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开始腾飞,在粗放经济发展的模式之下,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是资源与环境形势却由于粗放式的增长模式而日趋严峻。传统的数量扩张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状况,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向绿色、可持续的循环发展模式转型。绿色金融与循环经济具有耦合协调的关系,金融作为经济的核心和血液,对循环经济的发展起着资金支持的作用;而循环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规模效应也将反哺绿色金融,促进绿色金融的创新升级。但是现有研究大多是对绿色金融与循环经济的单独研究,而对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较少。
本文在现有的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理论基础上,构建绿色金融与循环经济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搜集2014-2019年相关指标的数据,测算其综合评价得分,并在此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深入研究绿色金融与循环经济的耦合协调关系,发现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耦合度较高但协调度较低。继而提出推动中国需要健全绿色金融体系与循环经济体系,大力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健全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机制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循环经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
1 导论
1.1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研究背景20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一直采取粗放式的发展模式,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生态环境却遭受了破坏。恶化的生态环境警示着大家,传统的数量扩张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状况,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向绿色、可持续的循环发展模式转型。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XX把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将成为我国加快建设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途径。
金融是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一个国家的金融行业发展越好,该国的资源配置效率通常情况下也会更优。倘若一国想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必然需要一国金融的大力支持,在这种背景下,绿色金融的概念被专家、学者们提出了。绿色金融通过在开发金融产品过程中考虑生态环境的因素,来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近几年将加快绿色金融的发展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绿色金融的发展方向已日趋明确。绿色金融能够有效配置社会资源,引导生产要素流向循环经济产业,为该产业的创新以及发展奠定坚实的金融基础。绿色金融、循环经济这两者的发展要求事实上是高度契合的,因此两者进行结合将会起到相辅相成的效果,达到互相促进的目的。但是宏观层面上受到经济大环境影响,微观层面上受到企业内部经营因素的影响,在实践当中二者的结合暴露出了若干问题。因此本文着重于厘清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内涵、外延、特点及发展现状,明晰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关联关系,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分别测度循环经济和绿色金融,结合耦合系统理论和多元统计方法,实证分析中国的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机制,最后提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研究意义通过对比分析国内外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相关研究成果,将两者协同发展的相关理论作为基础展开分析,以两者相互促进发展的研究开创新的理论视角。为提高中国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与加快绿色金融创新提供了新的方向。
在分析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机制的理论基础上,采用了实证分析法,针对两者的发展现状展开分析,为两者的协同发展提供一定的可行性建议,解决其发展中所存在的客观问题,加快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实践层面上,目前对于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大部分研究方向都是针对二者的理论分析,而对于二者的实证分析较少,对于二者耦合协调关系的研究更少。本文对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探讨当今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发展存在的困难,并提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2文献综述
1.2.1绿色金融
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消耗过度等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难题,为应对生态环境的问题,全球的专家、学者们不断研究探索,试图找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法。绿色金融的概念应运而生,至今为止,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们虽然对绿色金融有了初步的研究实践,但还没有建立一个统一规范的体系。
1.国外文献综述
关于绿色金融的概念问题,学者Salazar(1998)提出,之所以要发展绿色金融,目标是借助研发此类产品和服务来实现保护生态环境的需求[1]。Cowan(1999)指出,绿色金融是绿色经济在金融学领域的体现,主要研究在发展绿色经济中所存在的金融层面的问题[2]。学者Labatt、White提出,绿色金融旨在对市场发展现状进行研究,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改善环境,尽可能将环境风险最小化[3]。Scholtens(2006)以金融机构为对象进行研究,考察其是否适用赤道原则,经过研究之后发现金融机构如果适用该原则,会表现出相对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同时由于该类金融机构对生态环境建设所做出的贡献,他们往往具有更高的声望。由此他认为绿色金融通过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等方式来规避金融活动中可能会出现的环境风险,最终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4]。Nannette Lindenberg(2014)提出绿色金融是公共和私人在环境产品和服务;预防、减小和弥补环境的损害;资助实施减轻环境损害的项目以及倡导提出的公共政策;金融体系中专门处理绿色投资的组成部分等领域的绿色投资[5]。
就绿色金融的实践方面来看,Jacqueline Li(2015)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创造一个“绿色经济”,因此需要加快绿色金融技术的创新升级,通过对绿色供应链在生态工业园区(EEIP)对绿色经济的作用的调查,综合机制、法律、金融技术等角度,提出发展绿色经济的对策和评价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方法[6]。Chiara Criscuolo(2015)详细介绍了2005-2010年间29个国家在绿色领域的风险投资情况,并基于寻求融资的企业交易级数据库,以及可再生能源政策和XX研发支出的指标,将一个国家的交易数量和供应政策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可信稳定的国家政策是确保风险资本支持国家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基础[7]。
2.国内文献综述
我国学者对绿色金融的研究都是在国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归纳总结,缺少对我国具体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效用的实证分析。
