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严氏兄弟形象研究

严监生并非如世人所认为是一个吝啬鬼,只是生性节俭,究其实质,其实是遭受到封建宗法制和封建官僚制双重迫害的受害者,而与之相比,严贡生实是凉薄恶毒、忝列衣冠的恶霸,依仗着贡生和家族中长兄的身份为非作歹,理应遭到我们的唾弃,而严监生死前伸出二指的

  引言

  严氏兄弟作为《儒林外史》中的一对兄弟形象,出场的回数虽然不多,但是却各有特色,给我们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是严监生的勤俭节约还是严贡生的享乐奢靡,他们身上的一些行为和特质在我们当下的社会中也不罕见,因此,研究严氏兄弟的形象对于当今人们仍有启示作用。
  当前学术界对于严氏兄弟的研究热点主要有三个:分别是严监生是否“吝啬”的争辩、严氏兄弟二人的相互比较、儒林外史中兄弟形象对于深化主题有何裨益:
  学者赵峻的论文《中国吝啬鬼之谜——以严监生为路径研读<儒林外史>》深入探讨了严监生是否是“吝啬鬼”的问题。该文坚持认为严监生是一个中国式吝啬鬼[[[]赵峻.中国吝啬鬼之迹——以严监生为路径研读《儒林外史》[J].明清小说研究.2013,(1).]],但是对此提出质疑的学者也有很多,主要有学者谢波的论文《严监生吝啬鬼形象质疑》,他认为严监生仅仅只是“苛于待己”,同时对待他人十分热情,对待金钱并不偏执,也没有狂热的追求,和我们理解的吝啬鬼形象差异较大,所以严监生不是吝啬鬼。[[[]谢波.严监生吝啬鬼形象质疑[J].明清小说研究,1987,(6).]]
  关于严氏兄弟二人的相互比较的论文也有很多,如杜桂萍的论文《同体异形:严监生、严贡生比较论》,这篇文章认为严监生、严贡生是作者吴敬梓故意塑造的一对兄弟形象,是相互含纳、彼此补充的统一体。[[[]杜桂萍.同体异形:严监生、严贡生比较论[J].江西社会科学,2009,(10).]]
  对于《儒林外史》中的兄弟群像研究,以及他们之于主题的意义,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同样很多,而且各有见解。比如著名学者陈美林先生,他在《“兄友弟恭”的理想与“兄弟参商”的现实——<儒林外史>兄弟群像所体现的士人性格与命运》等文章中,对于《儒林外史》中的兄弟群像研究较为深入,认为《儒林外史》中的兄弟群像的塑造大都是各有目的,反应了古代士人性格的一个侧面,烛照了世相,体现了吴敬梓对于道德标准的反思。[[[]陈美林.“兄友弟恭”的理想与“兄弟参商”的现实——《儒林外史》兄弟群体所体现的士人性格与命运[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2).]]
  虽然前辈学者术界对此题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对于严氏兄弟形象特点、形象意义仍有相当大的探索空间,尤其对于严监生的吝啬、严监生临死前“伸出两指”的寓意目前也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因此挖据吴敬梓先生塑造严氏兄弟这一形象的真实用意及态度,探索严氏兄弟这一形象对于整部《儒林外史》所起到的作用,仍然值得研究和探索。

  一、严监生形象分析

  严监生在《儒林外史》中着笔不多,但形象却十分鲜明,人们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吝啬鬼,究其原因,则是他临死前让赵氏挑去一茎灯草方肯咽气的事。
  这件事,似乎坐实了严监生吝啬鬼的形象。但是,我认为,想要客观的分析人物形象,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一个情节里,而将严监生视为吝啬鬼,不仅是对文本的误读,也偏离了作者最初的写作宗旨。相比而言,严监生的哥哥严贡生反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吝啬鬼和恶霸。

