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波菲尔》与《小铃儿》中苦难儿童形象比较

　　《大卫•科波菲尔》是英国作者狄更斯的代表作，是他“最宠爱的孩子”[[[][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页。]]。有关《大卫•科波菲尔》的研究较为丰富，有以译本为研究方向，如《文学翻译的审美再现——<大卫•科波菲尔>的两个汉两译本的比较研究》；有以人物为研究内容，如《文学理论批评视野下的狄更斯小说女性形象研究》；而作为老舍的处女作《小铃儿》的相关研究篇目不多，现有的研究方向也是围绕着它的创作意图和创作时的社会大环境两大方面，以《老舍早期小说<小铃儿>新解——文本细读及文化社会学分析》和《新发现的老舍处女作<小铃儿>读后》为代表。

　　就笔者目力所及，学术界尚未出现以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形象进行比较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拟从大卫•科波菲尔和小铃儿的共同人物形象性质——“苦难”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通过分析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导致的两位儿童的苦难经历，从中分析两位儿童苦难原因的异同。通过解析两位儿童应对苦难时态度之差异，进一步探究苦难儿童的塑造背后所蕴涵的对个人成长、社会风气等方面的思考。这有助于进一步激发中外学界对中外儿童形象对比研究的兴趣与热情；有助于完善充实对比文学中关于类型学的研究。

　　在文学所建构的世界里，“苦难”常常被作者拿来表现人生、再现人的生存与精神。这一点在中西方作者狄更斯和老舍的作品《大卫•科波菲尔》与《小铃儿》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其中对主人公儿童时期的“苦难经历”的书写都尤为出彩。大卫•科波菲尔与小铃儿的童年是在家庭、学校和社会这三个地点度过，在那里他们品味着各自人生的酸甜苦辣，其中“苦”的经历都数不胜数，细细品读这些儿童的“苦难经历”会发现存在着“同”与“异”。“同”体现在大卫•科波菲尔与小铃儿的“苦难经历”共同围绕着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三个方面展开，而“异”体现在上述三个方面存在着不同弊端，因为这些不同的弊端进而引发了不同的苦难经历。

　　儿童是一个不具备完全自我保护能力的弱势群体，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是儿童的第一道保护屏障，一旦失去了这种保护屏障后苦难将随之而来。而父母是决定儿童所处家庭环境的关键性因素。大卫•科波菲尔与小铃儿的父母在面对是否和如何承担起“养育”和“教育”孩子的责任时，他们各自做出了选择。因为父母的相似或不同选择，进而导致两位儿童遭受相似与不同的苦难经历。

　　两位苦难儿童的父亲都不同程度地丢失了“养育”和“教育”孩子的责任，这导致其孩子饱受苦难。作为遗腹子的大卫•科波菲尔拥有两位父亲来承担对其“养育”和“教育”的责任。一部分来自生父，但因为早逝使生父被迫丢失“养育”和“教育”大卫•科波菲尔的机会。生父的早逝加上大卫•科波菲尔特殊的出生时间使其得到了左邻右舍“命中注定一辈子要倒霉”[[[][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页。]]和“有看见鬼魂的特异功能”[[[][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页。]]的非议。这为他即将蒙受的苦难做出了铺垫。另一方面来自继父默德斯通。早期的大卫•科波菲尔在母亲克拉拉和保姆皮果提的充分爱护下无忧地成长，但是继父默德斯通的到来使得这一切发生了改变。在“养育”问题上，继父默德斯通潜移默化地降低大卫•科波菲尔的生活质量。大卫•科波菲尔一从亚茅斯渔港回家后就发现“亲爱的老卧室已经变了，我被安置在一个离这儿有一段路的地方”[[[][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8页。]]。再到母亲克拉拉去世后，大卫•科波菲尔被送去默德斯通——格林比货行当洗刷酒瓶的童工。到此，继父逃避“养育”责任而导致儿童所遭受的苦难达到了高潮。在“教育”问题上，继父默德斯通剥夺母亲克拉拉对大卫•科波菲尔的教育权利，并对大卫•科波菲尔进行一种披着“坚定”外衣实为“专横”内核的教育。而这种“坚定式教育”常常伴随着暴力，如“拿起书本，扔到我身上，再不就用书扇我的耳光”[[[][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1页。]]的暴力行为在文中比比皆是。因此大卫•科波菲尔是这么评价这段学习经历的“我记忆中他们的行为对我的安宁带来了毁灭性的一击，使得我每日的凄惶苦役”[[[][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0页。]]。而小铃儿父亲的“养育”和“教育”责任与大卫•科波菲尔的生父一样被迫丢失。在小铃儿尚未有记忆前，父亲便阵亡于南京战场。但是小铃儿幸运地在母亲的回忆中体会到些许父爱。母亲针对小铃儿提出的父亲爱不爱他的问题给出了肯定的回复“你姑母常说‘他这可是你的金蛋，将来争取做大官增光耀祖呢。’你父亲眯睎眯睎地傻笑，搬着你的小脚趾放在嘴边，香香的亲着”[[[]老舍：《老舍·儿童文学精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8页。]]。小铃儿的父亲珍爱自己的孩子，如果没有死于战场，他必定会给予小铃儿最好的“养育”和“教育”。

