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小说中的上海地域文化——以《长恨歌》与《考工记》为例

摘要

王安忆作为海派文学的传人，她对上海有着一份独特的见解。淳朴踏实的民间风尚、注重仪式的节庆观念、朴实无华的上海方言、华美与时尚并存的上海服饰、历史文化“见证者”的老宅、丰富讲究的上海食谱。上海地域文化还体现出了多样的人物个性、包容开放的地域气质、卓越创新的地域精神，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充分展现出来。同时，上海地域文化对作者的写作也展示出了尊重多元、直面人生、入乡随俗等海派特色的影响。

关键词：《长恨歌》《考工记》王安忆上海地域文化

上海文化，与传统的文化有所不同，因为它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也更具有西洋韵味，所以时常称之为海派文化。王安忆是当代文坛的重要作家之一，从1976年发表第一部作品至今，在她逾四十年的创作中，上海是一个重要的意象。从《长恨歌》、《桃之夭夭》、《本次列车终点》再到《考工记》，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是多么的绚丽与多姿，宛如一位异域的少女。王安忆作为这座城市的土著，“上海书写”在其创作中屡见不鲜【01】。

所谓地域文化，一般指的是一个地区所拥有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它包括了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财富【02】。上海的地域文化主要包括了上海地区的方言特点；民间建筑特色；饮食文化；民间信仰等等。

一、上海地域文化的表现

（一）民间习俗

开埠前的上海，与周边江浙地区的文化没有太多的不同，民风民俗具有一定的地区特色。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异域风俗习惯与当地的民间习俗碰撞交融，形成了今日具有中西方特色的民风民俗，渗透在现代上海人的生活之中。

1.节庆民俗

首先，上海地区的人民过春节的习俗各式各样、仪式感强，但基本上都体现出淳朴踏实的民间风尚，并对生活有着美好的祝愿和憧憬。人民普遍会在逢年过节时，采购一些原材料，亲手制作一些节庆美食，从中体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所带来的节日喜气。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节庆观念也深深渗透在王琦瑶的心中。在临近过年之际，王琦瑶自制黑洋沙汤圆，邀请严师母和萨沙前来品尝。将糯米隔夜泡上，用小磨磨成粉，将上好的黑芝麻用石臼舂碎，然后将两者加水和成团，搓成小丸子后放沸水中煮至浮出水面……工序虽复杂，但屋里的人儿乐在其中，世间万物，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享受美食、体会真情的体现正是如此。

其次，春节期间的上海人待客必请喝“元宝茶”，赋予来宾美好的祝愿。这“元宝”其实就是青橄榄，因两头尖，挺个大肚，形状长得像元宝一样，所以人们把它叫做——元宝茶。到正月初五时，各地还会有迎财神的活动，表达上海人对权力财富的敬重。制作麦蚕、摊粞、糖梅子、酒酿、咸蛋等应季的当令食品，也是当地人们生活仪式感的一种体现。

2.乔迁习俗

乔迁搬家也很注重仪式，因为旧式的上海人视宅子为有生命的个体，一座宅子一座城，各自的城中都蕴含着独特的意味，所以仪式是对宅子与之日夜相伴的一种敬畏。

陈书玉敬重老宅——煮书亭。离家两年后，他费劲千辛万苦再次搬回了自家的老宅，站在大门前审视着这一栋老式建筑，他的内心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在外漂泊多时，终于有了归家之感；而陌生是因为生活多年的宅子自己却好像没有好好地仔细看过它。宅院有一壁防火墙是如此的肃穆；花窗缝里透进的白月光是如此的静美；私藏在后院树洞里的钥匙还在；天井里倒映出的背影是如此的孤独……他带着喜悦又沉重的心情欣赏了一番这老宅，往后又要搬回这里展开新的生活了。

而当代的上海人乔迁都要摆酒宴。在告别旧宅时，邀请左邻右舍吃一顿称作告别酒。当正式搬入新居时，入门放一串鞭炮，寓意跟周围人打招呼，然后向邻居送糕点、红蛋等食品。还要在每个墙角烧一炷香，敬拜土地公公以表感谢，因为建楼造房占用了他老人家的地盘。由此可见，一直以来上海地区的人们都是比较敬重土地，注重乔迁习俗的仪式感。

