黑暗的封建社会之中，吴敬梓敢于直面与挑战的勇气让人为之赞赏。作者所处的家庭原本生活富足，却慢慢衰弱变得低贫，也因而体味到了士大夫阶层的堕落、社会风气的污浊。这种由富到穷的不平凡的巨变使他对清XX统治下的政治腐败和世风日下的寒酸、丑恶现实有了清晰的认识。也是这样的经历使他接触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有了广泛的阅历，不如从前般眼界狭隘，从而形成了这种反叛思想，这些正是《儒林外史》的思想生命基础。本文将其表现手法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细节描写揭示人物的本质特征

封建末世导致文人们的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走向了错误的方向，使他们慢慢形成了各种畸形的性格，这样的环境如同污浊、腐臭的河流和空气长期浸染、腐蚀着他们的灵魂，这是造成封建时期文人厄运的主要原因。

比如范进的母亲在得知范进中了举后，那种望子终成龙的狂喜触发了她的病症导致她一命呜呼，范进也因此由喜转悲，执意再也不使用银质、象牙的杯子筷子这些奢侈用品，甚至为母亲守孝三年。这些所作所为从表面上来看范进是一个极为虔诚的孝子，可是下一处却写到他暗悄悄地从燕窝碗里刻意选出了一个虾丸吃，这些描写把范进的假面轻易地刺破，像一根锐利的针，也如一束灼目的光，揭露与照见了范进内心掩藏着的污浊角落，这是一个封建文人内心最阴暗的秘密，揭示了他们披着孝子外衣来掩饰自己低俗的本质、堕落的礼教、肮脏的灵魂，极大地讽刺了他们的虚伪做作。

作者对人物的细节描写可谓是妙到毫巅。文中胡屠户一直看不起范进，生活里更是经常辱骂、贬低他，待范进因中举而疯狂，报录人建议胡屠户扇范进一耳光以此来唤醒范进之时，他却畏缩不前、心乔意怯。终于是再三鼓起勇气扇了范进一巴掌，准备再来一下时却发现自己的手疼痛不已，以为是打了文曲星要下地狱，便再也提不起胆来，事后甚至去找了郎中开了膏药。作者对胡屠户的这些细节描写简直生动到让读者彷如亲眼所见，揭示了胡屠户对范进在中举前后态度的转变，也表露了胡屠户欺软怕硬、粗暴低俗、尖酸刻薄、封建迷信的性格特征。当范进要回家时，众人跟在范进身后，胡屠户看见女婿的衣服因在地上打滚而变得皱巴巴的，便一路低着头给他整理了几十回。这一处用“一路低着头”的肢体动作来表现胡屠户的恭维，写下次数“几十回”，反讽就更充分了。作者把胡屠户对中举后的范进的那种低三下四描绘得淋漓尽致，他的趋炎附势、庸俗势利更是展现得一览无余。

在小说第十四回中描绘了一个多次应试而不中举，以读书为生，让人可笑而又可悲怜悯的人物形象——马纯上。在西湖游历的时候，他完全不因西湖的大好风光而感叹，而是带上些许小钱，一路上漫无目的，眼里看的不是风光，而是路上的好酒好肉、街边的鲍鱼燕窝。眼中不是鸭子何时长大能食，便是羡慕财贵人家的奢靡生活，水光潋滟的西湖美景在马纯上眼中还不如肥美的鸭子动人。这些细节描写将马纯上对“食”的喜爱表现得淋漓尽致，身处天下第一名景，游玩了三天却只关心美食，表现了马二的迂腐。文中对马纯上爱吃、能吃的描写固然精彩，但对于马纯上看待女人的描写更可以说是妙。文中写到马纯上一路而行，遇到街边的三两美女，他便低下头，他不看美女，美女也不看他。这表现了马纯上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精神的拘束，反映出了他因为极度迷信于八股取士导致的自我抑制，显示出马纯上本性的忠厚老实。

