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流动人口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及影响因素研究

摘 要

本文以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广州市流动人口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本文主要运用描述统计分析、对比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广州市流动人口数据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广州市的整体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及可及性水平低于广东省水平。广州市的可及性影响因素包含多方面，包含婚姻状况、流动范围、就业身份、本地自购住房、参与社会医疗保险、受教育程度、到最近医疗服务机构时长、性别和月总收入。最终得出结论：（1）广州市流动人口医疗保障水平低；（2）广州市流动人口健康意识差；（3）广州市流动人口卫生服务利用水平偏低；（4）主观因素影响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5）客观因素影响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最后，本文围绕分析结论提出了建议XX和医疗机构应帮助流动人口建立健康档案；加强流动人口的健康教育力度，流动人口也应积极配合；加强社区医院建立，解决流动人口的就医问题；完善流动人口医疗保障，提高流动人口社会医疗保险的参与率。

关键词：流动人口；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影响因素

1、绪论

1.1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的背景

在2015年以前的流动人口研究中，流动人口一直维持上升态势。自2015年出现缓慢下降，但是流动人口的基数庞大，到了2018年流动人口仍有2.4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39538万人口的17.27%。在全国的人口流动流行的态势下，珠三角地区仍然是流动人口青睐的地区之一。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下，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地逐渐开始加大发展力度，也由此吸引了很多的外来务工者在这些地方发展。作为广东省中心城市的广州、深圳仍是大部分的外来务工人员的首选发展地。作为广东的省会广州，它的流动人口量在全国城市中位居第二。根据2019年的流动人口数排名，广州市的常住流动人口达到967.33与排位第一的上海市仅相差0.36万人。说明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下，广州已经迅速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发展城市之一了。

与此同时，流动人口在某些方面可以算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的生活质量较差，他们通常在不太健康的环境中从事有职业风险的工作；流动人口的的受教育程度以及自我健康意识不够，这让他们更容易产生医疗卫生需求；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普遍不高，同时医疗卫生服务的消费较高，这阻碍了收入较低流动人口将需求落实到位。

在广州的流动人口增长不断增长之时，广州市的人口正面临一个严峻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超载问题。由于广东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一直在全国前列，广东省跨省异地就医的居民主要流向广州。2001年广州市启动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2005年实施的“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2009年发布的《非广州市户籍从业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通知》[45]。这些政策都是针对流动人口的参保政策。

针对流动人口医疗卫生服务的政策不可以说不多，但是落实效果差，收效差也是事实。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让中国再次面临一场大考。对于这次严峻的公共卫生事件更是给社会敲响了警钟，人们对于医疗卫生服务更加重视。根据健康中国2020的目标，要求提高卫生服务可及性。要提高全民卫生服务可及性更要从流动人口这根“硬骨头”出发，所以我们需要给出具体的数据，让流动人口、医疗机构以及社会各界更关注医疗卫生服务权益问题。

1.1.2 研究的意义

广州市这个高速发展的大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流动人口想要在这个城市创造自己的一番事业，需要对他们的健康保障不应该缺席。另一方面，对流动人口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调查，可以消除毕业生在异地就业的健康疑虑，让流动人口更安心地努力打拼。另外，流动人口卫生服务可及性会影响流动人口的公平感，公平感与地区的流动人口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满意程度息息相关。

广州市先进的医学成就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能否保证居民，乃至流动人口的健康，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除了有先进的技术和办法外，还需要有合适的卫生服务计划、实施、评价和管理方案。才能让好的医学成就造福人民。

本文致力于研究，广州市流动人口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以及哪些因素影响可及性。通过本文的研究，希望在分析问题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能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为流动人口提供可及的全面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对于流动人口，希望能提供给他们一些方向取得较好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维护其健康权益，增加其对社会的公平感，提高其对社会的满意度和增加幸福感。对于社会，希望能给社会各界一些启发，让社会充分关注流动人口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调动力量加强流动人口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规划建设，使得社会更加公平。对于XX，希望能给XX提出一些可以纳入考虑范围的建议，XX加强落实，给流动人口营造一个好的政策环境，使得流动人口对XX充满信心。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

1.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1）流动人口的研究

流动人口是中国特殊城乡二元结构下，随着经济发展出现的特殊人群，国外没有类似情况。但有相近的概念研究，分别是“不规则移民”和“非登记移民”。Christa研究了前者的健康服务供给，并提出供给资源不足是阻碍不规则移民享受健康权益的主要因素。Dauvin研究了后者享受医疗服务的阻碍，其包括沟通、文化上的误解、转诊困难、医疗服务延误或中断等[8]。

（2）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研究

芝加哥大学学者Ronald Anderson首次明确提出可及性概念，他将可及性概念表述为“使用服务”。他认为，可及性是指在搁置支付能力后，评价公民个体是否仍能获得平等的医疗服务的标准。密歇根州立大学学者Roy.Penchansky与William.Thomas后来提出，可及性是指“顾客与系统之间的适配程度”。Frenk.J后又指出，可及性应包含“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资源与人口关系的协调程度”和“人们寻找和获得服务的能力”。到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指明了卫生服务可及性是居民实现最基本医疗卫生需求的难易程度，即居民到医疗卫生机构的方便程度[18]。

（3）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可及性影响因素的探讨主要从“供给”与“需求”两个角度展开。“供给”角度中，Aday&Anderson以及David H.Peters认为公共医疗政策可能构成供给系统的壁垒，宏观环境深刻影响着医疗卫生服务的获得。Levesque.JF研究发现透明度（指服务需求者获取信息的渠道、服务流程信息是否公开透明）与公共医疗服务的可接近性相关。“需求”角度中，BHSRE指出收入是制约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重要微观变量，“通过收入来支付服务的使用”直接决定了获取服务的多寡。Roy.Pen-chansky研究显示：受教育程度与服务可接受性呈正相关。Emily Suarman指出，顾客获取信息和沟通的意识会影响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D.Garth.Taylor认为在医疗服务需求总体上升的同时，有一部分群体却具有相对更弱的就医倾向，中年人和低收入群体较之于青年人、老年人及中高收入的女性群体，就医倾向就更低[18]。

