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集权背景下的封王问题研究——简论西汉封王问题

摘要

西汉既开启了中国帝制时代的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又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大有为”皇帝之一——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汉史历来是史学界研究的热点，而西汉初年的封王问题作为众多热点中的一个也曾备受人们关注。“封王”不仅是统治者安抚功臣集团的举措，也是时代背景的产物，一般都诞生于王朝建立初期，解决于王朝强盛之时。本文主要运用列表与分析的方法，从封王的背景入手，对西汉中前期的封王问题予以简单论述。

关键词：异姓王；同姓王；休养生息；削藩

引言

封王问题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它与专制集权的封建制度如影随形。事实上，封王问题不只是专制集权制度下的产物，早在“国家”这个统治机构开始出现的时候，尤其是在等级制度初具雏形的时候，封王问题就已经产生了，只是它在不同时代的表现形式和所蕴含的内容有所不同而已。说起封王问题，它最早可追溯到西周的分封制。西周的分封制，简而言之，就是“封邦建国，以藩屏周”。周天子为了对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实行有效的管理，在所征服的地区实行分封制，受封的人主要分为三类，即周王的亲属贵族、对周王朝有卓越贡献的功臣以及古帝王的后裔，被称为诸侯。这给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治国之道和驭臣之术。

在每一个新王朝建立的过程中，都会涌现出很多功臣名将，统治者为了能更好的处理与他们的关系，使家天下的王位永续相传，便以分封诸侯王的形式来解决。封王在历朝历代基本上都存在过，但主要集中在五个时期：西周、西汉、西晋、明朝以及近代太平天国时期。在不同时期，封王的权势可能是大小不等的，但封王的类型是相差无几的，主要表现为诸侯型封王（有封地、有实权）、衣食租税型封王（有较少的封地，但无权干预政事，只能在封地收取租税）、虚封型封王（有爵位但无封地）等类型。

我国的历史灿烂辉煌、源远流长，封王问题作为构成未曾中断的中国历史的一小部分，引起了后人的关注。专制集权背景下的封王问题主要集中在西汉、西晋和明朝三个时期，而西汉的封王问题是其中之一，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故本文将以西汉封王问题为例，予以简论。

一、西汉封王问题的背景和概况

（一）背景

第一，诞生于汉初休养生息时。可以说大多数王朝的崛起，都是无数仁人志士挥斥方遒、驰骋沙场换来的，当然，西汉王朝也不例外。自刘邦决定反秦之日起，他的身旁就围绕着舍生忘死的萧何、曹参、樊哙等人。在这些谋士忠心护主、举贤献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才在刘邦的阵营中不期而遇。很快，势均力敌的刘邦与项羽开始了争夺天下的楚汉战争。为了笼络部下，争取文人武将的支持，达到孤立项羽并最终打败项羽的目的，刘邦审时度势，对跟随他出生入死的“哥们”论功行赏，象征性的分封了一些诸侯王。刘敏教授认为：分封异姓王仅仅是刘邦为了同项羽争天下，不得已而采取的策略，是违心的权宜之计。​[1]​笔者认为刘邦封王倾向于形势所迫。当时，楚汉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多一份力量，就意味着多一线赢的希望，高祖刘邦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线希望。所以当韩信攻破齐国后，派人对刘邦说“齐边楚，权轻，不为假王，恐不能安齐”​[2]​的时候，尽管刘邦火冒三丈，有带兵攻打韩信的决心，但还是听从了张良的建议，封韩信为齐王。不难看出，刘邦当时封王是很不甘心的。但为了使来之不易的皇位在刘氏子孙的手中延续，即位后的刘邦开启了正式封王的模式，他希望通过对功臣集团的妥善处理来实现刘氏江山的一脉相传。经过一番思考，高祖刘邦决定以文化政策为平台实行他的谋略。于是“休养生息”便应运而生。汉初统治者奉行“休养生息”政策，在文化方面表现为崇尚“黄老思想”，在经济方面表现为轻傜薄赋，在政治方面则表现为铲除异姓王、分封同姓王。笔者对西汉封王问题诞生于汉初休养生息的背景，将主要从文化和政治两方面来进行简单论述。

