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论辩语言的艺术特色探析

　　摘要：《战国策》是一部按国为体系记录的一部国别史，从其文章的体裁来看是一部散文著作。《战国策》主要记载战国时期各国谋臣策士的游说之辞。该书用散文的形式记录了谋臣策士的语言，文辞优美，语言生动，把谋臣们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刻画了一个一个形象的人物，闻其声就能知其人。《战国策》运用了大量地寓言故事和形象地比喻来阐明道理，具有浓厚的艺术魅力和文学趣味。本文将着重分析《战国策》论辩语言的特点。

　　关键词：《战国策》；论辩语言；艺术特色

　　《战国策》是一部记录了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的一部历史著作，是一部有利于现代人了解战国时期的经济，文化，政治及其外交，全面了解战国时期的整个社会风貌的一部历史著作。同时也是先秦诸子散文代表作。无论是从历史还是文学的角度，《战国策》的价值都是不可估量。已经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战国策》进行了方方面面的研究，取得了卓越成就。本文将探讨《战国策》论辩语言的艺术特色。主要从《战国策》及其论辩语言形成的原因，《战国策》论辩语言所具有的特点，《战国策》与《庄子》论辩语言的比较几个方面来看，主要详细讨论《战国策》论辩语言的具体特点及其表现。

　　《战国策》虽然是描写战国时期的一部著作，但是人们今天所看到的《战国策》却不是战国时期就定型的文本。因为其书作者不明，而且不是出自一个时期，《战国策》是在战国时期出现，但是是在西汉定名的，并且在后世的流传的过程中，因为有遗失，后代文人不断的而对其进行修补。《战国策》不是一个人之笔的著作，因为战国是多个诸侯国，记录的历史也是多个国家，并且战乱，不可能由一个人记录所有国家的历史，今天所见的版本是西汉刘向整理编订而成书的。其中大多资料来自战国。其中各国策士的著作较多，游说人士的话语材料和经验汇集包括使臣的记载较多，在秦统一后成书较多。因为战乱以及编辑者多加上所拥有的资料的差异，书名本就不确定，在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才定名为《战国策》。按国别分别记载，共有三十三篇，包括两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等国，年代自春秋到秦统一。全书是按国别来排版的，每国地历史的排版是没有章法的，每篇文章都是相互独立的。《战国策》作为先秦诸子散文的代表作，其特点是擅长于阐述事实，说明道理，并且大量运用生活中常见寓言、譬喻，使语言丰富生动并且富于文采，使文章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论辩语言是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产物，它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紧密相连。人类的出现后，论辩语言就紧跟随其产生，无论是中国文化历史还是西方的历史长河都能寻见论辩的影子。

　　首先在西方的历史长河里，人们耳熟能详的古希腊三位哲学大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不仅仅为西方奠定了哲学基础，同时也为辩论学开创了先河。如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即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由简入繁，最后让别人在不断地回答中，接受自己的观点。西方真正的论辩是从这些人开始的，并逐步发展开来，流传世界。[1]

　　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里，我国最古老的史书《尚书》其中就记录着论辩的现象而且非常丰富。如《尚书》的第一篇《尧典》是我国第一部论说的散文集，是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可寻的有关论辩语言的记载，里面记录了帝王尧和大臣关于选择帝位接班人的一次论辩。论辩语言在我国的第一个巅峰时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论辩语言虽然达到了巅峰但是关于论辩的概念，在战国时期没有明确的界定概念。论辩的概念虽然还未确定，却有论辩之士和论辩艺术的发展、盛行。《说文解字》中定义：“论，议也。议，语也。”论就是议论，即相互之间深究、研讨。“辩”，《说文解字》：“辩，治也。”指的是辨是非，决疑难。辩就是晓谕利害，辨明是非。而《战国策》的论辩也就是议论辩别是非之意，解决疑难问题。本文的论辩语言就是指用一定的论证方法来阐述自己的见解，反驳对方的不当或错误的观点，在这过程中形成地论辩语言。[2]

　　《战国策》的论辩语言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对其的影响。孔子办学“有教无类”，不问出身，使布衣之族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打破了由奴隶主贵族垄断教育的“学在官府”的局面。[3]使平民百姓能够通过读书参与国家政治改革。为《战国策》的论辩语言的形成提供了人才和文化基础。二是社会处于变革时期，学术思想领域比较活跃、宽松，“百家争鸣”促进了文化的发展，“百家”为了自己的理念互相争锋促进了《战国策》论辩语言的产生和发展。