　　此外，两位苦难儿童的母亲都没有完全承担起“养育”和“教育”孩子的责任，这也成为了两位儿童因为家庭环境而遭受苦难的重要原因。大卫•科波菲尔的母亲克拉拉对于孩子的“养育”和“教育”问题是以继父默德斯通的出现为分水岭。在继父默德斯通未出现时，母亲克拉拉虽然沉浸在丈夫离世的悲伤中，但她仍关爱大卫•科波菲尔。母亲克拉拉不仅保障了大卫•科波菲尔的衣食，而且亲自“教育”孩子。大卫•科波菲尔对于早期的家庭教育这样评价道:“在只有我跟我母亲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学习得很好，也喜欢学习”[[[][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9页。]]。但是在继父默德斯通出现后，母亲克拉拉被迫放弃“养育”和“教育”大卫•科波菲尔的权利。这一转变暗示着“妇女被明显地囿于家庭之内……‘妻子不是为本人而生存，而仅仅是住在家里，和家庭生存在一起而已’”[[[][奥]狄更斯：迈·米特罗尔、雷·西德尔:《欧洲家庭史》，赵世玲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的社会现状。具体表现在当母亲克拉拉看到默德斯通姐弟“不耐烦地动了动”后，她就“顺从地朝他们看了一眼”[[[][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0页。]]；当母亲听到默德斯通小姐的警告后，她就“吓了一跳，两颊绯红，勉强微微一笑”[[[][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0页。]]；当继父默德斯通囚禁大卫•科波菲尔时，她仍是闭口不言。由于母亲克拉拉放弃“养育”和“教育”孩子的权利，这不仅使得大卫•科波菲尔“与母亲一天比一天疏远”[[[][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1页。]]，而且使得大卫•科波菲尔“变得抑郁、呆笨和执拗”[[[][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1页。]]。与大卫•科波菲尔母亲克拉拉放弃孩子的“养育”和“教育”权利不同，小铃儿母亲选择勇敢承担。同样早年丧夫的小铃儿母亲坚强独立，她通过给人家做针线活等方式承担起养育孩子的责任，这使得小铃儿无需担忧生存问题。但是在家庭教育问题上，小铃儿母亲是一个典型的没有政治认识的家庭妇女，而且向小铃儿灌输的是封建的“孝道”教育。这在母亲回应小铃儿喊出为父报仇的口号时得到体现，她说“你要怎样？快给我道碗水吧！不用想那个，长大成人好好的养活我，那才称孝子”[[[]老舍：《老舍·儿童文学精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7页。]]。