就绿色金融理论研究的层面而言,2011年天大课题组形成研究结论,认为绿色金融与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发展目标紧密相联,因此一方面需要优化宏观经济环境,另一方面需要打好微观层面的经济基础[8]。潘锡泉(2017)认为不完善的激励政策、期限错配的金融资源、多元化程度低的绿色金融产品以及与市场经济发展现状不符和市场机制是我国绿色金融实践中所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应当实现XX、企业和消费者三者之间的协调合作,推动我国经济转型为“绿色化”经济[9]。陈雨露(2020)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顺应全球形势、制定全新的顺应发展趋势的发展战略。在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之下,金融发展主要可以从四个层面作为切入点:其一,助力进行科技的发展,促进其创新、升级。其二,建立和如今时代发展现状相适应的绿色金融体系。三是以内循环和外循环相互促进为目标,在提高金融业开放水平的同时注意预防和控制系统性风险。四是以国家发展战略的规划为基础,加快金融业的改革开放[10]。
从对绿色金融体系的研究来看,邓翔(2012)认为,目前国内外多在宏观层面上聚焦绿色金融发展问题,然而关于这一命题的研究至今没有形成体系化的研究成果。该名学者认为,XX应当尽快制定相应的政策,注重金融产品研发、建立健全监管、评价机制,从多个层面促进绿色金融研究体系的建立[11]。曾学文等(2014)从宏微观两个视角整理归纳了我国和其他国家关于绿色金融发展的评价方式,并且立足于我国的现实情况,构建了和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相适应的全面的评价机制[12]。马骏(2015)认为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为绿色化产业结构。他指出提高绿色金融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企业以及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倘若都能够得到提高,那么为力啊将会有更多资金进入到绿色产业当中[13]。杨阳、王国松(2017)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构建一套完善的综合评价体系来测度和分析上海绿色金融发展现状,为评价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现状提供理论依据[14]。
关于绿色金融的实证研究部分,宁伟、佘金花(2014)两位学者构建了两大模型,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探索了绿色金融发展状况和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两者间存在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发展的程度和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15]。麦均洪、徐枫(2015)基于我国商业银行的有关数据来研究绿色金融的影响因素。发现,从整体上来看,虽然金融机构具有一定开发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兴趣,但由于该类产品和服务给金融机构带来的经济效益不高,因此金融机构缺少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绿色金融也缺少严格完善的监管体系[16]。柴晶霞(2018)不仅从投资的角度研究了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还从微观角度对该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投资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绿色金融发展情况的影响。倘若后者的发展处于低水平之时,那么投资消费行为对于经济增长并不会造成太多的影响。但是绿色金融一旦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此时消费对于经济的增长就会产生影响,当其达到一定水平时,投资与消费才能推动经济增长。并且绿色金融先通过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而后消费才参与到该作用中来[17]。
1.2.2循环经济
1.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的专家学者主要研究循环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Sjors Witjes(2016)认为循环经济旨在将废物转化为资源,连接生产和消费活动,他探讨分析了采购与供应实践之间的联系,建议从传统的以产品销售业务模式为基础的公共采购流程向更加以服务为导向的体系转变。提出一个分析框架,包括产品/服务组合的技术规范和非技术规范,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18]。Natalia Kobza和Anna Schuster(2016)主要讨论循环经济的哲学思想,认为循环经济是一种工业生态学模式,提出了实现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具体解决方案。他们认为与线性模型不同,创新的循环经济方法包括生命周期思维,应同时考虑存量和流量。作者认为需要所有部门采取具体行动,才能使这场革命发生[19]。Genovese et al.(2017)认为循环经济不仅仅是强调环境保护,还注重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互相协调,在减少污染物排放的同时还要建立资源重复使用的循环经济系统[20]。
2.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在理论与实证层面都对循环经济做了大量的研究。惠博(2012)立足于绿色金融对于我国循环经济的影响视角展开分析,研究的结论表明,绿色金融的发展对于循环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另外该研究当中还表明,如今我国于循环经济相关的政策法律体系还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前者对于后者的推动机制尚未完善,绿色金融产品以及服务单一这三大问题[21]。伍国勇、段豫川(2014)两位学者将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以及绿色经济之间进行对比,总结了相同点和不同点以及各自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另外结合了多种循环的概念和理论,提出“超循环经济”这一命题,对其概念、典型特征以及运作模式进行了分析[22]。
还有部分学者针对循环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杨华峰、张华玲(2005)以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为研究的对象,探索其主要结构,研究结果表明,改评价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经济系统层面,其二是生态系统层面,其三则是社会系统层面。三个不同的系统又各自下设指标[23]。谢园园、傅泽强等(2015)构建了包含物质输入、物质循环、物质输出、生态效率、经济效益等多个包含多项指标的评价体系,还引入了熵值法,以我国2000-2011年间的循环经济发展状况为对象,进行综合分析[24]。以黄永斌为代表的多名学者 (2015)创制了全新的循环经济评价制度,其中包含多个部分,分别是经济发展、生态治理、资源运用、节能减排以及资源循环,几位学者引入了熵值法,针对循环经济、扶贫工作之间的耦合度进行测算,最终为我国生态破坏较严重的贫困县循环经济发展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议[25]。李刚、李双元等(2020)建立了专门针对农牧业的循环经济评价体制,其中包含了四项基本的指标,以2008至2017年为期间,青海省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状况为对象进行评价,分析出了该省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主贡献因子以及负贡献因子,为该省该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提供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26]。
1.2.3绿色金融与循环经济
国内外学者分别对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而对于绿色金融与循环经济的相互作用关系所作的研究却较少。
国内学者对于绿色金融支持循环经济的方面有一定的研究。周淑芬、李妍等(2017)认为循环经济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制定完善的金融支持战略,深化企业和农户对绿色金融政策和产品的认识,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种类有助于推动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27]。中国人民银行马鞍山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18)在构建了绿色金融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AHP法对安徽省进行实证分析,评价结果说明了安徽省各金融机构积极响应绿色金融政策,主动采取措施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通过加强对“两高一剩”企业的信贷控制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取得不错的成果[28]。杨建华、郭龙(2020)两位学者提出,循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应当是促使经济、生态以及社会之间达成平衡的关系,符合目前XXX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我国应当尽可能开发更多绿色金融产品,进一步扩大该种产品的规模,以此来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29]。王筱萍,刘文华(2020)认为农业循环经济在向现代化转型的同时,也兼顾了乡村生态文明的建设。他们通过具体案例分析了不同融资模式的运行机制与存在的风险,最终提出保障分层绿色融资模式成功运用的对策建议[30]。
