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汪曾祺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他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露文坛，期间中断创作二十余年，八十年代重返文坛。汪曾祺的作品总体上呈现出温柔淡远的情调，他不着意于作品情节的构造，而重在表现人性的温暖。他始终坚持“人间送小暖”的创作主旨，力图表现人世间的美好。

　　女性形象是汪曾祺作品中独特的人物群体。他赋予了笔下女性独立的个性和灵魂，她们不再是附庸的配角，而成为了小说中有泪有笑充满生命的独立个体。她们的不幸让汪曾祺生发悲叹和同情，她们的勇敢和洒脱又让汪曾祺赞叹不已。在这些女性形象的背后隐藏着汪曾祺深厚的美学旨向，因而她们具有深刻的研究意义。

　　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高邮地处京杭大运河畔，境内高邮湖环城而饶。小城内外，河道交错，渔网密布，是名副其实的水乡。这里的水不同于西部汹涌澎湃的河水，它是柔软平和的。这片水域也是汪曾祺的精神寄居所，并且也影响了他小说中的人物性格，汪曾祺在《菰蒲深处·自序》中也提到“记忆中的人和事多带有点泱泱的水气”[[[]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五）》，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页。]]。在这片水域下成长的乡间少女们，她们沐浴着水的圣光，养成了自然灵动的天性。

　　1.明净俏丽的水乡姑娘

　　汪曾祺笔下的乡间少女是俏丽多姿的，这大抵也是受到了南朝诗文的影响。南朝以建安（今南京）为都，虽历时短暂但却创造了灿烂而影响深远的南朝文化。南朝文人热衷描写女性，无论是宫体诗还是乐府诗，都非常注重对女性容貌的描写。[[[]林幸：《论南朝宫体诗与乐府民歌中的女性形象》，《安徽文学》，2015年第5期，第3页。]]作为出身于南朝文化圈的汪曾祺显然也是受到了影响。他在小说中把美丽的辞藻都赋予了笔下如水的女性。她们在水乡的自然灵气中慢慢生长着，沐浴着天地间的阳光，蒸腾着大淖的水汽，在人与自然的交融中长成了秀丽可人的面庞。《受戒》中的小英子是美丽的，“她的眼睛清亮亮的，白眼珠鸭蛋青，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头发滑滴滴的，衣服格挣挣的，一头的好头发。”[[[]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一）》，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2页。]]汪曾祺从上到下地描绘了小英子的外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一个美丽而又充满健康活力的女孩；《大淖记事》在介绍大淖的女挑夫们时是这样形容的“生得纤长俊俏”、“风摆柳似的嚓嚓的走过，好看得很”[[[]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一）》，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3页。]]，对于女主角巧云的描写汪曾祺更是极尽美好的词汇：十五岁的巧云长成了一朵花，“瓜子脸，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睫毛很长，眼睛经常是眯晞着，忽然回头，睁得大大的，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好像听到远处有人叫她似的”[[[]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一）》，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页。]]。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眼神清亮而如花似玉的水乡女子；《熟藕》的开篇“刘小红长得很好看，大眼睛，很聪明，一街的人都喜欢她”，[[[]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6页。]]汪曾祺直截了当地点明了主人公是一个好看的少女；《百蝶图》中的王小玉也是个美人，她长得就像王家亭子前才出水的一箭荷花骨朵，细皮嫩肉，一笑俩酒窝。汪曾祺用荷花比喻少女的容貌，娇态之感瞬间浮现于面前。对于笔下的乡间少女，汪曾祺总是给予了她们俏丽的容颜，她们就如高邮的水一样清澈明净又充满生气。上个世纪很多文学作品中女性的外貌是被“男性化”和“丑化”处理的，她们大都被安排成走过场的配角，外貌描写当然更是敷衍地一带而过。而在汪曾祺的作品中女性成为了有血有肉、充满灵魂的人物，她们重获了那些形容女性容颜的美丽词汇。