1.2.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1）流动人口的研究

在不同的研究中，学者对流动人口的定义有差别。在黎慕的研究中，说明了流动人口主要指的是，人们没有改变户口的情况下，到户口所在地外的地方从事务工、经商、社会服务等各种经济活动，也就是“人户分离”，但需要排除从军、上学、访友、旅游、探亲等情况[37]。在郭显超的研究中，将流动人口定义为，现居住地居住一个月以上、且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59周岁的人口[20]。在曹青青的研究中，将广州市流动人口定义为，非广州户籍外来务工人员，且在广州居住半年以上者[44]。

（2）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可及性的研究起步比较晚，各类学者对可及性的概念的定义不同。王思斌，韦克将可及性表述为“服务需求者可否获得所需要的服务”。汪涛将可及性概念构架解构为经济上可支付、地理与时间的便捷[18]。学者对不同区域的流动人口的卫生服务评价不同。曹青青等人在2009年发表的流动人口卫生服务需求和利用情况调查，广州市流动人口的卫生服务现状不理想[44]。徐凡等人运用卡方检验对泸州市流动人口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其利用水平较低[27]。

（3）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各个学者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出的可及性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徐嘉在2014年发表的大连市研究中指出，通过运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方法，得出影响可及性的因素主要有性别、年龄、用人单位、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率、收入、健康素养等[10]。郭显超等人对流动人口健康档案的建立状况及影响的分析，分析主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展开，通过分析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四川流动人口数据，得出流动人口建档率低，不同流动人口建档率存在差异的结果。同时，通过多水平Logistic模型分析，发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中的健康档案建立受年龄、受教育程度、住房属性、月收入、单位性质等因素影响[20]。郭静等人在2016年的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可及性及影响因素分析中，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可及性较差，不同服务项目利用水平存在差异，宏观环境和微观个体因素对服务可及性均存在影响，不同性质就业单位中的流动人口服务利用情也不同[4]。郭静还在2015年的流动人口卫生服务利用及影响因素分析中指出，通过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性别、婚姻状况、流入当地时间、每天工作时间、当地有无社会医疗保险是主要影响因素[22]。

1.3 概念界定

1.3.1 流动人口

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中，所调查的流动人口是指，在本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由于本文采取的数据主要是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故本文采用此流动人口概念来界定流动人口。

1.3.2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从“基本”二字可以看出，其内涵包括，经济的可承担性和目的有限性，属于全民享有的底线，应当公平地覆盖每一个居民。而本文所描述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指XX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其中包含健康档案、健康教育、患病就诊等服务[6]。

1.3.3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

基本医疗服务可及性的前提是，公民有求医意愿。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更多的关注居民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的机会。从供需两个角度进行讨论，供给方讨论的是卫生服务提供方能否提供充足和公平的卫生服务资源，需求方讨论的是个人是否有能力获得供方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14]。

1.4 研究目的及内容

1.4.1 研究目的

（1）通过文献阅读、数据分析等方法，了解广州市流动人口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现状，分析广州市和广东省流动人口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特点。

（2）通过运用SPSS21.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广州市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

（3）分析影响因素产生的主要原因，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最后达到提高广州市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目的。

1.4.2 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究主体主要分为5个方面：

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的背景、意义，说明了流动人口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背景。对文献做了详细综述，了解流动人口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研究进展。对本文的主要概念进行了界定，确定了分析的边界。确定了研究的目的和内容，以及研究的创新和不足。

第2章：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介绍了本文的理论基础，即支撑本文的理论。说明了本文的研究设计。

第3章：广州市流动人口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现状分析。运用SPSS21.0的描述性统计工具，分析了广州市和广东省流动人口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并进行了对比分析。从基本情况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以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为下面的分析奠定了基础。

第4章：广州市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影响因素地实证研究。通过运用SPSS21.0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健康档案建档率、健康教育接受率和患病就诊率三个因变量的影响因素。结果分析出主要的影响因素，为下文结论与建议提供数据结果支撑。

第5章：结论与建议。通过针对第3、4章的数据分析得出的基本情况和主要影响因素，提出具体的结论。并且针对结论，提出可行的具体的政策建议，希望能够有效提高广州市流动人口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1.5.1 研究创新

（1）分析运用的数据是来自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数据具有广泛性、可靠性、权威性和真实性。

（2）因为广州市与广东省在地域和环境上存在相似性，可比性更强。故通过广州市与广东省的数据对比，既可以了解广东省的总体水平又可以体现广州市流动人口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在区域内的差异。

（3）在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时，数据的处理基本上保留了数据的原始特征，根据调查问卷的问题出发进行研究，消除了概念混淆和范围差异的影响。

1.5.2 研究不足

（1）在数据分析过程中，由于只抓取部分题目的数据进行研究，可能存在全面性不足的问题。

（2）在分析方法上，选取的分析方法较单一，与其他分析方法相比较，可能存在结果偏差的问题。

（3）在提出政策建议上，由于信息收集方式以及途径的有限，提出的结论可能存在局限性或可行性较差的现象。

2、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2.1 相关理论概述

2.1.1 安德森医疗卫生服务利用行为模型

安德森模型被学界和实践部门普遍认为分析卫生服务利用的最适宜模型。修正后的安德森模型包括环境因素、个人因素、医疗行为和健康结果四个维度。安德森行为模型不仅可以应用于全人群的卫生服务利用行为，还可以应用于慢病患者、老年人群、孕产妇等亚人群的护理服务、自我医疗等行为。为分析不同人群的就诊行为提供了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的分析框架[2]。

2.2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2.2.1 分析框架

本文的可及性现状分析主要从基本情况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两个方面进行讨论。本文的可及性影响因素分析主要以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的分布展开研究，即分为流动人口基本情况、就业情况、流动及居留意愿、健康与公共服务和社会融合五个方面。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的框架（见图2-1）：

图2-1 广州市流动人口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分析框架

2.2.2 研究假设

（1）社会因素对公平感的假设。公平感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主观感受。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范畴内，需要落实其广覆盖和基础性的特征。而社会阶层、户籍性质、所在单位性质等社会因素的可能影响人们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感，比如社会阶层较高的流动人口感觉到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能更公平。故本文假设社会因素可能会导致不同因素类别的人产生不同的公平感。

（2）就医问题对公平感的假设。就医过程中的到最近医疗机构的距离、挂号的难易程度、就诊时间等问题可能造成不同的感受。故本文假设就医过程中存在的各方面问题可能会造成不同的公平感。