对于绿色金融与循环经济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都很少。张莉莉,肖黎明等人(2018)引入了熵值法以及DEA-Malmquist指数进行测算,衡量了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真实水平,并且考察了其效率,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发展的水平和效率都不尽如人意,但值得庆幸的是发展从未停止,另外我国目前存在若干省市还率地加强绿色金融投入与绿色金融投入不足的现象[31]。朱建华,王虹吉等人(2019)建立了综合性较强,较为全面的评价体系,以贵州省2011至2015年间的面板数据作为基础,采用了熵值法,对于循环经济、绿色金融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计量,研究的结果表明,就贵州省而言,两者融合发展的水平还差强人意,目前两者之间正处于初步耦合的状[32]。
1.2.4文献述评
国外学者也针对绿色金融的命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的关注点基本在于绿色金融的内涵、实践发展状况以及产生的效果等,国外对比我国而言,绿色金融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发展,并且已经建立了较为明确的制度。我国对于这一命题的研究开始略晚,因此国内学者通常来说都会吸收借鉴国外研究所形成的成果,研究的内容立足于发展绿色金融产业的价值、如何创制绿色金融评价指标,绿色金融的发展和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若干方面,还针对我国发展绿色金融,提出了政策建议,近年来,对于绿色金融方面的实证研究也开始逐渐增多,更多的是绿色金融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
通过对比分析国内外循环经济的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国外学者更多的侧重循环经济的理念在现实社会的应用与推广,国内学者不仅注重理论方面的发展,还侧重循环经济在我国的具体实践,诸多学者选取多种不同的模型对循环经济的影响因素以及效率评价等方面展开分析,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提出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优势与难点,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意义。
通过分析国内外专家学者对绿色金融与循环经济两个部分的研究成果可知,无论是实证研究还是理论分析,诸多学者对于两个领域都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对于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二者耦合关系进行研究对于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通过整理归纳相关文献,构建绿色金融与循环经济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测算其综合评价得分,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绿色金融与循环经济的耦合关系以及影响方式,继而提出推动中国绿色金融与循环经济耦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1.3主要研究内容
发展循环经济有助于加快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从根本上解决资源匮乏和环境污染的问题。同时绿色金融作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在金融领域的表现形式,它要求经济、社会、生态文明三者协调发展,这一点与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相吻合。因此二者存在着相辅相成的作用关系。本文在现有的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理论基础上,构建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其综合评价得分,在此基础上研究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关系,最终提出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本文共分为6个章节:
导论。该章节当中,笔者主要阐述了本文研究的缘起和重要意义,并且查阅了国内外关于循环经济、绿色金融的大量文献之后,针对文献进行评述,并且介绍了本文研究的大致脉络、涉及的主要内容以及研究创新点所在。相关概念以及理论。主要对本文所研究的两个对象,绿色金融与循环经济的概念进行界定,同时简单介绍本文涉及到的相关理论。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机制。主要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研究循环经济、绿色金融两者之间的协同发展机制。立足于循环经济、绿色金融发展的现实情况,总结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简单分析我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现阶段发展情况,同时总结出现阶段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首先构建了两者的评价体系,针对两者的发展情况以及耦合协调度进行计量分析。结论和建议。该章节对于本文研究得出的结论进行总结,并且联系第5章当中的实证分析与我国当下实际情况,提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图1.1 论文技术路线图
1.4研究思路、方法以及创新之处
1.4.1研究思路
本文以中国34个省份为研究对象,收集2014年-2019年的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有关数据,对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发展现状与问题进行分析,分别从理论层面和实证层面对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机制进行分析,最终依据研究结论为推动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1.4.2研究方法
第一,定性判断的方法。在对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分析时,本文根据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与循环经济的相关数据,分析绿色金融与循环经济的发展现状。
第二,定量计算的方法。在对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分析时,本文依据搜集到的数据,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绿色金融与循环经济的耦合协调度。
第三,规范分析的方法。在对绿色金融支持循环经济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促进绿色金融发展创新问题展开分析之时,笔者选择了规范分析法。
第四,实证分析法。在对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分析时,本文基于2014-2019年相关经济变量的数据的基础上,分别构建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二者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1.4.3创新之处
国内专家、学者在对绿色金融支持循环经济的发展进行研究时,基本上只针对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业务进行研究。本文不仅研究了绿色金融对循环经济的支持作用还研究了两者之间的耦合机制,为两者之间的协同发展从政策的层面上提出若干建议。第二,当前国内外大都从理论层面对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进行研究,运用实证分析的文献相对较少。本文选取了中国6年的数据作为样本,综合运用熵值法、耦合模型对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数据较新,跨度较广,得到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可参考价值。
2 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2.1相关概念的界定
2.1.1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的核心是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将资源由过去单项线性的“原料-产品-废料”流动模式转型升级为适应新发展理念的“原料-产品-废料-再生原料”模式,最终实现保护生态环境与节约资源的目标。
循环经济所强调的是,依托于生态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建立资源循环体系来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坚持3R原则(即减量化、资源化、再使用),一改我国之前的粗放经济模式,坚持走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道路。
