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祖先祭祀源于远古时期人类的祖先崇拜。在周代祖先祭祀基本形成典范。本文主要依据《左传》中的相关内容，研究春秋时期的祖先祭祀礼仪。通过研究大致了解西周至春秋时期祭祖礼仪的种类、祖先祭祀礼仪的产生与发展、分析祭祖活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并进一步说明先秦时期祖先祭祀对当今祖先祭祀活动的启示和意义。
关键词：左传；祖先祭祀礼仪；春秋时期；影响
引言
祭祀在古代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它常被看作为一个国家中的重大事件。祖先祭祀是先秦三大祭祀活动之一，它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殷商时期的祖先祭祀活动众多、祭祀场面宏大并且殷商时期的祭祀仪式宗教性浓厚。西周时期，受到宗法制的影响祭祖典礼形成典范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后世的祭祖活动。从先秦时期的许多作品如：《诗经》和《左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与祖先祭祀相关的内容。
根据所搜集的学术资料来看，近年来学界对《左传》中祖先祭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总结先秦时期祖先祭祀的类型以及分析祖先祭祀礼仪之下先秦时代人们的观念行为上。对《左传》中祖先祭祀礼仪的研究多是从某一主要研究课题的附属层面进行研究，较少对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祖先祭祀礼仪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
祖先是人类延续的根本，祖先祭祀也是周代祭祀仪式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不同的时期祖先祭祀都蕴含着不同的时代意义。起初祖先祭祀只是为了满足人们心中的鬼神观念，希望能求得祖先保佑。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法制的完善祭祖又具有了团结各个宗族、巩固统治阶级权利的作用。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还在祭祀祖先，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祖先祭祀又具有怎样的深刻意义。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祭祖活动中会给我们今天的祭祖活动带来怎样的启示。
一、《左传》中的祖先祭祀
《左传》中的部分内容涉及到了春秋时期的祖先祭祀，这一时期的祖先祭祀礼仪众多，根据祭祖的定时性和随机性我们将《左传》中的祖先祭祀礼仪进行一个大致的梳理。
（一）、定时性祭祖活动
西周期间确立了完备的祭祖仪式，对祖先祭祀的种类、祭品的数目、祭祀的具体时辰和地址都做了严格的规定。《左传》中所提到的祭祀活动时间固定的大致有以下三种，分别是：“腊祭”、“四时祭”和“月朔告庙”仪式。
1、腊祭
《左传•僖公五年》“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1]”
杨伯峻先生注“腊，祭名，因呼腊祭之月日为腊月腊日。”[14]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腊”是一种祭祀的名称，由于祭祀是在农历的12月份，因此被称之为腊祭。《左传•僖公五年》“虞不腊矣。”杜预注“腊，岁终祭众神之名。”此“腊”也指一年的终结。《左传》中所提到的年终腊祭主要是为了在粮食丰收后向祖先神灵进行祭告。统治者通过这一活动也让经过一整年劳作的人们得到一个短时的休养生息。
2、四时祭
什么是“四时祭”？《春秋繁露•四祭》中是这样说“古者岁四祭。四祭者，因四时之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烝。此言不失其时，以奉祭先祖也。”首先我们可以知道“四时祭”与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密切相关。其次，四时祭是为了纪念先祖而举行的祭祀。