　　最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战国时期，旧时代的生产关系逐渐崩溃，奴隶主阶级日渐走向灭亡，新生的地主阶级作为新生的势力的代表勃然兴起。新势力的崛起需要属于它的人才，为它服务，效劳。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于是地主阶级广纳贤才为它自己服务，维护他的xxx。处于战国时代的周天子已是西下的太阳，强国盛世的名声还在，而其实力早就不堪一击了。而这时各诸侯国却奋力崛起，日趋强盛。周天子的礼崩乐坏，天下大乱，泱泱大国惨遭四分五裂，经过不断地战争，最终形成了秦、楚、齐、魏、韩、赵、燕七国并立，并不断混战的新局面。七雄不断争夺天下，分分合合地局面。纷乱地战争年代，各种奸诈虚伪地统治者群臣都在这时踊跃地出现。各个诸侯国不断地谋求威与势的构建。于是，善于论辩、专捭阖之术的策士们便随时运而出现。策士们的出现引起了当时各国的统治者的注意，统治者们发现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建树，便利用他们来为自己的政治理念服务，维护自己的xxx，实现自己一统天下的雄心抱负。而这些能说会道的策士们也迫切地需要靠出卖自己的才能为当权者出谋划策，各地游说，以求升官发财，因此策士们成为了时代的宠儿。在各诸侯国都能发现统治者的坐上之宾、朝中之相中都有策士们的身影。策士们游说君王，相互辩难，无不言辞辩丽，因此形成地文字，构成了《战国策》的语言，令人不得不佩服策士的勇气和才智。

　　所以论辩语言的形成与发展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策士们的活跃，促使了论辩语言的活跃，使论辩语言达到了顶峰，形成了《战国策》独特的论辩语言艺术，即察言观色，循循善诱；欲擒故纵，循序渐进；寓言比喻，通俗易懂；直至要害，振聋发馈。

　　《战国策》论辩语言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察言观色，循循善诱。论辩要取得成功，首先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战国时期的策士们游说于各国之间，古代消息的闭塞，为了成功的游说，在游说之前都要做大量的准备，收集资料，撰写论辩的稿子。战国时期的策士们的论辩都是面向当朝的权贵，向当时的统治者进谏，伴君如伴虎，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所以论辩时要不仅要知己知彼，还要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

　　察言观色，循循善诱，是《战国策》论辩语言最典型的特点。其中最典型，人们最熟悉的两篇文章就是《赵策四•赵太后新用事》和《齐策一•邹忌修八尺有余》。《赵策四•赵太后新用事》记录的历史虽然非常简单，但是其中的论辩语言却是非常值得推敲的。讲述的是触龙劝谏赵太后派长安君去齐国做人质。“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4]从记录的文字可以看到赵威后的盛气凌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儿子，不管是谁劝说让长安君出使齐国做人质，都不手下留情！然而文章中的触龙为了保全国家不得不去劝说赵威后。但是触龙不是有勇无谋的莽夫，他的劝说是经过反复思考的，讲究方式方法。朝廷之上太后与群臣的争论及其结果触龙都非常清楚，因此知道太后此刻正在气头之上，但是触龙去求见太后却是小步疾行。虽然很有可能激怒太后，丢失性命，但是故意怠慢却让太后的怒气有地方可以发泄，不至于怒气郁结于心。等太后发泄完后，心情有所舒缓后，才慢慢跟太后讲明来慢的原因，与太后话家常，让太后放下心中的警戒和抵触，营造了一个良好的聊天环境。触龙进宫并没有直接说明真正的来意，却是一些平常人家朋友之间的问候，拉近了与太后的距离，二者谓同龄人。触龙看到太后脸色稍微的缓和后，进一步与太后话家常，并逐渐转移话题到子女话题上来，如何爱子女，如何为子女做打算。看似是平常的话家常却是在为论说为什么要让长安君出使齐国做人质。很鲜明地表明了论辩时，要善于察言观色，并且要循循善诱，达到自己的目的，很好地体现了《战国策》的论辩语言的察言观色，循循善诱的特点。在赵策、齐策中可以发现论辩语言察言观色，循循善诱的特点。在魏策中也可以寻见这一论辩语言特色。《魏策四•魏王欲攻邯郸》中讲述了季梁在国君出征时，衣裳不整的拜见国君，无疑是很容易掉脑袋的，但是却用了自身的一个经历，巧妙的讲述了魏国攻打邯郸，会离自己的称王事业越来越远。从讲故事开始，慢慢地把国君引入自己最终要说的事情中，一步步的引诱国君进入自己的设计。所以察言观色，循循善诱是《战国策》论辩语言的特色。