2.1.2绿色金融
所谓绿色金融,指的是在进行投资决策时,金融不能不再坚持传统的做法,而是而是选择将于环境要素相关联的可能存在的成本、收益以及风险均纳入投资与融资决策评估程序中,在金融活动的过程当中,金融机构应当尽可能节约资源并且保护生态,将资金更多地引入到绿色产业当中,助力可持续经济的健康发展。
2.2相关理论
2.2.1环境金融理论
环境金融理论将环境和金融这两个概念进行结合,结合之后表现出鲜明的绿色特征。传统金融理论存在一项基本的假设,即环境是可再生的,亦或是环境的容量是没有上限的,环境金融理论恰好相反,在该理论之下,环境无法再生,环境容量也具有上限。
根据环境金融理论,环境要素也是生产要素,也要加入到生产活动当中,并且可以用具体的价格来讲话生态资源。根据环境金融理论,环境为生产者提供了大量的资源,助力生产活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环境还需要承载人类活动制造的无用废料。我们可以发现两者意见已经构成价值补偿,此处所指的价值可以理解为货币化之后的环境价值。综上所述,我们应当注重资源环境、人类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2.2.2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这一概念最初是由学者Paul A. Samuelson所提出的,该名学者认为,无论是企业生产活动也好,消费者的消费活动也罢,都会给无关团体带来一定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外部性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外部经济,其二则是外部不经济。所谓外部经济,指的是生产亦或是消费活动使得其他团队获得利益,但是无法向获利的团队索取回报。至于外部不经济,概念正好相反,指的是生活或者是消费行为会导致部分主体受到损失,但是无法填补其受到的损失。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环境是具有明显外部性特征的公共物品,要改变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只有将环境成本内化到企业的生产成本当中,从而为绿色金融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导。
2.2.3庇古税理论
庇古税由经济学家Pigou最先提出,指的是倘若生产、销售行为造成了负外部性,就应当受到惩罚,典型的方式就是征税,通过这样的手段,让排污者的私人成本、社会成本之间达成一致。
Pigou提出,如果对于经济当事人而言,社会成本以及私人成本之间处在不对等的状态当中,市场资源配置就会开始失灵。也就是说,如果外部经济效应存在,仅仅依靠个人主义机制,就不能使社会资源实现最优的配置,此时XX应当通过发布经济政策的方式来纠正这种外部性。倘若发生了外部不经济效应,此时对于企业而言,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私人成本相比较而言更大,此时需要向该企业征收税款。反之如果存在的是外部经济效应,此时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私人成本相比较而言更小,企业应当获得来自XX的补贴。
庇古税十分看重XX对于经济的干预职能,但是没有把干预行为所产生的成本纳入考量,当XX不断进行干预时,干预成本就会不断增加,直到超过外部性带来的损失,此时从效率的角度考量的话,消除外部性的行为就显得没有必要了。
2.2.4科斯产权理论
不同于庇古税理论,科斯产权理论充分考虑了市场机制的运行,当出现外部效应的时候,责任双方自发的通过协商来确定赔偿或中止损害行为的继续。XX所需要做的只有产权的界定。因此,以资源产权和排污权为交易标的的数量工具开始逐渐成为环境政策制定的侧重点。
科斯产权理论与庇古税理论的相同点在于致力于解决相同的问题,及实现环境问题外部效应的内部化,区别在于对XX控制力度的要求不同。
3 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机制
如图3.1所示,绿色金融支持循环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绿色金融为循环经济提供了资金支持,引导生产要素流向绿色产业。而循环经济的发展则对绿色金融的产品结构和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促进了绿色金融的创新升级。同时绿色金融企业也会在循环经济发展的同时扩大规模、优化结构、提高效率。
图3.1 耦合协调路径图
3.1绿色金融对循环经济的支持
金融可以通过投资和融资等方式调节社会资金的流向,循环经济要得到健康的发展,就需要绿色金融提供一定的支持,绿色金融对于资金有引导的作用,资金流入绿色产业之后,产业的结构将会变得更加合理。同时循环经济的聚集优势也会随着生产要素的投入越来越明显,各种资源的整合将推动循环经济发展,促进产业升级。
3.1.1引导资金流向,优化资源配置
资金流动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循环经济要获得更好的发展,资金的流向必须是绿色产业。绿色金融通过引导资金投入绿色产业,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从而使绿色产业能吸引更多的资金,提升循环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比重。
绿色金融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的同时,也会带动其他生产要素向这类行业聚集。通过这种生产要素的转移,循环经济也将成为社会资源的聚集领域,从而使得社会资源的配置得到优化。同时由于技术的创新,生产要素的利用率也会提高,从而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吸引到更多的资源,使得资源的配置也趋向合理化、科学化。
3.1.2促进资源整合,推动产业升级
一方面而言,绿色金融发展之后,优质的资源会率先进入到循环经济行业当中,使得该行业的技术创新得到支持,同时生产力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生产出更多更高质量的经济产品,增加企业的利润,带动企业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循环经济行业不断提高的生产力和利润将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循环经济行业中来,“两高一剩”企业得不到资金的支持而破产,环境友好企业则借助资源倾斜不断壮大,各项资源的重组整合和产业的整合优化进一步加快。
3.1.3创新金融模式,提供金融保障
循环经济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不仅需要资金和技术的支持,还需要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技术的不断创新,但是技术创新不仅存在失败的风险,而且新技术投入生产运用也需要资金和时间的成本。绿色金融可以通过对循环经济的资金支持,确保技术的创新和运用。循环经济发展期间,绿色金融的发展可以为其提供一定的保障。具体而言,绿色金融可以通过创新自身发展的模式,尽可能降低产业发展萌芽时期以及技术推广时期的融资风险。
3.2循环经济的发展促进绿色金融的发展与升级
当今,随着绿色理念逐渐被企业家们接受,绿色金融对循环经济的支持作用越来越明显,同时循环经济的发展也对绿色金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推动着绿色金融的创新升级。
3.2.1提高绿色金融的整体发展水平
金融一方面能通过高效的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一国的金融水平又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若想使循环经济获得健康且持续的发展,绿色金融以及循环经济两者之间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随着循环经济的发展,绿色金融必须加快产品与服务的创新以适应循环经济的发展。现阶段绿色金融产品的种类较少、经济效益不高,主要是由于环境风险的高不确定性加大了环境风险的预测和评估难度。但是随着循环经济的发展和绿色金融的实践经验不断积累,绿色金融工具的优势将不断放大。金融机构在依据循环经济理念创新绿色金融产品的同时,自身也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绿色金融的整体水平也得以提高。
3.2.2推动绿色金融产业的转型升级
绿色金融通过引导资源流入绿色产业,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来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环境友好型企业由于绿色金融的支持,资源利用率与利润率得到提高,又反过来促进了绿色金融的发展,提升了绿色理念的吸引力,扩大了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产品的市场份额。
循环经济若能得到持续且健康的发展,将会诞生大量的环境友好型企业,这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而言,将会起到实在的促进作用,实体经济若能得到发展,绿色金融的发展又获得了优渥的环境条件,绿色金融发展的规模将会扩大,另外效能也会提高,结构亦可得到优化。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发现绿色金融倘若能够得到发展,将会为循环经济的优化和产业调整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资金流向循环经济行业的同时,也会带动其他生产要素向这类行业聚集,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推动了循环经济的发展。同时循环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为绿色金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反过来促进了绿色金融的产品创新与服务升级。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作用也将促进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各自的发展,从而实现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 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发展现状及问题
