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影响

摘要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纵深发展，我国产业结构提质增效的同时也逐渐进入了瓶颈期，为了更好的推动改革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讨论，而财税政策的颁布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如何利用财税政策来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本文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长三角地区地势优渥，经济发展领先其他地区，为我国对外贸易、展现综合国力作出重要贡献，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本文以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为例，构建财税视角下产业结构优化机制模型，分析财税作用机理与其在产业空间结构调整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税收对策和财政政策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结构的调整，从理论层面来看，通过本文的研究实现了财政学和产业经济学的交织融合，对区域经济和产业集聚与扩散理论进行合理补充，丰富了相关理论；从实践层面来看，通过本文的研究为财税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提供了参考，能够最大化的发挥财税政策对于区域产业的指导作用、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实现区域的均衡发展、完善产业结构的调整。

本文以高新技术产业结构调整中的财税政策现状为主线，讨论了本文研究的相关背景，在梳理了大量学者的观点之后，首先从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入手，主要从产业结构的含义、相关理论、演化机制以及XX政策作用等方面进行简要的介绍。分析了产业结构、产业集聚与扩散的空间结构发展状况与财税政策存在的不足，发现，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高技术产业规模上升但增速放缓，创新能力迅速提升；通过区位熵的测算发现空间分布集聚特征明显；三省一市三次产业与高技术产业各行业的梯度系数差异明显，各地企业数量与投资额增长率差异明显，出现产业转移倾向；同时，长三角高技术产业空间结构发展也存在制度性问题与财税政策的不足。接着从博弈分析的角度与政策引起的消费和投资变化两方面研究了财税视角下的产业结构优化作用机理，进行了XX激励与企业行为的博弈分析、从财税政策引起消费与投资变化的两方面分析财税政策对产业空间结构调整的作用机理；并以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为例，进行数据的测算，最后，通过模型的构建与指标的选取，对财税政策作用于产业空间结构优化的影响效果进行了面板数据分析。结果发现，税收力度与财政支出力度、科技支出对高技术产业的影响较为明显，而教育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对其产业空间结构的影响效果并非十分显著。文章最后从财政激励政策与税收优惠政策两方面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出了参考建议。

　关键词：财税政策；高新技术产业；结构调整；长三角地区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1.研究背景

“2019全球财税治理·金融变革·区域发展与中国经济再出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财经大学举行，同年年初南京市委发布了《关于深化创新名城建设提升创新首位度的若干政策措施》的一号文件，通过对上述会议成果与XX相关政策的综合研究，确定了论文的题目来源。当前，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着结构化调整与改革的巨大挑战，重点产业在空间结构方面的转移、集聚以及关乎国家战略发展核心产业的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任务将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经济领域改革调整的重中之重。其中，从国家财税政策角度来研究如何优化产业结构的相关机制，通过积极发掘与培育区域经济新增长点来助力经济结构调整升级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研究产业结构的演变与调整，首先要准确把握产业结构的内涵，它集中了资本、技术，信息以及劳动力等主要生产要素，并将它们进行有序整合，确保这些生产要素能够协调运作，通过上述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间的优化配置，拉动生产效率的提升。一般情况下，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在市场化作用条件下自发完成的，XX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出台相应的政策、行政法规来弥补市场机制运行过程中的不足，避免生产要素流向产能过剩的行业，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目标，国家相关部门要鼓励重点产业向高资本密集化、高知识化、高附加值化、高新技术化方向拓展。财税政策作为国家采取的一种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手段，对于产业结构转型发展方向的规划具有较强的目的性，这是由于财税政策在制定与实施过程中都将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放到首要位置。具体来看，财税政策对于产业发展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在一定区域内，通过相关的政策工具与制度安排对各类生产要素与资源进行定向引导，确保产业与要素科学合理搭配，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与良好的社会效应。二、地方XX在使用财税政策调控区域产业布局的过程中要保证给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性，过多的XX干预行为会严重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最终引发地区产业同质化，进而出现恶性竞争现象；另外，不当的XX决策行为也会使阻碍产业转型的进程。

随着国内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对宏观调控手段的有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制定科学合理的财税政策对于产业优化升级、构建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现代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目前现有的产业结构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缺陷，为了在短期内实现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的目标，在一些区域内产业布局同构现象比较严重，这也导致很多的生产要素没有并实现优化配置，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另一方面，上述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使部分行业出现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的现象。因此，从国家层面来看，在制定财税政策时要着眼于政策的长远与可持续性，国内产业发展方面累积的问题艰巨性与紧迫性并存。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这些问题都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与其它国家相比，在财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我国都采取了较多的措施来确保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科学性与有效性，特别是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中央与地方各级XX都给予了很多产业较大的支持。从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效果来看，财税政策所发挥的产业扶持作用还很有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工作任务艰巨有关，另一方面在财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较多问题，产业发展与财税政策之间关联度亟待提升。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对于产业分工以及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国内目前在这方面与国际标准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化工、有色金属、化纤等传统行业，虽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优势，但是产业集中度低、生产要素的配置并不合理，而在电子、汽车以及机械等国际竞争力较弱的行业转型升级方面，目前财税政策所产生推动作用则更加有限；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方面，尤其是高新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方面，国内相关产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我国的财税政策还面临着不少的现实问题：如何使目前的财税政策更加合理高效，将企业、产业、市场以及XX整合构建为科学有效的体系，使“区域-产业”利益共同体运转更加规范；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过程中，如何使财税政策发挥的作用更加有效；如何确保产业政策与财税政策的统一协调，使财税政策真正能够落实到位，推动产业的转型发展；如何在财税政策实施过程中更好地运用预调微调的手段来保证其政策运行的灵活性与针对性。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在地区产业的调整与转型过程中，相关部门要加强对财税政策的制定与优化工作，科学合理地运用政策工具，进一步提升产业升级速度与效率，早日实现我国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2.研究意义

目前，如何协调好产业转型升级与财税政策有效施行已经成为摆在各级XX面前的一道亟待解决的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在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在运用财税政策的宏观调控手段来规范与引导产业发展方面积累了不少的方法与经验，但是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一、在财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大多数情况下依赖于以往的经验，在理论方面的研究探索工作不足；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过程中，对于财税政策调控作用的经济效应缺乏定量评判指标；三、财税政策的动态调整性较差，具有很强的滞后性，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比较大，而且事后进行政策调整具有波动性与非连续性的双重缺点；四、财税政策的正常施行需要科学合理的管理方法来保证，这也是目前所缺乏的。因此，在运用财税政策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过程中，要着重研究探讨如何逐步建立适合我国实际国情的理论性财税政策调整框架，使财税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更强的关联度，确保区域产业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作为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理论的一部分，本文在理论研究工作上为其提供了一定的战略引导；另外，从财政学的理论研究方面来看，财税政策作为其重要的分支，加强财税政策在产业调整升级方面的基础研究工作，有助于拓展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为XX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同时也使相关研究人员在财税政策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促进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

同时本文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明确了现有财税政策在引导产业调整与升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体制机制角度对财税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旨在为各级XX相关部门制定更加科学有效的财税政策提供合理化建议；二、从产业优化发展角度对财税政策的实际作用进行了量化研究，结合现实案例进行分析，并对产业区域的空间迁移作出了理论引导，使研究成果更具现实指导意义，有效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合理化调整与发展。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单纯依靠市场自身的作用很难保证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这其中还离不开国家各类财税政策的规范与扶持。国内外相关研究人员在围绕财税政策与产业自主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集聚发展以及产业空间结构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认为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需要倾斜性的财税政策作为支撑。

1.国内外研究现状

产业空间结构：Kong L，Luan X，Du M（2017）以产业空间集聚为研究指标，通过建立计算模型，从地理分布的角度出发重点讨论了企业创新行为与其它活动的作用，研究人员认为：作为产业空间结构优化的标志，产业空间集聚容易受到边际联系成本递减效应的正向推动；Jun D，Kaiyong W（2017）认为，产业集中可分为两种层次：一种是源于生产要素的禀赋效应；另一种则依靠区域一体化所带来的产品创新与生产活动的集中；Yang Z，Zhang P，University P（2018）得出结论：产业空间结构的优化需要集聚的外部性能进行拉动。胡小梅（2016）通过研究回答了以下四个问题：一、财政分权体制下国内在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空间溢出效应是否依然明显？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集群现象在区域一体化及资源跨区域流动的推动作用下可否正常存在？二、从效率、结构及规模角度研究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与财政的影响机制？能否对产业结构升级过程进行动态调整特征的归纳？三、针对不同区域环境与财政收入总量与结构的不同发展阶段，研究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门槛效应是否明显？四、探讨如何更有效地搭建“企业-产业-XX-市场”四位一体财政支持政策新格局助力产业结构升级？李慧玲（2017）从郑州市产业转型中面对的现实问题及产业集聚角度出发，探寻能够推动郑州市经济结构顺利转型的最优财税政策。郑威，陆远权（2019）首先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研究了产业主体与金融供给空间结构之间的作用机理，并结合搜集到的国内256个地级市在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对区域金融中心的溢出效应与地方金融发展的本地效应进行了细致地区分，有力地说明了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地方金融发展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同时进一步研究发现：邻近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明显受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促进作用。研究者还使用常规的经济学定量分析工具与方法对上述所得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谢婷婷，刘锦华（2019）从产业结构升级的绿色经济增长效应入手对金融集聚进行了研究，发现两者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认为在空间溢出效应方面两者关系并不明显。另外，受区域间产业发展阶段、金融开放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各类空间效应因素的影响，绿色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金融集聚之间的相互影响还呈现出一定的区域效应。李燕，佟成军（2019）在对国内产业结构变迁不均衡与空间活动进行实证分析时发现：两者共同作用形成了区域经济的差异性；影响产业布局的因素不再单单局限于经济地理、基础设施等因素，产业政策贯彻实施的力度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产业结构变迁受改革开放的影响很小，而区域产业结构差异的形成则与历史因素、地区薪资水平有密切关系。