四时祭的时间相对固定，而且祭祀用品与“四时”所生产的粮食也密切相关。在《春秋繁露•四祭》中写到“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礿者，以四月食麦也；尝者，以七月尝黍稷也；烝者，以十月进初稻也。”我国在春秋时期就产生了今天所说的“农历”这里所提到的“正月”大概指的是阳历的2月。农历正月，大地回春，万物刚刚苏醒，几乎没有新鲜的粮食可以用来祭祀祖先，但初春的韭菜却是一年中品质最好的时候，中医又讲究“春夏养阳”韭菜能够帮助人们祛除身体里的阴气，具有很好的保养功能。因此用它作为祭品再适当不过。当然，除了韭菜可以作为祭祀的贡品外，在《礼记•月令》中提到“祀不用牺牲，用圭璧，更皮币。”“圭璧”是一种玉器用于古代祭祀仪式或朝聘活动中。由于万物都处在百废待兴的局面，统治者采用“圭璧”来代替“牺牲”也是符合规律的一种做法。
以上种种现象均反映出古时的人们已经懂得遵循万物的生长规律并且将这种规律与祖先祭祀相结合。
《左传》中主要向我们描写的是“尝祭和烝祭”
关于尝祭和烝祭的时间《左传•桓公五年》中提到“始杀而尝，闭蛰而烝，过则书。”杨伯峻先生注：“始杀”，谓秋气至，开始肃杀。根据推测尝祭的时间应该是夏正七月，这个时间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农历七月时间基本吻合，也就是阳历的八九月，入秋之时，也是丰收之时。“闭蛰”是表示昆虫蛰伏的含义，在这里其实可以理解成我们今天所说的“冬眠”。因此推断烝祭的时间基本上属于农历的十月左右，也就是阳历的十一月左右。
而在《左传•昭公元年》中写到“十二月，晋既烝，赵孟适南阳，将会孟子余。甲辰朔，烝于温。庚戌，卒”。这里的十二月指的是周历的十二月，也就是夏历的十月即农历十月，由此可以肯定的说“烝祭”的时间基本锁定在农历的十月。
除此之外关于烝祭的时间《左传》中的某些记载也表现出一些“非礼”行为。《左传•桓公八年》“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丁丑，烝。”根据上面的梳理，我们知道“烝”这种祭祀应该在冬天举行。但这里的记载表明“烝”在桓公八年的春天和夏天分别举行了两次，这种做法并不符合“四时祭”的规定，因此属于“非礼”行为。
《左传•襄公十六年》“春，葬晋悼公。平公即位，烝于曲沃。”襄公十六年晋悼公病死，紧接着晋平公即位，并举行了不该在春天举行的“烝”祭。除此之外，杨伯峻先生还认为，在晋悼公死后不久就举行这种祭祀仪式也是不符合“礼”的。
3、“月朔告庙”仪式
“月朔”指每月初一。在这一天诸侯要杀一只羊进贡于庙堂中。“告朔”是周代君与臣子之间的一种仪式。在《谷梁传•文公十六年》中说到天子向诸侯告朔，把第二年的历书颁发给诸侯。《左传•僖公五年》也描述了周天子与僖公之间的“告朔”仪式。“月朔告庙”仪式是周代规定的常礼，它还具有治理百姓、督促农业生产的作用。如《左传•文公六年》中提到要在闰月进行“告朔”仪式。因为当时的统治者认为闰月具有规划农业生产的作用，所以鼓励人们在闰月进行“告朔”仪式。
综上所述，这些祭祖活动的时间是根据固定的年、月、日来安排的，因此上述活动具有稳定性。它们不会因为外界原因而轻易受到干扰。一旦祭祖的时间到了，这些祭祖活动就会按照它们相应的时间登场。就如同我们每年都要过春节、清明节一样。当然《左传》中除了这些每年都要进行祭祀的活动外还有一些祭祖活动呈现随机性的特点，它们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也是祖先祭祀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二）、不定时祭祖活动
从《左传》中我们可以发现春秋时期的军事活动、婚礼、葬礼中都或多或少的涉及到了祖先祭祀。这些活动的发生具有随机性，它不是根据月份划定的固定活动，而是根据人们的需要所进行的社会活动。因此，对于军事、婚礼和葬礼的祭祖仪式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随机性。
1、军事活动中的祖先祭祀仪式
春秋时期战争不断，人们通常通过“军祭”和“占卜”来保佑和祈求战争结果。《左传•桓公十一年》中说道郧国联合四国欲同楚国打仗，莫敖认为楚国军队实力单薄不足以抵抗四国的联合便建议增加军队，斗廉认为战争胜利不在于人的多少而在于够不够团结，尽管这样莫敖仍然担心便提议在战前进行占卜。由此可以看来，春秋时期人们对占卜具有一种依赖心理，人们希望通过占卜来解决心中疑惑，祈求福佑。
除了“占卜”这种活动以外，“军祭”在开战前也是很重要的活动之一。《左传•隐公十一年》中说道郑庄公在准备进攻许国时，在太祖庙内颁发武器。除此之外在《左传》中也出现了通过杀人来军祭的现象如：《左传•僖公十九年》宋襄公让邾文公杀死鄫子来祭祀次睢的土地神。开战前要告庙，战争中途为保佑平安也要向祖先进行祭告。有时不光祭祀祖先，军队过名山大川时还要对山河进行祭祀。如：《左传•文公十二年》中说到“秦伯以璧祈战于河。”在开战中途秦伯为祈求战争胜利把玉璧丢在黄河中。
