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的战事礼仪浅析

　　摘要：本篇论文主要从《左传》中战争叙事的内容方面出发，以“军礼”为切入点，分析《左传》中的战事礼仪。前言部分以《左传》为引入，简要概括论题的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阐明研究目的，制定具体的研究方法。首先第一章由《左传》“礼”到“军礼”的叙述点明《左传》战事礼仪中重礼的本质原则，再具体从战争前、战中以及战后这三个方面阐述《左传》叙事中所体现的战争礼仪并做出分析评价。其次在第二章具体叙述了《左传》中较为“特殊”的战事礼仪，以特例对这个历史时期的战争礼仪做出较为深刻的分析。再次在第三章中从社会体制、思想观念和历史演变情况三方面分析战事礼仪产生背景及原因，深究《左传》中战事礼仪的源头。最后第四章结合先秦历史背景浅析这种战事礼仪存在的意义和精神本质，提出自己的观点，认同此种历史文化的优秀价值，倡导后人正确认识其战事礼仪中体现的历史意义，从辩证的角度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学习和继承《左传》战争礼仪中体现的“礼”之本质，发展和弘扬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

　　关键词：《左传》；战争礼仪；特殊行为；春秋风度

　　《左传》又可称为《左氏春秋》，作为中国在历史上第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其中主要载入了二百五十四年间各个国家间在国家制度、经济发展、文化间的交流，以及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于学者而言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古往今来，针对《左传》的研究流派众多，在文学思想、人物、叙事、价值等各个方面形成了系统的研究体系，例如张卫中的《试论<左传>的文学性》、蔡相国的《<左传>伦理思想管窥》，研究成果数不胜数。作者根据现有的研究数据，在阅读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希望对《左传》在战争礼方面做出进一步的探究。在现代人眼里，战争与礼本是风马不接，又谈何脉脉相通？然而就是其独特之处才值得我们更深而广的探索。由此以《左传》为中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战争的战事礼仪的描写与分析，为摘除其崇霸尚战、崇尚武力的标签进行研究，通过对《左传》中战事礼仪进行具体的描述与分析，正确认识具体表象下所透露出的君子风度，探索战争思想所带来的意义与影响，继承与发扬“军礼”所体现的精神本质。

　　《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在叙事上较为注重细节的史书，而联系整部史书的重要思想就是“重礼”。在《谷梁序疏》中提到，说《左传》注重礼，《公羊传》重在谶，而《谷梁传》长于经。纵观《左传》全书，其中涉及礼的地方多达460余处，堪称一部“礼之书”。由各诸侯国的军国大事，到日常生活中的礼仪制度，没有不受到“礼”约束的地方。“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1]76。”礼作为宗法国家的一种道德规范，是制约社会各阶层的重要因素。《左传》全书十八万字中有很大一部分在描写战争，其中记载的战争多达480余次，极为生动。而有关于“军礼”，最早详细记载它的文献是《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2]。”

　　因此，军礼的涵义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某种概念，而是开始具备了某种仁礼的思想意义，并在此后历史演变过程中将战争与礼进行了全方位的融合，利用战场上具体的礼仪形式将其逐一展现出来，从此“军礼”便开始有了广义与狭义之分，通过其不同的内涵能够得知关于军礼不同层面的表现与意义，这篇文章的重点就是从狭义上的军礼角度出发研究并撰写的。

　　金景芳先生的《中国奴隶社会史》中指出，礼包括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其形式方面叫做仪，多为繁文缛节，而“义”才是礼的内容[3]。经过众多学者的研究，可以将礼仪划分为两方面，一是礼仪制度，一是礼义思想。《左传》中战事礼仪的研究从礼仪制度的角度出发，例举出春秋时期各国诸侯之间共同遵守的战争礼仪制度，分析其背后的深层涵义。