财税政策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杨巍洁（2017）认为要从根本上推动张家口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调整进程，要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充分发掘高新技术产业的引领作用，逐步建立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协调发展的新型产业格局。研究者特别提及了以下几个方面：财政政策要向第二产业适度倾斜，尤其要加大对于可持续优质特色农业的资金投入力度；第三产业的发展要以第二产业转型升级为契机，在此过程中财政政策也需要进行合理优化；逐步培养一些优势低耗产业，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财税政策与产业自主创新：张铁山、管敏(2016)以高新技术创新能力为研究指标，使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将我国31个省市（港澳台除外）进行综合排名，得出结果为：西部地区在技术创新方面的能力最弱，中部地区稍强，东部地区则最强。同时还对上述地区今后的发展策略提出建议：西部地区要充分发掘自身的地缘优势与国家给予的相关优惠政策；中部地区要进一步优化完善产业集群与技术体系，同时还要将已有的资源优势与区域优势相融合；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还要进一步提升产业链的发展质量，巩固已有的发展成果，另外还要积极学习与引进适合地区发展的国外先进模式。姚林香，冷讷敏(2018)研究发现企业的创新能力在财政补贴的情形下会出现抑制现象，而税收优惠政策则有助于激发也的创新动力，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研发投入的增加也可以间接拉动企业创新能力。

财税政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汪涛等人(2016)认为政策干预工具与目标的选择要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进行调整。靳光辉(2016)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提升企业融资水平、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降低政策的不确定性。吴钰(2017)研究发现政策推广力度越强，企业获取的XX补助就越多，且企业财务相关指标会随着新能源补贴政策的推广规模出现升高的现象；武咸云等（2016)则认为XX对企业的补贴行为要适度，若补贴程度超过一定的范围，则会削弱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力度。郑振雄，陈鸿翼(2019)借助专门的经济分析模型得出结论：财政政策的门槛效应贯穿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且研发投入对创新的激励程度与门槛值呈现正相关。

财税政策与产业集聚：安苑和宋凌云（2016）认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幅度与财政结构性调整之间具有“西高东低”的地区差异。李香菊、祝丹枫(2018)研究提出XX应当加快自身在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职能转变，由传统的“功能型”XX向“服务型”XX过渡，逐步消除阻碍产业发展的各类因素，如企业与XX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与冲突，同时要保持财税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李丹、曾庆峰（2017）以小微企业的生存发展为研究对象，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倡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制定财政政策时要以能否促进小微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为重要前提，切实解决它们在生存与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

2.研究述评

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研究人员对于财税政策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析，在此过程中运用了实证分析的方法，还深入产业结构的内部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做了归纳与总结，尤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自主创新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要注意到当前的研究过程中还存在亟待完善的方面。比如，财政政策对于新兴与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与推动机制、针对区域产业集聚状态的财税支持政策的探究都已经成为研究热点，相关文献数量比较多，但是对这些文献进行梳理后会看到，相关研究都集中于对产业结构或者结构发展中的某一个方面或者某几个方面展开，且在理论层面的基础研究工作稍显薄弱，更偏重于提出一些描述性的对策。后期的研究要切实加强理论深度，得出具有普遍适用价值的政策建议。

（三）研究框架、研究内容及方法

1.研究框架

2.研究内容

在研究财税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时，本文以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相关配套财税政策的实际运行情况作为实例进行分析说明，研究过程所依据的原理主要是产业调整与空间布局理论，同时还从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出发，通过建立区域产业空间结构优化模型，提出了加快产业空间优化的方法策略，以弥补当前财税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遇到各类问题。文章可划分为以下七个部分：

第一章，绪论。总体介绍论文课题来源及其研究意义，同时对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情况进行归纳，确定研究框架、方法与主干内容。

第二章，相关研究理论综述。重点对财税政策、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产业集聚等理论原理进行了说明。

第三章，以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结构调整为实例分析总结当前财税政策在高新技术产业结构优化完善过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第四章，从高新技术产业结构优化机理的角度来研究财税政策对其的推动作用。具体从产业间投资、消费、空间结构影响以及产业集聚现象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第五章，主要进行实例分析过程，概括了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现状，在第三、四章内容的基础上，运用数据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财税政策对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同时对计量模型与体系的可行性进行验证。

第六章，提出有助于高新技术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财税政策制定方案。

第七章，结论与展望。

3.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首先要确定研究课题，同时展开与其有关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对相关文献的主要内容进行归纳汇总，梳理同类型文献并从理论基础与经验借鉴两个方面着手，归纳分析产业结构的演化过程及其基本理论，总结出关键的影响因素。

机理分析法：一、从XX的角度出发，采取适度的激励政策来推动企业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实现企业利润率稳步提升；二、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而言，财政激励与税收优惠政策都有助于推动其产业结构的优化完善；三、产业空间结构动态调整也需要财税制度的支撑。

案例分析法：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结构调整与财税政策实施的现状对于研究相关产业发展与财税政策的匹配度具有重要意义。另外，针对所搜集到的相关产业发展水平数据与资料，有助于发掘其内部的运行规律。

二、相关理论综述

（一）产业结构内涵

所谓产业空间结构指的是各产业间结构间的密切联系以及空间上的优化组合特征，通常涵盖了产业结构以及空间结构两部分，包含相关区域内空间层面各产业部门、环节及相关要素的优化配置，标志着产业组成、相关性和地域空间范围内产业部门的展现形式及状态。资源的优化配置效率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间的布局构成形式以及产业空间结构的合理性，从而构成联系紧密、相互融合的系统整体。

通过相关资料调查归纳，本文将产业结构定义为通过社会、经济、生态等多元化因素的影响，推动资源的优化整合和利用，优化产业结构，合理配置流动资源，从而达到产业整合和转移。产业空间结构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产业聚集与转移，并且各种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影响。产业空间结构各种表现形式在不断作用、适应的过程中加速了优化产业空间结构的进程。

（二）财税政策内涵

财税政策一般涵盖了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两个层面。所谓财政政策指的是以该时期内社会经济发展的财政工作为前提，社会总需求在税收政策以及财政支出的作用影响下，合理化调整国民收入以及就业水平的政策，属于国家经济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税收政策则是指为推动税收工作的有序开展而制定的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基本工作准则，其目标直接指向税收负担。财税政策是经济调节以及弥补市场不足的关键方法，利用税收、财税支出等形式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科技研发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等。

（三）产业空间结构相关理论

1.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1）佩蒂-克拉克定理

在深入探讨著名学者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国民收入水平与劳动力流动间关系的前提下，著名学者山科林·克拉克（C.G.Clark）提出了佩蒂-克拉克定理。该定理认为，在经济加速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不断增加的基础上，劳动力会逐步由第一产业过渡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而导致第一产业劳动力不断减少，而第二、三产业劳动力分布逐步增多。基于该理论的延伸，一定区域内的人均收入越多，第一产业中劳动力所占比例就越小，反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占比就越高。

（2）库兹涅茨法则

在探究分析相关学者研究成果的前提下，著名学者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通过深入研究国民收入水平与劳动力比重在产业布局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变化发现，在经济加速发展以及时代不断前进的背景下，农业部门的国民收入与劳动力呈不断下降趋势，而工业部门的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劳动力比重呈稳定趋势；此外，服务行业国民收入水平并不呈同步发展趋势，可能存在不变或者缓慢增长，而劳动力比重却不断增加。

（3）霍夫曼定理

在“霍尔曼比例”的基础上，著名学者霍夫曼（W.G.Hofmann）探讨了资本资料工业与消费资料工业的比例变动关系，换言之就是资本资料与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之间的比值。工业发展阶段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霍夫曼比例在4-6间为第一阶段，该阶段中制造业中涵盖了相当高比例的资料工业净产值，而资本资料生产处于相对落后阶段；霍夫曼比例在1.5-3.5间为第二阶段，该阶段中明显加快了资本资料工业发展进程，然而仍落后于消费资料生产规模；霍夫曼比例在0.5-1.5间为第三阶段，该阶段中资本资料与消费资料工业规模呈相对稳定趋势；当消费资料工业规模小于资本资料工业规模时为第四阶段。霍夫曼定理实际上指的是资本资料工业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而远超消费资料生产规模。

（4）雁行形态说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赤松指出，后进发展国家通常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历程中采用“外来进口-自主生产-出口”的雁形形态模式，并且指出了产业发展计划历程，也就是粗放式产业发展逐步转化到精细化生产，生产资料产业发展逐步转变到生活资料产业发展，消费资料发展逐步转变到生产资料发展，农业及轻工业发展逐步转变到重工业发展。

2.产业集聚理论

产业集聚指的是企业区域空间的集中以及给予各产业之间的密切关联、协作分工、价值链生产联系、辅助性支持产业联系等相互融合而在某一区域范围内所形成的拥有良好竞争潜力的联合体。聚集规模中涵盖了具有上下游产业链关系的企业客户、有显著竞争关系的企业、产品配套生产商、能够提供培训、技术支持等服务的XX及相关机构，在优化配置各生产要素的前提下，推动企业间实现XX政策、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共享，从而有效降低企业的信息、劳务、运输等方面的成本，充分发挥集聚效应的潜在优势。区域内各集合体通过构建合作交易伙伴关系，在该效应的有力推动下，切实提升生产效率、削弱成本支出，最大程度的优化分配资源，实现制度、技术、资源等方面的合理倾斜，有效增加产业布局内的经济效益，产生良好的产业关联、资源聚集、知识创新溢出等经济聚合效应。

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所创作的《经济学原理（1890）》中，明确指出某一区域内生产效率的有效提升能够在产业聚集的影响下产生一定的外部规模经济，也就是所谓的降低生产成本现象。在产业集聚区域内，产业成本能够伴随着产业集聚的专业化而不断降低，激发知识信息与关联溢出效应，全面提升生产效率，从而达到良好的协同。学者熊彼特（Schumpeter）指出，产业部门间能够随着创新的不断推出延伸而增强协作关系，从而在区域内产生良好的集聚效应，有效推广创新，产生良好的企业融入吸引力，达到良好的技术创新聚集效应。钻石理论中，学者波特指出，某一区域内的产业竞争力往往决定于生产要素分配、需求程度、产业分配及支持、企业发展战略四个要素，并且双向影响作用十分突出，构建起良好的钻石体系。并且XX支持与潜在机会也影响着产业竞争力的效果。国家发展优势的有效提升一定程度上受到基础与辅助要素结合的有力影响。