（3）医疗保障状况对公平感的假设。我国的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可以有效减少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的支出，但是我们的社会存在不止一种社会医疗保险，不同的保险的报销范围、结算方式、保障途径是不同的。有无购买社会医疗保险更是成为影响公平感的又一重大原因。因此，本文假设不同人不同的医疗保障状况可能影响公平感。

2.3 研究数据与方法

2.3.1 数据来源

问卷为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来自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具体筛选出广东省和广州市的部分进行具体分析。此外，本文还涉及流动人口的相关数据，具体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卫生健康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主办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蓝皮书：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报告No.1》。

2.3.2 数据处理

对于百分比加和为99.9%和100.1%的情况，找出最大的进位百分比剔除0.1%。对于多选题，选取定义多重相应集的办法进行处理，或者将其合并定义成不同的分类变量进行分析。比如，健康教育的接受率是一个多选题，分析只需要是否接受健康教育的二分类变量，则将健康教育重新定义成一个不同的变量进行分析。

本文也将一些变量进行了整合处理：户口性质中，将农业转居民、非农业转居民和居民纳入居民范围；受教育程度中，将未上过学和小学纳入小学及以下统计范围，将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纳入本科及以上范围；婚姻状况中，将同居和未婚纳入未婚的统计范围，将初婚、再婚、离婚和丧偶均纳入已婚的范围；就业身份中，将有固定雇主和无固定雇主的雇员均认为是雇员；住房性质中，将单位/雇主房、租住私房-整租、租住私房-合租、XX提供公租房、借住房、就业场所和其他非正规居所纳入非自购住房的范围，将自购商品房、自购保障性住房、自购小产权住房和自建房纳入自购住房范围。

变量在统计中存在缺失值的情况，是因为调查过程中，问题针对特定部分的流动人口所致，本文忽略此类情况，不做深入研究。本文主要从占比情况来说明问题。

2.3.3 研究方法

文献分析法：对国内的流动人口卫生服务利用、可及性及其影响的文献进行阅读，明确影响因素的分析方法，选择合适的分析方法进行本文的分析。

统计分析法：用SPSS21.0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等进行统计分析。

广州市流动人口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现状分析本章主要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广东省和广州市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情况，并对比看广州市与广东省平均水平的差距。从而评价广州市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现状。

3.1 样本基本情况

3.1.1调查对象的特征

全广东省一共回收9998份问卷，其中广州市的回收问卷数为1999份。所调查的流动人口都是非本地户籍人口。

广东省回收的9998份问卷，现居住地市覆盖全广东省21个地级市。其中，广州市和深圳市的问卷回收数最多，各有1999份，占比20%；潮州市、揭阳市、茂名市、梅州市、汕尾市、韶关市、阳江市、云浮市、湛江市问卷回收数最少，各有40份，占比0.4%。

广州市回收的1999份问卷的现居住地覆盖了全广州的11个区。最高占比地区是番禺区，有440人，达到22%；最低占比地区是从化区和荔湾区，有40人，占到2%。

通过对广东省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整理统计后，具体统计数据（见表3-1）。

表3-1 广州市流动人口基本情况（%）

根据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流动人口问卷数据整理得

注：1.主要职业、单位性质和就业身份中，广州市缺失199个数据，广东省缺失1042个数据。2.平均每月总收入中，广东缺失3个数据。

根据统计结果，广州市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是。女性占到51.8%，男性比例稍微低于女性的比例；受教育程度中，占比从高到低分别为，初中、高中/中专、专科、本科和小学及以下，比值分别为42%、26.1%、15%、7.7%和7.7%；户口性质中，农业户口的占比最高，达到82.6%，居民户口的占比仅为6.3%；政治面貌中，非共青团员及党员的比例最高，达到86.9%；婚姻状况中，已婚的占比是未婚的三倍；年龄划分了六个层次，其中，21-30岁和31-40岁的占比最高，分别占到40.7%和33.8%，其次是41-50岁的层次，占到17.5%；在本次流动范围中，流动人口均为跨省和省内跨境，而跨省的流动人口多于省内跨市的，分别占到57.1%和42.9%；在本次流动时间中，大部分在5年内，时间越长占比越少；过半数流动人口是独自流动的，独自流动比非独自流动多5.2%；户籍所在地是农村的居多，将近八成；超半数的流动人口从事商业、服务业，其次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再到专业技术人员，再到其他职业，排在最后的三种职业分别是公务员、办事员和有关人员，无固定职业和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事业单位；超七成的流动人口单位性质属于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超六成的流动人口属于雇员身份，也有将近三成的流动人口属于自营劳动者，最少的是雇主身份的流动人口；平均每月总收入在4001-6000的流动人口数最多，其次是6001-8000，再到2001-4000，这三个范围的占比之和将近七成；大多数流动人口没有自购住房，占到88.4%；大多数流动人口今后想继续留在本地，达到82.3%。

在广州市流动人口与广东省流动人口基本特征的比较中，将差别在5%左右的作为差异特征进行分析，其中包括，受教育程度、主要职业、本次流动范围、独自流动、户籍所在地、就业身份以及单位性质。

从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来看，不同之处有五。第一，广州市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广州市流动人口在小学初中所占的比例较广东省低，其中初中的比例差距最大，高中/中专、专科和本科及以上的比例均高于广东省对应水平，其中专科的比例差异最大。第二，广州市的流动人口从乡镇和县城流入的占比较多。广州市流动人口的户籍在农村的比例少于广东省流动人口的比例。第三，广州市流动人口的工作选择更趋向于专业性和灵活性，而不是重复性较强的工作。广州市流动人口职业在商业、服务业的占比较广东省流动人口大，多了9.4%。广州市流动人口专业技术人员的占比也较广东省大，多了2.6%。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的比例较广东省小，少了19.1%。第四，广州市流动人口工作更加自主。就业身份中，广州市的流动人口多为自营劳动者与雇主，分别比广东省多6.7%和2.1%。相应地，广州市流动人口在雇员的比例较广东省小，少了8.8%。单位性质中，个体工商户的比例比广东省多7.9%，而港澳台独资企业的比例比广东省低6.3%。