4.1循环经济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以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不断加强循环经济理念在公众中的认知度,出台了多项政策,现已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为核心的多方面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另一方面,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在生态工业、生态农业中的应用实践项目。
图4.1 2014-2019中国单位GDP能耗
(数据来源:据CSMAR数据计算整理)
图4.2 2014-2019第二、第三产业GDP占总GDP之比
(数据来源:据CSMAR数据计算整理)
据可查询到的数据显示,循环经济增长呈高速增长的态势。单位GDP能耗(吨标煤/万元)指报告期能耗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该指标能够衡量一国的能源消耗水平。根据图4.1可以看出,2014至2019年期间,我国单位GDP能耗呈现下降趋势,我国的能耗水平出现了逐年下降趋势,能源利用率在逐年提升。另外根据图4.2所展示的结果,我国第三产业在GDP当中的占比有所升高,第二产业的占比则正好相反,呈现下降趋势,循环经济行业对于经济增长而言,贡献了较大力量。
4.2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十三五规划当中,我国绿色发展理念首次被提出,并且当时也提到了要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再次之后,央行和七部委共同制定《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意见》发布就意味着我国已经初步构建起了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直至2019年度,央行注册发行绿色债务融资工具来支持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内企业,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方向已日益明确。
绿色信贷是银行为了支持环境友好型企业的发展而提高企业的贷款门槛。在信贷活动中,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到信贷审批的考虑条件中。绿色信贷占比是绿色信贷的重要指标,反映出银行业为绿色产业带来的生态效益。
表4.1 2014-2019主要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占比表 | |||
银行名称 | 2014 | 2015 | 2016 2017 2018 2019 |
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浦发银行 招商银行 中信银行 | 3.55%
5.14% 7.36% 5.83% 3.49% 7.71% 6.00% 1.24% | 4.51%
7.00% 7.66% 6.10% 3.91% 7.65% 5.54% 0.94% | 4.69% 4.94% 5.35% 4.66%
7.56% 7.77% 7.80% 8.09% 7.49% 7.72% 8.03% 8.06% 6.68% 6.97% 8.80% 8.91% 3.93% 3.83% 4.14% 4.07% 6.29% 5.64% 6.13% 5.69% 4.40% 4.41% 4.22% 3.94% 0.89% 1.89% 1.74% 1.65% |
数据来源:据CSMAR数据计算整理
表4.1整理了我国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各四家的绿色信贷占比情况,期间为2014至2019年度,从表格中的数据来看,随着我国绿色金融理念的普及以及绿色金融政策的完善,从2014年起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业务呈稳步增长的态势。但由于各银行情况有别,绿色信贷业务的增长水平也有所差异,其中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占比要比其他商业银行高出许多,体现了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实力雄厚以及对绿色信贷业务的重视。其余四家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余额增长较为稳定,可见绿色金融在我国仍处于初步普及的阶段。总体来看,得益于我国在经济新常态下对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视,绿色信贷业务发展已经较为成熟,但是绿色投资仍未广泛普及,众多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业务仍处于缓速增长阶段。
4.3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发展的难点
4.3.1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发展缺乏内生动力
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本身的宗旨就是为了保护环境,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绿色金融所扶持的循环经济项目本身存在开发利用成本高、投资周期长、风险高与效益低的特点,这些特点与传统金融机构和企业追求的“利润最大化”的宗旨产生了矛盾。该矛盾会诞生一系列问题,最显著的问题子在于企业可能会发生逆向选择,企业将不会有太高的积极性发展绿色融资,也不会积极优化其生产模式。
同时,由于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规模效应,商业银行开展绿色金融业务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经济效益低下,加之XX也没有有效的激励政策,导致商业银行缺乏发展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内生动力。
4.3.2我国绿色金融产品单一,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渠道不足
目前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还不成熟,能够进入到交易环节的产品和服务多元化程度不高,且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还尚未形成XX、市场及公众的三大机制的推动与执行。这些问题导致了我国绿色金融缺少创新力,对循环经济的发展缺少支持力。我国国内的金融产品大多还是传统、间接类型的,直接型的金融、产品服务虽然已经产生,但是还处在萌芽的状态中,且碳金融则由于起步晚、规模小以及市场建设落后等因素导致其发展更为滞后。
就对循环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来看,我国的政策和技术都未完善。我国没有颁布有效的激励政策来促进资源的节约利用与循环利用,在支撑循环经济发展中也缺乏关键性技术,从循环经济发展的整体来看,一些技术在研究与实践中处于严重的滞后阶段。
4.3.3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沟通渠道不畅
我国当前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主要体现在环保部门与金融机构的信息沟通不畅。现今我国环保部门没有健全的可公开披露污染信息的平台,企业环保与污染的发布本身也存在着问题,发布的内容不全面、不准确。环保部门与金融机构的信息沟通不畅,直接导致了对绿色企业的评估与监管不到位。
央行目前还没有将所有的绿色企业都纳入进征信系统,且目前部分新能源企业和环保节能项目也没有纳入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因此对相关企业无法做到实时有效的监控,金融机构也就无法准确掌握企业的经营状况与节能环保状况,给不法企业提供了隐瞒自身污染情况、骗取信贷资金的机会。信息不对称使得金融机构与环保部门之间的绿色金融实施效率低下,风险却大大增加。
4.3.4政策法律体系不完善
当前,虽然我国各部门先后出台了一些绿色金融政策,也初步搭建了绿色金融发展所遵循的大致框架,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目前我国循环经济、绿色金融的发展仍缺乏系统的政策指导,在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发展中也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
从政策层面来看,虽然XX出台了一些政策支持,但大多为指导性文件,不具备权威性与强制性,因此落实效果并不理想。目前,XX还未对循环经济的发展制定整体的规划,各个部门分别出了一些制度与方案,由于缺乏XX的统筹,各部门方案之间存在着重叠,政策执行效率低下。
5 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
通过前几章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循环经济和绿色金融的发展水平越来越高,但是二者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因此,探究二者耦合协调的实际情况更为重要。本章将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来实证分析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发展程度与耦合协调程度。
