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面桃花》中的乌托邦书写

　　摘要

《人面桃花》是格非“江南三部曲”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清末民初期间知识分子进行的一系列社会变革。从桃源型乌托邦到革命型乌托邦，延续不断的乌托邦梦想展示了知识分子的大同之梦。贯穿小说始终的意象世界将革命者追求理想的心路历程生动化，艺术化。作者运用意象叙事技巧与梦境叙事空间的构建，细微地展现出革命者内心的变化与乌托邦理想的走向。《人面桃花》中乌托邦理想从形成走向幻灭的两个主要因素是社会现实与个人欲望。格非借此揭示了乌托邦精神是人们追求理想的美好象征。

　　关键词：格非；《人面桃花》；乌托邦；意象

　　一、引言

《人面桃花》是“江南三部曲”之一。“江南三部曲”的创作融入了作者对近百年来人类精神革命史的深入探究和自我思考，格非试图呈现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几代人内心曾经强烈涌动的乌托邦理想和试图将乌托邦理想化为现实的冲动与激情。格非将《人面桃花》的线索设定为社会理想与精神现实，始终如一地贯穿于全书的始末。《人面桃花》就如一部追求理想的历史大戏，各色各样的追梦实践、人生百态在小说中生动具体，仿佛每个人物每个故事都触手可及。革命意识动态的发展，传神生动的人物形象刻画，时代背景推移的布局，使《人面桃花》中的乌托邦理想随着历史的发展源远流长，光彩炫目。

格非是先锋小说创作的代表人物，学术界始终保持着对格非的关注，有关格非作品的研究不断增多。目前对格非作品的研究集中在叙事艺术、女性意识、乌托邦、反乌托邦书写等方面。

研究格非作品绕不开的一点是对小说叙事艺术的研究。王迅的《论格非小说叙事中时间的塑形》一文主要是对“时间”叙事方面进行研究，突出格非小说的时间叙事策略。刘逸超的《格非“江南三部曲”诗性写作研究》从小说语言特征、人物形象、诗性叙事三方面入手，揭示了作品中蕴含的“诗性化”特点。

另外，在《人面桃花》中，离不开的就是对于“乌托邦理想”的探索，很多学者以此为题，对比了西方的乌托邦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桃源情结”，突出了格非作品中乌托邦理想的独特性。赵洪绣的《论格非的乌托邦书写—以“江南三部曲”为例》中，分析了乌托邦的概念及其发展历程，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了小说主人公追求乌托邦理想的异同。刘雨的《乌托邦叙事意义—格非<人面桃花>阅读笔记》一文，从“乌托邦”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入手，揭示格非作品中的乌托邦是一种“反乌托邦的乌托邦”，理想的追求不可避免的走向失败，体现乌托邦理想的荒诞性。

如上所述，许多研究者对“叙事艺术”、“乌托邦”有所涉及，但仍有遗漏的视角。首先，研究者对于乌托邦中“意象叙事”的探究较少，缺乏立足具体文本的体现“意象叙事”的论述内容。本文将论述在《人面桃花》一书中，意象对乌托邦建构的重要价值。其次，对乌托邦幻灭的原因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也缺乏对乌托邦精神及其时代意义的深入探究。二者具有表现现实的功能，是小说中乌托邦书写不可抹灭的一部分，也是本文论述的重点内容之一。

在格非的《人面桃花》中主人公以何种形式追求乌托邦理想？格非又是如何构建乌托邦理想？乌托邦理想的存在有何意义？这样的疑惑让人想深入走进《人面桃花》中一探究竟。

本文除引言、结论外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介绍了不同类型的乌托邦理想，结合《人面桃花》主人公的理想历程，探讨不同的人物对理想的态度及理想实践的具体表现。第二部分主要展现了《人面桃花》中，意象对于乌托邦构建的重要价值。意象世界是人物精神世界的载体，反射出人物的精神世界，与人物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第三部分着重分析了乌托邦理想幻灭的原因与乌托邦精神的时代意义。