（二）编织戏剧性的情节，达到讽刺目的

明清社会以科举制选拔官吏，命题范围限于四书五经之内，文体严格限定于八股文。这样的“八股取士”制度使应试者无法发表个人见解，束缚和禁锢了他们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完美的，所以在这个制度下诞生的人大多数是考不上进士的老童生，没什么真才实学，他们无法踏入仕途便抛弃本心，去追求虚无缥缈的“名义”和“声誉”。更有甚者，一些位高权重的贵族，一边拿着朝廷的高额俸禄，享受着种种特权福利，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压榨底层人民，终日游山玩水、吟诗作赋、歌舞升平。一边到处招“贤”纳“士”，不惜花费大代价四处拉拢社会“名流”，只为了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好名声。而被招纳和笼络来的这些“人才”以此更加自视清高，越发觉得自己与凡夫俗子决然不同，以为沾了这些贵族的“光”便可以高人一等。作者经常在文中有意地铺排一些与这群“名流”的身份地位并不契合的言行举动，从而向读者揭开了这些“贤士”攀权附贵、趋炎附势的丑陋本性。

小说十二回中写到权勿用受到杨执中的邀请，搭船来到湖州，衣冠不整却也不知道更换，脚步不稳磕磕碰碰地在街上走，进了城也不知道怎么走，慌慌张张之下撞到了挑着扁担的卖柴人，这一撞却把自己头上的高孝帽子给挂在了担尖上，柴农低着头走自己的路也不知道，他大声呼喊但柴农却没听见，加上他又不识路，横冲直撞地撞到了一顶官轿上。正当这官准备把他拷上审问时，张铁臂赶到现场，解释他是娄府请来的客人，这才息事宁人。这一戏剧性的情节描写，将娄家两位公子欲要结交的这位“贤士”的无能和其身上荒诞无理的作风表现得十分生动，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讽刺，也揭露了娄家公子这一类权贵人士终日不务正业，只想着招揽“人才”的腐朽堕落。他们这些人自身没有多大的才华，便想用这些招纳来的“贤士”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讽刺了封建社会中这样污浊的社会风气，并预示了清朝终将衰亡。

从所占篇幅来看，蘧公孙也是小说中极为重要的角色。他的祖父曾是太守，他的父亲也是文人雅士，按理说蘧公孙成长于如此环境之中，自然会被寄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希望，但由于父亲去世得早加上祖父的溺爱，所以他虽粗通诗赋，但是身为权贵家族的公子哥，还是无可避免的有些散漫的性格。而他的妻子鲁小姐则与他风格迥异，鲁小姐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可谓才貌双全。

作者在蘧公孙和鲁小姐的婚宴上安排了这样戏剧性的情节：众人刚刚听完一首戏曲，忽然间一只老鼠从房梁上正正好好、毫无偏差的掉进了桌子上的碗里，把新郎官的大红婚服弄得污浊油腻，弄得众人好一番收拾。喝完几轮酒后，本应该端汤上桌的奴役又因为看戏看得太过入迷，结果把手上的碗给摔了，正准备去捡洒了一地的粉丝时又冲出来两条狗跟他抢，又急又怒的他对着狗踹了两脚，谁能想到不仅没踢着狗，鞋子反而飞了。小说对此场面的描写十分精彩，在严肃正式的婚礼中本不应该发生如此荒诞可笑的事情，这一切在作者的编排之下不仅显得十分合理，还暗示了蘧公孙和鲁小姐二人之间对彼此的不满、不合以及这段婚姻的不幸。

鲁小姐崇尚学术并对蘧公孙赋予了极高的期望与要求，而蘧公孙却对举业这件事根本不上心，两个人在志向和理想上的不契合皆是因为科举制度。这种不幸不仅发生在他们二者身上，在整个封建社会之中，这样的悲剧可以说是稀疏平常了。反观杜少卿与其妻和谐的婚姻生活，二者对比之下揭露了科举制度对人们的毒害之深重，同时表达了作者对这些人的同情，寄托了作者意欲改造社会的崇高理想。

（三）运用人物语言刻画人物性格

作者在小说第三回中对人物的语言描写是跟随着人物身份地位的变化而改变的。通过对人物语言的细节描写可以看出，范进在中举前，怕极了胡屠户，哪怕是中了相公也只敢对其唯唯诺诺地说：“岳父教育的对。”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直言其为“现世宝穷鬼”，说他是废物；范进想考举人时更是辱骂他道：“哪怕是中了相公，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舍给你的，如今竟然还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而当范进中举后，却对其奉承至极，称其为“文曲星”。作者使用大量的笔墨，用一些低俗却接地气的语言描写，使得胡屠户这个市侩的形象无比生动，让读者仿佛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而范进早已对胡屠户逆来顺受，但是考上举人后，却是改称胡屠户为“老爹”，开始使唤胡屠户。