5.1指标体系的构建
5.1.1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对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发展程度与耦合协调程度的研究是一个把具体问题抽象化的过程,第一步应当建立科学可行的指标体系,科学、客观、合理地选取指标可提高实证结果的精确度与可信度。本文按照以下原则构建指标体系。
1.科学性原则
我们在设计循环经济、绿色金融的评价指标时,应当注意此类指标必须能够真实、全面地体现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实际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程度。评价指标体系一方面需要确保能够覆盖所研究问题的主要内容,减少遗漏与不真实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要避免评价维度过多而产生信息重叠问题。因此,指标体系需要能够依据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实质,以科学充分地理论研究为基础,全面正式地反映我国社会是否进步,经济发展情况如何,资源利用是否高效,生态环境是否收到保护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2.系统性原则
循环经济也好,绿色金融也罢,两者的体系都具有典型的复杂性的特征,涉及到多个方面,且层次丰富。根据系统性的原则,两者各项指标项下的子系统之间既要相互独立又要保持一定的内在联系,由此保证所选取的指标既能涵盖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又能在整体上符合一定的逻辑。根据系统性原则,由不同指标、子系统分层建立的有机统一体系,才能较全面、准确地度量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发展情况与耦合协调程度。
3.可行性与可比性原则
可行性原则对于指标提出了要求,指标应当可以被量化,且需要保障数据可以通过可靠途径收集。在设计指标体系时,尽量减少难以被量化的指标个数。可比性原则要求指标要采用规范统一的方法来计算与度量,使得指标可以在不同对象之间明确地对比。评价体系建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从数据中得出有效的信息来监督和指导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发展,因此需要每项指标都能可观、可测且具有可比性。
5.1.2指标选取以及数据来源
1.循环经济综合评价体系的构建
根据上文中提到的在构建指标体系时所需要遵循的原则,考虑到我国目前循环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与前人学者已有的研究经验,立足于循环经济视角,循环经济的评价体系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其一是经济系统,其二是生态系统,其三则是社会系统,不同的系统会用不同指标进行反映。
表5.1 循环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总目标 | 子目标 | 指标 |
循环经济综合评价体系 | 经济系统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
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 ||
单位GDP能耗(%) | ||
生态环境系统 | 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元) | |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
社会系统 | 科技投入占GDP比重(%) | |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
城镇登记失业率(%) |
如表5.1所示,循环经济的评价体系由上文中提到的三个部分组合而成。其中,经济系统下设3个指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每人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所体现的是经济发展的水平。至于第三产业在GDP当中的比重所体现的则是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单位GDP能耗衡量了能源消耗水平,体现了能源的利用水平。生态环境系统下设3个衡量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指标,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体现了治理环境的力度;所谓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在总的生活垃圾当中,得到无害化处理的垃圾占比。至于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意思是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当中,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所占据的比重。社会系统下设4个指标,在GDP当中,倘若科技投入的占比较高,那么说明循环科技的发展得到了较高程度的科技支持。恩格尔系数指的是在家庭总消费当中,食品消费的占比,该指标所反映的是居民的富裕程度;城镇登记失业率则体现了社会的稳定程度。
2.绿色金融综合评价体系的构建
当前学术界多采用银行的信贷指标来衡量绿色金融的发展水准[33],笔者采纳了构建指标体系所需要遵循的三项原则,选择了绿色信贷规模占比以及两高一剩产业贷款额占比两个指标从正反两方向来构建绿色金融的指标体系。
表5.2 绿色金融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总目标 | 指标 |
绿色金融综合评价体系 | 绿色信贷规模占比(%) |
两高一剩产业贷款额占比(%) |
绿色信贷规模占比的内涵是,绿色信贷总额以及贷款总额之间形成的比值,加过反映的是银行对节能环保产业的支持力度,反映出商业银行为可持续性经济带来的生态效益。两高一剩产业贷款额占比指商业银行的两高一剩产业贷款总额与贷款总额之比,反映了银行对两高一剩产业的管制程度。
3.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是2014—2019的数据,循环经济综合评价体系中的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CSMAR数据库等;至于绿色金融综合评价体系当中使用的数据则取自《中国金融年鉴》、各商业银行社会责任报告、CSMAR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等。
5.2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发展的分析
5.2.1数据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循环经济评价体系与绿色金融评价体系中的各指标数据之间的量纲存在着差异性,因此简单综合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应当先针对所要用到的指标实施无量纲化处理,再按照一定的权重进行综合评价分析。本文运用正向化和逆向化的标准化处理方式,使指标数据区间都在[0,1]。
正向指标处理方法:
逆向指标处理方法:
在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之后,数据当中可能会出现0,正是因为如此,需要针对全部数据作全体平移的处理,通过这种方法消除0带来的影响,本文设置平移幅度为0.0001。
(5-3)
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后,得到表5.3和表5.4的数据。
表5.3 循环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数据
2014 | 2015 |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
人均GDP(元) | 0.0001 | 0.1293 | 0.2938 | 0.5415 | 0.7941 | 1.0001 |
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 0.0001 | 0.4431 | 0.7249 | 0.7820 | 0.8857 | 1.0001 |
单位GDP能耗(%) | 0.0001 | 0.2208 | 0.4570 | 0.7204 | 0.9222 | 1.0001 |
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亿元) | 1.0001 | 0.4146 | 0.5330 | 0.1737 | 0.0161 | 0.0001 |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0.0001 | 0.3109 | 0.6487 | 0.7974 | 0.9731 | 1.0001 |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1.0001 | 0.7979 | 0.6630 | 0.0900 | 0.1574 | 0.0001 |
科技投入占GDP比重(%) | 0.0001 | 0.2001 | 0.4501 | 0.6001 | 0.8001 | 1.0001 |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0.0001 | 0.1251 | 0.2918 | 0.5834 | 0.9584 | 1.0001 |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0.0001 | 0.1668 | 0.1112 | 0.6668 | 0.9723 | 1.0001 |
城镇登记失业率(%) | 0.0001 | 0.0852 | 0.1490 | 0.4044 | 0.6171 | 1.0001 |