2、婚礼中的祖先祭祀仪式
婚礼与周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按照周礼的规定人们必须在在婚礼前和婚礼后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
如：在《左传•昭公元年》中提到了迎亲祭告祖庙这一礼仪。楚国公子迎娶郑国公孙段家的女子，在迎娶女子前要在女子家的祖庙中进行祭告。郑国担心楚国会攻击他们，于是想在城外的某一处随便找一个地方祭拜一下，但楚国不同意并认为这既不符合两国的身份也不符合礼仪。最终还是在祖庙中进行了祭告仪式。这也说明了楚人对祖先祭祀仪式的重视。
3、葬礼与祖先祭祀仪式
祖先祭祀与先秦时代的葬礼之间其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远古时期人们就相信魂灵的存在，认为人虽然死了但只是肉体的腐烂和死亡，人的灵魂是永存的。灵魂以其他方式在其他空间存在着，甚至认为它可以看见活着的的人类并影响人类的生活。因此，人们相信虔诚的祭祀死去的先人可以保佑活着的人们。
在《左传•僖公三十二年》中说道了“殡庙之礼”，殡庙之礼指的是在出殡的前一天晚上要将棺柩迁到祖庙中，放置一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下葬前对祖先进行最后的一次朝拜。
4、禘祭
对于“禘”这一礼仪，古人对其定义众多，郑玄认为“禘”是天神祭祀、地祗祭祀、人鬼祭祀三类大祭祀的统称；惠栋则认为“禘”是大祭并将“禘”划分为“大禘、吉禘、时禘”三种。
华中师范大学王春阳在《左传》吉礼研究中提到“大禘”是用来祭祀天和地的仪式；“时禘”与季节有关。[17]
清代学者皮锡瑞在《鲁礼禘袷义疏正》中提到“禘以孟夏，袷以孟秋，禘祭各就其庙。”[2]这里的“禘以孟夏”应该指的就是禘的季节。《礼记•王制》又云“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郑玄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则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祭为殷祭。”由此我们可以确定“时禘”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四时祭”中的一种。
《左传》中关于禘祭的描写有八处，但季节各异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月份。因此《左传》中的“禘”应该与“时禘”无关。并且张淑良指出在《左传》中禘的意义仅限于吉禘，没有郊天的含义。[9]《左传•宣公八年》曰：“有事于大庙，襄仲卒而绎，非礼也。”这句话中的“大事”杜预注解为举行吉禘仪式。“吉禘”在王春阳的《左传》吉礼研究中指出它是在宗庙中对祖先进行祭祀的一种仪式。在《左传•襄公十六年》中写到“冬，穆叔如晋聘，且言齐故。晋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与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这里的“禘祀”指的就是对死去的“晋悼公”举行的仪式。杨伯峻先生注“禘祀”为“吉禘”。“吉禘”指的就是对逝去的祖先进行的祭祀。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左传》中所提到的“禘祭”主要是对祖先进行的一种仪式。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左传》中记录的“禘祭”很多都属于非礼的行为。
《左传•僖公八年》鲁僖公登基的第八年秋季鲁国在举行宗庙合祭时，他们将被齐桓公在路途中杀死的哀姜夫人的神主放进了太庙中。当时的礼制规定作为夫人如果没有死在正房就不能将棺材停在祖庙中。如果不向同盟国家发讣告，不陪祀祖姑，就不能把神主放进太庙里去。以上的要求哀姜夫人均未达到，可鲁僖公却把她的神主放进了太庙中这是不符合当时礼制的。
《左传•文公二年》中说道了重新规定僖公和闵公在宗庙中祭祀时的牌位顺序。原文写到：“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逆祀也。”杜预注：大事为吉禘。由此可见，文公二年进行吉禘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将祖先的牌位顺序进行调整。除此之外，在《左传•闵公二年》中提到这一年的五月闵公准备在宗庙中为庄公举行“禘祭”，但是这样的做法不符合礼制。因为古代所说的三年丧期实际上耗时二十五个月左右，在三年丧期结束以后人们便把死者的牌位放在祖庙中确定昭穆顺序进行“禘祭”仪式。庄公死于三十二年八月也就是公元前六百六十二年八月，按照三年丧期的规定闵公应该在公元前六百六十年八月对庄公举行吉禘仪式，因此《左传•闵公二年》中所说的五月对庄公举行“吉禘”仪式是不符合礼制的。
