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网红文化”对大众生活的影响

摘要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兴起与发展，越来越多人得以接触到很多新奇的事物，而“网红”也是属于这一新奇事物，发展到现在“网红”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独一无二的的网络文化象征。作为一种XXX的文化象征，其影响力巨大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行为甚至价值观等方面，但网红文化参差不齐，若放任一些低俗的网红文化肆意增长将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本文将从多方面分析网红文化，并针对网红文化的特殊性给出一些意见，并从XX、经济管制和责任监管制来提出一些建议。我们只有去了解“网红文化”才能更好控制其影响。

关键词:网红文化大众生活影响

随着网络的不断的蓬勃发展，出现大批与主流文化有别的“网红文化”，并逐渐走入大众的视野为大众所接受，甚至到影响大众的日常生活，“网红文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本质是一种为了取悦大众而产生的一种生命期较短的文化，因为科技的发展现在“网红文化”与媒体已产生共生关系，一提供素材一提供平台。在当今社会“网红文化”已逐渐占据主流文化地位，其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时代文化象征，人们以“网红文化”为中心形成了无数个的大大小小的社交群体，在不知不觉中就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一种新文化的出现必将带来改革，其中也包括了经济上的改革形成了“网红自由经济”，因为其市场实在太大，便吸引着大量资本的流入，这便导致原来一些“网红文化”在资本的带领下偏离了方向，导致“网红文化”良莠不齐，会给受众带来不好的影响，这时便需要一些政治上与机构上的支持，来保证其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本论文将从多个角度对“网红文化”进行解析，分析其出现的利弊以及特点，给出一些建议，从而能更好的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规范。

一、网红文化的概念与表现

（一）“网红文化”的定义

“网红”从字面上来说，是指在网络上突然爆红的一种社会现象，现今的网络越来越便捷，势必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或者事物被大众所关注，网红俨然已经成为一种XXX的象征，代表着成为了一种有别于传统文化的一种新的社会文化象征。

“网红”更像是一种形容词，就如现在网络上充斥着各种网红产品：“网红零食”、“网红衣服”、“网红玩具”等，在身边现在就可能有所谓的“网红产品”，“网红”已经从网络虚拟世界逐步延展至某种社会现象、某种公众心理、甚至是网红经济实体。中新社北京7月23日电 (夏宾)中国商业智能服务商Quest Mobile23日在北京发布《中国移动互联网2019半年大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移动互联网月度活跃用户规模在今年一季度触顶11.4亿[1]，网络的快速发展让“网红文化”这种效率上的增速也让其得以迅速传播，通过图片、视频、文字等一些途径来进行传播；现在各种各样的平台出现使得“网红文化”与受众的互动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媒介理论家哈罗德·伊尼斯曾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2]，而现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虎扑、贴吧等社交媒体平台崛起，赋予了“网红文化”崭新的表现形式，这么多新的平台出现，必将让网红文化发展更为活跃蓬勃。

（二）在不同时代“网红文化”的具体表现

澳大利亚学者格雷姆·特纳(2004)认为名人现象与每一个时代的流行文化都关系密切，名人现象可以看作是文化演变的一个表象[3]。而“网红”则是我们这个互联网时代独一无二的文化，因为其成名方式不同与以往时代不同、其影响作用之大也是其他时代所不具有的。

举个上个世纪80年代的流行蹈的例子，一种名为“reak Dance”，中文译为“布雷克舞”，传到中国后这种舞蹈也被成为“霹雳舞”，中国青少年最早接触街舞，始自20世纪80年代的X电影《霹雳舞》[4]，大家对这种新的文化很感兴趣，开始

模仿学习，因为当时传播途径有限，流传的较为缓慢，但是也掀起了一场文化上的浪潮，影响了当时年轻人的思想与行为，是当时当之无愧的“网红文化”。

现在的“网红文化”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的“嘻哈文化”，20世纪90年代因为世界新形势的改变，全世界开始了“去工业化”的浪潮，伴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全世界都出现了失业率升高的情况，尤其是对低收入阶层的影响更加剧烈。进而出现了“嘻哈文化”，所谓“嘻哈文化”寄托了当时对主流社会抗议与反叛，从X诞生再慢慢传播到了全世界，深受当时年轻人的喜爱，成为那个年代年轻群体表达观点的手段，也是当时年轻人与主流社会沟通对话的一种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嘻哈文化”能发展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流行文化的重要原因。