从流动人口的流动特征来看，不同之处有二。第一，广州市流动人口在省内跨市的比例高于广东省，比例差距在12.7%。同时，广州市流动人口跨省的比例较广东省低，比例差距为10.4%。而市内跨县的人数为0，与广东省的差距为2.3%。这说明，广州市对省内的流动人口来说吸引力较强，而对于跨省的流动人口来说，广州市的吸引力不及广东省其他地区。第二，广州市流动人口独自流动的比例较广东省大。这表明，广州市的消费水平和房租等影响流动到广州市的人，他们更多选择独自流动减少流动负担。

3.2流动人口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现状分析

3.2.1 居民健康档案情况

卫生档案计划是国家卫生部2009年启动的，目的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居民健康档案是让在中国某行政区域长期居住的公民，在所在地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获取和接受服务。居民健康档案除了对居民有预防疾病、提高就诊效率的作用，还对了解社区居民健康问题和卫生问题的流行病学特征有重要作用。

表3-2 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情况（%）

根据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流动人口问卷数据整理得

注：广州市缺失254个数据，广东省缺失1368个数据。

通过整理数据发现（见表3-2），广州市的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水平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只有23.8%。没建，且没听说过的比例达到34.5%，也高于广东省水平。没建，但听说过与不清楚两个选项的占比虽然跟广东省的占比差不多，但也高于广东省水平。说明的问题有，广州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对可以接受居民健康档案的流动人口没有提供足够的相对应的服务。对于没听说过的比例过高以及不清楚的情况，说明的问题是，广州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居民健康档案的宣传不够，不到位。总的来说，广州市对流动人口居民健康档案的建档工作落实不到位。

3.2.2 健康教育情况

3.2.2.1 过去一年是否接受过健康教育

监测数据中没有直接给出具体的问题分析这个问题，但是可以通过“过去一年，在现居住村/居是否接受过以下方面的健康教育”来体现。具体来说，没接受过选项中的九项健康教育则视为过去一年没有接受过健康教育，只要接受过九项健康教育中的一项则视为过去一年接受过健康教育。

表3-3 接受健康教育情况（%）

根据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流动人口问卷数据整理得

注：广州市缺失254个数据，广东省缺失1368个数据。

本题的统计的对象是流入本地6个月及以上的流动人口。从统计结果（见表3-3）得，广州市统计人数为1745人，广东省统计人数为8630人。从构成比可以看出，没接受过健康教育的比例比广东省平均水平高7.7%，说明健康教育的接受比率较广东省水平低。可能存在XX及各级卫生部门对健康教育的工作落实不到位，社区健康教育机构开展的健康教育工作落实不到位，以及流动人口不配合的现象。

3.2.2.2 健康教育类型

健康教育是社会教育活动，目的是树立人们的健康意识，了解影响建卡的因素，使人们避免不健康的因素，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表3-4 各类健康教育接受情况（%）

根据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流动人口问卷数据整理得

根据分析的结果（见表3-4）显示，广州市流动人口的健康教育情况总体均达不到广东省的平均水平。这说明，健康教育工作网络的机构和单位对健康教育的开展还不到位，普及率还达不到广东省平均水平。

3.2.2.3 健康教育接受方式

健康教育作为培养人们健康意识和行为的重要方式，它应该得到广泛的宣传，从而让健康的理念深入公民的脑海，让公民培养起良好健康的生活习惯，促进社会更好更快发展，增强公民的幸福感。

表3-5 居住村/居对于上述健康教育的开展通过何种方式（%）

根据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流动人口问卷数据整理得

注：广州市缺失700个数据，广东省缺失2909个数据。

根据数据分析（见表3-5）可以看到，广州市的各类宣传方式占比均低于广东省水平。说明广州市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宣传方式中最常见的是宣传资料（纸质、影视）和宣传栏/电子显示屏这两种方式，无论在广州还是广东，占比都超过七成。但是，我们从日常生活的经验可以知道，宣传资料和宣传栏/电子显示屏的宣传方式不太能进入大众的视角，即便留意到，要真正了解资料或者栏目上的重点内容的也是难上加难。

3.2.3 患病就诊率

最近一次患病（负伤）或身体不适时，您首先去哪里看的病/伤？这个问题可以反映患病就诊率。这个问题可以让我们直观看到流动人口对卫生服务的需求。

表3-6 最近一次患病（负伤）或身体不适时，首先去哪里看的病/伤（%）

根据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流动人口问卷数据整理得

注：广州市缺失724个数据，广东省缺失3945个数据。

广州市的流动人口患病就诊率为77.3%，而广东省流动人口的就诊率达到83.9%。横向看，广州市流动人口在本地社区卫生站、本地个体诊所、本地综合/专科医院和本地药店接受治疗的比例分别为，31.5%、6.4%、17.8%和21.3%。流动人口较多地选择本地社区卫生站和本地药店看病。在广东省范围内的流动人口在本地社区卫生站、本地个体诊所、本地综合/专科医院和本地药店治疗的占比分别是36.7%、7.5%、18.2%和21.0%。广东省范围内的流动人口较多选择的治疗方式跟广州市流动人口的选择有一致性。

流动人口的就诊问题可以从未就诊的比例反映出来。广州市流动人口的就诊比例比广东省平均比例低，很可能是广州市的医疗卫生服务消费水平偏高造成流动人口在身体不适的时候没有治疗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健康意识不强导致有病而不去治的结果。

表3-7 近一年出现病症及其就诊情况（%）

根据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流动人口问卷数据整理得

在近一年患病未就诊的原因（见表3-7）中，占比较高的三个原因是病症不是很严重、身体好，能自愈和去医院看病麻烦，不如自己买药方便。当中，也不乏以前得过或听说过，有治疗经验的、工作忙没时间、缺钱以及其他原因的。

3.3 小结

基本情况特征中，广州市的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略高于广东省，户籍为农村的较少，工作相对更灵活专业，且更加自主。广州市的省内流动人口较多，独自流动的比例较大。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现状中，健康档案的建档率低于广东省，不了解健康档案的比例也偏高。健康教育的接受率较广东省水平低，各类健康教育的开展水平均不及广东省，宣传方式广泛但比例不及广东省且效果较差。患病就诊率偏低，其中未就诊原因多为可自诊，看病麻烦等。

