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外交类散文探析

　　在“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影响下，古代文人大多数都有过丰富的为官经历，因而，在从政期间也就创作了大量的政治类散文。苏轼作为宋代杰出文学家和政治家，除了创作过大量地审美散文外，还创作大量的政治性散文。

　　目前，对其散文的研究浩如烟海，但关于苏轼政治类散文的专题性研究并不多。这也是当下文学的审美概念限制了对其这类散文的关注和研究。为此，本选题从苏轼的散文作品中，将与外交相关的篇目提炼出来，梳理其该类散文的文本特征、思想内容等，考察苏轼外交类散文的特殊价值和意义，丰富对苏轼散文研究内容，也丰富苏轼的人物形象。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四川省眉州市眉山人，世称苏东坡，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在绝大多数人地认知中，是以诗人、散文家这样的角色存在，其实苏轼不仅在文艺创造成就上令人瞩目，他在政治上也是极其有主见、有原则、有立场的。

　　宋神宗熙宁二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而得罪王安石，于熙宁四年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成为了参与处理宋与高丽事务的高管之一。哲宗元佑元年，苏轼以翰林学士知制诰，期间创作了如《乞禁商旅过外国状》等外交类散文。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苏轼因长期受到以司马光为首的“朔党”和以程颐为首的“洛党”打压，于是上书《乞郡札子》，请求外放。元佑四年，苏轼以龙图阁大学士的身份出任浙西路兵马钤辖，并且兼任了杭州知州，这是苏轼第二次来到杭州任职。元祐七年十一月，苏轼晋升礼部尚书，负责处理外交事宜，代拟皇帝诏书，这也是苏轼一生中做到的最高官职。

　　纵观苏轼的政治生涯，除代拟皇帝诏书外，主要的外交类散文创作，都发生在任职杭州和担任翰林学士期间。

　　陈桥兵变后，赵匡胤建立了北宋xxx。在局势上，北宋继承了后周，和辽国并立，成为当时最强的两个xxx。这一时期，宋、辽双方相互角力，争夺霸主地位，而其他小国则在宋辽争锋的夹缝中谋求存活，并试图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博弈和外交谈判相当频繁和激烈。

　　在“天朝至上”的华夷思想背景下，建立上下等级制的名分秩序，成为了各国关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因此，外交博弈中的首要目的便是弄清名分。当然，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两国之间的谈判核心永远是围绕着利益关系展开的。对于并不是特别重视正统名分的高丽、西夏等国，更是将利益关系视为重中之重。然而宋王朝却是依靠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将经济利益换取政治名分作为基本的外交策略。总而言之，各国对名分和利益的追求实质都是为了谋求国家安全。

　　决定外交博弈结果的主要因素还是各国的综合实力，即便是以“天朝上国”自居，强调正统地位的宋王朝也不能仅仅依靠着华夷观念来确立秩序。因为国家实力的变化，高丽从宋的附属国被迫成为辽国附属国，宋丽双方数十年不再来往。宋辽关系也从起初的华夷关系，转而变为了在澶渊之盟中确立的一种相互对等关系，并且宋朝还需给予辽国大量岁币，以换取双方和平发展。宋朝与西夏、高丽、交趾等小国的外交谈判结果，也多是依靠战争打出来的，而非全是依靠纸上谈判得出的外交地位。

　　因此，在北宋时期存在的多国并存体系下，外交博弈并非是简单的双边关系，往往和错综复杂的多国制衡关系[[[]黄纯艳.北宋东亚多国体系下的外交博弈[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3）：40-41.]]相互联动。

　　苏轼创作了大量的外交类散文，这些散文文体多样且内容丰富。接下来，我就苏轼外交类散文的文体和创作内容概况两个方面，介绍苏轼外交类散文的类型。

　　苏轼的外交类散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皇帝诏令类，一种是臣子奏议类。

　　首先是皇帝诏令类，包括内制诏敕、内制敕书、内制国书和内制口宣几种，其中内制诏敕有《太皇太后赐故夏国主嗣子乾顺进奉贺正马驼回诏》《赵州赐大辽贺兴龙节副使茶药诏》等，内制敕书有《赐于阗国黑汗王进奉示谕敕书》等，内制国书有《皇帝达太皇太后贺大辽正旦书》等，内制口宣有《雄州抚问大辽使副贺坤成口宣》等。