综上所述，我们把《左传》中与祖先祭祀仪式有关的内容进行了一个大致的梳理。从列举中我们可以发现，春秋时期的祖先祭祀仪式遍布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对“禘祭”进行梳理这些仪式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也许有些陌生，但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祖先祭祀”仪式对于汉民族的重要性。
（三）、《左传》祭祖仪式中的非礼现象
1、“逆祀”现象
“逆祀”与宗法昭穆有关。在宗法制度鼎盛的周代，宗法昭穆是用来区分长幼、亲疏、享祀次序以及地位高低的一种制度。周代的昭穆次序是十分固定的。但这种制度在鲁文公二年被打破了，这种打破昭穆制度的行为被人们称为“逆祀”。
在《左传•文公二年》中记载，文公二年八月十三日，鲁文公在太庙祭祀上将父亲僖公的牌位放置在在闵公之之前。但实际上，闵公比僖公年长。闵公因为没有子嗣所以将位子传给僖公。僖公死后他的儿子文公认为自己的父亲在位三十三年对鲁国功绩大过了闵公，应该把父亲的享祀之位提前。在当时担任宗伯的夏父弗忌听从了文公的建议并且也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道：“吾见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后小，顺也。跻圣贤，明也。明、顺，礼也。”后来他的这种不合乎礼制的做法也遭到了批评。直到定公八年才把闵公和僖公的牌位调换过来。
2、“告庙”制度的破坏
“告庙”制度是指贵族举行婚礼在宗庙中对祖先进行祭拜的一种仪式。《左传•隐公八年》“四月甲辰，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妫。辛亥，以妫氏归。甲寅，入于郑。陈金咸子送女。先配而后祖。鍼子曰：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非礼也，何以能育?”从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郑公子迎娶妫氏后没有先来祭告祖先的这种行为不合礼制，婚礼结束后应该先来祭告祖先，再同房。文中陈针子认为他们的这种做法就是在欺骗祖先，欺骗了祖先最终也会得不到祖先的祝福。
除上述内容以外，《左传》中记录了大量不符合礼制的现象，这些非礼现象背后的原因也许与宗法制的逐步瓦解有关，也许与春秋时期的文化思想繁荣有关。那么在整个祖先祭祀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春秋时期的祖先祭祀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一时期的祖先祭祀仪式又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祖先祭祀礼仪的产生与发展
（一）、祖先祭祀礼仪的产生及殷商时期祖先祭祀的特点
恩格斯认为灵魂不灭观念很早就产生了。远古时期，人们对梦境产生疑问并发现在梦中人的身体和思维这两者是分离的，于是猜想也许在人体死亡之后思维就会脱离肉体存在于另外一个世界中。人的肉体最终会腐烂，但脱离肉体的思维永远不会。在这一设想的基础下人们产生了灵魂不灭观念。王慧慧在《春秋时期祭礼及其文化意义研究——以<左传>中祭礼为例》中提到祭礼仪式产生的基础是人们相信神灵的存在。[10]在生活水平极度低下的远古时期，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模糊。在神秘莫测、无法掌控的大自然面前人们常常感到无助和担忧，因此人们把保佑自身平安的期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神灵身上，希望通过祭祀这种方式把自身的愿望传递给神灵并得到他们的保护。
据史料记载，殷商时期人们重视祖先祭祀，从出土的殷墟卜辞中可以发现，卜辞上的大量内容都与祭祀祖先有关。[12]商人在祭祀祖先前要准备丰厚的祭品,如：粮食、玉帛、牺牲和酒,其中商人在祭祀使用的牛羊肉方面要求很高，只有通过特殊培养的肉类才能被使用。商代祭祀的方式众多，有些手段略微残忍。他们习惯使用“人”作为祭品，他们认为对祖先表示最大敬意的途径就是用人肉进行祭祀。
