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形象分析

　　严歌苓被誉为海外华人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她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是中国少数多产、高质、涉猎度广泛的作家。由于严歌苓多年旅居海外，甚至还曾担任好莱坞的编剧，她的作品中看待中国当代历史的视角都非常独特，另辟蹊径。她笔下的主人公，如《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田苏菲、《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小姨多鹤》中的多鹤，都是经历了巨大历史变迁的底层妇女，她们随着社会的大动荡、大变迁沉浮，却坚守内心高贵、善良的品质，勇于付出，勇于同身边看似符合主流话语却无视人民个体利益的、在“同志”外衣下的“敌人”斗智斗勇，用最最质朴的爱情、亲情呵护生命中最重要的爱人和亲人。她们作为个体，承担了历史的沉重。2006年严歌苓发表了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这本小说被香港《亚洲周刊》评选为十大中文小说之一。第九个寡妇》讲述的是流传于中原大地上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个自幼就经历各种苦难的女孩，七岁失去双亲，黄河发大水后来到史屯，被孙家买来当童养媳。十四岁与丈夫圆房后，不久她的男人就被当作奸细杀死，从此她成了第九个寡妇。不过，孙家在小儿子死后仍把葡萄视为家人，葡萄也渐渐把孙怀清当成了自己的爹，对他不离不弃，土改时孙怀清被划为恶霸地主枪决侥幸未死，葡萄偷偷把其从刑场背回，藏在红薯窖中二十年，数十年如一日地照顾，竭尽全力地养护，直到孙怀清染病而死。本文试图从其强悍的生命力、敢做敢为的担当以及坚定地信念这三方面进行解读，从而剖析这一平凡的女神形象。

　　《第九个寡妇》中的主人公王葡萄七岁死了爹娘，成了孤儿;流落史屯，被卖给孙家，成了童养媳;十四岁与丈夫圆房后不久，丈夫被当作奸细杀死，从此她成了第九个寡妇;公爹在土改中被划为恶霸地主进行枪决侥幸未死，她偷偷把公爹藏在红薯窖中二十年，成了一家的顶梁柱。在王葡萄生活的世界里，女性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弱者，在如此残酷的生存环境下，其柔弱的身体里所展现出的生命力足以让人侧目和震撼。在王葡萄看来，“啥事都不是个事，就是人是个事”。王葡萄脱离了世事利害的层面，从另一种全不同的立场出发做事情，凭着本心做事，而这样的立场在王葡萄身上是不自觉的，或者说是其自身本质的存在，同时要活着这一最为朴素的表达也道出了王葡萄对生命的珍视。王葡萄是个不知道怕的女子，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境遇，不管经历怎样的社会动荡，她看人的眼神永远像个七岁的孩子那样懵懂率真。在她身上，活着的愿望让她发挥出所有的聪明才智和无比顽强的生存意志。在孙家做童养媳十多年，受尽婆婆的虐待与管教，婆婆对她非常刻薄，无事便非打即骂，她却依然活得快乐自如;丈夫被误为奸细，蒙冤屈死时，她也没有失去继续活下去的信心;三年自然灾害时，全史屯的村民都因饥饿而面目如鬼时，她却依然乐观开朗，灵机一动，吃别人都不会吃的玉米杆子磨成的粉面，找树叶子与嫩树枝来充饥，甚至掘草根，挖野菜，生活的苦难并没有让她丧失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相反，她活得越发生动。其身处困境所展示出来的强悍生命力让人为之惊叹。