二、网红文化的传播及现象

（一）“网红文化”的传播方式

1994年4月20号，一根只有64KB带宽的国际专线，宣告着我国己经成为第77个拥有互联网的国家，我国的网络步伐正是从此时开始起步[5]。1998年到2004年间，一部分网络作者在互联网平台上表达自己的思想发表着有浓厚情感的作品，强烈冲击了当时传统文学的创作理念和体制。中国移动互联网月度活跃用户规模在2019年一季度触顶11.4亿，网络的快速发展以让“网红文化”通过图片、视频、文字等一些途径来进行快速传播，而且现在五花八门的平台出现使得“网红文化”与受众的互动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

现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虎扑、贴吧等社交媒体平台崛起，赋予了“网红文化”崭新的表现形式，这么多新的平台出现，必将让网红文化发展更为活跃蓬勃。“网红文化”的快速传播，离不开各种媒体的丰富多样的传播方式，但是这些“网红文化”也为各界媒体提供了多元的素材，两者互相取利诞生了一种新的“共生”关系。

（二）“网红文化”暂时性的文化现象

“网红文化”作为一种大众化的分流，是在大众需求中被创造出来，而大众的需求总是多变，其有猎奇、宣泄和淡出的更迭期，而在每个更迭周期,“网红文化”从诞生到凋败之间必然经历一个高潮阶段, 这种高潮阶段体现的是公众的宣泄心理, 以及达到宣泄目的后逐渐被公众淡忘。[6]

因为大众有习惯熟悉与追求新奇的心理机制。一个新的事物的出现必将引来大众的关注，就如一些突然出现的“网红文化”如“摔碗酒”、“冒烟冰淇淋”，以及“草根歌手”，而这些“网红文化”随着时间推移,因为没有再度创新，没办法继续满足大众需求，逐渐不再被那么多人追捧，出现“低落期”导致人们不再对这种“网红文化”那么喜爱和依赖,这样子一旦有了新的“网红文化”,旧的“网红文化”便会因为去存在价值而被新的所取代。

“网红文化”主要传播途径就是转发一传十，十传百，通过转发来产生最大影响。大众通过点击观看、评论或转发等方式宣泄他们自身的情绪,从这方面来说受众是信息传播和宣泄情绪的融合体，“网红文化”则抓住这一特点，给大众提供一个宣泄自己的情绪的平台, 无论是从线上的点赞、转发, 还是线下的日常交流，一些人会因为现实生活的压力，亦或者是精神生活过于单调, 急需通过某种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情绪。

虽然说“网红文化”的生命周期相对较为短暂, 但“网红文化”作为一种XXX独具一格的文化现象, 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大众文化，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体验，也在一定影响了大众的生活习惯。

三、“网红文化”带来的影响

（一）“网红文化”逐渐成为主流文化

“网红文化”之所以会出现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大众文化的发展，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大众需求的不断增加，何为大众文化如邹广文就指出：“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所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王一川对大众文化的定义是：“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7]

“网红文化”是大众需求下所产生的文化，本质上来说还是大众文化的分支，但是“网红文化”也有其独特之处，就如王一川所说的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网红文化”的切入点很多也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其审美更符合大众，以及其狂欢化的大众审美。

“网红文化”具有狂欢化审美，这里便要提到一位研究“狂欢文化”的前苏联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巴赫金。他在晚年修订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这两本专著中谈到了“狂欢文化”的问题：首先其是完完全全的民间性的活动，在“狂欢节”所有的人都是参加者；第二人们会在短时间内从现实关系中解脱出来处于一种虚拟关系中，在这段时间内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将不复存在，秩序不再井然有序，等级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第三其充满冲突与矛盾性一切被狂欢体以外等级世界观所禁锢、所分割、所抛弃的东西，复又产生接触，互相结合起来，具有双重性，狂欢式所有的形象都是嬗变和危机两个极端合而为一。[8]这三点就很符合现在的“网红文化”本质上便是娱乐化, 通过各种网络平台吸引了大众广泛参与, 人与人的距离不复存在，现实关系、等级、意识在这个空间将暂时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互相关系。“网红文化”不同于“狂欢文化”是因为“网红文化”没有固定的时间、地点、形式，而是慢慢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逐渐变成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二）以“网红文化”为中心的社交群体

