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磾述评

　　在西汉王朝的统治集团中，除了以汉族官僚为主体的统治阶级外，还存在一部分不容忽视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参政，他们以异族人的身份在西汉王朝供职，在巩固西汉xxx和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等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汉武帝时期匈奴人金日磾就是其中一个。他在武帝统治期间鞠躬尽瘁、忠心耿耿，深得武帝的信任，成为了西汉的朝廷重臣。因此弄清金日磾的身世及其功绩，对于我们研究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贡献和加强民族团结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金日磾的后世子孙也以忠孝显名，成就了“七世内侍”的异乎寻常的历史，金氏家族之所以能在西汉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历经七朝，长盛不衰，追根溯源与金日磾本人人格之高功劳之大有极大关系，在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和《资治通鉴》等文化典籍中就始终把金日磾作为这个匈奴家族重新崛起的源头。因而从儒家伦理思想角度来看，这位传奇人物身上折射出来的高尚品德也极其值得后世师表。

　　到目前为止，只有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汉书》卷六八《金日磾传》对金日磾的一生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其余涉及到金日磾的书籍对其仅是寥寥几笔带过，学术界涉及到金日磾的研究也多是透过休屠王阏氏及金氏家族的发展情况而对其进行简单描述，对于这个人物自身的品质和贡献的详细研究则寥寥无几。本文主要运用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从金日磾所处的时代背景入手，分析解读他曲折的入汉原因和入汉以后的曲折经历，探究不同时期他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心路历程，从而展现他的人生轨迹，发掘这个人物身上真实的人性光芒。

　　匈奴是我国古代的一个民族，作为我国北方的强大游牧民族，曾对古代东方和古代欧洲都产生过重大影响[1]。到西汉建国时，北方的匈奴已经崛起为疆域辽阔、军事实力非常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人善骑术，来去如风，时常在西汉边境掠夺财物和人口，这使西汉王朝西部边陲的平静陇上了阴霾，给边境的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给当时的西汉统治者带来了很大的不安。对比匈奴而言，西汉尚在建国之初，政局不稳，实力不足，无力与强大的匈奴作战，因而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还每年为其送去大量的粮食和布帛，以此来缓和匈奴对西汉边境的侵扰，维持边境和平。

　　西汉王朝在经过了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汉武帝即位，由于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xxx也得到了巩固，国力强盛，已经具备了反击匈奴的条件。金日磾出生的时间刚好是武帝摆脱窦太后的束缚开始亲政的时间，武帝亲政之后的第一个政治理想便是消灭汉室的宿敌匈奴，于是积极准备反击匈奴，在金日磾出生的第二年即前133年借马邑之战拉开了汉匈之间几十年浴血战争的序幕。而与汉王朝相比，此时的匈奴实力却大不如从前，金日磾七岁的这一年即前127年发生了两件大事，致使匈奴国力大伤。第一件事是这年夏天在河南之战中汉军“虏敌数千，获牲畜百万多头，全甲兵而还”[2]，夺取了河套地区。第二件事是这年冬天匈奴军臣单于崩，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迫使军臣单于之子投降了汉朝。所谓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果然，仅仅几年之后，匈奴便开始由盛转衰。

　　从金日磾幼时和少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我们不难看出金日磾就成长在汉匈之间此消彼长的分水岭阶段，他的整个少年时期就处在汉匈频繁战争的苦难岁月里，这对于他其后的种种经历必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金日磾生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他出身于显赫的匈奴皇族，其父为匈奴的休屠王。说到休屠王，首先不得不追溯一下匈奴人在河西的发展史。从前文我们了解到，匈奴自秦汉之际统一以来势力非常强大，屡次进犯西汉边境，早在汉文帝前元六年，匈奴就大败月之人，占据了河西之地。河西自古以来就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里土质肥沃、水草丰盛、宜于畜牧，为游牧民族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沃土。河西之地在被匈奴人占据之后分为东、西两部，休屠王就是管辖河西东部的匈奴王，而金日磾就是休屠王的太子。