1．文化上汉初统治者多崇尚“黄老思想”。“百家争鸣”的出现，给各学派为自家观点的代言创造了机会，使学术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其中，懂得与时俱进、博采众长的儒家思想脱颖而出，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传承了两千余年。但在儒家思想被后世奉为稳定的文化政策之前，法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也曾有过昔日的辉煌。秦朝建立后，将法家思想作为唯一的统治思想，使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有了一席之地。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前夕，道家思想也曾盛极一时，成为汉初统治者休养生息的指导思想。在文化政策的选择上，秦和汉是有相同之处的，“其目的都是为了‘兴太平’，其精神都是维护统一，但又有根本性的区别，一个尊法，一个崇儒。”​[3]​然而，改朝换代很容易，改变人们的思想却不易，它需要统治者从社会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去付出努力。因此从秦朝“以法为教”到汉代“独尊儒术”的转变，就需要一个过渡，于是汉初以“无为而治”为核心的黄老道家思想便再次受到世人的追捧，这为秦汉思想的转变起了完美的奠基作用。“黄老思想”，简单地说，就是指道家的思想，是皇帝和老子的思想，其观点之一“无为而治”被汉初的统治者所采纳。在笔者看来，汉初的“无为而治”其实是“无为而无不为”，它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做，而是指要顺应民心、尊重自然规律，不妄为、不乱为，不要“无中生有”、“无事生非”。道家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天下纷争，就是因为以诸侯为代表的天下人追名逐利、攻此伐彼、“无事生非”造成的，因而老子提出以“无为”来应对社会的“有为”，只要人人“无为”，天下也就相安无事了。正是在这样的指引下，西汉初期，统治者才将“黄老思想”作为他们的统治思想。“实质上，汉初实行黄老政治与刘邦其人有着很大关系。正是由于他的奠基作用，加上后来的统治者个人的喜好恰恰迎合了历史的需要，才在汉初有了一个六七十年行黄老政治的历史时期。”​[4]​从高祖到景帝，“黄老思想”在汉初几代统治者的践行下，终于出现了中国帝制时代的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对于汉初统治者为何多崇尚“黄老思想”，并将它作为“休养生息”的指导思想，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吸收了秦朝重法而亡的教训，有人认为是为了恢复生产、减轻人民的负担，有人认为是为了养精蓄锐、痛击匈奴……无论是哪种原因，它们都有被肯定的合理性，笔者也非常赞同这几种观点。除此之外，笔者认为汉初的统治者将“黄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统治者的高瞻远瞩。黄老思想主张“无为而治”，恰好适应了汉初的社会环境。刘邦称帝之前，已陆续分封了几个诸侯王，称帝之后，百废待兴的汉王朝更是需要恢复经济，调整国力，进而巩固统治。在汉高祖还没有坐稳皇帝宝座的情况下，他是不敢贸然与先前所封的诸侯王公开为敌的。而且休养生息不只是对下层民众而言的，它也包含着统治者上层的休养生息，表现为以继续保留和调整诸侯王的形式来安抚功臣集团，保持政局的稳定。统治者看似“无为”，没有改变诸侯割据一方的现象，实则“有为”，通过几十年的休养，蓄积了潜在的削弱诸侯王的力量，不仅恢复了经济，还增强了国力，这正是统治者崇尚“黄老思想”的高瞻远瞩之处。汉初统治者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既通过维持封王的现状维持了政治的稳定，又通过“无为而治”的举措实现了上层的休息、积攒了对付诸侯王的力量，取得了两全其美的成效，这着实令人惊叹。