　　2.纯真善良的农家女孩

　　除却容颜的秀丽外，这些农家女孩又都是天真烂漫的，这种天真烂漫让她们显得真诚而善良。她们就如明净透亮的高邮水一样，不受外界杂质的熏染，保持着本真和淳朴。小英子在初见明海时，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男孩，她不加遮掩地就表达了自己的好奇，不停地追问明海。一会儿问做和尚的事，一会儿追问明海的家乡。最后又很自然友好地把自己吃剩的莲蓬拿给明海吃。在她身上看不到羞涩和腼腆，只有小女孩独有的天真和烂漫；巧云在十一子被刘号长打残后，让锡匠们把十一子抬到自己家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十一子的职责，甚至卖了家里的渔网和芦席凑钱给十一子买药，自己家本来就有一个受了腰伤不能劳作的父亲，现在又加上半身不遂的十一子，面对这两个重担她也毫无怨言。这么做除了缘于对十一子的爱之外更多的是根植于内心的善良；《熟藕》中爱吃藕的刘小红与卖藕的王老是忘年交，王老无儿无女，小红常常主动地帮王老拆洗衣裳。王老去世后，还在坐月子的小红还委托自己的丈夫前来请香磕头；《徙》中的高冰从小就疼爱妹妹高雪，自己省吃俭用却把最好的都留给妹妹，为了妹妹能安心读书连自己的积蓄都一并拿出送给了她。美丽的乡间风景造就了美丽的乡间女子，潜移默化中也造就了她们美丽的人性，她们真诚地对待身边的人，以善意的眼光与世界打交道，在内心深处保留着善良美好的人性。

　　传奇是指情节离奇或人物行为不寻常的故事。用这个词来形容汪曾祺笔下的部分女性再恰当也不为过了，她们的故事是传奇的，她们的行为是惊世骇俗的。这类女性是汪曾祺小说中最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在生活上她们勤劳能干，不输于任何一个男子。面对爱情时，她们又能够忠于自己的内心，不畏于世间的流言蜚语。

　　1.生活上勤劳能干

　　勤劳能干是这群女子最显然的标志，勤劳能干的背后是她们不依附于男子也能有赖以生存的本领。《侯银匠》中侯菊在别的女孩还在玩闹的阶段时就已经撑起了全部的家务，为了自己能够风光出嫁以不至于闹人笑柄，自己心灵手巧地改造了废弃的花轿，把花轿打造成全城独一无二的样子。而后借着租赁花轿的钱攒起了自己的私房钱，这笔私房钱，让她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至此拥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收入；《三姊妹出嫁》中秦老吉家中的三个姑娘各个能干，大姐大裁小剪做得了衣裳棉袄、二姐锅前灶后热水烧汤不在话下、三妹挑花绣朵针线了得。她们做事干净利落，家里的事从来不用秦老吉操心，全城的人都羡慕秦家有这三个姑娘；《百蝶图》里的刘小玉十四岁就支撑门户，打里打外，利利落落，做事很有决断。借着一双巧手和绝顶的绣艺在县城小有名声，绣成的“白蝶图”轰动全城，引来全城人的观摩；大淖里挑鲜货的女挑夫们，汪曾祺又是这么形容的“她们挑得不比男人少，走得不比男人慢，她们像男人一样的挣钱，走相、坐相也像男人。走起来一阵风，坐下来两条腿叉得很开。”[[[]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一）》，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页。]]，总之在挑货的行当中她们不比男挑夫们差。这些风风火火、勤劳能干的女子一改传统中女性娇弱的刻板印象，她们拥有自食其力的能力、不依附男子，在生活劳动上与男性平等相待。