　　这个从一出生就带着贵族光环的匈奴王子，王室的尊贵地位和养尊处优的环境并没有使他养成肥马轻裘的骄奢品性和纨绔习气，反而是当时汉匈之间硝烟四起的纷乱局势迫使它成为一个“娴熟长矢短刀，精于甲骑弯刀”[3]的匈奴子弟。金日磾身为休屠王的太子，从小接受着贵族的教育，他刻苦学习骑射，以便能在战乱时随父出征。他从十二岁起就开始跟随休屠王参加匈奴侵扰西汉边境的战争，在他父亲的影响下和在战乱中他快速成长为性格强悍、坚韧刚毅的骁勇之才。再加上从小生活在辽阔的草原上，长年的游牧生活不仅磨练了他的意志，更是铸就了他胸襟开阔、目光远大、积极进取的性格，这种性格成就了他此后的辉煌。

　　自元光二年（前133年）汉武帝反击匈奴以来，汉匈之间战争频发，而其中的河西之战结束了金日磾作为匈奴休屠王太子的身份，奠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汉朝XX为了夺取河西之地，控制河西走廊，打开通往西域的道路，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自陇西出塞进攻河西，攻打西部的右匈奴。霍去病率军直逼昆邪王和休屠王的领地，十四岁的金日磾便跟随其父一起在战火中浴血奋战。在此战中汉军重创匈奴，还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使二王元气大伤。同年夏，霍去病再度进攻河西匈奴，匈奴军仓惶应战，再次大败。经此一役，昆邪、休屠二王损兵失地，遭到了沉重打击，无力再维持河西地区的统治。

　　河西两役匈奴军的惨败使伊稚斜单于十分恼怒，欲将昆邪王和休屠王斩首以泄己愤，两人畏死，谋降汉。但是当汉武帝派霍去病前往受降时，休屠王却中途反悔，拿定主意绝不降汉，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被昆邪王所杀，昆邪王将其三万余士卒收归己有，连同自己的兵众共四万多人，号称十万，投降了汉朝。昆邪王降汉后，被封为万户侯，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为了大张汉威，炫耀对匈奴作战的胜利，对昆邪王等人赏赐无度，导致了府库空虚“天下骚动，罢敝中国”[4]的不良后果。相反，休屠王因悔降之故，累及妻子，无所依靠的金日磾与其母亲、弟弟被没为官奴婢。从此，颠沛流离的游牧生活、血火交加的征战岁月突然成为昨日的梦境，如今自己的土地被汉朝攻取，自己的亲人被匈奴所杀，他的心情肯定复杂又矛盾。这一年这位十四岁的匈奴王子从一位洒脱的贵族少年沦为了汉宫奴隶，一缕异族血脉从此融入了汉家天地。

   　当时的局势其实是十分明显的，休屠王归汉就可能享受荣华富贵，不归汉的结果则只有死亡，要么被汉军所杀，要么被单于所杀。权衡利弊，归汉无疑是更好的选择，但是休屠王却选择了后悔，不愿背叛单于，这就等于间接选择了死亡。所以在金日磾眼里，父亲休屠王是一个特别的首领，在“苟利所在，不知礼义”[5]的匈奴部落，竟然有种忠君报主的道义精神。正是有着父亲的这种道义血统，他才能在入汉以后时刻铭记汉武帝对自己的知遇之恩，终生正道直行、不存邪念，从一个敌国遗孤最终成为大汉帝国的重臣。

　　根据《汉书·金日磾传》的记载，金日磾归汉后被罚为官奴婢，以俘虏的身份在黄门为皇帝饲养马匹，这里的黄门是指专门为皇室服务的机构。在汉代，养马实业空前繁荣，马匹一般用于交通、战争和耕畜。由于马是当时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不管是官府还是民间对养马都非常重视，所以让从小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部落的休屠王太子去养马，除了对其进行惩罚和羞辱之外，也有现实的需要。

　　鲁迅说过：“有谁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么？我认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6]。金日磾就是从昔日王子跌落至卑微的马夫，对于曾经的王子而言，这样巨大的身份落差无疑是云泥之别，不仅仅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承受的更是对未来的绝望和刻苦铭心的苦痛。太史公曰：“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7]，此时，金日磾就像是寄人篱下、受人制约的猛虎，只能以极其隐忍的姿态，埋葬过往的荣耀和所有屈辱，在异国他乡苟活下去。

