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白鹿原女性形象的塑造

　　“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白鹿原》开篇这句话，拥有让人过目不忘的魔法，人物、情节、时间的重新整合，在简短的概括中充满张力，像是浩瀚的海洋连通陆地的小塘清水，读者借此游入，渐渐地，陈忠实那汪洋恣肆的语言海洋，尽收观光者眼底。

　　在《白鹿原》这篇巨作中，陈忠实不再束手束脚，他终于放开胆子，向诸多他所怀疑的、所欲打破的旧物发起进攻。一个出色的小说家，首先要敢于书写善与恶、好与坏之间广阔的灰色地带，一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司汤达的《红与黑》；同时，他要不被任何标榜崇高的符号束缚，要将一个个人还原为“人”，无论是母亲、父亲、革命家、道士、军人、小偷，首先，他们都是生而为人；再者，他要敢于动用自己所有可挖掘的生活经验，并将其提炼入自己的文学王国。《白鹿原》体现了陈忠实作为优秀小说家的这三个特质。

　　但《白鹿原》不单纯拘泥于家族史诗小说，曾有人戏谑过王全安版的《白鹿原》是《田小娥传》。这不能怪罪于王全安的理解有误，而是陈忠实在《白鹿原》这部小说中给女性赋予了太多不同的色彩，多到人们自然的认为陈忠实对女性形象是充满了崇拜。虽然作为一个男性作家，陈忠实写作过程中难免带有男性色彩，但有时反而他男性视角下塑造的女性既兼具了女性美又充满了悲剧美。

　　《白鹿原》塑造了生活在男权文化下面的一系列女性形象，无论是白嘉轩周围的女子，还是小娥，鹿冷氏，小翠无一不是悲剧人物，她们要么是传宗接代供男人渲泄的工具，要么是家族争斗的牺牲品，要么是革命内部左倾思潮的受害对象，要么是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她们有的逆来顺受，有的反抗意识坚定，但最终都被整个社会所摧残，所吞噬，所毁灭。

　　小说第一章的叙述就不祥地预示了女性在生存上的痛苦挣扎和艰难境地。白家先后娶进六个女人，是为了传宗接代生儿育女以免家财外流，而她们的娘家或者为了门当户对，或者是贪图白家的钱财，丝毫不考虑当事人的情感态度，没有任何亲情的关爱。[2]这六个女人相继非正常死亡，这些或模样俊秀，或丰满成熟的女人却无一例外地死于非命。这些连名字都不曾留下的年轻鲜活的生命，只是为白嘉轩的人生增添了可以夸耀的资本。短短几年里，六个青春灿烂的少女变成六具同样僵硬的尸体，六个如花的生命就这样无情地消逝了，可在白家看来，却是这六个女人花费的粮食棉花骡子和银元合起来顶得半个家当，女人的生命价值被如此估算着。[3]白嘉轩的六娶六丧，是“女人从来没有被当作人来看待”强有力的佐证。

　　鹿家大儿媳，原上名医冷先生的大女儿，她的婚姻只不过是冷先生为了在白鹿原站稳脚跟的一个筹码，对丈夫的所有印象只有公公的三个巴掌打出来的新婚之夜。婚后一年，她再也没有见过她的面，“哪个少年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她在鹿家于极度的失望和令人恐惧的猜测中度日，她的内心是无比孤寂、痛苦的。常年的守活寡使她心灰意冷，偶尔来到娘家，想寻求一丝安慰，得到的却是冷先生冷着脸的训诫，她一脸忧郁，却什么也不敢说。她渴望过正常人的有情爱的生活，但她不幸而生于那个时代，在封建婚姻、伦理道德的重重束缚下，女性正常获得“情欲”和“性欲”满足的权利被野蛮剥夺。在无望的等待中，公公的一次酒后失德令她昏暗的天空透出些许亮色，以封建伦理道德的礼教规范自己的她慌乱无措，陷于理与欲的矛盾挣扎却不免心存渴望，但鹿子霖用一撮麦草羞辱得她无地自容，灵魂出窍，“她意识到自己永远也站立不起来了。”同时她的幻想也被彻底粉碎，生存意识被彻底摧毁，原本脆弱的神经在遭受接二连三的打击后终于崩溃，得了淫疯病。她的公公将她囚禁，思谋着如何摆脱自己的嫌疑；她的父亲冷先生果然冷得了得，根本不追问女儿发疯的原因，在他看来女儿的表现无异于是丢脸丧德的，狠心下药将她药哑。她万念俱灰，日见消瘦，最后死在炕上。她是包办婚姻和女子“从一而终”观念的牺牲品。她的死是温水煮青蛙般的死。有名无实的包办婚姻，她可以忍耐，因为她的忍耐来自于盼望，盼望自己有一天像父亲口中描述过得那样嫁个做大事的人，被全村全族羡慕着，但是这个盼望一天在防线的时候破了，她突然发现自己在一个永无处路的深渊里面，她心曾经也许有很多个不一样的出路，可惜太晚了，也没有什么早知道，是一切的情绪都积累起来，压得她寻不到希望，更找不出出路。冷秋月的悲剧固然是遵从封建礼教的后果，但是她自己虚拟出的盼望，和鹿家处于自私并且帮助她滋生盼望的行为，更是可悲的。她最后烂掉的下体也许更是烂掉的心气。

