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卜林小说《基姆》的多视角解读

　　鲁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是20世纪英国享有盛誉的重要作家之一，在其数量众多的作品中，尤以《丛林之书》、《基姆》等前期的印度题材作品最为出色。小说《基姆》讲述的是印度的一个爱尔兰士兵的孤儿基姆如何作为一个拉合尔当地人长大，以及后来与一个西藏喇嘛在印度游历，寻找传说中的“箭河”和进行“大游戏”的故事。本文对《基姆》小说文本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视角的文学经典阐释版本。

　　书中对1857年印度大起义的描绘，这次起义是印度人对于英国殖民者压迫的反抗，是殖民占领以来英印之间最激烈的冲突。在《基姆》中只有一次提及这次起义，而且出自一个印度老兵之口：“疯狂吞噬了整个军队。他们袭击自己的长官。那是最初的罪恶。但是假如那时住手，事态还可以挽救。但是他们选择了屠杀绅士的妻儿。后来从海上来了绅士们，对他们进行了极严厉的清算。”把起义看成是“疯狂”的，把印度人杀戮英国妇孺看成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恶习，这是很明显的站在帝国的立场上来谈论这件事情。显然，这个印度籍老兵是普通印度人的代表。他对英国人的认同强化了英国对印度统治的合法性，体现了吉卜林的殖民主义视角，这不光是对印度的民族问题简单化，更是带有倾向性的做法。

　　在书中的第四章，基姆、喇嘛和库鲁的寡妇在去萨哈伦坡的途中，一名社区警察从旁边走过引起了寡妇的一段思考：“这些就是那种执法的人。她们了解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风俗。别的人都是刚刚从欧洲来的，由白人妇女哺养，从书上学习我们的语言，比瘟疫还坏。他们对我们的藩王有害。”无疑，这个寡妇也是普通印度人的代表，他相信英籍警察比土著更了解这个国家，更适合管理印度。实际上也是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持赞同的态度，只要殖民统治的方式对头，土著就能接收。这个也是吉卜林的自娱之道。是他殖民主义情结的一个改善了的方式。

　　《基姆》一书的主题就是追寻。基姆在追寻，他在追问“基姆是谁？”“谁是吉姆？”他在寻找社会中自己的位置，或者说他在追寻殖民机关中一个稳定的位置。其实吉卜林本人也在追寻，他在他在寻找一条最合适的殖民统治之路。文中基姆在间谍任务中获得了成功，挫败了俄国人的阴谋，自己却病倒了，但是在最后又得到了痊愈，从新获得了那种主人翁的意识。这很大程度上是个隐喻，比喻英国通过镇压印度大起义、阻止其他帝国染指印度殖民地，调整自己的殖民政策，从而可以解决在印度殖民统治中遇到的一切难题，从新掌握印度的的局势。文中的喇嘛无疑是作者着墨最多，描写的最成功的一个东方人，他代表着东方的文化、智慧。但是喇嘛却时时得到欧洲人的帮助。如第一章中英国的博物馆馆长赠与喇嘛眼镜，便提高了他的精神的尊贵和权威。喇嘛在印度的寻求是依靠基姆的支持与引导，他甚至直言不讳的承认他对基姆绝对的，宗教般的需要。这些也明显的暗示印度需要英国，他需要英国的统治和管理，印度离不开英国。文中最高级别的殖民官员是克莱顿上校。可以说克莱顿是吉卜林理想中的殖民官员，他认为印度应该交给这种殖民官员去统治。克莱顿不只是一个间谍机构的首脑，他还是一位人类学家。他把印度看成一台精密运作的机器，要了解印

　　度就意味着懂它的运作模式，只有了解了印度，才能治理印度。克莱顿这个人物决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可以说，他是吉卜林通过自己在印度长期的生活，从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来的人物。作者描绘这样一个人物，只是给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一个很好的建议，是他本人殖民情结的理想状态。

　　这一次探寻的路线改在了山里。年老的喇嘛在平原上老迈无力,可在坎坷陡峭的山上却恢复了生机,健步如飞。相反的是,在平原长大的基姆此时却头晕目眩,艰难地跟在喇嘛后面，直到喇嘛遭到两个外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俄罗斯人)的袭击。这是两个殖民者,他们是俄罗斯XX派出的间谍,正在密谋与印度的土著王公勾结分裂印度。正是这些外来者贪婪与掠夺的天性给了喇嘛致命一击,几乎夺去了他年迈的生命。小说里年老的东方文化代表喇嘛与年轻的西方文化代表基姆携手,共同寻找各自的理想,这样的安排也是别有用心的。萨义德的《东方学》指出,东方这个概念是作为西方的对立面由西方人创造出来的。东方学包含了一系列关于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概念:西方是幼稚的,东方是成熟的;西方是纯洁的,东方是堕落的;西方是理性的,东方是非理性的。这样划分的结果就是使西方居高临下地来观察东方,由此进一步掠夺东方。要想颠覆这种观念,首先要解构东方学在意识形态上所受到的压迫。作为殖民地国家的精英分子和一名作家,吉卜林是如何探索东西方的文化定位问题的呢?如上面所说,吉卜林看到的东方不同于当时普通白人眼中的东方,她是智慧、博爱、宽容的,还带着明显的天真,这些特点都体现于喇嘛这个形象;基姆也不同于一般的西方人,他并不为自己是洋大人而洋洋自得,而是对自己的何去何从充满困惑。吉卜林看到,一百五十多年过去了,殖民者在殖民地繁育了一代又一代人,他们如基姆一样,生长在印度,生活习俗都仿佛活脱脱的印度人,却有着白色的皮肤,受过白人的教育。他们不同于普通的白人,但又不可能是印度人。这就超越了当时的一般认识,开拓了一个新的视角。吉卜林把问题转向了这两个人物对自我身份的探寻上。