  (一)胆小有钱的严监生

  虽然人们都因为“两茎灯草”的情节将严监生视作吝啬鬼,但是抛开这个情节,严监生在前文的一些所作所为同“吝啬鬼”的形象大相径庭,因此,笔者认为,应该用系统、发展的眼光看待严监生的“吝啬”,分析他的行为,若只是孤立地看待“两茎灯草”这一情节,则对严监生的评价就会有失偏颇。实际上,综合来看,严监生只是一个被封建科举制度以及封建宗法制度压迫摧残的可怜人。而其身上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胆小有钱”。
  首先,严监生家产丰厚,在其短短出场的两回中又有多处花钱的行为:
  拿两千钱打发差人
  花十几两银子了结严大官司
  请医师,用人参、附子等药给王氏治病
  给二位老舅二百两银子,请来行礼
  备祭桌,花费金钱,送两位舅奶奶首饰
  拿出五十两银子送两位老舅,备酒席
  修斋、理七、开丧、出殡,用四五千两银子
  送给两位老舅几封银子做恭喜的盘费[[[]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其次,“吝啬”一词的本意是指过分地爱惜财物而不用,但是从以上的事件我们可以发现,严监生同传统意义上的吝啬鬼有很大的区别,他的确非常爱惜自己的财物,但也并不是一味地敛财,而在需要花钱的地方他从不犹豫,甚至在对待他人时堪称慷慨,他的“吝啬”不如说是一种自虐式的节约,面对的对象只有他自己,具体表现有平日里舍不得吃喝,自己病的骨瘦如柴却舍不得买人参等等。
  最后,严监生的发妻王氏的一些行为也能从侧面证实严监生并非吝啬,书中,赵氏在王氏死后的向严监生诉说王氏做的种种好事,在她的印象中,无论是“尼姑”、“卖花婆”、还是“女瞎子”都受过王氏的“恩惠”,而且对待家里的穷亲戚也十分的关照,自己不吃,却把东西拿给别人吃,自己不穿,却把东西拿给别人穿。或许赵氏的话有点夸张,但是,也从侧面证明了王氏并不是一个一味敛财的人,对待一些弱势群体、亲戚朋友,经常乐善好施,王氏做得这些事自然是经过严监生同意的,如果严监生是一个“吝啬鬼”,他断然不会坐实自己妻子的这种行为,更不可能默认这种“散财”的做法。

  (二)现实矛盾的严监生

  严监生性格中的现实主要体现在严监生对待自己妻子的态度上,严监生对待自己妻子,一方面,他并不“无情”,甚至与糟糠之妻王氏称得上是伉俪情深,不仅与之携手勤俭持家,将自己原本并不富裕的家业越做越大,而且在妻子生病的时候竭尽全力地去想办法治愈妻子,毫不在乎金钱的花费,但另一方面,严监生又略显“无情”,当眼见王氏已经治不好,病危在床时,突然决定将小妾赵氏扶正,尤其是在扶正赵氏的仪式上,仪式现场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而病床上的王氏“早已发昏”、痛苦不堪,严监生甚至连王氏死时都未在床边而在厅前陪客,都不知道王氏何时死的。这两个画面的对比凸显了严监生的寡情。
  这种结果固然是众方妥协的成果,但也体现严监生的一种现实的生活态度。对严监生来说,扶正赵氏,并不是移情别恋,而是为了儿子,为了自己的财产能顺利被继承,对王氏来说,是防止将来严监生另娶正房,对儿子不好,另外,赵氏已是妾,王氏健康时可能将赵氏作为情敌,也可能是姐妹,自己快要死了,也就无所谓情敌了,丈夫愿意扶正,王氏也就认为这是好事了。对赵氏来说,是自身力争上位的手段,所以从手续上来说,乘王氏未去,获得赞同,一切都顺理成章。
  面对自己丰富的资产,严监生是纠结且矛盾的,一方面,在得病时依然持续谋利,仍“家前屋后走走”[[[]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56)]],守卫他的家产,卧病在床时,依然牵挂着田上要收早稻,而另一方面,他不断的散财,用银两搞定纠纷案、赠予舅爷银两……这些花销,虽然不完全是严监生的本意,但是同样可以从中看到其矛盾的人格。
  严监生不惜花费重金来收买两位舅爷,起初是希望能够支持赵氏扶正,后来则是担心自己死后严贡生会攫夺自己的财产,所以需要两位老舅的帮助来保护自己家产、引导儿子走仕途之路,所以,纵然对自己的钱财万分珍惜,但是该花钱的地方还是毫不犹豫。从中也能看出,严监生的矛盾其实并不是本意,只是被客观环境所裹挟,其内心同样矛盾至极。