　　两位苦难儿童在家庭环境导致的苦难经历上都受到父母丢失“养育”和“教育”孩子的责任问题的影响。在父亲是否履行责任方面，大卫•科波菲尔的苦难原因主要来源于继父默德斯通恶意逃避养育孩子和错误的“坚定式教育”；而小铃儿的苦难原因则是因为早逝的父亲被迫丢失养育和教育孩子的机会。在母亲是否履行责任方面，大卫•科波菲尔的母亲克拉拉因为盲目顺从错误的家庭观而主动放弃其责任，这导致了儿童的苦难；而小铃儿的母亲虽然主动承担起教养孩子的责任，但是在教上她传递的是一种封建传统的“孝道教育”。综上，两位儿童的父母都未充分“养育”和“教育”自己的孩子。并且因此形成不良的家庭环境，进而导致儿童的苦难。

　　家庭是儿童安生长的第一道保护屏障，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学校关于儿童的身心发展也具备着不可无视的影响。学校环境可以分成校园环境和具体的学校教育内容两大部分。大卫•科波菲尔所在的萨伦学校和小铃儿所在的王家镇小学的校园环境都不合格。前者是破败，而后者是简朴。此外，两位苦难儿童在学校接受到的教育内容都存在弊端，都无法引导他们完善心智。不合格的校园环境和存在弊端的学校教育内容与两位儿童遭受的苦难息息相关。

　　不合格的校园环境导致两位苦难儿童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苦难。大卫•科波菲尔所在的萨伦学校是一所典型的寄宿学校，他在这儿学习与生活了近两个学期。萨伦学校给予大卫•科波菲尔的第一印象就不好，他心里嘀咕道“四周围着砌砖的高墙，看上去非常沉闷”[[[][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4页。]]。接着，他走进教室看到的都是“脏脏的地板”[[[][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5页。]]，闻到的是“一股有碍卫生的怪味，像发霉的灯芯绒裤子、放在不通气地方的甜苹果和腐朽的书籍”[[[][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6页。]]。此外，运动场更是随意开辟出来的一块“尘土飞扬”[[[][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9页。]]的泥土地，大卫•科波菲尔评价道“简直是一小片沙漠，除了双峰或单峰的骆驼之外，谁在那而都不会感到舒适的”[[[][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9页。]]。最后，宿舍环境简单地可怜。屋子里只有成排林立的空床。恶劣的学习与生活条件抑制着大卫•科波菲尔快乐地成长。与此相比，文本对于小铃儿就读的王家镇小学环境描写不多。但是不难看出他的校园环境非常简朴。它位于京城北郊某处，是一个经济与人口都不繁荣的地方。此外，组成教学的团队也十分简单“凑齐也有十来个人”[[[]老舍：《老舍·儿童文学精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5页。]]。偏僻的地理位置和简单的组成人口使得校园环境闭塞，这导致小铃儿无法直接接触到外界，为他接下来无法对先生的错误教育做出一定的思考与辨别奠定基础。

　　在具体的学校教育内容上，大卫•科波菲尔因为遭受到以克里克尔校长为代表的以暴力为外衣、功利主义为核心的教育而导致身心得到严重创伤。作为教育者的克里克尔校长自称是个“鞑靼”，是个“在生意破产后……这才做起办学校的营生”[[[][英]狄更斯：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95页。]]的人。“他每天都左右开弓，朝四周挥鞭抽打，像个骑兵似的在学生中横冲直撞，抽打起来毫不留情”[[[][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94页。]]。因此萨伦学校沦为一个“屠宰场”，而校长克里克尔是整个学校的主宰者。像因为在课上犯困而“在我背上抽打出一条红杠，把我唤醒，为的是能让我把他看得更清楚一点儿”[[[][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99页。]]的暴力行为数不胜数。这种暴力的教育方式使得大卫•科波菲尔伤痕累累。而且克里克尔校长除了打人，别的一概不懂。这使得大卫•科波菲尔无法获取相应的知识，无法变得心智成熟。克里克尔校长代表着一种主张个人利益至上的功利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导致教育也被当作获取财富的社会来源，诱使经营者开始收取不义之财并且戕害儿童。而大卫•科波菲尔正是这种披着暴力外衣、实为功利主义的教育的牺牲品。