　　所谓内制诏敕，也就是诏书，是皇帝发布命令时用的文体，是布告臣子之书，是一种最常见的下行文，体现着封建皇权。诏书出现在秦朝，到了汉代时，内容以散体行文为主，语言上讲究朴质无华，如实陈述。到了汉武帝时期，因为董仲舒独尊儒术，诏书句式开始变得整齐、有条理，以及注重修饰文辞。接着到了南北朝时期，诏书的形式继续得到了发展，出现了开头使用“门下”的格式。诏书中首称的“门下”并不是指代官衔，而是指“门下省”，是XX机构的名称。这种在诏书的开头使用“门下”的体式，一直从南北朝被沿用到唐宋以后。然而，到了唐代，有的诏书也可以直接诏告对象的姓名，在诏书的开头使用“敕某”，显得更为简练直接。到了宋朝，在写作手法上继承了唐代，诏书以骈体文来写，讲究工整对仗。如《赵州赐大辽国贺太皇太后正旦大使茶药诏》一文，全文共三十字，使用四字短句四次，六字短句两次，骈四俪六，少于雕琢。相比于散体诏书，没有在形式上多用奇数句，并不会让文章显得长短参差不齐。北宋时，苏轼外交类散文中的诏书，句式工整，平仄协调，富有节奏感。当然，因为诏书所具有的政治色彩，为了体现帝王威严，诏书措辞上以冷静客观、简洁明了为主，语言上讲究规范和准确。[[[]苏轼.赵州赐大辽国贺太皇太后正旦大使茶药诏[A].苏轼文集[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上文是苏轼代拟的一则诏书，既对辽国使臣不远千里朝拜给予感谢，又多加赏赐于他，恩威并重，体现大国气度，寥寥数语，将骈文的美感和帝王威严都展现了出来。

　　敕书也即戒书，在宋时，写作手法上和诏书一样，也是使用骈文，不同之处在于用途上。敕书是皇帝用来警示告诫属下臣工不要荒废政务，敦促为官者勤勉吏治而发布的文书，其内容注重对下的教诲，所以文体特点较为严肃、直率。由于北宋时期宋的附属国较多，对外行文时经常使用该类文体。[[[]苏轼.赐于阗国黑汗王进奉示谕敕书[A].苏轼文集[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上文讲的是宋朝对附属国阗国的黑汗王进贡一事表以嘉奖。结尾两句的意思是：你送来的贡品很多，而我给你更多的东西作为赏赐，用来嘉奖你对“天朝上国”的忠心。这篇敕书在嘉奖的同时，也提醒黑汗王是宋国的臣民，恩威并致。益隆褒赐，仅仅通过四个字，就将君王威严严肃且直率地展示出来。

　　国书是国家间往来或共同议定的文书，也可以说是国家间来往的书信，写法上和其他诏令类文书一样，但内容上多体现为平等、友好。譬如“献岁发春，方祝永年之庆；睦邻敦好，益修奕世之欢。”[[[]苏轼.皇帝回大辽皇帝贺正旦书[A].苏轼文集[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这段文字是说，新的一年，我们祈祷获得永久的祝福，睦邻友好，进一步谋求彼此世代之间的欢乐。行文语气温和，并无敕书那种居高临下的威严，而是以平等的态度来谋求宋辽友好。

　　口宣是用以慰劳臣下的简短诏令，风格典雅，语言得体，以俪句为主，表达的意思明确，这些和其他诏令文书大致相同，但因为是口头宣布，开头用“有敕”，多体现出礼仪功能。[[[]武睿圆.宋代口宣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5.]]

　　“有敕。卿柱石本朝，著龟当代。方兹注意，实所仰成。宜体朕心，姑安其位。”[[[]苏轼.赐吕公著乞退不允批答口宣[A].苏轼文集[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上文是一则口宣，是皇帝对吕公著请求告老还乡一事的答复。哲宗先是安慰吕公著，说他是当朝的擎天玉柱，为当朝做出了巨大贡献，然后劝他体谅自己的苦心，不要辞官，安心做宰相，辅佐自己。这段文字给人一种温和感，仿佛哲宗和吕公著面对面，坐在一起闲聊一般。对于吕公著辞官的请求，哲宗别没有下达诏书，通过命令的形式来逼迫吕公著不去辞官，他选择了口宣的形式，以一种交谈的口吻来劝解臣下，风格典雅，语言得体，体现出了君臣礼仪。