　　2.爱情里敢爱敢恨

　　汪曾祺并不是一个恪守礼教的庸人，他在小说中用惊世骇俗、越轨破戒的爱情故事赋予了女性敢爱敢恨的潇洒性格。《大淖记事》中大淖的姑娘们在爱情问题上是随心所欲的，男女在一起全凭两厢情愿。所以当巧云的母亲和外人私奔后，当地人并没有感到太多震惊，而丈夫黄海蛟也是照旧地过自己的日子；《小姨娘》里出生名门的章淑芳爱上了“包打听”的儿子宗毓琳，遭到父亲反对后她毅然与家庭断绝关系，和自己心爱的人远走他乡，汪曾祺用“浪漫”一词赞赏她的行为；再如《薛大娘》中年过四十风韵犹存的薛大娘，面对名存实亡的婚姻，她渴望寻求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她自愿主动地和保全堂管事的吕三好上，面对旁人的指点，她大胆地说出自己的爱情宣言“不图什么，我喜欢他。他一年打十一个月光棍，我让他快活快活，这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1页。]]。汪曾祺作品中的女性在追求爱情时，都是听从于自己的心声，她们不拘泥于传统的礼教也不受制于世俗的眼光，以自己的意愿为标准选择伴侣。在感情的世界里她们又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小英子主动向明海表达爱意“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一）》，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7页。]]；薛大娘与吕三的交往始于薛大娘对吕三说：“你下午上我这儿来一趟”[[[]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0页。]]；谢淑媛在雨水交加的夜晚去了谢普天的房间，“脱了衣裳，噗的一声把灯吹熄了”[[[]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页。]]。这些在爱情里大胆恣肆的女性被汪曾祺塑造成了离经叛道、敢爱敢恨的形象。在他看来，女性有权利追求自己的爱情、选择自己的爱人，这些行为都是正常健康的。

　　在汪曾祺的笔下还有一群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悲剧女性，她们或屈服于封建礼教传统或折服于现实的困境，她们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只能默默地忍受和顺从。汪曾祺以同情的笔墨记录了她们压抑痛苦的人生，对她们的遭遇表达了怜悯和哀婉。

　　1.屈服于封建礼教

　　封建礼教思想长期以来束缚着中国女子的命运，她们谨遵恪守这套思想体系，对自己的遭遇选择沉默，压抑自己的喜怒哀乐。《珠子灯》里的孙小姐与丈夫琴瑟和谐，不料婚后不久丈夫染病而亡，虽然临别之际遗言“不要守节”，但生于书香门第的孙小姐为了恪守贞洁，维护家族的荣光，依然选择了守节。十年枯燥的守节生活让她变得沉默而古怪，终于随着散落的珠子灯了却了短暂的青春岁月。吃人的礼教摧毁了孙小姐的命运，也遏制了她美好的年华；《忧郁症》里的裴云锦在出嫁后既要照顾贫困的娘家，又要维持没落的婆家，两大重担山一样的压在她身上，加之嫁入夫家后三年没有怀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思想成为了压死她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她以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康红辉：《散落成尘的珠子——论汪曾祺故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4第4期，第5页。]]；《关老爷》中的岑瑾在“父母之命”下嫁给了关家二少爷，新婚之夜丈夫破口大骂指责她婚前失贞，她跪在床前任由丈夫的拳打脚踢，不仅受到了关家的冷落也遭到了娘家的嫌弃，从此被关至偏僻的小院失去了终生的自由。封建礼教传统吞噬了这些女性的生命，她们困囿于礼教的压制，以自己的牺牲成为了礼教制度的殉葬者。