3.产业结构演化阶段理论

《区位论及区域研究方法》中，著名学者陆大道将产业结构的进化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以农业为主导，在该阶段中生产力水平不高，区域发展比较闭塞，区域间的关联并不密切，农业为劳动力的主要收入来源，产业空间结构的转变要素比较匮乏，发展水平比较落后，保持一种具有显著稳定性的平衡模式。

第二阶段主要是处于过渡阶段，外部优势以及内在的改革需求推动其加快发展速度。在该阶段中，显著增强生产分工以及核心城市的发展辐射力，产业空间结构保持一种中心向边缘化过渡的模式。

第三阶段社会经济与工业化加速发展。国民收入水平明显提升、投资规模日益增大、第三产业地位显著增强，交通更为便利和顺畅，区域内加强空间流动体系，区域城市密切联系，逐步演变为中心—边缘的多核心空间发展结构。

第四阶段为高消费以及创新经济主流发展阶段。区域内的产业空间结构日益协同平衡发展，达到了一种较为动态平衡和加速发展进程的良好状态。

（四）产业结构的形成演化机制

1.区位指向

所谓区位指向指的是影响产业空间结构发展进程的潜在因素。企业在区位选择的过程中必须优先对市场规模、潜在劳动力、燃料动力、原料地、自然地理、运输条件六种指向进行优先考虑。初级阶段的经济活动开展需首先对区位指向问题进行思考，从而在各指向的优化选择中打造良好的生产优势，全面削弱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

2.产业集聚与扩散

（1）集聚机制

集聚机制的形成得益于集聚经济的内在需求、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及区位指向，实际上指的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经济活动致力于获取知识溢出效应、资源关联及集聚效应而达到的集中。

①资源集聚效应

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企业集中可以提升产业链上下企业及厂商的生产效率，优化配置利用行业价值信息、人才资源、技术设施、技术服务支持、知识创新，从而有效提升企业的生产力，推出具有较强接受度的产品服务，企业通过集聚效应获得潜在的区域发展优势，切实提升经济效益和利润。

②产业关联效应

分工效应、竞争合作效应涵盖于产业关联效应中。企业在集聚区域内能够切实提升生产效率、削弱生产、交易、运输及产品库存成本、服务支持成本等，促使企业通过专业化分工，产生良好的协同关联效应。有序竞争能够达到良好的激励效果，推动企业革故鼎新，优化生产设计、增强生产效能，引导集聚区域内的各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③创新与知识溢出效应

一般而言，由于集聚而产生的发展压力推动着企业不断创新管理方法和技术，加强沟通协作；在空间位置不断集聚的背景下，企业所产生的创新技术极易流通到其他企业，进而有效延伸产业链，并基于各产业实际打造产业集群，产生良好的创新溢出、资源集聚以及产业关联效应，因此区域经济加速发展的资源共享聚集离不开产业集聚的关键作用。

（2）扩散机制

产业结构产生扩散的根源主要在于：其一是企业集聚所产生的外部环境消极作用或者低成本经济效应缺失时，就不得不选择产业扩散模式。其二是探索更加优异的发展机会；其三是产业由于受到自然环境、原材料等区位指向的较强依赖而产生区位指向不利影响；其四是XX政策的颁布实施。XX在集聚区产生环境污染、人口增长过快、经济活动频繁等影响下，就会颁布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产业空间结构优化升级。

3.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通常包括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维度。所谓产业结构高级化又可称之为产业结构升级，指的是产业结构由低级形式转化到较高级形式的过程，通常遵循产业结构的变动规律，从低级阶段演进到高级阶段。而产业合理化指的是产业间能够进行良性协调，具备良好的适应和产业结构转换能力，能够基于市场需求的改变而产生效益最佳的产业结构，主要体现在产业间的经济技术、数量比例以及作用关系达到有序平衡状态的过程。

所谓产业结构调整指的是分散低水平的企业产业结构，并通过一定的形式逐步向集中合理化产业结构过渡的过程。一般而言，产业结构调整遵循由第一产业过渡到较高形式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规律；由资源集中型需求过渡到技术集中型；由低附加值、分散产业逐步过渡到高附加值、集中型产业。在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合理高效化实际上是动态化调整、提升产业间关系的进程。

4.XX的政策作用

XX政策在产业布局以及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区域产业布局以及经济发展实际，XX在结合当前市场发展机制的前提下，颁布实施具有市场引导功能的相关政策。XX通过优化产业发展目标和区域发展格局，利用政策扶持和激励，有效加强技术创新研发，削弱企业的潜在性风险，进而有效影响产业空间结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三、高新技术产业结构调整中的财税政策现状

（一）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的机遇

现在，全球化经济正朝着稳中求进趋势发展，国内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发展进程以及创新创业实施制度也有效影响着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产生了切实的发展福利。

（1）多重国家战略叠加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国家在“十三五”时期颁布实施了很多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有效影响着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使其具备良好的发展机遇。所实施的战略规划中涵盖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总体方案”、“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等区域性发展战略。第二届国际进出口博览会于2019年11月正式开展，江苏省从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逐步转变为优进优出，有效推动了江苏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并给予其全新的发展潜能。长三角地区始终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深入探究长三角地区的资源信息共享、交通体系建设、创新协同发展等专题，致力于展开重要性技术合作，营造优异的发展环境，助推高技术产业加速发展。

（2）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加速带动区域资源共享

长三角地区在区位上与浙江、江苏、安徽三省以及上海一市毗邻、具有经济发展互补、人文地理相类似的潜在优势，是国家推行发展战略的关键地区。在长三角地区不断加强一体化的背景下，信息技术和各种资源能够更好的共享分配，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协作双赢的良好局面。上海、苏州等城市汇集了很多具有较高知名度的高等院校、高新技术型企业以及科研机构，打造了具有强大知名度和优势的创新创业网络。长三角区域内很大一部分创新研发企业率先构建起XX、企业、学校、科研机构于一体的合作模式。江苏、浙江、安徽所实施的“引进来”战略与上海市所实施的“走出去”战略密切融合，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背景下，区域范围内也实现了产业转移与空间结构的合理化调整。各区域、产业园区、企业间不断加强招商和科研技术合作，有效加速了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程。

（3）信息网络技术广泛应用推动生产方式变革

《打造全球数字经济高地——2019数字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报告》于2019年10月正式颁行实施，这是长三角地区逐步加速发展数字化经济的重要标志。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信息网络技术的影响，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推动生产方式的改革。长三角地区在改革信息网络生产方式方面，下大力气构建电子商务产业园，切实增强了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化建设，形成了电子商务产业加速发展的新局面。区域内的重点企业已经进行“互联网+”建设试点，致力于通过引进智能传感、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打造能源互通平台，彻底改变以往能源管理落后的局面，加速能源互联网改革。

（4）雄厚经济实力、技术与人才优势奠定提质增效基础

长三角地区积极推动技术产业空间结构转型升级、优化企业产品及技术服务，创新性的推动科研技术及产品创新，步入了低消耗、高品质、高收益、集中化、高科技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并且，在区域文化发展方面，长三角地区打造了创新合作、共赢发展的新理念，推动各方积极创新创业。上海的高技术产业发展主体为电子信息产业，并且近几年加速了航天航空、生物医学等方面的发展进程；浙江省创新引入各大高校，积极转化高技术产业成果以及开展产学研合作；鼓励民营企业逐步过渡到高新技术企业，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示范基地；江苏省在技术研发创新过程中，打造了具有相当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和项目，在建设发展重点项目和高新技术的过程中助推产业快速发展；安徽省XX颁布出台关于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创新发展的政策，加快推进产学研合作，合理配置优化资源，打造创新型发展平台，形成了合芜蚌试验区，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程。综上所述，长三角地区自身优越的技术、资源、人才等经济基础，能够推动其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结构调整的特征

1.空间分布集聚特征明显

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优势，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在拉动经济增长上发挥着重要的集聚与辐射作用。据统计资料显示，2018年全国共有156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其中长三角地区就有32个，占全国的20.51%。2018年国家级经济开发区10强中，苏州工业园区位于榜首，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五名，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分别位列第八、九、十名。2018年长三角地区国家高新区企业总数达到549,380个，其中高新技术企业数达14,074个，主营业务收入达81485.5亿元，可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成为已经成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要素的集聚高地。

表3-1 2018年长三角地区国家高新区主要经济指标

	企业数（个）	营收（亿元）
长三角地区国家高新区	549,380	81485.5
长三角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13,812	274,54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经过多年实践，长三角地区在空间布局一体化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成效显著。长三角区域合作已进入多形式、宽领域、深层次的实质性深化提升阶段，所设立的若干大平台与若干专题均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其协调机制建设正向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方向发展。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在空间上已形成“中心城区—都市区—城市群”的多层次嵌套型结构，重要节点城市及其毗邻县市之间已在空间上呈现连片发展形态，形成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多个都市圈，且相互连接形成长三角的基本空间架构。

由于高技术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以及空间布局的优化中能够给区域带来知识与技术的溢出效应，借助长三角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以及密切的区域合作，该区域高技术产业的空间分布的特点由松散型向集约型不断演进，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带。此外，随着我国高铁事业的飞速发展，长三角地区沪宁、沪杭、宁杭等线形成了长三角地区“一小时经济圈”，为长三角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机遇，为产业空间结构优化创造了条件。在此背景下，凭借着长三角地区的竞争合作、信息交流与便利交通，高技术产业空间结构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与发展。

2.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1）长三角高技术产业规模不断上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最新数据获取不到，需花钱购买，待改。《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018年我国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为 亿元，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81,485.5亿元，占全国31.79%。2018年长三角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数达14,074家，每年逐步稳健增长，从业人数年平均数达到了495.4人，且整个产业的运行指标均有所增长，如全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81,485.5亿元，比上年增长6.9%，实现利税3712.8亿元，利润2639.8亿元，出口交货值18522.8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3.32%、13.01%、0.26%。