　　上帝是公平的，他在给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这句格言用在金日磾身上十分合适，他从王子突然间坠入命运的最底端成为奴隶，但偏偏被安排去养马，这对于自小在草原上长大的金日磾来说自然是轻车熟路，挑马、驯马、养马已经是一种本能，所以他养的马高大肥美，这也是后来武帝注意到他的因素之一。然而卑微的身份注定了他要比别人做得更卓越才可能赢得更大的生存几率，才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别的养马人相比，金日磾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敏于言娴于行，二是任何时候都保持着必要的礼仪和尊严，三是做事勤恳一丝不苟。卫青当年也曾是一个马夫，但其姐姐卫子夫贵为皇后，卫青也勤勉有加富有韬略，所以后来成为了汉武帝的左膀右臂。金日磾没有这样的条件，他有的只是人格魅力、自身品德和偶然必然的机遇。

　　汉武帝喜爱好马之事颇见于史册。据《史记》记载，乌孙曾向汉朝献良马千匹以同汉朝求和，另有太初元年武帝曾为了夺取汗血宝马发动过一场攻打大宛的战争。因武帝爱马，经常去视察马匹，所以一些养马的奴仆就有了接触到武帝的机会甚至是得到武帝赏识并进而升迁，在黄门养马的金日磾就是其中一个。武帝游逸宴乐，召阅诸马那一天，他幸运的与武帝有了一面之交，然而正是这一面之交的微弱光芒照亮了养马奴仆金日磾的仕官之路。《汉书·金日磾传》记载：“武帝游宴见马，后宫满侧。日磾等数十人牵马过殿下，莫不窃视，至日磾独不敢”[8]。由此可见，当其他牵马者皆被宫娥彩女吸引，情不自禁的向看台上偷窥时，唯独只有金日磾目不斜视、神态庄严。或许是天生的贵族气质使然，亦或是多年来保持礼仪和尊严的习惯使然，总之，他在这个特定的场合表现出了迥异于他人的正直磊落。再加上他形体魁岸，容貌庄严，马养的又肥又好等诸多因素，使武帝注意到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年轻人，于是武帝问起他的家世和经历。面对皇帝的问话，日磾不卑不亢，胸怀坦荡，内敛而淡定，沉着又冷静，深受武帝的赏识，于是当即让他沐浴更衣，赐衣帽，拜为马监，掌管马政，金日磾就这样迎来了他政治生活中的第一缕曙光。

　　璞玉之于深山，华光尽掩，然其气冲牛斗，非常人所能观也，独和氏能识之，以成其千古。金日磾从小接受的贵族教育使他无论身处何境都展现着匈奴王子的不凡气质，汉武帝慧眼独具，看到了这位匈奴王子的卓尔不群。然时过境迁，金日磾早已放下了王子的身份，身为马监的他恪尽职守、身正无邪，被时时关注他的武帝看重，因而武帝格外重用他。不久又迁升他为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从管理马政转而为皇帝服务，成为皇帝近臣。这表明金日磾终于从国破家亡、寄人篱下的逆境中崛起，进入了汉朝的高官行列。由于他深得武帝的宠信，所以在当时的朝臣眼里金日磾俨然已成了武帝身边的“红人”，群臣贵族都为之不满，甚至有贵戚极其轻视金日磾，说他是匈奴的后人，不应该受到这么大的恩赐，但武帝却相信自己看人的眼光，坚信自己的判断，并不为所动，反而愈加厚待金日磾。武帝对金日磾的信任长达三十余年，甚至在病危之际封他为车骑将军，让他与霍光共同辅佐昭帝，金日磾因此成为了汉武帝的四大托孤重臣之一，进入了大汉帝国的权力中心。

　　笔者认为，汉武帝之所以如此信任和器重金日磾，首先，自然是金日磾的自身突出的品格被君主所赏识，这一点毋庸置疑。其次，武帝本人是一个慧眼识金、选拔人才不分民族不拘一格的君主，在《武帝求茂才异等诏》里曾写道：“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9]。金日磾，在他看来就是非常之人，虽然金日磾是匈奴人，但他认为如此人品之人不应屈居奴仆之位，须施以恩德和培养，或可将其扶持为自己的股肱之臣。再次，汉武帝具有一定的政治远见性，他器重信任金日磾，一方面是为巩固汉匈战争取得的胜利成果，稳定统治秩序，另一方面，通过对金日磾的宽厚来争取周围少数民族，缓和民族关系，进一步促进民族融合，为日后汉室和匈奴的关系埋下伏笔。