2.政治上铲除异姓王、分封同姓王。一提到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大家最先想到的也许是轻傜薄赋、恢复发展的经济措施，要么就是崇尚“黄老”、“无为而治”的文化政策，很少有人往政治上去靠拢。笔者认为，铲除异姓王、分封同姓王的政治举措也是休养生息政策的一个体现。前面说到，刘邦登上皇帝的宝座之后，将“无为”的黄老思想作为他的统治思想，继续封侯拜相，保留和调整封王，其目的就是消除功臣集团的反叛之心，好借他们的力量保卫立足未稳的刘氏江山。那么，善于笼络人心的汉高祖为何又要铲除异姓王、否定自己的做法呢？笔者的理解是这样的：刘邦之所以分封异姓王，是因为他想借这些诸侯王之力赢得天下，并借此显示皇帝的恩泽，维护中央。而他之所以想要铲除异姓王，是因为他已经坐拥江山、成为万人之上的汉高祖了，而且日益强大的诸侯王对他的统治形成了威胁。身份变了，地位变了，想法自然也就变了。自古以来，每位皇帝都有着“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的凌云壮志，刘邦也一样，尤其是在他看到“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5]​的混乱一幕时，铲除异姓王的意念便又不断地涌上心头。西汉初期的诸侯王与西周的诸侯王一样，有封地、有人民、有军队，官员自选、钱币自铸，看着封王权力的日益强大，汉高祖觉得他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去限制封王的力量，以减少他们对中央的威胁。特别是手握重兵的韩信、彭越和英布三人，更是让高祖寝食难安。燕王臧荼的造反，虽然被高祖亲自平定了，但还是坚定了他铲除异姓王的决心。所以当两个月之后，有人揭发韩信要阴谋造反的时候，高祖未作片刻的迟疑，就采纳了陈平的建议，立即假借出访云梦一带，将各诸侯聚集到陈县，趁机将前来迎驾的韩信逮捕。此后，彭越等其他异姓王的陆续反叛，使高祖更加深刻的意识到，铲除异姓王迫在眉睫。但又不能将全部异姓王一举拿下，所以高祖还必须继续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以不主动出兵削藩的“无为”，换取罢免异性诸侯王的爵位、趁机将其封地分散封给刘姓子弟为王的“有为”，从而使铲除异姓王和分封同姓王的举措同时并举。我们常说“萧规曹随”，其实汉高祖所采用的举措也在被继任者沿用。从高祖到惠帝、文帝、景帝，分封刘姓子弟为王，即分封同姓王来捍卫刘氏江山的目的基本没有动摇过。在汉初几位统治者的努力下，经过近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封王问题也进一步发展。“文景之治”的到来使汉王朝的发展步入正轨，并向着强国之路迈进。

第二，解决于武帝“大有为”政治前期。“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汉武帝刘彻能赢得“大有为”之君的美誉，与他父祖的努力与奠基是密不可分的。汉朝经过“文景之治”后，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所以出现了史书上所记载的繁荣景象：“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城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乘群……”。​[6]​经济上的极富之势，必然会引起政治、军事、文化上的极强，这就为“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创造了机遇。一个好胜心极强的皇帝，又怎会和各诸侯王共同分享本属于他的权力呢？面对势力强大且又时刻觊觎皇位的诸侯王，年轻气盛的汉武帝开始运筹帷幄了。笔者将从以下两方面来论述汉武帝“大有为”政治前期的封王问题。

1.削藩是武帝实现“有为”梦的必经之路。汉武帝刘彻生活在一个相对太平的盛世，但昔日诸侯王以下犯上的反叛，以及景帝为了争取和平与匈奴和亲的无奈，他都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于是在他的心里有了一个伟大的梦想，那就是建立一个空前强盛、皇权至上的大汉帝国。对于刚从铁马金戈中走出来不到七十年的汉朝来说，要实现武帝的“有为”梦的确有点难度，但对胆识和才气过人的武帝来说，这并不算什么难事。困扰他的事情是，如何才能让天下兵马听他指挥、让各诸侯对他言听计从、让一切权力掌握在他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苦思冥想，他得出了结论，那就是收回赋予地方诸侯的权力，彻底消除他们对中央的威胁，尤其是清除他实现“有为”梦路上的障碍。汉初每位帝王当政期间，几乎都发生过诸侯王叛乱的事情，这不得不让汉武帝引以为戒。诸侯王的封地俨然变成了独立的王国，对中央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加之虎视眈眈的窦氏家族也在朝中争权夺利，此时的汉武帝觉得扩大自己的权力、实行削藩已成了当务之急。横扫匈奴、扩展疆域、征服天下、唯我独尊……一系列的志向激起了汉武帝收回诸侯王权力的欲望。经济的富足、国力的强盛、兵马的精壮为武帝的“有为梦”奠定了基础，更成了他收回诸侯王权力的必要条件。然而，“上有所好，下必予之”，武帝想收回藩王的权力，迈出他实现“有为”梦的第一步，手下的人便为他出谋划策、寻访贤能人士。主父偃的出现加速了收权的步伐，“推恩令”的出现更是应运而生。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使诸侯王控制的的国土越来越少，权力越来越小，而中央的控制力却逐步增强，这距皇权至上、皇帝独尊的梦想又近了一步。伴随着“推恩令”的执行，武帝完成削藩收权的心愿已在意料之中，实现横扫匈奴、征服天下的“大有为”梦想也是指日可待。

