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海上花列传》妓女爱情悲剧成因

　　晚清上海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得妓女意识得到发展。小说中上等妓院的女性结识官商名士，获得人脉和金钱，过上了名利双收的奢靡生活。因而，少数倌人虚情假意、哄骗钱财的行径被无形放大。事实上，海上花妓女既有重情坚毅的美好品质，又有虚荣欺诈的丑陋心理，她们是一群具有世俗人情的特殊群体。作为不容于世俗的底层阶级，妓女有权对不公正的命运进行抗争。作为女性本身，她们也怀有对爱情和美好生活追求的愿望。故而，本文将目光投射于妓女的情感困境，旨在发掘晚清上海高级妓女性格心理的真实镜像，以感悟作者寄寓的性别意识和人文情怀。

　　二十世纪末期以来，学者就从妓女形象角度来研究海上花妓女的理想和命运。王慎在《论〈海上花列传〉中妓女的从良之路》中分析了赵二宝、李漱芳、张蕙贞的婚姻悲剧，将其归结为封建传统观念和和两性的性格魔障[[[]王慎：论《海上花列传》中妓女的从良之路，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4期，第146页。]]。江潇潇在《〈海上花列传〉妓女形象研究》中阐释了妓女面临的复杂人际关系以及三位妓女的爱情悲剧成因[[[]江潇潇：《海上花列传》妓女形象研究，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35～39页。]]。她指出，沈小红为了满足自身情欲而姘戏子的行径，惹得王莲生心灰意冷。李漱芳因家庭阻碍而与陶玉甫无法结合，郁郁而终。周双玉的爱情掺杂了利益的考量，她在权衡利弊后选择了利益。章萱珺《〈海上花列传〉中的女性形象》分析了上海商业潮流之下，妓女以金钱收益来决定对待嫖客的情感态度[[[]章萱珺：《海上花列传》中的女性形象，文学教育，2008年第4期，第128～129页。]]。前人针对妓女爱情悲剧成因的研究囊括了时代社会的客观阻碍和个人的主观因素，但阐释的论点较为零散，应当有更完整更深入的挖掘和探讨。

　　妓女的爱情悲剧是相对模糊和具有时间范畴的概念。它既可以指妓女们从良前单方面的付出没有得到回应，也可以说是恋爱双方经历各种冲突后的情感破裂，还可以认定为妓女在婚后和嫖客间的情感消解。作者构写的爱情悲剧是恋人经历冲突后的情感破裂。本文的爱情悲剧应当被定义为恋爱中的妓女与嫖客的身心分离。小说里四对爱情悲实例各不相同，其中隐藏了许多深层的原因，需要细致划分才能逐一剖解。李漱芳和陶玉甫的牢笼爱情，周双玉和朱淑人的儿女私情，沈小红和王莲生的错爱迷情以及赵二宝与史天然露水幻情都有着外部和内在的发展历程。

　　纵观全书，妓女的爱情存在两种结局。第一，妓女与嫖客携手共赴婚姻，婚后圆满或者平淡。第二，妓女与嫖客分道扬镳，两人不复往日情思。本文所指的爱情悲剧是第二种，即妓女的爱情遭遇一系列的打击，造成双方身和心的分离破碎，恩义断绝。

　　《海上花列传》中真正能归为爱情悲剧的只有四对恋人，他们分别是陶玉甫和李漱芳、王莲生和沈小红、朱淑人和周双玉以及赵二宝和史天然。他们的爱情在内因或外因的围剿下走向了破灭。陶玉甫和李漱芳阴阳隔，独留相思情；王莲生和沈小红形同陌路，两人仅剩的性欲无法弥补巨大的伤口；朱淑人和周双玉分道扬镳，各自谋取生活；史天然出走，赵二宝人财两空。他们破灭的形式不同，但都与双方身体和心灵的分离密切相关。