表5.4 绿色金融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数据
2014 | 2015 |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
绿色信贷规模占比(%) | 0.0001 | 0.4400 | 0.5753 | 0.6931 | 1.0001 | 0.9169 |
两高一剩产业贷款额占比(%) | 0.0001 | 0.3006 | 0.5533 | 0.7607 | 0.9868 | 1.0001 |
5.2.2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在进行综合评价时,一项重要的步骤就是权重选择,主观因素可能会对分析结果产生干扰,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发生,在本文的研究中,会使用熵值法对权重进行确定。该方法会基于不同指标的观测值提供信息的大小来确定其权重,如果某指标值体现出了较大的变异程度,则说明该指标值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所以应当具有更大的权重,反之亦然。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首先,计算各指标的信息熵:
(5-4)
其中,(5-5)
然后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按照式(5-4)计算出各指标的信息熵
则其权重为:
用每个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后的值与相对应的权重的乘积之和为综合评价值:
5.2.3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基于2014-2019年循环经济、绿色金融评价的指标,采用熵值法,计量2014至2019年间我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指数得分。结果如表5.5与表5.6。
表5.5 中国循环经济综合评价得分表
2014 | 2015 |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水平 | 0.1125 | 0.1072 | 0.1450 | 0.1650 | 0.2187 | 0.2516 |
表5.6 中国绿色金融综合评价得分表
2014 | 2015 |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 | 0.00002 | 0.1011 | 0.1560 | 0.2019 | 0.2749 | 0.2662 |
图5.1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走势图
图5.2 绿色金融发展走势图
从表5.5与图5.1来看,中国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稳中有增趋势,仅2015年有小幅下降,之后一直稳步提高。这主要得益于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XX强调建设循环经济政策法律体系,不断加强循环经济理念在公众中的认知度。
从表5.6中国绿色金融综合评价得分表与图5.2中国绿色金融发展走势图来看,2014年到2018年之间绿色金融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四年中保持着高速的增长,2019年有小幅的下降。整体来看,中国绿色金融从2014年到2019年呈快速发展的态势。XX对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建设大力推动了经济新常态下绿色金融的发展。商业银行大力发展绿色信贷工具,减少两高一剩产业贷款额是绿色金融发展的一大助力。
5.3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5.3.1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耦合协调度模型通常情况下的作用是衡量事物之间是否协调发展,水平如何。所谓耦合度,指的是多个系统之间产生互相作用,具有协调发展的关系,该项数据可以体现不同系统之间的依赖水平以及制约情况。协调度指耦合相互作用关系中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其可以衡量协调状况。
耦合协调度模型在构建时需要针对三项指标进行测算,分别是耦合度C值,协调指数T值,耦合协调度D值。并且最终结合耦合协调度D值和协调等级划分标准,得出各项的耦合协调程度。
本文借鉴以往学者在耦合协调度模型上的研究成果[34],构建以下模型测算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度:
耦合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
其中C是指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度,取值范围(0,1),CE、GF分别表示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综合评价得分。当耦合度C越接近1时,说明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关联程度越高,彼此的依赖程度越高;当耦合度C越接近0时,说明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关联度越低,相互作用水平越低。
然而耦合度体现的是不同系统之间的互相作用程度,但是不能体现系统之间呈现的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制约;至于协调度的数据,则可以体现系统之间良性耦合的程度如何,可以体现出系统之间形成的是相互促进关系还是相互制约关系。因此耦合协调度既可以反映各系统是否具有较强的关联度,又可以反映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所以构建模型(5-9)来测算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度。其中D为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0,1);T为综合协调指数,反映二者的整体协调水平,α与β为待定参数。本文假设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同等重要,取。
5.3.2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分析
关于耦合协调度的层次水平,目前学界还没有一个标准的层次划分,通过查阅先前学者关于耦合协调度的研究文献,发现大部分学者都以0.3、0.5、0.8为界将耦合度与协调度划分为四个层次[35]。如下表5.7所示:
表5.7 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
协调阶段 | 耦合协调度 | 阶段细分 | 协调水平 |
低水平耦合阶段 | 0~0.3 | 0~0.2 | 严重失调 |
0.2~0.3 | 中度失调 | ||
拮抗阶段 | 0.3~0.5 | 0.3~0.4 | 轻度失调 |
0.4~0.5 | 濒临失调 | ||
磨合适应阶段 | 0.5~0.8 | 0.5~0.6 | 勉强协调 |
0.6~0.7 | 初级协调 | ||
0.7~0.8 | 中级协调 | ||
高水平耦合阶段 | 0.8~1 | 0.8~1 | 高度协调 |
本文依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与前文对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机制的研究,将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度划分如下表5.8所示:
表5.8 耦合度与协调度划分标准
耦合度取值 | 耦合等级 | 耦合协调度取值 | 协调等级 |
0~0.3 | 极低耦合 | 0~0.3 | 极低协调 |
0.3~0.4 | 低度耦合 | 0.3~0.4 | 低度协调 |
0.4~0.5 | 初级耦合 | 0.4~0.5 | 初级协调 |
0.5~0.6 | 中度耦合 | 0.5~0.6 | 中度协调 |
0.6~0.7 | 高度耦合 | 0.6~0.7 | 高度协调 |
0.7~1 | 极高耦合 | 0.7~1 | 极高协调 |
通过构建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综合评价体系,用熵值法测算出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2014-2019年的综合评价得分,依据综合评价得分测算出2014-2019年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如表5.9所示:
表5.9 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耦合度、耦合协调度测算表
2014 | 2015 |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
耦合度 | 0.0267 | 0.9996 | 0.9993 | 0.9949 | 0.9935 | 0.9996 |
耦合协调度 | 0.0387 | 0.3227 | 0.3878 | 0.4272 | 0.4952 | 0.5087 |
从表5.9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度来看,自2015年以后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一直处于极高耦合的状态。从整体来看二者的耦合效果良好,处于稳定且不断增强的态势,但是增速较缓。由此可见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存在极高的关联度,绿色金融作为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切实影响着循环经济的发展水平;相反的,循环经济的发展水平所带来的规模效应的大小也制约着绿色金融的发展。