文中对鲁编修的刻画也十分深刻。鲁编修膝下只有一个女儿，他将这鲁小姐当作儿子培养，从小便教她读四书五经，做八股文章。他总是感叹：如果这女儿生作儿子，早就能中不知多少个状元了。哪怕是平日里和女儿闲聊，说的话也都是围绕八股文章，“如果八股文章写的好，不论是诗词还是歌赋，随便你做什么都是立竿见影、效果显著；如果八股文章写的经不起推敲，那不管你做什么事都是歪风邪气、旁门左道。”虽然是只言片语，但却能从鲁编修的言语之间看到一个深受科举制度毒害的八股信徒形象。

同样迷信于八股制度的还有为举业耗尽终生的马纯上，他屡试不举，却依然执着地做八股制度的虔诚信徒，始终把举业视为神圣的事业，认为举业是不容任何人侵犯的。“总是应该以文章举业为主”这样的话马纯上最少都说了三遍，在第十三回中，他甚至说：“从古到今，举业这件事情都是人人必须要做的。”“春秋时期讲求‘言扬行举’，依靠德行和名声来选择人才……就算是在当今，孔子也得要读文章，做举业，必定是不能说出那样的话。”他在对匡超人进行“劝导”的时候说：“在当今社会什么才算作是书？当然只能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在他满嘴的腐臭道理中无一不体现出他对举业和八股制度的痴迷，言语间生动地刻画出了一个迂腐儒生的典型代表。

（四）运用夸张、对比的手法进行讽刺

小说第三回充分运用了夸张的讽刺手法，将范进得知中举这一消息后因欣喜而状若疯狂，彷如痴人呓语般的状态夸张而不失真的描写出来。这一点可以从报录人的语言行为描写证明，他面对范进疯狂的举止并没有慌乱吃惊，而是依据自己过往报录的经验快速地判断了症状，并想出了解决的办法。报录人的举动揭露了这种因中举而喜极而疯的情形时常发生，因此报录人才拥有丰富的经验，显得这些描写真实可信。

当时的读书人受制于社会风气与体制的影响，对举业十分热衷，一旦中举，功名地位、权利便唾手可得，一朝便如升入云间。因此，发生为举业付出一生的书生真正拿到功名之时如痴如醉、惊喜若狂的情况虽然稍显夸张，但是却让人觉得理所当然，起到了辛辣的讽刺效果。作者以范进中举前被胡屠户百般辱骂，面对他的训斥和“教导”唯唯诺诺；当范进问胡屠户借钱时又被诋毁得彷如垃圾，被骂得一塌糊涂，说其痴心妄想，对比范进中举后两人态度的互相转变，进而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讽刺。

书中第十五回中出现了一个不断黑化的人物——匡超人，他的思想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少年期、转折期、变质期。匡超人出身农村，家境清贫，少年时期的他有孝心、勤奋好学、善良淳朴，马二先生看见他身上如此优良的品质，便资助他回家的路费和做生意的银两。他回家后，见到母亲便磕头作揖，平日里白天用马二先生资助的钱做磨豆腐杀猪的小生意，晚上一边照顾卧病在床的父亲，一边读书。村里失了火，他也不顾行李只把父母救出，这时的匡超人勤恳又孝顺。后来匡超人被提携中了秀才，到城里结交了一些“名士”，受到他们的影响，匡超人的思想开始受到污染，进入了转折期。

后来认识了潘三，潘三利用他伪造文书、冒名顶考，这时匡超人的思想已经彻底走向了变质。潘三被捕后他逼走妻子，潘三入狱他无情翻脸，忘恩负义地贬低马二先生的文章，吹嘘自己被供为“先儒”……作者非常细致地写出了匡超人是如何从一个淳朴的少年一步步堕入深渊，蜕变成了一个无耻之人。通过前后如此强烈的对比，向读者揭露了科举制度对人们的摧残，讽刺了社会中的不良风气。