2.武帝开始向儒家“大一统”靠拢。 ·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将道家的“黄老思想”作为他的统治思想，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给了汉王朝喘息的机会，从而迎来了帝制时代的第一个太平盛世。到了武帝时期，经济持续繁荣、政治基本稳定、军事逐渐强盛等种种迹象表明，“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经不能适应步入正轨的汉王朝了。就在此时，又一位大思想家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始向汉武帝宣传他的思想，这个人就是新儒学的代表者董仲舒。董仲舒虽是新儒学的继承者，但他并不拘泥于儒家思想，而是博采众家之长，吸收道家、阴阳家、法家等各学派思想的精华，再与儒学相融合进行综合创新，从而形成了具有儒家思想特色的新儒学。他所提出的“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正好满足了汉武帝唯我独尊的权力欲，“大一统”思想更是让武帝满心欢喜。于是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想法想要获得武帝的许可，也就变得轻而易举了。实质上，武帝对儒家思想也是一知半解，他喜欢巡游、穷兵黩武、渴望长生不老的想法与儒家所倡导的思想都是格格不入的，那他为何还要提倡儒术、让其盛行呢？“则所谓风气既成，受其鼓动而不自知也。”​[7]​在武帝的周围，丞相魏其、太尉武安、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赵绾等，都是爱好儒学的人，武帝与他们长期共事，难免不受影响，再加上董仲舒新儒学符合圣意的宣扬，使武帝开始向儒家文化倾斜。董仲舒不断钻研新儒学，大大丰富了他所提出的“大一统”思想，并对其进行了阐释，认为“大一统”思想“一是反对诸侯分裂割据；二是加强中央集权……也就是领土完整、统一政治”​[8]​，此观点完全符合汉武帝的心意，也为武帝削藩、收回诸侯权力提供了理论支撑。武帝“大有为”政治的蓝图，在强有力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共同支撑下，正一步步的酝酿着，在此背景下的封王问题的彻底解决已是势在必行了。

（二）概况

西汉的封王问题，诞生于汉高祖时期，经过惠帝、文帝、景帝时期的发展，

直到武帝时期才彻底解决。高祖打下江山后，为了立足更稳、巩固皇位，显示他恩泽天下的胸怀，便正式分封了七个异姓王。在坐稳江山之后，高祖觉得这些异姓王对中央形成了威胁，不利于他的统治。于是他以谋反罪为借口对所封异姓王予以剪除和调整，同时又将刘姓子弟分封为王，即同姓王，企图以此来确保大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其实，在被剪除或贬降的异姓王中，有的人是真的造反，但有的人并没有造反，可能他们有造反之心，也可能没有。但高祖都借各种理由对他们下手，将异姓王的国土过渡到了他所认为的能保大汉江山的同姓王手中。此后的几位统治者也是“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9]​汉初在“无为而治”思想的指导下，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伴随着统治者上层和下层民众的休养，同姓王的力量也随之壮大起来，同样对中央形成了威胁，同样使统治者坐立不安。