　　小翠是做得一手绝活的车木匠的大女儿,善良，聪明，美丽，有追求爱情和幸福的强烈愿望。在与郑芒儿四五年的朝夕相处中暗生情愫,情投意合。但她对自己的终身大事是没有发言权的，除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外她别无选择。被怀疑失去贞操的她进了王家后遭到居心险恶,丧心病狂的报复。“小翠现在明白了这个不露丝络的圈套已将自己套死。”“她关上了新房的木门,很从容地用那根结婚头一天系上的红色线织成腰带绾成套环儿,挂到屋梁的一颗钉子上，毫不犹豫地把把头伸了进去，连一滴眼泪也不流。”从她的从容，她的决绝，她的冷静可以想见她心里的悲凉，凄惋和对沉重宿命的绝望。“哀莫大于心死”，她的从容背后有复杂的心理斗争，这位聪明美丽热情大方的女子，有着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但世路的邪恶，封建势力的残酷摧毁了她简单渺小的梦想，冷酷的现实给了她致命的一击。她无法辩解，只有以死来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她无力抗争或者说她只有以死来抗争这不平等的世道，向吃人的封建社会做最后的强烈的控诉，以死来抗议污辱她损害她的社会。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传统社会性别制度、婚姻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等构成的圈套给扼杀了。

　　白家大儿媳,白孝文的结发妻子,白嘉轩给孝文订亲时,主要考虑的是家里急需用人,按白孝文说是就是娶回来纺线织布缝衣做饭要娃的，一句话明确了女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所在。孝文与田小娥过到一起后，青春和红颜在岁月的流逝中苍白，她也就成了“一堆粗糙无味的豆腐渣了”。一场异常的饥馑降临到白鹿原上，两个孩子由白赵氏引去吃饭，只有她一个人在屋里忍饥挨饿。婆婆塞给她一碗半勺的还要背过公公，白嘉轩素以宽厚仁慈著称，却置自己的大儿媳的死活于不顾，或者白孝文的堕落使他迁怒于她，白孝文对她非打即骂，根本无视妻子的存在，男性的狠毒和野蛮使她寒心，也使她对人生彻底绝望,最后活活饿死在家道殷实的白家。临死前的一番告白便是她最后的抗争，这里面有不平，有悲苦，有感慨，有辛酸。这些女性就如同一只只温顺的绵羊,一生不敢过分地要求什么，，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如此卑微的活，活在男性的粗暴与践踏下，如此凄凉的死，死于男性的冷漠与残酷中。