　　欲擒故纵，循序渐进是战国时期策士们常用的论辩手法。乱世出英雄，战国时期，策士们活跃的原因是因为战乱，各国君王需要大量的人才，策士们想得到君王的重用，大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是英雄人物何其多，策士们为了让自己能够在众多人物中崭露头角，在与君王、他人对同一事物的看法时，会采取欲擒故纵的方法来引起国君的重视，一鸣惊人，使自己能够得到重用。欲擒故纵的论辩语言是以退为进的方法，先使自己处于弱势，让对方取得暂时的胜利，让对方得意忘形，降低对方的戒备心。欲擒故纵，以退为进，还能够引起国君的注意，引起国君的重视，让自己得到国君的重用。

　　如《燕策一•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从标题就能知道这篇文章讲述的是有人在燕王面前重伤苏秦。文章中的重点是讲述苏秦如何去解决燕王的质问。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苏秦面对燕王的问话，并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进行诡辩，而是大大方方的承认，以退为进。苏秦承认以后也并没有就此戛然而止，而是列举了历史上的尾生、伯夷等人的故事，一步步来讽刺那些挑拨离间之人对他的指责，同时讲述了自己忠心为国，没有得到回到却险些惨遭污蔑的处境。并进一步用一个小故事来说明要成大事者过于讲诚信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过分的诚信论也抓住了君王的心，因为每一个君王都是善变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江山，苏秦是抓住君王善变的心。苏秦首先承认自己的本质，并一步步引君王进自己的主题，是欲擒故纵，循序渐进的论辩语言特色的代表。又如《楚策一•庄辛谓楚襄王》中讲述到庄辛面对楚庄王不听劝告，打败战，丢失疆土，庄辛没有直面说是因为楚庄王荒淫无度，不听劝告，而是用了亡羊补牢的这样的寓言故事来讽刺和劝告，给国君指明方向。无不表现了《战国策》的论辩语言欲擒故纵，循序渐进的艺术特点。

　　古人在讲明道理时喜欢用寓言故事来含沙射影，因为这样既委婉容易让人接受，也能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同时也不会伤害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战国策》的策士们在论辩时因为统治者权高无上，屈服于统治者的生杀大全，所以在与君王论辩时更多的采用了寓言，比喻的手法，来说服统治者，从而构成了《战国策》论辩语言的又一大特色，就是大量的寓言比喻的运用，使得论辩语言通俗易懂。

　　《战国策》的寓言故事运用非常的多，有七十多则。其中有以动物为主，以人物为主两大类的寓言是最为典型的。以动物为主的寓言故事主要来源于生活，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例如《燕策二•赵且伐燕》中苏代用现实生活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来含沙射影赵国进攻燕国，赵国是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最终结局是赵国与燕国两败俱伤，秦国一举拿下赵国，燕国一举得利的结果。向统治者讲述国君您这样的做法会让国家走向灭亡，是很容易触怒君王的，但是运用寓言来含沙射影，既避免了失掉自己的性命，也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寓言故事通俗易懂，统治者也容易接受，并隐藏了自己论辩的本质！再有《楚策一•荆宣王问群臣》也是运用了来源于生活的寓言故事来进行论辩。“荆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果诚何如？’群臣莫对。”[4]众多大臣们面对君王的威严不敢直面的回答这个问题，江一却巧妙的运用“狐假虎威”这个寓言故事来回答。把统治者比喻为狐狸老虎并不是什么好词，但是这个寓言故事的外在形象和它的内在意义遥相呼应，令人一目了然、心领神会。它在生动而形象的故事中寓有深刻而含蓄的哲理。统治者一听都能明白。这类动物寓言论辩语言，不仅通俗易懂，易于统治者接受，也能把自己置身度外，保存性命。

