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对社区居民参与问题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该时期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膨胀，城市社区处于剧变，城市民主运动高涨，由此许多专家对社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1965年，保罗·达维多夫(Paul"Davidoff)发表了《倡导规划与多元社会(AdvocacyandPluralisminPlanning)》一文，认为在多元化的社会，规划没有一个完整的、明确的公众利益，只有不同的“特别利益”。规划工作者不仅自己要明白，并且应当公开表达究竟其是为哪一方利益作规划，此外还要为受规划所影响的其他人发言。
1966年，社会科学家大卫·希尔斯提出，促使社区居民自觉自愿参与的主要因素就是其意识到的“义务”，当社区居民感到有义务投入到某类事务中去时，他们将会自愿参与社区活动。
X学者凯里(Cary)认为参与须满足三个条件:拥有参与的自由、拥有参与的能力和拥有参与的意愿。因此，只有首先将参与的权利赋予公众，调动公众参与公共事物的意愿，培养公民参与的能力，才能真正培育出一个公民参与的社会
1969年，X学者谢尔·阿斯汀(Sherr"Amstein)发表的《市民参与的梯子》一文中提出了“公民参与阶梯论”。讨论了公民参与发展可能会出现的八个层次和三个阶段。
最底的是XX操作和宣传教育;梯子中间阶段是象征性参与形式(先是给予信息，再上是政策咨询，最后是组织形成)梯子最上是实权性参与形式(先是合作伙伴关系，再高是授予权力，最高是公民自主控制。
1978年，菲力普·隆(Philips"Long)针对社区公共参与提出六大激励公众主动参与的条件:适当的组织、能获取效益、生活方式受到威胁、义务、丰富的知识和在组织中的舒适感〔。:3]。
1980年，麦考·查尔斯((Mc"Clusky)指出解决社区问题时，首先必须使居民对该社区问题有一定的了解，并在充分的准备工作前提下，居民才一会参与社区事务。
1982年，X社区论专家桑德斯(Saunders)提出的社会互动模式是城市社区互动研究的主要理论。他把社区视为特定地域范围内比较持久的社会互动系统，社区运作的过程是社区内各因素不断互动的过程。
1992年，奥斯本·盖布勒(Osbom"Gaebler)认为，XX再造理论中指出XX应是归属社区的XX，XX应适当赋予权力而不仅仅是提供服务。还明确强调XX应是顾客驱动的XX，满足顾客需求而不是科层行政需求等原则。总结出XX应该赋予社区权力，满足公众要求这一主题。
1994年，简·库依曼(Jan"Kooiman)提出社会控制论系统的治理理论，认为政治治理能力必须具有精确、动态、多样的特性，治理结构体现为XX和社会组织之间基于各自资源不完全性而形成的彼此间持续互动合作。这一理论为社区治理提供了理论基础。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研究报告为社区治理提供了更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其中提到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各种方式的总和。与传统XX治理最具差异的一点就是治理是一个互动的管理过程，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来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20世纪末，英国格尔本卡恩(Gulbenkian)基金会认为，社区工作的基本目的是在充分了解社会状况的前提下，与不同群体保持并组成关系，使变迁能到达预期的效果，并影响社会变迁的进程和控制权力的分配。
2001年，马修·费勒(Matthew"Filner)提出在社区发展中政治参与权力在极大程度上受控于所拥有的财产。指出第三方组织作为XX与公民之间的桥梁，可以通过发展其来加强公众的参与热情，缓解政治参与不平等的矛盾〔m0
2001年，马里克·瓦特金斯(Malik"Watkins)对社区参与者的特征、参与水平等做了调研，认为最大的影响因素是社区事务的目标是否与参与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并指出，选择当地的社区组织作为项目的发起单位是最为有效的，较容易达成最终的目的，更能激发公众参与。这一研究为社区治理与公共参与的相互影响因素提供了参考依据。
（二）国内研究综述
20世纪初期，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最先把“社区”概念引入中国，其著名的“江村调查”，从小社区入手进行微观调查，用直观的方法多方面了解人们在社区里的生活，为社区建设研究奠定基础。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和吴景超先生主持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开创了我国城市社区研究的先河。他们竭力主张把社区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本土化的社区实证研究，如吴景超的论文《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与功能》、《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现状》等。