（五）写实的手法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论讽刺》中说道：“现在的所谓的讽刺作品，大抵倒算是写实，非写实的作品绝不能成为所谓的‘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便能出现这样的东西，也只不过是造谣和污蔑而已。”

据说《儒林外史》中描写的人物其实在当时社会或者书籍文献上都有其相应的原型人物，但作者并不是刻板地将这些作为原型的历史人物的经历进行摘抄，也不是如同照相一般将其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而是用他敏锐的洞察力将生活中已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融合，然后用其独特的艺术加工手法以及细腻的笔触塑造出来。

小说中描写的王玉辉、周进、范进等人和发生在他们身上极具讽刺的故事都能在封建社会中找到例子，这些是实际存在或曾发生过的。如牛浦郎、匡超人这些原本天真质朴，却因社会的污浊变得利欲熏心，从而精神堕落的例子，在当时社会实在是司空见惯，一抓一大把，可是在作者巧妙的创作下却是形成了一种对封建社会生动有力的反讽。

作者笔下塑造的这些形象生动而真实，哪怕是小人物也十分具有代表性。卧闲草堂刻本之中有一句评论，其意思是：在不能把持本心，不受他物影响的情况下不要读《儒林外史》，读了之后便觉得这个世界都在低俗的应酬之中，世间到处都是《儒林外史》中所描绘的世界，仿佛身处书中。

四、《儒林外史》的叙事艺术

《儒林外史》从《诗经》、《史记》、《南齐书》、《旧唐书》等史书中进行借鉴和学习，讽刺艺术也都是源于其中，吴敬梓尽管因为《儒林外史》被后人所知晓，被后世交口称赞，但是他本人却是对《周易》、《春秋》、《礼记》等古往今来的经书极其感兴趣，后来他更是以“人生立命处也”形容治经，由此可见经书在他内心的重要地位。所以《诗经》里“赞美”与“讽刺”的观点，《史记》中的微言大义等，都对《儒林外史》的创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以下是对其讽刺艺术的初步分析：

（一）讽刺的基调中对不同的人物寄予不同的情感

小说的整体基调是讽刺的，但吴敬梓对于不同的人物会采用不同的策略来进行讽刺，有些是无情地嘲讽和严厉地批判，有些是在讽刺中包含了同情和怜悯，还有一些则是具有赞扬的肯定意味的。

从小说第七回中出场的王惠，到南昌上任后，没有第一时间去了解南昌的治安情况，也没有去了解百姓生活上的困苦，更没有去了解是否存在冤假错案，而是一心只关注南昌特产，只关心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是否有可以通融之处，种种行为表明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贪官，作者对他的“贪”进行了辛辣地讽刺。还有霸道无赖的严贡生、吝啬抠门的严监生、无德无任的王德王仁兄弟等人，对于他们的恶劣行径，作者在笔墨之间都进行了毫不留情地讽刺和批判。

像周进、范进、马纯上、王玉辉这样的人物所遭遇的经历，还有蘧公孙与其妻子不幸的婚姻等等，都反映了当时堕落的风气与腐朽的科举制度对这些人的残害，捉弄着他们的命运。作者在他们身上寄托了非常复杂的感情，不但饱含有嘲讽和批判，也有同情和怜悯。读者在阅读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时也会产生与作者同样的复杂情感，会觉得他们十分可恶、可笑，可是仔细品味后就会觉得他们实在可怜、可悲。

作为小说中第一位出场的人物，王冕天资聪慧、学贯古今，却不图功名、蔑视权贵，可以说是作者在文中树立的一个榜样，与后面出场的众多迂腐儒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赞扬了他的为人品行，也在他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同样被寄予作者理想的还有以作者为原型来描写的杜少卿。他蔑视科举、反对八股、淡泊功名；他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尊重妇女、讲求平等；他乐于助人、仗义疏财，是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作者用大量的笔墨刻画出了一个个性丰满的人物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借此正面形象讽刺封建社会中的种种丑恶现象。

