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士元别情诗研究

　　1、郎士元生平

　　郎士元是中唐大历年间的代表人物，在诗坛上有一定的地位。他创作的诗歌现存67首，而其中别情诗在数量和品质上更胜一筹。俗语有言：“前有沈宋，后有钱郎”。唐朝盛世，有数不尽的子明星，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众星闪耀的时代，这颗星散发的光显得太小了，漫漫历史长河中，郎士元也只得算是一个小诗人罢了，并不为大家所关注。虽然后世对郎士元别情诗的评价不一，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他的别情诗受到了诗论家们的普遍关注和研究，这很大一部分与他的生平有关。

　　郎士元的一生，在唐王朝的巨变中度过，亲历开天盛世，目睹安史巨变，经历了盛唐繁荣和豪迈气象的浸染，却又猛然被安史之乱带入到混乱的艰辛的社会中。他于战乱中弃官归隐避地江南，平乱后走上官场，官补渭南尉，在这种社会和年龄的变化下，诗文创作也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内心郁郁的他已不是当年那般模样，他开始习惯逢宴即迎，常饯常送。后又乡思情起，不再眷恋官场，与钱起、李嘉祐等人交往频繁，互赠唱和。吴乔有言“诗乃一念所得，于一念之中”[[[]吴乔：《围炉诗话·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页。]]，郎士元的坎坷经历影响了他的创作，在他的创作中我们不难看到除了大篇幅的别情诗以外，还有着山水诗、酬寄诗、边塞诗等佳作。

　　2、别情诗定义

　　在刘怀荣先生的《先秦祖道仪式与<诗经>别情诗考论》中便对别情诗作出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别情诗的产生与早期的祖道活动有关，早期的祖道活动主要由軷祭和饮饯两部分组成，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别情。軷祭的作用是“媚神”，而饮饯则为“娱人”，在饮饯过程中，饯别双方常饮酒赠诗，而别情诗就是由此而来。例如《诗经》中《秦风·渭阳》(秦康公送别舅父)、《小雅·采薇》(文王时战士出征)等九首都与祖道活动有关。而之后所出现的别情题材的诗作不难发现其题目中多有“送”“别”“留别”等词，学术界有称“送别诗”的，也有称“留别诗”“赠别诗”之流，虽名字各有侧重但其本质并无差异，因此我更倾向于刘怀荣先生的观点，以“别情诗”来作为这些异名的统称。而在《唐诗宋词名篇导读》中，刘怀荣先生对“别情诗”也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别请诗词是指表达送行者与被送行者在饯行活动中产生的特定情感的诗词”[[[]刘怀荣：《唐诗宋词名篇导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别情诗作为我国古典诗歌的重要题材，从先秦时代历经千年的演变发展，在唐朝逐渐成熟起来，并在盛唐时期发展成为相对稳定的诗歌类型，而至中唐时期又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日本学者松原朗“离别的主题在离别诗创作最兴盛的天宝至大历时期，是具有极为特殊地位的重要主题。”[[[]松原朗：《中国离别诗形成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页。]]松原朗的观点放在中唐时期也是毫无疑问的。郎士元作为中唐别情一派不可缺少的一份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共创作诗词72首，其中别情诗占33首，比重高达45.8%，可见郎士元诗歌中别情诗所占比重之大。

　　在我看来，诗人们在创作一首诗词之前，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位写作对象而已，一旦有了写作对象，写作目的，感情便会油然而生，清楚地呈现在诗词之中，一首诗有了情，便也有了灵魂。大历时期，祖饯送别已成为最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上至王公贵胄同寅权臣，下至平民百姓文弱书生。因此，受马芫硕先生对于郎士元交游考的启发，我将以其别情诗中的交游作为线索，以期勾勒出郎士元别情诗对象的大致面貌。

　　郎士元别情诗的对象主要可以分为三类：

　　大历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上承开元下启元和，就像是在两座高峰中间的波谷，因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因素，这一时期的别情诗便具有了独特的创作风貌。而以钱起、刘长卿、郎士元为代表的这一时代的诗人们大多都身处数朝，他们生在青春鼎盛的开元盛世，中年历经安史之乱，随着大历步入晚岁，也正是因为在大乱初平后蓦然感受到的恍如隔世，使他们所作之诗更像是调节氛围的纽带。

　　《唐国史补》中有记载：

　　“盛集文士，即席赋诗……暧大出名马、金帛遗之。是会也，端擅场；《送王相公之镇幽朔》，韩翊擅场；《送刘相之巡江淮》，钱起擅场。”[[[]李肇撰：《唐国史补·上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