　　1、战争前的礼仪

　　会盟之礼。关于会盟，指的是在春秋时期各诸侯间利用政治利益关系而达成同盟，同盟的缔结与解除其不同形式的变化反映出各诸侯国之间变化莫测的关系。会盟礼仪源起于先周时期的盟誓礼，后因社会变迁和政治环境开始演变成春秋时期的宗盟与会盟。西周统一初期周天子还能集权于中央，而分封至各封地的诸侯身为臣子必当定期向中央进行汇报工作，因此“聘”、“朝”、“盟”、“会”等各种形式来觐见周王的礼仪制度就应运而生。杜预注曰:“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意,率长幼之序；六年而一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有之节；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义也，凡八聘四朝再会,王一巡守,盟于方岳之下[4]。”这样的礼制在周王室的刻意加强之下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其统治，但同时也带动了各诸侯国之间的联系，因此在之后的社会发展中会盟之礼不再是觐见周王的礼仪，反而演变成一种类似于“和平约定”来制约盟约国，以避免各国之间发生战事。即使发生战争或互生嫌隙，也可以通过会盟重拾和平的旗帜。如隐公八年:“齐人卒平宋、卫于郑，秋,会于温,盟于瓦屋,以释东门之役,礼也[5]28。”这其中就有一种特殊的会盟——城下之盟，即在某一方军队兵临城下的时候谈和成功，足见其特殊之处。城下之盟在《左传》中还发生了一次，在文公十五年曰:“‘新城之盟,蔡人不与，……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还。”[5]336由此可见盟约的本质在人，有人则可成盟，会盟礼已经不再受到时间地点的限制，相对于仅限于外交场所的限制，会盟之礼仅仅以利益的共同体达到和谈的目的，暂且先不论其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但在打破硬性规则的层面上已经有所突破，继续发展必定会带来更加重要的变革。

　　会盟礼之所以如此频繁地应用在两国外交关系之中，其本质在于西周到春秋初期的盟誓建立在“神的惩罚”的基础之上，与现今的“发誓”有异曲同工之妙。春秋时期，随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逐渐深刻，对“神”的敬畏就会相对减弱，开始注重个体的感受，发现“人”的重要性。至此，会盟逐渐演变成了“一纸盟约”，不再具备绝对的制约效力。从《左传》中“质”与“赂”频繁出现就可以佐证，其中以交换质子和贿赂的形式加强盟约足以体现会盟的约束力在逐渐减弱甚至开始变得形同虚设。

　　大阅。《周礼注疏》：“仲冬教大阅，教战讫[6]596。”顾名思义，大阅即是对军队进行检阅，此举是在确定战事之后进行的军事礼仪。例如正义曰：“大阅之礼在于仲冬，今农时阅兵，必有所为[7]198。”这些都足以说明各国在军队出发之前都会遵循此礼举行大阅。战前大阅，除了检阅军队的各项事仪以外，还有对敌国展示本国军事实力形成震慑之威力的作用，类似于现在的阅兵仪式，两国间的军事大阅也能够有效地传递出必要的信息。故此大阅之礼自古以来在军事活动中必不可少。

　　祭祀。由于战争形式本身所具备的不确定性和残酷性，决定了战争这种残酷的对抗成为春秋社会生死存亡的大事，“祀”的行为承载着人类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惧和对战胜未知的美好愿望，但随着春秋时期战争频繁、攻伐不断，战争的规模和程度也在不断增大，“祀”出现频率的增长显示出其与战争的联系愈加紧密。祭祀的顺序，第一是告祖，这种礼仪行为会频繁出现于战争过程的始末，划分在宗庙祭祀之列，要求战争过程中的一系列行为都需告知祖先知晓或由先祖做出决断。即《礼记•王制》云：“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2]。”出征之前告祭祖先，战争胜利后也必须举行献俘之礼，这已经形成了完整规范的礼仪体系。其次，是设军社。即军队在战争期间必须将军社和祖之主木带至军中，所有的犒赏惩戒均在社、祖前举行，以显示对神明的敬重祭，这种礼制源自于先秦天命观。有关于祭祀，还包括行礼之人服饰的礼仪，祭祀仪制以及祭祀中献祭之物等等种类繁多礼仪规定，在此就不详细说明了。