　　2.折服于现实困境

　　底层的女子为了生存往往选择妥协于现实，在残忍的现实面前，她们重复着相同的悲剧命运。《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辜家女儿为了维持生意萧条的豆腐店和照顾生病的父亲，被迫接受米厂的王老板和他大儿子两人的同时蹂躏，同时还要接受来自街坊邻居的指指点点；《兽医》中守寡的顺子妈一直心念着死去的丈夫从未心生过改嫁的念头，但为了以后的生活和顺子的前程，在周围人的劝说下她嫁给了有钱的兽医，“她除了孝，把发髻边的小白花换成一朵大红剪绒喜字，脱了银灰色的旧鞋，换上一双绣了秋海棠的新鞋。”[[[]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页。]]这是顺子妈为改嫁前做的准备，匆匆换下孝服改成喜服，读来让人感到无尽的悲哀；《徙》中的高雪一直有想要高飞的理想但却受制于现实，受困于僻远的小城，她终日愁绪满怀，她没有采取决绝的抗争方式也没有打破牢笼的企图，在家人的再三地劝说下顺从地嫁给了父亲的得意门生，虽然婚后丈夫对她很好，但是她并不快乐，她的笑总有点凄凉，最后得了抑郁症撒手人间。现实境遇的压迫让这些女性无路可走，她们无法与现实相抗衡，只能默默地忍受自己的命运，以认命的态度屈服于现实的打压。顺从和认命的过程中，也丢掉了自己的尊严、快乐和生命，凄惨的遭遇令人同情和惋惜。

　　一个人无论走多远，家乡、童年、亲人永远是血脉中不可磨灭的记忆，它们伴随着人生的成长轨迹，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精神气质。自十九岁外出求学后，汪曾祺的后半生都是在他乡中度过的。但是“童年生活在人们心里总是难以忘怀的，它在人们的记忆中总是充满温情和灵性。总能品出缕缕美好的韵味，让人萦怀追思，得到颤动心魂的归依体验。”[[[]童庆炳：《现代心理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页。]]因而，童年生活的经历对汪曾祺的创作影响颇大。

　　1.温馨的成长经历

　　汪曾祺出生于旧式地主家庭，相比于传统的世家，汪曾祺的家庭奉行开明的家庭教育。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孙辈里最疼爱的就是汪曾祺，从小就带着他念书学习，甚至还将名贵的端砚和拓本字帖赏给他。这份来自祖父的偏爱让汪曾祺从小就感受到了家庭的温馨。父亲汪菊生对汪曾祺本人的影响最大，父亲不仅多才多艺而且为人和善，他从小就对汪曾祺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在儿子青春期时陪着儿子一起抽烟，甚至为情窦初开的儿子写情书出谋划策。多年以后汪曾祺回忆自己与父亲是“多年父子成兄弟”的关系。在汪曾祺童年的读书生涯中，他也有过好几位恩师。国文老师高北溟循循善诱，给汪曾祺教授了很多国文知识；易怒的代数老师没有因为汪曾祺数学不好而迁怒于他反而时时关怀体弱多病的他。无疑，汪曾祺从小是在关爱呵护中长大的，正因为有爱才能爱别人。童年这段温馨的成长经历让汪曾祺成为了一个富有仁爱精神的人道主义者，因而他才会在作品中不断地表达着对美好人性的追求。他大量的描写那些平民女子，为千百年来始终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发声，他把对人性、人情的追寻倾注在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思考中，他从美好的童年记忆出发，呼唤那些“很美、很健康、很富有诗意”的人性，营造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2.母爱的滋养

　　汪曾祺在小说中展现的女性形象大多来源于童年时他对身边女性的印象。在历经磨难之后的晚年回忆往事时，记忆里有关童年的美好回忆一并唤醒，那些温情的回忆让饱经沧桑的汪曾祺怀念不已，特别是那些曾对他表达过关爱之情的女性。汪曾祺幼时丧母，虽然生母早逝但是他的童年却并未缺失母爱的关怀。祖母勤劳善良，常把他带在身边，给他讲故事、做美味的菜肴；第一任继母张氏对他的疼爱胜过对自己的孩子，回娘家时抱着他坐车而让自己的孩子另乘别的车，后来汪曾祺也写道：“也许我和娘（我们都叫继母为娘）有缘，娘很喜欢我”[[[]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五）》，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页。]]；家里的保姆大莲姐姐和守寡的二伯母对汪曾祺也是格外疼爱。大莲姐姐曾为得疾病的他心急地寻找偏方；汪曾祺被过继给守寡的二伯母，性情孤寂的二伯母带他读诵古诗词，有时还给他讲笑话，自己的卧房只许伺候的女仆和汪曾祺两人出入；[[]侯媛媛：《论汪曾祺新时期创作中的女性形象》，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10～12页。]]五岁入学后，幼稚园的王文英老师对这个失去生母的孩子也表现了特别的关心和照顾。这些女性在汪曾祺童年时弥补了他缺失的母爱，她们的善良和温暖也影响了汪曾祺，带着对她们的怀念、尊重和欣赏，他在小说中塑造了很多性格迥异、命运不同的女性，也为文学画廊增添了新的女性形象。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道两种文化为基石，两种文化不仅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同时也影响了文人的创作。汪曾祺在《跑警报》中也曾说“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页。]]，在他看来这两种文化是以互补的关系存在的。儒道互补的思想在他创作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中也有较明显的表现。

