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体现——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错综迷离的心灵世界:对人类的热情赞美与恶毒诅咒同在,对人间伊甸园的精心构建与对人间地狱的冷酷描绘交织,对教会神圣的亵渎与诚挚的忏悔融汇。高尚与卑鄙、文雅与粗俗、亮节与猥亵、深沉与浅陋,赤裸裸的人的本能世界与趋于成熟的观念

       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错综迷离的心灵世界:对人类的热情赞美与恶毒诅咒同在,对人间伊甸园的精心构建与对人间地狱的冷酷描绘交织,对教会神圣的亵渎与诚挚的忏悔融汇。高尚与卑鄙、文雅与粗俗、亮节与猥亵、深沉与浅陋,赤裸裸的人的本能世界与趋于成熟的观念世界,野蛮人强烈而持久的幻想与文明人尖锐而细致的求知欲纵横交错在一起,展开了一幅五彩缤纷的社会与人的图画。这也是一个信仰断裂时期——旧的信仰在衰落,新的建立在自然科学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理性尚未成熟——人性的全景式展开。于是矛盾再次产生,而莎士比亚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点。
       人们说: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说不尽的哈姆雷特。他就像个尚未破译的密码,人们为解密做了数百年的努力,祈望借此走出丹麦王子所构筑的神秘而又符合模糊美学原理的“悲剧迷宫”。在莎士比亚剧作中,对于善良美好的追求与对西方世界恶的本体的冷峻体察构成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这点尤其体现在了《哈姆雷特》中。作品诞生于16世纪—17世纪之交,这正是英国文艺复兴新旧交替时代的转折点。资本主义新兴时期的光明面迅速逆转,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向纵深急剧发展。莎士比亚将自己人文主义思想意识与新的三观融化在哈姆雷特形象塑造的全过程中。哈姆雷特固然不能等同于莎士比亚,但他执着地思考、追求人生意义的自我的求证精神,显然传达了戏剧诗人作为“时代的灵魂”的心声,甚至表明了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觉醒,先进文化人对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的自由的追求,以及关于人的“异化”的沉思与迷惘。④
       从美学角度考察,哈姆雷特不仅担负多方面的矛盾,而且还忍受多方面的矛盾,这种矛盾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关于他的延宕问题上。尤其是著名的哈姆雷特命题“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更是体现了这一问题。中世纪基督文化从悲观角度视人生为赎罪,人属于上帝,无权考察“活与不活”的问题。只有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人从上帝那里索回自己才产生“活与不活”的问题,所以哈姆雷特命题的提出是个体觉醒的标志。文艺复兴初起,人们对自身充满信心,更多的是想如何活得快乐长久;但到了文艺复兴末期,黑暗的社会现实使人们对实现自身解放的可能性发生怀疑,于是又有了不活的问题。生不得生,死不得死,人变得无家可归,这就是哈姆雷特所道出的窘境。所以哈姆雷特视人生无意义的根本点在于人类本体是丑恶的,他说:“美德不能熏陶我们罪恶的本性。”哈姆雷特对人类的否定是包括自己在内的,这种深刻的悲观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是罕见的,但在300年后的20世纪初却成为西方的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总之莎士比亚关于人性丑恶的观点不同于中世纪,这是一种无可救赎的丑恶,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绝望与虚无。
       此外,《哈姆雷特》还表现了作者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刻反思以及对人命运、前途的深切关注。文艺复兴运动使欧洲进入了“人”的觉醒的时代,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开始动摇,人到中年的莎士比亚表现出更多的是对理想与进步背后的隐患的深入思考,《哈姆雷特》正是莎士比亚对充满隐患和混乱社会的一种审美观照。
       剧本开篇就描写了一幅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狱”。“荒芜”、“莠草”、“牢狱”等等,都从伦理、哲学和宗教的意义上象征性地告诉人们,上帝失落了,而魔鬼却活着,世界变成了理性精神丧失的荒原,莎士比亚指出一味强调个性解放、放纵人的欲望对社会和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危害性,流露出对理性、秩序和新的道德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呼唤。⑤ 哈姆雷特是处于理想与现实矛盾中的人文主义者形象,他曾是个怀抱理想的乐观的人文主义者,父亲是理想的化身,母亲是爱的象征,父母亲的结合是理想与爱的结合。但严酷的现实意味着其人文主义理想与信念的破灭,他成了一个面对重重矛盾的精神无所寄托的“流浪儿”,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造成其行为上的犹豫与延宕。