这些现象反映了的问题有，各级XX和卫生行政部门对健康教育工作的贯彻落实不到位，健康教育工作网络中的社区和单位对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还不够广泛，加之流动人口对健康教育不重视。另外还有，广州市医疗卫生服务消费水平偏高，流动人口健康意识不强等问题。

4、广州市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影响因素地实证研究

上一章通过广州市与广东省的对比分析以及广州市的占比分析，了解了广州市流动人口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现状，发现了广州市流动人口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总体情况较差。在上一章的基础上，本章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法，探讨广州市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影响因素。

4.1数据筛选及处理

4.1.1 因变量筛选

本文分别以是否建立健康档案、是否接受健康教育以及患病是否就诊作为因变量来分析可及性影响因素，其值分别为是和否。赋值按照一般规律，0代表“否”，1代表“是”。因变量在选取时应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可操作作性原则，故在选取指标时也充分考虑了这这三方面的原则。一、全面性。接受健康教育是人们形成健康意识的重要举措，建立健康档案是治疗未病的一个重要手段，而患病是否就诊是人们对自身健康的重视程度以及行动力的体现。这三方面内容基本反映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内容，具备全面性的特征。二、科学性。从前面这三项指标的分析结果看，这三项数值并不理想。因此，从这三项指标分析可及性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三、可操作作性。这三个指标在问卷中有具体问题指出，通过一定的数据处理便可以得到可靠的数据，因而具备可操作性。

4.1.2自变量筛选

本文选定的自变量有基本情况、就业情况、流动及居留意愿、健康公共服务和社会融合五个部分。具体选取了性别、出生年月、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本次流动范围、本次流动时间、过去一年平均月总收入、主要职业、住房性质、留在本地意愿、去最近医疗服务机构时长和有无参加社会社会医疗保险。

4.1.3 指标设置

在因变量中，是否建立居民健康档案是一个单选题，它的原始数据有：“是，已经建立”“没建，没听说过”“没建，但听说过”“不清楚”四种情况。按照一般赋值规律，将“是，已经建立”设置为1，其余三种情况均设置为0。过去一年是否接受过健康教育是一个多选题，其选项包括职业病防治、性病/艾滋病防治、生殖健康与避孕、结核病防治、控制吸烟、心理健康、慢性病防治、妇幼保健/优生优育和突发公共事件自救，一共七个选项。将七个选项都选“否”的设置为0，将七个选项中任一选项选择为“是”都设置为1。即，过去一年接受过健康教育的情况设置为1，未接受的设置为0。对于患病是否就诊的对应题目是最近一次患病首先去哪里看病，是单选题，选项分别是本地社区卫生站、本地个体诊所、本地综合医院/专科医院、本地药店、在老家治疗、本地和老家以外的其他地方和哪也没去，没治疗七种情况。将哪也没去，没治疗选项设置为0，其余六种治疗情况设置为1。

表4-1 因变量的参照设置及占比情况

在自变量中，基本情况选取的指标是性别、出生年月、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本次流动范围、本次流动时间和近一年平均月总收入六个方面。其中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本次流动范围属于分类变量，需要设置参照。就业情况选取的指标是就业身份，其属分类变量，需要设置参照。流动及居留意愿选取的是住房性质和是否继续留在本地。这两个变量均属于分类变量。健康公共服务选取的指标是居住地到最近的医疗服务机构时长。它也属于分类变量。社会融合中选取是否参与社会医疗保险作为指标，其为分类变量。所有分类变量的参照设置（见表4-2）。

表4-2 自变量的参照设置

4.2 二元Logistic回归基本理论

4.2.1 理论基础

Logistic回归是一种广义线性回归，常用于数据挖掘、疾病诊断、经济预测等领域。在探讨影响因素的同时，可以根据因素预测疾病发生的可能等。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可以得到自变量的权重，了解哪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最大等。

4.2.2 二元Logistic回归运用条件

二元Logistic回归中，因变量必须是二分类变量，二分类是互相对立的。自变量则没有太大要求，可以是连续也可以是分类变量。

在具体分析时，自变量中的分类变量需要设置哑变量，设置参照，否则很可能出现结果错误的现象，影响最终分析结果和结论等等。

4.2.3 本文主要分析的指标

Nagelkerke R方：说明模型对数据的解释能力，解释为拟合度。但在逻辑线性回归中，这个数值为伪R方，对拟合状况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

预测总体百分比：按照60%的标准，预测总体百分比大于60%，即认为预测准确度较好。

霍斯默-莱梅肖检验：其0假设是，模型与观测值可以很好拟合，也即模型的拟合状况良好。若P值>0.05，则接受原假设，说明模型可以很好地反映数据结果；反之，则拒绝原假设，说明模型不能很好地反映数据结果。

显著性：其0假设为，变量能对模型产生显著影响。P值>0.05，接受原假设，说明变量能对模型产生显著影响；P值<0.05，拒绝原假设，说明变量不显著。

B值：即回归系数，也被认为是解释系数。

Exp(B)：OR值，即二元Logistic回归的效应量。在二分类变量中，它表示，一变量是参照变量的n倍；在连续变量中，它可以表示，多一个单位变量值出现结果的可能性是小一单位出现结果可能性的n倍。

4.3 实证结果

4.3.1 居民健康档案可及性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本节以SPSS21.0作为分析工具，运用二元Logistic方法，逐步加入变量，观察模型的拟合情况。一共分三步加入变量，第一步用基本情况的7个变量拟合模型，第二步加入就业情况和流动及居留意愿共3个变量拟合模型，第三步加入健康公共服务和社会融合共2个变量拟合模型。

表4-3 居民健康档案可及性的模型拟合结果

注：*、**、***表示P值<0.05、P值<0.01、P值<0.001

模型1主要分析流动人口基本情况对广州市流动人口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的影响。通过结果分析可知，霍斯默-莱梅肖检验值为0.055大于0.05，说明模型拟合状况良好，模型可以较好地反映数据结果；预测总体百分比达到76.2%大于60%，说明该模型预测的准确度较好。从B值的显著性结果可以看到，婚姻状况的P值小于0.001，说明婚姻状况显著影响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婚姻状况的Exp(B)值为1.77，说明已婚流动人口的健康档案建档率是未婚的1.77倍。可以看出，已婚的流动人口在建立居民健康档案方面的可及性较好。