　　1.儒家文化的批判性继承

　　书香之家长大的汪曾祺从小就接受儒家文化的教养，自然也就受到了儒家的影响。他自己也曾坦言“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思想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

　　]]汪曾祺看重的是儒家“仁爱”的柔性思想和人道主义的情怀，因而他笔下的女性大都善良而温厚。大淖里的大娘们宰杀自家生蛋的母鸡送给十一子疗伤；王小玉给素不相识的小陈三进屋躲雨并替其烘干衣物；刘小红帮助无儿无女的王老拆洗衣裳。同时，儒家的“爱人”又赋予了汪曾祺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于命运悲惨的女性，汪曾祺对她们也报以了极大的悲悯之情。《鸡毛》中命运凄苦的文嫂在遭遇生活的变故后，用以谋生的三只鸡又被学生金昌焕偷杀了，结尾处汪曾祺以“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来讽刺偷鸡贼，这表现了自己鲜明的情感爱憎，透露着他对苦难女性的同情。

　　然而对于儒家的思想汪曾祺是怀着审视态度的。他创作了一批蔑视世俗、潇洒自如的女性形象，也创作了一批束缚于礼教、命运凄惨的女性。两种极端的对比显然表现了他对儒家强调的贞节自守观念的质疑。薛大娘在有丈夫的情况下仍然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爱情，汪曾祺对这样的行为并没有批判相反他称赞薛大娘是一个彻底解放、自由的人；而忠于礼教的孙小姐的结局却是在守寡十年后随着坠地的珠子声了完了自己孤寂的一生。在汪曾祺看来，儒家对女性强调的忠贞是一种错误且荒唐的教义，女性也是健全的人，她们不应听命于封建传统遏制自己的欲望，每一个女性都有权利追求心中所爱。

　　2.道家文化的补充吸收

　　除了儒家思想之外，汪曾祺还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他曾公开承认自己特别钟爱庄子所建构的理想人格。道家思想在汪曾祺的创作中实际上是对儒家文化的补充与协调。[[[]钱少武：《儒道互补：汪曾祺小说人物的一种文化品格》，《韶关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13页。]]道家推崇“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此处的“柔”是指坚毅的柔韧之力。汪曾祺笔下的女性很好地践行了这一点：侉奶奶在孤贫的境遇下辛苦劳作抗下了生活的压力；巧云以柔弱的身躯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庞家三妯娌齐心协力撑起了庞家的兴盛。这些女性以坚强的生命力战胜现实的风雨，用坚韧的意志揉碎了生活的暴击。

　　除了“以柔制刚”的柔性文化之外道家还强调“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认为人应该回到自然本初的纯真状态，强调人的自然天性，注重人的自然化成。这与儒家“发乎情，止乎礼”的道义是完全相反的。因此汪曾祺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大胆地反抗礼教，她们的行为就是道家自然人性观的最好诠释。有为了追求爱情不惜背叛家庭毅然私奔的小姨娘章淑芳；有主动向喜欢的人说“求求你，要要我”的辜家豆腐店的女儿；有不顾世俗伦理与侄子相恋的小孃孃谢淑媛。她们在现实生活的压抑和苦闷中，以直率和勇敢超越伦理道德的束缚，做出惊世骇俗的行为，大胆地追求内心的真实欲望。她们是活得潇洒恣肆的女子，她们的行为都是纯真人性、个性自由的体现。道家的自然人性观在她们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提到汪曾祺就会接连提到沈从文。除了因为两人是师生关系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文学创作上拥有相似的审美追求和创作宗旨。尤其在女性形象的书写上汪曾祺更是直接受到了恩师沈从文的影响。