　　为了使小说更具有可读性，韩邦庆构思了四种不同的爱情悲剧。根据妓女与嫖客情感发展的历程来看，主要可分为以下四类。

　　李漱芳和陶玉甫是惺惺相惜的牢笼危情。李漱芳和陶玉甫上演了一出“推情至上的情爱理想[[[]马志英：寻常夫妇的恩义与勃谿——论《海上花列传》中的情感意蕴，名作欣赏，2010年第5期，第58页。]]”，他们是一种超乎世俗平庸的生死之恋。相逢起初，他们通过熟人介绍。李漱芳温柔端庄，并且未沾染上海风月场所中追名逐利的风气。李的温和品性和陶的专一痴情使得他们成为了性情和谐的一对璧人。然而，这对看似纯良美好的理想爱情并不是毫无波澜阻碍，他们始终无法脱离俗世的藩篱枷锁。陶玉甫的家族在这段感情中早已设置了障碍，致使恋人憧憬破灭。最终，李漱芳在现实的落差中香消玉殒，陶玉甫留下无限怅恨。

　　周双玉和朱淑人是懵懂单纯的儿女私情。这两个年纪相仿的少年，曾经拥有浪漫单纯的初遇和如胶似漆的甜蜜生活。双玉和淑人在笠园里听戏看促织儿的场景纯情动人。“两手都搭着淑人左右肩膀，教淑人把右手勾着双玉脖项，把左手按着双玉心窝，脸对脸……[[[]韩邦庆：《海上花列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9页。]]”周双玉因朱淑人的违背誓言一系列举动，亦表现出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然而，朱淑人在得知家里的婚事后选择了隐瞒，无法回应当日私下所立“系愿为夫妇生死相同之誓2”。最终，儿女私情抵不过婚恋观的分歧。周双玉诈取男方钱财后，两人扯破脸面，各谋前程。

　　沈小红和王莲生是敢爱敢恨的错爱迷情。沈小红是上海滩上难得直率泼辣的女性，她以平等的姿态面对王莲生，绝不谄媚讨好。沈小红敢于表达王莲生偷做张蕙贞的不满情绪，并且站出来向张宣战。然而，王莲生因欣赏而对沈小红产生的爱慕是一种错爱。沈对王经济上的索求，肉体上的掐打和语言上的嘲讽都暗示了这场爱情的畸形。更无解的是，沈小红与小柳儿的偷情是精神的短暂出轨，“沈小红似乎在同时扮演淫荡的情妇与妒忌的妻子这两种矛盾……[[[]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她自己陷入了个人享乐的唯利论中，迷失了真情。最终，王莲生另娶她人，双方再无往日恩情深重。

　　赵二宝和史天然是柔情蜜意的露水幻情。乡下姑娘赵二宝和扬州官家子弟史天然朝夕相对仅有月余，史公子就甜言蜜语立下迎娶婚约，哄得少女主动抛弃妓女营生，以一腔忠贞情谊苦守贵门太太的约定。然而，男女两性中性格的劣根性早就为悲剧埋下伏笔。最终，史天然戴着虚假的面具离开上海不再回来，赵二宝在天真虚荣的幻梦里恍然若失。

　　作为不容于世俗的“底层”女性，妓女们受到的限制和压迫最为深重。人们以封建传统伦理观念来规范和评判她们的言行和思想。在教条的约束下，妓女们常常违背内心真实的想法。长久以来，妓女的身心都会受到不可逆转的摧残。同时，西方现代的重商主义潮流掀起，致使妓女职业向营生和逐利的性质转变。在丧失美好品质和高雅才情后，她们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可供替代的商品，再难给予部分嫖客深层次的慰藉。最后，妓女在欢场上的人际交往面临严峻考验，她们格外需要提防第三者的插足。

　　晚清上海，西方现代商业文明出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是，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伦理观念根深蒂固，它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小说中，男性在两性交往中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宗法制有深厚的政治经济基础，广为实行；妻妾之间等级分明，正室地位不容挑战；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社会主流群体对妓女职业的接纳程度很低。