（二）“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艺术

生活是由喜剧与悲剧交叉纵横在一起编织而成的一张网，因此生活总是苦涩复杂，而又无人能够逃脱其中。吴敬梓因其自身的生活经历，而对现实矛盾的复杂性有着深刻认识，也是因此他才能在创作时将一个人、一个场景当成绳与线，将可悲与可笑巧妙地串联，紧密地交织在情节里。在《儒林外史》中，作者精心安排的这些诙谐丰富的故事情节、荒诞滑稽的人物其实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包含了悲剧色彩的，他所描绘的人物最可笑的地方，恰恰也就是最可悲的地方。喜剧本就离不开悲剧，在作者有意识的安排下，这些带有喜剧性色彩的人物和情节反而更加凸显出悲剧意识与人物性格，使读者感叹其笔法之精妙，达到了强烈的讽刺效果。

在文章的描写中，严监生爱财如命，病重将死之时却久久不能闭眼，只是因为觉得家中点了两根灯草芯太过浪费，待得妻子掐灭一根灯草芯后，才合眼而去。这种夸而有节的描写，将严监生这种封建财主对钱财无比贪婪、一文如命的本质描写得恰到好处，使严监生跃然纸上，映入脑海无法轻易忘之。让读者在阅读时感到万分诙谐，好笑之余又不禁感叹严监生的一生是如此可悲可笑。作者就是利用这种精妙的故事情节，将可悲与可笑交织在一起，在反映人物性格的同时，也显示出滑稽中隐藏的悲剧性内蕴，从而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

《儒林外史》的讽刺不是那种刻板的讽刺，也不是过分夸张的，而是十分具有客观性的，这种讽刺艺术才是成熟的、完美的。在《儒林外史》中，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描写不是虚构的、架空现实的，而是将其融入封建末世这个真实的背景之中，这样刻画出来的人物性格、思想特征的缺陷就映衬了现实社会中的缺陷，它们之间是一一对应的。作者在小说中的讽刺尖锐而辛辣，却又含蓄与委婉，作者不用污言秽语去谩骂，也不会刻意地抹黑或是主观地贬低，他讽刺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揭发暴露某个人某件事，而是着力于对整个社会和时代的批判。

五、《儒林外史》的讽刺作用

（一）揭露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病

小说第三回中写到周进考中进士后升为御史，在广东这边管理科考，当他看到范进的答卷时，认为写得并不好；由于半天都没有其他人交卷，于是就又看了两遍范进的答卷，这一看发现范进这篇文章写得好像还不错，可谓：“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当下便把第一名的人选定了范进。可是如果范进真有才华，为何一直考不中？如果范进没有真才实学，那周进对其答卷的赞叹岂不是胡说八道吗？如果周进真是那识千里马的伯乐，为何要将范进的文章足足看了三次才明白呢？如果不是因为半天无人交卷，想必周进也不会多看一眼吧，况且其他考生还没交卷，凭什么就将第一名定为范进呢？这一处对于考场幕后的描写，让人觉得实在可笑，同时也锐利地批判和嘲讽了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不合理性。

作者在小说中还以匡超人和严贡生两个形象进一步揭露了科举制度的虚伪。匡超人假造文书、冒名代考，严贡生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这样两个人物居然被列为“优贡”，实在是讽刺之至。

（二）对封建礼教的批判

在科举制度束缚人们思想的同时，封建礼教也一样会“吃人”，它毒害着人们的心灵，严重地扭曲了人性。封建制度下，人们饱受封建习俗的毒害，因而在礼教方面存在着顽固保守的思想，这种封建礼教对于广大妇女的残害最为严重。在封建礼教的体制之下，女性向来不被人尊重，对于女性有着无数不公的礼教约束，重男轻女成为封建社会人们的常态。人们往往受迫于礼教的约束而违背与蒙蔽了自己的本心，任何事情放在女性的视角上都显得那么不公与凄凉。

例如小说第四十八回中，王玉辉得知三女婿得了重病便去女婿家看望，结果没过几天女婿就病死了。三姑娘决定随着丈夫一同去了，她的公婆和母亲都在千方百计地劝她，而王玉辉却反其道而行之，对女儿说：“这是能够在青史上留下名声的事情”，回到家仿佛无事发生一般毫无伤感可言，照旧看书写字。自己的女儿绝食八天后去世了，王玉辉却连连说着：死得好！如此泯灭人性，真叫人不寒而栗。到了女儿大祭的时候，王玉辉却又伤心地不肯到场了。本回后又描述到王玉辉在苏州看见一个妇人时，“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礼教与人性本善之间的矛盾，体现出封建礼教对人们心灵的荼毒之深重。