　　在具体的教育内容上，小铃儿接受到的是先生的“国耻教育”。这一教育导致了小铃儿走向暴力之路，并最终走向苦难。小铃儿的学校学习经历有一个前后变化。在早期人人夸他“聪明可爱”[[[]老舍：《老舍·儿童文学精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5页。]]，但是在接受了来自先生的狭隘的、不合理的“爱国主义教育”后变得人人讨厌。先生承担着引导学生积极向上的责任。所以当先生本身的思想变得偏激后，他对于学生小铃儿的引导自然会出现问题。先生灌输给小玲儿“国耻教育”的本质是一种宣扬盲目的仇外情绪以及片面的尚武思想，这是一种以暴制暴的错误思想。在接受到该思想的影响后，小铃儿决定“弄一个会”[[[]老舍：《老舍·儿童文学精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8页。]]，这个会主张通过打架来提高本领为日后上战场打日本人做准备。从此，小铃儿的精神世界变得畸形，进而他输出的行为变得带有暴力，这种暴力不仅化作每一次打群架后的一道道伤痕，而且变成反噬小铃儿健康成长的毒药。

　　所以，两位苦难儿童因为不良的学校环境而遭受苦难。一方面，不合格的校园环境无法保障大卫•科波菲尔基本的成长所需条件，也无法提供小铃儿一个开拓见识的机会。另一方面，两位困难儿童接受的具体的教育内容都存在问题。大卫•科波菲尔受到的是克里克尔校长的暴力式教育，而小铃儿受到的是先生的偏激的“国耻教育”。不合格的校园环境和错误的教育内容共同导致了两位儿童的苦难。

　　儿童能否健康快乐地成长不仅是取决于家庭与学校环境，更加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发展处于不良状态时，儿童就将受到负面影响。两位苦难儿童所处的社会皆是充斥着非理性的思想与该时代特有的问题。作为生活在其中的大卫•科波菲尔与小铃儿自然难以避免地走向苦难。

　　大卫•科波菲尔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金钱矛盾而沦为苦难者。维多利亚时代工业疾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随之逐步暴露。伴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巨量物质财富激发了拜金主义思潮，这一思潮侵蚀着人们原本质朴的心灵。人们为了追求财富而不择手段。继父莫德斯通为了钱财而追求大卫•科波菲尔的母亲，在得手后逐渐暴露丑陋的面孔。他先巧言令色地拿走管家权，然后变本加厉地压榨大卫•科波菲尔，直至最后赶走大卫•科波菲尔来独占家产。其次，资本家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而泯灭人性，其中默德斯通——格林比货行的经营者就是典型代表。这些剥削者加大了压榨工人的力度，进而导致了贫困的人愈发苦难。甚至在这些在剥削者的眼里贫困是社会不可缺少的因素，没有贫困就没有劳动力，没有劳动力就没有财富。他们雇佣一批像大卫•科波菲尔一样的儿童作为廉价劳动力，以最低廉的报酬换取高额的利润。六七个先令的工资是大卫•科波菲尔生活的唯一来源，他不得不精打细算，但仍会出现没有钱吃饭的情况，只能去“弗利特街一家野味店看看，要不有时就一直走到科文特加登市场去看看菠萝”[[[1][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73页。]]以饱口舌之欲。大卫•科波菲尔作为处在该社会之中的儿童被迫裹挟其中，最终成为社会负面发展下无数苦难者中的一个。