　　然后是臣子奏议类。奏议是臣子用来向上进言，陈述事实，议论道理的一种文体，是古代的一种上行公文文体，在苏轼的外交类散文中，奏议类文章主要有状和札子两种，状文以《高丽进奉状》和《乞禁商旅过外国状》较为有名，札子有《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等。因为需要吸引统治者的注意从而使自己的建议被采纳，所以奏议在分析事情、说明道理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就《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一文，苏轼就将高丽人在北宋买书回国一事的弊端，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推理，道破了书籍外流实质上等于文化外流，然后得出“度其本心，终必为北虏用”的结论。他告诫皇帝，高丽购回的书籍最终会流入强敌辽国的手中，会将宋的国情、文化科技水平泄露出去，最后通过针砭时弊，成功使皇帝能够很容易地看透事物本质，做出判断。当然，在奏议的内容写作上，臣子为了使自己的文章更容易被重视，加之古代以文取士的缘故，奏议呈现出多用修辞、辞藻华丽的特点。古代奏议通过巧妙的修辞运用，真正做到了言之有文、言之有采。如《论高丽进奉状》一文，苏轼分析了高丽使者的来往，存在向辽泄露本国国防分布和山川险要概貌的危险，分析了高丽五位僧侣借口滞留，实为托故献宝，以换取宋朝丰厚回赠的意图，禀告了奸商徐戬私通外国，贩卖图书的情况，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汇报具体的处理手段，向上级请求批复，最后提出个人建议。文章内容翔实，叙说在理，做到了言之有物。行文上“骈四俪六”，声律对仗而公整，做到了言之有采。

　　在苏轼的奏议文中，文种主要有状文和札子两种。

　　状文是用于下级对上级叙述事情的公文，也可以说是记叙文的一种，和“行状”类似，是由“奏”演变而来，是没有资格使用札子的官员用来上奏说事的文书格式。苏轼的外交类散文中，状文还可以进一步分为陈事状和建议状。陈事状是叙述一件事情并表达自己的观点，如《高丽进奉状》中陈述高丽人进贡的意图是为了获取更多赏赐。建议状是就某个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如《迄禁商旅过外国状》，叙述了沿海商人的罪行，也提出了禁止商旅过外国的策略。

　　札子用于上奏言事，在苏轼的外交类散文中可细分为论事类札子和建议类札子两种。论事类札子以陈述某件事或某种现象为主，如《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建议类札子事就某件事或某种现象提出自己的意见，如《乞诏边吏无进取即论鬼章事宜札子》。

　　苏轼创作了大量的外交类散文，从创作内容上可以简单分为以下两种：关于高丽问题、关于其他民族问题。

　　关于高丽问题。苏轼关于高丽问题所创作的外交类散文，主要是在他任职杭州期间内创作，著名的有《论高丽进奉状》、《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等。关于高丽问题，苏轼作为和高丽多次交手的老手，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用大宋律法作为处理事务的准绳，禁止书籍流入国外，将勾结外商，企图以损害国家利益来谋求财富的奸商们绳之以法。

　　关于其他民族问题。在关于其他民族问题上，苏轼创作的散文绝大多数都是代拟的诏令类公文，有《赐于阗国黑汗王进奉示谕敕书》、《皇帝回大辽皇帝贺正旦书》等，主要是关于两国之间来往的公文，以展示国威，体现君权为主。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的奏议文，如《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乞约鬼章讨阿里骨札子》等，主要是针对朝廷中讨论出的一些对外方针，进一步提出个人建议，较为有名的是“以夷狄攻夷狄”[[[]苏轼.乞约鬼章讨阿里骨札子[A].苏轼文集[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苏轼的外交散文思想可以归结为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利益，不让国家文化财产等随意流入国外、强调“天朝上国”的正统地位、务实外交，根据实际情况，依法采取有效措施等，具体体现如下：

　　苏轼在《论高丽进奉状》中写到，在福建有个名为徐戬的狡猾奸商，专门勾结高丽，走私谋取利益，在那里，像徐戬这样的人，有很多。他通过访查得知，徐戬先从高丽那里获得钱财，然后在杭州铸造《华严经》的印刷模板。等到模板造好了，就大摇大摆地坐着船，带着模板去交货，当地官员对这些事不以为然。苏轼认为，福建商人徐戬私下与高丽人交易，将《华严经》换取金钱，致使本国重要书籍流入国外，应当依照律法加以严惩，然而当地官员对此事不管不问，如果这样的事情继续长时间发展下去，那么本国机密也迟早有一日会泄露出去，敌国的密探也会渗透进来，这会给国家安全带来隐患。同时，苏轼也大胆猜测，来到杭州的高丽僧人们，也是通过徐戬进入国境的。于是苏轼上奏请旨，将徐戬流放千里，成功起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遏制了民间借经商为由，实际上是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私自结交外国牟利的风气，对地方，尤其是吴越七州的管理起到了促进作用，高度重视了国家安全利益，不让国家文化财产等随意流入国外。