　　二、人面桃花中的乌托邦类型

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对“乌托邦”的概念进行阐述，并将其上升至哲学高度。曼海姆认为其难以实现的特点源于与现实的不兼容，具有超前性，认为“乌托邦”是希望的预期。笔者对乌托邦《人面桃花》中呈现的意义的理解基本沿用曼海姆的观点，将乌托邦视为超越现存秩序的美好愿景，是与现实碰撞下的精神冲动和理想渴望。在《人面桃花》中乌托邦理想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桃源型乌托邦与革命型乌托邦。小说中作者对不同人物的乌托邦追求描写详略不一，以细腻的笔调将不同人物的追梦实践展现在读者眼前。

　　（一）桃源型乌托邦

《人面桃花》中陆秀米的父亲陆侃心怀一个“桃源梦”，在其他人看来，陆侃是一个居住在阁楼上的疯子，成天疯言疯语，行为诡异，人人避而远之。花季的秀米好奇父亲发疯的原因，一翻打听之后得知在父亲五十寿辰，丁树则送了一幅韩昌黎的《桃源图》作为贺礼，父亲将这幅图视若珍宝，自从得到这幅图，父亲就产生了很多异于常人的想法。陆侃认为普济和村前的大河就是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渔人所发现的“世外桃源”，自此他的心中便烙上“桃源梦”。他扬言要在普济的每个角落都种上桃树；要烧毁村里的全部书籍；还要在普济修建一条“风雨长廊”……小说没有大费笔墨描写陆侃的“桃源梦”，甚至用人们口中的“疯子”来形容他，但在其一举一动中我们可以发现，陆侃的“桃源梦”实际是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蓝图进行构想的。辞官后的陆侃曾想效仿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洒脱与恬淡，但无奈没有陶渊宽阔的心境。正因如此，陆侃的“桃源梦”才有烧书这一举措，烧书是他对官场不满的发泄，更是对社会等级制度不公的愤怒。

人对于社会现实感到不满与失望，但却又无力反抗时，往往很容易生成一种逃避现实的态度。陆侃也不例外，他渴望返璞归真，过上陶渊明般无拘无束，自在洒脱的生活。陆侃种桃树其实是想营造出“桃花源”的环境氛围，似乎只要环境对了，“桃源梦”就离他更近一步。建造风雨长廊的初衷是希望村民能免收风吹雨打之苦，体现了陆侃作为知识分子朴素的人文关怀和普世情怀。小说最后以陆侃的出走留下悬念，没有明确告诉读者其“桃源梦”是否实现。陆侃毫无征兆地带走箱子与部分钱财，就好像人间蒸发一般不知所踪。小说这种扑朔迷离的写法正是给“桃源理想”与读者的心中留下想象的空白。我们不禁会猜想：陆侃是去寻找桃花源了吗？他是否找到了心中理想的桃源？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构造了属于自己的桃花源吗？……可似乎没有答案，陆侃与他的“桃源梦”似乎从这开始戛然而止，但又似乎没有结束。

如果说陆侃的“桃花源”是空想的，没有经过实践的“镜花水月”，那么王观澄建造的“现实桃源”—“花家舍”则是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渗透着他毕生心血的“梦想殿堂”。王观澄在构建他的“桃花源”中，为了体现与众不同，统一设计规划了布局，每间房屋的建设结构包括颜色都一模一样，细致到装修细节都完全一致，这种高度统一的设计建筑不禁让人感受到设计者的用心良苦。“花家舍”是通过秀米的所见描述出来，自然风景优美，涉步成趣，生活画面温馨，怡然自乐。情与景的和谐渗透，梦与真达成一致，让“花家舍”变成世人向往的理想居住地。

陆侃与王观澄向往的桃源型乌托邦，实际是以逃避尘世、与世隔绝的做法来保持本真。格非在小说《人面桃花》中并没有用直接批判抨击现实社会，而是通过对小说人物言行的描写与精神思想的刻画，通过“花家舍”与现实社会的对比来突出人们生活的困苦，从侧面反映出现实社会制度与社会秩序的不公，委婉表达人们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陆侃与王观澄是黑暗封建制度下的失意者，面对当权者为官不仁、富裕者为富不仁、知识分子饱受欺凌的现状他们无力反抗。精神的追求与社会良知让他们不愿与世同流合污，但苦于无权无势无力扭转局面，于是便选择了逃避，憧憬陶渊明笔下的“桃源奇境”，在世俗中寻求真我，获得精神慰藉。

