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红楼梦》中服饰的描写功能

　　《红楼梦》[1]是一部有着浪漫主义色彩的写实小说，同时也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社会百科全书。字里行间总会有与各种事物相联系的蛛丝马迹。建筑师读《红楼梦》，目光所在是那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中医读《红楼梦》，关注的是恰如其分、药到病除的药方土法；美食家读《红楼梦》，钟情的是一道道精致的美味佳肴人们从各个方面进行解析，充分研究《红楼梦》的种种价值。但是，近些年来，关于《红楼梦》服饰的研究还很少，服饰是展现一个人物精神风貌的重要细节，所以不可忽视。

　　中国先民衣服的原始样态，是在那个茹毛饮血的时代，能用未经加工过的鸟兽的皮毛，来抵御寒冷。然而，衣服于人，并不只有“遮体避寒”的作用，随着群居生活的开始，人们的性意识也随之觉醒，衣服也承担起性别的意识，被赋予了不同的隶属于个人的性生理和性心理。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由于爱美的本性，服饰又承担起美化的功能，并且不断的革新样式，以彰显美和个性。

　　从服饰诞生开始，服饰便已经开始融汇人们的习俗习惯、审美情趣、色彩偏好、文化精神等，服饰文化也因此物质和精神双重的文明内涵。屈原的《九歌山鬼》中，描绘了一个“被薜荔兮带女萝”的女神形象，用“薜荔”和“女萝”作为女神的衣裳，是屈原为了美化而做的文学想象和夸张。但是，在原始社会，人们用纹身来装饰自己，这既是一种图腾，也是先民用于美化自己的方式。屈原用“薜荔”“女萝”来美化女神，正是这种原始社会纹身装饰的进化，既具有图腾的文化，也包含着人性美的内涵。[2]

　　中国古代社会，等级制度十分森严，“礼”是整个社会时时刻刻遵循的规范。但是，“礼”是一种非常形而上的精神产物，是以一种虚幻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之中。所以，服饰便成为使这种虚幻的礼制彻彻底底的规范人们生活的方式。例如，在唐代，黄色是帝王的专用色彩，代表了绝对的权威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使是高官重臣也不可以使用，而当朝臣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皇帝为了嘉奖朝臣，便会钦赐“黄马褂”，受赐者也会因此得到更大的尊重和更高的社会地位。所以说，服饰体现出来的是中国古代等级森严制度，更是“礼制”的外在表现形式。

　　服饰的发展可以被看作是历史的缩影，服饰也代表着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文化内涵。通过对服饰进行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了解到中国古代不同方面的文化，如制度文化、宗教文化、美学文化等等。小说就像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也可以说是历史的缩影，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来记录历史进程。小说中人物的服饰，也不仅仅用于满足刻画人物形象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写照；不仅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外化，作者情感的表达，也是对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的写照；这些精美的服饰描写更是中国古代服饰之美与中国小说文学之美的完美结合。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代表之作，更是一部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人情小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这一部巅峰之作中的服饰描写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此，探寻红楼服饰，是对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一次巡礼。研究《红楼梦》中服饰的描写功能，亦是对《红楼梦》深刻内涵的一次感悟。在这样的“巡礼”和“感悟”中，愈加深刻的领会到了中华文化的广博和精湛。

　　色彩，使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几乎万事万物都有着色彩。色彩不光为我们区分不同的事物，也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内涵。比如黑色暗含着阴暗、低沉的意味，白色是纯洁、干净的象征不同的颜色在赋予不同的事物的时候，也会有着不同的含义。在《红楼梦》中，服饰色彩也是全书的一大亮点，作者在进行服饰描写时，着力于“红色”和“绿色”，用大红大绿这样的强烈的对比色，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红”为主，以“绿”为辅的服饰色调，也奠定了全书的感情基调。

　　红色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多种含义，如热情与奔放、吉祥与喜庆、激情与热爱。将红色运用在服饰上，也往往有着喜庆或者热情的含义。人们把红色作为主要颜色穿在身上，也反映了他们的内心世界。

　　《红楼梦》顾名思义，“红”肯定是全书主要的色彩旋律，是大观园儿女们共同的色彩符号的化身。周汝昌在《红楼艺术》中说:“盖红者实乃整部《红楼》的一个聚焦”。《红楼梦》中所提到的红色，如大红、桃红、银红、猩红、紫红、海棠红、杏子红、牙牌红、玫瑰红、石榴红、胭脂红、水红, 其丰富程度在文学史上可谓空前之多。