　　从美学的角度来说那是吉卜林设计和安排的一个令人满意的巧合。在克莱顿上校的“大游戏”中，基姆身上那种冒险能力与善于伪装的能力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冒险是人的愿望与幻想的一种混合体，具有趣味和娱乐的属性，而伪装则是一种政治监视和控制的手段而已。这个活泼可爱的男孩基姆巧妙地把自己伪装起来，他在整个印度穿行，他忠于克莱顿上校的“大游戏”代表的英国权力。吉卜林小说中的主人公基姆是个快乐的孩子，与帝国小说的其他主人公一样，他没有失败而是获得了成功。在基姆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护身符，并且他跟那些同他一起玩耍的孩子不一样———通过诞生时的寓言，他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命运———他希望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后来，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个白人，是个绅士。每每对此犹豫不定时，总会有人提醒他是绅士，并且享受属于特殊等级的一切权力与特权。“身份”概念是帝国主义文化思想的核心之一，其根本内容就是强调“自我”与“他者”的区别。西方人将“自我”以外的非西方世界视为“他者”，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在传统殖民主义的话语中，西方作为“自我”，通过文学写作、学术研究对东方进行着一种重构，而在这个过程中，东方的文化失去了原有的本真形态，成为人为建构的“他者”，被规定为西方文化的附属物，文学中的异国形象的塑造即是一个例子。塑造者把自我的欲望投射到异国形象上，通过异国形象来诉说自我的梦想、欲望和追求的同时，塑造者也诉说自身的焦虑、恐惧，异国形象具有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

　　吉卜林赋予了基姆具有灵活机智的本领。基姆在“大游戏”中自如地进进出出，面临突然发生的情况能应付自如，游刃有余地应付新局面。赛义德指出，吉卜林所描写的一切与欧洲资产阶级晦暗的世界可谓大相径庭，那些所谓重要小说里所描写的那个世界的生活，再次印证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堕落、形形色色的激情、各式各样的成功与国外冒险梦想的幻灭；而吉卜林的小说却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基姆》表述了一个白人绅士如何在印度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享受生活。一个人不能在自己的西方环境中完成的事，却可以在国外做到。赛义德说，在西方，要实现某种所追求的梦想，意味着要与自己的平庸和世界上的腐化与堕落进行斗争。那么，就审视一下基姆在吉卜林设置的“大游戏”中，在印度各地游荡的情景，因为它直接影响《基姆》的叙事结构。基姆所有的旅程给人一种充满“乐趣”“、自由自在”游历的印象。

　　文本中喇嘛追寻的是“箭河”，而基姆追寻的是“红牛”。一老一少看似追寻的目的是不相同，但是二者在对印度文化的基点上是相同的，同时在文章结束的时候他们刚开始的这种有形的追求都已被放弃，走向灵魂的觉醒。箭河和“红牛”二者都具有象征的意味，并且与印度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相通的。喇嘛是佛教的信徒，追寻“箭河”是因为这条河可以洗清人身上的罪孽。吉卜林塑造的“箭河”充满了神秘感，但是依然有着“恒河”的影子。恒河是印度的圣河，她孕育了印度的文明，人们称天河，每年的许多节日和祭典都在恒河河畔举行，小孩子的成人礼也需要恒河水来淋浴，人们希望通过圣水消除疲劳、驱除疾病、洗净身体的罪恶。另外，牛被印度人看作是神的化身，受到人们的保护不被宰杀。又被称作“如意牛”，代表幸福吉祥。吉卜林让主人公基姆出生后就随身带着父亲给的护身符，而这护身符预言有一头红牛将要带九百个精灵给基姆带来好运，所以他跟随喇嘛一直在寻求“红公牛”。由此可以看出吉卜林对于意象的选取是跟印度的古老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吉卜林在英国接受教育，又长期在印度生活和工作，对印度有着深厚的感情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许多作品都取材自印度。吉卜林的现实人生和文学生涯，折射了殖民帝国时期不列颠帝国与印度的双重社会文化语境。他的作品风格简洁凝练，充满了当时英国人眼中的异国情趣。本文主要从多视角对吉卜林小说《基姆》进行了解读。

　　[1]易春芳,李建利.后殖民研究视野中的吉卜林——重读吉卜林作品《基姆》[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01)

　　[2]刘旭娟.《基姆》中的印度文化解读[J].文学界(理论版).2010(06)

　　[3]陈兵.《基姆》:殖民主义的宣传还是东西方的融合[J].外国文学.2005(02)

　　[4]罗少清.吉卜林的殖民主义情结——解读《基姆》[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