　　（二）革命型乌托邦

与陆侃王观澄消极避世的“桃源梦”不同，张季元追求的是一种破旧立新的革命型乌托邦理想。张季元身为蜩蛄会成员，他的理想中有了革命组织意识。张季元与蜩蛄会的其他成员通过与统治者的明争暗斗力求达到破旧立新的革命目的，他的革命理想是积极向前的。格非在《人面桃花》中并没有大费周章向读者展现张季元的革命蓝图，而是通过点点滴滴的细节，例如人物的日常对话等，流露出其对革命概念与前景的个人认知。张季元以秀米母亲表亲的身份来到陆家，并住进了陆秀米父亲发疯时居住的阁楼。少女时期的陆秀米，在与张季元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渐渐受其影响，萌生了革命的概念。这一点连宝琛都看了出来，指出秀米受张季元的影响太深，要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张季元。确实，在未来的日子里秀米继承了张季元的革命理想并闹出一阵不小的风波。在经历过“花家舍”一场大变故后，再次回到普济的陆秀米开始招兵买马，轰轰烈烈地大搞理想建设。在普济其他人眼中，陆秀米如同她父亲一样是个疯子，搞得普济不得安宁，“革命”的概念在世人眼中被简单定义为杀人。在翠莲看来，秀米的革命就是将普济的房屋都变成一样的，把普济的人也变成一样的。陆秀米渴望通过变革实现的“桃源”理念与王观澄消极避世的乌托邦理想又有不同，秀米以顽强的毅力和倔强的信念直面现实，否认了消极避世的思想，渴望用全新的理念在大范围内构建“大同”社会。

理想的构筑在现实中困难重重，随时面临着流血和牺牲。当革命的念头在秀米心中生根的那一刻开始，她的人生便注定充满无尽的挣扎、斗争与牺牲。其实从秀米对自己的儿子“小东西”冷漠的态度，就可以从侧面表现出秀米革命的决心。俗语说“儿女是父母的心头肉”，但小说中秀米对“小东西”可谓是冷漠至极，从未正眼瞧过他一眼。这让人不禁感叹，一位母亲怎会如此冷漠？但其实不然，秀米对儿子的冷漠有多深爱就有多重。与普通母亲不同，陆秀米是一位母亲的同时更是一名革命者，她深知革命的冷酷无情，更加清楚革命者随时有可能面临着流血牺牲，她不能让儿子对她太过于留恋，否则在面临生与死的那天便是常人难以承受的悲痛。与其经历生死离别的伤心欲绝，还不如一开始就忍痛割舍，这也反映出一名革命者的痛苦与无奈。格非笔下“小东西”对“冷血母亲”的爱让人心暖又心碎，这一“冷”一“热”的情感再一次强调了“革命”的“斗争性”与“残酷性”。

　　三、意象中的“乌托邦理想”

意象在中国古典作品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文学作品中，意象往往作为作者思想意识的代言人。格非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化作品的意象传统，他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花、雨、梦等意象，这些看似平常的事物，实际上都蕴含着作者独特的思想情感。在作品《人面桃花》中，从小说的篇名到内容核心线索，都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意象对于乌托邦理想构建的独特意义。

　　（一）自然意象中的乌托邦

桃花意象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深厚的文学发展渊源，陶渊明在一个桃源胜境中构筑了他的大同世界。在中国传统文人心中这种桃源式的梦一直存在，桃花意象的独特韵味源远流长。《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花自古便喻指美人。《左传》中的息夫人被称为“桃花夫人”，貌美如花绝世无双，但却难逃红颜薄命。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女主人公李香君的悲惨命运与一代王朝的牵扯令人揪心。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女子的命运似与桃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女子容颜如桃花般娇嫩美艳，但却难逃凋落成尘的宿命。在《人面桃花》中，桃花意象贯穿始终。其中，桃花意象符合了主人公陆秀米的气质，陆秀米有着桃花般的美丽容貌，但也预示着她情感的经历和命运变化起伏。陆秀米的美貌使得来她家以养病为由的张季元为她着迷。张季元在他的日记中露骨地表达了对秀米的爱恋与性渴望。但秀米的情感之路并不平坦，与众多古典小说女性的命运出奇的一致，她与张季元的感情还未开花便随着张季元的惨死而凋零。本以为在母亲的安排下嫁人草草过这一生，谁料被劫花家舍。来到花家舍的秀米，就如同一根导火索，使得表面祥和的花家舍掀起惊涛骇浪。兄弟相互残杀，小喽啰为了得到秀米冒死造反，原本祥和的花家舍因“红颜之争”难逃劫难。