　　田小娥，是小说中一个复杂的女性形象。她是作为一种工具站到读者的眼前的。这颇具象征意味。这个出生于穷秀才的家庭，年轻，“罕见的漂亮女人”，却被父亲嫁给了年近七十的郭举人做二房。是郭举人性发泄的对象，是他的泡枣工具，侍候举人和他大女人的吃喝拉撒，算来不过是郭家一高级奴仆，她自称“在这屋里连只狗都不如，”连性生活都被郭举人的大女人订下严格的法纪，没有人考虑她的生理需求和情感要求。虽然衣食无忧，却不甘心把自己的青春拿去服侍一个已有着银白头发的老头。她与黑娃相好，既有情感满足的渴望，也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背弃和对“存天理灭人欲”封建礼教的下意识的反抗[4]。两人的私情败露之后，小娥被休，受父母冷落、蔑视而陷于深深的痛苦，“田秀才托亲告友,要尽快尽早把这个丢脸丧德的女子打发出门，像用锨铲除拉在院庭里的一泡狗屎一样急切”。黑娃带她回到原上，他们进不得家族的祠堂，被父亲赶出了家门。他们只有蜇居于村外的破窑，生活条件自然是艰苦的，可小娥对于这得之不易的自由生活却喜极而泣“我不嫌瞎也不嫌烂，只要有你……我吃糠咽菜都情愿。”甚至逮回了一只猪娃，小娥也开始务弄小鸡，显示出一种居家过日子的气象，但这种偏安一隅的生活是不可能长久的，这一段寒窑生活，注定成为小娥短暂一生最甜蜜最美好的日子。农运失败后，黑娃被迫逃亡。为了救黑娃，也为了对抗她所受的不公平待遇，被鹿子霖引诱而堕入了家族矛盾的漩涡，从而不幸又一次充当了性牲牺的工具。在生存面前，女人被迫失去很多东西，包括贞洁。整个白鹿原的人都鄙视她，谁都不拿正眼瞧她，管她叫那个货，烂货，烂脏女人，婊子。“男人女人们争着挤着抢夺刺刷，呼叫着“打打打！”“打死这不要脸的婊子！”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小娥一直怀着对自由幸福的渴望，为求得一丝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不得不苦苦挣扎，但罪恶的社会不允许她过上人的生活，她被冷酷的现实逼迫得彻底绝望，从而滑向自暴自弃的深渊，在遭受了无数的肉体和精神的凌辱之后，死在公爹鹿三之手。面对梭镖钢刃，她那声：“啊……大呀……”如此惊异凄婉,令人为之痛惜扼腕。她屈死后，原上的人认为是除了一个祸害，对她“除了诅咒就是唾骂。”小娥死后带来席卷整个白鹿原的大瘟疫，向这吃人的世道作最后的抗争，她的魂魄借着鹿三之口大胆地控诉自己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这控诉不仅是属于田小娥自己的，也是属于传统文化中每一个女性的共同的声音。小娥为了争得自己的一息生存权利，对男权社会公然宣战，她的反抗虽是一种扭曲的行为，却是对污辱损害她的黑暗社会充满怨恨愤怒心理的表现。她为此付出了血与泪乃至生命的惨重代价，就如同那翩翩飞动的蛾子，为着追寻光和热，将身子扑向灯火，终于死在灯下。田小娥死后仍不得安生，她的尸骨烧了三天三夜后被镇压到塔底，这座森严冷酷的六棱砖塔，便是女性悲剧命运的又一个见证。

　　白灵是小说中作者用心刻划的一个新女性形象，也是作者所钟爱的一位女性，被作者赋予许多美好的品格，热情，活泼，聪明，执着。她出生于家人的殷切期盼中，一家人都对她喜爱异常，连白嘉轩也对她网开一面，不让她裹脚，破例送她读书。白灵是原上第一个走进学堂的女性，最后跑到城里求学，接受新文化的教育和新思想的洗礼后，勇敢地追求真爱和自由，大胆地追求自己的人生道路，坚决反对父亲的包办婚姻，与封建家庭的彻底决裂，她最后死于肃反运动的扩大化，死在了自己战友的手中，她短暂的一生就是奋力反抗的一生。无论是主动的出击还是被动的反抗，面对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男性权威的目光，她们难逃悲惨的宿命。

　　小说中有相当多的女性，像小说中的白赵氏（白嘉轩的母亲），鹿贺氏（鹿子霖的妻子），白吴氏（白嘉轩的妻子），朱白氏（朱先生的妻子）等等，她们长期被中国男尊女卑的思想所浸染，被传统的封建文化所毒害，已然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的人格，变得麻木不仁，自觉自愿地按“三从四德”规范自己的行为。她们生，为男人而生，死，亦为男人而死，没有自我，男人就是她们生活的全部，她们只是男人的附庸[5]。白嘉轩的生命初期，两个女性对他的人生起到了重大的影响作用。一个是母亲白赵氏，一个是妻子仙草。这两个女性都是是非常传统、旧时代宜室宜家的女性典范，她们勤劳、温柔、慈爱、内敛，同时又不乏决断和勇气胆识。白赵氏就“恪守幼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老来从儿子的古训，十分明智地由儿子处理家务和族里的事而不予干涉”，不仅如此，身为女人的她同样鄙视女人，在她看来，“女人不过是糊窗户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白嘉轩初期因为克老婆的属性，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做好准备打光棍的地步，但是母亲白赵氏在儿子父丧未尽的时候，还是果断以高额彩礼下聘又为儿子娶来了一房媳妇，尽管她“女人不过是一层窗户纸的”的言论在今日看来相当糟糕，但在大事决断上她还是顶住被别人戳脊梁骨的压力，表现出来即便白老汉尸骨未寒也要让儿子娶妻有后的决心，展现了一般男子都没有的魄力与坚持。后来白嘉轩在娶了仙草之后生下了三男一女四个孙儿，白赵氏又开始奉献余热，继续养育扶持下一代的责任。后来孙女白灵离家出走，白赵氏在听说自己疼死的孙女在县城扔出一砖头砸伤国民党要员被抓捕、有被填井的危险的时候，她几乎已经死去。她的身体像被烈火灼烤，不断要喝冰冷的井水去扑灭心里的焦躁。

