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需求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再思考

　　摘要：理论和实践证明，通过提高总需求的水平来刺激经济发展是应对宏观经济在一定时期波动的有利武器，内部消费需求扩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是保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最终动力。内需驱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也是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重大举措。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总需求当中，消费需求所占的比重最大，对GDP增长的贡献也最大。统计表明过去的三十多年，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都在50%以上。凡是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的年份，消费增长率都在6个百分点以上。相反，只要消费增长速度下降，则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下降。如何使我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转为内需驱动型发展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详细分析了内需驱动型经济发展的方式和特征，通过对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提出了扩大内需增强消费的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消费需求；需求不足；扩大内需

　　引言

　　居民的衣、食、住、行等方面最终需求的增加，往往是一国经济发展最有效的动力。保持一定的消费率，增加居民的最终消费，才能刺激投资增加，推动经济增长。重视消费，一方面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刺激经济增长首先要刺激消费增长，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只有通过鼓励消费、培育消费、引导消费、保护消费来才能使一国经济增长保持长久动力。

　　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始终把扩大国内消费既以内需驱动方式作为促进消费升级，培育消费热点发展经济的重要任务。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的需求结构发生了转变，开始不断促使我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驱动型发展轨道上来。因此研究以大量增加消费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通过拉动内部消费需求来增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年放大内需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比重，让投资和出口在GDP比重中逐步归于正常，使我国经济走向良性发展轨道这是彻底改变中国经济仅由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驱动方式转变的关健。

　　近些年来我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民经济增长率持续超过7%，高经济增长率和良好的经济增长质量使得城市中低收入劳动者的经济收入持续增长，这在一方面“激活”了中低收入者的多种需求，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塑造了最广泛的消费群体；另一方面，也使原来购买力较强的消费者提升了消费层次，推动着消费档次品质的不断提升

　　从内部发展环境看，过去的三十多年，经过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与改革，我国已实现了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新阶段的历史性跨越。在这个新阶段，突出地反映在人的自身发展已成为新阶段发展的核心目标。人的自身发展迫切要求改变以GDP为中心的增长主义倾向。

　　从外部发展环境看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欧美市场为代表的外部需求萎缩已成为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趋势，我国经济继续依赖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即使外部市场恢复，作为14亿人的大国，也不能把经济增长长期建立在外需基础上。这自然要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扩大内需上，扩大内需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问题所在。就目前中国的经济情况来看，中国的内需与X相比差得太远。X3亿多人口，年消费达到11万亿美元而；中国14亿人口只有4万亿美元。中国人均消费不足X十五分之一。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内需增加到X人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中国GDP总量上升以80万亿元以上，潜力巨大。还有中国经济不仅居民消费力低，而且存在严重三大不平衡。比如城乡之间、中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等经济发展巨大的不平衡。因此，对于欧美疲弱的需求来说，中国潜在需求是巨大的，问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发挥出来。而国内居民的潜在消费力并非可用短期的经济政策变化可激发出来的，它只能通过重大制度改革来实现。比如土地制度、户口制度、劳动收入分配制度、教育制度、XX职能重新等重大制度改革才能激发出来的。它是无法用短期的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变化得以调整的。为此，无论是短期内巩固反危机成果，还是从保持中长期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现实需求看，都在客观上要求我国实现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经济发展转变到以内需驱动为主上来，只有这样我国经济才能走向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改革开放之初、xxxx南方讲话之后及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三个时期，我国在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改革中，在公共服务体制创新的改革中，在对垄断行业的改革中。在制造业产品研发、自主创新增加自主知识产权等方面，在初步建立社会安全服务网络稳定居民消费预期及带动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就业快速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等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改革红利，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水平已经具备了内需驱动的能力。