　　苏冠香遭到丈夫休离，允许她再婚，却禁止她做生意。认识初期，上海纨绔子弟施瑞生与妓女十分要好。新鲜感一过，他便毫不犹豫地厌弃，丝毫不在意妓女的感受。小商人洪善卿直截了当地将妓女和嫖客的关系归结为交易，他曾对沈小红道：“老实说，倌人末勿是靠一个客人，客人也勿是做一个倌人；高兴多走走，不高兴就少走走，无啥多花枝枝节节啘！[[[]韩邦庆：《海上花列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姚季莼的夫人直接闯入卫霞仙的寓所，宛如当家主母训妾的情形。李实夫等传统嫖客喜欢有丈夫的妓女，格外轻视唾弃低等妓女。在风月场上，嫖客们热衷于应酬生意，更倾向于消遣和娱乐。

　　封建传统伦理观念盛行的时代，妓女的身份是阻碍她们获得和维持爱情的第一大阻碍。当她们戴上这层无形的镣铐勇敢追求幸福后，它依然源源不断地制造矛盾。那些具有清晰职业认知的妓女能认清并有意隐匿职业，以减少身份带来的劣势。然而，妓女李漱芳却深陷于身份的泥淖中，自我折磨。

　　李漱芳和陶玉甫的相处过程中，言行举止受到来自身份的限制。妓女不像是正妻或是妾室，无权约束嫖客的行动。两人倘若关系亲密，妓女也只能干涉感情生活，口头要求嫖客不去做别的妓女。陶玉甫和李漱芳相当要好，甘愿受到她的管制。李也乐意以“妻子”的名义招呼和看管他，言语有超过妓女身份的情况。然而，陶云甫作为封建家长的代言人，他经常携着弟弟陶玉甫出入公共场合，给李漱芳带来了有形的压力。李心中以弟媳的身份自居，每有陶云甫出现，她都小心翼翼地把握与陶玉甫的尺度。即使这般谨小慎微，她还是没能消除陶云甫的不满情绪，被认为干涉玉甫出去应酬，落了个强势的名头[[[]刘攀：从《海上花列传》看妓女的悲剧命运[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4年第12期，第64页。]]。

　　李漱芳的亲娘是开堂子的，她被逼无奈做生意，客人只有陶玉甫一人。即便如此，她还是被人打上了“倌人”的标签。李漱芳自认识陶玉甫开始到离世，一直都想撕去这个标签。然而，“倌人”的身份就像是玫瑰的刺，牢固地生长在躯体上，最终化作了她的梦魇[[[]曹希霞：《海上花列传》人物论，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6页。]]。李漱芳经常生病，缠绵病榻。大夫诊断是心病，陶玉甫知道她的病根在念头。她心里也清楚自己在抗拒，却又无可奈何。不过，他们两人皆没有揭露事由。作为旁观者的钱子刚道，他早早看清了事情的原委。李漱芳原来事事依附着玉甫，玉甫若要娶她做小老婆，她还是是乐意的。然，陶玉甫执意要娶李漱芳做大老婆。家里亲眷都不同意他讨倌人做老婆，局面僵持不下，十分尴尬。李漱芳是在亲娘的逼迫下走上倌人的道路，她作为受害者，根本不会认同这个身份。更何况她温柔纯良，不慕富贵，从一而终。在上海风月场上，再难找出第二人。李和陶原本可以将爱情升华到婚姻的高度，世人却以这个莫须有的身份对她的爱情期望判定了死刑。

　　李想要拥有普通儿女那般清白的身份，合理地追求正室的名分。现实却是残酷的。她有大片的闲暇时光，白日和梦里想到正室梦再难实现，心中愤愤不平却又无可奈何。长此以往，李漱芳带着怅恨撒手而去。陶和李阴阳两隔，爱情名存实亡。传统观念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李心里的忌惮顾虑战胜了勇气，她最终必然走向死亡。