　　而满人小铃儿因为生活在一个人人寻求救亡图存的社会大环境下，所以被迫沦为一名苦难者。小铃儿的父亲死于南京战场，这在他幼小的心里埋下了国仇家恨的种子。同时封建主义的消亡和帝国主义的入侵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动荡，救亡图存意识愈发强烈，如何救中国的讨论之声也愈发高涨。在《小铃儿》中以先生为代表提出的“国耻教育”便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声音。但是这种声音的实质是在宣扬盲目的仇外情绪以及片面的尚武精神。而小铃儿在这时受到了先生“国耻教育”的影响，内心的那颗国仇家恨的种子破土而出。面对国家受到入侵，国人开始反抗。小铃儿也采取行动，他正式集结小伙伴“弄一个会”[[[2]老舍：《老舍·儿童文学精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8页。]]，通过这个会集结愿意打架来为上战场做准备的人。自此，小铃儿变了，变得暴力、无礼。最终因此被勒令退学。与此同时，小铃儿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即他是个满人。这在文中有一处细节可以得到印证：小铃儿的学名叫做德森。但是这个学名“仿佛形同虚设”[[[]老舍：《老舍·儿童文学精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5页。]]，从校长到同学都只喊他“小铃儿”。这一细节暗示特殊时代下满人的生存状况并不好。“旗人们不敢在公开场所暴露自己的旗籍，成了普遍现象……为了避免受到歧视”[[[]关纪新：《老舍评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社会大环境下的国仇家恨与民族歧视这两座大山压在了小铃儿的身上。为了摆脱苦难，他选择了不恰当的以暴制暴的方式。但最终仍是堕入苦难的深渊。

　　所以，以上两个畸形的社会都丢失保护儿童健康成长的责任。资本主义社会下的金钱矛盾导致大卫•科波菲尔成为一个牺牲品，它带给苦难儿童的是失望与压制。而在封建主义的消亡和帝国主义的入侵下中国社会所涌现出一股错误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声音，直接影响了小铃儿。社会的被迫狂躁激发了小铃儿的非理性成长。

　　综上，大卫•科波菲尔和小铃儿因为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而遭受苦难。但这三个环境又存在着各自的问题，进而导致两位儿童遭受到不同的苦难。在家庭环境上，父母都不同程度的丢失了“养育”和“教育”孩子的责任，其中因为父母教育问题导致的苦难格外严重。暴力式的家庭教育给大卫•科波菲尔带去了伤痕和精神折磨，而传统的“孝道教育”激发了小铃儿的逆反心理。在学校环境上，不合格的校园环境和错误的教育内容共同引发了苦难。在社会环境上，大卫•科波菲尔因为财富问题被迫成为牺牲品，童工经历就是最佳证据。而小铃儿由于处在国家被入侵的社会，战争不仅夺走了父亲的生命，而且也促使小铃儿走向暴力。所以，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于每一个儿童的健康成长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关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上的不同弊端给两位儿童带来了不同的苦难经历。由于儿童是可变的存在，他们的灵魂处于松软状态，没有固定的方向，没有固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去面对苦难的方式会存在多样性。具体到文本中来，两位苦难儿童面对苦难的态度表现为以下两种：大卫•科波菲尔面对苦难的态度是从无措、到接受、再到反抗，小铃儿面对苦难的态度则是坚决反抗。而引发两位苦难儿童不同的应对态度的原因各不相同。前者与资本主义的压迫息息相关，而后者与国家动荡的社会现状紧密相连。

　　大卫•科波菲尔在经历了来自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所导致的苦难后，他做出了不断变化的应对态度。这种应对态度一共发生了两次转变：从一开始的无措转变到接受，再从接受转变为反抗。不断变化的应对态度体现了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人们对抗不公的勇气和维护尊严的意识觉醒。

　　大卫•科波菲尔一开始面对突如其来的苦难的态度是无措。他最早遭遇苦难的地点是在家庭。大卫•科波菲尔一出生就因为遗腹子的身份被女邻居贴上了“命不好”[[[][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6页。]]和能看见鬼的标签。面对这一苦难，由于他年幼还未形成意识，所以并未表现出明显态度。在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日子里，他仍是一个简单快乐的儿童。随着继父默德斯通的到来，这才开始引发其情感态度的波动。继父默德斯通剥夺母亲克拉拉对大卫•科波菲尔的关怀与教育权利，面对这样的打压，大卫•科波菲尔一下子感到了“无措”。于是向性格软弱的母亲克拉拉求助，但求助无果。大卫•科波菲尔面对突如其来的苦难不知所措，只是“不停地哭着……裹上被单的一角，哭着睡去了”[[[][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0页。]]。