（二）民间文化

1、名胜古迹

城隍庙始建于唐朝，作为当时上海市传统道教的一座重要宫观，殿堂内部建筑的布局和风格属于南方的大式建筑，红墙泥瓦。城隍庙前的广场、大殿、元辰殿，财神殿、慈航殿、城隍殿、娘娘殿等都是现在城隍庙内的主体砖木结构建筑。上海市的城隍庙作为隶属于上海市的国家风景4A级的国家旅游景区，不少海内外的市民和游客慕名而来，每日上午前来城隍庙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城”主要指的是城池；“隍”主要指的是一条护城河,“城”和“隍”都被认为是当时保护这座城市安全的重要军事设施，因此城隍也被上海人认为是这座城市的一个保护神。当时信奉城隍神的上海市民们，每逢农历过年或者过节，都会聚集到城隍庙前来烧烧香，拜一拜，来祈祷神明保佑。

豫园——江南古典园林，坐落于上海市老城厢的东北部，与上海老城隍庙相邻。作为全国重点文物的保护单位，豫园内的玉玲珑奇石是这里的镇园之宝。相传，宋徽宗赵佶想要在汴梁城内建造自己的后花园时，就曾特地派人搜罗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名贵花草和奇特石材，由于时间的种种原因，其中一些珍贵的石头还是没能及时运走，被遗留了一些下来，玉玲珑就是其中之一。玉玲珑是个罕见的奇石，它就像个沧桑的老人，形态清瘦、百孔千疮，表面多褶皱，明代文学家王世贞有诗赞美:“压尽千峰耸碧空，佳名谁并玉玲珑。梵音阁下眠三日，要看缭天吐白虹。”上海人视玉玲珑为珍品，是当年遗留下的宝物，不少的市民们为了目睹这一座被皇帝相中却又遗漏的石峰，不辞辛劳地远赴参观。

2、历史人物

思南路的故事对上海人来说并不陌生。这里是一条历史名人街，孙中山、周恩来、宋庆龄、张学良等名人曾居住于此。一条并不长的街道，两边是茂密的法国梧桐和一些精致的洋房建筑，一座座法式小洋楼、西班牙式建筑、德国古典园林……风情万种仿佛在诉说着百年来的上海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周公馆（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曾经周恩来在这里挥写出一个新中国的篇章。周xxxx在这里主持了四次记者招待会，他讲到激动时还常常抛开翻译，直接用英文与记者交流。同时，它也是中国xxx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为中国解放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上海文史研究馆，也坐落于这条充满传奇色彩的街道上，每一座建筑，都好像在诉说着一个属于它们的故事，尽管这些故事过去了近百年，也早已不见当时的刀光剑影，但故事中精彩绝伦的画面，仿佛就在这些建筑中娓娓道来。

3、地域方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语言的交流。上海是国际化的大都市，上海话作为一种特殊的方言，它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世俗性和时效性，从一种较保守、较封闭的小县城语言，变化成为发展速度最快的方言。从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中，王琦瑶留声机里的上海歌谣，再到陈书玉与汪同志的斗嘴戏，上海的语言文化无处不在，已经渗透进百姓的生活之中。

上海话作为吴语中的一种方言，是上海本土文化的重要基石。上海人往往性情比较粗放，因此普遍认为上海话其实是相当粗鲁的地方语言。如：上海话没有敬语，类似“您”、“请”、“劳驾”等这些统统都是敬语没有，老少尊卑统一称 “侬”，要让人干事，就说“帮帮忙”……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上海语言里也常常会有一些外来词，但这些外来词融进上海话里，也依旧没有斯文之意，甚至更像是一种流氓的切口。比如：说一个人的脸好看，得说此人的“番斯”好，face（脸）；没有机会了，表达成呒没“枪司”个了，吾出国混混“枪司”，chance（机会）；这件东西很“克蜡”，colour（颜色）【03】……

上海的俗语，杂糅了临近地区的表达、一些“白相人”的江湖诀，还有的来自于新兴海派话，所以这也是上海方言会显得比较鄙俚、粗劣、不登大雅之堂的原因，因为它缺乏语言文化精华的沉淀。