总的来说，我国的社区研究发展较慢，到70年代后期，社会学恢复和建立以后，社区研究有所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市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的迅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社区研究，对社区居民参与的研究也逐渐增多。特别是“以人为本”、“民主参与”等现代规划理念渐渐融入我国城市治理体系，社区居民参与规划决策和管理的意愿不断提高。但由于我国提出社区建设的时间不长，因而在社区建设的实践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许多的问题。具体来看，目前国内学者对社区居民参与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王小章、冯婷、王伟、汪伟信、李燕、徐中振、卢汉龙等学者认为当前居民参与意识淡薄是制约居民参与的重要问题。王小章、冯婷根据对某市的调查，分析城市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认为城市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愿在总体上是比较弱的，此外，除了经济参与意愿较强一些，其他如社会参与意愿、文化参与意愿都不是很强，其中利益关联与情感认同是主要影响因子。他们提出社区工作应该转移到关注人们对个人周围切身环境方面的满意感方面。
王伟平对杭州市社区青年居民进行调查分析后认为，青年有社区参与的需要。调查中，有69%的青年表示愿意参加居民区活动，有58.9%的青年表示愿意参加青年社区工作部。汪伟信、李燕采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法，对安徽省城市社区居民体育意识进行调查，发现城市社区居民参加体育活动以中老年居多，青少年是城市社区体育的弱势群体;城市居民的体育意识逐步增强，健身、娱乐和交流是其参与的目的和主体需要。
徐中振、卢汉龙等一些研究者把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归结为主要是居民的社区意识或归属感缺乏，并从文化这一角度进行了较深层次的解释。他们认为社区意识淡漠的文化历史原因有: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从来就缺少作为“公德”的伦理基础;二是传统中国社会缺乏“公共意识”的空间因素和个体前提;三是在单位体制下只能产生“单位意识”而非“社区意识”，因而造成公民不热心于参与社区事务。
王珍宝、李晓凤、李霞，陈伟东等学者根据相关调查研究的结沦，认为我国当前的社区发展和建设存在社区居民参与普遍不足的问题。王珍宝认为参与不足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区居民总体参与率不高，而且分布不均匀，表现在参与的积极性不够高而且发展不平衡，老年人和学生参与较多而青壮年参与较少:二是社区参与的程度不深，参与的形式不够丰富，目标层次较低，居民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参与社区具体事务的运作，尤其是社区内所出现的临时性问题和文化娱乐性活动，而很少参与决策和管理。
李晓凤分析了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内容特征与制约因素，认为我国城市居民的社区参与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参与主体不平衡，总体参与率低;参与领域不平衡，参与不深入;参与的主观愿望较强，但实际参与率不高;参与方式被动多，主动少;参与机制运行的行政化严重。
李霞，陈伟东认为居民社区参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化参与多，组织化参与少;本地式参与多，外来式参与少;政治性参与少，非政治性参与多;参与意愿高，参与效能低;参与主体单一，总体参与率低;执行性参与多，参与层次不高。社区参与制约因素多，除生活水平、居住年限、年龄结构等因素外，主要有以下因素:社区公民意识薄弱;社区行政化严重;社区居民组织化程度不高;社区居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等。
徐勇、肖富群、孙璐、等学者认为居民社区参与动力缺失也是当今居民参与的突出问题。徐勇认为中国的社区建设以及由此所推动的社区参与正是在XX和民间这两个需求的推动下才广泛开展起来的。但我国的社区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两方面的动力都存在不足问题。
张宝锋探讨了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动力缺失的原因，认为:一是单位制位损了居委会在居民心中的合法性;三是动员型参与制约了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四是传统制度孕育的臣民意识和自私意识影响了居民社区参与的主动性和价值取向。
肖富群和孙璐认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动力主要来自两方面:追求共同利益和追求情感满足价值认同，简言之就是“利益驱动”和“认同驱动”。居民的社区参与行为不能实现其价值或者价值最优。从理性选择的视角看，个体参与公共事务是基于共同利益，因此群体团结的程度与个体对于群体的依赖程度有关。
二、评述及启示
总的来说，国内外对社区的研究比较成熟，为居民社区参与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国外对于居民社区参与的研究从理论发展到实践，为我国的研究提供了借鉴。我国可以依据国外的研究思路、根据我国国情进行理论性研究，对于现实中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问题有待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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