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2015年的GDP增速更是首次跌破7，经济发展遇上“瓶颈”。中国能不能成功从中等收入国家转化为高收入国家、能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了国内外高度关注的话题。本文参考了和中国文化底蕴相近的东亚发达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经验，发现财政政策在其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本文重点从财政政策和我国国情出发来探讨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以保证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
关键词：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陷阱；财政政策
一、关于“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理论化的经济发展形势，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一定的数量时（由于其本身具有的种种资源优势）会遇到一个“瓶颈期”，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缓，各种社会问题开始出现，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将会长期处于这个水平。具体来说，“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中等收入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层层阻碍，特别是由中低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缺乏动力，导致经济长期停滞，比如巴西、马来西亚等国，他们虽然已在上世纪70年代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由于其国内的种种问题，经济陷入滞胀，增长缓慢。通常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依据是人均GDP是否超过10000万美元。
由于含义存在许多争议，得到广泛认可的一种说法是：许多中等收入经济体在未来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在本质上是指一个增长遇到的陷阱，更具体地说，一个中等收入经济体经历停滞或者增长率低于高增长经济体。国内学者结合中国国情对“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姚枝仲提出：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一个增长陷阱。主要有两种界定方法。从绝对标准来看,中等收入国家出现经济增长停滞或者负增长的现象,叫做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从相对标准来看,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低于高收入国家,叫做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二、我国现状
2015年，中国GDP增长速度下降，首次跌破7%，实际GDP增长6.9%，比2014年的GDP增速少0.4个百分点，是近二十五年里GDP的最低增速，中国经济发展开始呈现“L”型。从近几年的国内经济状况看来，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再是优势，并导致了经济缓慢增长、增长动力不足；同时传统的增长方式还导致了环境污染、社会阶层固化、金融体系脆弱等问题。从短期上看，当前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是需求疲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各类投资主体和各个行业里都普遍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抑制了消费需求、全球经济形势不好导致出口需求疲软。从长期上看，既有供给结构遭遇人均收入水平提高、需求结构转换而导致的结构性供需失衡与生产效率低下导致了经济减速。除此之外，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速度放缓也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社会矛盾开始激化，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腐败多发、社会服务体系缺失、就业困难、信仰缺失等现象越来越明显。由于这些的现象的存在，导致我国产业经济发展遇上“瓶颈”，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开始衰退，制造业增长缓慢、城镇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困难等。
（一）劳动力市场衰退
正如图中所示，中国65岁以上老人数量自2010年后增速明显，0-14岁人口数量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缓慢减少的趋势，即使XX在2011年出台了“双独二胎”政策也未能刺激这部分人口数量的增长。同时我们也可以得出。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下降，生育水平较低的结论。随着中国老龄化、少子化时代的到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逐渐减少，工厂不得不面临“招工难”、“用工荒”的问题，同时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生产成本加大，加重了工厂负担。
（二）制造业增长缓慢
2016年初，中国XX把GDP增长的目标定为6.5%，这表明了XX对于2016年的经济形势不太乐观，我国经济陷入艰难的“转型期”，经济并不能实现像之前一样保持高速稳定的增长，同时也说明我国经济发展遇上“瓶颈”，需要找到我国经济发展遇上问题的“症结”，从而实现突破。作为中国经济中流砥柱的制造业发展随着低端产业、高消耗、低产出产业的利润增收进入瓶颈区，增长速度放缓，这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症结”，制造业的传统发展模式急需转变。
国民收入难以得到高速增长，消费市场相对萧条，此时对国民经济发展模式就有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对经济进行丰富、持续的独有创新与变革，以及培养专业化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在中等收入国家向高等收入国家转化的时候，劳动力成本上升，制造业成本加大，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不再，产品出口缺乏优势，中等收入国家难以在高附加值市场上追上高收入经济体。作为典型的中高等收入国家，我国急需改变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转化为高转化、低污染、低消耗、高产出的经济模式，由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为主导转为第三产业为主导，继续淘汰落后企业、过时企业，鼓励新兴经济发展。