4、地方戏剧

上海还有一种地方戏，叫做沪剧，就是由说唱小调渐变成的市民戏种。这种戏源于生活，将生活的琐碎搬上舞台，完全没有一些晦涩难懂、高深的语言和道理，因此显得是非常的质朴。唱一段，说一段，在结构形式上也没有过多的讲究，唱腔也是极为的单调，最适合西装旗袍剧，客堂、厢房、亭子间里的男女情怨，流短蜚长。

滑稽戏也是上海的一个戏种。滑稽戏大致与沪剧相似，也是源于生活，但这个戏种的语言更为的粗陋。戏中的剧情更为的裸露，将那热蓬蓬的现世欲望和性情表现出来。这个剧多了一些天真和坦率，剧终不会总结，有时像是零乱，但却包含了真的东西在里面。这种剧恰恰反映出了上海人对人生的态度，豁达而又幽默，谈不上什么远大的理想，但也不虚无，眼光放在当下。所以，上海的方言剧虽然低俗，却也能给人力量，在那些看得见抓得着的地方，让人看得到眼前实处的希望。

（三）物质文化

1、服饰文化

服饰是人物身份的象征，是人类生活的要素，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它能反映出一个时代文化的发展。二十世纪的中期，正是中华民国统治结束，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时代。在《长恨歌》和《考工记》里，服饰表现了时代的风貌与人物内心的境界。

华美与时尚是当时上海服饰文化的主旋律。旗袍作为四十年代上海的代表性服饰，是当时摩登女郎的新潮宠物，同时也是女主角王琦瑶的“心头肉”。王琦瑶的一生离不开旗袍，她的出场就是身着阴丹士林蓝的旗袍【04】……在她刚当上“三小姐”的那个时期，无论是在大街小巷，还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总能见到这种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上海的时装潮, 也正是靠王琦瑶她们才得以体现的。王琦瑶对旗袍的钟爱可以说是作为一种怀旧的象征。尽管她早已把年轻时爱穿的缎旗袍、玻璃丝袜、各式的皮鞋、高跟鞋、胸针等装进樟木箱，只在每年晒霉的时候拿出来见见太阳。

五十年代后，人们的思想向革命看齐，女性的服饰更多的体现追求和进步。列宁装和人民装两种样式【05】,成为上海服饰的代名词。一件蓝布衫，改造的棉袄罩衫，再到后来满街的奇装异服，上海这座城市五十年的时光，就这般随着王琦瑶们的衣褶裙裾流动而过【06】。服饰，是这些沪上名媛的人生，穿衣是女人们的面子工程，王琦瑶服饰的哲学，也是上海五十多年间文化演变的体现。

陈书玉的穿衣哲学更多的体现的是宿命的心境。不管是先前从松江回程，还是与“四小开”外出聚会，都是一身蓝布衫、脚踩橡胶鞋，再到后来换成一身中山装做教员，他的形象似乎在大众眼前都没有变过。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男性的服装呈现出劳动人民化和大众化的特点，海派服饰与理想主义是时代的主旋律。中山装、学生装、人民装和列宁装等为主要式样；灰、蓝、黑为主要色调；领口、扣子和口袋，外观上与西服相似。此外，中国的工人还有一种工作服——背带工装裤，这种服饰舒适宽松，方便工人的劳作，因此不仅男性在穿，女性工人也会穿。工作帽、解放鞋是背带工装裤的标配。

到六七十年代，上海的服饰体现文革时期的特色，军装成为了时代的主流。当时的人们认为，绿军装是最革命、最纯洁的象征，拥有一套绿军装是众多青年人的梦想，所以大街上放眼望去都是一片碧绿的海洋。身着一套绿军装，系上一条皮带，脚蹬一双解放鞋，肩挎一个帆布包，戴上一顶绿军帽，胳膊上结着一块红卫兵的袖章，胸前别着一个毛xxx的像章，手里再拿一册红宝书，那时候的学生们都对这种装扮热衷不已【07】。