（2）高技术产业持续增长，近几年有所放缓

自2016到2018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总额持续增长，从58,973.1亿元增长到81,485.5亿元，年均增速达12.72%。在2018年增长率达到最高，在此之后受到国际形势等因素的影响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从长三角地区内部各省情况来看，江苏地区占比最大且持续增长，处于长三角地区的领先地位，在2018年，江苏地区高技术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达到35,077.1亿元，占整个长三角的43.05%，全国排名第一，可见江苏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势头较为强劲，同时，江苏高技术产业在企业数、当年价总产值等其他主要经济指标上也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其次，2018年上海地区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为22,082.0亿元，占长三角的27.10%，但近年来增长幅度较小；浙江地区高技术主营业务收入15,476.9亿元，占比18.99%，近年发展速率也较快；安徽地区实现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8,849.5亿元，占比10.86，在长三角地区是发展最为薄弱的区域，但也呈逐年增长的趋势。

3.产业转移倾向明显

（1）从产业梯度系数分析产业转移倾向

戴宏伟（2006）认为产业梯度是由于区域上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以及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而形成的阶梯状差异，由于梯度差异的存在，某地会把相对落后或者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与其存在产业梯度的地区，成为承接地相对具有优势的产业，从而提高区域整体的产业空间结构水平他通过计算区位熵（LQ）和比较劳动生产率（CPR），将两者的乘积称为产业梯度系数（IGC），以此来衡量区域产业梯度水平，用公式表示为：

IGC=LQ*CPR （3.1）

比较劳动生产率可以用一个部门的产值同在此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比重的比

率来表示，反映1%的劳动力在该部门创造的产值(收入)的比重，表达公式为：

其中，i表示产业，共m个；j表示地区，共n个。x可以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或是产值、增加值、从业人数、企业数量等指标。l表示区域内的就业人数。本文在计算长三角地区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时采用各省各类产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四地该产业总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除以与之对应产业各省从业人员占四地该产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分别对三次产业、高技术产业以及高技术产业下细分的五类产业进行测算。经计算，结果如表3-2,3-3,3-4所示。

表3-2 长三角地区三次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2018）

比较劳动生产率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第一产业	1.0076	1.4372	1.2870	0.6142
第二产业	1.3800	1.2143	0.8368	0.7370
第三产业	1.4209	1.3384	1.1045	0.3438
高新技术产业	1.1861	1.0416	0.6953	0.9804
医药制造业	0.8337	1.2849	0.7220	0.8280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	0.7244	1.3936	0.4021	0.2928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1.0337	1.0448	0.8181	0.9367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1.2686	0.8600	0.6057	1.3970
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0.8221	1.2468	0.5310	0.8994

数据来源：由2019年《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年鉴》、长三角三省一市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通过表3-2可以看出，上海与江苏的三次产业及高技术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都在1以上，处于领先状态，以较少的劳动力创造了较高的产出；而安徽的三次产业与高技术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都低于1，劳动效率较低，但在高技术产业上领先于浙江，浙江在第一与第三产业上有着较高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从高技术产业中的细分行业来看，江苏和上海表现出整体较强的比较优势，而安徽除了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其他行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都超过了浙江，特别是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为四地之中最高。

表3-3 长三角地区三次产业与高技术产业区位熵（2018）

区位熵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第一产业	0.1098	1.1633	0.9216	2.3906
第二产业	0.7358	1.0065	1.0134	1.1281
第三产业	1.3475	0.9774	0.9947	0.7358
高新技术产业	1.4956	2.0038	0.5958	0.6068
医药制造业	0.7122	1.2739	0.7409	0.8258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	1.1006	0.9596	0.0271	0.1222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0.9853	2.0658	0.6526	0.4882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3.9215	1.9522	0.1283	0.7538
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1.1885	3.7435	1.1494	0.6990

数据来源:由2019年《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长三角三省一市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从表3-3四地各产业的区位熵可以看出，上海在第三产业与高技术产业中的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表现出较强的集聚性，江苏在高技术产业的集聚程度最强，浙江的第二产业与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区位熵超过了1，安徽地区仍在第一、第二产业有较强的集聚性。

将表3-2、3-3相乘可以得出长三角地区的产业梯度系数，如表3-4所示，三次产业与高技术产业己在长三角地区形成了明显的梯度差异：上海在第一产业上已经明显淡出，在第三产业与高技术产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中的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上，有明显的发展优势；江苏在所列举的产业中具备的优势明显，梯度系数全部大于1，特别是在高技术产业以及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上，将会成为长三角地区该行业的发展龙头；浙江梯度系数大于1的产业有第一、第三产业，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安徽梯度系数大于1的产业有第一产业与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行业。四地梯度系数差异明显，可见，当江苏、上海两地的高梯度差产业优势退去或者不在具有优势时，在长三角地区将会形成转移趋势。

表3-4 长三角地区三次产业与高技术产业梯度系数

梯度系数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第一产业	0.1107	1.6718	1.1861	1.4683
第二产业	1.0154	1.2222	0.8480	0.8314
第三产业	1.9147	1.3081	1.0987	0.2530
高新技术产业	1.7739	2.0872	0.4143	0.5949
医药制造业	0.5937	1.6368	0.5349	0.6837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	0.7973	1.3373	0.0109	0.0358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1.0185	2.1582	0.5339	0.4573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4.9748	1.6789	0.0777	1.0530
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0.9842	4.6673	0.6103	0.6287

数据来源：由2019年《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长三角三省一市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2）长三角地区企业数量与投资额增长率差异明显

表3-5考察了2016-2018年的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企业数量。可以看出上海和安徽的增长率在减缓，分别由-2.05%降至10.3%,23.19%降至20.78%，本地企业数量增长逐步放缓，一些企业的落户位置有所改变，与此同时，江苏地区的企业数量增速加快，近三年维持在-0.27%-60.16%之间的增长率。

表3-5 长三角地区企业数及增长率

企业数（个）	2016	增长率	2017	增长率	2018	增长率
上海	2898	-2.05%	3756	29.61%	4417	10.3%
江苏	2934	-0.27%	3328	13.43%	5330	60.16%
浙江	1479	1.92%	1655	11.90%	2511	51.72%
安徽	1051	23.19%	1338	27.31%	1616	20.78%

数据来源：2015-2018年《中国高技术统计年鉴》

近年来上海、江苏高技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速略有减缓，而浙江、安徽两地的高技术产业投资额增速较高，可见高技术产业在这两地的投资增加迅速，可见其从较为发达的上海、江苏地区开始出现转移倾向，安徽和浙江以及较偏远地区成为长三角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腹地。

（三）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的问题

1.产业内部结构存在的问题

（1）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行业发展不均衡

整体上来看，长三角高技术产业发展迅速，但从行业结构来看，行业发展并不均衡、差异较大。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在2017年主营业务收入仅达到438.01亿元，然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达到了20618.86亿元。

表3-6 2017年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分行业发展情况

行业指标	医药制造业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企业数（个）	1688	68	4863	473	2236
从业人员平均数（人）	451617	33659	2359547	594736	512236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5384.01	438.01	20618.86	8878.69	512236
利润总额（亿元）	587.60	27.04	1287.48	261.93	5176.68
利税（亿元）	926.73	35.02	1752.68	299.73	698.67
出口交货值（亿元）	556.87	115.31	9766.93	7281.83	801.83

（2）长三角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区域差异大，经费来源单一

首先，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区域差异显著，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对R&D投入强度进行比较后发现，2017年长三角的R&D强度仅为2.71%，但区域差异显著，其中上海R&D投入强度为3.93%，江苏、浙江和安徽分别为2.63%、2.45%、2.05%，远低于X、德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的研发投入强度，三省一市XX在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导和引导作用较强，长三角地区财政科技拨款占XX支出的比重为4.3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6%)。从分行业的角度来看，在长三角地区研发投入最高的航天航空器及设备制造业，虽然水平超过了英国，但离X还有一定差距，其他行业更是普遍低于发达国家，差距最大的是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X高达14.67%，是长三角的28倍。经过了与全国水平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比较可以发现，高技术产业无论在整体研发投入上还是分行业的研发投入上都存在着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虽然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保持高速发展，但研发强度提高不是很大，区域差距大。

其次，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科研经费来源单一。从表3-7可以发现，企业资金是长三角地区科技经费的主要来源。2017年企业资金占科研经费的比重达到90.41%；XX资金所占比例较小，但逐年增长的态势说明XX渐渐重视对高技术产业的经费支持；金融机构贷款除了在2016年达到较高比例之外，其余年份比例也是呈逐年下降趋势，2017年仅为2.25%。

表3-7 长三角高技术产业科技经费来源占比

主要指标	2015	2016	2017
企业资金	90.02	90.66	90.41
金融机构贷款	2.48	2.78	2.25
XX资金	7.50	6.56	7.34

数据来源：2015-2017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3）区域上高技术产业发展差异较大

无论从各省之间还是从省内各市的发展情况来看，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2018年长三角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为81485.5亿元，上海和江苏占各自省市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9.89%、18.40%。这一比例在浙江和安徽分别为7.44%、6.88%，可见，安徽在高技术产业发展规模上处于弱势地位，相对于长三角其他省市发展较为滞后。浙江与上海和江苏相比，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上仍存在较大差异。

从省内各市的发展情况来看，江苏与浙江省内城市间高技术产业发展差异较为明显。江苏地区的高技术产业主要集聚在苏南城市群和沿江区域，这些地区的高技术产业产值几乎超过了全省高技术产业产值的90%。2018年苏南五市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达到22064.51亿元，占全省的比重为62.90%，对于浙江省而言，情况也很类似，高技术产业集中于环杭州湾地区并以杭州与宁波为发展核心，而其他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发展还较为欠缺。2018年浙江百强高技术企业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654.34亿元，占全省的比重为34.52%，而百强企业在空间的布局上大部分成集中在杭州、萧山、宁波、绍兴、温州、湖州、衢州等地区。

2.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的制度性问题

（1）管理与协调机制亟待创新

由于高技术产业发展较为分散，分别由各省负责进行管理，使得其联动效应较差，很难在区域之间形成创新管理的协调机制，导致区域之间技术交流困难，容易产生重复成本，很难集聚成高利用率、高附加值的产业链。与此同时，长江三角洲地区没有专业的机构对区域产业链进行协调和管理，使得各个组织之间不能形成共享开放的局势，不利于高技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无法发挥本区域的特色和优势。