　　作者曹雪芹的祖父，父亲、伯父等人，都曾经任职江宁织造官，累计时间长达65年之久。曹雪芹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对服饰的款式、用料、花纹、装饰等方面信手拈来，对上层社会的服饰更是十分了解。曹雪芹在用“红”方面，充分展示了他的服饰知识。如在对贾宝玉进行服饰描写的时候就以红色为主要颜色。宝玉初见黛玉时, “短发都结成小辫, 红丝结束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厚底大红鞋。”；黛玉替宝玉梳头发时, 宝玉佩戴的是“绛”色的簪缨，这里的绛色指的就是深红色；群芳夜宴之时,宝玉穿着大红小袄子；宝玉看破红尘出家时,身披“ 大红猩猩毡的斗篷”。由此可见，在服饰描写上“红色”的运用范围十分广泛，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服饰知识，也展现了曹雪芹写作技巧之高超。

　　曹雪芹在进行创作时，贾宝玉是着墨最多的一个人物，男性主人公的服饰尚且以“红色”为主，如大红箭袖、红丝束发、银红大袄、大红鞋等，女性的服饰自然也是如此。例如王熙凤“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出场时，身上穿着的是“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花袭人回家去探亲的时候，也是穿着一件“桃红百花刻丝银鼠褂”林黛玉去梨香院探望薛宝钗时，“上身外罩大红羽缎对襟褂子”

　　红色，象征着大观园的儿女，热烈灿烂明媚，但是在这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却又折射出爱而不得的痛苦以及封建社会的腐败。宝黛钗的爱情悲剧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用“红色”来作为服饰的主要颜色，更是反映了这种看似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实则凄凉不堪腐朽没落的现实。

　　曹雪芹在创作时，不仅在服饰上重用红色，在各式各样的装饰摆设上，也是以红色居多，比如刘姥姥初次进大观园，至屋内见凤姐时，“只见门外錾铜钩上悬着大红撒花软帘，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红毡条”，可以说放眼望去，尽是红色一片，此类的描写还有很多。由此可见，红色在作品中的渗透十分深入，成为了作品的主要色彩基调，也是整部小说的感情基调。

　　绿色是自然的颜色，它象征着宁静、自然与祥和。将绿色应用在服饰上，也会给以人自然、清新的感觉，宛如春日里迎面而来的微风，温婉含蓄。

　　《红楼梦》是一部关于红男绿女的情书。服饰是刻画这“红男绿女”形象的关键，红色是主要颜色基调，绿色则是辅助红色的颜色。在书中，确有提到“绿”色的就有十多处,比如水绿、葱绿、柳绿、闪绿、松花绿、翡翠绿等。作品中的服饰描写，多以红绿搭配为主，用这两种主要颜色，形成“对比色”，通过视觉感受鲜明地表现了《红楼梦》中不同的人物地位以及当时人物所处的不同又特殊的环境。红绿相互搭配是两种互补色的一种对比，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形成鲜明的色彩差距。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频繁运用这种搭配来对服饰进行描写，目的是在于突出人物鲜明的个性。如书中第三回对王熙凤服饰的描写，“只见她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 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 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大红色与翡翠绿的对比是最强烈的，搭配起来就尤其突显出王熙凤美丽娇艳，且傲视群芳的容貌气度。又如第六十五回对尤三姐服饰的描写:“这尤三姐身上只穿着大红袄儿，故意露出葱绿抹胸，底下绿裤红鞋，鲜艳夺目。”大红色与大绿色是饱和度非常高的对比颜色，这样的颜色搭配在尤三姐的身上, 更加凸现出她别具一格、独树一帜的风情体态和“轻狂豪爽、目中无人”的个性魅力。

　　绿色的意义，在林黛玉的身上体现的更加突出。林黛玉原是灵河岸上一株绛珠仙草，因赤瑕宫神瑛侍者每日以甘露灌溉，得天地之精华，遂得脱去草胎木质，换得人形，养成女身。[3]“草”从颜色上看，就属绿色，单从这一点，也不难看出林黛玉是绿色的化身。在她来到贾府以后，她最中意大观园内的潇湘馆，“湘帘垂地，悄无人声”，一尘不染，就如同林黛玉自己一样。潇湘馆内竹影婆娑，更衬得林妹妹超凡脱俗，她属意于潇湘馆，也属意这潇湘馆的绿色。她的衣着也是素净的，清新的，似乎与潇湘馆融为一体，她的服饰完全不同于王熙凤的贵气，那样的张扬高调，也不同于薛宝钗的冷气，而是在绿色映衬下的超脱自然的灵动之美。所以说，林黛玉就是绿色形象的最佳代表。