上海的服饰式样新颖、用料做工精细，衣着格调和形式丰富，成为外埠人仿效和羡慕的对象。同时，上海作为中国当时服装商品的中心，也代表着中国服装产业的最高水平【05】。

2、居宅文化

住宅是百姓的私人地盘，是他们展开日常生活的密闭空间。在这里，他们没有拘束，行为是自由的。现今社会的上海，早已是万丈高楼平地起，车水马龙，而在王琦瑶和陈书玉生活的那个时代，弄堂和老宅，成为了一座城市的“代言人”。

上海的弄堂是非常壮观的，因为它能代表近代上海历史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近代时期上海历史的最直接产物。在《长恨歌》中，开篇王安忆所描写就是这弄堂之景，王琦瑶的坎坷一生也离不开弄堂，她的成名、落魄、生子、离去……所有的一切都有弄堂作为真实的见证。

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弄堂，处处涵盖着传统的上海文化精神和历史意蕴；上海的生活化、世俗化也由其充分地展现了出来。

首先，上海的弄堂是行行种种的，是声色各异的。王琦瑶自幼在弄堂里长大，看着弄堂里的人白天进进出出忙于生计，晚上回家生火做饭；东家邻里的夫妻又在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吵得不可开交，西家的小孩半夜里又哭闹不停。孩子们依恋弄堂，因为这里是嬉戏玩闹的好去处，大人们依赖弄堂，因为这里是奔波劳累后休息的处所。弄堂里，有属于王琦瑶作为少女时代的最美好的回忆：这里是每日与吴佩珍结伴求学的必经之地，这里有与家人们围坐吃饭、与母亲一同捅莲心的日常。

其次，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王琦瑶搬进平安里，一个人在三十九号屋的生活却也过得精彩。留声机咿咿呀呀地唱着，王琦瑶在屋里做着针线活，等着上门打针的人儿；偶尔在一个闲适的午后，泡上一壶茶、准备些糕点，等着严家师母和毛毛娘舅等人搓麻将；或是在圣诞之夜约上薇薇的朋友们，在屋里围炉夜话……屋里的人儿忙里忙外，这忙碌的身影给弄堂增添了几分性感，是平安里一道别有风情的靓丽风景线。

而老宅同样也是历史文化的见证，象征着主人公的悲剧命运。陈家的这座老宅，陪伴着陈书玉走过了大半辈子，一家老少生活都曾在这个屋檐下展开……整座宅子由轿厅、花厅、过廊构成，前后还有天井、左右院子, 偌大的倘厅, 无柱无梁, 仅凭四角的斗拱承托起【08】。起初陈书玉对老宅几乎无感，他未考虑拥有产权，但自打新政开始后就发生了改变，因为产业能决定一个人的阶级地位。所以他一直希望能够修缮，然而每当老宅面临着修缮需要时，总会被一再推迟。后来他干脆想让宅子归公，让XX帮忙修葺、改造成景点，却阴差阳错被改成了一个瓶盖厂的厂房……老宅如同孤立的老翁，在这场风雨摇曳的灾难中，逃过了一劫，正静静地看着这座城市的衰败兴盛。

顺其自然，静观其变，多灾多难的老宅就如同陈书玉的一生，想要改变现状、改变自己却始终于事无补。在社会动荡变革时期的上海，人和物都表现出一种无能为力之感，老宅与上海一道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变迁，陈书玉则亲历了上海民国后期的繁华与颓唐，战争带来的经济凋敝，以及时代更迭之后的种种磨难。

3.饮食文化

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百姓日常生活的头号大事。饮食文化也是上海地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饮食文化的发展对社会文化的变迁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长恨歌》和《考工记》这两本小说中，王安忆在吃这一方面的描写也是极为的丰富和细致。