　　卜筮。《左传》描述的大部分战争中，在出战之前都要通过某种形式进行占卜、求筮以问询战事的结果，如果显示“吉”，则出战。例如僖公十五年，秦晋韩原之战，秦伯在出兵前使卜人徒父进行占卜，“吉：‘涉河，侯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5]200，结果，秦伯伐晋，大败之，获晋惠公。而且卜筮贯穿于战争的整个过程，只要是大事必定先占卜来问凶吉，根据占卜结果再决定是否行事。可见在春秋战争中卜筮的重要地位。这种战前礼仪的根源主要还是天命思想起到支配作用的结果，认为通过卜筮的方法就可窥探天命从而获得胜利的契机，相较与今虽然过于封建迷信，但这却是春秋历史时期中为人们所认同和遵守的“公共道德”。

　　2、战争中的礼仪

　　犒师。这中礼仪是一种战争中的外交手段，两军交战，多是军事实力薄弱的一方用酒食馈赠和犒劳对方军师，以此类似于外交谈判性质的做法使对方退兵，从而换得一时的和平。例如昭公五年，楚国伐吴，吴国国君使其弟犒师楚国，欲以言和，“楚子以驲至于罗汭，吴子使其弟蹶由犒师，楚人执之，将以衅鼓……余亟使人犒师，请行以观王怒之疾徐，而为之备，尚克知之[5]862……”成公十六年晋与楚的鄢陵之战亦有此礼。战场上在目测两军实力悬殊的前提下，较弱一方通过犒师的方式“和解”，这不失为是一种聪明的做法，与其伤人一千自损八百，还不如以和平手段化解战争。这种战场上的礼制独特的地方在于没有时间条件的制约，只要某一方通过犒师行为达成利益一致就可在战前化解矛盾，随时撤兵避免流血牺牲。这种约定成俗的礼仪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当时社会上动乱的加剧，维持住历史上一段较为和平的阶段，当然想要阻止历史发展的进程却是如同枯木生花，绝无可能。

　　致师。《周礼》:“环人掌致师，致师者，制其必战之志,古者将战，先使勇力之士犯敌焉[8]。”春秋时期的致师之礼，例如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5]400。”杜预注将其解释为单车挑战，也就是说致师者有三人，乘一乘。师不同于请战和挑战，致师礼仪作为先秦礼仪体现出的是一种礼仪形式，越不具备任何涵义军事行动，越能体现出春秋时期战争礼仪的特殊之处。这种战事礼仪在历史发展中的众多战争中都有所体现，即军队各派一员大将于阵前进行一对一对战，用以测试对方军事实力，胜则能够鼓舞士气，败则能反思战略看清局势，这对战争的结局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此后的许多著名战役中都多多少少继承了致师之礼，多是用于在阵前试探对方实力，以便于制定更好的战斗策略，从而达到战争胜利的目的。

　　战祷。战争的直接结果在于分出胜负，而为了保证胜券在握，人们除了军事上的筹备以外，多数会选择在阵前行战祷之礼，通过祈求祖先或者神明的庇佑获得战争胜利的信念。这种战祷之礼也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卜筮礼仪。例如昭公二十四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宝珪沉于河[5]1154”，通过献祭于河神来获得神明的护佑。再如，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中，“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后……虔卜于先君也[1]884”，晋国在双方军队交战之时进行卜筮，行战祷之礼以祈求天之庇佑，最终大胜归国。战祷的形成可以体现人们更多的依靠“天”之力量对抗不可预知的事件，认为自然之中还存在着更多神秘的力量未被发掘。这些在战争期间的战祷行为足以说明其在人们心中是重要的精神力量的来源，是天命思想起支配作用的重要体现。