　　1.推崇真诚的写作态度

　　汪曾祺认为沈从文所教授的“要贴到人物写”、“千万不要冷嘲”的写作原则对他影响最大。这两方面共同要求的是作家要怀有一种真诚的写作态度，强调要在平等的位置上观察和描述人物，而不是抱以高高在上的审视态度。因为真诚的态度才可以让笔下的人物更具有艺术魅力。汪曾祺也始终秉持这种真诚的态度，他以真诚和平等的视角透视笔下的女性，既不咄咄逼人也不冷嘲热讽，能够触及女性深层的精神内核。他以平视的视角描写那些世间小女儿，小英子、仁慧、瑞云这些纯真善良的女子，她们亲切得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邻家女孩一样。汪曾祺也以客观的态度记录那些敢爱敢恨的传奇女子的经历，对那些命运悲惨的女性他也没有嘲讽而是深深地表达了自己的同情。他赋予了女性独立的人格，她们不再是妻子、母亲或女儿这类附属于别人的社会角色，也不再是男性的私有物品，她们拥有了自己的情感和意识。这是他真诚、平等的写作态度的体现，他肯定了女性的价值和女性追求自由的权利，用平等的视角展现女性的悲与欢，他让那些平凡的世间女子体现出了生命的不平凡，无论是有得善终的女子还是命运多舛的女子，在汪曾祺的笔下她们都是灵魂平等的人。

　　2.追求和谐的人性之美

　　沈从文从自己熟悉的湘西山水出发，执意的建构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而女性的善良与美的本质正是他用以传达理想和情感的精神寄托。所以无论是翠翠、三三、还是夭夭，这些美丽清纯的少女都被沈从文化为“爱与美的象征”。沈从文着力表现的是自然、健康、自在的人生形式，其本质就是人的本真天性。汪曾祺师承沈从文，也秉持了“美”和“健康的人性”的写作原则，他立足于故乡高邮的水乡世界，从大街小巷里的生活故事出发，描写那些平凡可爱的女子，以朴实传神的字眼讲述她们的故事，她们迥异的性格和不同的处世态度就是人性的不同演绎，通过塑造她们汪曾祺赞扬了和谐的人性之美。汪曾祺、沈从文二人同为“人性”大旗的守卫者[[[]赵润生：《从沈从文到汪曾祺：女性书写的传承与变异》，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41～43页。]]，他们都从自己的故乡出发，将女性的柔美、善良、勤劳和恣肆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笔下的湘西女子和高邮女子，都共同践行了“优美、健康、自热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沈从文文集（十一卷）》，广东：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页。]]。师生二人都希望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进而安慰那些被压抑的灵魂，而那些经由他们一手塑造的女性形象就是我们理解人性的最佳突破口，她们的存在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解读出人生和生命的真谛。

　　汪曾祺在小说中对女性的处境和命运作了深刻的展示，他用平实质朴的文字聚焦于女性在世俗生活中流露出的生命韧性和美好人性。虽然她们都是虚构的人物形象，但在她们身上汪曾祺却寄予了自己强烈的女性关怀意识。在汪曾祺的小说中，这种人道主义的关怀意识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要打破女性在文学作品中固有的模式化形象定位；其二要关注女性在现实社会中的弱势处境。