  (三)严监生性格成因

  1.严监生节俭性格的成因
  严监生节俭的性格形成的原因在小说中可以初窥一二。首先,严监生最初的家产并不富裕,祖荫不厚。他们兄弟分家之后,严监生勤俭持家,善于经营,财富扩张,而严贡生好逸恶劳,以致家道中落,开始变卖祖产。严监生向两位老舅介绍自己家时透露了这一情况,在分家的时候,严监生和严贡生都是“一样的田地”,而严监生则是勤俭节约,持家有道,平日“猪肉也不舍得买一斤”,严贡生家里却是恰恰相反,家里的田地早就被变卖了,三天就要吃一顿肉,“一买就是五斤”没钱买肉吃的时候,甚至“端了家里梨花椅子”,换肉包子吃,奢靡的令人瞠目结舌。虽然严监生的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是两者相效,不难发现,当初分家时严监生和严贡生都是一样的不多的田地,而严监生勤俭节约、善于持家,而严贡生则是铺张浪费,好逸恶劳,将本就不多的家产早早败光了。
  小说中还有一事也能体现出严监生夫妇最初并不富裕,那就是在王氏死后,严监生和赵氏发现了王氏历年积累的五百两银子,准备在紧急的情况下使用。“历年积累”和“应急”这两个属性决定了这笔钱的重要性和积累的时间久远,而发现此银时,严监生已经有了十几万的身家,可见,在严监生和王氏眼里,五百两曾经是很大一笔钱,足可以应对一些突发事件,说明严监生和王氏夫妇期初并不想现在这么富庶。
  其次,严监生夫妇兴家不易。严监生虽然有钱,但也是细心经营而来,并非一开始就有万贯家产,严监生因为原配王氏的逝世伤心欲绝。小说中对于严监生夫妇细心经营家业的情况也有很多细节暗示,比如在王氏料理家务的时候“自己装瓜子、剥粟子、办围碟。”[[[]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56)]]这并不是因为严家没有仆人使唤,更不是因为严监生的吝啬,而是家境困苦的时候柴米夫妻亲力亲为形成的习惯,从中可见严氏夫妇积攒家业的细致和不易。
  综合以上情节,可以看出严监生年轻的时候虽然有一些田地和家产,但是日子大致过得比较拮据,他和妻子王氏勤俭节约,省吃俭用,慢慢积累了这么多的财富。
  但是,习惯的养成并非是一朝一夕就能更改的,而且正是因为能够这么的省吃俭用,严监生才能够聚集这么多的财产,所以纵然有钱了,严氏夫妇仍然时时刻刻地委屈着自己。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节俭的性格,而并非众人所说的吝啬。
  2.严监生胆小性格的成因
  在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中,一个人的政治权力的大小决定了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高低。有权力,那就不愁没钱,反之,一旦有钱但没有权力的保护,那就会陷入四面受敌的被动状态,过多的钱财只会为自身招来灾难,而严监生就是因为自身的有钱却无权,成为了这种社会现实的受害者,也逐渐形成了胆小懦弱的性格。胆小,使得各种权力可以恣意妄为地欺负他;有钱,又给了权力热衷于欺负他的动机。
  小说中虽然没有说明严监生的监生身份是否是“捐”来的,但是其自言“受大房的气”以及对待王氏兄弟恭敬的姿态来看,严监生的社会地位较低,也无什么权力,位于剥削阶级的末端。当时的社会,以功名的高低为地位的评判标准,严监生的社会地位还并不是很高,正因为如此,严贡生犯事出逃,衙役找不到严贡生,却知道严监生家里有钱,于是便“只拣有头发的抓”,[[[]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56)]]找严监生来解决此事。
  严监生胆小有钱,但是由于没有权利,不得不小心谨慎地处事,深怕得罪了有权的人物。这些乡绅官吏们形成了一个权力圈子,对于圈外的普通人或是无权无势的人,便毫不留情地进行剥削,严监生对自己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他知道自己的问题在于功名太低,从小说中也能看出他可能进行过一些努力,想要让自己的功名再进一步,但是结局也许不太理想,例如,严监生和两位舅爷在吃酒时行状元令,别人都中过几次,而严监生却一次没有中,似乎是在跟严监生开玩笑,通过这一情节,也反应了当时的读书人眼里唯有功名,并且严监生的毕生夙愿同样也是考取功名,只是结局不太理想。
  在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很难不让人随波逐流,因此,严监生的这辈子的遗憾就是功名太低,这在他死前向两位舅爷托孤时的话语也能看出,他让两位舅爷照顾自己的儿子长大,然后让他做两件事,一是“读读书、进个学”,而是“不受大房的气”。其实,这便是严监生最遗憾的事,也是最让他牵挂的事。
  严监生缺憾,一个是“未进学”,二是“不是大房”。在这两个缺憾之下,严监生一辈子活得都非常谨小慎微,他谁也不敢得罪,见谁都想与之交好,因为这是他维护自身最好的手段,也只有这样,他的家业才能越积越多,越积越大。这也是他不惜花重金为严贡生摆平官司,花重金赠给两位舅爷,让他们照拂自己的儿子的原因。
  “未进学”与“不是大房”这两者是严监生毕生的追求,是严监生临死前最后的遗憾,也是严监生临死前最为牵挂的事,他不希望自己的命运在自己的儿子身上重演,所以他不惜花费各种钱财在死前为自己唯一的儿子铺好路,委托两位舅爷和赵氏,保护好家业并且让儿子去考取功名。然而,他却低估了其兄严贡生的狡诈残忍和王仁王德兄弟的无情无义,在其死后,家产仍被严贡生占去了大多数。
《儒林外史》严氏兄弟形象研究