商人祖先祭祀的对象广泛，他们不但尊崇王室的先祖，而且也尊崇非王室的先祖，甚至包括某些异性部族。如：在《尚书•盘庚上》中盘庚为了避免水患准备将国都搬迁，在开导臣民的过程中盘庚说：“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这句话中的“尔祖”指的就是非商王室的祖先。盘庚不但祭祀自己的祖先，也祭祀大臣们的祖先。
除此之外，殷商时期的社会组织具有家长制的特色。因此在权利高度集中的家长制下，商王的祭祀权利也具有独一无二性。如：只有商王拥有与天对话的权利。
商代的祭祀方式对后世祖先祭祀仪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王学峰在《春秋时期的神灵观》中指出在殷商时代三大神灵系统初步形成，根据出土的文献资料表明殷人最崇拜的是祖宗神。殷商时期形成的三大神灵系统不但对西周时期的三大神灵系统产生影响，而且从对祖先神崇拜的程度来看，西周时期人们对祖宗神的崇拜势头高过了殷商时期。[22]
商朝末年受宗法制度发展的影响,祖先祭祀礼仪开始发生变化。商代末期出现了根据血缘亲疏对祭品数量进行划分的现象。但这种变化是轻微的，不过总的来说商代时期祖先祭祀的总特征仍然是以祭祀范围广、祭祀数量多作为商代祖先祭祀的主要特征。
(二)、周代祖先祭祀礼仪的发展
从商代到周代，在宗法制度逐步完善下，祭祖权利按等级划分表现明显。同时，这种等级关系不仅存在于现实世界中,也存在于鬼神世界中。在周代具体的祭祀礼仪上我们也能发现这一特点。
首先，周代人们祭祀的对象较为固定，他们根据不同人的身份对祭祀的对象进行了严格的划分。如：在周代，继承王位的第一人选是大宗，他们的地位高于其他子嗣，因此在祭祀方面他们也拥有相应的特权。如：只有大宗才具备主持祭祀宗族祖先的权利等。
其次，在祭祀的祭品方面，周代按照宗法制的等级划分明显。天子用平时所吃牛、羊、猪3倍的量作为祭品；诸侯用少量的牛、羊、猪作为祭品；卿大夫则用少量的牛作为祭品；大夫用少量的羊和猪作为祭品；士用猪肉；庶人用鱼。从以上的列举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周代的祭品质量不但按照等级划分明显，就连所使用的祭品数量也受到等级的影响。
除此之外，在宗庙数量方面，他们根据身份地位对不同阶级的人进行了规定。天子数量最多可设7庙用来祭祖、诸侯最多可设5庙、卿大夫可设3庙、士则只能设1庙。
在宗法制的完善下，周代祖先祭祀礼仪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祭祀礼仪制度化和典范化。《周礼》对祭祀的各个环节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这使得周代的人们在从事一些活动时更加有秩序，也使得统治者在人民心中的地位更加稳固。
由商代到周代祭祖也呈现出越来越功利的色彩。
何飞燕在她的论文《出土文字资料所见先秦秦汉祖先神崇拜的演变》中提到周代祭祀先祖的功利性质。她认为当时人们之所以大量制造青铜器去祭祀先祖，主要是为了祈福求佑。当时的人们祭祀父母先祖除了是为了尽孝道之外还是为了能保佑“活着的人”。[12]
在《诗经•颂》中有很多篇章都表达出人们的祭祀目的。
在《诗经•商颂•烈祖》中说道“祖先啊，在上的祖先！请不断降下祥瑞吧。请无穷无尽的赏赐于我所在的地方。我以酒敬祖先您，请您赐予我太平安康。”
除了希望保佑自身、国家的平安与吉祥外，还祈求粮食、物资的丰富。于是在《诗经•商颂•烈祖》的后半段就有了“自天降康，丰年穰穰。来假来飨，降福无疆。顾予烝尝，汤孙之将！”《诗经•周颂•良耜》则通过描述人们从春耕夏耘到秋收冬藏的景象，来表达出人们对丰收喜悦、土神谷神感激以及对祖先保佑来年庄稼再丰收的心情。
《诗经》中还有大量祈求祖先保佑长寿的词语，如《诗经•商颂•烈祖》“绥我眉寿额，黄耇无疆”其中眉寿：指高寿，黄耇与眉寿同义。
除此之外，《诗经》中一些对祖先直接进行歌功颂德的篇目也带有祈求祖先保佑自身利益的色彩。
（三）、春秋时期祭祀礼仪的破坏及原因
西周末，政治局面突变，社会动乱。诸侯的实力不断增强，宗法制度遭到严重破坏。
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在文化思想方面的表现是“天命神学”思想遭到普遍怀疑“宗教伦理”思想发生动摇。与商代相比,祖先神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威信在这个时期相对下降。在《左传》与《诗经》中的部分篇目里都出现了对祖先神灵的抱怨、不满和怀疑的情绪以及对祭祀礼仪的违反行为。