在小说中，格非不单以桃花喻指人物的情感命运，其核心是以桃花的花开花落来喻指乌托邦理想的兴衰。陆侃收到丁树则赠予的“桃源图”后便开始在普济种植桃花，表面上移植的是桃花，实则是“革命理想”开始生根。革命理想在陆家生根发芽为陆秀米等人的革命追梦之路做下铺垫。在花家舍和普济也能经常看到桃花的身影，这些桃花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乌托邦思想在作品中的传达：桃花意象既传承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大同世界的构想，也传达出乌托邦理想在现实世界中如桃花一般灿烂确难以成真。桃花作为一种季节的物候之花，年复一年，春去秋来，有花开灿烂之时也有花谢凋零之日，是时间和循环的隐喻象征，这正是小说最后，陆秀米对于自己一生中革命理想的感慨。

另外，小说中雨雪的意象运用得十分频繁，雨雪似乎成了一种不祥的象征，与人物命运的失败死亡紧紧联系在一起。陆侃在出走之前曾对秀米说普济会有一场大雨，这不仅仅表示普济要下雨，而是预示了普济即将迎来一场思想的变革和洗礼。父亲的出走也让秀米的命运发生了转折，为陆秀米今后对于“桃源梦”的探索埋下了伏笔。格非对人物心里的描写并不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而是通过周围事物的变化来表现人物心境的转变。就如秀米从日本回来的那天刚好就下了一场雪，看着雨慢慢变成雪，水汽弥漫变成晶莹剔透的雪花，雨雪的转变标志着秀米内心的变化。日本之行，让她的思想慢慢开阔，从原先的迷茫不确定到慢慢坚定了自己的革命理想，此时的秀米内心已经有了革命的方向。此外还有“小东西”在祖母去世前说要下雨，秀米的母亲临终前也提到了普济要有一场大雪。这两处关于天气的预言有其特殊意义，一方面是指天气的变化，更深层的一方面预示着秀米母亲离世与秀米的革命事业的溃败。小说临近结尾一段关于环境的描写提到：“冰花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逐渐融化，冰花恋着这个世界，却又无可奈何的逝去”①。其实我们不难发现，这里的冰花正是指陆秀米还有她的乌托邦理想。冰花无可奈何地逝去表示陆秀米同她的革命理想在渐渐消失，成为过去，然而温暖的阳光也预示着革命的种子会随着下一个春来的到来而萌芽，给人们留下了某种预言式的希望，让人们满怀希望憧憬未来。

　　（二）梦境叙事空间的构筑

在《人面桃花》中，梦境是非常重要的意象。梦境所构建的叙事空间与现实世界相互照应，为人物的命运与乌托邦理想的追求添上了神秘诡异的宿命色彩。作者有意通过梦境展现人物的真实性格，表现人物的精神诉求，梦境是故事情节发展的助推器，延伸文本的叙述结构，梦境与现实世界形成两个相对的空间，构成了“双轨制”的叙述结构。

格非在小说中通过梦的形式反应人物内心的精神追求，梦是人物心灵自由的体现。在小说中，身为大家闺秀的陆秀米，对女子初潮懵懂羞涩，对张季元的排斥归根究底是由于封建礼教的影响，而梦就成了她正视自己内心的有效途径。秀米曾在自己的梦境中向张季元询问门的位置，张季元没回答还用手抚摸她，用绳子捆绑她，秀米惊呼“不要绑我”，梦醒。文中多次提到门，其实这门是秀米渴望寻找脱离封建礼教束缚的出路，“不要绑我”则表现了人物内心不愿被封建礼教束缚的强烈愿望。弗洛伊德在《创作家与白日梦》一书中提到：“在夜晚，我们产生了一些我们羞于表达的愿望，于是它们受到了抑制，被推进了无意识之中。”②例如秀米被劫持到花家舍时，梦见“总把头”王观澄给她托梦，讲花家舍的故事，并说她会成为与他相同的人。人死托梦一说并没有科学根据，这样安排是借由王观澄之口表达秀米构建大同世界的渴望。现实中的秀米是处在封建社会中的传统女子，她虽然渴望解放本性，追求自由乌托邦理想，却不敢有丝毫表露。人物通过梦境表达真实诉求，梦境也为人物追求内心理想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通过梦境的构筑使人物的内心世界与现实情况形成矛盾的状态，最终让人物明白自身被压抑的理想意识。