　　从十四岁得到武帝的赏识开始算起至四十九岁去世，金日磾在西汉王朝供职了三十五年，在他三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几乎没有过失误，就连向来以猜忌著称的专制帝王也对他宠信有加。金日磾一生最为突出的品格之一就是任何时候都笃厚恭谨、进退有度，他深知伴君如伴虎，再加上他认为自己是外国人，胡、汉有别，所以他在任职期间格外的谨小慎微，安分守己。恪守臣子本分，从不越雷池半步，从不敢有所闪失，是金日磾的奉君之道，也是他在险恶的汉室朝廷位高权重却能够明哲保身，成为官场不倒翁仕途常青树的原因。最能表现他处事小心谨慎的有两件事。

　　一是金日磾拒受宫女和拒绝女儿入宫。史载金日磾伴随武帝左右之时，循规蹈矩，目不忤视，武帝赐其宫女他拒不接纳，同时也谢绝武帝的好意，不以女儿入宫使自己成为国戚。

　　二是长子淫乱，他怒而杀之。金日磾在汉武帝对他宠信有加的情况下，并没有因为一时的得意而忘却本心，而是一如既往的恪守严谨的原则。由于金日磾的母亲教诲两子甚有法度[10]，故而在其母的言传身教之下，金日磾不仅严于律己，同时还严以教子，这种家教经由金日磾的发挥传衍变得更加严酷峻烈，甚至发展到了超越亲情的地步，从其杀子一事就可以看出。据史记载，金日磾的长子为武帝“弄儿”，即指伴随武帝左右以博欢助乐的幼童，其长子从小聪明伶俐，为武帝喜爱，关系密切到可以抱住武帝的脖子嬉戏。但是，这个儿子恃宠而骄，长大后行为不检，与宫女嬉戏，被金日磾撞见，这位治家甚严的卿相不能容忍这种无视法度的行为，于是以逾越礼法为由毅然亲手处死了长子。武帝闻之大怒，指责金日磾不该如此行事，但金日磾叩头谢罪并说出恶其淫乱的缘故后，武帝内心为他的忠诚无私所感动，更加深了对他的敬重。

　　从金日磾拒受宫女和拒绝女儿入宫这两件事我们看到的是他对金钱美女和权势的淡泊和不慕皇权的高尚情操，从他怒杀行为不检的长子这件事我们看到的是他能谨礼守度，站在维护皇室尊严的立场上大义灭亲。但是剥去这众多华丽的外衣，再来考量他这些谨慎小心的行为，就会发现仅用谨小慎微的本性来解释他的这些行为显然是很牵强的，如果把这几件事放在皇权专制的背景下，就会发现这样的谨慎选择其实只是皇权逼仄出的一种人性智慧。

　　首先，拒绝女儿入宫这件事就隐含着复杂的处世玄机。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封建社会许多人贪图名利贪恋荣华富贵，为了飞黄腾达而不择手段，不惜抛弃名节和廉耻同皇室攀亲。比如，上官桀之子上官安为了将他的女儿送进宫成为昭帝皇后而苦心孤脂，霍光之妻为了让自己的女儿成为宣帝皇后而毒害许皇后。可是金日磾行事却与他人不同，他不是费尽心机的送女入宫，反而是武帝想纳他的女儿入后宫，他自己却不肯。笔者认为，金日磾如此作为并不仅仅是因为他谨小慎微的本性，更多的原因是在皇权嗜血本质的逼仄之下他不得不时刻如履薄冰，还是因为在汉武帝的专制权威下，大臣们都具有一种依附性人格，这一点在金日磾身上同样有所体现，他深知曾经身为匈奴战俘的他生存本就比一般汉人更为艰难，也深知武帝恐怕吕后之祸重演抑制外戚，所以他怯于表达自己的愿望，在专制皇权之下处处小心谨慎。他并不是无欲无求，只是与霍光、上官桀等汉人相比，他更能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处境，更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更能弱化权利欲望。