　　在《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中，苏轼向皇帝陈说“高丽名为慕义来朝，其实为利，度其本心，终必为北虏用”，“其来愈数，其患愈深”的利害关系，极力反对将历代史、《册府元龟》等

　　重要文化书籍卖给高丽人。为了促成此事，苏轼曾上书三次，来讲清楚高丽买书为宋王朝带来的坏处，他不惜得罪朝廷权贵，只为防止重要的文化资料流出，从而保护宋朝先进的科技文化，也使边塞布防、军事守备等不为外敌所知。

　　在《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中，苏轼指出海外贸易法中存在着禁物走私和商人与敌国非法交易从而牟利的弊病，强调依据《庆历编敕》和《嘉佑编敕》[[[]杨丁宇.从《乞禁商旅过外国状》看苏轼对海外贸易法令弊病的补救[J].中国苏轼研究，2016（02）174-179.]]，通过具保连坐的办法，保证朝廷利益不受损失。以上这些都是苏轼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利益的体现。

　　自唐朝李世民被外夷尊为“天可汗”起，一种“天朝上国”的思想便深入骨髓.在北宋时期，高丽作为宋朝附属国，长期以往对宋进行朝贡，所以高丽给宋朝的文书必须采用宋朝年号才能体现君臣之礼。然而在《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中，苏轼上书“熙宁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馈送书中不禀朝廷正朔，却退其物。待其改书称用年号，然后收之……正如《春秋》:‘大国之求，若无礼以节之，是鄙我也’”，讲述了高丽派使臣来宋外交，递交的公文上不曾使用宋朝年号，是对宋的不尊重，所以苏轼不卑不亢，要求高丽在文书上禀明正朔后才接受其国书。看似简单的文书格式问题，实则体现出苏轼维护国家尊严，强调国家地位的思想。再如在《乞约鬼章讨阿里骨札子》中，苏轼提出“以夷狄制约夷狄”的主张，也是将宋置于“天朝上国”的正统地位，将诸多小国视为“夷狄蛮荒”之辈。

　　关于务实外交，根据实际情况，依法采取有效措施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苏轼处理高丽僧人寿介来杭州祭祀一事上。元祐四年，福建奸商徐戬因为贪图利益，将包括寿介在内的五名僧人从高丽带至宋国境内。寿介等人假借祭祀杭州的僧人源阇黎为由，一起来到杭州境内，并且携带两座金塔，用以祝贺皇帝和太皇太后圣寿，从而久留杭州境内。苏轼因为与高丽人接触频繁，一眼便看穿了寿介的真实意图。他在《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中说，高丽此次派僧人寿介来宋国，是因为迫于辽国压力，以致很长一段时间不曾和宋朝来往，无法向宋国进贡，来换取宋国回赠的丰厚赏赐，所以假借着祭祀源阇黎的由头，献上金塔，来试探宋国是否还会像以前那样回赠丰厚的赏赐。因为只是试探，所以只带了金塔做礼品，并没有特地派使臣带上来往文书。

　　在处理这件事情上，苏轼再次表露了他的政治才能。他安排数十人密切关照寿介，不许他们随意出入，禁止他们接待来客，并且选择具有行为分析能力的僧人和他交谈，来窥探寿介的真实意图，然后向皇帝汇报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与此同时苏轼还通过走访调查，得知源阇黎只是普通僧人，与寿介等人并无深交，从而确定高丽僧人祭奠他另有企图。

　　因为寿介等人带着祭奠牒文，所以此次的祭奠视为外交活动，故而苏轼对寿介等人的遣返措施，也是按照大宋律法进行的，并非无理将其轰走。对于献上金塔祝寿一事，苏轼以礼相待，但以“州司不奉朝旨，本国又无来文”为由拒绝寿介面圣进献。至于祭奠源阇黎，苏轼允许寿介等人前往，却不允许僧众到处走动，更禁止他们寻师求法。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苏轼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在请求并得到皇帝批允后进行的，处处依循律法，既没有直接性和寿介等人产生冲突以至于两国外交关系紧张，又使得寿介此行空手而归，让高丽的企图也顺势破灭。与此同时，苏轼列举了福建商人的罪状，依照国法，将他流放，杀一儆百。

