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方法探析

　　摘要：国际关系研究到目前为止所取得最大成就，就是解释了国际互动的几种大趋势。现实主义发现国家基于自利的属性会发生冲突，自由制度主义发现国家间有共同利益可能会合作，建构主义认为国家间互动有主体间性，因而会赋予物质事实以意义。这些说法都对，都有价值，可以说指出了某种确定性。然而，这些说明确定性的理论并不能用于国家行为的预测，因为你不知道国家会怎样考虑利益和怎样进行意义的建构。在这里，确定性变成了不确定性。当然，这些理论不能用于预测，不等于说它们没用，因为它们说明了国家决策的外部环境。简而言之，国家行为会涉及权力政治，也会涉及制度合作和观念建构。这至少为人们的预测提供了大方向，和几种可能性的组合。

　　关键词：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相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寻找规律似乎容易一些，因为有大量事实可以用数字说话，可以算呀。但即使那样，预测仍然不靠谱。股评家的预测是最典型的例子。现今的经济危机还在继续，人们迫切需要知道危机何时结束，哪个经济学家能预测？人们之所以需要国际关系研究，一方面是因为昨天发生的事需要解释，通过解释可以加深对事情的理解；另一方面是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需要作出科学的预测。两者比较，预测显然更重要一些。一个天气预报员如果只能解释昨天为什么下雨，却不能预测明天下不下雨，肯定会挨骂。然而，国际关系研究就目前的水平来说，对已发生的许多大事尚且不能解释，要预测未发生之事就更谈不上了。什么原因？主要是难以确认规律。我们所面对的现象太复杂了，很难找到确定的东西。

　　但这真的能比走理论之路更靠谱？由于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不能用于预测，因此有些人认为理论没用。确实，许多国关高手不用理论只靠经验就能进行预测。他们可能认为有悟性的人过的河多了，就能知道哪里有石头。

　　事实上，早期的国际关系著作充斥着对国际法研究成果与方法的运用，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从法学研究中脱胎而出。[2](P70)在理想主义理论中这一点尤为明显。一战把维也纳会议以来靠大国均势政策而维持的欧洲百年和平局面打得粉碎，为防止战争，维持和平，一些国际关系学者把目光转向当时已成为哲学世界主导思潮的乌托邦主义。其中，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起到重大影响作用。康德有关道德与政治联系，有关个人、国家、国际社会、国际层面的权利与法律的角色作用，以及对历史的哲理逻辑的信任等等的论述，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个学派即理想主义的立论基础。

　　在理论上，理想主义学者对国际法研究的重视推动了国际法学的进步。实际上，理想主义学者的许多著作本身就是在探讨国际法的价值与建构，如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威尔逊在著名的《十四点》中蕴育了理想主义思想的基本结构，其不仅对强权政治和大国均势进行了猛烈批判，也强调了建立国际组织和开展国际立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探讨了国际法和国际公约在确保和平上的价值所在。再如另一个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默里一生的著作中主要是表达了三种反映政治理想主义的民主思想，在每一部分中都紧密探讨了国际法的问题，其对自然法的态度、权力的概念，以及正义战争的研究不仅是与格劳秀斯的思想一脉相承，也是对这种思想在现代国际关系的背景下的实践探索。同时，理想主义者菲利浦•诺尔—贝克的国际法思想，对于同一时代国际军备控制立法与裁军运动以及国际司法体系的构建起到极大的理论论证与实践推动的作样。而且，理想主义这种重视国际法研究的传统及偏好激励着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法的继续探索，即使在二战后理想主义学派受到重创，现实主义占据主流的情势下，这种影响仍然长存不息。例如，在这一时期，理想主义学者赫西•兰特帕奇于死后（1977年）出版了四卷本的《国际法》，J.L.伯利尔利出版了蜚声于世的《国际法观察》（1944）、《国际法义务之基础》（1959）以及《国家的法律》（1963）等书。在这些著作中，他们均主张，国际法优先于国际政治，国际法的完善将带来世界的稳定与公正等等。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也曾出现过理想主义的“复兴”，如R•A•福克、M•S•麦克莫加尔和D•M•约翰斯通等学者积极提倡了“世界秩序”、“世界XX”、“国际法与法律公正”等观点，并努力创建未来学。[6](P32)此外，理想主义对国际法律与国际组织的重视思想，对“法理主义”精神能够占据当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一的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理论的核心和指导地位，也发挥出很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理论与理想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冷战开始后，现实主义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主流，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研究突然变得疏远。在现实主义学者看来，国际法不仅缺乏必要的独立性，而且是软弱无力，毫无用处。由于现实主义的理论强势以及在二战后得到实务界的重视，其对国际法的这种排斥态度，不仅影响到国际法在战后国际关系实践中的地位，也导致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法研究的普遍忽视。不过，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局势走向缓和及全球相互依赖日益紧密，追求国际关系的稳定与可预期再次成为各国与民众的共同需要，“当代国际关系最突出之处是逐渐进入法制化阶段”；“在程度不一的合法化进程中，法律与政治紧紧纠缠在一起”。这时，西方学界对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跨学科研究蔚然成风，成为这两个学科最新发展的闪亮之处。在国际关系学界，重新拾起国际法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联结纽带的正是国际机制理论。