　　束手无策的白嘉轩只好哄骗母亲：机灵的白灵已经逃脱追捕，全须全尾，毫发无伤。听到这等好消息的白赵氏，立刻活了过来，并要过镜子来梳头整装。母亲的心就是这样敏感、脆弱，始终牵在子女后代的身上。白赵氏一生扶持两代人，但最终她没有死于瘟疫、没有死于饥荒、也没有死于长孙白孝文的大逆不道，而是死于自己亲手安排的私通之事。她不能接受小孙子不育、无后，不能接受家丑外扬，她安排了可靠的、老实的、还是个大孩子的鹿三儿子兔娃和三孙媳妇私通。但她终究死于这桩自己安排的“丑事”，她看不惯被别人睡过的孙媳妇，她不能接受三孙儿的孩子是别人的种，即便她主导了这一切。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也死于封建旧道德的迫害。

　　吴仙草，她父亲酒后的一句：“你把五女引走吧”就轻易决定了她的终身，白嘉轩在迎娶她时，只考虑传宗接代，在冒死破禁为白家产下儿子后，才心安理得地享受婆婆无微不至的服侍。生白灵时，她对于自己的生育没有恐惧也没有痛苦，她的冷静和处之泰然其实源于她对自己作为生育机器角色的认同，源于她对自己身份特点的定位。才会被她男人第一次的烧水端水而感动，才会被她男人头一回单独面对她伤心伤情地哭泣而大为感动，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恪守三从四德的典范，一辈子以男人为天，任劳任怨，临死前想见见一双儿女的微小愿望却被白嘉轩无情拒绝，女人地位的低微和不被尊重由此可见一斑。孝义媳妇是白嘉轩亲自挑选的，是三个儿媳妇中最称心最完美的一个，婚后几年没有生养，白嘉轩就绝望地想要休了她，对于孝义的责骂，这样一个无可挑剔的女子，竟羞惭得连哭都不敢。得知问题出在孝义身上，她便义无反顾地作出牺牲，为白家传宗接代恪尽职责，所有人（包括她自己）都认为这种牺牲理所应当，天经地义，或者根本就不认为这是一种牺牲。尤为可悲的是她也因此而遭受了白赵氏的冷眼和唾弃。虽是仙草，但这株仙草却死于瘟疫，她死前想见见自己的孩子，一向硬骨头、极少流露感情的白嘉轩抱着生病的仙草哭得像个孩子：“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啊！？”

　　其实在心理上和生活上白嘉轩都是依赖仙草的，他一直强调男人后方要稳，而且因为娶到了仙草，他自己也是这个理念的最大受益者。但怎奈何佳人先逝，被砸断脊梁的白嘉轩只好伛偻干枯地独自继续活在世上。

　　其实在《白鹿原》中鹿三、鹿子霖、朱先生、白孝武等都得益于自己妻子的持家有道和辛勤劳作。

　　朱先生这样挺直脊梁、昂着头活了一辈子的学术、道德楷模在离世之前对自己的妻子朱白氏（也就是嘉轩的大姐）说道：自己这辈子活得很孤独，心里很清苦，很想叫妻子一声“妈”。在朱先生刚正不阿、坚持操守的一生中，妻子也许不是完全理解他，但却给了他温暖和支持。

　　这样的传统女性形象在《白鹿原》里有很多个，鹿三妻子是第一个发瘟疫倒下的人，她去世前还惦记着鹿三爷俩无人照料；鹿子霖的黄脸老婆，在鹿子霖入狱后毁家救夫，全然不计丈夫风流不忠之前嫌。

　　在这些女性身上既有传统礼教的影响，又有作为母亲和妻子的本能，但我更多得认为她们体现了女性柔和、广博、慈爱的属性。

　　郭举人的大女人每天晚上看着小娥把三只干枣塞进下身才走掉，我们难以想象她在监视时有着怎样的眼神。鹿贺氏明知鹿子霖在男女事情上实际上是畜生，平时却求神拜佛地装聋作哑，完全丧失了人的尊严。鹿子霖入狱后，她却表现出一般男人少有的果决与干练，准备把家产卖光踢净也要将他救出，她相信鹿子霖的半拉屁股比她的整个脸面还要顶用。觉得要是他不在了，她就没有什么活头儿了。朱碧玉跟随丈夫朱先生多年后，更见端庄，眼里透着一种持重，一种温和一种严格恪守着什么的严峻。她恪守的无非是仁义道德礼仪规范。因而当白灵坦白自己和鹿兆鹏的关系时，朱白氏听着就很惊诧，认定她的言行是伤风败俗悖于常情的，才会“禁不住撇嘴角鄙夷地骂：‘灵灵，你的脸皮真厚’。慈亲可爱的姑妈一下子变得冷峻如铁”。还有诸如被土匪掳到山上的黑牡丹悲情却无意义的角色，她原是杂货铺王家娶的新媳妇，男人给郑芒儿戳死了，她还为他守寡，想立贞节牌坊。