　　人力资源是各种经济资源中的第一资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的这几十年，主要有两个发展点[1]。是以解放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相互之间固定为主的分配型市场向相对自由型市场转变[2]。是国际环境的利用，包括外资，外企的引进和因这关系提高的生产水平，以及信息时代的进入让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更加便宜。这两者的实现都是以低廉的劳动力为基础的，前者是劳动力的开放，后者是开放后的劳动力成本远低于同一产品所相对的世界平均。实践证明经济增长的内生与外生变量都受到人口的影响，而我国人口基数大、总量多，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充沛的人力资源一方面给经济带来大量的劳动力，有利于各类产业形态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增长并产生规模效应，另一方面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可形成一定地规模经济并对促进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产生积极地影响。现实已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只能依靠其内部自身的发展，例如可以通过优化人口城乡分布结构，通过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通过提高农民收入来刺激国内需求和支持内需主导产业。通过自主发展，在本国国内研发和生产先进技术和设备，通过改善产品和服务通过增加国内的积累和储蓄等手段来提高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中国人口众多，有利于拉动内需，刺激消费，最终充沛的人力资源将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消费将逐步替代投资和出口。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经济内需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不断的研究，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其认为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即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其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提高XX干预经济的能力，不能自由放任经济的波动，国家有关部门应主动刺激消费和刺激投资。凯恩斯认为：“扩大有效需求的最明智的方案是投资和消费同时双向行动。必须既促进投资，又促进消费，这样在现有的消费倾向下，不仅可以使消费量随投资量的增加而有相应的提高，而且还能够通过消费倾向的提高使消费量达到更好水平[3]。”二战后，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X经济学家基于凯恩斯的内需结构理论，提出了需求管理的经济政策，其认为为了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XX应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对社会的总需求进行适度的调节，不仅对需求进行分析，对供给也要进行分析，根据经济的波动情况采取扩张或者紧缩的政策。这对我国建立经济运行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琼•罗宾逊(1903-1983)认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主张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X经济学家詹姆斯•杜森贝里(1949)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其认为普通消费者当期消费水平受长期相对收入水平及外部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影响较大，而受短期内收入水平的增减影响较小。弗里德曼同样认为长久收入对消费的主导作用。从西方经济发展的趋势看，西方经济学家一直非常重视对投资与消费领域的调节，他们结合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践，对投资与消费结构问题做了很多细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是很多都是针对某一角度，对解决综合问题理论尚有不足，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如中国这样制度性因素影响巨大的国家，应加入更多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我国学者也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理论观点，欧阳昌鹏（2005）认为体制性因素是我国消费率下降的主因，并且XX主导型的投资行为将延续高投资、低消费的趋势[4]。陈立平（2005）提出了理性消费攀比的概念，为我国储蓄率过高以及消费需求偏低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易培强（2006）则将消费需求的制约因素集中于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变动因素、及消费者预期过低[5]。郭美花（2008）认为提出了扩大内需的重点是消费需求，而难点主要在于居民收入偏低及社会保障不足[6]。何晓英（2009）认为内需结构失衡的原因是体制不健全、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刚性需求产品价格过高、收入分配不合理等因素，并提出了促进消费的相关建议[7]。张晓峒，徐索菲（2011）通过卡尔曼滤波方法对设置模型进行估计，得出了我国消费及投资均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相关影响，但消费增长敏感性略高于投资，并明确提出消费需求将成为拉动我国国际投资，因此，高储蓄率及高投资率成为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必然特征[8]。我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消费潜力巨大，居民储蓄率高，人民资金充裕，具有明显的地域和生产要素优势，这些都是扩大内需的客观条件。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理论分析以及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需求结构形势，可以看到，尽管我国的消费水平和质量都在逐步提高，但消费领域仍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内需结构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后发现，截至目前，单以内需结构作为核心议题的文献总量不为多见，即使有期刊文献、学术论文及专著对内需结构问题进行研究，其角度也较为单一，对内需结构失衡表现的查找尚显不足，对导致内需结构失衡的致因分析不够透彻。与此同时，对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建议也较为片面，缺乏系统性、完整的多措并举的调节机制。综合上述，本文从以下角度做些探讨：