　　妓院的交际圈，主要由鸨母、妓女和嫖客三大群体构成。风月场上，妓女从小接受鸨母的威逼训练，经济和情感生活不能完全做主；她们要懂得“亲疏之道”，对待不同客人要有所分别，既不能令熟客拈酸吃醋又不能使生客感到虚情假意。同时，妓女还要时刻提防竞争对手和原配的打压。

　　无论是高级妓院还是野鸡会所，妓女间的竞争都十分激烈。周双玉与周双宝同出于鸨母周兰门下，两人却因为生意而互相挖苦。第六十三回中，周双珠在与众人提及周双玉和朱淑人情感破裂的缘由时，直言“一半是为了朱淑人，一般是为了双宝。”纵观事件的起因，周双宝确实在其中起到了催化助推的作用。周双玉和朱淑人曾有嫁娶的誓约。在周双玉不知朱淑人定亲的情况下，双宝曾在旁人和她面前多次提到大老婆，言语满含嘲讽和讥笑。周双玉得知定亲事件后，想起双宝的有意嘲弄，脸面上过意不去，对朱淑人的怨愤之情更加深厚。无形之中，她的讽刺为后来周双玉设计殉情埋下了伏笔。

　　沈小红与王莲生的情变虽不是因张蕙贞起，却以王和张的结合为结尾。沈小红和王莲生结成相好后，沈依然有别的客人，王则认识了新人张蕙贞。与其他嫖客相比，王莲生品行老实、出手阔绰。张蕙贞出于赚钱和谋得前程的目的，时时对他表现出贤淑和顺从的模样。然而，她并不是本性单纯、心怀大度的女性。在沈小红拳翻张蕙贞后，她仍然委曲求全地以平和宽容的姿态示人[[[]王慎：论《海上花列传》中妓女的从良之路，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4期，第146页。]]。与明面上的大度体贴不同，她也曾暗指沈小红欺诈他的钱财，有意无意透露沈小红共偷情的行径，使王莲生有所猜忌[[[]李萧然：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第23页。]]。沈小红在与张蕙贞斗气后，其强势善妒的性格在上海滩传扬开来，使得两人产生矛盾。

　　方蓬壶和文君玉原本是趣味相投的一对，方爱作诗，文爱品诗。然而，方在鸨母的牵线下认识了赵桂林，他们因悲惨的身世相互吸引。方因相惜之情而娶赵桂林，文君玉就被抛掷脑后了。于方蓬壶而言，他对文君玉的感情介于知己和恋人之间，而赵桂林更像是灵魂伴侣。于文君玉而言，除他之外，再无别人对她有这样的情意。

　　妓院里，妓女和嫖客有相对宽泛的空间和有出行交往的自由。第三者的例子十分常见，他们直接引发或间接激化了恋人间的矛盾。张蕙贞、赵桂林的存在说明了王沈和方文之间的关系并不牢靠。同时，嫖客的接纳意味着她们身上具有某种强大的吸引力，能够满足嫖客猎奇或者心理慰藉的需要。文君玉唯诗才论人，过于清高倨傲。沈小红追求时髦，行事泼辣。相比之下，张蕙贞的温柔顺从、赵桂林的善解人意都是男性推崇的理想女性的美好品质。所以，嫖客们经不得这样致命的考验，转变心意就在情理之中了。