  二、严贡生形象分析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大多比较丰满,很少有纯粹的坏人或好人,而严监生的亲哥哥严贡生,却可以说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恶霸,他贪婪吝啬,恃强凌弱,鱼肉乡里,无恶不作,仗着自己的贡生身份和长子身份,在外欺压百姓,鱼肉乡里,在内他横行霸道,攫夺弟弟遗产,是一只攀附在封建宗法制和封建科举制上的毒瓜。[[[]李汉秋.谈《儒林外史》里的严贡生和虞华轩[J].宁波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2).]]

  (一)忝列衣冠的严贡生

  严贡生全无礼义廉耻,爱贪便宜,是高要县的一位霸主,凶残的汤知县都实在看不下去,评论严贡生“忝列衣冠,”“其实可恶”。
  严监生可以称得上乡里一霸,他欺压老百姓,名声非常地臭。
  严贡生第一次亮相时就尽显他的虚伪、沽名钓誉,他自夸,说自己“为人率真”、“不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在他自己的嘴里,无论是父老乡亲还是县太爷都对他赞不绝口,而实际上,他却是无恶不作,祸害乡里,不仅想要强占邻居的猪,还将前来讨要的王大腿打折,不仅同空条借约向别人索要利息,还将别人的驴和米都强占回家。等到别人实在无法忍受,将严贡生告到县衙,严贡生吃上官司之后,自己却溜走,将事情都留给弟弟严监生处理。不仅如此,更可恶的是,在严监生花钱将事情都摆平后,严贡生竟然无耻地指责严监生“一个乡绅人家,由得百姓如此放肆。”[[[]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3~65)]]俨然一副老爷派头,全然不提自己溜走之事,
  他阴险毒辣厚颜无耻,尖酸刻薄成性,见利忘义,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占别人便宜,乃至连自个的儿子都不放过。二儿子结婚,严贡生想请吹手却不愿付钱,最终的后果便是“日头平西.不见一位吹手来”,有宾客提议先接新娘,亲家母不愿,说“有吹打的就发轿,没吹打的不发轿”。鸡飞狗叫到最终,也只来了两人,吹不成个腔调,根据这一非常戏剧性的场景,也表露出严贡生为人处事的悭吝和厚颜无耻,作者也借此机会讥讽了这一贪鄙得出奇的奸险小人。