　　以绿色为辅，与红色形成鲜明、强烈的对比，不仅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也令人更加理解人物的意味。这样的颜色安排符合不同人物的形象，也表达出作者对封建社会的不满和批判。

　　服饰，往往起到修饰形象的作用。服饰的选择也具有时间性、地点性。在适宜的时间、地点，选择适宜的服饰，才能达到预计的形象效果。比如在冬天穿一身清凉的夏装，在晚宴上穿一身随性的休闲装，总会显得格格不入。这就是服饰对于形象的重要性。在文学作品中，服饰也起到这样的作用。服饰可以丰富人物的形象，使人物的形象更加的生动饱满；服饰可以突出人物的性格，使人物的个性特点更加的鲜明；服饰还可以显示人物的地位，区分不同人物的不同地位，通过服饰的用料、纹样、色彩来加以比较，是最简单的方式。尤其在《红楼梦》这样反映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的作品中，服饰对于人物形象这样的作用，更加突出。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首李白的《清平调》，据说唐玄宗命李白为杨贵妃杨玉环所做的，透过这首诗，杨贵妃的美貌更让人心神向往。在这人与花相互映衬之间，“衣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俗话讲“人靠衣裳马靠鞍”，服饰对于人物的外在形象有着很大的作用。服饰的描写也有着丰富人物形象的功能。

　　以贾宝玉为例，《红楼梦》中对女性服饰大多是精致的描写，而对贾宝玉这一男性主人公，却也是不吝笔墨。贾宝玉的形象趋向于女性化，如贾宝玉初见林黛玉后去更衣回来的装扮“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红丝结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黑亮如漆。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脚。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戴着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不面半露松花撒花绫裤腿，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在这一段描写中，我们不难看出，宝玉衣服以红色为主要颜色。刺绣“箭袖”的线是“二金色”，即为红金和青金两种金线组成。他的配饰中既有“金螭璎珞”，又有“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官绦”，可以说是一身的女性装扮。贾宝玉非常推崇、爱慕女性，他说女人是水做的，见了便觉得神清气爽，男人是泥做的，见了便觉得污浊不堪。他对于女性的推崇，不仅表现在言语和日常的行为做派中，在服饰这方面也展现的淋漓尽致。而他的服饰多以红色为主，红色在古代多是代表女人，如称女性朋友为“红颜知己”，称赞漂亮的女子为“红粉佳人”，所以在这里的红色的服饰，不仅体现了他尊重女性的心理特征，还塑造和丰富了贾宝玉“女性化”的人物形象。[4]

　　由此可见，服饰对于丰富人物形象的重要作用。

　　正如张爱玲所言：“衣服是一种语言，是表达人生的一种袖珍戏剧。”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要想成功的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人物性格，就必须借助生动鲜明的服饰描写。一个人的服装衣饰，往往是一个人个性的外露。服饰既代表了个人的审美情趣，也包含着人物的个性特征。细致、形象的服饰描写，对于突出人物性格，彰显人物个性，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红楼梦》中对人物的服饰描写，细致入微，以王熙凤为例，她既是一个能人、丽人、刁人，又是一个敢于用各种手段做各种人们不耻去做的事情的恶人，是一个“正邪两赋”之人，具有非常的艺术魅力。在塑造这样一个女性形象的时候，曹雪芹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精心谋构，尤其是在服饰方面。例如，林黛玉初进贾府时，王熙凤首次登场，作者是这样描述的：“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这些“攒珠髻”、“挂凤钗”、“璎珞圈”以及身上的服装，让人恍惚以为是“神仙妃子”下凡来。如此的珠光宝气，不仅显示了王熙凤的贵气，也显示了她傲视群芳，目中无人的泼辣豪爽的个性。再如第6回写刘姥姥去见凤姐，作者描述到：“那凤姐儿家常戴着紫貂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穿着红桃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脂艳，端坐在那里，手里拿着小铜火筋儿拨手炉内的灰。”无论是穿的还用的，无论是动作爱还是坐姿，都是一应的“高高在上”，让头脑灵活的刘姥姥都只有“咂嘴念佛”的份儿。[5]凤姐的服饰色彩总是鲜艳亮丽，热烈火辣，并且红色可以说是其代表颜色。不仅她的服饰是这样，她的室内摆件、装饰也是如此：门帘是大红色的，炕毡是大红色的，火炉也是是火红的。满屋子的红色摆设和她身上的紫红的昭君套、桃红的袄儿、大红的裙子，都凸显出她的热烈奔放的个性。凤姐的服饰，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甚至不应有的，她也都有了，这是她的个性在服饰上的体现，也是服饰凸显凤姐个性张扬的表现。