　　在其他国家，情况则有不同。英国学界流行的传统主义方法、欧洲和加拿大流行的后实证主义方法，则大体上属于诠释法。在中国学界，实际上使用较多的也是诠释法。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方法，根据现有的使用情况，主要有四种，即案例法、定量法、形式模型和诠释法。这四种方法，定量法与形式模型属于实证方法，而诠释法则属于非实证方法，案例法可用于实证研究，也可用于非实证研究，但主要是用于实证研究。在实证方法占主导地位的X国际关系界，主要流行的是前三种方法，即案例法、定量法与形式模型。

　　诠释方法作为一种理解与解释文本的途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针对的是事实的不可观察的方面，功能是说明事实的社会（历史）意义。这种意义主要指事实中蕴含的主观因素，包括事实发生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事实中体现的行为体的意图与观念，这种意图与观念对国际关系的建构，文本作者所处环境和自身观念对其诠释的影响等。

　　对事实进行诠释，首先要理解文本的语言学意义，即理解文本的原意。再进一步，则要理解文本作者的主观世界，即解释作者思想是如何从生活的整体环境中产生的。用施莱尔马赫的话来说就是，“首先像作者一样好地理解文本，然后甚至要比作者更好地理解文本”。在这里，诠释学研究的要旨就是要创新和超越。施莱尔马赫认为，一个解释者如果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和语言学知识，就可以比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作者，即可以把握作者在创造时所没有意识到的方方面面。

　　在诠释性研究中，通过理解进行创造的最基本的要求是提出更好的理解与解释。这里所说的“好”，尽管包括表述的精到与深刻，但主要指解释的独特与新颖，即要说出前人没有理解或解释的东西。在操作中，研究者可以不拘一格地运用许多具体的方法。例如，可以用历史分析法解释国际事件的由来，用演绎法把现成理论用于解释现实问题，也可以用比较法对照反映国际事实的不同文本。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始终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即所有的理解与解释都是为了回答预先提出的问题。

　　诠释法在国际关系学界的应用是很普遍的，特别是在中国学界，可以说大部分研究应用了诠释法。不过，由于诠释法在实际操作中缺乏如实证研究那样的严谨路径和步骤，因此有可能因没有严谨的研究纲领和中心问题而提不出更好的解释，从而出现低水平重复和缺乏实质性创新的问题。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案例法是人们基于特定目的，选择单个或少数事例,联系其发生条件与环境，进行深入分析与解释的一种途径。进行案例研究的对象，与统计分析中随机选出的能代表总体（population）的样本（sample）不同，案例是研究者基于主观意图特意挑选、界定和加工的事例或事例的某一个方面。由于案例的选择内含研究者的意图，因此案例可以说是具有理论负载的实例。