  送新郎新娘的路上,他又讹诈船家,他先装晕,咳出许多痰,“一边一个架着膊子只是要跌”,然后拿云片糕出来,将吃剩下的几片故意扔到舵工旁,装出一副不要了的样子,引诱舵工吃到嘴里,“只作不看见”。在最后船到岸时,他还不忘将新郎新娘送走,毫无顾忌后,就开始了自己的胡搅蛮缠,待船家、水手来讨喜钱时,他突然要找“药”。说自己刚刚吃的“云片糕”是一种名贵的药。掌柜只好解释,以为“是老爷剩下不要的”,承认自己吃了云片糕。至此,那掌舵的就彻底地掉入了严贡生设下的陷阱里,严监生不仅一边谎称哪些云片糕是价值几十两,一边命令下人,“开拜匣,写帖子”要告到汤知县衙里去。用自己的贡生身份欺压船家。到了这里,船家只好自认倒霉,不但不敢再要十二两船钱和喜线,还跪地恳求“严老爷开恩,高抬贵手”。而严贡生费劲心机地导演这么一出戏,只不过是为了赖掉十二两船钱,实在是无耻之尤。“云片糕”事件深刻地反映了严贡生的无耻和贪婪,对这个令人鄙夷的家伙作者倾注了鄙夷。

  从严贡生蒙骗船家时驾轻就熟的表演就可以看得出,他对于讹人,占人便宜的技巧非常娴熟,贪得无厌早已刻入了他的骨子里。

  (二)凉薄恶毒的严贡生

  除了在乡里猖獗,贻害百姓,他对亲弟弟严监生和严监生的家人,同样是凉薄恶毒,严贡生被邻居和老人黄梦统告到了县衙上,汤知县要来兴师问罪,严贡生听到风声,立刻“走为上计”,立即逃走,将这些麻烦事全丢给了弟弟严监生。
  严贡生对待严监生十分的凉薄,这点在严贡生奔丧的情节中体现的最为形象。自严监生生病以来,那么长时间,严贡生从来没有关心过一次,在严监生死后,过了三四日,严贡生才从外面慢悠悠的回来,还有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去“省里科举”,这体现了严贡生将功名完全放在了亲情之上。不仅如此,严贡生回来后,并不如何着急,反而十分地悠闲,但当家人拿出严监生遗留给他的衣服和银子时,他就立刻变得欢喜了,这也能看出严贡生将金钱完全凌驾在了亲情之上。收到银子之后,严贡生才去严监生的灵前意思了几下,干号了几下。在随后与王氏兄弟的对话中,作者更是深刻地揭露了这些一心球功名的儒生的虚伪,王德遗憾的说直到临死都没送别严监生,而严贡生则以“科场是朝廷大典”的理由来辩解,认为自己虽然“不顾私亲”,但是却问心无愧。这种六情不认的行径深深的揭露了严贡生的薄情寡义,也反应了封建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摧残。
  在这个时候,严监生还有个幼子,正室王氏的俩个亲哥哥与赵氏的关系还行,因此,严贡生对赵氏母子的遗产继承并没有提出异议,满足地接纳了弟弟临死前对自个的"别敬"。
  可是,严贡生并没有选择放弃对严监生的资产谋夺,他先夺走了严监生入葬祖茔的权利。这一手段隔断了严监生和宗亲的关联,在那个宗族观念尤其浓厚的社会,严贡生不许严监生葬入祖茔,这毫无疑问是一种最比较严重的处罚和鞭笞,在不知情者的眼里,严监生自然而然是有不忠不孝之子的行为,才会被族人赶出祖茔,而严贡生做为长兄,自然而然能名正言顺地分派严监生的资产,而这也是严贡生以便夺得严监生的资产的第一步。
  当严监生儿子夭折之后,严贡生加快了攫夺严监生遗产的步伐,立刻露出了凶恶的嘴脸,实施了侵占严监生遗产的计划,他先从“宗闹大事”下手,直接剥夺了赵氏选择继承人的权力,将自己已经成家的二儿子过继给严监生承嗣,然后得寸进尺,逼迫赵氏搬房,再从“正名分”上做文章,将赵氏由"二奶奶"改口为"新娘",矢口否认赵氏对严监生遗产的继承权。
  与此同时,严贡生借用封建礼教中“正名分”的说法,用卑劣的手段来攫夺严监生的财产,严贡生善于运用封建宗法制以及封建官僚制带给他的种种便利行自己无耻之事,例如,在谋夺严监生遗产中,他之所以可以有恃无恐,正因为按照封建的宗法观念,他是严家的长子,是严监生的兄长,是严家的“正经主子”。正是依靠着这种封建宗法制的观念,他将大部分严监生的财产攫夺到手。这样的恶霸比传统的地痞无赖更加恶毒,破坏力也更大。