　　长期以来我国在收入分配的指导思想上一直本着国家拿大头、企业拿中头、个人拿小头的分配原则，因此近年来，尽管我国居民收入总体上不断提高，但在收入分配结构中，XX和企业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偏高，分配结构不合理现象依然存在。以2010年为例我国创造的GDP大约是40万亿，在分配体系中XX财政与税收约占20%左右，大型央企约占10%左右，石油、电信、移动、电力、金融约占10%左右，房地产及物流约占30%左右，不到30%左右国民财富才由全社会各行各业进行分配，尽管如此在全社会这些行业中各行业的领头羊还占有了这剩余30%的大部分[9]。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2.95%，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3.33%，而同期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及对外投资的增速均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由于居民收入在收入分配中占比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从而造成一方面是巨额的外汇储备与居民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即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巨额的贸易顺差变成了庞大的外汇储备，这部分外汇储备停留在国外银行账户上或变成X等国的国债，不仅没有实际转变成可供居民消费的即期产品，而且面临很大的贬值风险。另一方面是分配体制的长期一贯不动使每年的新增人口、城市化进程涌进城市的人民、下岗职工在不断产生规模巨大的低端人群。尽管经过全国十几亿人民的勤劳工作蛋糕是越做越大但是由于分配体系改革一直停滞不前，收入分配体系不均衡制约了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农村的城市化是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的根本动力，它不仅能吸纳了上亿劳动力充分就业，而且能造就一个庞大的需求市场，近些年国家为了拉动内需增长通过家电下乡、住房与汽车等消费升级的等各项方法拉动农村市场需求，并进一步提出了促进居民文化、旅游、健身、养老、农政等服务消费方式发展的政策建议都对拉动内需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从目前的状态上分析，我国农村城化镇进程较缓，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民消费水平的扩张。所谓城镇化是指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社会产业结构和城乡人口结构变化的过程是社会生产方式变革引起的人类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改变的过程，用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是总的趋势，但是不同的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由于自然地理、历史、政治、社会、经济等条件不同，其城镇化发展阶段、城镇体系结构形态不尽相同[10]。我国的城镇化过程不仅能体现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的特点同它也加强了小城镇建设并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已知的各类人口预测数据都说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将会持续的增加，今后长期将保持在不低于1亿人的水平。采取离土不离乡的办法使农民进镇务工、经商、发展生产是拉动内需扩张大多数低收入者消费需求的根本[11]。城镇化可以拉动消费，前提是进入城市的人有消费能力。城镇化有欧美较为完备的城镇化，也有印度式无法拉动内需的城镇化。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未来二三十年，如果城镇化率的提高保持目前水平，每年将有1000多万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和城市集聚效益的提高、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以及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加，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从而持续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能，“这正是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动力源泉所在”。健康的城镇化将带来中国经济增长、内需增长的下一轮动力，畸形的城镇化完全相反，不仅不会拉动消费，反而会带来“中等收入陷阱”[12]。我国亟需步入健康的城镇化轨道，以摆脱卖地、保障不均、资源过度集聚在大城市的恶性循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具有城镇人口基数大、增长快、负担重、低消费、低储蓄等特点,是阻碍投资，阻碍经济增长的力量。截止2011年底，我国城镇人口约占人口总数42．99％左右，乡村人口约占人口总数57.0l％左右。而且大量农村人口的存在使得我国人口的城乡分布不均，同时使中国经济呈现出二元结构,完备的农村城镇化进程较缓无疑对我国经济发展形成一个严峻挑战。所谓城镇化是指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社会产业结构和城乡人口结构变化的过程是社会生产方式变革引起的人类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改变的过程，用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是一上总的趋势，但是不同的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由于自然地理、历史、政治、社会、经济等条件不同其城镇化发展阶段、城镇体系结构形态不尽相同，我国完备的的城镇化过程不仅能体现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的特点同它也能加强小城镇建设并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已知的各类人口预测数据都说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将会持续的增加，今后长期将保持在不低于1亿人的水平。采取离土不离乡的办法使农民进镇务工、经商、发展生产是拉动内需扩张大多数低收入者消费需求的根本[13]。然而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条件、自然环境以及人口状况不同，小城镇的发展条件也不同，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小城镇发展较快，城市化水平较高：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小城镇发展较慢，城市化水平较低,如在青海、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西藏等欠发达省区建制镇仅占全省乡镇总数的20％左右。而中部地区介于二者之间。截止2011年底，我国乡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57.0l％。因此完备的城镇化将会是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城镇化将会成为农民生产、服务、娱乐、教育和信息辐射中心，将满足农民多样化的需求，也会增加农民对小城镇的依赖性，减少农民对大中城市的依赖性。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经验证明小城镇的发展必然将现代城市文明向农村扩散，使农民生活方式逐步走向现代化。因此，积极发展小城镇将是我国扩大消费需求的一种现实性选择。