　　其次，怒杀行为不检的长子这件事更不能只简单的以他谨慎小心的本性来解释，对于自己的儿子以下犯上的行为他当时确实很生气也是真的谨慎，但他绝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就能亲手杀子，更深层次的原因同样还是他身处的环境和皇权的压迫。金日磾是一个异族人，在汉朝为官，毫无根基且处境十分艰难，所以在这个皇帝高于一切主宰一切的汉室宫廷里要想保全族安好，他在行动上必须处处小心谨慎，何况月盈则亏，水满则溢，过度狎昵可能随时会惹祸上身，牵累全族，武帝虽然今日不怪罪于他，但不能保证以后不会以此为借口翻脸，与其日后招来杀身灭门之祸，不如牺牲一子以全一族。由此可见，金日磾建章殿杀子，看似是出于谨慎而以激烈的手段向汉武帝宣示自己的效忠精神，实则是皇权煎熬下生命如草芥的残忍又无奈的选择，而且长子成为汉人统治者的弄臣对他而言是一种屈辱，他此番作为也透露了对这种屈辱一种不着痕迹的抗拒。他置身的时代在成就了他的高才大德之外，又何尝没有带给他心灵的怆痛。

　　有人认为，金日磾杀子这种残忍的行为是匈奴民族嗜血本质的自然流露，宋代诗人陈普就曾在《咏史上·金日磾》中写到：一片兽心犹自在，建章殿下食其儿。笔者认为用这样的言辞对金日磾进行嘲讽实在太过激烈，恐怕有失公允。在金日磾之前就有过“易牙烹子”的记载，易牙是战国时期齐国彭城人，尝闻齐桓公未曾食过婴儿之肉，便杀子以献之，其中迎合谄媚之意不言而喻。较之易牙，金日磾是因子之过而杀子，和易牙这种卑劣的行为有着霄壤之别。可见，“兽心”为人臣者皆有，并非匈奴专有，因子犯错而杀之的人金日磾也并非第一个。再者，上文也提到过，他杀子一事是有不得已的隐情，应该把这件事放在特定的背景之下客观的去看待它。

　　综上所言，与其说金日磾拒绝女儿入宫和怒杀行为不检的爱子这些行为是出于谨慎的本性，不如说他是在皇权的桎梏下和刀丛中不断寻觅保身智慧。

　　金日磾一生另一个突出品质就是忠心耿耿，他在汉朝XX供职的三十余年中始终尽心竭力，赤诚无私，虽然其血液里流着胡人的血液，但论忠诚，却超乎了很多的汉人臣民，终其一生以降臣身份尽忠汉主，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春，武帝病危，弥留之际托孤于四位顾命大臣，金日磾就是其中之一，由此可见武帝对他表示了极大的信任，武帝之所以这样安排，就是想要依靠忠心为国的金日磾对身为外戚的霍光进行牵制，以防止外戚专权之祸。金日磾对这样的重任非常慎重，他明智的将首席之位让与霍光，并谦退的表示自己不如霍光，不要让匈奴轻视了汉朝。这说明金日磾在处理国家大事和个人升迁问题上能以大局为重，把国之利益放在首位，站在汉族的立场上为汉族着想，这是非常明智而有远见的。

　　武帝死后，年仅八岁的刘弗陵即位，遵武帝遗诏，因金日磾在平叛莽何罗事件中有功，封他为秺侯，但他以帝少不受封为由拒绝了。拒绝封侯的行为同样还是表现了他凡事以国事为重的忠贞不渝的品德。金日磾辅佐昭帝仅一年后，他传奇的一生就随着他的病逝而落下帷幕，享年四十九岁。虽然金日磾辅政时间只有短短一年，但在这一年中仍然恪尽职守，尽心尽力。他死时尊荣无比，据史记载，汉昭帝在茂陵旁赐冢地，破例允许以轻车介士，出殡规模空前隆重，以此来招扬金日磾一生勤恳忠心和为他为汉王朝做出的贡献。

