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蚀》和《腐蚀》中的“时代女性”形象分析

　　茅盾的小说塑造了两个重要的人物形象系列，一个是民族资本家系列，另一个则是“时代女性”形象系列，后者在其处女作《蚀》及后期的《腐蚀》里都有出色的描写。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蚀》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主要是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劣根性来分析的，或者是肯定其中对于大革命整个过程体验的真实性，以及讨论作者的阶级立场问题。革命文学的倡导者批评作品中浓厚的悲观消极情绪，认为作者茅盾站在了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只描写革命不好的一面，只暴露黑暗，负面情绪表现得过多，因此作品不能鼓舞人心。这些评价着眼于作品对于当时社会有没有积极意义，并没有具体分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只是笼统地将其概括为浪漫主义、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女子。对于《腐蚀》中的主角赵惠明，研究者们对于作者通过她的经历来暴露和控诉国民党特务的黑暗罪恶的写法是肯定的。赵惠明个人形象前半段“时代女性”部分不被关注，她在特务组织中的经历才是重要的，因为这些描写让读者更加看清现实，以此起到人们对于xxxx领导革命的认同作用。二十一世纪以来的研究更加多面也更加深入，研究茅盾“时代女性”形象的创造模式、“时代女性”的精神世界、以及茅盾塑造女性形象时的性别意识分析等，这些研究注重从茅盾个人出发，去开掘人性和其中表现的思想意识。不仅如此，研究还涉及茅盾塑造女性形象的手法、背后体现的创作理念、对后来者的借鉴意义等方面，让我们从多角度多方面来认识作家和作品。

　　本文比较《蚀》和《腐蚀》中“时代女性”形象，横向研究女性人物塑造的时代成因，纵向上小说创作时间前后相差十四年，分析女性形象发生的变化，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来看茅盾对于革命的态度，以及妇女运动的发展在小说中的体现。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我想可以让我们更加理解作者赋予小说的深层次内涵，从而更好地解读这两部作品。

　　《蚀》三部曲的背景是一九二六年底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暂时转入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普遍流露出幻灭、消沉乃至悲观绝望的情绪。茅盾亲身经历了这一时期，他看见了许多人对革命从期盼到幻灭，包括他自己思想上也受到了冲击，承认当时自己“对于革命前途的估计是悲观的”[[1]邵伯周：《茅盾的文学道路》，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26页。

　　][1]，他想要表达这种现实的感受，反思革命前途。

　　《腐蚀》的故事发生在雾都重庆，背景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以皖南事变为顶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茅盾当时刚从重庆转移到香港，他听从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在香港宣传中国xxxx的政策，并在香港对国民党XX进行文化反攻。他当时听说过抗战初期有不少热血青年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用战地服务团等陷阱招募进去，被迫成为特务，如有反抗就会被害的事，所以想要写一个关于被骗进特务组织又不甘沉沦的青年特务形象，通过她的遭遇，来暴露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凶狠残忍以及对于民主运动和进步力量的血腥镇压。

　　《蚀》三部曲之所以着重写了女性，因为当时“五卅运动”前后，作者的夫人从事有关妇女运动的工作，她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女学生、中小学女教师、开明家庭中的少奶奶、大小姐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人常常到茅盾家里来，这就有了写作的素材。而且在大革命时期，作者在武汉又遇到了这样类型的女性。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女性的思想意识引起了作者的注意，让他有了写小说的冲动。

　　《腐蚀》里面为何选择女性作为主角，因为当时留给茅盾创作的时间不多，所以他选择了日记的表现形式。作者觉得，女子的感情一般要比男子要更加丰富，方便在日记中进行细腻的心理描写。

　　因此，两部作品选择女性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与时代和个人有关，时代因素赋予女性人物以独特的社会活动环境，而个人因素则令两部作品中都有出色的心理描写。同时时代因素和个人因素又是相互作用的，共同呈现出富有魅力的“时代女性”形象。