模型2较模型1增加了就业情况和流动及居留意愿的自变量。加入新变量后，整体样本有一定的缩减。从模型数据整体数据来看，霍斯默-莱梅肖检验值小于0.05，拒绝模型可以很好地反映数据结果的假设，即模型的拟合状况较差。但预测总体百分比较为理想，为76%，超过60%的标准，说明模型预测的准确度较好。从分支数据来看，婚姻状况依旧可以显著影响流动人口健康档案可及性，且已婚的流动人口建立健康档案的比率是未婚的1.764倍。本次流动范围也可以显著影响流动人口健康档案可及性，省内跨市的流动人口健康档案的建档率是跨省流动人口的0.764倍。说明跨省的流动人口健康档案建档率更高。就业身份也对健康档案的可及性有显著影响。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的健康档案建档率是雇员的0.631倍和0.711倍。说明广州市流动人口中的雇员比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的健康档案建档率高，说明作为雇员的对自身的权益是比较看重的。本地自购住房也作为显著性影响因素，并且显著性小于0.001，有本地自购住房的流动人口健康档案建档率是无本地自购住房的1.882倍。

模型3拟合了完整的自变量模型。从整体模型结果来看，霍斯默-莱梅肖检验值为0.007小于0.05，说明模型拟合状况较差。从预测总体百分比来看，它的值为76.4% ，大于60%，数据预测的准确度较好，且模型3的预测准确度是三个模型中最高的。从各个数据来看，对广州市流动人口健康档案可及性有显著影响的有，婚姻状况、本次流动范围、就业身份、本地自购住房、是否参与社会医疗保险。其中，广州市流动人口已婚的健康档案建档率是未婚的1.722倍，说明广州市流动人口中已婚的更加注重健康；广州市流动人口省内跨市的健康档案建档率是跨省的0.762倍，说明广州市流动人口中跨省的更加注重健康档案建立；广州市流动人口中雇主的健康档案建档率是雇员的0.684倍，说明广州市流动人口中雇员更加注重健康；广州市流动人口中有自购本地住房的健康档案建档率是没有自购本地住房的1.787倍，说明广州市流动人口中有自购本地住房的更加注重自身健康权益；广州市流动人口中参加了社会医疗保险的健康档案建档率是没参加的4.066倍，说明广州市流动人口中参加了社会医疗保险的更加注重自身健康，也即健康档案服务的可及性更好。

其中，随着模型自变量逐步加入，Nagelkerke R方值增大，说明模型对数据的解释能力越来越强。但从霍斯默-莱梅肖检验中看，仅有模型1的值大于0.05，说明只有模型1可以较好地反映数据结果。从预测总体百分比来看，3个模型的值均大于76%，说明3个模型的预测准确度都较好。

4.3.2 健康教育可及性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由下表分析结果可见，随着自变量的加入，样本量变小。横向看，模型1到3的Nagelkerke R方值越来越大，说明拟合度越来越好。3个模型的霍斯默-莱梅肖检验值大于0.05，模型与观测值可以很好地拟合，数据可以很好地反映数据结果。3个模型的预测总体百分比均大于74%，说明模型预测的准确度较好。

表4-4 健康教育可及性的模型拟合结果

注：*、**、***表示P值<0.05、P值<0.01、P值<0.001

模型1的广州市健康教育的显著影响因素有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接受健康教育的比率为小学及以下的1.767倍，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中专接受健康教育的比率为小学及以下的2.314倍，受教育程度为大学专科接受健康教育的比率为小学及以下的2.325倍。这三个倍数呈现上升态势，基本上可以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健康教育可及性越高。已婚的广州市流动人口健康教育接受率是未婚的2.235倍，说明已婚的接受健康教育比率比较高，或许是因为已婚的流动人口普遍想要孩子，使得健康教育观念比未婚强。也很可能因为健康教育中针对已婚想要孩子的教育比较多，即当中的生殖健康与避孕、妇幼保健/优生优育。

模型2的广州市健康教育的显著影响因素跟模型1的基本一致，即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但倍数递增情况略有不同。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接受健康教育的比率为小学及以下的1.585倍，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中专接受健康教育的比率为小学及以下的2.138倍，受教育程度为大学专科接受健康教育的比率为小学及以下的1.785倍。说明受教育程度高的普遍比受教育程度偏低的更注重健康教育，而高中/中专的健康教育接受比率为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已婚的健康教育接受率是未婚的2.172倍，说明广州市流动人口中已婚的健康教育接受率较高。

模型3的广州市健康教育的显著影响因素有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到最近医疗服务机构时长和是否参与社会医疗保险4个。其中，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的分析结果与模型2的一致。到最近医疗服务机构时长为15-30分钟的健康教育接受率是15分钟以内的2.223倍。说明到医疗服务机构的时长，很可能影响广州市流动人口接受健康教育的积极性。广州市流动人口中参与了社会医疗保险的健康教育的比率是没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1.523倍。说明广州市流动人口中参加了社会医疗保险的健康教育的可及性更强。

4.3.3患病就诊可及性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从结果分析可知，三个模型的Nagelkerke R方值递增，说明模型对数据的解释能力越来越好。三个模型的霍斯默-莱梅肖检验的数值均大于0.05，说明模型可以很好地反映数据结果，也说明拟合状况良好。三个模型的预测总体百分比大于60%，说明预测的准确度好。

表4-5 患病就诊可及性的模型拟合结果

注：*、**、***表示P值<0.05、P值<0.01、P值<0.001

模型1的广州市患病就诊的显著影响因素有性别、受教育程度、月总收入3个。其中，广州市流动人口中女性患病就诊的情况是男性的1.094倍，说明女性对于自身健康较为重视，更偏向于患病及时就医。广州市流动人口中本科及以上患病就诊的情况是小学及以下的1.631倍，说明广州市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高的会比受教育较低的更倾向于患病及时就医。月收入每高一单位患病就诊率也就有所提高。说明广州市流动人口月收入高的较低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更高。