       哈姆雷特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探讨使其眼中的人在本体意义上是丑恶的,这中认识隐喻了文艺复兴时期在个体解放的口号下,人们一味放纵情欲带来的社会罪恶。正是这种思考使他言行越来越游离于为父复仇的宗法责任和“重整乾坤”的社会责任,越来越脱离历史现实的轨道而直逼无意义无目的的存在本身。其感悟到人的渺小、人的不完美、人生的虚无时那迷惘与忧虑心态的外现,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晚期信仰失落时人们进退两难的矛盾心理的象征性表述。哈姆雷特形象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关于人性复杂、人性背谬的思想,成了近代以来欧洲文学关于人的问题思索的基本指向。而这里所存在的悖论,跟古希腊悲剧那样表现人与外部自然力(“命运”)之间的冲突不一样,而是表现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理智、信念与情感、欲望之间的冲突,这就构成内与外双重矛盾冲突,而人与人之间的外在冲突在根本上起因于人的内在精神与心理因素的差异性。于是屠格涅夫认为,由外部世界转向对人类本体的思考(也就是哈姆雷特的思考)成为了西方文学的一种趋势。
悖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体现——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三.悖论在启蒙注意时期的出现——盲动与理性的冲突
       如果说那些古希腊悲剧是人类童年时代的幻灭与悲哀;那么《神曲》就是展示了中世纪文化心灵的崇高和痛苦;莎士比亚揭示了文艺复兴时代人们的主体意识刚刚苏醒时的内心宇宙;而《浮士德》则展示了近代人在启蒙精神照耀下那广阔而绮丽的内心世界。浮士德内心最大的矛盾,则应该是对于生命的不满足,这种不满足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种本能,是人的创造力与破坏欲的源泉。他所追求的是“全人类的一切苦乐”,在歌德看来,这便获得了人生的最高限值。
       歌德在浮士德身上体现的不断追求,已与卢梭所在的那个时代不同。他的追求不是放任主观欲望驰骋,还包括对先验灵境——人的道德本体的追求,自然欲望与道德本体的和谐,是人与社会、人与人的自由和谐发展的前提。浮士德的追求,既是对维特式浪漫主义追求的否定,又是它的继承和发展。但是,歌德对浮士德提出的两方面要求经常是对立的。这使得浮士德的内心经常处于两难境地,这种两难境地是瓦格纳式的冬烘们所不能理解的:“在我的心中啊,盘踞着两种精神,这一个想和那一个离分!一个沉溺在强烈的爱欲当中,以固执的官能紧贴凡尘;一个则强要脱离尘世,飞向崇高的先人的灵境。┅┅”这就是西方文学中有名的“浮士德难题”:怎样使个人欲望的自由发展同接受为求得社会和个人道德所必需的控制和约束协调一致起来——怎样谋取个人幸福而不出卖个人的灵魂,从哲学上讲,就是康德所探讨的自然欲求与道德律令之间的矛盾。在康德看来,道德的崇高是在遏制人的情欲中实现的。道德与情欲的冲突是绝对的,浮士德面临的正是这种两难心态,即“紧贴凡尘爱欲”与“先人的灵魂”之矛盾,这种两难境地预示着探索的结局可能是一无所获。⑤浮士德最后尚未实现理想便双目失明,虽未被魔鬼劫走,但其表现出的悲剧意识反映了歌德的深刻性,反映了不断进取的奋斗者们共同的历史命运。一个半世纪后拉丁美洲作家马尔克斯的代表作《百年孤独》以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写一个家族六代人所走过的百年经历,到了第六代人才发现他们家族所有的经历都写在那本看不懂的古老的羊皮书上。尽管本书所写的是封闭落后的哥伦比亚,但今日先进的欧洲已经走出了古老的羊皮书吗?冥冥之中不可知的命运不是依然在捉弄被先进科学武装着的人们吗?
浮士德意识到了这个悲剧性的结局,然而,他依然头也不回地追随魔鬼而去。就像那个明知巨石会滚下来,却绝不停息毅然把它推上山,如此往复、终日不息的那个西西弗斯。浮       士德与西西弗斯同属于一个家族,代表同一种精神。前者显得乐观些,后者则更深沉些。《浮士德》中象征人的两种力量的因素即盲动的生命潜流与和谐的理性思索进行了生死较量,结果魔鬼操纵了盲动的生命潜流,浮士德的进取心因此找不到最后的人生的支撑点而倒在魔鬼的脚下。浮士德般的迷茫之惑渐渐在19世纪下半叶的文学界蔓延,悖论开始深化于西方思想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中。
       悖论使西方经典文学更具魅力和特色,悖论造成的个人与社会的种种冲突而形成的道德的选择和放弃,让悲剧更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考验。在21世纪的今天,悖论依然在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中存在着,本质矛盾有人的主体困惑,也有人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对抗。所以在现代文学中,黑色幽默、荒诞派、象征主义等等流派的出现使人们更加广泛的思考和对待这个多元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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