　　3、战争后的礼仪

　　献捷。此种礼仪主要是指献俘礼，春秋时期的诸侯国接受王命讨伐四夷后，应当告祭宗庙，向周天子献出在战场之上所俘获的俘虏以及战利品等。如果只是对周王朝内部的诸侯国发动战争，战后只需行告事之礼。《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曰：“丁未，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乘，徒兵千，郑伯傅王，用平礼也。”献捷之礼是由原始部落战争中用俘虏和战利品献祭神灵的古俗中发展而来，这种礼仪不仅体现出古人的天命思想观念，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人们对于自然和神灵的敬畏。从另一个方面看，即使胜利也能时刻保持敬畏的姿态，懂得放低自身姿态、感恩并铭记于心的精神品格是现在很难得的，值得后世借鉴与学习。

　　饮至和铭功。《左传》中记载，隐公五年，“三年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5]20。”而在僖公二十八年，“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征会、讨贰[8]。”此足以说明，在军队得胜归来之际，各个诸侯都会饮于宗庙，设宴将军和士兵，犒劳从行诸位，通过这些形式来庆祝胜利。饮至之礼在现今也有留存，相对比而言，只是不限定在宗庙前举行而已，例如现今的庆功宴等。除了饮至，还要针对有功劳的人进行等级划分并犒赏，即铭功。并且对于那些获得功勋的人，要将其功劳写在书册之上来记录功名，这叫做“策勋”。在获得重要战役的胜利之时，天子或者诸侯会进行“众赏”，不论功勋之别针对参与战事的众多将士进行赏赐，其目的在于鼓舞人心。如襄公二十六年，“郑伯赏入陈之功，享子服，赐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赐子产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1]114”。这种礼仪制度的本源在于分封制和宗法血亲控制的社会形态下形成的阶级制度，上位者必须奖罚分明才能收服人心，只有这些具体而实惠的政策与措施才能起到真正实质的效用，维护自己的统治。

　　哭师与受降。战争胜负乃兵家常事，而面对战败也有不同的礼仪。如果出师不利而造成伤亡惨重，就有“哭师”礼仪。例如僖公三十三年，秦伯着素服于郊次，向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1]500。由国君亲自行哭师之礼，不但显示出国君对于战败之事的重视，也在心理上安慰了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之魂，显示出国君的诚意。战败还有两国间的受降礼仪。《左传》不仅以战争为主要内容，更多的是它还是先秦文献中记载“亡国”之事最多的著作之一。在《左传》中通常以“灭之”一笔带过战败方，而国君则通过投降礼仪保全性命和国家。而在《左传》中明确提到的投降礼仪显示在以下三个地方：《僖公六年》、《宣公十二年》、《昭公四年》。例如《昭公四年》中记载：“（楚子）遂以诸侯灭赖，赖子面缚、衔璧，士袒，舆榇从之，造于中军，王问诸椒举，对曰：‘成王克许，许僖公如是，王亲释其缚，受其璧，焚其榇。’”[5]842作为战败国，国君为了赢得一线生机会选择以投降礼仪暂求媾和。投降礼仪在形式上可以做以下划分：国君“面缚”、“衔璧”、“肉袒牵羊”、大夫“衰绖”、士“袒”、大夫与士“舆榇”总共五个部分，执行者均为身份地位较为尊贵之人来显示本国投降的诚意。通过受降之礼来缓和两国之间的矛盾，借此避免亡国之灾。这可以说是一种战后的言和，不论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都是一种外交手段。之所以由国君来行此礼仪，重点在于通过身份的不同划分重视的程度以显示其重要性。其实实行这种战争礼仪除了战败国达到求和的目的以外，分封制度下形成阶级身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崩裂的趋势，同时也加剧了这种礼仪形式的常态化趋势。