（三）城镇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困难
中国城镇化的发展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在1978年后，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中国中小城镇也如春笋般拔地而起，中国城镇化在此之后发展迅速，到2015年，城镇人口已有77116万人，名义城镇化率已达56.1%。世界平均城镇化率为55%，虽然中国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城镇化水平，但是中国城镇化的质量相对较低，实际城镇化远低于50%。城镇未来土地被透支使用、部分城镇常住人口未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权益得不到保证，城市基础公共服务相应配套措施不完善等问题都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影响了城镇化的质量。城镇化不是单纯地增加城镇人口，而是对城市建设实施合理规划、对其功能定位明确、基础公共服务相应配套措施完善、城镇产业经济发展目标合理明确，我国城镇化的发展道路任重道远。
由于中国存在的这些问题，导致了短期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前景展望不容乐观，同时经济学家提出中国即将长期处于“L”型的经济新常态，这些事实均表明中国离“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寸步之遥。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升级的规划就是从数量型经济转化为质量型经济、从以生产者为主转为以消费者为主、从低价值转为高附加值、从关注生产型转为关注服务型、从高消耗低产出产业转为低碳低消耗产业、重视创新产业、最终打造“互联网+”社会，成功改变经济发展模式。
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到2003年为止，被世界银行列入国家的101个经济体中，有13个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比率不到13%。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转换为高收入经济体成为我国急需解决的问题。从我国现状上看，决策层正在积极寻求对策以解决中国正面对的经济困境，但是就我国目前所处环境而言，“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个能够轻松解决的难题。“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威胁了我国既有经济体系，还冲击了我国的社会结构的稳定。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我国有着十分重要的深远的影响。虽然我国缺乏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但是国际上有许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高收入国家，我国可以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从中汲取精髓，并运用在中国转型上。
（一）相关财政经验
1.重视财政对经济的调控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21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也不同程度地依赖以出口为导向的低成本优势战略，但是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这些国家和地区放弃了这一战略，加强财政对科技进步与人力资源的投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城乡与地区的均衡发展，促进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以及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转变，实现了社会结构和政治民主化转型，保证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成功地避开了“中等收入陷阱”。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以劳动力为优势、以资本投资为主要导向、以技术和知识为重点的三个阶段，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经济健康合理地发展。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利用相关财政政策引导社会资源的流向，再对其进行合理配置，科学地利用“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相结合，使发展中亟需得到相关资源的重要产业得到集中配置，使产品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成功实现了向高创新技术型的转变。
2.加大教育的财政支出
东亚国家在世界经济里最明显的优势是劳动力丰富，以韩国为例，二战之后，韩国具有相对丰富的劳动力，但是韩国并没有走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经济的路子，反而是重视人才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XX制定了“教育立国，科技兴邦”的发展战略，重视教育发展，加大教育经费的财政投资。在1950年，韩国XX在公共教育上的支出仅占当年GDP的2%，在1965年之后，韩国教育支出预算平稳保持在GDP的7%以上。在实施了“教育立国，科技兴邦”的战略之后，韩国教育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举例而言，韩国在1980年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14.7%，但在199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2%，率先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韩国XX特别重视人才培养，成功储备了一大批高素质优秀人才，为韩国高新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我国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5%，2003年增长至17%。从2003年到2011年的八年时间里，毛入学率从17%增长到26.9%，增速较为明显，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但是和发达国家比仍有较大差距。针对我国现在仍是中等收入国家的状态，XX应当加大对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为制造业提供中高等人才，促进其增长。