《人面桃花》以梦境的形式对文本情节进行多重建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感受到一种宿命感，而梦境就起着线索指引作用。梦境对文本的建构一方面体现在梦境是小说中“乌托邦”生存状态的象征。梦是小说的重要意象，小说中人物的生活如一场巨大的梦。文章的结尾处出现了“未谙梦里风吹灯，可忍醒时雨打窗”③，作者凭借这一“梦”一“醒”，从侧面展现了主人公耗费半生心血，渴望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建立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苦心经营但终究如梦一场，醒来之后化为泡影，苍凉之感油然而生。这是格非借助诗句，对人物一生追求乌托邦理想的一种象征性构建。

另一方面，梦作为一条暗线使得文本的结构更加完整。小说中梦是虚境的暗线与现实中的实线交替出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比。秀米从日本归来后便开始轰轰烈烈大搞自己的理想建设。但百姓对秀米的做法纷纷加以指责，并将秀米与革命妖魔化。文中老虎梦见他来到秀米的房中：“屋子里光线暗淡，木椅、梳妆台、屏风、大床，都坚硬如铁，泛着冷冷的光”④。作者借助老虎的梦，从侧面表现出，在普济百姓的心中，秀米是残酷阴冷喜欢奢华的人，所以她的房间也十分阴暗冰冷。但当老虎真正踏入秀米的房间，才发现这个房子与想象中大相径庭。房中除了秀米凌乱的床和一双破布鞋，其他一无所有。现实与梦境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这样的描写使得文章的内容更加饱满，同时也表现了在现实世界中革命者的艰难处境，乌托邦理想的实现充满着艰辛。格非在文中多次以梦境的描写来侧面展现现实的困境，乌托邦理想的受挫，使梦境成为与现实世界并行的“双轨制”存在，体现了作者在文本建构方面的独具匠心。

　　四、乌托邦的幻灭与永恒

格非《人面桃花》中塑造的“桃源世界”是一代代革命者追求的理想家园。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每个革命者不畏艰辛与牺牲，用生命写下一部理想的悲歌。乌托邦理想也历经了从萌芽发展到衰微幻灭的历程。乌托邦理想下的“桃源梦”并不只是历史上简单的“黄粱美梦”，更是当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补给。

　　（一）乌托邦的幻灭

在《人面桃花》中王观澄构建的“花家舍”与“桃源世界”最接近，这是桃花源孕育与实践的基地。但矛盾的是，“世外桃源”应是一个美好的存在，而“花家舍”则是一个土匪窝，靠着简单粗暴的土匪行径来维持它的正常运行。“花家舍”与传统的“世外桃源”可谓是大相径庭，相差甚远。从客观层面看，王观澄与自己建立“花家舍”的初心相背离也有他的无奈，若想要在与世隔绝的小村落建设一个“桃源胜境”，需要大量的金钱财富，如若没有雄厚的资金作为保障，一切的计划也只能纸上谈兵。在剥削严重的社会制度下，想要靠慢慢积累财富显然是不太现实，行之有效的最好方法只能靠抢掠财富。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王观澄不断招兵买马，但在此过程中，他小看甚至是忽略了人性的贪恋与残暴。烧杀抢掠的勾当让底下人滋生了享乐与权力的欲望，每个人都想从中“狠捞一笔”，渐渐的，打家劫舍变本加厉，欲望的膨胀让他们内部之间相互残杀。王观澄的“桃源梦”与自己的初心渐渐偏离，最初在岛上结庐而居的朴素理想终究难逃名、利二字，王观澄并非圣人，他的执念让他陷入权力、物欲的沼泽最终将自己吞没。