　　进行案例研究，可分为非理论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人们进行非理论性案例研究，一个主要目的是对特定事件进行解释。这种解释类似于历史性研究。]进行理论性案例研究，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为了检验理论，即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另一种情况是为了发展理论，即针对理论不能解释的方面，提出新的假设以便发展出新理论。

　　对理论进行检验，运用案例法可以进行证实，也可以进行证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用少数甚至一个案例证实一般性理论，人们通常认为缺少说服力。用案例法进行证伪，通常是受肯定的，因为只需要找到一个反例，就可以证伪一个理论。案例可以作为检验推论的“黑天鹅”。

　　对理论进行发展，也可称为探索性案例研究。这类研究作为理论创新过程的初始阶段，主要目的是考察漏掉的或新的变量，以便提出新的假设。新的假设提出之后，研究者还需要以适当途径进行检验。尽管人们可以选用更多的案例进行证实，但定量分析被认为是更具普遍意义的检验方法。探索性案例研究作为一种值得提倡的做法，具有较强的开拓性，但也具有较大的难度与挑战性。

　　案例研究作为一种运用普遍却又存在争议的方法，通过联结个别研究和一般研究，可以打开通向理论概括的门径，但它本质上并不是一种普遍性研究，不适合需要用大样本进行分析的问题。鉴于这种方法的长处与短处，人们在进行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问题分析时，需要根据研究目的与条件，恰当处理好这种方法与其他方法的关系，充分发挥其功能与作用。

　　进行国际关系研究，人们不但需要论及对象的质的规定性，而且需要论及对象的量的规定性。从科学实证的意义上讲，没有恰当的定量研究，就不能对事实进行准确的描述，也不能发现规律并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验证。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定量分析，最基本的途径就是运用统计方法进行测量、描述、分析和推论。统计方法可以做什么？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它让研究者可以根据手边的数据了解事实的现状、过程、变化趋势，同时可以根据概率法则对现实的规律性作出推论。

　　对国际关系进行量的研究，首先需要对事实的种类、等级、程度、规模、范围进行测量和计算。有了测量数据，研究者才可以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通常包括两种类型，即描述性统计和推理性统计。描述性统计是运用较大样本的数据进行的资料整理、分析与测量，包括对变量间关系的测量。推论性统计是根据部分观测样本数据以及问题的条件和假定，对未知事物做出的以概率形式表述的推断。

　　进行统计描述，对研究者来说比较容易，只要数据可靠，按类别把各个频数以表格形式表现出来，并作相应计算就可以了。进行统计推论涉及数学计算，主要包括概率计算、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这些研究都需要有相应的数学知识。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运用定量方法，可以对事实的现状、过程和变化趋势做出准确的描述，并可根据概率法则对规律性作出推论。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对国际关系事实进行大样本统计是受到很大限制的，许多有重要意义的事实不能统计。进行统计推论尽管可以得出非常“科学”的结论，但这种计算结果未必与事实的发展相符，因为人的意图可以改变国际互动的“规律”。

　　形式模型作为一种方法，涉及对数学、图形和符号方法的使用。其中博弈论运用最为普遍，这是一种以数学为基础，以研究对抗冲突中的最优对策为目标的方法。由于国际关系的过程和模式经常会表现出某些类似博弈的特征，诸如外交谈判、经济制裁、军备竞赛、军事结盟等，因此运用博弈模型把某些适宜的国际问题特别是外交决策问题形式化，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运用形式模型，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用形式语言代替自然语言。自然语言可以精细地描述有关世界的各种事物，可以捕获世界的丰富性；数学语言的描述能力有限，但长于演绎推理。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形式模型可以发挥三种功能，即描述、演绎和验证。由于形式模型是有关真实世界某一部分的简化，去除了冗余的信息，具有高度抽象和简洁的特点，因此研究者可以用形式模型对所要研究的对象与问题做出非常清楚明确的描述。由于用形式模型方法描述的问题是数学化的，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在经验世界无法观察到的景象，因此非常便于研究者进行演绎推理。运用形式模型所得出的结论，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用经验事实加以证实或证伪的。