首先，上海人的饮食文化是非常的精致与讲究，即便是平常的弄堂市民对吃这一方面也毫不马虎。在《长恨歌》里，王琦瑶在平安里设宴请客所做的菜谱，见字如画，回想起来至今让人垂涎三尺。买一只鸡,鸡脯肉片下热炒,留半只炖汤,剩下半只白斩；再做一个盐水虾、松花蛋、红烧烤麸；炒个鸡片，葱烤鲫鱼，芹菜豆腐干，蛏子炒蛋【08】。四个热菜，四个冷盘，老实本分、清爽而又可口，让来宾们赞不绝口。水果羹、糕饼汤圆、刚出炉的大圆面包, 即便是打牌时的点心，王琦瑶也是费尽心思、精心准备，每样都可口可心。还有《考工记》中写道大虞家的喜宴，菜肴也是极其的诱人。无论是全鸡，全鸭，整个的肘子，整条的鱼，斜切成片，倒进大量的热油，皮黄肉白，烹煮还是煎炸，应有尽有……由此可见，无论是城市的居民，还是城镇和乡下的村民，对于吃喝都丝毫不含糊，也十分讲求排面，这体现出了上海人重视礼节，也讲求面子。

其次，上海人的饮食观念里，对食物的安排也是精打细算。尤其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体现更加的明显。如:《考工记》中的陈书玉将糯米粉和猪油搅一团在米饭里，撒一撮细盐，拌匀了，小小的一碗【08】……可见上海的人也是把我们十分讲究的饮食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完美地步。

其实，上海人的口味重，城隍庙“老饭店”的红烧大肠，是上海菜的最佳滋味【03】。普通民众的日常吃食，究其底还是鱼肉菜蔬，油盐酱醋等的一类食谱。他们的本帮菜，多是浓油赤酱下饭，从来都不入系，也算不上大的排面。

最后，上海人懂生活，饮食文化讲求情调。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时，南北文化的交流汇合，上海出现很多外地菜系的餐馆，如：广府菜、四川菜、安徽菜等等，与此同时，中西方两种饮食文化的碰撞交融，西式餐厅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法国料理、意式餐厅、德国菜……上海人的饮食有了更加丰富的选择，生活也更加多姿多彩。在《长恨歌》里，片场的导演请王琦瑶吃饭，找一个靠窗的座位，窗玻璃都渲染上了霓虹灯的光，餐室里装有几盏壁灯，桌上点着几支蜡烛，烛光摇摇曳曳，桌边人的脸忽明忽暗，再点上个糟鸭掌和扬州干丝【04】……这个情景带有神秘而又浪漫的情调，让人浮想联翩。

二、上海地域文化的特点

上海的地域文化有其自身具有的独特性，能够反映出一方水土的地域特点。多样化的人物个性，包容开放的地域气质，追求卓越、创新的地域精神……成为众多省、市地域文化行列里独具风格的一员。

（一）多样的地域个性

人物可以说是文化的一个代名词，在人物身上能展现出强烈的地域个性，同时也能很好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情况。

1、刚强独立

首先，上海女性的地域个性是心里都有股子硬劲，否则就无法对付这座城市的人与事。操一口吴语的上海女人看似婉约可人，但与她们交流起来，总有一股江湖气概，她们的日常话题里不是只有儿女情长、你我衷肠，也同样是有工作事业、天下道理。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那个时期里，女性是同样穿着列宁装参加工厂劳动的。她们与男性站在同一起跑线，奋斗目标是一样的，她们占据半边天，都是为了家庭生活而劳作。她们的生产能力也并不比男人差，所以说，上海女性的婉约是体现的是她们的外在，而内在有的是一股刚强的硬劲、强烈的男子气。小说中的王琦瑶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她不甘愿做平凡的弄堂女儿，向往名望声誉，就去片场找导演试戏；参与杂志《上海生活》“沪上名媛”的评选，一举成名；相貌出众的她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有人伫步回眸。

其次，上海的女性到三十岁上下的年纪，自我独立的地域个性更为地强烈。此时的女性算得上是老上海最好的代表，因为她们的幻想已经湮灭，缅怀的日子还未来临，她们明白，希望就在自己一双手上。肩上承担起的不仅仅只有家庭的责任，甚至还有社会的责任，她们开始成为这个社会的主要角色。

王琦瑶在失去李主任这座靠山后离开了爱丽丝公寓，考取了一张注册执照，学会了打针，孤身一人住进了平安里。女儿薇薇出生后，她开始做着毛线活补贴家用，入不敷出了就拿一些旧时的衣服去典当行，实在撑不下去了就拿一条黄货去银行换钱。普通人家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或许有时也让她喘不过气来，但她一直都是靠自己的一双手实现温饱，维持着生活。李主任给她留下的金条并不少，但她都没有依赖它，万不得已时才动用它。由此可见，王琦瑶即便生活再艰难，她的独立意识仍然很强。