　　这一段绘声绘色地记载了以唐代宗驸马郭暧为代表的朝廷达官显贵们，在安史之乱后频繁地举行送别宴会，相邀各种文人参与集会，共赋生平。而身居官位的郎士元，必吟别情诗作为社交手段。如《奉和杜相公益昌路作》一诗，此时的杜鸿渐位高权重，唐代宗命杜以宰相兼任数职出镇蜀中，前篇使用落花、天涯、猿声、千江等意象承载着“悲”的情感体验，奠定感情基调，而猿声、千江水更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表明杜相将出使巴蜀，肩负剑南东川副使、剑南西川节度副使等要职，而后又言庙谟喻蜀、喜报连连等充满赞赏性质的冠堂话恭贺杜鸿渐平蜀乱相，成功在礼节性的应酬中调节了氛围，充满了不可避免的应酬之感。

　　虽郎士元与同僚权贵的诗作甚多，但是这类诗歌有明显的的程序化倾向，也从侧面反映了大历时期文坛上的真实情况，正如蒋寅先生所言：“大历不仅酬赠唱和诗出现了争奇斗艳的文字游戏倾向，饯送诗更成为别宴上的高雅点缀。”[[[]蒋寅：《大巧诗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239页。]]这些不得不尔的别情与郎士元别情精神本质关联较少，故在此不再详述。

　　除了宴会上与同僚权贵一挥而就写成的诗句，郎士元并不是所有的别情诗都缺乏真情实感，当写作对象是诗文往来的亲朋好友时，这些写于私人场所的别情诗便有所不同的。

　　与郎士元最为亲密的莫过于是钱起，与前文所述的应酬所唱不同，郎与钱的别情之作是当时难有的情真意切。如：《送钱拾遗归兼寄刘校书》、《赠钱起秋夜宿灵台寺见寄》、《盩厔县郑礒宅送钱大》等诗，在《送彭偃房由赴朝因寄钱大郎中李十七舍人》一诗中，他将真情刻画到极致：双鬓已白的老者撑起他早已久病不堪的躯壳，一双深陷在眼窝的褐色眼睛望向远处的重岩叠嶂，凛冽的劲风吹着，吹乱了他苍乱的白发，吹露出那颗惨淡的心。在送友赴朝的途中，不禁想起了许久未见的老友，这一身行将就木的躯干面对着浮云汉水，竟感同身受了起来，这寂寥的秋和他摇落的愁苦是相同的。想到此处，两行老泪纵横，无声的潸潸却成了最有力的叹息，旧友之念，衰病之忧，仕途绝望一瞬间涌上心头，实在是令人不忍卒读，毕竟这是一位大历诗人最真实的声音，谊切苔岑的诗友绝非是为文造情而编的。

　　情与情之间往往是双向交流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钱起亦有不少写给郎士元的佳作，如：《寄郢州郎士元使君》、《郎员外见寻不遇》、《夜宿灵台寺寄郎士元》等，其中《夜宿灵台寺寄郎士元》中“万里故人能尚尔，知君视听我心同”[[[]钱起：《钱起诗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与郎士元的《赠钱起秋夜宿灵台寺见寄》的“更议双峰最高顶，此心期与故人同”[[[]刘初棠：《郎士元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第36页。]]饶有心照神交之巧。两首诗在开篇都营造出了一个清净无瑕、明净空灵的意境，二人虽不能在同一时刻同游灵台寺，共参佛法，但好友之间往往就是心心相印知交集，有水长流道入席的，纵使遥隔万里，却能共同领悟这份夜宿佛寺领略到的情趣。两诗歌除了在内容上有情感共鸣，其刻画的诗韵也如出一辙。钱起通过描写日落黄昏、群山连绵、满天碧空营造了一个澄净高旷的境界，接着须臾入夜，清辉洒满禅宫，诗人宿于寺院参悟佛理精深，禅的清寂境界与清劲的人格相结合，将该诗的韵味提升到了一个超凡脱俗明澈见底的境地。而郎士元选用了石林、苍台、古道、落木、泉等意象通过由远及近动静结合的表达方式，修筑出一个刚柔并济、空伟明丽的禅意世界，在这轮明月下，一切的妄念都将安息，你能领悟超生拔俗后的宠辱偕忘，体验没有烦恼垢染下心性与禅宗的交融，而这样难得境界，“我”与钱兄亦是惺惺相惜的。前人所谓的高山流水，大抵便是如此罢了。