　　唐代有琴棋书画俱佳的官妓，宋代有擅长词曲酬唱的馆阁女女子，明末清初也有才情技艺俱佳的妓女词人。然而，随着商业文明的涌入，上海大都市掀起了崇商重利的风潮，妓女职业也发生了演变。晚清文学作品中，品貌才情兼备的妓女群体鲜少可见，妓女与名伶舞女分工明确，广泛受到功利风气的习染。前朝高级妓女地位相对低微，却仍然为当时的上层阶级所认可。因为文人雅客可与她们笑谈高雅艺术，填补更深层次的追求。然而，小说中长三书寓、东合兴里等高级妓院中的女性未经过艺术的熏陶，只会简单的弹琵琶合唱，陪客人聊天喝酒。晚清的社会现实使得作者将目光投射到世俗妓女身上，而不是刻意塑造理想中的贞洁烈女或绝代佳人。无论是进城来的乡下女子赵二宝，还是嫁为人妇的诸十全，她们凭借熟识的老鸨或是客人自立门户。女性倘若长得有些姿色，语言得体大方，就能从事接客的工作。由此可见，妓女完全与先前的青楼女子不同，她们是情色工作者。虽然美貌和肉体是满足双方需求和提升感情的一剂良药，但性伴侣是非常不稳定的联结，具有可替代性。爱情则具有排他性，它是深度契合的伴侣之间的彼此认定。小说中，妓女的姿色仅仅能维持短时间的观赏期。譬如，罗子富为性格刚烈的黄翠凤所吸引而抛弃了昔日装扮清爽简练的蒋月琴。总之，妓女只有在才艺兴趣或操守品行上的魅力足够出众，才能促使嫖客走进她的精神世界。嫖客在共鸣和回应中，双方才能获得直达灵魂的慰藉。

　　妓女与嫖客作为不同性别的独立个体，双方在日常交往和重大考验面前都暴露出性格观念上的差异，这些差异是造成他们彻底决裂的重要原因。赵二宝和史天然是非常典型的性格冲突的实例。赵二宝对豪门太太执迷不悟的念想体现了她的天真幼稚，史天然对她的欺骗和抛弃体现了他的风流虚伪。周双玉和朱淑人在对地婚恋观上的看法存在分歧。周认为婚姻和恋爱是一致的，某种程度上是重合的概念。反之，朱淑人完全撇开了两者的关系。最后，沈小红和王莲生价值观相互悖离，致使双方再难存续先前的情感联结。

　　小说设定的主场是高级妓院——长三书寓，嫖客有官商和文人，他们的素质相对于低等妓院中的车夫管家高得多。嫖客懂得生意应酬，言行举止文明，部分文人甚至通习诗书。即便如此，妓女要遇到一个性格好的、长情的嫖客也十分不易。相处伊始，妓女和嫖客间的性格障碍还难以显露。

　　史天然是苏州翰苑公子，他形容举止温和文雅，不似寻常嫖客轻浮粗俗。相处初期，史天然便将自己的家庭情况告知她，立下誓言要娶她进门。第三十八回，史在面见洪氏和赵朴斋时，谦和礼貌、亲切羞涩，俨然一副新婿的模样。离沪前的践行，史重提迎娶赵二宝的誓约。回到金陵后，他托人寄给赵二宝的书信中，提到了正在同家人商议婚事，顺带又说道了九秋风物。赵二宝此时顿感心安，欢喜地期待史天然回来的音信，置办自己的嫁妆，并开始憧憬未来在史府的生活。

　　十月既望，史天然约定的迎娶之期已到，他却毫无回应。赵二宝迫于困厄的处境，只得派赵朴斋前去金陵打探消息。赵朴斋带来了他早已另娶新人，再无可能回来了的消息。此时，我们才发现史天然藏匿于正人君子背后的虚伪薄情。在晚清上海都市，无论是寻常官家还是有名气的商人，他们都格外在意妓女的声名。苏州翰苑是官家名门，不可能不在意家世门第。然而，史天然未询问家人意见、私下向赵二宝立下求娶的誓言，就如同是空头支票，这是对恋人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回到金陵，史的第二封信不忘安抚她，却没有说明婚事成功的可能性，避重就轻，更像是随口敷衍。一个月过去，这位史公子不顾往日欠下的局账，投向了另一个温柔乡。他的情感急陡之下，毫无回旋留恋之地，冷酷绝情的程度令其余嫖客都瞠目结舌。由此看来，他当初情到浓时的誓言只是欺瞒哄骗，只是出于伪饰痴情的人设和换取她的情感回报而表演出来的。在猎奇猎艳心理的驱动下，史天然具体表现为风流多情和薄情寡义的性格特质。