　　接着，大卫•科波菲尔面对苦难的方式发生了第一次转变：从一开始的“无措”，到发现自身无法解决问题时选择了“接受”，并且借助一定的外部力量来合理化他的“接受”。在家庭里，大卫•科波菲尔因为首次面对苦难而感到无措，又在求助母亲无果后加重了这种无措感与悲伤感。悲伤过后他选择默默“接受”。离开家庭前往萨伦学校后，他遇到了通过体罚与辱骂来管理学生的克里克尔校长。大卫•科波菲尔在经历了家庭暴力后对克里克尔校长的暴力行为表示习以为常。所以大卫•科波菲尔再一次选择“接受”。苦难的经历给他带来了身体上的伤痕，更加严峻的是带来了精神上的折磨。“忍受”常常无法平衡这种精神折磨，所以大卫•科波菲尔借助了外部力量来实现合理化他的“接受”。作品中典型的外部力量有三处：一处是亲生父亲留下来的书，这“是我的唯一安慰，也是我经常的安慰”[[[][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2页。]]。大卫•科波菲尔通过将自己带入到书中人物，借助书中的情节来体会战胜苦难的快感。这保全了大卫•科波菲尔的幻想，进而保全了大卫•科波菲尔战胜苦难的希望。第二处是来自于善良淳朴的女仆皮果提，女仆皮果提给予了大卫•科波菲尔少有的关怀与温暖，大卫•科波菲尔这么评价她道：“她进入了我心中的一个地方……如果她死得早，我无法设想我会做些什么”[[[][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9页。]]。最后一处来自于萨伦学校里同学斯提福兹，他会保护大卫•科波菲尔不受到除了克里克尔校长外的欺负，会关心大卫•科波菲尔是否因为讲太多故事而嗓子疼，会鼓励大卫•科波菲尔多一点勇敢。通过借助这些外部力量大卫•科波菲尔完成了心理的平衡，实现了对苦难的“合理化的接受”。

　　最后，大卫•科波菲尔面对苦难发生了第二次转变：从接受到反抗。面对默德斯通姐弟的打压以及克里克尔校长的体罚，大卫•科波菲尔都选择了默默忍受，并借助一定外部力量完成“接受”的合理化。但是这些退让并没有化解苦难，反而使得那些施害者日益猖狂。最终在被继父默德斯通送往默德斯通——格林比货行做童工后，大卫•科波菲尔内心日积月累的绝望痛苦使他迎来了反抗意识的觉醒。大卫•科波菲尔意识到“没有逃脱那苦难的希望，除非我自己跑掉”[[[][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7页。]]。于是“打定主意要逃走——决定不管用什么办法，到乡下去，到世上我唯一的亲戚那儿。把我的遭遇告诉我姨婆贝特西小姐”[[[][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89页。]]。投奔姨婆是大卫•科波菲尔开始反抗苦难的重要标志，也是大卫•科波菲尔进行自我救赎的关键性决定。到这时大卫•科波菲尔完成了面对苦难的最后一步转变，即进行主动反抗。并且这一主动反抗帮助他成功摆脱了苦难。到此，大卫•科波菲尔完成面对苦难的态度转变从无措、到接受、再到反抗。

　　大卫•科波菲尔面对苦难的态度是从无措、到接受、再到反抗，这些态度的背后对应了维多利亚时代下资本主义对人民的迫害，以及人民对抗不公的勇气和维护尊严的意识觉醒。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迅速发展后逐渐暴露弊端。其中有关财富导致的社会矛盾尤为突出。财富的产生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创造财富的进程中伴随着人性的失落。具体体现在继父默德斯通为了侵占大卫·科波菲尔母子的金钱不择手段；克里克尔校长为谋取私利而戕害儿童；社会机构管理者为了利润剥削、压榨工人等方面。作为弱势群体的儿童面对这样的迫害自然会感到无措，并且一度寄希望于外界来救赎自己。但在求助无果后又产生逃避心理。这种逃避心理错误地认为屈服于资本主义的压迫会减少苦难。但是，此时的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只会无下限地压迫底层人民。进而导致社会生存的压力越来越大，人们更深层地体会到孤独、焦虑和虚无感。无数次的压迫最终迎来了反抗，大卫•科波菲尔私自逃离默德斯通——格林比货行和去投奔姨婆。这种反抗表现了苦难儿童对抗社会不公的勇气的增长和维护尊严的意识觉醒。