　　近些年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5，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城镇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比从2006年5.37倍扩大到2010年的9倍，而有关研究表明，实际差距甚至达到了30倍；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由于高收入群体消费并不能成为社会的主要消费力量，中高收入人群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之后，边际消费倾向出现递减趋势,而对大多数中低收入消费者经济实用的基本生活用品才是消费的主流。而低收入阶层虽然边际消费倾向高，但由于无购买能力而满足不了消费愿望，使得整体消费需求提高困难。于是高、低收入户的消费现状使消费市场出现了断层，高收入者购买能力强但消费倾向低，低收入者的消费倾向高但缺乏购买力，收入差距过大抑制了中低消费群体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的提高[14]。尽管有少量的奢侈品获得高收入群体的不断消费但由于收入差距拉大，各收入阶层的消费重点不一，因而难以形成全局性、持续性和有带动力的新的消费热点，再加上我国总体劳动供养率低仅为1:1.1左右，而X一个产业工人的劳动收入为1:4.8左右，德、英、法为1：6.8，韩、日为1：3.8左右，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脆弱，导至人们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充满不确定性并日益严重地影响到居民消费心理预期，使大多数低收入居民产生“不敢花钱”的心态，从而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可持续性扩张[15]。

　　我国在福利、教育、医疗、保险、救济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1）没有惠及到全体公民。占中国劳动力大多数的农民工、工人和农民几乎与社保制度无关。而且，国家社保基金也严重向城市倾斜。

　　（2）医疗保险两极化，一方面，目前中国超过一半的人口还没有医疗保障或者是保障水平很低，另一方面，对特殊群体保障过度。而且医疗费用急剧上涨，医疗保障补偿水平无法抵消费用的涨幅[16]。

　　（3）流动性差，不随人走动。目前，能提供完整的失业、医疗、退休三大保障的只有XX、国有企事业单位了，一般的民营企业提供的保障很不规范。

　　我国乡镇债务主要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实施的财政分税制，2005年取消农业税后和以后开展的农村各项建设之后，一些乡镇出于对乡镇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建设需求增长的欲望。大力对淤塞的河渠、长年失修的排灌设施、路网改造、电网升级、人畜引水工程建设等，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资金的来源主要产生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向上级财政部门借款二是向个人借款三是向农村合作基金会借款四是向有关单位借款五是向银行信用社贷款。使得乡镇债务负债面是越来越广，金额越来越高。据对中部地区乡镇债务调查以2009年底乡镇债务锁定数为基准，分别考察县乡负债变动情况。一些地区乡镇负债由2009年底至2011年底总体增幅在10％～20％，由2011年底至2012年上半年总体增幅达到40%。

　　调查发现有的地区负债总额在100万元-500万元的乡镇达22.6%；500－1000万的乡镇占35.5%，两项合计后的比例达到58.1%。这表明目前这些地区有将近六成的乡镇负债在一百至数百万元不等。调查结果表明我国一些乡镇巨额的乡镇赤字与债务是难以轻易消除的。乡镇债务制约了农村经济和乡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减少了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消费支出。