　　“不加丧、不因凶”实践了《司马法》中显示的“仁政”思想，根据这样的理念选取适当的方法进行战斗，必要时可要求对方不战。“不加丧”是指不趁彼国国中新丧期间对其发动战争，“不因凶”则是指不借彼国天灾断粮期间发兵攻打。此举则是固守战事“礼”的重要体现。例如，《左传•襄公四年》：“三月，陈成公卒，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5]542遵守了“不加丧”的原则，这种特殊的礼仪规定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战事礼仪中“仁礼”的思想，通过限定在礼仪制度方面来得以践行。笼统来说这种特殊行为更像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因道德规范而逐渐形成的默契，“打破”制度的同时就是身份的丧失，维护身份的尊贵比战争赢得胜利还来得重要。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中显示，宋国与楚人约定在泓这个场所决一胜负，宋国的兵马都已排列整齐准备就绪，楚国却还未就位。司马建议宋公趁对方还没准备好打一个措手不及以挽回敌众我寡的劣势，但宋公执意不肯。之后宋国战败，国人纷纷责怪宋襄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5]223”之后的秦晋河曲之战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虽然多数学者及后人笑其迂腐陈旧不懂得变通，但从春秋时期“仁礼”的角度出发反而体现出不同于世的君子气度与贵族精神。此种特殊的战事礼仪反映了春秋时期交战双方力求双方平等的情况下进行交战的观念。相对于现在的战争，为了占得先机计谋百出，哪里还想到在对方较己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维护公平战斗的前提，更何况是用众多生命作为代价。这种行为的背后反映的是“士”之君子气度，有容人之心亦有维护公平的宽广胸襟。

　　先秦时期射礼是礼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吉、凶、军、宾、嘉五礼中属于嘉的范畴。由于处于和平统一的时代，射礼更多的是偏向属于融合了礼教及娱乐的竞技类活动。如今将射礼纳入特殊的战事礼仪之中，也有其因由所在。如《左传》中昭公二十一年晋国军队支援宋国，华豹路遇公子城，角斗过程中华豹已先射出箭并未射中，公子城想要回击，但华豹动作敏捷，这时公子城提出异议“不狎，鄙”，意思是你不遵守射礼，这样太不知礼数了。因此，华豹失去先机而用生命捍卫了武士精神。这其实源于射礼中的武士间较量有轮流射击的礼仪，燕射后的投壶游戏中也有“更投”的规制存在，原本是为了在教习场上维护公平比试而存在，潜移默化地演变成武士之间互为承诺的默契。这种为了守护礼节而丢掉性命的行为看似好笑，但何尝不是一种武士精神的体现，中华文明的精神中常常强调“气节”之重要，能够将气节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难道不得到后世的敬仰吗？因此这种将君子气度践行于身的做法，与其说是独特少见的，还不如说是难能可贵的。

　　在等级制社会，每个人都有其身份与官职，必须依照自身身份而行事，如果做出了越份之事就是“非礼”。其一君臣之礼，在春秋战事中，如果一国国君在战场上遇到他国臣子，身为他国将领理应以国君之礼相待，不能因为在战场就违反礼制，这种现象其实是由于“不越份”的礼制而造成的。例如在一国国君成为俘虏的极端情况下，也应以礼相待。鲁成公二年，韩厥追及“齐侯”，其礼仪为：“韩厥执蛰马前，再拜稽首，奉筋加璧以进[5]435。”其二关于杀人的礼仪，古往今来战场上刀剑无情，虽说死亡不可避免，但身为君子只需做出其身份适宜的行为，并不以多伤性命为荣。相反，过多的血腥做法反而有失身份，违反礼制。君子贵义的思想理念控制着有身份地位的人们的行动，而且鉴于军功制还未出现，无论如何都不能打破阶级身份的界限，守护君子气度才是当务之急。