于是统治者又着手调整诸侯王的分布情况。笔者现将汉初诸侯王分封的概况，以列表的形式作个简单介绍。如下图所示：

表1-1高祖时期的封王概况

封国 楚 韩 淮南 燕 赵 梁 长沙 吴 代 淮阳 荆 齐

异姓王 韩信 韩信 英布 臧荼、卢绾 张耳、张敖 彭越 吴芮

同姓王 刘交 刘长 刘建 刘如意 刘恢 刘濞 、刘恒 刘友 刘贾 刘肥

注：表格所列的十位同姓王中，刘交是高祖弟，刘贾是高祖从父弟，刘濞是高祖侄子，其余七人均为高祖子。

表1-2高祖之后的封王概况

封国 惠帝时 吕后时 文帝时 景帝时 武帝时

鲁 初置 张偃(张耳孙) 国除为郡 徙刘余（景帝子） 刘光（景帝孙）

常山 初置 刘不疑（惠帝子） 国除为郡 刘舜（景帝子） 刘勃（景帝孙）

吕 初置 刘太（惠帝子） 国除

淮阳 刘友（高祖子） 刘强（惠帝子） 刘武（惠帝子） 刘余（景帝子）

赵 徙刘友为赵王 徙刘恢（高祖子） 刘遂（高祖孙） 徙刘澎祖（景帝子） 刘澎祖（景帝子）

齐 刘肥（高祖子） 刘将闾（高祖孙） 刘寿（高祖曾孙） 刘闳（武帝子）

城阳 刘章（高祖孙） 刘喜（刘章子） 刘义（惠帝子）

济北 刘兴居（高祖孙） 刘勃（高祖孙） 刘宽（刘勃孙）

河间 刘辟疆（高祖孙） 刘德（景帝子） 刘不害（景帝孙）

梁 刘恢（高祖子） 刘太（惠帝子） 刘武（文帝子） 刘买（文帝孙） 刘襄（文帝曾孙）

代 刘恒（高祖子） 刘恒 刘参（文帝子） 刘登（刘参子） 刘义（惠帝子）

淮南 刘长（高祖子） 刘长 刘安（高祖孙） 刘安 刘安

衡山 刘勃（高祖孙） 刘赐（高祖孙）

广川 刘澎祖（景帝子） 刘齐（景帝孙）

楚 刘郢客（刘交子） 刘戊（刘交孙） 刘礼（景帝子） 刘道（景帝孙）

胶东 刘雄渠（高祖孙） 刘彻、刘寄（景帝子） 刘贤（高祖孙）

燕 刘建（高祖子） 刘泽（高祖远亲） 刘定国（刘泽孙） 刘旦（武帝子）

广陵 刘胥（武帝子）

长沙 吴臣（吴芮子） 吴回、吴右（吴臣子） 吴羌（吴右孙） 刘发（景帝子） 刘庸（景帝孙）

由于吕后时期的封王多为吕氏家族的人，故没有列出。而且部分封国是统治者即位后初置或罢除的，所以表中为空白。总之，汉初分封的诸侯王远远超过了上表所提到的，笔者只是将具有代表性的封王及封国陈列了出来，想以此来说明西汉诸侯王的分封概况。特别要提的是长沙国，它是高祖以后唯一存在且善终的异姓国，因其势力弱小、地方偏僻且有意隐退而延续了五世，直到文帝时因无嗣而被收回。

二．西汉封王引发的问题及其解决举措

（一）引发的问题

一是中央集权难加强。在秦始皇创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成为定制的时候，至高无上的权力就掌握到了皇帝手中，这种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待遇使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沉浸其中。汉高祖刘邦先是分封为他出生入死的大功臣为异姓王，觉得此法不妥之后，又接着分封刘姓子弟为同姓王，之后的几位统治者也纷纷效仿。无论是异姓王，还是同姓王，他们的分封都或多或少的分散了皇帝的权力。西汉初期的诸侯王的确是有相当大的权力的，他们掌握着封国内的经济、政治、军事大权，在封国内实行自己的小制度，与中央的交集比较小，对中央发出的政令也并非言听计从，因而离心力也较强。例如文帝时期，吴太子陪皇太子饮酒、博戏，因其态度不恭而被皇太子失手打死，朝廷送他的灵柩回吴国安葬时，恼怒地吴王的做法是：“天下同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复遣丧之长安葬”​[10]​。此时的吴王虽然拥有三郡五十三城，但势力还不算太强大，然而他对朝廷的态度却足以彰显出皇帝地位与权力的轻微。随着诸侯王权力的日益增长，他们想要取君主而代之的想法也就逐渐萌生了，这对中央已经形成了潜在的威胁。在休养生息的背景下，各诸侯王韬光养晦，恢复生产、训练军队，使自己的力量不断壮大，有的甚至可以与中央相抗衡。诸侯王拥兵自重，使还没有足够力量去对付他们的汉朝统治者有些惶恐不安，但也只能对他们百般安抚、等待时机。于是形成了诸侯割据一方、西汉皇帝实际管辖的面积有限的局面。诸侯与皇帝分治天下，都企图制约彼此的发展，这无疑阻碍了中央集权的加强，对维护大一统的汉王朝来说也是不利的。

二是诸侯频繁发动叛乱。异姓王的铲除，并没有消除诸侯王对汉王朝的威胁，因为还存在着同姓王。在这些分封的同姓诸侯王中处了有真心护国的刘姓子弟外，还有觊觎皇位的部分亲贵。在景帝以前，虽然也发生过诸侯造反的事情，但都未掀起大的风浪，所以很快也就被平定了。直到景帝即位以后，终于发生了诸侯王联合反叛的“七国之乱”。其实诸侯王势力不断增长的后果，西汉的各位皇帝是心知肚明的，诸侯王肆意妄为、傲慢无礼的行为，汉初的统治者也是看在眼里的，只是没采取有效的措施罢了。文帝在位时，中郎袁盎就曾进言：“诸侯大骄必生患，可适削地”​[11]​，但文帝没有采纳。贾谊奏上《治安策》，也希望对诸侯有所限制，经过一番劝说后，文帝落实了贾谊的建议，比如将齐国一分为六，把淮南国分成三份，无奈未发挥大的作用。文帝前元六年，淮南王刘长意图谋反，欲与文帝共治天下、共分江山，但在联络人手的过程中使事情败露了，得知消息的文帝不再心慈手软，但也没有大义灭亲、杀一儆百，而只是将其罢爵发配。文帝的掉以轻心，再加上朝中官员请求削藩的呼声的高涨，刺激了诸侯的反叛之心。不愿再坐以待毙的景帝终于听取了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决定收回旁郡、削减诸侯王的封地。然而计划刚开始执行，就触怒了各诸侯王，于是以吴王刘濞为首的诸侯王以诛杀晁错为名，联合发动了反抗中央王朝的“七国之乱”。可悲的是，晁错还没有看到削藩的成功，就已经被腰斩于长安东市了。“七国之乱”的平定，对诸侯起来一定的威慑作用，但这份和平保持的并不长久，武帝时期依然发生了淮南王刘安起兵造反的事情。诸侯王的频繁反叛，终于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对西汉中前期的封王举措所引发的问题，统治者也终于采取了措施。