　　我国民众的消费能力除最基本的收入与价格因素外至少还应有以下四个因素构成：一是消费者情绪。即统计上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这是一种相对比较主观的因素,它跟近期的经济预测和对未来就业前景预计有关，属于一个近期的变量。二是居民对于中长期消费远景的看法。而它主要又与养老保障体制、医疗保障体制密切相关。另外与居民长远的职业生涯和环境保护等有关系。三是供给因素。多数产品是供给跟着需求走，但也有一部分是供给决定需求的。比如互联网供给所创造的大量需求，技术的创新也是创造出了新的需求。四是消费和休闲时间的函数关系。研究表明,要想扩大消费,在一定程度上要取决于休闲时间。休闲带来了消费模式的变化，特别是在丰裕社会之后，休闲创造了多样化需求。因此提高民众消费能力可以通过一下途径：一是改变财富分配的失衡状况，构建均衡共享型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增长较快，但是财富分配结构并不合理，在城乡收入、行业收入、区域收入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要让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应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确立均衡共享模式[17]，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构建“藏富于民”的收入分配机制，完善工资协商机制、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和最低工资制度。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二是增强居民消费者信心，这主要可以通过完善社保制度，打消居民的后顾之忧，来增加他们的消费。三是自主发展经济。自主发展意味着主要依靠国内需求发展经济，而不是一味的依赖国外因素，外贸依存度必须处于一个适度的水平。出口导向模式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须走上新的台阶——向内需驱动式转型。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国内市场是产品和服务的主要销售市场；二是国内的积累和储蓄是资金的主要来源，不过度依赖国外市场；三是在本国国内研发和生产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是从国外输入购买。

　　通过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初步建立了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但医疗保险覆盖面有待于进一步稳定和提高，要真正做到确保农村人口老有所医，不会“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重点是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增加养老金的支付能力[18]。在政策上向农村倾斜，逐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多渠道筹集保险基金。社会保障制度对扩大内需，促进消费，以及经济的长短期增长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1）、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给与农村老龄人口福利补贴，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建立更为有效的医疗保障体系。（2）、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力度。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与发达国家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XX有必要从财政收入中划出社会保障的专项资金。（3）、扩大社会保障资金来源，适度增加居民缴费。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国家财政支出、企业雇主缴纳、居民个人缴纳，形式较为单一，因此，需拓宽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渠道，例如建立农村养老基金会、下岗职工或农民工子女助学基金会等。

　　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素质低，必须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培训机构要发挥优势，培训出有技能、有专长的新型农民，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要围绕市场需求，按照定向培训、农民自愿的原则，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和农业科技培训，实施培训阳光工程，提高农民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增强就业能力,增加农民收入。经济增长离不开人力资源，也就是劳动力，包括劳动力的数量和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劳动力的质量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只有高科技，先进的机器和更好的设备是不够的，只有经过劳动者的使用，充分发挥劳动力的创造，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创造出新的价值。劳动者是唯一具有创造能力和增值能力的资源。全面提高人力资源素质，把人口大国变成人力资本强国是经济增长的又一驱动力，在大力发展公共教育的同时要提高农村人口健康素质，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行为，加强婚前医学检查和出生缺陷干预，建立以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努力控制危害严重的传染病、地方病，解决好农村家庭的救治救助问题。培育和造就新型农民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我国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有效途径。

　　（1）强化宏观引导，优化人才结构

　　xxxx同志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要围绕自身需求，重点培养和引进急需的人才与智力，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加强人力资源的需求分析，确定优先急需领域，制定人才规划，培养和引进急需人才。对人才的吸引、支持要有针对性，保障重点专业、产业、行业的急需人才，并考虑长期发展的要求。若在综合吸引力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要采取特殊措施，保障重点急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也要注重实行柔性智力引进，扩大兼职专家队伍，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吸引优秀人才，增加总体人力资本的储量水平。

　　（2）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

　　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建设。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立法，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仅要制定与国际接轨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而且要注意学习运用知识产权作为参与国际竞争的有力工具。要积极参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必须以宣传教育为本，使企业领导和技术人员熟知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懂得保护知识产权不仅是开放政策的需要，也是激励智力创造的需要，从而调动知识产品的生产者、所有者和使用者的积极性。

　　（3）建立健全风险投资机制

　　高科技产业是一个知识密集和资本密集的产业，它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所以决定了其融资方式主要是风险投资。从总体上看，我国风险投资资金来源有限，资本结构单一。资金的缺口仍非常大，远远不能满足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同时还存在着风险投资公司规模较小、实力较弱、为风险投资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太少、缺乏有效的风险投资退出渠道等问题[19]。因此，XX要健全融资体制，规范风险投资机制，增大科技成果的推广率，有效促进科研人员创新的积极性。