2、爷叔式

上海的男性在日常生活里，身上更多的是体现出那种爷叔式的地域个性。“爷叔”其实就是上海方言“伢缩”的普通话音译，是上海地区较为常用的对男性的一种称呼。上海的爷叔有几个类型：一是热心好市民型，热情慷慨、乐于助人。这一类的人一般都是居住场所里的老好人，他们的日常事务就是帮东家阿婆拎菜篮，给西家的小两口劝劝架，有时还会帮忙维持社区的秩序等等。二是白相人型，这一类的人一般人缘甚好，生活阅历丰富、见多识广，身上还自带有一种号召力，只要他带头振臂一呼，身后必能应者云集。三是当家人型，这一类的人男子主义气概会更明显一些，一般在家是主见性强、有所担当，理财和当家样样精通……

《考工记》中的陈书玉是属于热心好市民型的上海爷叔。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社会劳动者【09】，他的一生虽无荣华富贵，但他对待朋友是十分的热情亲切，朱朱的夫人几次相求，他都鼎力帮助；对待外人也是友好客气，他熟知瓶盖厂的老工匠和小工匠表里为奸，但还是希望用自身的良善去感化他们……上海的爷叔已经成为一种地域代表性的人物，同时也是我们了解上海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感知地域文化的一种载体。

（二）包容的地域气质

上海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仅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为中国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城市。作为当今时期中国的中心城市、超大城市，上海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所作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这与它开放、包容的地域气质是紧密相关的。

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是上海地域气质最主要的体现。吴文化与越文化交流碰撞，让地域生活习性有所交融、也有所改变。这体现为：饮食上既有本帮菜的浓油赤酱，也容纳了外帮菜的色香俱全；语言上既保持了本土话的粗放豪迈，也兼含外来语言的异域特色；服饰上从旗袍蓝布衫，到各种新式……经过这一系列的容纳兼收、熔铸中西、为我所用，上海的地域气质呈现出了开放、包容的特点。正因为地域的包容接纳，让上海从曾经的一座小渔村发展成为今天的一座国际大都市。

（三）开放的地域精神

作为对外开放的远东第一大城市的上海，其开放、创新、灵活多样的地域精神，一直以来都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支撑着年轻的上海不断往前发展。

其一，所谓开放并不是来者不拒，在百川归海之时还是要有所甄别，才能避免烩杂成“四不像”。当下我们看到的上海文化，其中夹杂的西方特色都是健康、积极的，一些腐朽、落后，不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成分都已去除，以我为主才能为我所用。其二，所谓创新也不是简单的重复和模仿，拒绝按部就班，才能创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新意。这一点更多的体现在上海报刊传媒与电影戏剧等方面。二十世纪的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源地，《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并成为思想领导的中心，《良友》开创了上海画报史的新时期。《曹操与杨修》此类的新剧，也成为上海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流行艺术。其三，所谓灵活多样也不是脱离实际搞创作，所有的艺术形式、生产方式都还是要为市民生活所用。通俗文学、戏曲等作品，在反映革命思潮的同时，也灵活地从侧面反映出百姓的生活；民用工业多样化，发展也能跟上社会的步伐，物质与思想都不会脱离生活实际。

三、小说中上海地域文化描写的作用

（一）再现市民生活

首先，上海地域文化对王安忆的写作来说，就体现在她书中人物的衣食住行中。市民百姓的衣食住行最能体现社会的生存状况，而上海的市民文化在这些日常的生活百态中早已形成。再现市民生活是王安忆小说创作的目的之一。

近代以来的上海，曾演绎过不少惊天动地、风云流散的事件，但在王安忆创作的小说里，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她用城市细水长流的日常生活中来表现历史，而弱化政治性的生活色彩。《长恨歌》里，王琦瑶在世的那个时代，上海作为主要的国际大都市，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反右斗争接二连三地发生，但作者都没有用太多的着重的笔墨去描写，书中的主人公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过着想要的生活，时代背景并没有太多的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有意规避主流意识形态，着重再现市民生活，是王安忆用大时代的变迁，作为其建构小说世界的材料和人物背景历史印证的创作特色【10】。