　　现代文学中描写的传统女性，如《祝福》中的祥林嫂、《金锁记》中的七巧、甚至是《雷雨》中的繁漪，她们都固守着封建家庭，无法真正的踏入社会，去参加社会活动，生活上必须依附于男性。她们首先在物质上没有保障，不能独立生存。其次，因为封建道德观念的束缚，她们在精神上是蒙昧的，没有人性解放的意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悲剧人生的原因。相比较于这些传统女性，《蚀》和《腐蚀》中的“时代女性”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有很大的不同。物质方面，静女士她们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境不错，生活不愁；赵惠明是国民党特务，她聪明、工作能力不错，有报酬，所以生活也富足。精神上，她们都是接受过教育有了新思想的人，对于束缚传统女性的那些封建道德是很看不上的。她们个性不同，对于恋爱或追求理想都有自己的想法。相对于传统女性，她们是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新女性”。物质和精神上的不同，令她们对于生活变动的承受力变强了，这是“时代女性”和传统女性很大的区别。《幻灭》中的静女士，“她的灰心也是不能持久的，消沉之后感到寂寞便又要寻求光明，然后又幻灭；她是不断的在追求，不断的在幻灭。”[[2]茅盾：《茅盾全集第十九卷》，合肥：黄山书社出版社，2012年版，第206页。][2]她虽然不断地经历幻灭，但是也在每次幻灭后不久重又燃起希望，朝着新的方向追去。每一次的幻灭都没有击垮她。她一直在找实现自我的方式，爱情失败便投入革命工作，工作令人失望便又恋爱，她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变动，都没有令她彻底失去生活的热情，她不断调整心态，不断地向前走。《腐蚀》中的赵惠明，她深陷国民党特务的泥沼，在黑暗中挣扎。当她被特务希强诱骗怀孕生子，她把刚刚出生的孩子留在医院，独自回来准备报复。她与周围的特务周旋，一边自保一边又尽力救她的爱人，救像她一样被骗进来的女学生。“我不是一个女人似的女人”[[3]钟桂松：《茅盾文集第五卷》，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3]，她竭力抑制住自己身上女性的脆弱、母性、善良，她要变得刚强、无畏，所以她对于自己所遇到的各种危险不是退缩，而是迎难而上，用尽手段来自保。她们身上对于生活坎坷的承受力，体现了“时代女性”形象一种生命的韧性。

　　两部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变化体现在《蚀》中的女性，相对明媚、充满希望和自信；而《腐蚀》中的赵惠明则大多处于灰暗，失望、痛苦之中。静女士恋爱失败被劝去参加妇女运动时，她在进行过思想斗争之后很快决定走出失恋的痛苦，去迎接新生活；孙舞阳与众人讨论时局时，“这位惹眼的女士，一面倾吐她的音乐似的议论，一面拈一支铅笔在白嫩的手指上舞弄，态度很是镇静。”[[4]钟桂松：《茅盾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6年版，第96页。][4]她在一个本该男性占有领导权的会议上，成了焦点，自信且有魅力；当章秋柳的朋友失意颓唐，觉得前途灰暗的时候，她却认为“人生到处有痛快热烈的事情”[[5]钟桂松：《茅盾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6年版，第205页。][5]，《蚀》中的这些女子，充满着朝气活力，又大方自信，不断在寻找自我生活的意义，不管是恋爱还是理想，都充满着信心与勇气。这种生活态度在《腐蚀》中是不多见的。赵惠明学生时期倾向进步，是学生运动中的“激烈”分子，离开学校后参加过抗日的工作。但是由于她身上存在的爱慕虚荣、逞强、奢侈放荡等个人主义的劣根性，后来在特务的诱骗下坠入到黑暗的深渊。她手上沾有无辜者的血，但是由于她学生时代有过进步的思想和经历，所以她身上还存在着一些血性，没有完全堕落。她一面在残酷黑暗的环境里挣扎，一面又因为贪图享乐沉沦其中。她时常因为那没有泯灭的人性而矛盾痛苦。她看到和曾经的自己一样被骗进这里的女学生N，她想尽办法救她出来，不想让她重蹈覆辙。但是她又有另一面，为了自保出卖了恋人让她保护的两个革命同志；也时常沉醉于奢靡的物质享受中，自甘堕落。她的生活环境充满了阴谋和圈套，她身处其中，处事圆滑，心思活络，也善于欺骗和背叛。原本她可以凭着自己的才能混得如鱼得水，但是她偏偏又有些血性。她对于许多事情看不惯，也不想要参与，她的这些挣扎令她吃了不少苦头，她具有矛盾的两面性。