　　金日磾在汉朝XX供职三十余年，在一生的政治活动中是颇有政绩的，他在维护汉王朝的统治和社会安宁方面，作了很大的贡献。

　　首先，揭露和平定了莽何罗兄弟谋杀汉武帝的叛逆阴谋。

　　说到这件事，首先要谈到“巫蛊事件”。“巫蛊”是一种用来毒害别人的巫术，其方法是用桐木做成人偶，然后刻上所怨者的名字或者生辰八字，再埋于地下对欲害之人进行诅咒，认为这样被诅咒者就会遇到灾难，这原本是一种迷信活动，但是在汉武帝晚年却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一种工具。当时后宫经常出现巫蛊，宫中嫔妃畏惧，于是更相告讦，说这是有人在诅咒武帝，事情被发觉后牵连甚广。再加上汉武帝晚年多病，精神恍惚，相信鬼神，怀疑左右皆以巫蛊作祟，这就给了那些企图利用巫蛊大搞阴谋活动的人以可乘之机。当时江充因和太子刘据有过节，又见武帝病重，担心太子即位后对自己不利，便向武帝上奏，说宫中蛊气甚重，严重危害了武帝的生命安全，必须除之。这种说法正好迎合了武帝多疑的心理，于是武帝派江充为使者，开始穷治巫蛊。江充带人在皇宫中挖掘木偶人，到太子宫中时他趁机将事先准备好的木偶人拿出来，大肆宣扬在太子宫中挖出的最多，诬控太子加害武帝。面对诬告，太子十分恐惧，于是杀江充而逃走，长安一时大乱，谣言四起，说太子谋反，武帝大怒，发兵追捕太子，太子也发兵抗拒，双方激战五日，最后太子兵败自杀。

　　“巫蛊事件”是西汉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矛盾战争，是由江充一手造成的。所以此事过后不久，朝中一些正直的官员就为太子鸣冤。武帝后来了解到太子是受到江充的诬陷而死后十分后悔痛心，终于幡然醒悟，彻底平反了“巫蛊事件”。

　　“巫蛊事件”澄清后，自然涉及到参与镇压太子“叛乱”的人，侍中仆射莽何罗与江充关系密切，其弟马通在镇压太子“叛乱”中出力甚多，所以当武帝为太子平反而诛杀江充及同党时，莽何罗兄弟感到恐惧，便想谋叛，企图伺机刺杀武帝。他们的行动受到了金日磾的怀疑，被金日磾暗中监视。后元元年（前88年）六月的一天清晨，莽何罗兄弟乘武帝未起之机，准备对武帝进行行刺，却被守候在殿门口的金日磾发现，金日磾为了保护武帝以身相拼，立马上前抱住莽何罗，大声疾呼“莽何罗反！”。武帝顿时被惊醒，此时莽何罗已经被力大无穷的金日磾摔在殿下，当即被缚就擒。一场蓄谋已久刺杀汉武帝的叛逆阴谋就这样被粉碎了。从此金日磾以忠勇称于朝野，武帝对他更加信任和器重。

　　其次，金日磾支持青州刺史隽不疑粉碎了燕王刘旦等废帝更立、图谋不轨的叛逆阴谋。[11]

　　燕王刘旦对于汉武帝把年幼的刘弗陵立为太子这件事一直感到不悦，所以在武帝去世后，刘旦开始散布“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12]的流言，并伙同中山哀王之子刘长、齐孝王孙刘泽结党谋叛。昭帝始元元年七月，他们计划刺杀青州刺史隽不疑，但事迹败露，隽不疑将刘泽收捕，刘旦等篡权窃国的政治阴谋又被粉碎了。

　　从上述事件的全过程来看，金日磾并没有参与平叛，《汉书·金日磾传》也没有提及金日磾在此次平叛活动中的功劳，但有两条理由让我们把平定这次叛乱的功绩也记在他的功劳簿上。一是燕王刘旦等谋叛是在昭帝始元元年七月，而金日磾却在同年九月病逝，期间正是他卧病在床之际，所以史家可能基于这一点的考虑没有记述他参与平叛的事迹。但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金日磾一向笃信忠孝的作为合理推想，身为辅政大臣的他面对如此严重的叛逆行径不可能置若罔闻。史书没有记载是史家笔下的疏漏，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二是在平定莽何罗兄弟叛乱的活动中，《汉书·金日磾传》记载了金日磾的功劳，只字不提霍光在这件事中的作用，而《汉书·霍光传》中却记载到：“时光与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诛之，功未录…”[13]，由此可见霍光在平定莽何罗叛乱事件中是起了作用的，只是由于史家在撰写人物传记时各有侧重，所以对同一事件记载不同。以此推理，在燕王旦谋反事件中没有提及金日磾并不等于金日磾没有参与，因此说他支持隽不疑粉碎燕王叛逆是符合实际、合乎逻辑的。总而言之，金日磾在反对分裂活动和维护国家统一方面表现出了忠心耿耿的突出品质，在充斥着阴谋和权诈的皇权中心，亮出了自己赤胆忠心的人性底牌，而这种忠心带来的最直接效果就是稳固了xxx，所以金日磾在维护汉王朝的统治这一方面的贡献很大。

　　金日磾不光在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和社会安宁方面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还在促进民族融合团结这一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也为我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做了很大的努力。