　　钱钟书说过，苏轼在创作风格上的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贴切，即“用譬喻为文，是轼所长”[[[]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08）.]]。在《上皇帝书》中有“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才。”诸如此类，比喻不绝，而在外交散文中，如《乞约鬼章讨阿里骨札子》中“此所谓养虎自为患者也”一句，也有体现。又有在《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中，苏轼列举了《春秋》中记录的晋人韩起向郑国商人买玉，子产以大国不可违背礼节，随意向小国提出要求，从而使韩起退还玉环的典故，又列举范昭观政于齐，欲辱齐君，被晏子识破，欲坏齐礼乐，又被齐太师识破，得知齐国注重维护礼节，从而劝晋王放弃攻打齐国的典故，通过用典，表达了应该通过礼节来维护国家地位的观点，并建议国君以此为由，拒绝高丽人购买书籍的请求。

　　骈文又称骈体文、骈俪文或骈偶文，因其常用四字句、六字句，故也称“四六文”。“臣愚无知，窃谓安危之机，正在今日。若应之有道，处之有术，则安边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将骄卒惰，以胜为灾，亦不足怪。”[[[]苏轼.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A].苏轼文集[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这段文字出自《苏诗全集》，意思是：我愚钝无知，私下认为安危的关键，正是现在。如果应对处理得当，就会使边境安宁，使人民得到休息。不然的话，将士会骄横懒惰，把胜利当作灾害，也不奇怪。这段文字，句式工整对仗，声律和谐，使文章富有节奏感，利于陈述个人观点。诸如此类者在苏轼的外交类散文中运用诸多，使文章显得明快，也增强了散文的叙事和论述能力。

　　苏轼在《留侯论》中的论辩技巧在他的外交类散文中也有体现。在《论擒获鬼章称贺太速札子》中，苏轼对于宰相吕公著欲在擒获鬼章的第二日就举行庆功宴一事，表示反对，于是行文上奏皇帝，请求驳回吕公著的请奏。苏轼以“若更待三五日间，必续有奏报，称贺未晚。”“举朝夕贺，将骄卒惰。”等为由，认为若是立即庆贺这场胜利，将会不利于边军将士后续的军事行动，如果情况糟糕的话，可能会使边军将士因为得到赏赐而骄傲怠惰，从而贻误进一步的战机，还很有可能会被敌人趁虚而入，导致胜果荡然无存。在这篇札子中，苏轼通过精妙的论辩手段，使皇帝接受了他针砭时弊的建议，也让吕公著心服口服，从而终止了“称贺”的想法。

　　由于奏议类文章的目的是向皇帝说清一件事情，所以在行文上讲究简单明了，使君主一目了然，在文章的总体结构上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苏轼是北宋著名文坛大家，他在文章写作上讲究句式的变化，从而为文章内容服务。在问题涉及到政治的时候，苏轼会采用具有很强说理性的长句子，或者使用长短句相间隔的方法，从而体现出讲述该事情时的严肃性。“所以奸民猾商，争请公凭，往来如织，公然乘载外国人使，附搭入贡，搔扰所在。若不特降指挥，将前后条贯看详，别加删定，严立约束，则奸民猾商，往来无穷，必为意外之患。”[[[]苏轼.乞禁商旅过外国状[A].苏轼文集[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该段选自《苏轼全集》，讲的是居住在海边的商人，公然用船只将外国使臣带入国境内，从而骚扰到海边人民的生活，如果不明正典法，这些奸猾的商人们会给国家安防带来隐患。这篇文章中，苏轼就沿海商人私下与敌国交易牟利一事，长短句间用，指出肆意勾结外商必将导致敌国奸细趁虚而入的危害，然后提出“特降指挥”、“严立约束”的应对手段，用以防范“意外之患”。

　　通过前面几个部分的研究，对苏轼外交类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有了一定了解，接下来，我想就此基础上对苏轼的外交类散文进行简单评价，并阐述对我们产生的现实启发。