罗素曾说过：“权力是单一计划组织社会生活的诉求。”⑤王观澄建立“花家舍”是他实现权力的途径。王观澄的“桃源梦”最终幻灭，其自身也惨遭横祸，究其根源存在多方面原因。王观澄身为旧时代知识分子，深受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影响，他所追求的其实是陶渊明笔下“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或者老子笔下的“小国寡民”状态。这些都是建立在小范围的基础之上，强调与世隔绝，人人安居乐业、自给自足，若要保持“桃源”的本来面目，必须阻断与世俗的联系。但他希望花家舍各家各户所晒到的阳光一样多的理想却是脱离了社会现实与物质现实，王观澄要建立“桃源胜境”的美好理想与落后的生产力现实状况之间本来就是一个矛盾。花家舍的构建必然会与传统“桃源”与世隔绝的状态相违背，这种偏离轨道的理想实践最终的结果也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罢了。

张季元与陆秀米是近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与王观澄“返璞归真”式的“桃源梦”不同的是，他们渴望用一种更为激烈的方式打破旧体制，建立新的社会模式。他们以一腔热血投入革命，但实践的道路远比理想中的要困难曲折，张季元莫名惨死，陆秀米在经历一系列革命实践后，被身边人背叛，痛失亲人，革命失败被捕入狱。乌托邦理想在他们这里成为泡影，究其二人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历史规律具有不可扭转性。《人面桃花》中故事发生的背景是清末民初，这是个新旧思想交织斗争的年代。社会动荡不安，秩序变革，群众思想意识蒙昧无知，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多次农民起义被当朝权贵残酷镇压，知识分子多次发起改良运动结果都无疾而终。面对千疮百孔的社会现状，知识分子渴望推翻旧体制，构建一个全新的社会发展体系。但是时代和意识的局限性，民众思想的蒙昧与目光的短浅，理想实践的探索性和未知性都不可避免地使革命理想呈现一定的弊端和荒谬，这种历史规律人为无法轻易扭转。

其次，革命者的名利思想与情欲凌驾于革命之上。革命者打出了自由与平等的口号，但却并不是针对所有人，而是相对一部分人的自由平等。革命的前提是肃清所有不利于革命发展的阻碍，但重新建立的东西，与原有剥削体制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换了一种名称的专制与奴役。在百姓的眼中，所谓的革命不过是一群人聚在一起打打杀杀的游戏，不管是哪一方获胜他们压根不会在乎，受苦的只是他们这些普通的百姓。此外，在小说中，张季元表现出来的革命理想透露着强烈的个人情欲色彩，张季元在与秀米的母亲存在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的同时，又对陆秀米的产生了不可遏制的性欲望与占有欲。张季元给旁人灌输未来社会婚姻自由观，他口中的未来社会人人平等，婚姻自由，想与谁婚配就与谁婚配，就连自己的亲姐妹都行。张季元的婚姻设想很大程度上是为他自己贪婪的性欲望冠上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张季元作为一名革命者，他的言语间都透露出人性的丑陋与贪婪，在他心中，个人私欲的远在革命理想之上，这与革命初衷相背离，革命者贪婪的私欲注定革命手段卑劣阴暗。人性中最难过滤掉的自私与贪婪玷污了革命的神圣与高尚，革命沦为放纵私欲的工具，理想也变得面目全非。

最后，革命概念的模糊与革命队伍的不正规，注定这是一场“昙花一现”的孤军奋战。少女时期的陆秀米，经历了父亲出走，而后张季元闯入她平静的生活又莫名惨死，其通过在张季元曾经生活的阁楼发现了张季元的日记本，开始对革命的概念有了懵懵懂懂的认知。在成亲路上被劫持到花家舍，亲眼目睹了花家舍的悲剧，秀米又有了一定的成长，而后又远去日本，从日本回来的陆秀米不仅开拓了自己的眼界而且深化了革命意识，再次回到普济的她开始大张旗鼓地搞起革命建设。然而除了设立一个形同虚设的自治会之外，陆秀米其他的伟大理想一个也没有实现，反而差点对普济造成了灭顶之灾。世人都认为陆秀米跟她父亲一样发疯了，人们只认为她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发疯之后的闹腾。陆秀米虽然表面上是一个全新革命者的形象，有一定的革命意识，但是缺乏对于革命的整体认识，对于革命道路的规划不够清晰。面对革命道路上遇到的挫折她止步不前，陷入自我怀疑，革命意识的模糊也使她放弃了自己原先所有的计划，她将地方自治会改成普济学堂，其实这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由于对革命没有清晰的规划，导致革命行为实践具有很大的盲目性，这是其最大的障碍之一。其次，陆秀米对于革命队伍的人员没有进行严格的筛选。除了出身风尘没有文化的翠莲以外，还有舵手谭四、屠夫大金牙等三教九流之辈，另外还有一些乞丐等等，这些人大都是没有文化，没有革命信仰的社会底层人物。这群人聚集在一起，看似声势浩大，实则是一群没有向心力的乌合之众，不堪一击。这些三教九流之辈参加革命，并不是为了实现大同的伟大理想，乞丐是为了有碗饭吃有个安身立命之所，大金牙则将革命等同于杀猪，参加革命是为了能够随心所欲欺辱弱小不用受到惩罚……一群没有文化、没有信仰的乌合之众组成的革命群体，让陆秀米口中所谓的革命变得荒唐可笑。可以说，陆秀米在革命的道路上是孤独的，没有人理解她的想法，没有志同道合的革命同伴，在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变革之后，她的乌托邦理想逐渐衰微最后走向破灭，她自己也被捕入狱。