《儒林外史》在着力刻画封建社会黑暗时，却又出现了杜少卿这样一个人物。他出生于大官僚地主家庭，一门同时有三位鼎甲，几代之间出了六个尚书，由此可见其家族的兴旺显赫以及对科举的崇尚。可是杜少卿却是出“淤泥”而不染，不仅不热衷于科举制度，淡泊名利，对妻子更是无比尊重，敢于对封建礼教提出反对的意见。封建礼教向来规定女性就应三从四德，而杜少卿却认为女性与男性之间应是平等的，认为女性也应该拥有同等的社会地位。

杜少卿十分尊重妻子，在那个人人三妻四妾的社会，他毅然拒绝纳妾，哪怕是在他准备卖房搬家之时，也要先询问妻子的意见，得到妻子的同意之后，他这才将房子卖掉准备着手搬去南京。同时他还赞扬与支持像沈琼枝那样的敢于反抗、敢于保护自己权益的女性。当沈琼枝被人们用封建的眼光评定为一个江湖大盗时，杜少卿却称赞于她，由此可以看出杜少卿重视女性地位，反对封建礼教的先进开明思想。

小说中写杜少卿带妻子游山玩水的场景更是将他的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封建时期，夫妻携手旅游是违反礼教的事情，而杜少卿却牵着妻子的手游山玩水，这在当时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这种违反男尊女卑的行为让路人看得瞠目结舌。作者看似着力于描写杜少卿敢于挑战封建礼教的可贵品质与思想，实则是对封建礼教的强烈讽刺，这种对比的手法将封建礼教的荒谬与不公展现得淋漓尽致。杜少卿这个人物在小说刻画的黑暗世界之中，犹如一盏绽放着刺目光芒的灯，也正是因为这束光，将封建礼教的黑暗揭露得一览无余，使读者更加清楚地感受到作者对于封建礼教的鄙夷与作者企图改造社会的理想。

六、《儒林外史》作为讽刺小说的得失

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极其喜爱，在各种评本里多次赞扬《儒林外史》，并将其定义为讽刺小说。也正是因为鲁迅先生的评价，《儒林外史》才正式以讽刺小说为大众所知晓。但讽刺并不是《儒林外史》的全部内涵，在讽刺小说这个框架下解读《儒林外史》会得到独特的价值观，有着深刻的意义，但是仅以讽刺小说来理解，却又比较容易遗漏作者对真诚善良的人民群众同情和热爱的情感思想、对社会的美好期盼以及他意图改造社会的伟大愿景。因此仅从单一角度理解《儒林外史》会使得思维变得狭隘，无法品味出小说的全部精华。

（一）《儒林外史》在小说史的地位与文本研究价值

《儒林外史》作为讽刺小说被人知晓之前，它的读者主要集中在文人群体，虽然不算名不见经传，但是也远不及《红楼梦》等名著那样声名远扬。而《儒林外史》后来在小说史上确立了崇高地位还得益于鲁迅先生，也正是如此才有了《儒林外史》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和独特的研究价值。因为鲁迅先生的正确解读，人们真正地理解了《儒林外史》中精妙的讽刺艺术，夏志清等学者才真正将《儒林外史》与《西游记》等名著放在同一级别，称之为经典之作。

《儒林外史》在讽刺小说这个框架下被学者们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他们将小说晦涩难懂的内容一点点拆解出来，详细地将其中的讽刺艺术、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进行赏析。经过拆解分析后，小说本身精妙的语言技巧，精彩的故事情节，生动的人物形象都显得透彻无比，使得普通读者也能够对《儒林外史》进行品悟，而不再是像看古文那般不得其精髓。这也是《儒林外史》被大众所熟知，广流于世的重要原因。

（二）《儒林外史》在讽刺小说框架下的局限

《儒林外史》作为长篇小说，若只在讽刺小说这个框架下来看，有着一定的局限性。这让其小说主旨不容易得到正确和完整的解读，读者往往会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偏离小说本身。