（二）举措

西汉封王问题，历经四代皇帝、持续了将近一百年才得以解决。其中，在封王问题的解决上，取得了实际功效的也就三位帝王，高祖刘邦、景帝刘启和武帝刘彻。笔者将他们三人解决封王问题的举措概括为两类，一是武力平叛，二是和平收爵。其实，惠帝和文帝对封王问题也倾注了心血，也为防止诸侯叛乱采取过除国为郡、劈裂王国、迁徙封王等措施，但并未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果，因而不予论述。

1.武力平叛

高祖刘邦和景帝刘启采用武力平叛的方式，解决了汉朝初期的封王问题。高祖即位后，异姓王叛乱的事情频频发生。燕王臧荼是第一个发动叛乱的，愤怒的刘邦亲自带兵将其击溃。本以为政局能安定一段时间，可谁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没过几年，被高祖贬为淮阴侯的韩信谋反了，梁王彭越也谋反了。为了对全国实行有效统治而不得不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的高祖诛杀了韩信和彭越，此举不仅减轻了诸侯们对中央的威胁，而且将彭越剁为肉酱的做法对其他诸侯更是起到了以儆效尤的作用。于是惶恐不安的淮南王英布为防不测，决定先下手为强，他“阴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12]​。英布的反叛同样被御驾亲征的高祖所平定，他本人也因兵败而被杀。其他异姓王也因谋反或被贬、或被杀、或逃走。总之，高祖基本上通过武力的方式铲除了异姓王，解除了异姓王对中央的威胁。但他分封的同姓王，同样给后世子孙治理天下带来了挑战。文景时期，同姓王照样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或野心而举兵造反，与异姓王的行为无异。但统治者的态度却大不相同，景帝对诸侯叛乱采取了积极的举措，而不是像文帝一样顾念亲情、一忍再忍。他采纳了晁错所提出的抑制诸侯王权力的建议：“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13]​，但却引发了诸侯国与中央的战争。权力日盛的诸侯王不满中央削减其封地的诏令向中央宣战，吴王刘濞联合楚王、赵王、济南王、淄川王、胶西王、胶东王以“诛晁错”的名义发动了反叛中央的“七国之乱”。箭在弦上的景帝在认清诸侯叛乱意不在晁错的面目后，派太尉周亚夫率汉军前去讨伐，经过三个月的生死对峙后，中央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并借此削弱了诸侯的力量。通过武力平叛，汉初的封王问题虽然没有彻底解决，但封王的实力着实被削减了，中央集权也得到了加强，这就为后来统治者的削藩减小了阻力。