　　从这些女性形象中我们应该反思什么呢？一直以来，在宗法制传统精神的影响下，受人们关注的往往是男性形象，与男人共筑世界的另一半的女性形象往往被忽视。正如王安忆所说：“对母系世序的追寻会在活人的记忆与口头传说消失的地方的终结，延伸到文字—-到文明的断篇残简之中的寻找，其发现只能是男性祖先的身影。”中国传统小说女性的功绩与故事始终在历史的“背后”，成为点缀男性故事遥远而朦胧的背景，最终还是湮没在了她们试图逃离的悲剧命运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从中领略到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的古国在古老的传统文化对女性的种种压抑与迫害，这无疑是现代文学史上对悲剧精神的一次深刻的体验，它把女性痛苦和挣扎的一面展示给每一位读者，揭示出她们的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这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人们在对待女性的认识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纵观《白鹿原》中的女性，30位女性中明确提到死去的有14位，约占50%，有自己上吊而死的，有死于难产的，有被戳死的，有饿死的……‘死’笼罩了白鹿原的上空，这些人的死是必然的，一个“死”字，便是薄命女子的唯一出路。死的方式虽然千奇百怪,但都是被封建社会制度这条猛兽吃掉了,无论如何她们是摆脱不了这种厄运的。越是遵循这种害人的制度的越长寿，越是和宗法制度相敌对的越是短命。[6]她们有的虽然苟活着，但是没有活力，没有追求，其实也无异于行尸走肉。女性在封建宗法制度面前没有任何价值，爱情，事业，人生的追求都如同一张白纸。原本美丽强健的女性，她们美好而富有活力的生命被沉重的生活和无法把握的命运所吞噬，被外在的恶劣环境所摧残，最终走向死亡。宗法制度是造成女性悲剧的根本原因，婚姻制度，道德礼教，婢妾制度，僵硬的伦理等像一条条锁链将女人牢牢地锁住。给女性造成巨大的束缚和压制，并扼杀她们鲜活的生命。她们有漂亮的面孔，有聪明的心，有血肉的身体，但有谁为她们一掬同情的泪，有谁为她们发出一声怜悯的叹息，给她们一瞥温和的眼光呢？在男权制度下，女性多如凄风苦雨中摇曳不定随时会遭熄灭的烛，独自于暗夜中咀嚼孤寂的苦痛。短暂的人生，却有着不尽的磨难。

　　在漫长的男权统治历史中，女性完全成为男人的私有物，在家归父所有，出嫁归夫所有，在男人眼里，女人只是他们的工具和奴隶，男人在她们身上榨取到青春的容颜，性欲的满足和廉价的劳动力，却从来没有把她们当做与自己同等地位的人看待。在她们身上，不仅承受着男性一样的贫困，疾病，辛苦，无望，而且因为是女人，还要承受“神权，族权，父权，夫权”的重重压迫，普遍受到社会的轻蔑和歧视，繁琐的清规戒律捆绑着妇女的身心，她们一般得不到真正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造成了无数的悲剧。妇女在父权社会所处的从属和屈辱地位，决定了她们从精神上到肉体上都备受迫害和折磨，封建统治者利用各种手段强化“男尊女卑”的观念，而“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首先，犹如沉重的精神锁链，桎梏了她们的身心自由，使之失去了主宰了自己命运的权利，只能充当性奴役的对象，精神的麻木，生活的愚昧，习惯成自然，许多妇女丧失了做人的尊严，心甘情愿地成为驱使的工具，以贞节驯服为指南，本能地维护着封建道德。即使在倡导文明和民主的今天，我们也没有完全摆脱封建思想道德残余的影响，中国妇女思想现代化的历程依旧任重而道远。[7]《白鹿原》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在这个以男性为尊的时代和社会里，女性世界完全被笼罩在了男权的阴影之下，这一系列女性的悲惨命运彰显了宗法社会窒息人性的残酷面，唤起人们对女性生存的关注。[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