回顾陆侃、王观澄、张季元、陆秀米等人追求理想的失败的原因，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将人性简单化。每个人都具有多面性，有正面的也有黑暗的一面。小说的名字《人面桃花》十分耐人寻味，“人面”与“桃花”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作者却将它们放在了一起，这实则是象征了“革命实践”和“革命理想”。人是具有多面性的生物，人性多变的特点恰如其分地体现在革命实践者身上，而革命的理想则如同桃花，摇曳绽放在春光中但确难逃春红已谢的命运，也预示着乌托邦理想不断走向幻灭的过程。

　　（二）永恒的乌托邦精神

格非小说《人面桃花》中弥漫着浓郁的乌托邦色彩，从陆侃、王观澄到张季元与陆秀米，他们的乌托邦理想经历了从出现到发展再到幻灭。虽然小说中笼罩着反对乌托邦的悲情色彩，以至于这些人的理想无论以何种形式最终都逃不过破碎的命运，但在细节之处也会闪耀着理想的光辉，这是对乌托邦价值的肯定。

乌托邦精神一词最早见于布洛赫的著作《乌托邦的精神》一书。这本书写作的背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布洛赫见识了战争的残酷与战争过后欧洲萎靡的状态，人们缺乏精神理想变得萎靡不振，缺乏改造社会的动力与热情。布洛赫认为这是人性乌托邦精神的丧失，因此写了《乌托邦的精神》一书，渴望重新建立人们心中的乌托邦信仰，激发人们建设现实世界的热情。他认为乌托邦精神是人类精神意识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乌托邦精神是人类向往美好未来的希望精神的集中体现，乌托邦被认为是未来式的现实存在。因此，现实生活中，尤其是遇到困境之时，人们总会寄希望于未来，渴望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能将现在的不可能化为现实。

马克思认为：“人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⑥一方面人作为自然中的存在物，符合大自然的生存规律，如生老病死的常态。另一方面，人是一种精神存在物，这是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人有着社会性，有自身的道德约束，有实现美好未来的渴望。乌托邦精神便是人们立足于现实，又渴望超越现实不断开创美好未来的精神寄托。在《人面桃花》中，由于社会秩序的混乱，人们就将希望寄托于“桃源梦想”，渴望在未来的世界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但格非一次又一次让陆秀米等人的乌托邦理想溃败，实际上是通过理想与现实的碰撞，重新赋予知识分子一份渴望超越现实，重建社会秩序的理想情怀。在小说中，格非试图呈现出知识分子内心强烈涌动的乌托邦情感和试图将乌托邦理想化为现实的激情。虽然乌托邦理想在现实中举步维艰，甚至不被理解，但这并不代表人们会放弃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希望，反而是通过理想与现实碰撞的书写，引起人们的反思，鼓励人们向更好的未来出发。

格非认为文学的职能之一就是白日梦，在现实生活得重压之下给我们提供一丝喘息。处在现实的快节奏生活中，人们往往显得浮躁、急于求成，倾向于“快餐文化”带来的眼前利益，忽视了精神文化的补给，渐渐失去了“做梦”的能力。格非和他的文学作品践行了“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呼唤希望与理想的回归，让人们拥有做“梦”的能力。乌托邦精神是人类重要的精神力量，其所具有的现实批判性促使人们不断地反思现实，反省自身，它的理想性促使人们不断地超越现实，充满希望向着更美好的未来进发。格非作品中突出的是对乌托邦精神的肯定，它虽然不能实现，但是也不可或缺。每个人都应该有“做梦”的能力，都应该对未来充满希望。