其次，上海市民有自己生活的文化独特性，在长久以来的生活中已形成独特的生活规律。比如：衣着方面上海女性钟爱旗袍；吃食方面上海人爱美食会友，蟹粉小笼、酒酿丸子是上海点心的最佳之选；娱乐方面上海人喜爱打牌、搓搓麻将……这些习性都是上海百姓的生活常态，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上海市民生活气息也从中展现了出来。

（二）塑造主人公形象

首先，追逐“上海小姐”选举的脚步，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文化的一种表现。女性不论出身地位、年龄大小都热衷于媲美，反映出了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下，女性追求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的观念，同时也有一种热衷于名誉富贵、爱慕虚荣与物质生活享受的现状。

其次，作为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女性的代表性人物，王琦瑶身上折射出的那种不惧艰难、自力更生的独立意识，也是广大中年上海女性的真实写照。她们坚决果敢，严思密行；褪去了少女时期的羞涩和孤芳自赏，又没有老年人那般的随遇而安，她们正处在经验和精力都趋向饱满的时期；她们正是在命运的决定当口，自己选择做自己的主人。

而陈书玉这一个“洋场小开”的形象【11】，与王琦瑶比起来，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从容、一种平凡。在男性视觉下的上海，显得是更加的沉稳与踏实，更具有理性与思辨性，更有一种历经沧桑后的从容与平淡。这种冷静与客观，也构成了上个世纪变化中的上海文化与上海人的命运。时代背景变化对人物的影响，在《考工记》中更为的突出，每个人的生活和命运都受到时代的支配,作为大时代中的一份子,人们对自己的命运往往透着一股无力感。上海的正史，隔着十万八千里，是别人家的故事，故事中的人，也浑然不觉【12】。

（三）体现海派特色

海派文化是上海文化的又一别称，“海”表明了是容纳汇集，原有的地方特色、江南吴越文化再加上近代欧美文化而形成具有上海独特性的地域文化。在王安忆的小说里，海派文化特色的体现还是比较明显的。

首先，海派文化的体现在于入乡随俗。王琦瑶在遭遇人生一大变故之后，回到了外婆家避难。在邬桥，她与当地的村民一同到桥边洗衣，搬张小板凳在屋檐下掰豆荚，与豆腐店的少年阿二交换心事，她一改之前上海小姐般的傲娇气质，入乡随俗过起了农家女的小调生活。陈书玉的入乡随俗体现在，前往重庆谋生，路程艰难险阻，生活困苦不堪，他一改以往豪门富户子弟之气，才得以避难风险、平安度日。

其次，海派文化的体现在于尊重多元。人各有自身的特点，人与人之间也具有多元化，尊重多元，才能营造良好的生活氛围。作为无产阶级小市民的王琦瑶能与资产阶级家庭的严师母、中俄混血儿萨沙结为朋友；上海的爷叔陈书玉能与立志小学性格孤僻的新校长、社区新来的脾气暴躁的主任汪同志一同相处，体现的就是两位主人公尊重多元、求同存异的特点。

最后，海派文化还体现在于人生观。上海的人多半都有自己明确的人生理想与信念，然后朝着自己的目标勇往直前。人生观也会随着生活的发展和变迁而有所改变。王琦瑶人生的头没有开好，所以她的人生观念就从追求功名利禄转变为渴望生活的安定；陈书玉一开始想要争取老宅的地权，后几经周折还是没能成功，无奈之下只好作罢，只求与老宅一同平安度过晚年。

四、结语

对王安忆而言，上海所有的印象都是和杂芜的个人生活掺和在一起的，自幼随母定居上海，因此在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她始终有一颗“上海心”【13】。上海在她的笔下是真实而又华丽：灯红酒绿的国际化大都市，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上海的古民居弄堂和老宅，摩登的产物西装旗袍，货真价实的本帮菜和异国风情的西餐，耐人寻味的方言剧……上海的地域文化在《长恨歌》和《考工记》这两部小说里，彰显的是淋淋尽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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