　　《战国策》中运用以人物为主的寓言故事也非常多，例如众所周知的“画蛇添足”语出《齐策二•昭阳为楚伐魏》。陈轸用“画蛇添足”讽刺昭阳为楚国攻打魏国，使魏军全军覆灭取胜之后，又想要调动军队去攻齐国，让昭阳明白了一直打胜战而不知道适可而止，功高盖主容易引来杀生之祸，到头来不仅丢了官位，并且连性命都没有了的道理。最终昭阳停止去攻打齐国，率领军队回去了。《魏策四•魏王欲攻邯郸》中季梁为了打动魏王，来了个现身说法，以自己的经历，带出了南辕北辙的故事，讲述了如果大的方向根本错了，行动与目的恰相背离，那么，即使在主观方面有着远大的志向、美好的愿望、崇尚的追求，在客观方面也具有优越的条件、强大的外援，再加上坚韧的努力，其结果也必然是背道而驰、适得其反。运用这个寓言故事来阐明魏王的实际行动与自己的根本目的是不相符的，只会使自己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这类人物的寓言故事，故事并不一定是说话者亲身经历的，但是用这种方式来现身说法，是为了让故事显得真实，容易让人信服。

　　《战国策》论辩语言的论辩手法不仅寓言运用很多，比喻也运用很多。《战国策》中运用到的比喻手法分为明喻、暗喻、隐喻三种。其中论辩用得最多的是隐喻这类的比喻，比如隐喻典型的例子有《燕策二•赵且伐燕》，用“鹬蚌相争”这个成语来论辩，表面上是在写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实际上却是在说赵国攻打燕国，就好比鹬蚌互相争斗，那个渔翁就是秦国。

　　由此可见，《战国策》的论辩语言具有：广泛运用寓言，比喻的特点，寓言中蕴含着比喻，比喻又寓于寓言中。

　　论辩普遍的一个特点就是直至要害，振聋发聩。《战国策》的论辩语言也不例外，也有这一个特点。论辩的成功在于直至要害，切入内心最深处。一定的气势有助于论辩的成功，一定的气势不仅可以感染论辩的气氛，也能够让对方哑口无言。如《秦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4]就伐魏还是还是伐韩，张仪与司马错在秦惠王面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但是从这里，我们却不难看出司马错获胜的原因。司马错的语言句句直至要害，秦惠王不管攻打魏国还是韩国，都是为了称王。司马错首先用排比的句式指出了称王的条件，增强了论辩的气势，又直指了秦惠王的内心的世界，是取得论辩成功的第一步。“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4]第二步司马错讲述了攻打魏国可以带来的好处，同时也不忘记诸侯国家不会认为秦国贪，满足了秦惠王的虚荣心。司马错与张仪的整个论辩，都抓住了秦惠王的心理，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并用排比，比喻的句式增强论辩的气势，使张仪、秦惠王都受其感染。最终“惠王曰：‘善！寡人听子。’”[4]《战国策》的论辩语言的直至要害，振聋发聩，几乎贯穿了整本《战国策》再如:“《诗》：‘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跃跃兔，遇犬获之。’今王中道而信韩、魏之善王也，此正吴信越也。臣闻，不可易，时不可失。臣恐韩、魏之卑辞虑患，而实欺大国也。此何也？”[4]出自《秦四•顷襄王二十年》。黄歇是个大辩之才，向秦昭王说明了秦国攻楚的弊端和不攻楚的好处。旁征博引、铺陈排比，用极具感染力的语言说明为了能够妨止“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始易终难的结局，为了妨止韩魏借隙袭秦和齐国乘机坐大的危险，秦楚应该联手，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这样才能够征服剩下的五个国家，称雄天下。不管后来的历史如何发展，黄歇的外交雄辩毕因为能自圆其说、对暂时抑制秦国攻打楚步伐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我国论辩艺术在先秦时期就兴盛起来，先秦诸子散文《战国策》《庄子》就代表了先秦时期论辩艺术的繁荣。《战国策》虽然是西汉刘向整理编辑而成，但是它却始于战国，是战国时期的人们编写而成逐渐流传下来的。《庄子》主要也是成书于战国，但是二者的论辩语言既有相同点却也有各自其独特的风格。二者在论辩语言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点：