3.增加创新产业预算投入
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开始加大对创新产业的支持，增加财政投入，注重和引用国外先进技术、并把其化为己用。随着本国（地区）技术水平提高、技术人员的增加、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创新能力得到极大地提升，科研水平有明显上升，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开始发展本国科研产业，重视自主创新。主要采取的政策措施有确立“科技兴邦”的基本方针，加大科研投入，扶植科技产业的发展；完善相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构建以民间企业为主、XX与大学实验室为辅的科研体系等。
韩国高新技术企业以及韩国XX特别重视新产品的研发，并在这上面投入了极大的科研经费，约占GDP的3%。“科技兴邦”的战略虽然在短期内难以取得极大地成效，但在长期上，为韩国XX以及韩国高新技术产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润。在全球市场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以智能手机为主打的三星电子集团在全球“杀出了一条血路”，迅速占领全球电子产品市场，并在全球创下极高的销售记录，成为继苹果手机之后全球第二大手机品牌商，成为韩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xxxx以来我国科技创新状况报告，我国财政对科学技术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到2015年，全国科研经费投入总量为1.4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38.1%，增速明显，在研发经费投资这一块，成为仅次为X的第二大国。虽然我国在科研投入这一块如此巨大，但是我国的科研成果转换率不足20%，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究其原因，在于我国没有配套的科研体制，不能有效地保护专利技术，最终导致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偏低。我国应向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学习相关经验，以保证我国科学技术产业的良好发展。
虽然新加坡和X是较小的国家和地区，不能作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参考范本，但是它们所采取的经济转型措施具有前瞻性，极好地把握住了世界经济变化的趋势，充分发挥了财政的调控作用，其中的产业调整、经济转型的经验都值得中国学习借鉴。
(二）相关税收经验
在充分享受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各种红利之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渐渐放缓，经济增长乏力，实体经济发展陷入“瓶颈期”，我国需要对现有经济模式进行调整。税收作为财政政策中最有效的调节手段，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日本
日本（20世纪50年代中期–70年代初期）
日本利用税收优惠措施对企业研发展开支持，根据经济计划的发展目标来调整税收制度和政策。日本税收制度的改革分为以下几个板块。
第一，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日本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增加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级次，上调边际税率，建立配偶者扣除制度，大幅增加免征额、基础扣除额、抚养扣除额和工资所得扣除额，极大地减轻了工薪收入家庭的税收负担，刺激国内消费。第二，下调法人税税率，保护中小企业。根据1963年日本颁布了《中小企业保护法》规定，中小企业的税率向下进行了大幅度地调整，并规定年应纳税所得额随着经济发展而适时上调，以增强中小企业竞争力。第三，建立汽车税制，完善分税制。日本中央XX自1954年引进汽车税制，并开征汽油税、地方道路税、石油液化气税和汽车重量税。地方XX自1956年开始增收轻油交易税和汽车购置税。中央XX和地方XX对不同税享有不同的税收比例，日本以汽车税制为基础的分税制正式建立起来了。
2.韩国
韩国（20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中期）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韩国经济面临劳动力短缺、消费过度、投资不足等问题，XX通过税收制度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促进私人经济的自律和竞争机制下的市场经济发展。
上世纪70年代，韩国针对重工业实施扶持政策，并对重要行业实施“关键部门的特别税收待遇”，并进行税收改革利用消费型增值税及特种货物税来取代营业税和其他7种间接税，从而支持相关投资行为。80年代初，韩国实施“科技兴邦”战略重视技术研发的中小企业，并对其实施倾斜性的税收政策，1982年后，韩国XX取消了除机械和电子产业外其他行业享受这个优惠的资格。1986年，韩国规定中小企业所使用的以及与节约能源、降低污染的相关机器设备可以享受10%的税收抵免。90年代，韩国为了吸引外资，针对相关行业出台了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
3.新加坡
新加坡（20世纪5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
新加坡的发展主要分为进口替代工业时期、出口导向工业时期和经济结构重组时期，在不同的时期税收制度改革的侧重点不同。
在进口替代工业时期，为了鼓励新兴工业发展。新加坡对促进国家工业发展以及相关原料免征进口税，并对投资相关投资行为实施累计计算免税额；在出口导向工业时期，为了鼓励出口，XX对外出口销售额占总销售20%以上以及出口总额达10万新元的企业，征收4%的所得税税率，并鼓励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出口；在经济结构重组时期，国会对从事研究和开发项目的制造商的生产支出进行税前双倍扣除，并减免相关行业、相关行业原材料生产的税收，并在这个时期对外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从而鼓励知识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发展。
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财政政策建议