　　服饰描写是刻画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法，细致的服饰描写更能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彰显人物的性格魅力。

　　1.服饰用料与人物与地位

　　《红楼梦》中的服饰各式各样，若一一摆出必会叫人目不暇接。这些服饰的制作，离不开各种不同的用料，并且在《红楼梦》中服饰多以丝绸为主要原料。作者对丝绸材料方面的描写，十分精心细致，这也是其童年生活积淀的服饰知识的外露。在《红楼梦》中，所提到的丝绸的种类就可以分成十多种，如：缎、纱、绢、锦、绸、绫等，体现了原材料的丰富性和多样性。[6]在关于服饰的用料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人物的地位与服饰用料是息息相关的。

　　例如《红楼梦》中有很多地方提到“蟒缎”，如贾宝玉穿过“秋香色立蟒白狐箭袖”，贾母的屋内设有金钱蟒缎靠垫、引枕和大条褥等套具，甄府送给贾府的礼物中也有“上用的妆缎、蟒缎”，这里的“蟒缎”是指织有龙蟒纹的一种妆缎。在古代封建社会，只有皇帝才可以用满地风云龙缎、大立蟒缎、妆缎等名目的绸缎。[7]可见“蟒缎”是一种十分高档富贵的服饰材料，非一般人家所能享受使用的。由此，可以显示出贾府的非比寻常，而像贾宝玉、王熙凤等贾府中人的地位也可见一斑。

　　通过服饰的用料，来区分人物的地位，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尤其在封建社会，地位等级十分森严，下层人民不用说穿多么名贵的衣料，恐怕是见也未曾见过。《红楼梦》中服饰的用料，精细繁琐、多种多样，更是为区分人物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2．服饰纹样与人物地位

　　服饰纹样的出现，是人们将图腾文化转移到服饰上的体现，融入了“人有三六九等”的封建等级制度。在《红楼梦》一书中，丝绸纹样的题材多以花卉、动物和几何纹样为主，但这些纹样并不是单一出现，而是混合在一起，形成各种各样更加丰富的图案，从而寄托了作者的审美心理，在烘托人物地位的同时，也凸显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

　　《红楼梦》中的纹样繁多，其中“百蝶穿花”的纹样在《红楼梦》服饰应用十分广泛，其图案也是十分生动有趣。第三回中王熙凤身着的窄裉袄上“缕金百蝶穿花”，这种纹样是用金线在大红软缎上绣制而成的，十分符合凤姐泼辣精明的张扬个性，以及“未见人先闻声”的气势，也可见凤姐在贾府的地位无人能及。贾宝玉的出场服装是“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花纹用两种色泽的金线绣制，看上去十分炫彩夺目，更是显现出贾宝玉高贵的地位。在作品中还曾提到过“百子纹”，[8]这个纹样在民间寄托着人丁兴旺、多子多福、幸福美满的心愿，第五十一回，袭人身着王夫人送的“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百子纹”在这里出现，原因是袭人伺候贾宝玉时间最久，也最尽心尽力，在王夫人心中早已把袭人看作宝玉的侍妾，而这样的“百子纹”，不仅代表着王夫人对袭人这个“儿媳”的属意之心，也是有意凸显袭人与其他丫鬟的不同地位。

　　纹样虽然只是服饰的一部分装饰，但是却在细微之处起到很大的作用。纹样的寓意、内涵，也会人物内心愿望的一种寄托。

　　3.服饰色彩与人物地位

　   曹雪芹的审美情趣在服饰方面得到充分体现。在《红楼梦》中对于服饰色彩的分配，作者完全没有受到传统服装造型的制约和束缚，而是尽情随性大胆发挥自己关于美的想象力，他用不同的色彩塑造除了不同的人物性格、烘托了不同的社会地位。这样细致的地方，曹雪芹却匠心独运，所以，色彩配置与人物地位的密切关系也不可忽略。