　　对苏轼外交类散文的评价，我主要从散文风格和散文类别方面入手。

　　首先是苏轼外交类散文的风格方面。苏轼是北宋著名的豪放派诗人，其豪放的文风，在外交类散文的创作上也体现了出来。比如说在《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中，苏轼对狡猾的奸商徐戬不顾国家利益一事，痛加训斥，奏请法办，又如在《乞约鬼章讨阿里骨札子》中直言鬼章狡诈之处，将苏轼的刚正不阿形象展现出来，同时也通过论述利弊关系，展示了他的论辩艺术。

　　作为北宋文坛大家，苏轼将文学创作上的写作手法融入到了公文写作中，成功地将古代公文也纳入进了散文的体系中来。苏轼的奏议文章在同一时代为同代人树立了榜样，他通过简单明了的行文来阐述事情始末和自身观点、建议，一定程度上改良了北宋时期散文写作上存在的空洞浮华的特点。在赵汝愚的《宋朝诸臣奏议》一书中，光苏轼的奏议文章就被收录了20多篇，很好地表现出苏轼的外交类散文对后世起到的典范作用。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也曾在《跋东坡》中说过，苏轼老于文章，落笔超逸绝尘，这也体现出苏轼散文对后世着起到的表率作用。

　　作为北宋的政治家，苏轼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强调“正统”地位。自唐以来的“天朝上国”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历朝历代以正统自居，俯视蛮夷的理论支持。苏轼在《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中，将高丽不禀正朔一事进行严肃处理，从而逼迫高丽恢复使用宋国年号。苏轼极力维护国家尊严，这在后世的历朝历代中，对巩固“华夏正统”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次是对苏轼外交类散文类别的评价。苏轼创作的外交类散文众多，文体也较为全面，从代拟的诏令类公文到上言议事的奏议文，涉及了诏、敕、口宣、状、札子等。苏轼在不同的场合下，使用相应的文种类别，不交叉混用，很好地体现了他的专业素养。同时，各种文体的散文都能做到言之有物，论理说情，也展现了他雄厚的知识储备和深厚的笔下功夫。

　　苏轼的外交类散文为当时的朝局政治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如“禁商旅”、“约鬼章”等，也让后人学习到他的写作技巧。苏轼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很好的展现了言之有物，积极向善的特点，恰到好处地继承了儒家倡导的“温柔敦厚”的文学风格，这些在他的奏议文章中有所体现。

　　国家安全利益是每一个公民都该尽全力去维护的。苏轼不畏强权，屡次上奏陈事，为的就是将杭州境内发生的事情详细告知上级统治者，为的就是将鬼章等人内心狡诈的意图公诸，从而引起统治者重视，最后杀伐决断，保护国家文化、财产等不随意流出，维护国家安全。现如今也是这般，诸如“翻墙”去国外浏览网站、散布谣言骗取眼球、关注等破坏国家安全利益的行为，应予以抵制。

　　社会需要法治，苏轼依法处理事务起到的成效还是相当巨大的。从流放徐戬，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到遣返寿介，妥善维护宋、丽关系，这两点上，不难看出依法行事的益处所在。如今的社会是讲究法律的，作为XXX的公民，遵纪守法，依法维权，都是很有必要的。

　　在文章的写作上，要做到言之有物，要做到简洁明了，不可长篇大论只言空话。譬如北宋时期的诏书，内容上都极为简练，都是通过寥寥数语来言清事情。至于写作手法上，骈文的运用也是值得借鉴的。这种富有节奏感，语言畅快明达的写作技巧，对文章的创作起到很好的升华作用。因而，要学习苏轼散文的写作技巧，来不断提升自我的写作水平。

　　通过本次对苏轼外交类散文的探究分析，我更为深入地了解到了苏轼的人物形象。自初中起，我接触到了苏轼所创作的诗歌和散文，一直以来，在我印象中，苏轼是一位“起舞弄清影”的浪漫才子，是一位“十年生死两茫茫”的痴情男儿，又或是一位“身如不系之舟”的失意政客，却不曾想过，他也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将国家安全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大学士。

　　作为儒学的信奉者，苏轼践行了忧国忧民，作为北宋文坛的领袖，苏轼为后世的散文创作提供了参照范本，作为庙堂政客，苏轼尽力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国家尊严。通过本次的论文写作，丰富了苏轼除诗人、散文家外的政治家形象，了解了北宋时期较为复杂的外交体系，同时也学到了在散文创作上的一些写作技巧，总而言之，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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