  (三)严贡生性格成因

  严贡生只能算是个秀才,还没有官位在身,就如此欺压黎明百姓和在家族里作威作福,作者也借这一形象集中了当时封建剥削阶级的残酷,严贡生也成为了这些人残酷、虚伪,凉薄特性的代表。
  通过严贡生这个人物,也让我们看到了在光鲜亮丽的封建科举制度之下,一些儒生官吏在各个方面的可笑与丑恶模样。
  严贡生是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同样是封建大家庭中的长兄,这双重的社会身份是他欺压百姓和欺压弟弟一家的出发点,这个社会制度同样保证了从不担心失败。无论是“云片糕”事件中,借“张老爷”、“汤老爷”的身份欺压船家,还是欺凌妾出身的弟妇,夺取严监生遗产,实际上都获得了胜利,也同样是这种双重身份的加持,让严贡生愈发地有恃无恐。严贡生运用自己的双重身份,得到了不劳而获的好处,自然便不愿像严监生那样勤俭节约的委屈自己,这也是严贡生与严监生最大的区别所在,严监生因为地位不如严贡生,始终被严贡生压了一头,所以需要不断地敛财用以自保,而严贡生则肆无忌惮地多,可以凭借着贡生和长兄的身份在乡里家里作威作福,吴敬梓先生塑造了这一形象,也是向世人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和封建宗法制的丑陋所在。

  三、严监生“伸出二指”新解

  不难发现,严监生对于严贡生的脾气秉性十分清楚,并且预感到严贡生可能会来侵占自己的家产,于是严监生摆平严贡生的官司,扶正赵氏,临终托孤两位舅爷的目的都是为了两件事,即保住自己的家产不被严贡生攫夺,并且让儿子今后能够顺利成长。
  严监生其实对严贡生的狼子野心是一清二楚的,他最担心的事就是自己死后,自己的儿子和赵氏无法守住自己的家产,这是他最记挂的事,也是最想托付的事,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在严监生临死之前,伸着二指与两茎灯草这个经典的情节所蕴含的深意。为吴敬梓安插此情节的用意拓宽一条新的思路。