（2）借资借智借势明显不足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发现长江三角洲地区科研经费来源渠道单一，缺乏XX的资金支持，而市场中很多金融贷款机构风险投资又较为谨慎，导致区域高技术产业科研资金紧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科研创新和产业机构升级。另外，本区域内人才培养机制落后，忽略对于人才的引进，造成大量人才的流失。目前，尽管高等院校开始完善人才引入和培养机制，但是在短时内基础设施的匮乏很难使其发挥出真正的作用。

（3）园区建设缺乏特色

针对长江三角洲来讲，该区域的高技术产业园区的建设虽然较为先进，处于国内的佼佼者，但是园区内过度注重开发和集聚，在开发的过程中缺乏专业的合作和协调精神，产业的关联性较弱，合作能力效率低下，没有结合园区内的优势特色进行开发，难以形规模化的集聚联动效应。与此同时，对于周围的产业也没有形成辐射作用，产业较为分散，导致高附加值产业链流于形式，缺乏区域特色。

（四）长三角地区财税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1.财税政策的制定不健全

由于XX投入的管理成本有限、信息不对成，导致其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脱离产业与空间发展的规律，忽略具备发展潜力的产业；其次，寻租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妨碍产业空间优化的进程；另外，产业空间结构优化发展较为迅速，现有的财税政策无法满足其发展的需求，存在严重的滞后性。例如，目前国家大力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并为此制定了明确的政策和制度，然而在实践中却很难得到落实，造成许多针对性的策略无法真正得到落实。与此同时，XX还鼓励企业进行风险投资来优化融资环境，然而现存的制度体系不健全，使得企业投资存在较大的风险。

2.财政投入不足

现阶段财政投入不足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部分园区建设没有重视盲点建设，研究建设的方向存在问题，从而造成财政资金较为匮乏。另外，科技投入和园区产业集群效应较差，没有为园区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造成园区创新能力低下。与此同时，缺乏相应地支持和鼓励政策引导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创新，造成该类企业较为分散，很难形成集聚效应，造成信息不对称、资金匮乏的现象频繁存在。目前，上海、安徽、浙江、江苏等地的财政支出逐渐呈现出上升的趋势，通过研究相关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其增长速度较为缓慢，根本无法支撑当地企业的发展。

3.税收优惠措施不足

由于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承担较大的税收负担，缺乏相应地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技术产业的空间结构优化。中小企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发展前景，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另外，获取创新和研发的税收优惠也存在较大的困难，目前，增值税优惠主要集中于计算机、集成电路、软件等领域，而高新技术涵盖很广，其他产品领域很难获取相应地的税收优惠。与此同时，现存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的对象和方向严重脱离实际，重点放在支持企业科研项目的研发和创新，但是却忽略了对于科研实验、人才培养、引进等方面的支持和鼓励，造成其企业在创新同时存在较大的风险，例如，科研，其次，现行的税收优惠的环节和对象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鼓励科技型企业、大型科研项目的发展，但忽视实验室研究与开发环节、人才引进等风险与收益不对等环节的支持，比如，对科研人员的激励不足，在缴纳赋税后，科研人员工资与其付出不成正比，很难激发科研工作人员研发的热情。现阶段，国没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具有较大的局限性，适用的门槛较高，而市场中对于中小企业含义的界定有所不同，造成税收优惠很难惠及到小微企业；此外，大多数企业背负的税收负担较重，资金周转较为困难。由于上述税收政策存在的弊端和缺陷，阻碍了企业的产业空间结构优化进程。

4.企业融资环境差

国内的产业集聚区企业能够获取融资的途径有限，资金来源单一，集群产业区内缺乏成熟完备的金融服务机构，民间资本根本无法发挥出真正的作用。另外，受到传统思维的限制，部分银行忽视中小企业的融资项目。此外，园区内布缺乏完善的金融服务机构，资金供给严重不平衡，结构不合理阻碍了集群企业的融资。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缺乏资金的支持，无法开展各项科研创新活动，研发活动丧失了经济基础的支撑，不利于中小企业的长远发展。与此同时，相较于科技创新来讲，风险投资的数量较小，XX出台的财政支持无法满足企业创新的要求，市场中企业对于资金的需求往往供不应求，然而，国内的风险投资基金处于起步阶段，发展较为缓慢，很难弥补资金需求的缺口。

四、财税政策对于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结构优化作用机理

（一）财税激励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XX常用的激励方案有直接补贴、XX低息贷款或者无需偿还的XX贷款等，XX通过财税政策激励，使得企业可以在产业空间结构优化的过程中得到公共资金因此不通过向私人消费者收费来收回所有成本，间接可以降低产品成本或者价格，以此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以XX采取补贴推动当地产业集聚为例，企业在产业空间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考虑的因素是主要是成本，如果XX在推进企业集聚时建立激励合约以给出补助，设XX分担企业成本并向提供转移支付t：

（4.1）

在公式4.1中，a表示固定支出，b是企业承担的成本份额b∈[0,1]，C表示企业成本；b是XX给出刺激方案的力度。线性方案的形式决定了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形式：

（1）b=0时，XX会负担该项目成本，企业不再承担项目成本。这种激励方案实际上是力度非常低的；

（2）b=1时，这种情况下XX实际上并没有对企业成本进行分摊，只是给予企业一个t值的固定的补偿，这种补偿的力度是非常高的。

只有当斜率b大于0小于1时，这种线性激励方式才是常用的激励性方案。我们考虑产业空间结构优化过程中只有一个公共项目的简单情形，该项目对消费者的价值是S。一个企业就可以完成该项目，XX希望设计一个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激励方案。企业的成本函数是：

（4.2）

在公式4.2中，β是效率参数，e是企业发挥的努力水平。在本方案中，假定企业如果能够发挥e的努力水平，就可以将该项目的成本降低e个水平，在这个努力过程中，企业给员工带来了负效用φ（e）。负效用随着努力程度的增大而增大，当e大于0时，φ，大于0；此时增速φ，，大于0，并且φ（0）=0，首先我们假定，XX可以观察到成本，并且我们遵循成本由XX补偿给企业的会计惯例。为了让企业接受产业空间结构调整，XX会给予转移支付t，其中包含了对成本的补偿份额，令U表示企业的效用：

（4.3）

对企业而言，接受XX补偿得到的效用至少与它处在这种关系之外一样多。我们将企业外部机会的效用水平或者“保留效用”标准化为0。相应地，企业的个体理性约束是：

（4.4）

令λ（大于0）来表示XX资金的影子成本，即，每征收1元扭曲性的税收给纳税人带来的负效用是（1+λ）元，消费者/纳税人的净剩余是：

（4.5）

对XX来说，事后的社会福利是：

（4.6）

也就是说，社会福利是该项目带来的消费者剩余减去纳税人观察到的该项目的总成本C+φ（e）与企业保留效用之上的租金之和乘以公共资金的影子成本。假定XX是斯塔克尔伯格先动者，它向企业作出了一次性要价。在完全信息下，也就是说，知道β并观察到了e，XX可以求解下式：

（4.7）

约束条件是U≥0，这个规划的解是：

XX和企业之间的很多合约都可以实施由这两个公式定义的最优规制结果，在财税政策激励方面，XX可以向企业提供转移支付t=φ(e*),与此同时企业会发挥e*的努力程度（也就是可以将目标成本设为C=β-e*）。XX也可以向企业提供固定价格合约：

（4.8）

这里，a≡φ（e*），C*≡β-e*。因此企业是它成本节约的剩余索取者，从而它会选择e来最大化也就是说e=e*，它的效用就是U=0。通过这种合约方式XX可以给企业降低成本的完美激励，进一步，在完全信息下，XX给予的固定支付a是可以调整的，以便调整给予企业的利润空间，发挥财税政策的引导作用。由此可见，当XX对企业给予激励时，企业会倾向于选择发挥自身的努力而达到利益的最大化，所以XX行为对企业行为有着一定的影响力，XX可以通过财税激励政策促进产业空间结构优化发展。

（二）财税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在产业发展的初期与空间结构优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很多创新型高技术产业与新兴产业等在研发设计、生产规模与销售渠道等过程中存在着比较高的复杂性与风险性，特别是很多研发型企业的研发活动，成本高而且个人效益可能会小于社会效益，此时若没有较好的外部政策条件以及其他效应的推动，企业的创新动力就会减弱；另外一方面，产业空间结构还未形成较为有效率的组织形式时，区域上的企业便无法获得产业关联效应、资源集约效应以及知识与技术溢出效应，产业的分布较为松散无序，若能够采取科学合理的财税政策激励，产业空间结构势必会得到优化。财政政策一般有专项补贴、转移支付、XX采购以及担保贷款等等；税收政策主要是针对相关产业而设立税基优惠和税额优惠政策。本节将从财税政策促进高技术产业产业投资增加与消费增长两方面来分析其对产业空间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

1.增加产业投资

财税激励政策的作用可以促进区域高技术产业投资的增加，进而推动高技术

企业的创新与发展，收益大幅增加，引导区域内资源配置优化与效率的提升，进

一步促进产业空间结构优化。如图4-1，横轴代表投资，纵轴代表收益或成本。

对于高技术产业而言，一般情形下，社会边际收益曲线（MSR）会高于企业的边际收益曲线（MPR），企业边际成本曲线（MC0）与企业边际收益曲线（MPR0）的交点（E0）确定了初始相对较低的投资水平（I0）XX为能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并推进高技术产业的集聚，会利用财政激励政策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进行刺激，多以财政转移支付进行，XX补贴是主要的形式，通过提高高技术企业边际收益来推进高技术企业投资的增加，一定程度上使得高技术企业的边际收益曲线上移，决定新的投资水平。对应在图中则是企业的边际收益曲线由MPR0提高到MPR1的水平，边际收益曲线MPR1与MC0决定的投资水平将会更高。当出现了区域高技术产业投资额增加的情形后，高技术产业的产出也会通过投资乘数效应获得更大幅度的提高。此时还可以进一步叠加事后激励政策，如XX采购，利用该措施又可以拉动产出进而促进投资，形成良性循环效应。XX以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带动相关高精尖产业、重点示范项目等建设与投资，与高技术产业形成集聚效应、提高区域生产效率，从而会进一步促进需求的增加与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的优化。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此时如果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将会降低企业的生产