　　《第九个寡妇》的故事情节不很复杂：在解放后的镇反期间，错划为恶霸地主而被判死刑的孙怀清，执行时侥幸未死，被儿媳妇王葡萄藏匿于干红薯窖中二十多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走出地窖，但这时他已经须发皆白、奄奄一息了。小说以这一故事为主要线索，结合主人公王葡萄和几个男人的情爱纠葛，凸现了一位鲜活生动、让人怜爱的另类寡妇形象。王葡萄不仅是小说中的主角，她更是作者创作主旨的重要载体，她身上承载了作者的太多理想和诉求。年仅七岁的王葡萄丧失了父母，随逃洪水的乡亲一起逃到了史屯，被二大孙怀清买来做了童养媳，过五关斩六将，经过了婆婆的几轮考验，十三岁时又差点得天花做了别人的鬼妻，十四岁和丈夫圆房，转眼却不幸成了寡妇。这部小说的历史视线很长，从抗日战争一直绵延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寡妇王葡萄极其坎坷的人生在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中得以展现。“现实的历史脚步可以夹带着个人命运走向无何他乡，在叙事的呢喃中，‘我’的时间和空间却可以拒绝历史的夹带，整饬自己的生命经纬。”从客观上讲，每个人都无法逃避历史对个人的规约，历史与王葡萄有关，但她可以从历史的缝隙里逃逸而出，她以她特有的沉默方式完成了对历史潜在规定性的反抗。虽然经历了重重磨难，但就是这样始终不渝地像一个长不大的、缺心眼的7岁的小姑娘的王葡萄，却执拗，坚强乐观地走向了历史的深处，用她那双“混沌”的眼睛在“城头变换大王旗”中，看清了历史的“混乱和轻浮”。历史就是王葡萄所说的“进进出出”、“匆匆一过”之后，“剩下的还是这个村，这些人，还做这些事：种地、赶集、逛会。有钱包扁食，没钱吃红薯”。那些允诺着美好未来的、历史合理性的发展与进步，被葡萄拆解为“过一阵换个人斗斗。台上的换到台下，台下的换到台上”，历史不过是换了又换的相似的面孔……这些，或许才是“历史”的本质。在那个纷繁复杂、充满变数的历史年代里，执著于活下去的渴念对王葡萄来说才是人生的根本和底色，她始终恪守着最朴素、最基本的人生信念，以“活着”为生命要义。“求生一念，支配人的一切。”王葡萄对历史的认同方式就是活着她以最为纯朴的生存策略，破解了历史的诡计。最让我们震撼的是：王葡萄和她的公爹孙怀清“构成同谋来做一场游戏，共同与历史的残酷性进行较量——究竟是谁的生命更长久”这种生存策略已远远超越了历史层面，它直指向对人性的终极追问和关怀。