　　春秋时期的战争多以迫使敌方屈服为目的，因而军事威慑多余会战[2]。中国五千年文化史中一直强调两方较量点到为止不可赶尽杀绝，更何况是毁其宗祀、灭其根基，因此战争只是起到武力威慑的作用。也就是说，春秋时期战争的本质其实是一种外交手段，其目的不过就是巩固xxx、维护自身利益。再加上敬神敬祖的敬畏之心，以及在礼制的观念教育下，也很难发生灭国之事。例如《宣公十二年》记载：“春，楚子围郑……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君之惠也，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实图之……退三十里，而许之平。[5]931”在以上这个事例中，胜方确保败方能够举国安宁是“礼”的体现。久而久之，“不灭国”成为春秋战事中无形的战争礼仪。

　　相对于后世所记载的战争，春秋时期的战事中体现出来的礼仪可以用“特殊”来形容，它打破了很多战争的既定标签，反而表现出看似突兀的人文情怀。但是若从《左传》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关系出发却是可以理解的。每一个时代的事务都蕴含着自己的文化特色，如秦汉诗赋的气势恢宏，唐宋时期民风开放以及清朝的礼制森严。造成此种文化的时代特色，取决于当时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由于文化的传承性导致所有文化现象都有根可循，因此“独特”的文化现象都可以通过探寻研究得到解决。因此，《左传》中战争描写的特殊行为，可以是特殊的，也可以是普通的文化现象。

　　西周至穆王时期，分封制与宗法制最终确立并得以完善。上到天子，下至庶人全部生活在一定的宗族范围以内，每个人都被限制在等级制度中既定的“身份”范围之中，阶级便由此产生。而之后儒家“仁礼”思想被统治者用以巩固xxx，并以此制订了一套严苛的礼仪制度，使国人从言谈举止到生活环境都必须遵守“礼”，社会阶级从制度层面得到了进一步稳固。此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周天子作为大宗，用“礼”的准则统治着各国诸侯以及各个宗族，确保整个社会的安定平稳，从而使各个宗族以及族人也践行了“礼”的标准。但所有的统治都是有时限的，从东周到春秋，整个社会经过约两百年的社会更迭和制度变化，在政治上实行分封制无法统治各地方诸侯臣子，经济上各个诸侯不断发展壮大而周王朝日渐衰微，思想上各学派逐渐认清天与人的关系，民本思想开始崛起，这一系列因素导致周朝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战国群雄争霸因势而生。而在《左传》记录中的春秋还处于较早时期，仍旧处于过渡阶段，因此在其篇章中的战争所反映的战事礼仪还存在较重的周朝特色，在本质上还保留有更多西周之“礼”。在春秋诸国及周王室与各诸侯国的冲突战争中，旧的宗法制下血缘姻亲起到了一些制约作用，同时也受到了旧的政治秩序影响，表现在战争之中就展现出了较为“独特”的战事礼仪，例如天命思想下的卜筮、战祷之礼，君子风度下的射礼、不加丧、不因凶、不灭国等战事之礼。

　　1、天命战争观

　　自殷周时期中国就受到“天命鬼神”观念的影响，认为人的一切无不受到天命的影响，因此人们敬鬼神尊天命。为此演化出占卜祭祀等方式来达成“知天命”的目的，借以消除对未知大自然的恐惧。殷周时期的人们每遇事必问卜，十分痴迷于此。例如殷纣王在败亡前夕还高喊着：“我生不有命在天！”[11]，从思想观念中固执地认为自己才是上天命定的真龙天子，没有任何人为的力量能够打破这种天命。而在天命鬼神观念的强大影响下，战争这种国家大事自然也逃不掉其束缚。而且在战争之中，天命是发动战争的依据，推动战争的进程，把控着战争的结局。这一点从战事礼仪祭祀与卜筮中就能看得出来，二者也是常常相伴而行的。《左传》中记载的战争，大部分在开战之前都要占卜求问吉凶，虽然不同时期占卜方式不尽相同，仪式细节都有所增减，但这并不影响占卜本身所具备的效果，之后在交战过程中若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也会通过卜的方式决定战事进退与否。虽然在后世“天命”以战争手段的方式出现，但也说明了人们对天命鬼神的笃信。例如《左传•哀公六年》“卜战，不吉；卜退，不吉”[5]1252，在此种情况下把楚昭王至于无路可走的境地，最终选择了一条体面、尊严的死路。要说这种思想观念的科学性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其看待世界的角度与视野决定了春秋之际社会各阶层的发展状况和人是否有机会崛起，是整个社会状态的展现也是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