　　1.创作别样的女性形象

　　中国女性自古以来，就不是文XX载的主体，她们一直处于被漠视的地位，始终生活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下。改革开放前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大多以两种情况出现，一种是以封建时期审美标准出现的女性形象；另一种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去性别化”的女性形象。[[[]李婷：《“五四”以来文学作品中新女性形象的变化》，《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4页。]]这种创作倾向也是女性被边缘化的社会现实的反映。无论是《青春之歌》中林道静这样的女革命家抑或是《林海雪原》中蝴蝶迷这样的反派女子，她们的形象道德定位完全是受到生活政治化的思维模式影响，她们没有复杂的人性，所呈现的只是单向度的性格。真善美丑，她们对此并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在整体上这些女性处于失语的境地。1980年重返文坛的汪曾祺，以小英子、巧云、薛大娘等一系列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刷新了文学作品中对女性的模式化书写。他让笔下的女性有了自己的喜怒哀乐，她们不再是沉闷枯燥的模式化人物，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这些新颖的女性形象一时也成为了文界关注的焦点，读者被她们的个性吸引，评论家也纷纷转向对她们的研究。她们的出现让人们意识到女性在文学作品中的个性特征也可以是丰富多样的，那些无趣而敷衍的形象塑造是片面且不准确的。对汪曾祺来说，女性也是有血有肉、有悲有欢的人物，她们在文学作品中所展现的形象应当是丰富多样的。

　　2.关注女性的现实境遇

　　“男女平等”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尊重和呵护女性也成为了我们的社会口号。作为长期以来被忽略的对象，卑微的地位让女性丧失了主导话语的权利，现实境遇下的偏见又导致了女性的弱势地位，在这种社会现实下她们需要得到关注和重视。作为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汪曾祺也深谙这一点，这尤其体现在他小说中那些性格温顺而命运悲惨的女性身上。这类女性有孙小姐、顺子妈、辜家女儿等，她们在世俗现实的压迫下最终走向了让人唏嘘不已的结局。孙小姐在守寡的伦理束缚下寂寞地走完了自己的青春岁月；顺子妈在现实的压制下无奈地违背了自己不再改嫁的念想；辜家女儿在贫困的境遇下被迫卖身于王家父子。究其根本，她们的不幸是社会环境造成的，现实社会中由于男性是绝对的领导者，所以女性从属于男子的附属地位就变成了约定俗成的认知，因而很多不公的对待也就一并而来。孙小姐的守节来源于男权世界下的制度；顺子妈的改嫁是“女性必须依靠男子”这一陈规所致；辜家女儿的被迫卖身是因为美丽穷困的女子要想存活只能卖身的不成文陋俗规定的，对她们来说遵循男权世界中的权威似乎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她们忘记了自己同样是社会主角的地位，也丧失了反抗的意识。小说中这些女性的不幸实则是现实中万千悲惨女性的真实写照，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女性是配角成为了固有的偏见，女性唯一的出路就是顺从男性话语下的权威。汪曾祺通过描写这些女子的不幸，凸显了女性的现实困境，他惋惜于她们的遭遇，并真诚地希望她们能够在社会中打破固有的偏见，勇于反抗命运的不公，成为自己人生的主导者。

　　汪曾祺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有益于世道人心”，因而他非常重视作品的教化功能。[[[]文学武：《日常生活的诗情——汪曾祺的文学意义》，《同济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12页。]]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在“给世间送小暖”的同时也能够给人们带来启发，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思想和价值观。他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大都诞生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也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面对前所未有的开放浪潮，汪曾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颠覆了世俗观念中对女性的传统认知。那些充满生命力的女性形象不仅给文学界吹来了一股新鲜之风，某种意义上也引导了新时期女性的价值观。

　　1.追求人性之真

　　汪曾祺作品中的女性大都是平凡普通的，她们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身上也没有被世俗“扭曲”的痕迹。因此她们所展现的都是最纯粹、最真实的生命状态。