一个中高等收入国家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在未来五十年内成功实现转换，成为高等收入国家。鉴于大量国家都被困在中等收入这个阶段，这个答案往往显而易见，那就是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地增长，在五十年内必须保持经济高速稳定增长5%以及上。我国现在面临最严峻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对中国评级连连下调。中国必须改变这个局面，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借鉴相关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并化为己用。
(一)增加财政对创新产业的支出、发展创新经济
中国凭借其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廉价的劳动力迅速摆脱低收入经济体的身份转为中高等收入经济体，但是仅仅依赖其自身的生产要素是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时，唯有自主研发的技术、不断升级的产业经济结构能使中国经济立于不败之地。据报道，中国每年有2%的GDP增长来源于本土创新，随着XX对创新的重视与国企改革，中国创新将会迎来更大的发展平台。多样性的创新，刺激了国内经济，增加了就业岗位，带动整个国内经济的发展。在推动创新的同时，我国科研技术行业也得到极大发展，国内手机通信、信息技术等行业已处于世界前列，许多产业已完成产业升级。增加财政对创新产业的投入，为创新型经济发展铺设道路，构建完善的知识专利保护体系，为科技创新培育良好的“温室”，推动技术创新，打造国家创新体系，提升综合国力。
(二)加快税制改革步伐、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由于国内产能过剩、消费不足，国际市场经济衰退，我国制造行业发展陷入“瓶颈”，中小企业发展举步维艰。我国是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税收负担大部分落在企业身上，商品包含极高的“价内税”。根据我国现有经济状况，我国正在积极实施“营改增”的试点方案，减少了出口企业的成本，完善增值税抵扣，避免重复增税，保护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我国现在采取的是1994年形成的税制结构，目前中国税收体系仍然是以增值税为主，消费税、营业税互相配合的税制结构。2015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62，基尼系数远超于国际警戒线，贫富差距大，个人所得税也明显缺乏累进的性质，税收起的调节作用不明显，以对奢侈品征税为例，低收入群体在购买商品时必须承受高额的税负，而高收入群体可以去国外享受免税产品且具有多样化的避税手段。税制结构应当更加简化，并充满弹性，以满足XX的支出需要，更好地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对来自国内外的众多风险，中国经济面对可能长期停滞不前的阶段，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税收制度，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
(三)转换经济发展动力、注重经济协调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有主要依靠“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中国人均储蓄超过3万元，人均储蓄率超过50%，中国储蓄量为世界第一，过高的储蓄量意味着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并带来极低的投资效率。我国消费率在2015年首次突破50%，其中服务消费所占的比重远大于商品消费，消费者偏向个性化、多样化、差异化的商品，消费首次摆脱了它在经济发展中的从属地位。虽然中国消费率上去了，但是市场上的有效需求并没有增加，“产能过剩”依然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消费刺激只能在短期上解决一部分库存，如何把我国的高消费率转化为有效需求，是我国目前亟需解决的难题。中国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让消费成为支撑国民经济的主动力，和出口、投资协调拉动经济发展，最终改变国民实际收入以及分配格局。
(四)保障社会基础民生、兼顾效率与公平
据相关文章报道，在考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发展中国家中,教育以及医疗卫生支出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社会保障支出的作用则不显著。由于我国各地区、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比较大，财政对民生性支出投入不同，投入比例也不相同，导致我国民生性资源配置不平衡，东部优于西部，城市优于农村。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在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国2014年地方财政教育投入和地方医疗投入所占比例只占地方财政支出的24.66%，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再分配应当更注重公平，完善相关福利制度，为实现以消费型为主的经济提供保障
五、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人均收入的增加，中等收入经济体本身自有的产业优势可能难再现风光，随着低端产业、高消耗、低产出产业的利润增收进入瓶颈区，国民收入难以得到高速增长，消费市场相对萧条，此时对国民经济发展模式就有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对经济进行丰富、持续的独有创新与变革，以及培养专业化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这些要求对于以低端产业、高消耗、低产出为主的中等经济体而言，难度系数非常高。同时，在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时候，劳动力成本上升，制造业成本加大，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不再，产品出口缺乏优势，中等收入国家难以在高附加值市场上追上高收入经济体。
由于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风险与机遇并存，我国更应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实施相应的措施，使我国经济平稳向上发展。财政政策便是措施里的一种，财政政策作为保障社会职能顺利实施的一种手段，在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对推进社会公平、促进社会福利、完善社会相应基础设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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