　　两部作品的女性人物在气质上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明媚活泼，后者痛苦堕落。其实将两部作品的女性人物放在一起比较，会发现静女士、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她们就是学生时期的赵惠明，后者甚至比静女士还要激进，更像慧女士和章秋柳。她们受过教育，接受了进步的新思想，对于时代和个人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所以她们都满腔热情地投身社会活动，以求自己可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分子。但是静女士不断幻灭，孙舞阳的妇女解放工作失败，章秋柳找不到出路只能在追求刺激中堕落，赵惠明成了特务。在追求理想、实现自我的道路上，她们都失败了，为什么？

　　因为她们看不清黑暗的现实，也不能理解革命。静女士对现实不满，凭理想主义的热情追求新的生活，但是由于她们本身的脆弱、怯懦，特别是她们对于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缺乏明确的认识，所以她虽然参加了革命工作，但是没有真正理解革命工作的意义，因此就不可能提高自己的认识、改造自己的思想，她性格中那些弱点也就不能得到克服。就像鲁迅说的“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6]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4页。][6]，所以静女士不断幻灭。慧女士因为曾经被男子欺骗抛弃，所以一直抱着报复男人的心理在游戏人生。章秋柳在白色恐怖下找不到出路，她一边想着为革命吃苦，一边又不想放弃物质的享乐，她并没有多坚定的革命意志，只是不想浪费自己的大好年华，最终只是不断地沉迷享乐。而赵惠明，参与过学生运动，也有过革命工作的经历，但是因为看不清形势和她自身上的个人主义，被诱骗进了特务组织。她们都曾经因为革命狂潮的冲击而狂热过，但是因为对于革命认识的模糊，看不到革命的本质，在革命形势突变以后便失去了依靠和方向，在不断变换的社会环境下，所有的追求都落空了。所以《蚀》里面的女性理想追求失败了，学生时期的赵惠明也失败了。她们以后的命运会如何，在故事的结尾，静女士的恋人强连长打仗去了；孙舞阳因为敌军进城好不容易逃出来，在一处尼庵休息时，房子塌了；章秋柳用身体拯救好友却染上了花柳病。

　　茅盾曾说“只要环境改变，这样的女子是能够革命的”[[7]茅盾：《茅盾全集第九卷》，合肥：黄山书社出版社，2012年版，第587页。][7]，静女士们自然有可能发生这样的转变，如果环境允许，她们又被正确的引导，是可以走上革命道路，真正投身革命的。但是如果环境没有改变，甚至变得更加黑暗呢？大革命失败后，小资产阶级几乎是被抛弃的，既没有人来告诉他们以后的路要怎么走，他们也不会主动走近工农阶级，于是游离在革命浪潮之外。革命意志的不坚定，思想上的飘忽动摇，物质上的贪图享乐，这就很容易陷入歧途，就像学生时期的赵惠明那样。《腐蚀》以皖南事变为背景，当时许多青年学生空有爱国热情，但是找不到可以实现理想抱负的途径，轻信他人，就被特务组织诱骗进了深渊。被拉进来的青年，有的沉沦其中，无法自拔；有的还未完全堕落，但是找不到出路，只能逐渐被“腐蚀”。所以赵惠明的遭遇，可能就是之后静女士们的命运走向。因此“时代女性”形象的变化原因是她们自身对理想和现实认识的不明确以及社会大环境的改变，所以两部作品在动态演绎着社会变革背景下小资产阶级女性的人生际遇。

　　这两部作品创作时间跨度十四年，时代女性形象也从《蚀》里面的充满活力、希望、热情的“新人”形象发展到《腐蚀》中不明大义、爱慕虚荣、堕落的“罪人”形象。透过这些形象变化我们可以探究作者茅盾对于革命的态度。

　　《蚀》三部曲的创作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这一事件让茅盾陷入了消极悲观的情绪，他想要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来。小说完成后，有人说他在同情小资产阶级，有人说他动摇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对于这些看法茅盾是这样说的：“我不能使我的小说中人有一条出路，就因为我既不愿意昧着良心说自己以为不然的话，而又不是大天才能够发见一条自信得过的出路来指引给大家。”[[8]茅盾：《茅盾全集第十九卷》，合肥：黄山书社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页。][8]当时的茅盾，并非是对于自己的革命立场发生了动摇，而是他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知道这条路走不通了，但是之后的路应该怎么走，他没有方向，所以对于革命他是有点茫然且悲观的。从“五四”到“五卅”，茅盾在反思革命出路的同时看清了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看清了国民党左派和右派都不过是打着革命的幌子进行反动的实质；另一方面也看到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存在,这令茅盾陷入一时的失望。茅盾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关注，在于他认为中国革命还需要小资产阶级，所以他没有放弃对小资产阶级革命潜能的幻想，他期望“写一些‘平凡’者的悲剧的或暗澹的结局,使大家猛省。”[[9]茅盾：《茅盾全集第九卷》，合肥：黄山书社出版社，2012年版，第586页。][9]