　　我们不难察觉《第九个寡妇》可谓是翻转了《白毛女》的故事。如果说《白毛女》讲的是“旧社会使人变成鬼，社会使鬼变成人”的故事，那么《第九个寡妇》则可以说讲的是“革命使人变成鬼，改革使鬼变成人”的故事。不过这里的两种“人并不相同的。《白毛女》里指的是喜儿、大春、杨白劳这样贫苦农民；而在《第九个寡妇》中，指的则是地主兼小业主孙怀清。在小说中，他重复了喜儿由鬼变人的命运，而王葡萄作为另一个意义上的喜儿（被地主家收养、欺凌的童养媳），反过来拯救了他，这使小说在多重意义上对《白毛女》构成了反讽与解构。在作者视野中，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对象征着勤劳、善良、正义的二大孙怀清加以镇压，使其在地下“变成鬼”、无法见到天日的时期，也是蔡琥珀、春喜等人不近人情地搞“合作化”的时期，小说同情与关怀的对象，与以往描写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的小说完全相反。作者寄予同情的对象，用当时的主流话语来说，是“地主”孙怀清和“尚待启蒙的落后分子”王葡萄。严歌苓在跨越中西文化的视野下对以往的历史观进行了彻底颠覆，使过往历史以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方式得以呈现。日常伦理中会夹杂一些污垢，有其滞后、令人窒息的一面，严歌苓借助王葡萄这一形象，对一些世俗的日常伦理进行了质疑。小说一开始，葡萄就成了寡妇。在我国，寡妇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一个苦难悲惨的角色寡妇难活是民间社会惯常的既定观念。许多寡妇深受封建礼教伦理思想的侵蚀和毒害，过得哀怨凄惨。小说中作者一再提醒读者注意这一点，不仅仅是乡民背后的闲话，还由二大的口告诉葡萄，寡是不好守的，是非也会要了她的命。但王葡萄热爱生命，认为活着比啥都强，活着不为活着以外事，就为活着活，牢牢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她不但活下来了，还活得鲜活生动、有滋有味。寡妇的身份认定并没有妨碍她自由表达自己的性爱愿望。她从不压抑自己，将自己的天性发挥到酣畅淋漓的状态。与她相好的男人有好几个，每来一个，她便掰一块心给他,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诧。这种纯真而又多情的给予越过了世俗贞操的观念，正是这种不受压抑的自然率性，才让她的生命充满了勃勃生机，孕育出生命源头。多数情况下，她是本着真正的感情接纳男人，比如对琴师、孙少勇、史冬喜、老朴同志，但有时她也听任欲望的驱使，比如对史春喜。不管真心还是假意，在她都有强烈的原初本能在里面。她就凭着这本能满足自己，什么忠贞道德、流言舆论，一概不管。或许这些概念对一个乡下寡来说显得太过抽象且遥远，因此，她不顾忌，更不会为此劳神耗思。由于常得到性爱的滋润，王葡萄始终活得独立而自由，开放而舒展，尽情展现女性魅力。在男人眼里，她是温柔妩媚的，体贴通灵的，是女人中的女人，是男人难以摆脱的尤物。小说中的王葡萄挣脱了日常伦理的羁绊，我们也无法按日常伦理给她定义、评判。作者有意识将葡萄放置日常伦理判定体系之外，凸现一个富有原初生命活力的自然之子。从葡萄与男人之间的关系中，尤其当那个邋遢的史五合借要挟之机强奸她得逞时，她没有向像一般的寡妇那样感到屈辱，而是表现出一种母性的悲悯和宽容。“她恰如大地本身。大地无言，却生生不息，任人践踏却能包藏万物，有容乃大。”从中我们不仅能读出王葡萄的一颗慈悲心，只不过这心是自然的，不自觉的。我们还能挖掘出她身上呈现的一种别样的生命姿态。这种生命姿态满溢着生命力、踏实、真诚而快乐。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廊中，人的原始生命欲望一度被层层覆盖，严歌苓受西方现代人本主义的影响，正视了人的生命本能需求，以此揭示了人性的深层内蕴，歌颂了生命的美好，赞扬了人性的张扬，使之在生命中获得了实在的意义和升华。故作者笔下的王葡萄淋漓尽致地宣泄着魅惑强旺的爱欲，酣畅淋漓地享受生命的好，从而使被世俗日常伦理所定义的肮脏、猥琐的欲望在其身上却绽放出一种性感、灿烂之美，并由此释放出无穷的魅力。王葡萄正如其名，葡萄能在干燥的环境下，结出成熟、丰满而近乎膨胀的果实，而她亦如此，在恶劣的生存境况下，依然坚强地站立，任何人生苦难在她那儿都得到了消解。她不是靠外在观念，而是靠女性最本真、最自然的生命体验来感悟生活、理解生活、实践生活，让自己活得很少顾忌，自由、随性并快乐着。