　　2、春秋诸侯与贵族精神

　　春秋时期的约二百四十年间，一方面是一个极混乱紧张的时期；但另一方面，则古代贵族文化，实到春秋而发展到它的最最高点，春秋时期常为后世所仰慕与敬重[9]68。《左传》作为记录春秋记事的文献，长于叙事和辞令使得文章优美，内容不涉及春秋各国政事却对各阶层的贵族之事记录不少，在这之中的许多贵族都知识渊博并且兼具君子风度，值得后世敬仰之。而周朝作为中国最典型的贵族时代发展至春秋时期，其天子、诸侯、卿大夫都已具备完全的贵族精神。刘再复这样解释贵族精神，认为贵族精神是贵族社会中人类共同创造的、并由历史积淀而成的一种精神传统和优秀文化遗产，它包含着历史筛选下来的人类共通的美德、格调、风度、趣味、情操等等[10]267。因此贵族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战争礼仪，形成了风格独特的春秋风貌。

　　战争中的以礼相待。春秋时期的战争规模不大，持续时间不长，并且在战争期间敌对双方互相遵守礼仪风度，造就了原本戾气冲天的战场上将领之间一派“彬彬有礼”之姿。这时候的战争是一种维护礼仪的强硬手段，但很多时候也会因为彼此“非礼”的行为而爆发战争。春秋时期的贵族精神，是将“礼”放在最高地位来维护的，一旦违反礼仪，即使付出性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因此才出现了在战争中发生的那些极其“特殊”的战争礼仪。

　　春秋后期礼崩乐坏，战事频繁，战争中的礼仪也在随着时代的需要而发生变化。民本思想的崛起，取代了天命战争观，打破了“礼”的限制，最终导致了战国时期混乱的争霸战争，形成了一种建立新社会秩序的权利争霸赛。

　　不可否认的是，“礼乐崩坏”的社会趋势最终带来了战事礼仪的“适者生存”。首先从本质上来讲，礼崩乐坏造成社会体制的解体，引起上层建筑的崩塌，战事礼仪作为“礼”的一个小小分支，受到打击是不可避免的。其次，礼崩乐坏也是一种人性观念转变的体现，是新思想侵入旧思想逐渐瓦解的过程。随着人们对自然的进一步探索与追逐，征服之欲战胜了敬畏之心，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得到进一步的加深和巩固，对于“礼”之束缚就产生了本能的反抗，“冲破束缚”成为社会发展势在必行之举。因此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社会历史的变迁并不存在所谓的“优胜劣汰”，本质上说明了某些战事礼仪的消逝不是因其自身的缺陷，也没有鄙陋之嫌。社会历史的选择有的时候是单向的，是否被选择并不取决于事物本身是否“优秀”，重要是在于历史的“需要”,因此这一时期的战事礼仪本身的价值判断也需要进行更深一步的的认识，不能因历史的单项选择而泯灭了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左传》中的战事礼仪形成的本质要素是“礼”，并且特指的是东周之礼，只有这一时期的历史土壤才能滋养出如此富于魅力的战争礼仪，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让我们无法全面而透彻地认识战争礼仪，但这不能阻碍我们继续搜寻历史缝隙中残存着的瑰宝。战事礼仪的价值因为礼崩乐坏而发生演变，是历史的选择，但就是因为前后两个时期过于鲜明的对比才突出了战争礼仪的无穷价值。