模型2的广州市患病就诊的显著影响因素有性别、受教育程度、月总收入3个方面。广州市流动人口中女性患病就诊的情况是男性的1.547倍。月总收入跟模型1的分析结果一致。受教育程度跟模型1有不同，本科以上的患病就诊率是小学及以下的0.444倍，说明小学及以下的患病就诊率比本科及以上的高。很可能是因为小学及以下和本科及以上的工作环境、工作强度以及工作范围不同，导致广州市流动人口中小学及以下的比本科及以上的患病情况要糟糕，从而他们更倾向于患病要去就诊。

模型3的广州市患病就诊的显著影响因素有性别、受教育程度、月总收入和到最近医疗服务机构时长。其中，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月总收入3个方面的分析跟模型2的一致。广州市流动人口中，到最近医疗服务机构时长为30分钟-1小时的是15分钟以内的0.275倍，即到最近医疗服务机构时长为15分钟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患病就诊，也说明到医疗机构时长是流动人口影响基本医疗服务可及性一大重要因素。

4.4 小结

将变量处理后用SPSS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各个类别的自变量都对相应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构成显著影响。综合3个模型的结果来看，影响居民健康档案建立的因素有婚姻状况、流动范围、就业身份和本地住房4个方面；影响健康教育接受率的因素有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医疗服务机构距离和是否参加社会医疗保险4个方面；影响患病就诊率的因素有性别、受教育程度、月总收入和医疗服务机构距离4个方面。影响因变量数量较多的有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医疗服务机构距离和是否参加社会医疗保险，均影响了两个因变量。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健康教育的接受率提高，而患病就诊率却有所下降。广州市流动人口中已婚的健康档案建档率和健康教育接受率均比未婚的高。随着医疗服务机构距离的延长，健康教育接受率和患病就诊率呈现不同的趋势，健康教育接受率提高，而患病就诊率却相对减少。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比没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居民健康档案的建档率和健康教育的接受率高。

5、结论与建议

5.1结论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公民都应该享有的一项健康权益，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各方面力量让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得到落实，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通过对2017年全国动态监测数据广东省部分和广州市部分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

5.1.1 广州市流动人口医疗保障水平低。

广州市流动人口的健康档案建档率水平低于全省水平，且流动人口对居民健康档案的了解也低于全省水平。这不仅仅是广州市流动人口对自身健康的不重视，而且是XX和医疗机构对于宣传和落实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的不到位造成的。

5.1.2 广州市流动人口健康意识差。

广州市的健康教育水平以及开展方式均低于全省水平。主要的宣传方式有难以到达个人的特点，其主要的宣传方式是宣传资料（纸质、影视）和宣传栏/电子显示屏。虽然这些宣传方式的宣传面足够广泛，但是也存在收效很小的缺点。

5.1.3 广州市流动人口卫生服务利用水平偏低。

广州市流动人口的患病就诊率不高。很可能是广州市医疗资源的费用偏高使得流动人口不愿意花费金钱到意愿治疗。患病不就诊原因占比较高的还是方便与否的问题，所以导致去药店买药的比例和自我认为可以自愈的比例偏高。如果流动人口生病时更倾向于自我诊疗的话，我们的健康教育就更应该加强，以提高流动人口的自我诊疗能力。

5.1.4主观因素影响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

已婚者对于未婚者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率高，可能是已婚者有了维持家庭的责任，更注重自身和家庭的健康。跨省流动人口对于省内跨市流动人口的利用率高，可能是跨省的流动人口更受家人关心，更注重自身的健康权益。雇员对比雇主的利用率更高，很可能是雇员对自身权益更加关注的结果。自购了本地住房的流动人口比没有自购本地住房的利用率更高，很可能是定居的决定影响了他们对于自身健康权益的关注。受教育程度很大程度影响利用率，教育程度越高的对于自身权利的了解程度就越高，维权意识更强。月收入越高利用率更高，一方面很可能是流动人口对工作投入程度的体现在月收入上，工作越投入他们的健康越容易被忽视。另一方面很可能是月收入高使得这部分流动人口拥有较高的医疗支付能力。以及女性的利用率更高，可能是因为女性健康的问题更多更突出。

5.1.5 客观因素影响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

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比没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利用率更高，而且在各种比率中是最高的，很可能是因为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时候，流动人口到达医疗机构接触到了相关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宣传的结果。到最近的医疗机构时长越短，患病就诊率越高，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医疗机构周围环境较为熟悉，而且对他们而言到医疗机构就诊比较方便。

5.2 建议

5.2.1 XX和医疗机构应帮助流动人口建立健康档案。

健康档案对于居民疾病的预防以及大规模传染病的预防具有显著效果。从今年的疫情大挑战中，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传染性疾病扩张的速度。疫情下，流动人口是一大类易感人群，该人群规模庞大、流动频繁的特点提高了他们的被传染风险。保护好这类易感人群是打赢本次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一大关键。XX应加紧制度安排并落实流动人口居民健康档案建立的计划。可以对健康档案落实进行评价机制和对健康档案建档率高的医疗机构提供适当的奖励。医疗机构可以适当建立相关档案管理部门专门对健康档案的建立进行管理。预防未病，让流动人口的健康得到该有的保障。

5.2.2 加强流动人口的健康教育力度，流动人口也应积极配合。

健康教育的工作机制是XX负责、部门合作、社会动员、群众参与、法律保障，不仅仅是健康教育的接受率不仅与流动人口的参与度有关，也跟XX负责和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计划落实有关。所以各层级的任务务必加强落实，同时流动人口也应该主动认真落实好健康教育的最后一环节。从健康教育开展方式中，宣传资料和宣传栏比重较大，虽然其具有广泛传播的特性，但是并不能很好地达到教育的效果。XX和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该适当改变传统的宣传方式，加入人对人的影响，比如健康教育进学校、企业和社区教育的方式，让教育落实到每家每户，落实到个人，真正达到想要的效果。

5.2.3 加强社区医院建立，解决流动人口的就医问题。

流动人口患病就诊率低，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到最近医疗机构时长的影响，若是加强好分级诊疗，落实好社区医生和社区医院，大部分流动人口患病时便能得到很好的治疗。这能很好提高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也对于提高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在基本医疗水平的公平感有重大意义。

5.2.4 完善流动人口医疗保障，提高流动人口社会医疗保险的参与率。

流动人口应该主动参与进自己的健康保障活动中，而不仅仅是将健康问题交给医生。而社会医疗保险是最重要的一环，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健康档案的建立和健康教育的接受率，所以，流动人口首先应该积极参与社会医疗保险。在办理社会医疗保险的过程中，了解自己的健康权益，也为下一步提高健康档案建档率和健康教育的接受率做准备。

参考文献

[1]段成荣, 孙玉晶. 我国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历史变动[J]. 人口研究, 2006, 30(4):70-76.