　　安史之乱以后，社会的动荡让人们的精神世界陷入一片空荡，空虚飘摇不定的生活为佛学文化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温床，入寺为僧之人越来越多，佛学开始迎来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的高潮，“自淮而右，户三丁男，必一男剔发。”[[[]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新唐书·李德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01页。]]佛门的日渐兴盛，免不了会对文人们的创作产生影响，倾向佛者的也日益增多，就拿大历十才子来说，前有卢纶:“唯当学禅寂”[[[]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189页。]]后有“素有栖禅意”[[[]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315页。]]的司空曙，亦有钱起“香缘不绝簪裾会，禅想宁妨藻思通”[[[]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156页。]]面对这些他们目不愿及，身不愿受却不得不每天面对的生活，能做的也只有改变自己的人生观念，寻求新的精神支柱，以便在这乱世中继续苟延残喘。

　　因此在郎士元的诗歌中，我们不难看到外方友人的身影，例如《冬夕寄青龙寺源公》《送粲上人兼寄梁镇员外》等，这些诗作不仅是诗人内心和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同时也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山水田园中的佛禅理趣。《冬夕寄青龙寺源公》一诗便描绘了这般意境：放轻脚步漫步在穿风的竹林中，斑驳的鞋底缓缓地踏在落叶上发出酥脆的声响，在寺内打坐修禅的时候，偶尔能听到那铜壶里水滴在滴落，心里也生出一丝平静的意味。院内四季常青的松树上落下颗颗松果，空洞的深井随着天气的变化水面慢慢结成冰，预示着寒冬将至。深秋之际，屋外的树枝伴随着磐声随风摇曳，房梁上微弱的烛灯在白雪皑皑的屋舍里映照下格外温暖明亮。感谢源公今日邀请我留宿在此寺，让我着污浊的心灵也好沐浴这皎洁的月光，荡涤心中难以泯灭的繁华俗世，感受世间的万籁俱寂。这首诗中所表现的感情，满足了诗人身处乱世下逃避现实真实可感的内心需求，面对兴衰更替，政治理想的破灭，战乱带来的人生苦难，以前所习的儒家之道既不能治世，也不能治心的无能为力，唯有沉静于佛道，才能解脱痛苦平息烦恼安顿心灵，寻得歇憩的港湾。

　　五言律诗是唐人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体，唐代也是五言律诗最为辉煌的时代，盛唐作为诗歌创作的巅峰，孕育了无数的良篇佳作，而正如钱志熙先生所言“从格律诗系统形成的角度来说，五律是诸体的核心……所以讲唐诗体裁，要从五律讲起。”[[[]钱志熙：《唐诗近体源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4页。]]诗圣杜甫笔下的五言律诗有近626首，是唐人中五言律诗数量最多之人，其次便是身处中唐的白居易，而中唐大历时期的诗歌体裁多为五言律诗，别情诗则占比更甚。

　　“唐人选唐诗”是以唐人的眼光来反映唐诗的发展面貌和诗学观念，从而成为后世研究唐诗提供最好的原始资料，而《中兴间气集》以其独特的时代性质和特殊性，展现了从唐肃宗至德初年到唐代宗末年二十多年文坛变化，其中选诗较多的有皇甫冉（13首）钱起（12首）郎士元（12首）。对于在文学史上似乎有些微乎其微的郎士元而言，《中兴间气集》是我们最好的了解途径。在被收录的12首诗歌中，除去一些非别情诗《塞下曲》《春宴张舍人宅》《题刘相公三湘图》以外，其他皆为别情诗，现将该本所选录的9首别情诗的体裁总结列一简表如下：