从表5.9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度来看,虽然我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度处于极高的状态,但是耦合协调度却相对较差。由此可见,中国在促进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发展过程中,要着重注意二者的协调程度,实现二者的良性耦合发展。
图5.3 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度走势图
从图5.3中可以看出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度虽然相对较差,但是整体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从2014年0.0387的极低协调状态,经过短短5年就达到了2019年0.5087的中度协调水平。可见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质量在不断提高,二者已经逐步进入了良性的互相促进发展阶段。但是当今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度测度结果较差的原因主要是我国绿色金融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绿色金融体系还未健全且绿色金融工具种类还未完善,由此绿色金融对循环经济无法实现强有力的支撑。循环经济及绿色金融要想取得成功,离不开XX的引导,社会的参与和公众的支持。
6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6.1主要结论
本文着重于厘清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内涵、外延、特点及发展现状,明晰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关联关系,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分别测度循环经济和绿色金融,结合耦合系统理论实证分析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状况,并提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在整理与研究前人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综合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分别测算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综合评价得分,进一步测度二者之间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
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整体发展程度不高,但是发展水平较快。循环经济到2019年评分仅为0.2516,绿色金融仅为0.2662。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虽然整体水平不高,但是发展速度较快,仅2019年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有所回落,说明中国对循环经济的重视程度日益上升,金融机构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度较高,但是耦合协调度相对较差。耦合度自2015年之后,一直处于0.99以上,表明我国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具有极高的关联程度。但是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处于较低水平,到了2019年才达到0.5以上,进入中度协调阶段。虽然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但是随着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综合评价指数的增加,耦合协调度也在不断提高。
6.2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资金流向循环经济行业的同时,也会带动其他生产要素向这类行业聚集,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此同时,循环经济一旦进入高速发展期,绿色金融也会被科以更高要求,循环经济的发展可以推动绿色金融产品以及服务的创新。本文通过对中国循环经济以及绿色金融当中的耦合关系展开研究,先从理论的角度对于耦合机制进行研究,之后通过实证的方式定量地研究两者之间的耦合度。未来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将会得到更普遍的认可,经济结构也会越来越合理,两者耦合度提升,不仅推动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也使得经济可持续发展越来越成熟。因此,立足于两种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以及难点,从政策的层面提出下述建议:
6.2.1健全绿色金融体系与循环经济体系
我国绿色金融与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无论是绿色金融还是循环经济都没有建立健全起完善的体系。缓解中国环境与资源压力不仅要依靠强硬的治理与惩罚措施,还必须采用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改变资源配置的手段激励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向着绿色清洁的方向进行持续发展。
就健全绿色金融侧面体系的层面,笔者认为完善该体系可以通过两个方向着手,其一是机构建设,其二是法律制度建设。机构建设所提供的是组织层面的保障,目前我国应当尽快构建起绿色信贷的专门机构。构建绿色银行体系已经是一项急迫的任务。绿色银行体系如果能构建起来,将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其在信贷以及投资领域当中的专业性,并且产生规模效应。在政策法律支持方面,证监会以及证交所应当针对上市公司制定环保信息强制披露的制度,方可为上市公司在加入环境因素之后的准确估值提供基础。
在健全循环经济体系方面,结合中国循环经济发展特点,提出以下四点建议。首先要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在完善排污许可证制度与《环境保护法》的同时,制定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其次,需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布局优化,通过制定与实施相关政策来起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作用,形成资源最大化利用的分工格局。再次,XX需要建立鼓励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并且对产权制度进行优化,使市场的作用能够得到最大化发挥,尽可能减少损失,避免浪费。最后还应当提升循环经济技术,借鉴国际范围当中具有先进行的理论,建立完备的技术体系来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6.2.2创新绿色金融产品
金融机构要洞察国家的战略导向,转变传统的经营理念,将单一的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不断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循环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
一方面,金融机构要大力发展碳交易。2013年,我国开始碳交易试点,这就意味着我国已经基本完成谈金融产品创新,接下来碳金融产品应该朝着面向银行、企业等特定客户以及面向社会公众发行的开放式碳金融产品方向创新。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要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的已发展成熟的绿色金融技术与产品,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和金融管理模式上的改革。
6.2.3健全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机制
建立一个有利于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发展的制度,引导生产要素与资本流向绿色发展项目,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最终实现整个社会产业链从高污染行业向绿色产业转型。
建立绿色基金是让经济真正循环起来的一大助力。一方面在国家绿色产业政策的指导下,绿色基金通过资本转化、投资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与绿色产业相结合,助力社会产业链朝着绿色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绿色基金能够聚集社会财富,从而为绿色产业提供更广阔的投融资渠道。
最后,要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布局,将循环经济体系纳入其中,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加城镇居民的就业率,加大对居民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理念的宣传力度。持续的改善民生,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还为绿色金融创新升级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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