　　《战国策》与《庄子》在论辩时都善于运用寓言的论辩手法来阐明道理，使人信服。这也是它们论辩语言的一大特点。《战国策》中运用的寓言故事主要来源于生活，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的事物，都是日常生活中容易寻见的事物。所以《战国策》中所采用的寓言故事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其典型的例子有“画蛇添足”《齐策二•昭阳为楚伐魏》、“狐假虎威”《楚策一•荆宣王问群臣》、“南辕北辙”《楚策四燕王欲攻邯郸》等等都是来源于生活与社会现实的一个个小故事，生动活泼，机敏幽默。

　　而《庄子》是寓言的鼻祖，在《庄子》的杂篇中，有一篇叫《寓言》的文章最早对寓言进行了解释，《庄子》是运用寓言的创作手法来说明道理的创始者，并且文章中所用到的寓言故事是非常多的，几乎每一篇都有用到，寓言故事的的运用贯穿了《庄子》一书的始末。《庄子》一书中用到的寓言故事要来源于神话故事以及神话似的思维，刻画了一个个栩栩如生，令人难忘的形象。当然这一特点也主要源于庄子道家的“道”思想的影响。如最为人所熟悉的《逍遥游》和《秋水》这两篇所用的寓言故事就是来自神话故事。《逍遥游》开篇所说的鲲鹏故事是来自记录上古神话的《山海经》中的《大荒西经》，用鲲鹏的故事来讲述逍遥自在的真正含义。《秋水》中河伯与北海的寓言故事也是来自神话，其中阐述时间与空间中的无限广域以及事物总是不断在变化。这两篇文章都无不表现了，“道”家的思想。

　　为了加强语言的感染力和文章的辞采《战国策》和《庄子》都大量的运用了比喻的论证方法，但是却用出了各自的特色。《庄子》的比喻历来受人称道，也为他的文章增色不少。

　　《庄子》善于用譬喻的修辞手法。如《在宥》，用了八个比喻，构成排比气势，文章的说服力与文学色彩加强。《庄子》一文的比喻经常与排比一块连用，而《战国策》一书的比喻则是与寓言一块连用，经常是蕴含在寓言中。《战国策》一书中的比喻跟随它的寓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是生活世界中的动植物，平凡普通人物。喻意都是清晰明了，没有像《庄子》那样晦涩难懂的喻意。比如“唇亡齿寒”这个成语就非常通俗易懂来源于生活，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个成语的本身含义也非常简单就是字面意思。喻意也是清楚明了的，比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犹如嘴唇与牙齿的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战国策》与《庄子》论辩语言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战国策》语言通俗易懂而《庄子》诡奇怪诞。其原因是诸多的：首先《战国策》不仅是一部文学著作还是一部历史著作，所以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使得《战国策》的论辩语言不如《庄子》语言那般诡奇怪诞，而是通俗易懂。而《庄子》一书是道家的代表作，而“道”是虚无缥缈的，庄子又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化了神话寓言故事，使得论辩语言诡奇怪诞。其次，《战国策》的寓言和比喻的材料主要来源于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而《庄子》的寓言和比喻主要来源于神话，带有神话色彩。虽然二者同在于说理，但是战国策的说理都是通俗易懂的理，不需要太过复杂，而《庄子》的说理，主要表现道家道的思想，说明人生道理，对人生的探索，对宇宙的探索，而人生与宇宙本就是复杂的，所以在表达上难免会诡奇怪诞。所以《战国策》论辩语言整体上是通俗易懂的，而《庄子》是诡奇怪诞。

　　本文对《战国策》论辩语言的艺术特色分析主要三个大的方面来阐述，第一部分是阐述《战国策》的成书以及它的论辩语言的形成原因，第二部分是本篇论文主要讨论部分，分析《战国策》辩丽横肆的论辩语言特色，具体表现为察言观色，循循善诱；欲擒故纵，循序渐进；寓言比喻，通俗易懂；直至要害，振龙发聩，第三部分析《战国策》与《庄子》同样属于先秦诸子散文中论辩语言的代表作，却表现出不同的论辩语言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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