2.和平收爵

“大有为”之君刘彻，在解决西汉封王问题时，采用了和平收爵的方式，这是他与他父祖的不同之处。吴楚“七国之乱”的平定，标志着中央有能力对付诸侯王国了，但武帝心里明白，他绝对不能像他的父亲一样，对诸侯王进行赤裸裸的削藩，否则会再次发生诸侯王联合反叛的事情。汉武帝是个求贤若渴、擅于集思广益的人，所以当主父偃建议他用“推恩”的方法去解决西汉的封王问题时，他便虚心听取、欣然接受。主父偃所说的“推恩令”的大致内容是，诸侯王的封地在诸侯死后，除了由嫡长子继承之外，还可以推私恩分给嫡庶子和其他庶子继承，但这些庶子继承的只能是候国。这样一来，诸侯王的国土经过层层分割后，每个人所能实际掌控的面积在无形中就减少了，力量也随之削弱。相反中央管辖的面积却不断扩大，因为在汉朝，候国归郡守管辖，这就意味着候国要归管理郡守的中央管辖。由此可见，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武帝便能将王候的爵位收回手中。此令一经推出，立即得到了全部庶子的赞成与支持，武帝还指出这些受封的庶子由中央为其制定列侯名号，于是诸侯王在众多儿子的监督下，便无力再谋反了。其实能与主父偃的“推恩令”相提并论的，还有贾谊提出的的《治安策》。文帝时，贾谊曾在《治安策》中提出了“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14]​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文帝的采纳，但并没有取得较大成效。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削藩策”并没有改变诸侯国的实质有关，因为它只是将王国变小了，而没有将王国撤除。在西汉的封王问题上，贾谊、晁错、主父偃都提出来自己的观点，唯独主父偃的“推恩令”取得了成功，但这并不能成为评判他们观点优劣的标准。笔者认为“推恩令”举措的成功，既有武帝坚持推行、方法得当的因素，也有政策本身的巧妙之处。那就是此法表面上看去是皇帝施恩德于诸侯的众多庶子，使他们分得了地盘和家产，还拥有了侯爵，但实际上却削弱了诸侯国的实力。“推恩令”要求诸侯国提出自己的分配方案，皇帝只负责批准，至于分不分、怎样分则采取自愿原则。诸侯王当然是不愿意分的，但在众多兄弟们的压力下又不得不分，这就使诸侯王与中央的矛盾转化成了诸侯王的家务事，从而使皇帝置身事外。此法既达到了不行废黜便可和平收回诸侯王爵位的预期效果，又避免了激起诸侯王武力反叛中央的可能，所以能取得成功。再加上后期汉武帝所采取的酹金夺爵、左官律、附益法等举措，西汉初年的封王问题便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而且是不诉诸武力的解决。

三．西汉封王问题解决的影响

第一，封王巩固了刘氏XXX。对于西汉封王问题，我们不能用简单的“好坏”二字来评价，而是要将它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西汉初年，无论是异姓王还是同姓王，他们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都为刘氏XXX的巩固起了一定的作用。先说高祖分封异姓王，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刘项之间的楚汉战争打得很激烈，彼此都想坐拥天下，谁阵营中的精兵良将多，谁获胜的机会就大。面对此情此景，高祖只能用封王这种最有实际意义的形式来吸纳人才。不得不说这些异姓王对西汉王朝的建立是有贡献的，起码他们帮刘邦打败了项羽、打下了江山。再说同姓王的分封，高祖铲除异姓王的同时，也在不断总结历史教训，他认为秦王朝之所以快速灭亡，是因为秦朝没有分封嬴氏子弟为诸侯王，所以在秦朝被攻陷的时候，没有强有力的家族势力来捍卫国家。于是在他以史为鉴的探索中，十个同姓王便出现了。当然，同姓王的分封，对汉朝也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在吕后称制时期。惠帝即位后，吕后开始以太后的身份操纵XXX、公报私仇，对忤逆她的人或对她有威胁的人肆意杀戮，戚夫人和赵王如意便在其中。惠帝死后，她对不顺从自己的刘氏宗室更是赶尽杀绝，且以吕氏集团取代了部分同姓王的地位。临终前的吕后还是不忘指使吕氏集团诛杀功臣，好在她的阴谋被刘章探听到。刘章于是联合刘氏宗室和功臣商量对策，将吕氏集团彻底消灭，从而保证了刘氏对江山的掌控。因而同姓王对西汉王朝的统治是有贡献的，毕竟他们抑制过吕后家族的擅权，也对汉朝的功臣集团形成过牵制作用。所以说，汉朝封王的存在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他们巩固了刘氏XXX。

第二，封王阻碍了国力的提升。我们承认，西汉封王的存在的确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凡事有利必有弊，西汉封王的存在也对中央集权的加强、边疆局势的稳定以及大汉江山的长治久安起到了消极作用。诸侯王的频繁反叛需要中央军队去平定，而任何程度的战争都会造成人员伤亡，都会给百姓带来灾难，都会使经济直接受损，都会造成政局的动荡。而且部分有实力的诸侯王对皇帝的诏令也是爱搭不理，这会导致中央的决策难以推行，中央集权的加强实现起来也就困难重重。刚从战争中走出来的西汉，把精力和兵力大都用在了对诸侯王叛乱的镇压和防御上，对北边匈奴的侵扰自然无力抵御，只能以和亲的方式换取一时的安宁，求得边疆的稳定，彰显国威也就无从说起。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对中央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虽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并没有将封王问题彻底解决，还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付出了很大代价。总的来说，西汉的封王问题是弊大于利。因为与郡县制相比，分封制的确是一种离心力很大的行政体制，它不利于国家的统一，更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且封王的存在对经济的发展、政局的稳定、军事的强盛都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致使西汉不能快速的走上强国之路。所以说西汉封王的存在阻碍了国力的提升、延缓了强国进程。