　　五、结语

“乌托邦”顾名思义为“乌有之邦”，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乌托邦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无论我们多么向往乌托邦，它永远只是存在于我们梦中的“美丽新世界”。即便如此，虽然乌托邦可以被视为一种不结果的花卉、不成熟的理想，但这并不减损其思想价值和审美意义。

《人面桃花》将传统文化中的“桃源梦”与西方的乌托邦理想相结合，创造出桃源型乌托邦与革命型乌托邦，独具匠心地展现出人物内心与革命理想。格非在《人面桃花》中运用意象叙事手法建构乌托邦理想，在虚实相生的空间中展现多层面的意蕴。意象作为人精神的载体，从侧面反应人物的心理变化及乌托邦理想的走向。格非通过描写人物追求乌托邦理想的全过程，将人物命运淋漓尽致地披露在读者眼前，让读者感受到生命的脆弱、革命的艰辛与人性的蒙昧贪婪。乌托邦理想从形成到幻灭的过程更是引起了读者对于乌托邦精神存在意义的思考。小说虽然笼罩着逐梦失败的悲情色彩，实则处处闪耀者乌托邦理想的光辉，乌托邦精神在当今社会仍有其独特价值。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会面临着同样的困扰：理想的追求与现实困境的冲突，崇高与腐朽的抉择。格非小说中的芸芸众生其实就是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不同时代的人们在不同的时代漩涡中挣扎。让人欣慰的是，格非并没有传递出理想失败后颓废不堪的气息，而是表现出“追梦者”在艰难的实践中不断坚持自我，坚守理想的精神。在竞争激烈，生活节奏飞快的今天，探讨《人面桃花》中的乌托邦理想，有利于研习革命者身上的美好品德。小说中一以贯之的超越精神与革命者追求梦想的毅力让我们感慨理想信仰的力量，让我们相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要守住自己心中的那片“桃花源”。

　　注文

①格非.人面桃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247.

②[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78.

③格非.人面桃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260.

④格非.人面桃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165.

⑤[英]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45:64.

⑥[德]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

　　参考文献

[1]格非.人面桃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2]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3][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78.

[4][美]本雅明·布赫洛.乌托邦的精神[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9.

[5][德]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

[6][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7]张清华.春梦,革命,以及永恒的失败与虚无–从精神分析的方向论格非［J］.当代作家评论,2012,（2）:12.

[8]谢有顺.革命乌托邦与个人生活史–格非《人面桃花》的一种读解方式[J].当代作家评论,2005,（4）:92-104.

[9]王兴文.微观历史视域中的桃园梦想—以格非《人面桃花》为例[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3):78-96.

[10]龙慧萍.当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寓言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2.

[11]余显荣.论格非小说的西方文学和文化资源[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3.

[12]赵洪秀.论格非的乌托邦书写—以“江南三部曲”为中心[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09.

[13]柴微微.乌托邦幻灭史—从格非三部曲看当代知识分子主体精神[D].沈阳:沈阳师范大学,2012.

　　致谢

大学四年的时间一晃而过，现今回望这几年的生活，心中感慨万千。完成学业论文的时候，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们离毕业更近了一步，感慨良多。在此，我想诚挚的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叶蔚春老师。她为人随和热情，治学严谨细心。在平时的论文修改中她总是能像知心朋友一样鼓励我，在论文的写作和措辞等方面她总会以专业标准严格要求我。从选题、定题开始，论文准备阶段的资料搜集、开题报告等种种环节，一直到最后论文的反复修改、润色，叶老师始终认真负责地给予我深刻且细致地指导，帮助我开拓研究思路，精心点拨、热忱鼓励。同时，也感谢四年来语言与文化学院的各位老师们，他们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一直是我工作、学习中的榜样，循循善诱的教导和不拘一格的思路给予我无尽的启迪。正是由于他们，我才能在各方面取得显著的进步，在此向他们表示我由衷的谢意！最后也非常感谢帮助我的同学和朋友，感谢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我的许多鼓励、帮助和陪伴，为我们即将到来的新起点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