如：《诗经•大雅•云汉》中周宣王因国都长期干旱，百姓生活日渐困苦而感到无助和愤怒，他埋怨神灵祖先不能及时降雨，他说：“旱既大甚，蕴隆虫虫。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瘗，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临。耗斁下土”。在西周时期科学技术水平低下，人们对很多自然现象都无法解释，因此人们总把希望寄托于神灵，但当人们祈求无果后人们便开始对祖先神灵产生怀疑。
《小雅•正月》则表达出一种对天命不可违的无奈以及祭祖无果的悲观情绪。诗中大概的意思是说百姓现在处在困境中，可上天还在睡梦中丝毫未曾察觉，就像此事与自己无关一样。如果百姓现在遭受的一切都是注定的，那么这种境况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除此之外，《小雅•雨无正》中对祖先抱怨的情绪更甚。曰：“如何昊天,辟言不信”。这句话是在抱怨祖先符合法度的话一句也听不进去。“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这句则是在抱怨苍天从不肯普照他的恩惠之光。只是一味降下遍地的丧亡和饥荒，让诸侯、百姓们遭到祸害。
《左传》中甚至出现了不愿意祭祀祖先神的情况。
如：《左传•僖公》中说夔子不祭祀“祝融与鬻熊”是因为他的先王有病时祖先神灵并没有保佑其活下来，因此在他的心中觉得“祝融与鬻熊”不可信任，也没有祭祀的必要。
这一时期，人们对很多事情都没有达成一个正确的认识并且生活水平普遍低下。因此当自己的心愿与现实产生矛盾冲突时、当自身的能力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时人们开始怀疑祖先神的能力。
春秋时期社会动荡并且竞争激烈，宗法制度遭到破坏，原来属于天子才能行使的“九献之礼”也在这一时期被打破。在不安的社会环境影响下，祭祖仪式出现了被破坏的现象。
《左传•昭公二年》曰：“周礼尽在鲁矣。”这句话告诉我们鲁国对周礼的执行和使用是十分全面的。但我们在《左传》大量关于鲁国的描写中发现，鲁国多次出现“不郊”、“逆祀”等违反礼仪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多次出现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春秋时代思想文化方面异常活跃，很多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在春秋时期诞生，他们提出如果只是一味地通过祭祖这种方式来保佑国泰民安，可能无法解决现实问题。因此“更加理性的看待现实存在的问题、不仅仅依赖于鬼神崇拜”成为这一时期的思想家普遍推崇的观念。人们的观念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因此在祖先祭祀礼仪方面，《左传》中提出反对用人肉作为祭品。
在《左传•僖公十九年》中提到宋襄公想要用人作为祭品进行祭祀。司马子鱼则认为祭祀本来就是为了活着的人，如果用人肉进行祭祀，就是要杀害人。损害了人的利益。这样一来岂不是违背了保佑人们利益的初衷。他认为“人”应该是神的主人。人的地位应当被提高。这种观念与商代时期所提倡的“只有用人肉作祭品才能最大体现出对祖先的敬仰”的观念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这一观念的转变上我们可以发现，春秋时期人们开始注重“人”性，“管仲”在这一时期也提出了“以人为本”的观念。
其次，在《诗经》中还有告诫君臣要重视百姓作用。如：《诗经•大雅•抑》中告诫君王要懂得在遵守法度的基础下安定人民，告诫统治阶级不但要懂得尊重民心还要自警自律。除此以外，《左传》也有表现统治者不注重人民的利益而遭到人民反对的事件。《左传•襄公三十年》说道郑国的子产在他执政一年的时间里大量征收财税和田税，由此引起了百姓的不满。人民甚至有想要杀了子产的想法。后来他从这件事中吸取了教训，帮助百姓提高粮食产量并教育他们的孩子，百姓们很满意并称赞子产是难得的统治者。
这些“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虽然不是此时的主流思想，但也是一种对“神”和“人”之间关系的全新认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思想的进步。“人”的地位发生着变化。而这种以“人民”为本的思想也有利于xxx的稳固，民心的团结。