第三，封王问题的解决为武帝“大有为”政治的开启奠定了基础。汉武帝刘彻是位有着雄才大略的帝王，他刚一即位，就立即颁布了在全国范围内征召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的诏书，他要将天下的能人志士全部收入麾下，让他们替他守江山。主父偃便是这护国军师中的一个，他所提出的“推恩令”，不仅彻底解决了让武帝一直头疼的封王问题，还使武帝掌握了真正的中央大权。此时的诸侯虽然还存在，但已经有名无实，他们不再拥有在封国铸造钱币、私营盐铁等权力，也无权再干预朝廷政事，而只能享有收取封国租税的特权了。从此，既没有诸侯反叛的内战，也没有政令全国不通的现象，有的是大汉的繁荣富强。伴随着经济的极富之势，军事上的极盛也悄然来临，国库充盈、兵强马壮的现实，使武帝不愿再忍受与匈奴和亲的屈辱，他决定成就一番伟业。而封王问题的彻底解决，正好奠定了他开创伟业的基石，权力、地位、财政、军队、人才……全部掌握到了血气方刚的武帝手中，此时的他不用再和窦氏集团斗智斗勇，不用再放较多的精力去对付诸侯，他需要的是搜罗人才、重整国威，而他远交西域、横扫匈奴、一统天下的“大有为”政治大家都拭目以待。

结语

封王问题是西汉中前期内政上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从高祖到惠帝、文帝、景帝，再到武帝，他们都曾在如何处理封王的问题上付出过努力，但将这个问题完美解决的却只有武帝一人。对于封王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好或不好来评价，纵观中国的历史，自西周创立分封制度到太平天国终结封王时期，封王问题在历朝历代基本上都存在过，尽管它在几个朝代表现的比较突出，但都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即封王问题基本上都在王朝建立初期诞生，都在王朝强盛之时被解决。西汉的封王问题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那就是统治者应该如何妥善的处理与功臣集团的关系。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背景下，封王的确是统治者安抚功臣的惯用方法，但封王实力的增强又会给中央造成威胁，究竟什么样的方法才会让君臣齐心协力、共谋大计呢？笔者认为应该以任人唯贤为主，必要的时候实行虚封型封王。

谢辞

进入大四以后，我每天都念叨着两件事，写论文、找工作，写论文、找工作……回头想想，从上学期抢论文选题到现在终于写完论文，事件已经过去近半年了，在此期间，我虽然经历了找不到资料的懊恼和写不出文章的痛苦，但收获更多的是增长知识的喜悦。

说句心里话，我能顺利的完成此篇论文，离不开胡鸣唤老师不遗余力的指导，她帮我解析论文题目、捋顺写作思路、修改文章内容、完善论文结构，她还给我推荐参考书目、批改文章的不足之处，在此我对胡鸣唤老师表示诚挚的感谢。同时，我也非常感激开题报告时各位老师能给我提出宝贵的建议，使我的文章没有出现大的错误。另外，我要感谢我的各位舍友，她们帮我找资料、和我一起讨论文章，并给我提供建议，给了我信心。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院系和论文评审组的各位老师，谢谢你们！

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的谢意，但“言有尽而情不可终”，我再次对帮助我的各位老师和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大家一切都好。

[2]刘敏.关于汉初封王的两个问题[J].南都学坛学报，1997,17（1）.[3]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M].中华书局，1959.[4]熊铁基.秦汉文化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91.[5]周绍侯、齐涛、王育济.中国古代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5.[6]司马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M].中华书局，1959.[7]司马迁.史记•平淮书[M].中华书局，1959.[8]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88.[9]周桂钿.董仲舒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5.[10]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M].中华书局，1959.[11]司马迁.史记•吴王濞列传[M].中华书局，1959.[12]司马迁.史记•袁盎晁错列传[M].中华书局，1959.[13]司马迁.史记•鲸布列传[M].中华书局，1959.[14]班固.汉书•贾谊传[M].中华书局，1959.[15]晁福林.中国古代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16]侯仰军.中国古代的皇族封王制度[J].齐鲁学刊，1995,1（1）贾谊传[M].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