　　《腐蚀》的创作目的，是通过一个被骗入特务组织又不甘沉沦的青年遭遇，揭示蒋介石勾结日汪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主角赵慧明是个自私自利、不明大义的女性，但这样的一个反面形象，作者当时却收到了许多读者的建议：希望给她一个自新的路。这说明她的挣扎，她的未泯灭的血性及其与现实的矛盾，让许多人还是动了恻隐之心。他们希望让她走向自新之路来分化特务组织中那些被迫的青年学生，唤醒他们的人性。通过赵慧明形象的塑造，不仅让读者关心当时大后方青年的境况，也让他们看清了蒋介石XX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面目。作者茅盾通过小说为读者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为他们剖析当前形势。不仅如此，在香港期间，他还写了许多杂文来针砭社会上的黑暗和丑恶，并且指出民生疾苦之由来。他还提倡人权运动，认为这是加强抗战的力量。这些思想观念的传播是茅盾认为当时的文人知识分子应该要承担的责任。可以说茅盾是坚定地站在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下，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坚持在文艺战线上，为人民的文艺事业，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英勇斗争。

　　所以，《蚀》里面的女性的“新人”形象，是作者为了表现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积极热情，她们对于革命有着强烈的幻想，所以不断在失望之后重又燃起希望，总觉得自己可以找到理想的事业。但这样的理想主义注定了她们无法真正的投身于革命，这是作者对于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思考。《腐蚀》里面的赵惠明与静女士们不同，她是作为一个反面人物来被描写的，她的形象气质与个人的经历有关。她学生时期被骗进入特务组织，之后又面临各种险恶的处境，她的自私狡猾是她自保的能力。这样的形象就揭露了国民党内部的黑暗和对纯洁青年的残害，也体现了作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总的来说，两部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改变是由于作者不同时期对于革命的态度的不同。

　　五四时期，中国便出现关于妇女运动的讨论，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风行之后，社会上就出现了“新女性”，她们将理论付诸实践，于是越来越多的女性有了追求平等自由的思想，这是进步的。但是她们有了进步的观念却没有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幻灭》里的慧女士，她从国外留学之后来到上海，想要找一份工作，因为老家母亲让她嫁人，哥哥又看轻她。她不愿意服从家里的安排，她要自由要尊重。这是进步的女性思想。但是这些也只是从她个人出发，她对于社会变革并没有什么认识，工作更多是为了谋生，她的生活内容主要就是玩乐。而《追求》里的章秋柳，她是个既想要物质享受又不愿放弃冒险奋斗的女性。她曾反思过自己为何如此意志不坚定，也曾下定决心要“用群体的力量来约束自己”[[10]钟桂松：《茅盾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6年版，第201页。][10]，但现实却是她依旧是个追逐享乐的个人主义者。

　　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颇以为不进革命党便枉读了几句书”[[11]茅盾：《茅盾全集第十九卷》，合肥：黄山书社出版社，2012年版，第499页。][11]，但是她们对革命始终是抱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幻想，所以对于革命也不过是在边缘试探了一下。对于国民革命，她们无法透过现实看到本质，也就不明白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内有军阀专制，外有帝国主义压迫，这时只谈女性解放是不现实的。只有国民革命成功，社会制度改变才能实现妇女运动。所以女性首先要做的就是为了国民革命的胜利而斗争，这是小资产阶级女性没有意识到的。