X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他1943年发表的著作《人类激励理论》中提出，人的需求可以分成五种：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它们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分布[9]。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快感”的需求越来越大，从对眼睛的色彩刺激、味觉刺激、触觉刺激和精神刺激，而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各种讯息充斥在我们身边，很多人更加会接受肉体上的冲击“快感”对精神的需求也相对降低，而“网红文化”的传播方式多以图像色彩刺激，通过视频宣传，能给人带来更直接的“冲击快感”。

因为“网红文化”的特性吸引各种各样的人，按照大家聚集大致可以分两类，一类是以社交关系为基础的社交群体；第二类则是以兴趣谱图为基础的社交群体，现在的“网红”也投其所好，通过兴趣化来吸引更多的受众，以兴趣图谱为基础的“网红文化”社群也随之诞生。

人类的社会关系经过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发展到“虚拟关系”，如今，社交媒体成为个人构建网络关系的重要手段。网络社群即是基于社交网络形成的新的关系群体[8]。这种“虚拟关系”很大程度上与“网红文化”链接在一起，受众与“网红”之间的互动又产生了一种“网红文化”的另一种形式，群体互动，“网红文化”可以这么迅速传播是因为在这个社交群体内，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里面的每个人不一定都只忠诚于其中一个的“网红文化”社交群体，这样便促进不同的“网红社交群体”的相互交流，便会使得“网红文化”如同病毒复制那样，产生一种裂变式传播。

“网红文化”有较强的认同感，这个社交群体，会对某一种“网红”东西有认同感，例如“网红食物”、“网红服饰”、“网红生活习惯”等，他们在自己的社交群体里维护那些他们所认同的“网红文化”，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就是“网红文化”的代表人，产生了自我认同感，如同贴上了标签，有些人也会因为自己给自己贴的标签而感到“骄傲”，而以“网红文化”聚集起来的社交群体，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表达自己的平台。

（三）“网红文化”对受众的影响

一切公众话语日都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0]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中的这段话，照应了我们现在的“网红文化”，因为“网红文化”中有些低俗文化会对我们各个感官的刺激，从而让我们产生感官上的愉悦；一些则是展现出了我们的欲望，让我们的某些欲望得到满足。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寻求快乐是本性，我们更愿意去接触一些能让我们快乐的东西，如今的社会是那么的快节奏，时时刻刻处在高压状态下的我们是很难去追求现实中的快乐，刚好“网红文化”所带来的一些东西，可以让我们找到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缺口，让我们可以通过“网红文化”来满足我们的欲望，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只能在网络上得到满足，这便可以称为“虚拟满足替代感”，我们能从“网红文化”中得到满足感，这便会使我们依赖甚至说是上瘾，变成一种“精神毒品”。

“网红文化”是网络时代一枝独秀的文化，也是一种能够影响他受众的文化，而这种文化的影响力决定着其受众受其影响的大小的程度。“网红文化”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让大家欣然接受，便能在最大程度上影响大众，改便受众的思考方式、价值观与处事方式，让受众产生一种“网红价值观”，一些企业甚至官媒就抓住了这一特质发挥舆论力量企图打造影响力和引导受众，这便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接受了“网红审美”，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做出自己的判断，一些人甚至会盲目跟随一些较为低俗的“网红文化”，这对一些未成年人的影响是十分大的，因为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尚未成型，这是只要外界给他们一点影响，便会在他们身上产生很大的效果，例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谩骂指责”和“偏激冷漠”等，这类低俗“网红文化”会让他们价值观扭曲变得不健康。