　　诗歌体裁

　　《送长沙韦明府》五律

　　《送奚贾归吴》五律

　　《送崔侍御往容州宣慰》七律

　　《送杨中丞和蕃》五律

　　《送裴补阙入河南幕》五律

　　《盩厔县郑礒宅送钱大》五律

　　《送陆员外赴潮州》五古

　　《送洪州李别驾之任》五律

　　《送林宗配雷州》五律

　　表1

　　不仅是郎士元如此，在耿婷婷的《中唐祖饯活动与别情诗研究》中有更为详尽的统计，除郎士元以外该本其余13位别情诗人在别情诗体裁格式上也主要是五言律诗：五言律诗占70.4%，五言古体诗11.4%，七言律诗6.8%，长律11.4%。在这些数据中，我们看到了盛唐时期近体诗写作模式的影子，而五言律诗的简洁精炼同时也在大历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说明大历诗人的别情诗创作在当时具有普遍的仪节性。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知，在诗歌的体裁模式上，不仅是郎士元，大历时期的送行时主要以五言近体诗为主，然而在结构模式上，郎士元又有创新的“捷径”，蒋寅先生曾在《大历诗风》中曾说到，在祖饯的场合“最方便的莫过于按现成的路数，将地点、时令、对象等像按方配药似地组织成一首诗。”[[[]蒋寅：《大历诗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5页。]]所以我们翻看郎士元的别情诗，尤其对象是王公贵胄同寅权臣一类，会发现有明显的模式可循，而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大历别情诗基本模式的典型案例。

　　我将郎士元别情诗结构模式称为“四步成诗法”——第一步：描述送别场景；第二步：沿途叙景；第三步：设想场景；第四步：送别言语。同样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中兴间气集》中郎士元9首别情诗为主要案例进行列表分析：

　　诗歌描述送别场景沿途叙景设想场景送别言语

　　《送长沙韦明府》1秋入长沙县，萧条旅宦心。

　　2烟波连桂水，官舍映枫林。

　　3云日楚天暮，沙汀白露深。4遥知讼堂里，佳政在鸣琴。

　　《送奚贾归吴》1东南富春渚，曾是谢公游。

　　2今日奚生去，新安江正秋。

　　3水清迎过客，霜叶落行舟。4遥想赤亭下，闻猿应夜愁。

　　《送崔侍御往容州宣慰》1秦原独立望湘川，击隼南飞向楚天。

　　3荆门晓色兼梅雨，桂水春风过客船。

　　4畴昔常闻陆贾说，故人今日岂徒然。2奉诏不言空问俗，清时因得访遗贤。

　　《送杨中丞和蕃》1锦车登陇日，边草正萋萋。3河源飞鸟外，雪岭大荒西。4汉垒今犹在，遥知路不迷。2旧好寻君长，新愁听鼓鼙。

　　《送裴补阙入河南幕》3秋城临海树，寒月上营门。1皎然青琐客，何事动行轩。

　　4邹鲁诗书国，应无鼙鼓喧。2苦节酬知己，清吟去掖垣。

　　《盩厔县郑礒宅送钱大》4陶令门前菊，馀花可赠君。4荒城背流水，远雁入寒云。

　　1暮蝉不可听，落叶岂堪闻。2共是悲秋客，那知此路分。

　　《送陆员外赴潮州》1含香台上客1剖竹海边州2楚地多归信，闽溪足乱流。

　　3今朝永嘉兴，重见谢公游。

　　《送洪州李别驾之任》2能将流水引，更入洞庭波。

　　3夏口帆初上，浔阳雁正过。1南去秋江远，孤舟兴自多。

　　4知音在霄汉，佐郡岂蹉跎。

　　《送林宗配雷州》3海雾多为瘴，山雷乍作邻。1昨日三峰尉，今朝万里人。

　　4遥怜北户月，与子独相亲。2平生任孤直，岂是不防身。

　　表2[[[]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下卷》，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62～68页。]]

　　从上表可以得出，只要满足上述的任意三步，即可写成一首“快”别情诗。在第一步描述送别中，主要是交代了送别的时地、事由、目的。第二步沿途叙景，主要描写路途中所现的气候风景风土人情，在这一步中郎士元使用意象的规律也是有迹可循的。在他的别情诗中最常出现的动物意象便是蝉和大雁，例如《盩厔县郑礒宅送钱大》，第一句和第四句皆出现了这两个意象。在他的诗歌中，大雁游子思乡怀亲的象征，也是羁旅伤怀之情的寄托，当送别的故人亦是身处现地的自己，抬头望见大雁的奋力回飞的身影，心中的那份愁苦都会更为深刻。而另一个意象蝉与一般独饮清露的高洁习性迥然不同，郎诗中的蝉声主要表达的是悲秋中秋风瑟瑟、静夜凄凄的荒凉凋敝的气氛，这是郎诗中很大一特色。除此以外，在植物意象上，郎士元常选用“枫、竹、树”等，主要是衬托悲秋中灰暗颓废的格调，渲染悲寂凄凉的氛围。第三步设想惜别时的状况和对将来故人远在他地的设想，最后一步为文造情，抒发自我对于故人远行的依依惜别之情或是对行人家世功业的赞美。