　　当时还有关于现代女性家庭和事业的讨论，女性的责任是该成为一个贤妻良母还是该专注于社会改造。在《蚀》里面，静女士和方太太同属于安静型的“时代女性”，前者选择在大革命时期贡献她的一份力，她参见政治工作人员训练委员会、参加妇女会、在省工会中办事，就是为了做点“于人有益，于己心安的事”[[12]钟桂松：《茅盾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6年版，第47页。][12]；而后者，虽然是知识女性，在婚后选择成为一个贤妻良母。她们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都没有成功。静女士的工作令她失望，方太太与丈夫离婚。其实选择无关对错，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有没有让女性有选择权。静女士的工作环境，单身女性不恋爱简直成了罪过；而方太太因为丈夫不忠提出离婚的要求，在她丈夫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反倒认为是妻子不明事理。可见，当时大革命时期，人们的观念依旧是把女性当作弱势的那一方，是应该服从男性的。

　　到了抗战时期，妇女运动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从走出家庭到走向社会，“娜拉”型的新女性做了各种尝试与努力，但是大都以悲剧收场。当时大后方的青年，他们背井离乡出门求学或参加革命，没有生计，生活困窘，学校也学不到什么有益的知识，更重要的是特务组织的势力深入学校，青年学生时常面临生命威胁。《腐蚀》里面的女大学生N，在战火中早已不知道家人的去向，身边围绕的都是些为了“工作业绩”陷害同学的特务，她自己也被骗进来而无力反抗。而小说主角赵惠明，则是被特务组织腐蚀的更加深的N。即使是普通的进步女性，情况也不容乐观，当时社会对于这些女性的期望是：一方面希望她们可以尽到国民的责任为抗战出钱出力，另一方面对于她们应该享有的权利却又加以限制。女性的社会地位相较于五四时期其实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变。究其背后的原因，除了“娜拉式”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空有反抗热情而没有正确的社会政治思想，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环境还没有替出走后的娜拉准备好‘做一个堂堂的人’的环境”。[[13]茅盾：《茅盾全集第十六卷》，合肥：黄山书社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页。][13]

　　但是妇女运动也并非没有希望，小资产阶级女性因为阶级弱点没能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但是从大革命到抗战，依旧有对形势看的清楚的进步女性，她们投身于社会革命，明白社会制度的变化才能使得女性权利得到保障，才能真正的实现妇女解放。像《腐蚀》里面的革命者萍，勇敢坚定，与身为特务的赵惠明周旋且尝试唤起她学生时期曾有过的热血斗志。在静女士和慧女士那样的女性斗争失败下，像萍这样有目标明确、意志坚定的新女性也在不断涌现。

　　茅盾小说《蚀》和《腐蚀》中的“时代女性”形象体现了时代大背景下女性命运的发展变化，不仅是小说中的命运变化，作品之间也构成了一种动态的联系。赵惠明从一个进步学生变成一个特务，预示着黑暗环境下静女士们的命运走向。小说最后给了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她还是有可能转投革命的，如同茅盾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态度，他认为他们还是有革命的潜能的。两部作品在女性形象气质上有很大不同，主要是她们个人思想的不明确以及大环境的变化。而她们形象变化的背后，是茅盾的革命思想，是他对于中国革命的思考，他的革命思想不断发展臻于成熟。“时代女性”系列还透露出茅盾对于女性解放问题的关注，《蚀》到《腐蚀》里面体现出妇女运动从大革命时期到抗战时期的发展，从女性人物的内在思想和外在遭遇来反映当时妇女运动的发展情况，让我们对于时代背景下女性解放问题有了更深的思考。

　　[1]邵伯周.茅盾文学道路[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79.

　　[2]茅盾.茅盾全集第十九卷[M].合肥:黄山书社出版社,2012.

　　[3]钟桂松.茅盾文集第五卷[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6.

　　[4]钟桂松.茅盾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6.

　　[5]钟桂松.茅盾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6.

　　[6]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茅盾.茅盾全集第九卷[M].合肥:黄山书社出版社,2012.

　　[8]茅盾.茅盾全集第十九卷[M].合肥:黄山书社出版社,2012.

　　[9]茅盾.茅盾全集第九卷[M].合肥:黄山书社出版社,2012.

　　[10]钟桂松.茅盾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6.

　　[11]茅盾.茅盾全集第十九卷[M].合肥:黄山书社出版社,2012.

　　[12]钟桂松.茅盾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6.

　　[13]茅盾.茅盾全集第十六卷[M].合肥:黄山书社出版社,2012.

　　[14]庄钟庆.茅盾研究论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15]叶子铭.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

　　[16]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