　　首先，休屠王在河西之战中被杀之后，金日磾兄弟率领匈奴休屠部族归汉，为汉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金日磾身为匈奴王子，自幼生活在颠沛流离的战乱中，在休屠王被杀，十四岁的他和其母，其弟沦为宫奴的情况下，他渐渐感悟到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灾难，和平给人们带来的安定，于是，他在成为奴隶之后作了一番深刻的反思，决心忠于汉室，决心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警示世人。由此可见素来被认为凶悍好斗的游牧民族人民也是懂得忠义、向往文明进步的大一统国家的，同时也生动的显示了，中国民族是由多个民族逐渐融合而成的，我们汉民族也是融合了历史上很多少数民族，匈奴族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支，为中华民族的形成、融合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金日磾及金氏家族是西汉时汉匈融合的先驱。

　　其次，金日磾在西汉王朝生活的三十余年中，内心对汉文化有很深的认同感，所以他刻苦学习中原先进文化，学习礼义，还要求子孙也接受中原文化，并用当时盛行的儒家“仁政”治国安民理念来重新审视各民族兼并战争的残酷，试图以自己的行动来感化统治者，停止发动战争，由此可见金日磾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在汉民族先进文化的熏陶下，他以忠孝礼义来笃敬寤主，因此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民族融合的结果，金日磾与汉人之间的相处也为不同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树立了典范。

　　《汉书》的作者独具匠心，将霍光、金日磾这样两个十几岁进入宫中侍奉皇帝，并受到赏识的人物安排在同一卷书中，对比描述他们一生的各自作为，成为汉书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

　　第一，对于与皇室联姻这个问题，二人的态度截然不同[14]。汉武帝曾为了提高金日磾的地位主动提出将金日磾的女儿纳入宫中，但是金日磾却不肯，表明了他不想利用裙带关系来获取好处。与之相反，霍光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则处心积虑的与皇室联姻，昭帝八岁即位后，霍光马上把年仅六岁的外孙女送入宫中，立为皇后。昭帝死后，霍光之妻为了让自己的女儿成为皇后，趁许皇后分娩之机毒杀之。然而霍光知道后却不惩处约束，反而包庇其妻，为后来全家族的覆灭买下了祸根。

　　第二，弱化权利愿望，保留赤子之心，固守生命本性，是金日磾一生的人格追求。反观霍光，对权力的控制欲极强，贪恋权势，打击异己，以权谋私。与金日磾相比，霍光之忠，并不仅仅是对皇帝之忠，对江山之忠，更是对一己之忠，对权利之忠。

　　第三，金日磾修身有术，齐家有方。皇帝宠信之时，他不仅没有恃宠而骄，反而谦虚谨慎。在治家方面他甚有法度，为了避免后代因为逾越礼法不知分寸而致祸，亲手忍痛杀子。霍光却持身无术，齐家无方。位高权盛之时，他不但不知道谦退避让，反而植树党羽。在治家方面没有规矩和法度，霍光的儿子们依仗家族权势为非作歹，霍家人骄奢蛮横一手遮天。

　　第四，迥然不同的结局。金日磾福荫子孙，德泽流被后代，他对子孙的教诲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逐渐消弭，反而给家族带来了无上的荣耀，金氏家族历经七朝天子，世代都以忠孝显名，长盛不衰。霍光在世时权倾朝野，霍家也曾显赫一时，但仅在他去世两年后霍氏子弟因谋反而被满门抄斩，诛灭九族，受到霍氏牵连者还有数千家，其后世惨淡至极。

　　很多后世文人都曾以霍光和金日磾一生的不同作为为题材写下诗赋来赞扬传诵金日磾。比如，清代沈德潜曾写道：“秺侯杀弄儿，累世亢其宗。子孟庇阿显，九族罹悯凶。割爱与徇私，延促霄壤同。臣术惟敬慎，庶几保厥终”[15]。这首诗就通过对霍、金的比较点名了二人一个身后族诛，另一个却延赏于世的悬殊，指出了为人臣者须向金日磾一般敬慎方能明哲保身的历史教训。晚清名臣罗惇衍也曾在诗歌中赞美金日磾，耻笑霍光：“休屠太子汉功臣，武庙何尝误托人！断爱严防能感帝，见图肃拜不忘亲。百年世及簪缨胄，八尺天生孝谨身。更异后宫辞纳女，笑他博陆转求姻”[16]。此诗赞扬了金日磾的人格之高。宋代诗人陈普还在另一首《咏史上·金日磾》中对霍、金二人评价到：牵马胡儿共拥昭，同功同德不同骄。麒麟阁上尘埃面，羞见芬芳七叶貂。此诗前两句直写霍光与金日磾共同辅佐昭帝，两人功劳相同结局却不同，后两句则是由麒麟阁中蒙有厚重尘埃的霍光画像而感叹道：这也许是霍光羞于见金氏后人的显赫家世，以此来盛赞金日磾和其后世子孙。