　　在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往往处于弱势，居从属地位。但在严歌苓笔下，女性却往往具有悖论的强势力量，颠覆了传统观念中对女性能力的认定，把女人从“原罪”中解放出来，高升为拯救男性的圣母。王葡萄，一个乱世中的弱者，按理应该是被拯救者，被启蒙者。但是，与生俱来的“地母”精神使得王葡萄超越了两性的对抗，拆解了男性高高在上的姿态，本能地充当了男性保护者和给予者的角色。女人不再是弱者，葡萄在残酷生存环境下所爆发出的旺盛生命力让人折服，她在苦难中支撑男性的精神世界更让人惊叹。她拯救了一个又一个走进她生活中的男人。她对男性的救赎不仅体现在她救了公公孙怀清的命，更重要的是她为二哥孙少勇提供了救治父亲的机会，使他扭曲的灵魂得以复原，她唤醒了冬喜敢于放弃权力、超越平庸的家庭生活与她结合的勇气，在朴作家被打倒跌入人生低谷时，她呵护并支撑了他的精神世界。王葡萄虽处于社会的底层，但她却用自己的温情弥合着被历史暴力留下创伤的一颗颗男人们的心灵。王葡萄形象没有流于概念化而成为空洞的能指，其内在逻辑表明她承担苦难与她对自身生命欲望的满足是并行不悖的。苦难一方面给人性恶提供了暴露的舞台，另一方面也在非常的状态下把人性放到极

　　限中去拷问，王葡萄，这个“趟过苦难河”的女人，以她的素朴纯粹、率真简单，收获了平凡而丰盈的人生，在苦难的天空下彰显出人性的光芒。

　　王葡萄，一个平凡的寡妇，俨然是史屯的女神，她不老的面容一如她不老的青春，在岁月的流逝中塑造了一幅永恒的美丽。她接近完美的形象更多地寄予了严歌苓对生命存在的某种理想化诉求。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寻觅这种散发着神性光辉般的人物。但这无碍，正如王安忆所言：“小说是什么？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但是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小说的价值是开拓一个人类的神界。”王葡萄“不具有普世的价值，但无不表达了一种普世的情怀”。王葡萄的人性和神性之光照亮和温暖着我们，作为一个蕴涵着能量和本原的神话，将会是我们灵魂深处少数的最有力量的召唤之一。

　　这是严歌苓根据一个真实的事件改编而成的，在这个真实的事件中，老地主在70年代就被发现，继而不久就被吓死，而保护者也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全家。严歌苓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成了《第九个寡妇》，在这里王葡萄是一个普通的贫民百姓，她没读过书，不了解民族大义、革命奉献、政治权利，她只是凭借自己所理解的善恶来行事。在小说中，严歌苓将葡萄放到了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里，抗日战争、土改、镇压反革命、农业合作化、三反五反、大跃进、自然灾害、大炼钢以及后来的拨乱反正和计划生育等重大事件在她的小说中都有所描述。作者的本意并不是讲述历史的更替，也不是评价历史进程中谁对谁错。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仅仅是描写王葡萄的故事背景，从这些历史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乡土中国女人的生存故事，她以顽强的生命意志坚守心中对自己的认同、对生命的理解、对活着的渴求。严歌苓赋予主人公王葡萄强大的力量，让她以一己之力来对抗历史。她摆脱了历史大环境下的扭曲的是非观念、道德观念，始终坚守自己的内心，坚守自己对事物的判断。正因为如此，她才能洒脱的去爱，才能在道德沦丧的年代以青春、爱情、亲情换取公爹孙怀清的生存。故事从抗日战争讲到知青上山下乡历时40年，王葡萄也从一个14岁的青春少女变成了50多岁的泼辣大娘。小说以赛秋千开篇“这个秋千是一个绝好的象征，始终笼罩了王葡萄的命运。