[2]陈鸣声.安德森卫生服务利用行为模型演变及其应用[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01):5-8.

[3]于国强. 如何管理与完善社区居民健康档案管理的现状[J]. 杂文月刊, 2016, 000(002):P.57-58.

[4] 郭静,邵飞,范慧,薛丽萍,吴亚琴.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可及性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6,9(08):75-82.

[5] 高绍,倪海芬,何科茗,马骐,邢海燕.绍兴县流动人口卫生服务需求与利用情况的调查研究[J].现代预防医学,2012,39(23):6169-6171.

[6] 蒋莹莹. 上海市流动人口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及影响因素研究[D].华东理工大学,2019.

[7] 崔汪汪. 安徽省农村老年人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及影响因素研究[D].安徽医科大学,2017.

[8] 促进我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筹资机制研究_段丁强

[9] 郭秀云.大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管理模式探析——以广州为例[J].人口学刊,2009(05):44-49.

[10] 徐嘉,张磊,周令,宁岩,李晓枫,肖晶,任苒.大连市流动人口卫生服务可及性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卫生经济,2014,33(07):72-74.

[11] 付非,郑锴.各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思考[J].管理观察,2018(29):173-174.

[12] 陈翔,吴桂珠,庄重军.海南省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分析[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4,7(04):67-72.

[13] 李金梅,杜健,冯大勇,隋虹,贾月辉.黑龙江省城乡居民卫生服务可及性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2015,31(01):122-124.

[14] 邱越. 基本医疗服务可及性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D].浙江大学,2017.

[15] 刘颖,杨健.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XX监管责任若干问题研究[J].岭南学刊,2016(03):88-94.

[16] 谢小平,王从从,魏强,万泉,赵郁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对居民基本医疗服务可及性和利用的影响:基于甘肃的个案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10,29(03):23-25.

[17] 易晶晶. 建始县农村居民基层医疗服务可及性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18.

[18] 代佳欣.可及性的概念、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文献综述[J].学习与实践,2017(04):86-94.

[19]顾昕.XX转型与中国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取向[J].学海,2009(02):38-46.

[20] 郭显超,黄玲.流动人口健康档案的建立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四川流动人口数据[J].人口与发展,2016,22(03):84-89+53.

[21] 郭雁.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一体化[J].人民论坛,2013(17):56-57.

[22] 郭静,周庆誉,翁昊艺,吴亚琴.流动人口卫生服务利用及影响因素的多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J].中国卫生经济,2015,34(03):50-52.

[23] 王恩来,那军,李少鹏,李迎秋,隋立军,王浩,吴萍,杨勇,刘莉.流动人口卫生服务利用及影响因素分析[J].现代医院管理,2017,15(04):25-28.

[24] 朱照莉. 流动人口社会医疗保险参与对其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17.

[25] 张媛媛. 流动人口医疗卫生服务利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7.

[26] 杜本峰,韩筱,付淋淋,谢依航.流动人口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供给、利用与健康促进策略选择——基于医疗服务利用行为模型视角[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8,11(02):23-29.

[27] 徐凡,赖晋锋,都梦雪,徐鑫,毛妍,李经伟,刘娅.泸州市流动人口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现状分析[J].微量元素与健康研究,2018,35(06):53-55.

[28] 侯天慧.农村卫生服务的公平性与可及性障碍分析[J].中国卫生经济,2008(08):35-37.

[29] 高鹏龙.青年流动人口卫生服务利用及其影响因素[J].卫生软科学,2015,29(07):416-418.

[30] 张月林,卜秋,盛乐,计永昌,汤忆眉,徐军,刘广德.苏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研究[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12,26(02):1-5.

[31] 梁维萍,郑建中,贺鹭,张晓丹.太原市农民工卫生服务需要与利用的研究[J].中国卫生资源,2010,13(02):67-69.

[32] 蔡伟芹,王梅,高倩倩,马安宁,王象斌,李长祥,盛红旗,王宪祥,李战胜.潍坊市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建设研究[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11,25(01):14-15.

[33] 校益章,杨跃涛,张迎锋,何作顺.卫生服务可及性的研究进展[J].职业与健康,2015,31(11):1577-1579+1584.

[34] 王伟,任苒.卫生服务可及性概念与研究进展[J].中国卫生经济,2011,30(03):47-49.

[35] 黄杜娟. 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可及性三维提升模型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2018.

[36] 高建民,周忠良,闫菊娥,杨晓玮.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卫生服务可及性实证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10,29(07):5-8.

[37] 黎慕,徐缓.我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研究进展[J].现代预防医学,2010,37(19):3675-3677.

[38] 黎丹丹,马语莲,贺庆功,杨秀木,齐玉龙.新医改政策对医疗服务可及性的影响研究[J].蚌埠医学院学报,2015,40(03):305-308.

[39] 麻宝斌,杜平.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如何影响民众的公共医疗公平感——基于七省市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9(01):56-63.

[40]杨欢野,黄小凤,叶高山,刘细英,钟楚华.影响公众就医的医疗卫生服务因素分析[J].中国当代医药,2013,20(19):151-152+155.

[41] 吴长玲,方鹏骞.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卫生服务不平等与潜在的可及性状况分析与对策探讨[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7(08):560-562.

[42] 任明辉,郭岩.中国西部农村卫生服务可及性综合评价研究[J].中国医院管理,2008(04):21-22.

[43]宗钰. 中国人口流动特征——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J].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6(4):27-31,35共6页.

[44]曹青青,何炳森,陈浩川,魏国文,黄土森,陈清.广州市部分流动人口卫生服务需求和利用情况调查与分析[J].华南预防医学,2009,35(02):6-9.

[45]林白妮,宋晓琴,左连东,凌莉.广州市流动人口医疗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医学与社会,2013,26(06):60-61+64

广州市流动人口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及影响因素研究

价格 ¥9.90 发布时间 2023年2月16日

下载查看全文内容

已付费？登录 或 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