　　以“王熙凤”和“花袭人”作对比，王熙凤出生于“金陵王”家，同时又是荣国府的少奶奶，她的服饰主要以红、青、绿等为基本色调，对比产生了强烈的色彩冲撞，从头到脚，从上到下都透露着富贵之象，气派十足，而其中红色又是最主要的色调，凸显了主子的气派，显示了其在荣国府的地位，与其他人大为不同。花袭人是宝玉身边的丫头，但由于其被王夫人视为贾宝玉的侍妾，所以又与其他的丫鬟有所不同，可以作为丫鬟中的一个特例，有着“半主子”的身份，但即便是这样，与王熙凤相对比，从服饰的色彩方面，就可以看出二人的地位有着天壤之别。王熙凤作为贾府的“主子”可以穿张扬高调的大红色，而花袭人作为“下人”，只能穿着非正色的红色，也就是银红色的服装，搭配青缎背心及白绫裙，这与王熙凤的“大红大绿”相比，显得十分的素净清淡。由此，可以看出，人物服饰的色彩配置，也是与人物地位相关联的。[9]

　　通过对服饰色彩的研析，我们可以感受到《红楼梦》的配色艺术的精妙。毫无疑问，这种色彩的配置，也从侧面反映出人物地位的高低。

　　文学作品来源于现实，是对现实生活的升华。文学作品也承担着一部分历史的功能。在《红楼梦》这部作品中，作者并没有明确说明，这是哪个时期的故事，而是刻意模糊了作品的时代，这一点服饰的描写中也是如此。也恰恰是这种刻意模糊时代特点的写法，更加反映了作者的写作环境。服饰在作品中，承担着一定的影射作用。不仅反映了大观园里的情爱，还影射了当时社会的政策，也就是清朝严酷的服饰政策和严苛的“文字狱”。

　　对于爱和美的追求，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在各个时代，各种不同的社会环境里，这种追求表现在不同的服饰时尚中。

　　鲁迅先生说“一部《红楼》大抵言情”，《红楼梦》里人物所居住的大观园，不仅是一个居住活动的场所，更是一个情爱大观园，展现了人与人之间情爱和婚姻的各种情态。爱情的发生，来源于异性的相互吸引，而在吸引作用上，首先进入大脑的形体印象，是视觉感受，包括服饰、发型、甚至姿态等外在的装扮与形态。就服饰这一方面来讲，不同的服饰则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情感感受和体验。以“情”为主旨的《红楼梦》，其中的服饰描写正体现了那些“红男绿女”们的不同情爱。[10]

　　以宝玉初见黛玉为例，曹雪芹丝毫不惜笔墨，十分仔细的描写了贾宝玉的服饰，如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锻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将他的“天然风骚”和“万种情思”都淋漓尽致的描绘了出来。但却对林黛玉的服饰只字未提，只说其“眉目含情”、“娇喘微微”。这样描写，是因为宝黛之间的爱情，是不同于肌肤之爱的世俗性的“知己之爱”。他们需要的只是心灵上的共鸣和共通。这里对于服饰描写的侧重，主要在贾宝玉的服饰描写上，他的穿戴打扮，正好衬托出他的非同一般。能够让林黛玉放下矜持，吸引住她的目光的男子，必定是不同凡响的人。那个贾宝玉的服饰，吸引了林黛玉的目光，出发了他们之间的心有灵犀。而林黛玉吸引贾宝玉的地方，却不是因为外在的美好，而是内在的气质与修养，是林黛玉自身的神韵，出动了宝玉的内心。所以在这一份感情中，贾宝玉不在意林黛玉穿什么，他们心意上的相知，便足够了。但是对于别的女子，贾宝玉却是十分在意她们的装束服饰，并且，其他女孩吸引贾宝玉，都是从服饰开始的，例如他为平儿熨衣服、洗手帕，因为这“理红妆”的机会，内心怡然自得，再如他给香菱换了一条弄脏的裙子，便觉得很高兴。他在意其他女孩子的服饰，却不甚在意林黛玉的服饰，这样的服饰描写的安排，便体现了宝黛之间“知己之爱”。