　　人在历史里就仿佛是荡秋千，往往在不停的摇摆中丧失自我，惟有紧紧抓住手掌里的绳子，才能不被摇晃的秋千所掀翻，才能够完成人之所以为人的自我塑造。”①这秋千就为葡萄坎坷不平的一生设下了伏笔。一开始葡萄就被描述成是一个疯子：“葡萄这女子不是个正常人。她缺点什么。缺的那点东西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惧怕。这是个天生缺乏惧怕的女子。什么人缺乏惧怕呢？疯子。”②在面对日本人刺刀时她毫无畏惧，之后更是因为“奸细”丈夫成了寡妇并因此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这些并不耽误她洒脱的生活，没了丈夫，她也不缺少爱情的滋润。她跳出了传统道德的束缚，先后与琴师朱梅、孙少勇、史春喜和作家老朴有过一段段情感纠葛，并秘密为孙少勇生过一个儿子挺。她超脱了道德忠贞给予女性的束缚，活得自由而潇洒。不仅如此，她也摆脱了时代的大众话语，当人们都以政治所赋予给他们对错标准时，只有她摆脱了这种强加在人民意识中的是非对错的观念，只坚守自己的是非观，坚持“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信念。她公爹是大地主，但却没有做过害人的事，只因为他太会过日子了，有钱的让没钱的嫉妒，就在打倒土豪劣绅时被无辜打倒了。他心肝上的亲儿子为了进步，把父亲出卖了并主动要求XX枪毙他。但葡萄不管那一套，她无所畏惧的把她的公爹从死人堆里背回来，藏在简陋的红薯窖里，这一藏就是20年。在村民们都认为她公爹是地主、是汉奸的时候，只有她坚守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爹没了，我就是没爹的娃儿了。并为了不成为没爹的娃儿不得不舍弃了对孙少勇的爱情和儿子挺的亲情。她心里没有啥运动、啥革命、啥打倒，她只认人。她一次次的与权威的政治话语对抗，以一个最普通的农村妇女撒泼打架的方式维护自己和公爹的生存。土改工作队在分她公爹店里的存货时，人群混乱而拥挤，在磕磕碰碰间，她也不是一个会吃亏的主，谁踩了她，她连东西的不要了，也要追着去踩回来，这样她才觉得痛快。当有人拿走她想要的东西时，她没有羞涩腼腆，而是一把拽住那个人，蛮横的说：“那是我要的。”被人挤倒在地上时，她会发出杀猪般的嘶叫，然后泼妇般的叫骂。大炼钢时，一群学生娃子想要抢走她煮猪食用的大铁锅，她又是舞猪食桶，又是挥木杠子。虽因寡不敌众，铁锅最终还是被抢了，可葡萄不认输，在一群人的围观下，不顾形象地扑坐到大锅里，要与锅同亡。这就是王葡萄，能打架、会骂娘，全然不顾自己的形象，更不在乎别人的议论。但葡萄的泼辣并不是是非不分的蛮横无理，她每一次撒泼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是她的谁都别想拿走。在那个时代里，只有像葡萄这样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才能够拥有生存下来的资本。葡萄坚持着“好赖都愿意活着”，对于葡萄来说，别的都没什么要紧，好好活下去才是最要紧的。她把公爹藏了二十年，为的就是让他活下去。她把自己的儿子挺交给侏儒们，也是为了让他好好活下去。

　　严歌苓为葡萄设置了一个宏大的背景，一系列的政治变迁，一系列的天灾人祸，但这些都仅仅成为了背景，因为他们都没有进入到葡萄的脑子里。葡萄的字典里没有恐惧，不管是面对日本人的刺刀还是中国人的政治；她也没有羞耻，不管是使用撒泼耍赖还是好勇斗狠的方式都要维护她的切身利益；她也没有妇女的贞洁观念，爱了一个又一个。这就是葡萄，一个宽厚而自私、善良而固执、真诚而滥情、勇敢而泼辣、聪敏而狡猾、鲜活而淫荡的女人。她只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所以她活的轻松，因为她没有思想上的负担。只要活着，没什么躲不过去的事儿；只要活着，管他天下是不是太平，管他是怎样的风云变迁呢，这就是葡萄的信念。正因为她对心中信念的坚守，才使她身上具有了一个原始的、贴近地面的女人所特有的独特魅力。

　　①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跋语。

　　②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1］严歌苓．第九个寡妇［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2］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邹建军．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陈思和．第九个寡妇·跋语［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5］罗素．论历史［M］．何兆武，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6］王元骧．关于文学评价中的“人性”标准［J］．文学评论，2006，(2)．

　　［7］吴梅．王葡萄的担当———读严歌苓《第九个寡妇》［J］．文学评论，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