成本，使得边际成本曲线由MC0下移至MC1，下降后的MC1与边际收益MPR1的焦点将会形成较高的投资。不仅如此，税收优惠带来的成本的降低，也间接增加了企业的利润，会激励高技术企业增加产品的生产与供给，这种情况下会进一步促进其投资水平的提高。如图4-1，财税政策的共同作用使得均衡点由E0移至E1，在这个过程中，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由I0提高到I1。

图4-1 财税政策共同作用下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加

2.增加产品消费

通过财税政策刺激可以扩大对高技术产业产品的消费需求，比如，XX补贴可以降低高技术产业产品的成本从而降低价格，扩大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XX采购则可以直接提升消费与产出，从而促进产业的直接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优化。税收优惠也与XX补贴对高技术产业的消费增加作用原理类似。如图4-2，如果在一个市场中，消费者可以选择高技术产品与其他产品，在未进行任何财税政策激励措施之前，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UO和预算线I0决定初始的消费者均衡点为P0，在这种情形下，消费者可以购买X0单位的高技术产品和Y0单位的其他产品。此时，如果进行一定的激励措施，比如XX对高技术产业进行一定的研发补贴，使得高技术产品的研发成本降低，若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比如降低开发区内高技术企业引进国外新技术的税率，这些财政与税收政策将会降低高技术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降低了高技术产品的销售价格，假设该产品为正常品且消费者的消费倾向不变，因价格下降而产生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都会增加消费者对于高技术品的需求，此时，消费者均衡点由P0变动至P1，对高新技术产品的消费由XO增加至X1单位，对高技术产业的产品消费需求将会增加。区域上利用财税政策引导产业的合理发展可以进一步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空间上的布局，从而财税政策对产业空间结构有着引导机制。

图4-2 财税政策作用下高新技术产品价格下降

此外，利用财税政策，在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对相关产业集聚产生了吸引力，因为相关企业能够在此获得关联效应，以此降低成本增加效率，关联效应也能够通过产业间的相互作用进一步放大。同时，采用不同的措施组合能够有差别的影响产业集聚水平与结构变动，可以进行产业空间结构的动态调整。

3.调整空间结构

利用财税政策提高高技术产业的投资水平，同时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对高技术产品的需求，能有效刺激总产值的增加，同时在研发阶段给予研发补贴等事前激励措施能够对产业总投入有一定正效应，促进技术创新与中间产品价值利用率，提高相关的附加值，对产业空间结构产生积极效应。

税收优惠一定程度上改变生产过程中原材料或是中间投入产品的价格，吸引创新资源向区域内流动，从而促进产业的集聚；此外，税收政策对高技术产品的总产值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因为优惠措施可以使中间产品成本降低，从而降低最终产品价格，促进区域上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增长；除此之外，中间成本的降低也会降低上下游产业链的中间产品成本，可以吸引相关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另外，对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性投入的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不仅能对集聚过程中的企业扩大研发与创新投入，这种研发与创新也会加快技术的创新与进步，能够进一步提高中间产品利用效率。

可见，利用科学合理的财税政策激励，鼓励高技术产业进行创新与研发，降低其面临的损失风险，引导相关产业的发展与空间布局，是促进高技术产业空间结构优化的重要抓手。

表4-1 财税政策推动产业空间结构优化的作用机制

XX补贴	区内企业边际收益曲线上移	投资增长	投资乘数效应使企业产出增加大于投资增加，企业向区内集聚
XX采购	财政支出乘数效应使产出增加	投资增长
税收优惠	区内企业边际成本曲线下降	投资增长
XX补贴	成本降低，价格下降	消费增加	消费者对区内企业产品的消费需求增加，使得企业向区内集聚
XX采购	直接拉动消费	消费增加
税收优惠	成本降低，价格下降	消费增加

五、长三角地区财税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实证分析

长三角地区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是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层面上。一方面，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其发展过程中相应的会带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为该行业的发展提供物质支持。另一方面，长三角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典型性，该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特征明显。因此，上文通过对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析描述，同时，对该地区财税政策的实施情况和现状进行介绍。分析了财税政策的实施对地区产业空间结构调整带来的影响因素分析。本文认为长三角地区财税政策对区域产业空间结构的特征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针对财税政策对于产业空间结构优化的作用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可以进一步了解财税政策的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上述研究结果，结合论文研究的需要，根据长三角地区的发展现状，选取以下变量进行研究。将财税政策具体划分为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并分别用财政教育支出，财政科技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以及税收优惠政策作为自变量。将

高新技术产业总值作为因变量，以衡量财税政策的实施对企业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的影响，对财税政策作用于产业空间结构的效果进行实证检验。

（二）选取变量与模型设定

财政教育支出能够促进高新技术产业总值的增加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成果研究是从事研究的主体，由于技术开发难度大，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仅仅依靠企业自身难以承受巨大的资金压力，因此，需要XX在政策与行为上的支持。

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过程中，研究开发是决定性因素，需要大量的高端人才，特别是科技人员，人才是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力量，因此应当增加财政教育支出。人才的集聚有利于产业形成竞争优势，促进产业发展。为支持国家发展战略目标，200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千人计划”吸引海外高层次的人才，截至2012年7月，“千人计划”已经引进2263名各领域的高端人才。我国各地区特别强调人才的引进和培育机制，例如，江苏省“十五”科技发展规划中要求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强调完善人才政策，建立人才汇集制度；杭州市委、市XX为引导高科技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引导发展、加大投入和吸引人才的扶持政策，专项资金累计约20亿元。可见我国各地区对人才资源的重视。

财政科技支出能够促进高新技术产业总值的增加我国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财政投入分为两方面：一是给予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定的启动经费，当地XX以低价批租土地的方式对开发区进行支持，并把一些国家级计划项目指定到开发区的企业中去实施；二是通过为研究与实验开发提供资金支持，引导和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XX提供的R&D经费越高。

产业科技升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归根结底要靠本国人民自己努力奋斗，中国经济的进步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扭转的。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根本上是科技创新的竞争，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已成为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一方面，XX通过财政科技的支出，对我国产高新技术产业投入减轻压力；另一方面，以国家安全保障和知识产权保护为名，对我国高新技术的引进、应用和研发、创新减轻阻力。目前我国科技进步贡献大约是60%左右，全球主要创新型国家超过70%，X和德国更高达80%。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要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的高水平大规模创造与有效转化应用，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

通过XX首购自主创新产品,支持高新技术企业。这些政策的实施,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调整财政科技投入结构,整合财政科技投入资源,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化财政科技投入。目前,我们一方面要调整财政科技投入结构,紧紧围绕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尽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一目标,进一步整合现有财政科技资金,合并取消部分不适应当前经济、科技发展需要的科技计划,减少计划层次类别和交叉重叠,加强计划的相互衔接,集中资源,明确目标,形成合力,实现效能最大化。

社会保障支出能够促进高新技术产业总值的增加社会保障是指国家和社会在通过立法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以保障社会的公平和社会的安全。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来讲，社会保障对的再分配制度，能够平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中的负成本，达到增加国家高新技术总值的作用。

高新技术产业化存在着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等特点。高新技术产业化就是资金高投入的过程,不仅需要先进的仪器设备和产业化的基本条件,而且需要高科技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因此,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高新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一方面存在着技术和市场的风险,另一方面存在着高额投资回报的风险。高新技术产业化后,形成的产业和高科技产品的附加值和利润一般高于一般行业和产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比较大。因此,国内外对高新技术产业化都给予政策扶持:一是营造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良好环境;二是建立完善的激励政策;三是发挥XX资金的引导作用。财政资金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引导。通过设立财政专项资金,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创业风险投资企业。

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能够促进高新技术产业总值的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资金一部分来自于历史积累，一部分来自于对外融资。而税收优惠政策无形中帮助了高新技术企业提高内部资金流动以及缓解企业融资难的困境。首先，从影响内部资金来源角度看，税收优惠政策以各种优惠方式，来为企业降低税负以及减少企业研发成本，这给企业拥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自身研发投入提供了主要保障。而对于处在成熟其的企业而言，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处在成熟期的企业己经初具规模，其研发资金的主要来源是依靠企业的内部资金，而这些节省下来的钱，有利于作为内部资金更及时地提高给自身的研发投入。另外，对于企业而言，税收优惠政策还有改善其外部融资的能力，因为较大力度的优惠政策，让市场的投资者意识到XX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决心，那么市场对符合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也有较高预期收益率，这间接地鼓励了市场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同样的，这一点对于那些小型微利企业而言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小型微利企业本事具有规模小、数量多、盈利能力较弱的特点，其主要的获取资金的渠道就是外部融资，那么税收优惠政策，能很好地提高的融资能力，并促进小微企业能够更好地发展。

（三）数据统计

根据以上假设的需要，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行业分类表以及xxx办法的指导意见所述，我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建设以上海、南京、杭州、合肥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因此，本文在收集相关数据资料时，则以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这四个城市的经济指标为主。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结合论文已统计数据以及下方表格统计情况进行回归分析。

图5-1 长三角城市群企业R&D支出（单位：万元）

图5-2 长三角地区历年高新技术产值（单位：亿元）

图5-3 长三角城市群XX科研财政支出

（四）构建模型

（1）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Y=a0+a1X1+a2X2+a3X3+a4X4

其中，被解释变量Y表示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总值；解释变量X1为财政教育支出，X2为财政科技支出，X3为社会保障支出，X4为税收优惠支出。a0、a1、a2、a3和a4均为非随机变量。其含义为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长三角地区XX的财政教育支出，财政科技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以及税收优惠支出分别变化一个单位，将会引起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总值变化的系数。

（2）回归分析

根据上表5-1中的数据，运用SPSS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输入/除去的变量a
模型	输入的变量	除去的变量	方法
1	财政教育支出，财政科技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税收优惠支出b	.	输入
a. 因变量：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总值
b. 已输入所请求的所有变量。