　　所以，大卫•科波菲尔面对苦难的态度是随着苦难的加剧而不断变化，具体表现为从一开始面对突如其来的苦难感到无措，再到凭借外部力量合理化地接受苦难，最后因苦难的无下限加剧而开始反抗。这不断变化的应对态度也暗示着苦难儿童对抗社会不公的勇气的增长和维护尊严的意识觉醒的过程。

　　与大卫•科波菲尔面对苦难的态度具有前后变化不同，小铃儿选择面对苦难的态度简单、激烈，他选择了坚决地反抗。他的反抗受到先生“国耻教育”的直接影响。而这种“国耻教育”的实质是部分群众处在国家动荡之际发出的“救亡图存”之声。

　　小铃儿在经历了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导致的苦难后，他选择以坚决的反抗态度面对苦难。小铃儿的父亲阵亡于南京战场，这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并且在小铃儿接受了先生那错误的“国耻教育”后，使他加剧了对帝国主义的恨。这些痛与恨变为折磨小铃儿精神上的苦难根源。为了消解这份苦难，小铃儿决定落实先生的“国耻教育”，他“打算弄一个会”[[[][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98页。]]，这个会用来集结愿意通过打架来为日后上战场做准备的人。可见“国耻教育”的实质是宣扬盲目的仇外情感和片面的尚武精神。这使得小铃儿的反抗是带有天生的以暴制暴性质。从此小铃儿变了，他与张纯等坏孩子厮混在一起。他们不仅欺负女同学，而且故意挑衅北街洋学堂的学生，最终受到了退学处分。

　　小铃儿面对苦难的坚决反抗态度体现了现实社会中“国耻教育”的消极影响。近代以前的中国在西方国家眼中“不是一个实在的国家，而是一个神话”[[[]周宁：《龙的幻想》，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但是随着帝国主义入侵的深入，中国地位发生了改变，中国人的耻辱感加剧。国人根据失地的羞耻、败兵的羞耻、损失国权的羞耻进行各色的国耻纪念，并且迅速发展到教育体系中去。针对儿童的“国耻教育”主要通过让儿童知道国耻历史，进而激发其雪耻的决心。在这一时期里，小学教育中最重要的基本工作就是进行“国耻教育”。这要求“尤须注重小学教师，必使其有爱国雪耻之血心，而后方能任其为老师也”[[[]齐红深：《日本侵华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10页。]]。在以上的要求下，先生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对于讲和的李鸿章痛恨至极，而且向小铃儿灌输“长大成人打日本去，别跟李鸿章一样”[[[]老舍：《老舍·儿童文学精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5页。]]的偏激观念。像小铃儿这样的儿童是很容易受外界暗示的，外界告诉他什么可怕，他就惧怕什么。很快小铃儿陷入先生的“国耻教育”的负面影响，他采取以暴制暴的反抗态度去面对苦难。在社会动荡的背景下，小铃儿化悲痛为力量进行了反抗斗争，他集结同龄人通过打斗来反抗苦难。但也因此受到退学处分。“国耻教育”逐渐偏离塑造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的出发点，陷入盲目的仇外情绪以及片面的尚武精神。封建主义的消亡和帝国主义的入侵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动荡，救亡图存意识愈发强烈，如何救中国的讨论之声也愈发高涨。在《小铃儿》中以先生为代表提出的“国耻教育”便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声音。但是因为这声音的实质是在宣扬盲目的仇外情绪以及片面的尚武精神，所以受到“国耻教育”影响的小铃儿采取带有暴力性质的坚决反抗来面对苦难。

　　所以，小铃儿在受到先生的“国耻教育”影响后采取了坚决反抗的态度来面对苦难。这种“国耻教育”的本质是一种不全面的、偏激的“爱国主义教育”，这使得受教育者小铃儿获得了盲目的仇外情绪以及片面的尚武精神。进而导致小铃儿的反抗带有以暴制暴性质，最终无法帮助小铃儿摆脱苦难。