  (一)“二指与灯草”故事并非原创

  清代的《茶余客话》中记载过一个故事:
  吴杉亭言:扬州商人某,家资百万,而居处无殊窭人。弥留之际,口不能言一字,亲友环视,至夜忽手竖二指,攒眉掇口不止。其子曰:“父恐二郎年幼,不治生耶?”摇首不然。子又曰:“虑二叔欺儿凌孤耶?”摇首不然。众皆愕然。其妻后至,四顾室中,向语云:“欲挑去油灯碗中双灯草耳。”富翁缩手点头,瞑目而逝。
  公度、杉亭皆亲见其人,非杜撰者。[[[]阮葵生.茶馀客话[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这应是“两茎灯草”的原始故事。吴杉亭是吴敬梓的长子,只相差17岁。父子俩,亦师亦友,吴杉亭会将此事告诉过吴敬梓,其实也可能吴敬梓自己听说过,因为吴敬梓也熟悉扬州及其盐商。有理由认为吴敬梓正是从这个故事中吸取了灵感,将之改编了一下:“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大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楼。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他把两眼睁的溜圆,把头又狠很摇了几摇,越发指得紧了。奶妈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爷想是因两位舅爷不在跟前,故此记念。’他听了这话,把眼闭着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赵氏慌忙揩揩眼泪,走进上前道:‘爷,别人都说的不相干,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3~65)]]
  我们发现,原故事中,询问者是儿子,小说中是侄子;人物关系的变化,带来原故事中的仅有的两句问话,即“父恐二郎年幼,不治生耶”、“虑二叔欺儿凌孤耶”的内容,被作者弃而不用。这似乎很正常,人物关系改变了嘛。问题是,作者为何如此安排?则必须要结合吴敬梓的生平遭际。
  吴敬梓成长的历程,伴随着他们家族的不断没落,其中的利益纷争,种种纠葛让吴敬梓疲惫不已,吴敬梓的嗣父吴霖起去世后,面对最终的遗产争夺战,吴敬梓感受到了宗法制家庭下虚伪的一面,平日里和蔼可亲的亲人面对利益时都展露出了不为人知的一面,吴敬梓对遗产的继承权使之成为了家族中众多人嫉恨的对象,在争夺财产的家族内战中,年纪轻轻的吴敬梓最终不是这些亲戚们的对手,父亲留给他的遗产被掠夺地所剩无几,而妻子陶氏也因为财产争夺,最终抑郁而死。[[[]陈兮.《儒林外史》中的兄弟群体[J].明清小说研究,2002.]]
  正是由于这段灰暗的人生经历,让吴敬梓对于兄弟参商有着深切的理解,也让吴敬梓在后文描写严贡生争夺严监生财产时倾注了深切而真实的感情。[[[]陈美林.“兄友弟恭”的理想与“兄弟参商”的现实——《儒林外史》兄弟群体所体现的士人性格与命运[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而在小说中,严监生死后,严贡生对于严监生遗产的侵占和掠夺同样与吴敬梓的这段经历不谋而合,因此,当听到“两茎灯草”这个故事时,“父恐二郎年幼,不治生耶”、“虑二叔欺儿凌孤耶”的内容正是吴敬梓内心伤痛所在,也应该对此深有体会。
  那么,为什么不将这两点借严监生的故事突出这两句话,以抒愤呢?我想,作者安排严监生儿子尚小,更能突出被欺负的可能性、现实性。原故事中二叔的家人不在其侧,众人可以直说,而小说中严氏的诸亲六眷和严贡生的五个儿子都在,而且是严贡生的儿子亲自提问,防欺怕凌的话自然无法说起。关键就在,原故事以儿子询问说出“虑二叔欺儿凌孤耶”的担心,而小说直接写几个侄子当场询问。作家直接以故事情节表明大伯家对严监生家觊觎。这正是小说表现手法。