《儒林外史》从《诗经》、《史记》、《南齐书》、《旧唐书》等史书中进行借鉴和学习，讽刺艺术也都是源于其中，也正是这样，小说中不仅包含了讽刺，还有一定程度的赞美。例如以作者本身为范例所描写的杜少卿，其本身不单单只是为了讽刺八股取士及封建社会，他与王冕一样，代表了在黑暗社会中一群不愿与腐儒同流合污、濯清涟而不妖的真正的文人雅士。如果纯粹以讽刺小说的视野去解读《儒林外史》，就会流失一些作者深藏于作品中的精华，而且也容易将读者自己的经验带入到小说之中，将自身的时代思想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小说里描绘的世界相融合。如此一来，很容易产生对人物形象、小说主旨的误读。

七、《儒林外史》与晚清谴责小说对比

《儒林外史》作为“真正的讽刺小说”，可以说它在同类作品中是最为出色也最具影响力的，它奠定了我国讽刺小说的基础，晚清谴责小说也明显受到它的影响。

晚清时期，因为清XX的腐败无能，国力衰落，导致了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面对列强种种丧权辱国的条约，清XX屡次妥协，完全无力改变局面。清XX一味地压榨百姓以满足列强的野心，国库掏空、割地赔偿，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在这种艰难的社会环境中，一位又一位不满于现状的文人涌现了出来。他们身怀大志、才华横溢，试图以文字的力量改变现状，于是诞生了许多优秀的讽刺小说和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一些极具代表性的小说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儒林外史》的影响，由此掀起了清代讽刺小说和谴责小说的另一个热潮。

晚清谴责小说的讽刺重点也在于官场的黑暗腐朽，但是与《儒林外史》却不尽相同。一种意见认为，这些谴责小说暴露和谴责了社会各方面的丑恶现实，让人们对当局不抱希望，从而去寻找改变的方法和道路，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和社会意义。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类小说虽然揭露和谴责了官场的黑暗现象，但是谴责的范围却是有限度的，它们回避了社会中的主要矛盾。章培恒便将谴责小说分为两类，他认为《老残游记》、《孽海花》等作品只批判个别糊涂官吏，没有通过具体事件来揭露清XX的腐朽实质和封建制度的罪恶，这会使人们对清XX产生幻想；而《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则没有从根本上揭露社会制度的腐朽，使读者无法认识到产生黑暗现象的真正原因，从而引导人们向丑恶的现实妥协。由于社会背景的影响，这些作者原本意图用最真实的一面来叙述故事，以此吸引读者，可是他们在描写真实的时候却又陷入了真实的陷阱，他们所谓的真实是矛盾的，是被歪曲了的。

与《儒林外史》的写实手法对比，晚清谴责小说试图通过现实去抨击社会。吴敬梓能够用细腻精妙的描写和曼妙的语言使他讽刺的人物不刻板，生动形象地塑造了封建社会的书生形象。而后者则不同，这类小说对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的描写夸大失实，虽然是为了吸引读者，但这种过分夸张的手法缺少层次感，显得太过直白。这种手法与《儒林外史》相比起来缺少了悬念，对于故事情节的把控比较粗糙，主题也过分夸张。这种写作手法会使得读者的情绪随着作者的语言而激烈起伏，虽然激起了读者的情绪，但是这种感情却使读者的思想与作品原本想表达的主旨有了偏差。这种过度讽刺的特点，使人无法在故事情节的字里行间里欣赏讽刺带来的艺术韵味。不过《孽海花》等几部具有代表性的谴责小说倒同《儒林外史》一般，在讽刺与谴责的氛围里，对语言和文字的把控可谓高超，使用清新淡雅的文字却又能进行深刻的讽刺，这使文章在不失主旨的前提下又多了些艺术气息。

鲁迅先生肯定了谴责小说的“命意在于匡世”，胡适则认为谴责小说都是《儒林外史》的产儿。它们在叙事方面的写作手法较为接近，都有着由不连贯的短篇组成长篇的这一特征。但是晚清时期的小说多在报刊中连载，所以作者往往在写作时缺少充足的构思，导致文章结构不够严谨缜密。其叙事特征虽然是在《儒林外史》上发展而来的，但由于缺少贯穿文章的中心人物，有些剧情的穿插显得不够融洽，给人一种稍显勉强的感觉。