　　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记忆里都存续着这个时期独有的历史印记，不因其优劣而选择传承或摒弃。在《左传》中，战事礼仪就具备这样的历史意义。即使是历史的昙花一现也同样能够凝聚出优秀的历史发展文化的缩影，展现出其璀璨耀眼的魅力。再者，对比当代战争历史种种血腥与阴谋利益，《左传》中的战事礼仪体现出与众不同的社会形态，除了急于否定它的历史特定性之外，我们更多的是需要思考与借鉴这种历史特定下的所谓“局限”的文化含义和历史意义。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相处之道是什么？虽然一切以人之利益作为优先无可厚非，但真正的大国是兼容并包富有大国之风度的，遵守战事礼仪不仅有助于军队的严格管理，还能通过这种方式表现出对国之信念的坚守。

　　战事之礼不仅在于形式之礼，透过现象看本质，更注重的是精神之礼。在《左传》总体的战事礼仪中体现出一种精神本质——春秋风度，这是一种建立在等级观念和君子之礼基础上而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精神风貌，比如初唐时期的“建安风骨”就可以说是相类似之物，它是一种虚无缥缈却影响甚广的精神产品，是无数个个体凝结成为集体的美丽结晶。即使在春秋时期战争频繁、各国间不断争霸的历史环境之下，两国双方交战也能保持有礼不选择俘虏不杀害对方国君，在一天之内结束战争。这不是野蛮的征屠，而是一种文明的谈判。本质上体现出了这一时期人的精神特质，注重道义礼信多于利用战争来强取豪夺。在整个贵族的教育的体系制度下，整个贵族阶级共同坚守着共同的道德理想与信念，在思想上达成一致、趋向协同，这种情况完全有利于整个贵族社会达成一致的精神追求，形成最终的时代风度。因此，对于《左传》中战事礼仪体现出来珍贵意义和精神风度，理应包容和接纳。如果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它们，得到的会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并非所有看似存在与历史特定条件下的文化礼仪仅仅属于历史的财富，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而是只有将其去旧择新之后，借鉴战争礼仪的优异之处打破历史的限制形成崭新的文化，这才是现代社会需要克服与战胜的。

　　《左传》作为一部以“礼”为重要原则的史书，对于战争以及战争文化的描述涉及广泛，其中关于战事礼仪的故事更可以说是《左传》的主要内容。作为一部战争历史的传书，《左传》以战事礼仪为媒介所传达的优秀文化价值是值得后世引起重视并加以提倡的。

　　本篇论文主要从战事礼仪的内容、意义和影响等主要方面进行论述，通过对《左传》在普遍和特殊两个方面表现出的战事礼仪做出了细致全面的描述，经过系统的整理，以战争发展的时间顺序为准罗列出了重要的战争礼仪，例如出兵前的祭祀、卜筮，战中的犒师以及战后的献捷，并通过《左传》中具体的战争记录佐证这些礼仪的真实性。而经过此次研究，在《左传》中战事礼仪的枚举方面还有待充实，例证的充实才能达到引起质的变化完善分析。在此方面还需继续努力。这其中较为特殊的是一些不属于现代战争礼仪的特殊原则，例如不鼓不成列、不加丧和不因凶、不越份、不灭国等战事礼仪，充分体现出先秦历史时期的军事文化礼仪。这些遵守着在现今看来“迂腐可笑”的战争礼仪，是先秦时期的社会历史常态，并且是一种精神特质的体现。而在其后随着朝代的更迭和历史的变迁，社会体制从土崩瓦解到重新建立，人之思想理念从天命观到对“人”的认识逐渐深入的转变，极大地加快了礼乐崩坏，造成了战事礼仪的急剧锐减。从历史的本质上来说，战争礼仪在每个历史时期的表现是这个历史文化形态的一种展现，但这并不代表曾经出现而没有得到传承的战事礼仪就没有其积极意义。相反，在《左传》中体现出的部分战争礼仪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是一种人文风度的体现，在如今这种纷乱复杂的社会中则更需要其精神。战争礼仪带给社会一种精神上的“束缚”，并借此形成一种人文观念，在全社会都束缚于此的情况下，才能够形成足够坚固的精神墙壁，表现出独具风骨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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