　　当别情诗满足了上述的条件之后，他便很快就能获得端正完美的形态，但是同时也不难发现，在框架的背后是空洞而又稀薄的别离之情。在饯送场合，应酬四方的诗人们不免需要客套一下，于是动机的倾向决定了写作的方式，这与大历时期的特殊性质是脱不了干系的。

　　诗僧皎然曾在《诗式》中评价道：“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皎然：《诗式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页。]]皎然对大历诗人创作颇有言辞，他通过幽默诙谐的“窃占”二字，批评了皇甫冉等大历诗人长期流连于江南的山水之中，沉溺于吟风弄月，虽直承盛唐但气格风骨荡然无存，缺乏真情实感，故而致使诗道沦丧。这些大历诗人们或是政治失意报国无门，或是家国混乱难以苟且，时代的局限让他们无法像盛唐诗人那样针砭时弊，投身于社会和政治的热情之中，也无法真正做到寄情山水陶冶情操，超乎外物的人生境界，达到声律与风骨兼备，唯一能做的便是隐退江南山水间，借用笔下的山水择性的去逃避这暗无天日的乱世俗尘，而这些有板有眼惟妙惟肖的山水，不过是应酬唱和时约定俗成的套路工具罢了。

　　通过上文对郎士元别情诗结构式模式的分析，虽然我们能意外地感受到别情诗创作并不是那么困难，但一板一眼依葫芦画瓢的创作模式却给人一种孤掌难鸣的感受，挥之不去。照本宣科式的创作定是会有漏洞的——缺乏真情实感。例如《送长沙韦明府》，首先描写送别场景交代了送别时间与地点，然后颔联颈联依次描述沿途的风景：朦胧的烟波、似火的枫叶林、日落西山后露打枝头，最后尾联开始赞扬行人任职以后定能政简刑清虚堂悬镜。这是郎士元别情诗结构常见的格式之一，以描述送别场景作为开头。而其他一些以设想场景或是沿途叙景的，不过就是交换个位置。在这样的创作中，郎士元将主要的功夫放在如何将这些要素进行拼凑整合上交一份完美的答卷，单单为文造情，却忽视了最为打动读者的便是那份朴拙的真情，而这不仅是郎士元别情诗的缺陷，也如蒋寅先生所述“台阁诗人的送行之作往往多而不精，熟而无奇，原因盖在于此。”[[[]蒋寅：《大历诗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8页。]]

　　列夫·托尔斯泰认为：“作者所体验过的感情感染了观众或听众，这就是艺术。”[[[]列夫托尔斯：《艺术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1页。]]显然，郎士元未能被生活唤醒，也未能唤醒读者，无法达到列夫·托尔斯泰所言的艺术，但好在这样的拙病只是生在酒宴应酬之作中，并未深入骨髓。

　　在诸多史料诗集中，我们很难寻得郎士元的踪迹，《新唐书》《旧唐书》均无其传，生卒年也不详，仅只有《唐才子传》略略提及其生平，但是郎士元凭借12首诗作在《中兴间气集》中夺得获得了高仲武的赏识，这让我们不得不得去思考为何如此多的史料诗集，只有《中兴间气集》收录郎士元如此多的诗篇？

　　我认为最本质的原因是郎士元的诗歌自然清雅的语言风格与《中兴间气集》理致清新的诗学观相契合。通过前文分析过的清新脱俗蕴含佛禅深理《冬夕寄青龙寺源公》，我们不难看出在语言上郎士元追求的是自然质朴的质感。例如《送李将军赴定州》一文“春色略边尽，黄云出塞多”[[[]马芫硕；《郎士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版，第55页。]]显得尤为萧散自然。春意渐近，萧瑟寒冷的塞上却仍是狂风不止，狂风卷起漫天的黄沙，张牙舞爪地肆意妄为，整个天空像是一黄沙帐，漫过末寒的边疆，这塞上的风沙竟将天上的云朵也染了个透黄。再如《送杨中丞和蕃》“旧好寻梦长，新愁听鼓鼙”[[[]马芫硕：《郎士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版，第55页。]]直言杨中丞为了公事出使吐蕃，然旅途寂寞多有新愁，不论是叙景还是交代出行原因等，郎士元的诗歌总是质朴自然，不刻意加以人工似的雕琢，但是在质朴自然的背后并不是空洞平庸的遣词造句，上文提到的《送杨中丞和蕃》》中“寻”“听”不失为本句句眼。“寻”意为找寻、寻访，是一个谦词，唐王派遣使者特意寻访吐蕃君王祈求能够重修旧好，然这旧好却是屡次犯侵的贼人，这样一个“寻”字用在这个曾是“小邑犹藏万家室”的盛世王朝是何等的屈辱，时过境迁，当日的王权霸主却已强弱互易时移俗易，单字一“寻”透露出的是无尽的悲怆与唏嘘。而第二句里“听”一词在前句的衬托下显得更意味深长了，吐蕃“旧好”连年侵犯夺走河西陇西大片土地，战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回纥入侵让本是疮痍的唐王朝雪上加霜，新愁旧愁一并涌上心头，耳畔响起战争的擂鼓，仿佛这战事迫在眉睫更加增强了其现场的紧张感和新愁的无奈。