春秋时期的部分思想家认为“礼崩乐坏”是社会在倒退。其实不然，春秋时期出现的非礼现象与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相关。礼制被打破肯定与自身存在的局限性有关，周代礼乐制度过于等级化是对人性的一种束缚。春秋时期人们思想进步，在祭祀仪式方面表现出一种开明的趋势。因此，周代的礼乐制度已经不能满足这一时期人们的需要。祭祀礼仪从周代形成典范并为周代统治阶级服务，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变化。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礼制被打破，也是顺应历史的发展变化，这都是进步的表现。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在看待任何历史现象时应该更全面的认识它，尽量不要以偏概全。
三、祖先祭祀的新发展
殷商时期，祭祖是十分盛大的典礼。为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商王在祭品的质量和数量方面有严格的要求，有时甚至用“人肉”当祭品。周代社会对祭祖也相当重视。在饮食方面严格规定了平时所吃食物的量，要求平时所食食物的量一定要少于给祖先供奉的量。在穿衣方面甚至要求，即便冻死也不能穿祭祀时所使用的衣服等。从以上列举的现象中可以看出古代这一时期人们对祭祖的疯狂状态，而这种对祖先祭祀的疯狂迷信虽然不够理性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团结民心，稳定社会的作用。
与古代相比，今天我们对待祭祖更加理性，我们的祭祖仪式简化了许多，祭祖的活动也减少了许多。我们对祖先进行祭拜是为了怀念已逝的亲人，与周代人们祭祖祈求功名利禄的心情不同，今天的我们则希望通过这一活动可以保佑亲人在另一个世界里幸福快乐。除此之外，今天祖先祭祀的对象不只是天神、地祗和具有血缘关系的祖先还包括为革命战争奉献自己宝贵生命的先烈们。对先烈进行祭祀是为了时刻提醒我们勿忘国耻，也是为了告诫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古代社会“祖先祭祀”与xxx相结合，具有稳固统治者统治地位、凝聚同一血缘民族的作用。在二十一世纪“祖先祭祀”仍然具有凝聚民族的作用。它始终告诫我们中华民族儿女都是流着同一血液，拥有同一祖先的一家人。
从先秦时期到今天“祖先祭祀”作为一种文化时刻影响着我们每一代的中国人，“祖先祭祀”活动使我们能够时刻铭记祖先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在对他们的缅怀中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为祖国建设做出贡献的决心。除此之外，“祖先祭祀”具有传承性，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具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漫长的历史文化能够流传至今一定也离不开中华民族儿女对同一血脉和同一历史的认可。
在开放的全球化时代下人们的思想容易受到来自各个国家文化的影响。因此，中国人更加需要对自身根源进行追寻，而“祖先祭祀”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今天我们进行“祖先祭祀”实际是一种尊重历史的表现，在“祖先祭祀”活动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在面对“祖先祭祀”时，我们要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去看待它，并将“祖先祭祀”文化中优秀的成分保留和传承。
结语
春秋时期宗法制度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人”的地位在这一时期开始受到重视。通过对《左传》中祖先祭祀礼仪的研究，我们进一步了解到祖先祭祀仪式在这一时期的具体表现并分析出非礼现象背后存在的具体原因。
在对殷商时期到春秋时期祖先祭祀仪式变化发展的梳理过程中，我们认识到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任何一个时期的祖先祭祀礼仪都带有不同时代的特色，政治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们的观念，而观念又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人们的行为。
先秦时期祖先祭祀与xxx相结合，现代社会祖先祭祀作为一种文化影响着我们每一位中国人，我们应该重视祭祖文化的传承，并结合当今时代背景为祖先祭祀增添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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