　　史天然朝三暮四的本性、轻诺寡信的无耻行为无疑是这场爱情悲剧的直接因素。然而，赵二宝也并非毫无过错。一方面，她骨子里存在着乡下女子自卑的心理，生怕被眼前的贵族公子瞧不起。史公馆门前，气派的仆从们无视他的存在，对赵朴斋多加阻拦。小王总管对他的态度也是轻蔑和鄙视的。赵朴斋精心准备的饼干糖类等洋货，只是史府上稀疏平常的吃食。赵二宝见到处境尴尬的哥哥没有解围，反倒自居高位而嗔怪他，害怕哥哥坍了她的台面。

　　一方面，她是贪慕虚荣的姑娘，并未检视自己与史天然之间的阶级鸿沟，安心享受伴侣间的缱绻温情。赵二宝认为史天然视自己为妻，自己便不当妾。她为了表示自己为夫守节的一片真心，拒绝了史天然的一千局账，甘愿为他放弃所有营生，重新做回良家妇女。她将所有赌注都放在了嫖客身上，沉溺于史家太太的幻想中。爱情并非只有幻想，它也需要物质基础。除了李漱芳和陶玉甫之间东方茶花女式的生死之恋，妓院中的爱情更多的是一种介于有情和无情的交际应酬之情[[[]马志英：寻常夫妇的恩义与勃谿——论《海上花列传》中的情感意蕴，名作欣赏，2010年第5期，第57页。]]。赵二宝与外地贵公子相处仅一月有余，却执意抛开物质而单纯追求爱情，体现了她憨傻和理想化的一面。

　　史天然花言巧饰，一骗再骗。娘姨阿虎和母亲洪氏的一劝再劝，赵朴斋带来了确凿的消息，赵二宝仍旧怀有一丝希冀。在华铁眉面前，她向他探求消息和哭诉史天然的往日深情，可见其执迷不悟。小说末尾，赵二宝才从梦中清醒地认识到再无可能。

　　总而言之，赵二宝是甘愿牺牲，感性大于理智的人物形象。她对嫖客缺乏认识，禁不住阔少奶奶身份的诱惑，就将自己从肉体到灵魂“出卖”得干干净净。上海滩这个名利场，赵二宝这种忽视现实情况，推崇感情至上，却又毫无手段的异乡人无法拥有真挚和长久的情感。世人大多无法直面自己的人格缺陷，加以改正和完善，成为理性和感性的统一体，成为责任和情感的统一体。赵二宝和史天然都无法认识自身的问题，遑论双方相互磨合而长久的维持感情了。

　　在两性相处中，婚姻观和爱情观关系到双方能否和谐地长久地保持情感联结。婚姻观和爱情观是不等同的概念，它们有一定的关联性。然而，海上花妓女常常将爱情和婚姻混为一谈，嫖客则完全漠视两者之间的联系。

　　朱淑人初次登场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年仅十五六岁的少年。他跟随在行事老成和阅历丰富的哥哥身旁，言行举止拘谨羞涩。周双玉则是长三书寓的当红倌人，她懂得应酬交际的规则，深谙客人的心理，表现得大方不怯场。这次见面，朱淑人对她就产生了好感。随后，两人经过喝茶、看促织儿斗法和听曲等等密切交往后，愈发要好。黎篆鸿看到这对璧人，曾向周双玉坦言愿意做媒之意。周双玉当时始终“别转头不语”，羞怯地默认了对朱淑人的“中意”[[[]曹希霞：《海上花列传》人物论，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9页。]]。在笠园，双方的情感已经达到了眷侣般的和谐，周双玉则趁热打铁，胁迫他立下同生共死的誓言。淑人喜欢周双玉且性格懦弱，所以应承下来。朱淑人欢喜的是与周双玉厮守在一起，但婚姻的承诺并不是出于本意。