　　总而言之，大卫•科波菲尔和小铃儿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各自表达了不同的应对态度，前者采用从无措、到接受、再到反抗的态度，是在变化中寻求摆脱苦难的方式；而后者采用了坚决反抗的态度，是企图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打压苦难。但两位苦难儿童在寻求摆脱苦难的路上，最终都走向了相同的救赎方式——“主动反抗”。大卫•科波菲尔在前期选择妥协，但这并未实现苦难的摆脱，相反导致了苦难的喷发。所以到了后期他选择了主动反抗，他下定决心逃离原本生活去“投奔姨婆”[[[][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98页。]]。正是这一主动反抗使得大卫•科波菲尔摆脱了苦难。而小铃儿选择了以暴制暴的方式来主动反抗苦难。也正因为、其以暴制暴的性质导致了小铃儿因打架斗殴被学校开除。不同性质的主动反抗为两位苦难儿童打开了不同世界的大门。两种不同的面对方式传达出对抗不公的勇气和维护尊严的意识的重要性。但也要懂得独立思考，不可让情绪左右一切。与此同时，两位苦难儿童面对苦难的不同应对态度的背后也蕴含着各自的原因。大卫•科波菲尔面对苦难态度的转变实则是人民认识到如何应对暴露弊端的资本主义的过程。资本主义的核心是通过压榨人民来追逐利益，所以示弱和妥协无法保障自身利益，只有与其抗争才能实现自我保护。而小铃儿的坚决反抗态度代表部分人民在国家动荡之际提出的一种以暴制暴的“爱国举动”。

　　中西方作者在文学创作中塑造了许多有特色的苦难儿童形象，以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与老舍的《小铃儿》中的两个主人公为例，主要围绕两位苦难儿童遭受苦难的原因和应对苦难的态度进行比较分析。

　　首先，在比较中西方苦难儿童的苦难经历时，发现大卫•科波菲尔和小铃儿的苦难原因都来自于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上的问题。在家庭环境上，主要是因为父母丢失“养育”和“教育”孩子的责任导致两位儿童遭受苦难；在学校环境上，不合格的校园环境和错误的教育内容共同导致了儿童遭受苦难。在社会环境上，畸形的社会发展导致生活在其中的两位儿童都沦为牺牲品。

　　其次，分析大卫•科波菲尔和小铃儿在面对苦难的态度时得出两位儿童的应对特点。前者采用从无措、到接受、再到反抗的应对态度，是在变化中寻求摆脱苦难；而后者采用了坚决反抗的应对态度，是企图通过以暴制暴的方式压制苦难。虽然两位儿童最终走向了相同的救赎方式——“主动反抗”。但是，不同性质的主动反抗为两位苦难儿童打开了不同世界的大门。大卫•科波菲尔的反抗态度传达出的是对抗不公的勇气和维护尊严的意识的重要性。而小铃儿是反抗态度是一个负面例子。体现出小铃儿处事缺乏独立思考，并且由情绪左右态度。

　　最后，苦难对于文学具有净化作用，可以使文学脱离低俗的快乐和肤浅的理想，可以使文学以人为本，关注着人的生存境况、存在价值和未来命运。通过对苦难儿童的苦难原因和应对苦难的态度分析得到以下启发：在个人方面，人要有独立思考的意识，要懂得尊严的重要性，要具备对抗不公的勇气。在社会方面，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于每一个儿童的健康成长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进而呼唤三者承担起保护儿童成长的时代责任。

　　[1][英]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M].宋兆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2]老舍.老舍•儿童文学精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3]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北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4]齐红深.日本侵华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5]关纪新.老舍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6][奥]迈·米特罗尔、雷·西德尔.欧洲家庭史[M].赵世玲，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7]周宁.龙的幻想[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8]蒋承勇.现代文化视野中的西方文学[M].上海：上海科学出版社，1998.

　　[9]洪治刚.永远的质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0][法]安•莫洛亚.狄更斯评传[M].王人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