《儒林外史》是将现实中的人物进行文学艺术化的处理，可以说是“人变成鬼”；而晚清谴责小说里则将现实社会的人描写得飘忽不定，可以说是“鬼变成人”，他们热衷于追求真实性的描写，使得角色人物呼之欲出。这种魔幻现实主义不仅是对讽刺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也与写实的讽刺主义一样彰显了对讽刺文学的不断创新。讽刺小说与谴责小说之间讽刺精神的关联和变异，正是在这些作者的继承与创新下诞生的，这也标志着讽刺小说出现了新的高峰与拐点。而继承与创新是任何事物发展所必备的重要因素，这些作品对于后世讽刺小说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借鉴作用，具有非凡的意义。

八、结语

《儒林外史》以其高度的思想性和独特的艺术性成为了中国古代讽刺小说中的绝响，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也为后来的讽刺小说起到了榜样作用。作者以准确生动的语言，细腻优美的场景描写，精湛独特的讽刺手法，创造了无数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勾勒出了儒家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中的百般丑态。小说揭露了以八股取士的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病，批判了吃人的封建礼教，暴露了当时的XX官僚的腐败，讽刺了因人们醉心功名而形成的虚伪恶劣的社会风气，从而揭示了人性是如何一步步被腐蚀的。除此以外，作者还对王冕、杜少卿等真诚善良的人民群众充满了深切的同情和热爱，赞扬了他们的可贵品质。

基于笔者的学识和能力有限，本文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儒林外史》作为讽刺小说的得失以及其与晚清谴责小说的对比等进行了非常粗浅的分析与研究，而其内容又比较复杂，所以本文的研究成果难免会有诸多不足，还需要在以后进一步的研究中加以改进。

参考文献

[1]白家祉.我看儒林外史[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5.

[2]辞海编辑委员编.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3]苟瀚心.《儒林外史》讽刺艺术分析[J].鸡西大学学报，2010，10（04）：125-126.

[4]王华生.略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J].教育教学论坛，2014，（26）.

[5]李秋菊.同而不同——论鲁迅对《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借鉴与超越[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7（01）：113-116.

[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7]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87-288.

[8]罗舒敏.《儒林外史》“讽刺说”献疑[D].深圳大学，2017.

[9]苏虹.《儒林外史》讽刺艺术手法例析[J].河南省信阳职业技术学院，2007，2：67.

[10]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11]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12]夏学明、刘若敏.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J].神州（中旬刊），2011（2）：7.

[13]韩秀全.《儒林外史》的讽刺特色[J].科技信息，2009，（4）：444,446.

[14]卢声扬.戚而能谐婉而多讽——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J].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6（3）：50-53.

[15]曹愉.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J].神州，2011（20）.

[16]肖菲.论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的演变[D].延边大学，2004.

[17]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18]杨蓓蕾.《儒林外史》与晚清谴责小说[D].济南大学，2013.

[19]章培恒.论晚清谴责小说的思想倾向[J].学术月刊，1964（12）：49-58.

[20]周先慎.明清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1]周先慎.《明清小说》导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2]朱哲.论《儒林外史》的语言讽刺艺术[J].青春岁月，2012（16）：47.

谢辞

时间如梭，四年的时光一晃而过。在这将近四年时间里，我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随着毕业的脚步越来越近，心中的这种感恩之情也越发强烈。

关于《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一直是学者探讨的焦点，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在这里，我要衷心地感谢我的指导老师田若虹教授在我撰写论文的各个阶段所给予的悉心指导，感谢田教授对我的鼓励和帮助。

其次，感谢所有帮助和教诲过我的老师。我永远不会忘记教研室和蔼可亲、学识渊博的各位老师，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使我钦佩，他们的批评与建议，对我的学习、生活等都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再次，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朋友和同学。在整个论文的写作中，各位同学和朋友积极地帮助我查找资料，并给我一些论文写作的建议和意见。同时也在生活上帮助我，让我体会到校园生活的美好。是他们点点滴滴的关怀和爱护之情，感染了我的灵魂，激发了我刻苦学习、积极生活的热情，为我今后的生活、学习、工作储备了力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