　　博弈论模型作为形式模型的一种，其做法就是把行为体的战略互动形式化，明确各方可能的战略选择与收益，并推论出结局。进行这种研究，人们的基本宗旨是探讨各方的最优战略反应。这种反应可以为互动方带来最大利益，因而被认为是理性选择。

　　运用形式模型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特别适于进行决策研究，这是该方法的长处。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把问题形式化，会忽略掉许多关键因素和条件，在此基础上所做的推论，很可能与现实情况有较大距离。再者，形式模型的结构乃是人为设计的产物，其前提是博弈者对于环境与规则有共识，然而，现实常常并非如此。因此，用形式模型说明现实问题时，必须综合考虑更多的因素。事实上，实际决策者是不可能把形式模型的结论简单地应用于实际的。

　　一个解释者如果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和语言学知识，就可以比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作者，即可以把握作者在创造时所没有意识到的方方面面。

　　最基本的要求是提出更好的理解与解释。这里所说的“好”，尽管包括表述的精到与深刻，但主要指解释的独特与新颖，即要说出前人没有理解或解释的东西。在操作中，研究者可以不拘一格地运用许多具体的方法。例如，可以用历史分析法解释国际事件的由来，用演绎法把现成理论用于解释现实问题，也可以用比较法对照反映国际事实的不同文本。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始终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即所有的理解与解释都是为了回答预先提出的问题。不过，由于诠释法在实际操作中缺乏如实证研究那样的严谨路径和步骤，因此有可能因没有严谨的研究纲领和中心问题而提不出更好的解释，从而出现低水平重复和缺乏实质性创新的问题。

　　可以对事实的现状、过程和变化趋势做出准确的描述，并可根据概率法则对规律性作出推论。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对国际关系事实进行大样本统计是受到很大限制的，许多有重要意义的事实不能统计。进行统计推论尽管可以得出非常“科学”的结论，但这种计算结果未必与事实的发展相符，因为人的意图可以改变国际互动的“规律”。

　　作为一种运用普遍却又存在争议的方法，可以打开通向理论概括的门径，但它本质上并不是一种普遍性研究，不适合需要用大样本进行分析的问题。鉴于这种方法的长处与短处，人们在进行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问题分析时，需要根据研究目的与条件，恰当处理好这种方法与其他方法的关系，充分发挥其功能与作用。

　　对理论进行检验，运用案例法可以进行证实，也可以进行证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用少数甚至一个案例证实一般性理论，人们通常认为缺少说服力。用案例法进行证伪，通常是受肯定的，因为只需要找到一个反例，就可以证伪一个理论。案例可以作为检验推论的“黑天鹅”。

　　这类研究作为理论创新过程的初始阶段，主要目的是考察漏掉的或新的变量，以便提出新的假设。新的假设提出之后，研究者还需要以适当途径进行检验。尽管人们可以选用更多的案例进行证实，但定量分析被认为是更具普遍意义的检验方法。探索性案例研究作为一种值得提倡的做法，具有较强的开拓性，但也具有较大的难度与挑战性。

　　坚持应依据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原则办事；认为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巩固战后稳定的国际社会，相信国际法、国际组织及公众舆论可以确保世界和平。无疑，自近代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国家之间始终遵循着权力与利益至上的法则，这决定了理想主义不切实际的理念注定要破产，但这个时期国际法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结（也是两个领域所实现的第一次联结），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对国际法与国际法学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立足于此，理想主义学者相信人性本善，强调通过道义和精神教育唤醒人的良知；主张恢复国际规范，建立国际性机构与组织，健全对各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制；谴责追求强权政治以谋求自身利益的国家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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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理论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并受实践检验[J].钱文荣.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10)

　　[3]关于“学派”[J].陈乐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08)

　　[4]成为知识的生产者[J].王正毅.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03)

　　[5]科学方法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局限性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J].李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11)

　　[6]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悲剧[J].许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07)

　　[7]理论创新从研究新问题中来[J].资中筠.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