　　同时，服饰的红绿色调也反映了大观园儿女的美好身姿,表达了她们对爱和美的热烈歌颂。在《红楼梦》中，无论是性爱还是爱情，都会并行存在的，在这大观园中，爱的男主人公是贾宝玉，爱的女主人公是林黛玉、薛宝钗等聪明、漂亮的女孩子。而他们之间的爱是一种“意淫”，是一种欲望，有宝玉对女孩子们的欲望，也有这些美人们对宝玉的欲望。在这“精神之爱”的描述中，细致入微的服饰描写，都增加了他们的深度，使得男女之间的关系描写，更加的微妙生动。

　　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无论是在人物塑造的方面，还是在故事情节描述的方面，都谨慎遵循着“真是隐去，假语村言”的创作原则。在人物服饰的描写上，也没有背弃这一原则，所以刻意模糊了服饰的时代特点。这种服饰描写的意识，是对清代政治制度的一种影射。 

　　清朝是满汉两个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时期，满汉两族的服饰在花纹、样式等方面都发生了融合，但是在这一时期，又有着非常严格的民族服饰政策。这样的政策使得当时的服饰出现了一个矛盾现象，即相互融合却泾渭分明。因此，曹雪芹在进行服饰的描写时，便游走于两族服饰之间，将两族服饰之美尽收于作品之中。小说 《红楼梦》 中女性服装款式总体以传统汉族服装款式为主，又融入了满族服饰的特点，[11]可以说是满汉服饰融合的见证。

　　服饰描写方面的明清两代服饰模糊共存的情况，也反映了清朝严酷的文字政策。曹雪芹生活的时代，正是政治严苛的时代，清代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政治的稳定，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而在这些人的作品中寻章摘句，给他们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因此，曹雪芹也不得不模糊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为的是避免遭受文字狱，在对服饰描写时，也只能采取模糊的处理方法，让人分不清是明朝服饰还是清朝服饰，也分不清是满族服饰还是汉族服饰。在此政治背景下创作的《红楼梦》，也就在服饰描写上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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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服饰的描写也是对清代政治的一种反射。11

　　结论

　　小说《红楼梦》人物众多，体系庞杂，但在作者在人物服饰描写方面却赋予其各自的个性。金陵十二钗体态不一、着装多样、颜色喜好也不尽相同，审美认知迥异，所处的环境氛围也各自不同，所以其服装的款式更是千变万化、个性十足。不同款式的服饰，表现出不同的人物性格特点和身份地位，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 同时也为服饰研究者提供了研究清代满汉服饰的可靠依据。

　　中国一直以来就有“衣冠古国”的美称，这个美称承载着中国几千年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中华民族世代智慧的结晶。服饰文化发展的历史更加是中国文明发展历史的重要部分。《红楼梦》中的服饰描写，所渗透包含的有关于传统文化的元素，不仅仅表现在各处细致入微的服饰描写之中，更主要的是，书中的服饰描写折射出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文化制度。

　　《红楼梦》服饰的描写功能，既体现在丰富人物形象，突出人物性格等方面的文学性，又体现在影射现实的社会性。服饰的描写，虽然只是细节刻画的一部分，但却发挥着重要的描写功能，是其他任何一种细节描写所不能代替的。

　　在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中，《红楼梦》占有重要的位置，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书中有大量的诗、词、歌、赋、曲、对联、笑话、酒令、医药、饮食、园林建筑、服饰，并且融合了儒、道、释等方面的内容，研究《红楼梦》这部作品，既有助于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也可以丰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红学之所以盛行经久不衰，与《红楼梦》高深的研究价值是息息相关的。虽然目前对于《红楼梦》中服饰的研究，具体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还不够丰富和完善。但是服饰的研究作为红学重要的一部分，必将在今后的研究中大放异彩，从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燕山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

　　[1]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10

　　[2]李军均.红楼服饰[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2

　　[3]季学源.红楼梦服饰鉴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2

　　[4]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M]北京出版社，2004.1

　　[5]杨雪梅.论《红楼梦》人物的服饰与性格之间的关系[J].理论界2006.4

　　[6]杨洁.浅析《红楼梦》服饰描写与人物塑造之关系[J]《中国古代文学研究》，2006.12

　　[7]周汛,高春明.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

　　[8]曾慧.小说《红楼梦》服饰研究上[J]《满族研究》，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