　　郎士元的诗歌风格除了质朴自然的以外，清新闲雅也尤为突出。高棅云在《唐诗品汇·总叙》中称赞：“大历、贞元中，则有钱郎之清赡”[[[]高棅：《唐诗品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我觉得郎士元是有能力承受的起的。如《酬王季友题半日村别业兼呈李明府》：首先诗歌清晰简练通俗易懂，虽是七言却清楚地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事情：春日与王季友在村中游赏半日，欣赏了各色美景，到了傍晚还想驻留继续赏月，可还想去李太守那儿赏花。语言直白毫无半点矫揉造作，颇有白居易的老妪能解之范。而在这明白浅近朴实简练的背后还留有一缕闲雅之风，这便是尤为来之不易的了。夕阳西下，温暖的余光洒在村外的原野上，绚烂的空中几只乌鸦趁着袅袅炊烟飞回深巢。南边群山环绕溪水潺潺，东边的几户邻居还沐浴着斜阳正生炊做饭哩。柴扉门前的小径直通远方，道路两旁的花草在这春日开得竟是那般繁茂，那头儿骏马在清砂软泥上飞驰，跑累了便自饮甘泉好不快活。此情此景真叫人流连忘返，甚至想多驻足停留会好欣赏月夜下的静谧小镇，可心里还惦记着李太守府上那些姹紫嫣红的花儿呢。诗里诗外无不透露出一种恰当好处的雅致，确有“稍更闲雅”之意。

　　郎士元作为中唐大历时期别情诗作上不可缺少的一颗璀璨之星，不论是在当时亦或是现在一直未被加以重视，众家对其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他一生横跨两个时代，见过开元盛世的长安大道七香车，却也品过牛困人饥的逐渐陨0落的中唐，他的所走过的路见过的是非皆成为了他别情诗的基石。

　　郎士元的别情诗中主要分为三类对象。首先，是同朝为官的同僚或权贵，如李勉、杜鸿渐等。其次，是诗文往来的友朋，如钱起、李嘉祐等。最后是身处方外的僧侣隐士，如源公、韦逸人等。通过对别情诗对象的分析，我们能感同身受郎士元在官场上的迎合应酬，能体会到与诗友亲朋独有的情真意切，同时不乏在佛禅古寺里体悟生命的质量。

　　大历诗人是一个直承盛唐的群体，因此我们不难在郎士元身上探得前诗的踪迹，在体裁模式上以《中兴间气集》为例，郎士元别情诗中的五律诗占九成有余，而剩余的其他13位大历诗人别情诗的体裁也多为五言律诗，可见五言不仅是盛唐的风尚也是中唐诗人们所秉承的仪节。而在结构模式上郎士元有自己独到的一套创作规律：描述送别场景；沿途叙述景；设想场景；送别言语，任意满足以上三点便能得到一首别情诗，这不仅是郎士元在宴会上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

　　由于应酬唱和的要求让这一套“四步成诗法”难免会有弊端，一板一眼的套路使得这些在觥筹交错间所作的别情诗缺乏真情实感，单只是为文造情，这些诗歌便失去了灵魂。但难能可贵的是，郎士元别情诗呈现出一种自然清雅的语言风格，语言质朴自然却不失精炼，浅显易懂却闲雅不俗。

　　[1]吴乔.围炉诗话·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刘怀荣.唐诗宋词名篇导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松原朗.中国离别诗形成考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4.

　　[4]李肇撰.唐国史补·上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蒋寅.大巧诗网[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6]钱起.钱起诗集校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7]刘初棠.郎士元考[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

　　[8]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新唐书·李德裕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钱志熙.唐诗近体源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1]蒋寅.大历诗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2]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下卷[C].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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