　　后世除了将霍光和金日磾放在一起比较之外，在称赞外族某优秀人物时，也时常将金日磾作为对照。

　　北魏时，代地的贵族几乎都反对孝文帝，只有道武帝时期名将于栗磾之孙于烈忠于孝文帝，于烈因此深得孝文帝器重，叹曰：“烈之节概，不谢金日磾”[17]

　　唐初，突厥将领阿史那忠在唐为政，清谨、忠心，“宿卫四十八年，无纤隙，时人比之金日磾”[18]。唐朝铁勒九姓之一浑部名将浑瑊“位极将相，无忘谦抑，物论方之金日磾”[19]

　　明朝时，明仁宗亲征乌梁海，归降明朝的蒙古王子金忠自荐，仁宗允许了。于是有人对仁宗说，金忠是外族人，他如果去一定不会再回来。但仁宗用人不疑，数日过后，金忠俘获数十人和马牛数百头归来，仁宗大喜，曰：“忠，朕之金日磾也！”[20]

　　纵观金日磾的一生，虽然短暂却也非凡。他出身匈奴贵族，却在一夕之间国破家亡，从王子沦为奴隶，在汉室隐忍苟活，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逆境中看到希望，从而柳暗花明。金日磾能在逆境中一步步艰难的崛起，全凭着自己的高尚品格和崇高气节。

　　其一，父亲惨死、被迫降汉时，他临危不乱、处变不惊。惨痛的经历虽然让他内心悲愤而痛苦，但并没有摧毁这个十四岁少年的意志，他心危而虑深，深知自己在异国他乡无所依靠，唯有极尽审慎才能在险恶的汉室生存下去，于是在黄门养马时他勤勤恳恳、谨慎自检，凭借着自身的机警和恭谨得到了武帝的赏识和信任。

　　其二，武帝宠信时，他恃宠不骄、进退有度。在武帝身边数十年既不谄媚又不张扬，谨言慎行，居安思危，从未有过闪失。在屡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正是因为他始终以谨慎自守，才能保持足够的政治敏感，在汉室朝廷明哲保身。

　　其三，位高权重时，他居功不傲、忠贞不渝。始终站在以大局为重的立场上，对武帝和昭帝忠心耿耿，笃敬不忤。在为官期间，他尽力维护统一，多次识破并挫败叛乱活动，在维护汉王朝的统治和社会安宁以及促进民族融合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综合金日磾的一生，他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高风亮节，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品质就是处事谨慎小心，忠贞不二。这位异族人士，能够在华夷大防、双方交恶的年代，从底层奴隶中脱颖，成为西汉王朝的重臣，进而封侯加爵，家族延续荣耀，他的做人品质和处事智慧，让人称道的同时，更值得后人学习。

　　汉武帝时期，汉匈关系紧张，汉室与匈奴长期处于高度敌对的状态。金日磾身为匈奴王子，身逢巨变、故土难回，以降虏的身份进入刘氏王朝，在逆境中隐忍，谋时而动，顺势而为，在大汉帝国中得到武帝信任，从一个养马奴仆一步步崛起为帝国权臣，成为大汉帝国权力中心的参与者。为了庄重朝仪他怒杀行为不检的爱子，为了保护武帝他以身相拼，为了辅佐幼主他鞠躬尽瘁，金日磾以其传奇的经历和正直忠孝而誉满天下。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解读这位传奇人物的同时，也能将他跌宕而又非凡的一生作为一面镜子，学习他的做人品质、处事智慧，这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有着深广的启迪意义。

　　[1]林斡.匈奴史[M].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23.

　　[2]班固.汉书·卫青霍去病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1974.

　　[3]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1089.

　　[4]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6:633.

　　[5]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1077.

　　[6]鲁迅.呐喊·自序[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3.

　　[7]班固.汉书·司马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