《中国青年报》2016 年 2 月 22 日在第九版刊登题为《95 后大学生：我想当网红》一文，报道了一些“95 后”大学生“网红之路”的事迹，而北京多所小学开展的抽样调查结果也表明，“有八成小学生希望成为网红，一些家长甚至为孩子报了‘网红培训班’[11]从这篇报道中不难看出“网红文化”对大家日常生活已经产生了影响，不止是小孩，连心智成熟的成年人也被影响到。

（四）“网红文化”的经济效益与影响

“网红文化”是经济结构转型与消费结构转型的产物，消费需求成为主要的经济来源，文化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 使得“网红文化”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网红”也是通过迎合受众的消费需求，塑造所谓“网红产品”来促使受众进行消费，形成一种“网红消费圈文化”。例如，某些日本的商品：无印良品，则很符合现在的“性冷淡风”一种网络上流行的“网红文化”，很多“网红”都在推崇这一文化，便带动了一系列产品的销售，也许价格与其质量不相匹配，但是仍有大批“网红文化”受众此不疲地进行消费。

在审美消费时代，消费方式也被“审美逻辑”浸染，那些原本“非功利性”的审美体验，反而在“网红文化”消费时代变成了最有价值的符号认同[12]。人们愿意为“美”买单，为“美”背后的一系列社会文化意义买单，而一些网络“红人”抓住这一消费习惯的转变打造大量“网红产品”营造一种新的消费文化“网红消费文化”。 “网红文化”价值在影响着我们的消费观念，一些人消费的就不仅在于衣服的款式、质量，也不在乎食物是否好吃性价比是否很高，而是消费“网红”们给产品打造出的一系列的“网红文化”。当一个团队经营的“网红”在社交平台上发出自己穿着新款衣服，吃着精致的下午茶，举手投足表现着高雅的审美品位，给看到的受众一种消费观念暗示暗示，即穿上它，你也能变成这样。

甚至大型企业在资本注入也让网红经济运转得风生水起，一些所谓的“网红”打造运营团队也分到了一杯羹，“网红文化”从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建立出一条包装、助推、商业化等环节,全面发展的完整产业链，网红经济的繁荣,是孕育了十余年的网红文化商品化的结果,更得益于产业链中网红粉丝规模的增长。

“网红文化”所产生的“网红经济”是指人们在工作之余的空暇时间通过自己的个人特殊魅力或者经济头脑，获得的额外报酬并与其他经济共同构成现在一种新型的社会经济。随着网络发展跟“网红文化”的发展，便不再和以前一样无需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是可以同时拥有多重工作，通过不同的ID（身份）来赚取多份收入。而这种新型的“网红经济”会随着“网红文化”的不断崛起，在社会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重，而且这种相当于自由人的经济体，会对现存的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产生冲击，此外会出现人们不再只是打一份工，而转变为多种工作身份或成为跨行业工作者，而这些多重工作身份的出现也会对现有的传统的就业模式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会改变一些行业的就业模式以顺应这种新型的“网红自由经济”。

四、如何应对“网红文化”的影响

（一）XX应对“网红文化”进行规范

根据文化部对违规平台查处的统计，截至2016年4 月，处理违规网红表演者16881人，关闭违规表演房间 4313间[13]。由于对“网红文化”放任不加管束让其野蛮“生长”，导致其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让受众不受场地时间限制地展现自己和不计后果的情绪宣泄，因为在网络上他们的情欲都会被放大到极致，一些网红就是抓住受众这一特点，没有下线的去迎合受众。

XX对这些低俗“网红文化”的管理上一直处在一个被动的地位，直到一些恶俗“网红文化”已经产生十分大的社会负面反应，才由文化部、公安部等部门才会采取行动防止影响再扩大。造成这种局面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些传播平台的监管不力，没有好好利用各方面的资源来进行提前预防，互联网的开放性跟包容性看似会让监管这些低俗的“网红文化”有很高难度，但其实不然，XX应该与这些网络平台联合起来，甚至是利用网络平台提早预防与引导。