  (二)“两根指头”新解

  原故事中,扬州富商是真的吝啬,明确摇头否认了“父恐二郎年幼,不治生耶”虑二叔欺儿凌孤耶”的说法,关注点并不在后代培养、和自己财产的问题上。而小说中的严监生并不吝啬,并且严监生去世时,周围五个侄子环绕,表面上是对严监生的关心,实际上则是在觊觎严监生的家产,严监生内心同样认识到这一点。此时严监生已说不出话,其实能说,真心话也未必能说。所以,严监生只能通过伸出两指,来对赵氏有所表示。此二指当是对赵氏暗示两件事,自己放不下,让赵氏万不可忘了两件事:一是保护好家产,二是照顾好儿子。细读小说,严监生当时的手势是“伸出二指”,并不是“指向灯盏”如果严监生想要表述的是将灯草挑去,那么他最自然的手势应当是指向灯盏。所以,严监生想要表述的是两件事,而不是“两茎灯草”。
  我们不难发现,严监生的一生就是被兄长欺压的一生,而严贡生的武器便是封建宗法制度下长房长兄的优势地位。严监生清楚严贡生的丑恶嘴脸,知晓严贡生在自己死后定会谋划自己的财产,但是由于封建宗法制长兄为大的思想观念和封建官僚制带给他和严贡生之间的地位差距,严监生只能眼睁睁看着严贡生掌握严家的话语权,他明晰他只要一去世,严贡生必然会来攫夺他的财产,他能做的就是在他在死前做一些计划来防备此事。
  同样地,严监生这辈子最愤懑不平的事,就是恨自己是老二、恨自己功名不高,他在临死前对两位舅舅嘱托,希望可以让自己的儿子进学,免得将来受气。
  结合原故事两句话、严监生现实性格处境以及吴敬梓自身的经历,严监生临死前“伸出二指”,并不是因为他的舍不得灯草,而是向赵氏传达自己最后的牵挂的两件事:保护自己的家产,培养好儿子,让他进学读书,走仕途之路,不要像他一样因为地位低而受欺辱。
  小说中,严监生虽类似原故事中富商,对询问给以否认,具体原因却大不相同。伸出二指,是给赵氏看的,侄子的询问呼应,不管是什么都不在严监生的期待范围。他是在等待赵氏的呼应。注意,赵氏在严监生咽气前重复了两遍“爷的心思只有我懂”。这是很郑重的强调,看似说给众人听,其实是对严监生的回复,你放心,你的意思我懂了。为何满座亲戚朋友,只有赵氏最能通晓严监生心事呢?表面看,人家是夫妻,固然较他人了解严监生。更可以猜想,这是因为严监生此前必然与赵氏交待过多次。同时,正因为是向赵氏交待的遗训,所以最终只有当赵氏过来回复后,严监生才肯咽气。
  那又为什么赵氏要说是他舍不得两茎灯草呢?这是赵氏的障眼法。严监生“二指”是暗示,自己懂,但必须给众人有所交代。作为严监生遗嘱的执行者赵氏,是最明白夫君心事的。而借口“恐费了灯油”,则是因为在当时的亲族众人在场,尤其是严贡生的五个儿子都在的情况下,她无法说出严监生真实的想法,只有借口一个看上去较为合理的理由。所以将两茎灯草挑掉一茎,看似满足严监生的小气心理,同时众人熟知严监生节俭品性也能接受赵氏的这个解释。她拿两跟灯芯说事,遮掩的毫无破绽。
  赵氏瞒过了在场众人中,想不到后世多数读者也多信以为真,同声讥诮严监生临死都吝啬如此。小说情节都是作者精心安排,二指与两茎,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宜结合人物全部性格、处境来细细细揣摩。然而,严监生可能自己也没想到,在自己死后,这些看似完备手段却没有起到作用,自己苦苦经营的家业仍然被严贡生攫夺,笔者认为这才应是吴敬梓先生的所指,这也体现出当时社会在封建官僚制和封建宗法制压迫下,民众受到的迫害之深,严监生尚且是个监生,在这种思想观念的腐蚀侵蚀下也被欺压得家破人亡,更逞遑普通的百姓。严监生真正的的身份,应当是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官僚制度弊端发展到极致的受害者,而不是被简单肤浅地扣上的“吝啬鬼”。

  结论

  吴敬梓先生所处的封建社会,世风日下,人伦颠倒,先生独具慧眼,通过自身对于社会和人生的独特感悟,道出了当时社会的病根——功名富贵。正是因为功名富贵,严监生才将自己的内心压抑起来,拉拢亲戚,将赵氏扶正,病重时仍守护着他的财产;正是因为功名富贵,严贡生才能够去鱼肉乡里,才会去选择骨肉相残,严氏兄弟才上演了这一出兄弟参商的悲剧和闹剧。
  也正是因为儒林中人对于功名富贵的疯狂追逐,反应了封建科举制对世人的荼毒:一群满口纲常礼教、知书达理的“严贡生”们,嘴中诵读着圣贤之文,但做的都是禽兽之事。更可悲地是,像严监生这样的受毒害者而无法自觉,无法自省,而想借助封建制度进行抵抗的结果,只能是徒劳。由此更令人感到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宗法制度对世人心灵害之深、之重,从面表明了作者的立场,既同情世人深受封建制度的迫害而不自觉,又解视严贡生这类仕林中败类。
  吴敬梓先生是痛苦的,因为他看见了世人因功名富贵而不断重复着人间悲剧,但吴敬梓先生同样是伟大的,他的醒世之言,穿越了时空的界限,余味悠长,仍在等待后人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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