模型摘要
模型	R	R 方	调整后 R 方	标准估算的误差
1	.557a	.310	.166	797.184
a. 预测变量：(常量), 财政教育支出，财政科技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税收优惠支出

ANOVAa
模型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1	回归	6847517.989	5	1369503.598	2.155	.093b
	残差	15252050.980	24	635502.124
	总计	22099568.970	29
a. 因变量：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总值
b. 预测变量：(常量),财政教育支出，财政科技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税收优惠支出

系数a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B	标准误差	Beta
1	(常量)	-904.565	584.241		-1.548	.135
	财政教育支出	-135.321	157.031	-.318	-.862	.397
	财政科技支出	36.444	17.378	.891	2.097	.047
	社会保障支出	13.753	16.833	.229	.817	.422
	税收优惠支出	21.498	51.519	-.134	-.417	.680
a. 因变量：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总值

由以上输出结果应用回归分析结果可得：

Y= -904.565-135.321X1+36.444X2+13.753X3+21.498X4。

（五）结果分析

由以上数据分析可以得知，长三角地区XX财政教育支出与该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总值的影响呈负相关。而该地区财政科技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以及税收优惠支出与该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总值呈正相关。很大原因在于XX对于财政教育支出更多的是针对高校教育，以及科研院所或大型国有企业等，而对于私营企业以及大部分中小企业而言该优势并不明显，从整体环境出发，对行业的扶持效果并不明显。但XX科技支出更多的是针对企业先进发展技术和行业发展，尤其是对于高新技术行业发展而言，科技的进步更能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而社会保障则可以给从业人员及单位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促进行业稳定和和谐，激发从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上进心，有利于行业的整体发展。税收优惠政策则更是如此，XX的税收扶持则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为企业节省了大笔的资金，使之投入到公司治理与科技研发中去。尤其是近些年，国家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扶持力很大，为企业以及行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有利于该行业产值等各方面水平总体的提升。

六、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结构调整的财税政策建议

通过研究高新技术产业结构调整中财政政策的发展状况以及其对优化产业结构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对长江三角区财税政策对该区域产业结构造成的影响进行深入剖析，发现财税政策有利于刺激高新产业的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能够有效的协调集聚效应所产生的知识溢出问题，能够根据企业的发展进行适当的调整和转变，从而符合其预期制定的战略计划。XX不仅要详细考察战略计划的合理性，还要明确其目标和方向，在详细考察本区域拥有的基础设施和制定的战略计划上，出台相关的激励政策，加快本区域的产业空间结构优化的进程。本文通过研究发现，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空间结构优化还面临着许多潜在的问题和隐患，例如，制定的财政支持政策不健全、外部的融资环境较差、财政投入的重点不明确、对于中小微企业的财政支持力度不够、区域发展协调性较差，没有形成成熟的联动体系。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文章借助机理分析和实证检验证实了完善了财政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产业结构的空间优化。因此，科学合理利用好财政政策和税收优惠能够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

（一）税收政策

1.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通常来讲，税收优惠政策有以下几种：税款递延、降低纳税人的起征点、加速固定资产折旧、退税和免税、降低征收税率等。近几年，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国内税收体制的改革，使其日益与国际接轨，XX为了适应国际化的趋势，逐步出台有利于产业机构升级的税收政策，例如，技术转让的税收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批准企业建设研发准备金等措施。与此同时，为了支持高新产业的发展，国家还应相继针对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制定了许多优惠措施，以此来为高新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国家为了缓解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害，还制定了一系列产业振兴计划，出台了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以减轻企业的负担。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了更好地加快产业集聚，帮助企业走出困境，地方应出台税收优惠来减轻企业经济负担，尽快实现产业空间结构优化。

2.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推动产业研发与创新

由于高技术产业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例如，高风险性、高投入、高收益，使其在研发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风险负担，因此，为了应对这一现状在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应当考虑以下问题：第一，明确扶持的重点对象，找准需要税收优惠的研发领域，加大对于计算机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物联网技术产业的税收扶持；第二，尽量减少对于企业在研发过程中实验费用的征税，提高科技成果的生产率，使其能够转化为企业研发的动力；第三，建立健全税收优惠政策，制定各项措施鼓励企业进行风险投资，并为其提供完善的保障，减少对于风险投资机构的重复征税，给予风险投资项目较大的税收优惠，不仅能够吸引更多高新技术企业，还能够形成其他产业的集聚效应；第四，优化学、研、产一体化程序，并将其转化为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减免科研机构的土地税、房产税、企业所得税等。

3.建立税收激励机制吸引人才加盟

企业发展壮大的核心就是不断引进高端技术人才，对于提升产业集聚层次，加强核心产业技术的升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XX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来帮助企业吸引更多高端人才：第一，为了激励高端人才研发核心技术，可以适当减免其在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过程获取收入的税收；第二，尽量减少对于员工持股所获取股息红利的征税；第三，在指定税收优惠政策时可以结合税法中有关规定适当减少对于科研人员研发获取的奖金、补贴的征税，以此来激励科研人员进行技术创新。

4.减少税负，激发企业活力

目前，国内大部分企业都承担着过高的税收负担，XX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准入的门槛和标准过高，在实际中很难进行准确的界定和判断，许多企业根本无法真正的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尤其是创新型中小微企业获取和认定税收优惠政策无法落实，使得其在发展过程容易陷入资金周转的困境中。因此，为了解决上述问题，XX必须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降低该类企业的税收负担，将减税费、加贴补真正得到执行。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减低税率或是扩大税率抵扣范围来减少税收；另一方面，加大对于企业的税收补贴，扶持企业进行产业升级，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与此同时，要认真考虑企业的战略计划和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税收优惠和补贴政策，加快企业产业升级，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另外，为了激励企业创新技术，还可以基于企业适当的奖励，来缓解企业面临的经济负担。

5.针对双创投资提供税收优惠

xxx在2015年为了鼓励企业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拨款400亿资金支持企业不断创新技术，为其提供充足的经济基础。科技创新是第一生产力，在制定财税激励政策时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针对高校、企业、科研机构研发的技术成果可以将其作为投资入股，在征税时扣除其支出的研发成本，作为起征点，同时，延缓其交税的期限，再股权真正变现为红利收益时缴纳税费；第二，对于投资创新企业的投资者，对其征税可以将其投资额进行扣除或者直接适用较低的征税率；第三，对于中小企业股东的“未分配利润“征税时，可以等其利润变现时再征收税费，以此鼓励股东再投资。此外，要将上述财税优惠措施切实执行，才能够使得区域内的众多高新技术企业享受到优惠，激发其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此来推动产业空间结构优化升级。

（二）财政政策

1.区域协调发展，加强经济合作

由于区域间缺乏联动机制，很难形成一体化、协调化、专业化的生产体系。区域的协调发展对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只有区域形成协调的生产链，各企业之间相互配合，才能提升区域的生产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然而，部分小城市发展能力有限，规模较小，产业结构不合理，区域的集聚力较弱，很难形成规模化的集聚效应，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协调能力较差。所以，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不同区域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色，结合本区域发展的状况，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战略规划，引导区域内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避免出现重复投资和建设，另外，明确重点扶持的对象。而对于大城市来讲，其本身的区域聚集能力较强，因此，要充分发挥出其辐射作用，以城市为中心，大范围的进行辐射，依托空间结构的紧密性和关联性，进行合理的布局设计，从而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另外，国内技术和研发水平不断提升，能够满足国内企业生产的需要，要加快不同区域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交流，实现资源共享，加强技术的流动，从整体上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2.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财政投入力度

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前期的研发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这就需要XX给予相应的财税支持。第一，XX要结合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前景和战略计划来给予其相应的财税优惠，通过建设创新产业的示范基地，在该范围内给予企业充足的财税补贴；第二，XX在给予财税补贴的同时先考察企业的项目是否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项目、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和条件，不能盲目地进行扶持，要具有针对性；第三，XX可以利用采购的方式来给予科技创新产品财政补贴，通过制定合理的采购方案，科学分配给不同企业相应地购买数量和价格，以此来吸引更多地民间资本，扩宽高新技术企业的市场销路；第四，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同，XX应当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产业机构特色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专项资金管理模式，该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扶持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性、特色性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以此来为上述企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撑，以XX为担保，扩大企业融资的渠道；第五，构建完备的创新平台，实现产业和科研的有效结合，结合市场的需求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对于引入先进技术的创新型企业给予相应地的财税补贴，从而为其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第六，重点扶持新兴和高技术产业，加快区域产业集聚效应和联动效应，实现区域产业空间结构升级。

3.规划重点扶持项目和领域，科学管理财政专项资金

XX应当结合本区域产业发展的现状以及特点，同时还要及时同相关单位部门进行交流沟通，在此基础上，详细规划重点项目的投资和计划，从而构建科学合理的协调机制和体系。首先，XX应当明确扶持的对象和策略，循序渐进地引导具有潜力、高科技的产业进行产业升级，形成规模化的集聚效应，从而优化产业内部结构；其次，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提升园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投资竞争环境，吸引更多高素质投资者进行投资，形成全方位、综合的园区体系建设，满足企业生产竞争的需要；另外，XX要减免企业在研发实验环节财政收入的税费，帮助企业扩宽外部融资的渠道，加强企业技术与民间资本的结合，从整体上提升园区内的承载能力。

现阶段，国内经济处于下滑趋势，传统的经济运营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市场发展的需要，经济转型迫在眉睫，需要加大对战略性产业项目的扶持力度，改造传统产业结构，投入大量的资金来支持重点项目的研发，从而拉动经济的稳步回升。首先，针对落后的政策进行改进和优化，根据市场的发展状况出台积极的引导政策予以扶持。由于原有的扶持模式结构较为不合理，资金分散、效率低下，很难在市场中发挥中真正的平衡作用。因此，需要相关机构对财政专项资金进行调整和优化，清楚部分落后、过时的扶持政策，制定先进、科学的政策来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提高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