二则可以通过“网文文化”的力量来建立一个属于XX自己的“网红文化”形象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XX通过建设这个形象引导受众向正确的方向靠近，形成一种以XX“网红文化”为中心的社交群体，并可以引导受众，这里据两个例子：一之前2017年《新闻联播抄的沸沸扬扬的：厉害了我的国，通过电影形式并将“网红文化”的传播方式结合了进去，从电影院初次“发酵”再到网络上进行“二次发酵”，而这发酵程度是很夸张的，我当时在X上课连教授都能脱口而出“厉害了我的国”，已经形成了一种“爱国网红文化”并引导了一群爱国青年增强了民族自豪感跟爱国之心；二例如同年的新华社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的“刚刚体”，结合“网红文化”的传播特点与大众需求将传统的官媒打造变为有血有肉的媒体，而不再是一个冰冷官媒、固态化的形象,换成一个跟受众一样的，有脾气、有思想、有态度的官媒，让受众欣然接受他，并成造就了一个他为中心的“网红社交群体”收获了一群忠实粉丝，因为采用了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所以传播范围便更广了。还有很多利用“网红文化”进行传播的官方媒体、XX媒体的例子。

从一定程度来说这些利用网络传播的文化形式，不仅增加信息辐射范围，还因为更多的受众参与政治，所以使其能更深层次的影响受众，通过这样的形式来指引受众辨别低俗的“网红文化”，引导受众走向积极健康的“网红文化”。

（二）从经济资本上扼杀低俗“网红文化”

今年“网红文化”的产业值也由之前的120亿涨到580亿元，预计到2020年，“网红文化”产业值将超过千亿元，由此可见，里面有十分多的油水，谁又不想分一杯羹呢，一些资本家看见有利可图，哪管你是低俗、色情、暴力只要是大众所喜欢的就去投资，便出现色情直播以低俗为乐的主播等等，一些利益至上的商家利用低俗文化帮助他们发展来达到盈利的目的，随着资本的融入“网红文化”从一开始的“自由人经济”逐渐向商业化靠拢，从知名度最高的Papi酱例子来看，2016年3月，Papi酱拿到了由真格基金、罗辑思维、光源资本和星图资本1200万的联合注资，随后就因为节目存在表述粗口、侮辱性语言等问题，被勒令整改，同时也给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14]，而这个行业的生态和资本利润是紧紧连结在一起的，而大量的资金涌入“网红文化”会使其变质。

一些经济监管部要严加把关，对其融资评估风险都要十分谨慎，对其投资项目更加是要严加把关要跟踪其是否符合健康、规范；并引领市场资金往优秀、健康、文明符合大众审美的“网红文化”上投资，缩小这些低俗的“网红文化”的市场，失去利益便会减少资本家的投资，而这其中必定要制定正确的评判标准，依照标准严格办事，正确引导、正确管理整治从源头上遏制住低俗“网红文化”。

（三）建立责任制度监管“网红文化”

对“网红文化”的监管不能只停留在虚拟上，需要建立起健全的责任制度，不能让一些触犯了条例的人还逍遥法外，不能让他们“无成本”犯罪，不然将会让更多人钻空子，所以我们需要将处罚落实到位，在平台、个人和XX三者之间要多加一个问责机构，这样才能确保其有源头可查、有负责人可查、这样便可以抑制住一些机构或个人。

参考文献

[01] 中国新闻网.《中国移动互联网2019半年大报告》(2019)

[02]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p16

[03]格雷姆·特纳.《普通与媒介——民众化转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P27

[04] 小易说.《街舞的发展历史》.搜狐（2019）

[05] 投资界.《中国创投简史》.连载四月刊（2017）

[06] 谭天.张子俊:《我国社交媒体的现状、发展与趋势》. 《编辑之友》.2017 第6期

[07] 王一川.《大众文化的含义》.载《文艺报》.（2001）第四版

[08]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08] 亚伯拉罕•马斯洛.《人类激励理论》.(1943)

[09] 仲素梅.《试析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崛起》.知网.（2001）

[10]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中信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 页

[11] 《中国青年报》.（2016 年 2 月 22 日）第九版

[12] 侯卓沅.警惕“网红”经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消解[J]. 中国集体经济,2016,25:115-116.

[13] 王莹.《文化部查处26个网络表演平台处理违规网络表演者16881人》（2016）

[14] 胡广欣.《”2016第一网红”papi酱不靠颜值靠才华!》.新浪.（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