　　小英子天真直爽、不谙世事，不在意任何的繁文缛节。去看明海受戒时虽然在墙上看到了“禁止喧哗”的牌子，但是她还是大声地朝明海喊了一句“我走啦”，出去后也是大摇大摆毫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小英子的天真烂漫，实质上表现了汪曾祺对无拘无束、不被束缚的人性的赞赏。又如《仁慧》中那个蔑视成规、我行我素的尼姑仁慧，她打破了只有和尚可以放焰口的规矩，办素斋、修缮庵堂，开素菜馆，每一件事都打破了世人对尼姑的认知。仁慧一系列的行为不仅是对佛教成规的反叛，而且也是对世俗生活中对女性偏见的反叛，她不在意别人的指点，勇于做最真实的自我。还有为了爱情反抗家长而私奔的章淑芳、不顾伦理与侄子相恋的谢淑媛、自由追求爱情的薛大娘等。这些女性的行为和做法往往是有悖于世俗常理的，但对这些行为汪曾祺并没有显示出厌恶和批判，相反他称赞她们是“健康的、自由的人”。新时期，社会开启了改革开放，而新女性们也应该与时俱进，勇敢地打破常规束缚，大胆地追求真实纯粹的自我，真正做到自我的解放。

　　2.追求人性之善

　　文学教化功能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教人善良。布鲁姆认为“文学是善的一种形式”，阅读可以让人变得更体贴、更善良。作为一个“中国式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汪曾祺在他的作品中也极尽地表现了女性的善良。

　　汪曾祺小说中女性的善良体现在很多方面。是刘小红对王老细致入微的照顾。是裴云锦出嫁后艰难维持生活，三年未有身孕也觉得全都是自己的过错。善在她们身上表现为心地纯良、为人忠厚；巧云以编织芦席养活自己和残疾的父亲，在十一子奄奄一息的情况下又把他接回家中亲自照料，她以自己柔弱的身躯扛下了生活的磨难。秦家三个姑娘未出嫁前替父亲打理家事，缝补拆洗、做饭烧茶，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善在她们身上体现为面对悲惨生活的坚韧和操持生活的勤劳；辜家女儿看见暗恋的人娶亲的花轿路过家门，伏在床上嚎啕大哭，外面烧茶炉和织苇席的大娘也陪着她一起哭。高雪受困于县城忧郁而亡，姐姐伤心难过，叹息她终生限制于小城而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善在她们身上体现的又是理解和悲悯他人的苦难，是一种感同身受的同理心。汪曾祺曾说“我认为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这样他就会觉得自己也应该活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更优美一些，更有诗意一些。小说应该使人在文化素养上有所提高。”[[[]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六）》，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页。]]他通过展示这些女性身上善的品质，也是希望善良能够成为女性甚至是人类永远不丢弃的美好品德。

　　“人间送小暖”是汪曾祺小说的底色。他始终用平等、真诚的姿态关注女性的命运，聚焦于女性身上的人性之美。他以人道主义的写作态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个充满生命力的灵魂，她们或勇敢地坚守内心的至爱或不幸埋葬于现实生活的苦难。这些或喜或悲的故事背后，凝聚着汪曾祺深刻的情感。他赞赏那些追求自我的女性，也哀叹于那些命运悲苦的女性。通过这些女性的故事，汪曾祺力图表达健康、美好人性存在的重要价值。

　　作为一个男性作家，汪曾祺对女性充满了尊重和怜惜，这一情感根植于他内心的人道主义情怀。家乡温馨的成长经历以及所受的儒道思想熏陶让汪曾祺最终成为了一个充满蔼然之心的人道主义者，而恩师沈从文的影响让汪曾祺更是将这一情怀直接付诸于自己的写作中。他把关怀的目光和怜悯的情感投入女性的身上，以温情的笔触写下了她们的悲欢离合。

　　他坚持写作的目的是要让“作品有益于世道人心”，因而他笔下的女性总是张扬着美好人性的光辉，这不仅给阅读者带来温暖的治愈力量，而且也为我们带来深刻的启发意义。他为我们呈现了别样的女性风采，让我们知道随心洒脱和追求自我也可以成为女性的生存姿态，那些在汪曾祺作品中灵动而自由的女性精神将为新时期女性人格的重塑带来新的启迪，也将永远鼓励新时期的女性们解放自我、成为自我。

　　[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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