　　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和消费环境是扩大消费的基本前提。因此，XX需要积极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改善消费环境。第一，坚决打击制假售假、商业诈骗等违法违规行为，重点放在解决食品、药品安全的问题上；第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城乡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资，完善商品流通和服务设施；第三，继续完善规范市场秩序的政策措施，严格执法，加强监督。目前对政策的方向和力度有待准确把握。XX提出适当的消费政策，如财政补贴政策、税收政策、信用消费政策、租赁消费政策等，都对居民消费率的提升起着重大的作用。在我国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的时期，这些政策的制定和有力地实施都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政策、体制完善之前，居民的消费率势必会受到一定的消极影响。

　　（1）开发老龄化人口市场

　　本世纪以来，我国社会老龄化的进程仍在不断加快，根据我国XX2011年底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我国六十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1.85亿左右，占总人口的13.7%；而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也达到了1.23亿，占总人口的9.1%。从人口年龄结构上来看，人均寿命不断延长，使得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社会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峻，另一方面又给我国的市场创造了巨大的需求。市场细分理论告诉我们，老龄化人口的消费特点，主要是以实用、保健、智能化为主[20]，这个群体以月退休金平均0.2万元来计算的话，每年的退休金可达到3000多个亿，很明显，一个老年人就是3万多元的年消费。生产制造为老年人所需的保健、便捷、实用、智能化产品，如服装、轮椅、按摩椅、按摩床、床单、用纸、背包、笔、手机等产品，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也可将这类产品销往国际市场。

　　（2）开发生产新兴工薪阶层所需产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产生了一个月收入3000到10000万元人民币的工薪阶层，这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是拥有几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主要由二大块组成：一是40岁以下人群，主要以时尚新潮为主；二是40岁以上到60岁人群，应根据这一庞大消费群对产品的不同欲望与需求、不同的购买行为与购买习惯，在产品开发中增加保健、方便、实用成分，驱动这一群体的消费动力。

　　（3）为白领、富豪生产高档产品、奢侈品

　　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旅客在海外购买高档商品消费折合人民币近3000亿元。这个消费群体一般月收入都在1万元人民币以上，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年收入50万元人民币到100万元人民币人群属于白领阶层，年薪50万到500万元人民币人群属于精英阶层，年薪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富豪阶层。在目前国内需求不旺情况下，应抓住这每个群体的消费特点来差异化设计产品、同时也可大力发展国外奢侈品在华直购式销售平台，通过引入竞争，实现降低价格的效果。把海外奢侈品巨额消费拉回到国内，为扩大国内消费，促进就业服务。

　　化解乡镇债务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研究解决如“资产变现还债”、“拍卖‘四荒’化债”、“土地流转化债”、“债权债务冲抵化债”、“削减高息化债”、“清收债权化债”、“债务股权化化债”、“债权债务置换”、“债务划转”、“债务核销”、“降息停息”、“资产变现”等都可对已形成多年的债务进行化转。但最根本的还应是因地制宜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入，如我国的河南省是农业大省，又是人口大省，70%的人口居住在条件相对落后的农村。尤其是那些贫困山区，由于山多地少，交通不便，工业基础又十分薄弱，至今仍然非常贫困。促进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水平。可增加相当大的消费潜力。而作为具有传统优势的蚕丝业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风险小、产业链条长，属“短、平、快”项目，它不仅可以带动农业的发展，而且也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在吸纳大批劳力就业增加收入的同时，又起到了绿化山川，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随着高科技的应用,被誉为“纤维皇后”和“人体第二肌肤”的丝绸，将会不断推出具有天然、绿色、无污染、多功能的新产品，吸引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国际丝绸协会分析预测，未来世界丝绸消费将以每年5%的幅度向上递增。所以鼓励这些地区的农民通过全方位的开发蚕业产品会有更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

　　结论：消费需求驱动我国经济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充分吸收消化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有关理论，在立足于中国国情的基础上采取各种积极有效措施，中国经济发展一定会走上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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