4.实行风险投资，实现投融资多元化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存在的融资途径单一、资金匮乏已经成为制约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长期以往，甚至会影响到区域产业空间结构的优化升级。为了解决上述问题，XX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第一，要利用好国家的各项资金优惠政策，制定出各项保障风险投资的机制，从而鼓励投资者进行投资，为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与此同时，XX还可以通过建设政策性银行专门为企业提供资金，扶持高技术企业的健康发展。XX还可以引导各大高校、金融机构、银行、企业共同经营股份制风险投资公司，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以此来降低单个投资的风险；第二，加大对集聚型产业的财政扶持力度，制定科学合理的银行贷款财政贴息，以此来激励各类资金进入投资，为集聚型产业的发展奠定雄厚的经济资本；第三，完善风险评估机制，对风险投资项目进行严格的审核和评估，为投资者提供准确的信息，从而提高项目的投资率，降低投资者的风险。

5.优化产业集聚的相关环境

产业空间发展缺乏相应的基础配套设施，例如，忽略了财政教育和社会保障支持，不利于园区产业升级。产业集聚的形成是集聚了各类因素形成的，需要外界的因素予以相应的配合，只有完善配套的基础设施，才能为产业集聚提供坚实的辅助基础。因此，为了给产业集聚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我们不仅需要提高硬件设施，还要进一步提升软件设施，逐步改善产业的布局和基础设施，加大对于公共设施的资金投入，例如，交通轨道、娱乐生活、购物中心等。吸引更对的人才，为园区的产业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

6.完善科技型人才激励机制

目前，从长江三角洲地区人才分布的情况来看，呈现出“高位运转“的趋势，以上海为中心，逐渐向外辐射递减。现阶段，南京、上海、合肥、杭州四大城市的人才总数呈现出稳定的趋势，大多数人才都集聚在上海，而上海与南京之间的人才交流较为频繁。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企业通过建立财税激励机制才能够留住人才，在一定程度人才的集聚对于产业结构的升级至关重要。因此，XX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制定政策吸引人才：第一，建设专项基金用来加强人才的教育培养，加大财政支出投入到各大高校，制定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计划，充分发挥专项基金的作用；第二，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定严格的保护制度体制，严厉惩罚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保证发明人的智力成果；第三，构建人才激励机制，合理分配科研人员的收入；第四，营造良好的人才培养环境，优化人才引进平台，为科技型人才提供发挥能力的空间。

七、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本文以长三角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财税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在分析长三角高新技术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的机遇和产业结构调整后。发现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的问题以及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并在财税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分析下，通过实证分析来验证长三角地区财税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最终得出如下结论：

（1）通过分析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的财税政策现状发现，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结构主要呈现出如下特征：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高技术产业规模上升但增速放缓，创新能力迅速提升；空间分布集聚特征明显，区域发展格局由“Z”字形向“网络式”发展，通过区位熵的测算可以发现2018年江苏地区高技术产业专业化程度最高，上海在2016年后降到低于江苏，出现明显下降趋势，位列第二，浙江与安徽集中度均不高，但安徽地区上升趋势明显，在2018年首次超越浙江地区；四地三次产业与高技术产业各行业的梯度系数差异明显，各地企业数量与投资额增长率差异明显，上海、江苏的增长率放缓而浙江与安徽的增速加快，可见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倾向明显。同时，长三角高技术产业空间结构发展也存在着行业发展不平衡、研发经费来源单一、区域发展差异明显、缺乏管理体制与协调机制的创新、产城融合与区域联动不足等问题，在财税政策上，也存在着财政投入不足、财税扶持重点需要转移、企业研发创新与支持高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措施不足、融资环境较差、税收优惠获取较难等问题。

（2）长三角地区财税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主要分为采取财税激励和财税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而财税政策主要通过增加产业投资、增加产品消费和调整空间结构来实现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企业可以通过财税政策的倾斜获取更多的资金支持从而减少成本，激励企业发展；财税政策主要通过XX采买、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等来实现消费和投资的平衡，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

（3）利用2009-2018年间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分析财税政策对产业空间结构优化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在促进高技术产业份额增长方面，除教育、社保支出外，各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财政支出力度、财政科技支出均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在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率方面，财政支出力度与社会保障支出对其正向作用显著，其他财税政策效果不显著；对于高技术产业区位熵而言，税收力度显著负相关，财政支出力度与科技、教育支出显著正相关，而社会保障支出作用不明显；对于高技术企业数增长率，税收力度与其显著负相关，科技支出正向作用明显，而财政支出力度、教育与社会保障支出作用均不明显；对于高技术产业投资额增长率，各项财税扶持力度的作用均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财税政策效果在合理配置、资金使用效率以及成果转化等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

（4）分别从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两个角度提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结构调整的建议。反馈在税收层面，主要通过利用税收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建立税收激励机制、吸引更多人才的加盟；减少税负、激发企业活力；针对双创投资给出税收优惠政策。反馈在财政层面，主要通过协调区域发展、加强经济合作；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财政投入力度；规划重点扶持项目和领域、科学管理财政专项资金；实行风险投资、实现投融资多元化；优化产业集聚的相关环境；完善科技型人才激励机制。

（二）展望

由于本人的学术研究能力有限和研究视野的局限，导致本文存在以下不足需要完善：一是无论是财税政策方面还是产业空间结构方面，都存在着很多影响因素与内在机制，由于本人能力有限，在本文仅从财税政策与产业空间结构的一部分表现形式入手，可能遗漏很多其他影响因素与表现形式的相互作用，没有对财税政策或产业空间结构变化带来的其他方面协同发展的机理进行研究分析，忽略了区域产业空间结构变化的多元性。；二是本文选取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高技术产业作为主要分析对象与数据来源，在资料的广度与深度上还有所欠缺，缺少大样本的定量验证，可能存在着片面性的研究结果。三是由于知识水平和能力有限，文中所采取的研究思路、分析方法和观点结论上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在分析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时也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在此也诚恳地希望各位专家、学者给子批评和指正。

对于财税政策与产业空间结构关系的研究只是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分析与建议，仍需要专家与学者继续探讨和研究。鉴于本研究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笔者建议在以后的研究中，如果研究条件允许，一方面可以从实证分析与案例研究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完善对产业空间结构与财税政策影响机制的测度、精确模型的建立，并深入研究产业空间结构与各方面转型发展要求的动态协调关系；另一方面，对如何进一步发挥财税政策的激励作用，推动产业空间结构优化与地方产业的互动融合、地方经济的耦合发展、城镇化持续发展等进行探究，推动产业结构与空间上的升级。相信这一领域的研究还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人民XX.《关于深化创新名城建设提升创新首位度的若干政策措施》宁委发〔2019〕1号[R].2019-1-1.

[2]陆大道.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19.

[3]Kong L ， Luan X ， Du M ， et al. Economic analysis of CBM ground development projects of typical exploration blocks and discussion on support policies for CB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J]. Natural Gas Industry， 2017.

[4]Jun D ， Kaiyong W . Changes and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during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period in Pearl River Delta[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7.

[5]Yang Z ， Zhang P ， University P . Financial Structure，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An Empirical T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Finance[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18.

[6]Aghion,P.，U. Akcigit,J. Cage and W. R. Kerr. Taxation Corruption and Growth[J]. EuropeanEconomic Review 2016 (86): 24-51.

[7]李慧玲. 郑州市现代产业集聚财税政策浅议[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7(7):180-181.

[8]郑威， 陆远权. 中国金融供给的空间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地方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中心建设视角的研究[J]. 国际金融研究， 2019， 382(2):13-22.

[9]谢婷婷， 刘锦华. 金融集聚、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经济增长[J]. 武汉金融， 2019(2):51-56.

[10]杨巍洁. 调整与优化张家口产业结构的财税政策思考[J]. 中国财政, 2017(2):55-56.

[11]张铁山，管敏.基于因子分析法的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月.特区经济，2016 (2):70-73.

[12]汪涛，赵国栋，王靖.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政策研究:以NEVI为例[J].科研管理，2016, 37(6):2-7.

[13]靳光辉，刘志远，花贵如.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证研究[J].管理评论，2016, 28 (9 ):5-13.

[14]安苑，宋凌云.财政结构性调整如何影响产业结构?[J].财经研究，2016,(2):108一120.

[15]武咸云，陈艳，杨卫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XX补贴与企业R&D投入[J]科研管理，2016 ( 5):19-23.

[16]姚林香，冷讷敏.财税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效率的激励效应分析[J].经济观察，2018, 32(12): 94-100.

[17]郑振雄，陈鸿翼.财政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影响一基于实证分析研究[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19, 36(2): 8-12.

[18]马诗萌，白宇泉.财税政策的产业集聚效应与对策研究［J］. 改革与开放，2016.6.

[19]李香菊，祝丹枫.财税政策波动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一一基于信息不对称和目标冲突视角的分析[J].财贸研究，2018(11):15-30.

[20]李丹，曾庆峰.财税新政下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发展之纳税筹划[J].财会月刊，2017(34):62-64.

[21]孙玉栋，孟凡达.我国小微企业税费负担及优惠政策的效应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6(3):101一110.

[22]李维安，李浩波，李慧聪.创新激励还是税盾?—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研究[J].科研管理，2016 (11) :61-69.

[23]袁建国，范文林，程晨.税收优惠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税务研究，2016 (10):30-35.

[24]邹洋，聂明明，郭玲，闰浩.财税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分析[J].税务研究，2016(8):42-46.

[25]陈志军.新常态下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的空间集聚效应研究[J].财政研究，2016 (11):41-50.

[26]熊璞, 李超民. 财税政策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支持效应研究——来自浙江省的经验证据[J]. 税收经济研究, 2019(2):10-17.

[27]王蓉蓉. 财政科技支出对高新技术企业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J]. 现代商业, 2019(24):57-58.

[28]孔翠英, 白钰如. 税收对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基于1994-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 2018(8):119-121.

[30]黄庆平, 巩利芳, 方万里. 结构性减税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效应研究[J]. 中国乡镇企业会计, 2017(1):71-72.

[31]闵婕, 侯天宇. 货币政策对新疆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与效应研究[J]. 对外经贸, 2017(7):47-50.

[32]宁丹虹.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37个细分行业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报, 2017(3):8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