　　朱淑人十分顺从周双玉，但更依附于家庭。通过哥哥朱蔼人介绍，他才有机会认识周双玉。他往来于妓院和笠园中，却未习得任何应酬交际能力，生活完全需要家庭供给。一旦家庭切断了他的物质来源，他将无法生存。所以，朱淑人根本不具备独立的婚姻权，只能接受哥哥给他定亲的安排，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法则。朱淑人得知自己被兄长定下了亲事后，唯一担心忧惧的是周双玉伤心闹脾气，丝毫不关心婚姻生活是否不幸福。总而言之，他十分关心在意爱情，而不在意婚姻。在他看来，即便没有婚姻，他仍然可以维持爱情。

　　周双玉将爱情与婚姻捆绑，婚姻就是爱情的试金石和爱情所结出的果子。在她看来，朱淑人非她不娶、同生共死的誓言是爱的宣告，是男人给女人的担当和保障。在她看来，朱淑人未抗拒家人的亲事安排，就是对感情的背叛。她因此以殉情来逼迫朱淑人抗争家庭的行为，体现了她对婚姻的偏执渴求。当然，周双玉也预判到他绝对不会赴死，就只能决定牺牲爱情来换取经济补偿。周双玉将婚姻和爱情捆绑的背后，实际是她对爱情的过度解读，对个人前途命运的激烈诉求。故而，朱和周的婚姻观和爱情观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实际上，爱情和婚姻在冥冥之中存在某种特殊的联系。两性高度契合或者相互包容的爱情可能走向婚姻，而经营良好的婚姻可能会产生爱情。但是，它们之间亦有明显的界限——现实。爱情是不需要考虑现实的，婚姻则相反。

　　妓女生活缺乏稳定，她们的后半生幸福要有稳定的依托。阅历丰富的周双珠曾劝慰周双玉不要与双宝置气。过两年就要嫁人了，不要牵扯到纠葛中去。不论是不是出于她们的想法，“老大嫁做商人妇”是大多数妓女职场生涯的归宿。妓女是嫁给有长性、脾气好的客人，就不用再面对欢场上的竞争对手和鸨母的压榨，获得稳定的物质生活。长久以来，妓女们被动地迎合嫖客，内心得不到真实慰藉。从生存意义上说，部分妓女直接将爱情作为婚姻的附庸，或者希望爱情变成有形的利益——婚姻。从心理角度上说，妓女能获得更加真挚的情感，心理上也趋向安稳。

　　嫖客作为男性，他们拥有家族资产或在官场和商场打拼。在欢场上，妓女能发挥拓展人脉的价值；在家庭中，妓女遵循传统妇女的纲常伦理，积累的人脉和才能无用武之地。更有甚者，诸如沈小红这类生活奢侈的红倌人还会给嫖客带来经济上的负担。至于婚姻带来的稳定，许多嫖客已从正室或早逝的原配身上得到满足。他们用钱财换取精神关怀，显然是最具性价比的行为。张蕙贞嫁给王莲生后与侄子偷情，这一情节恰巧印证了婚姻无益于嫖客情感诉求的达成。从物质到情感，嫖客在婚姻中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妓女。嫖客在考虑到长期的经济和情感负担，几乎不会主动求婚。由此可见，妓女与嫖客作为特殊群体，他们对于爱情和婚姻的观念注定不可能相同。

　　在《海上花列传》中，王莲生和沈小红是全书中最为特殊的情侣。沈小红作为情感关系中强势的一方，她尽情享受着主导地位带来的可靠利润。晚清上海，嫖客出于情和性的需要与妓女结成相好。诸如王莲生这类在婚姻中缺失关怀的中年男性，他们狎妓就是着眼于情感寄托，希望得到男女之间的恋爱体验。小说中，王莲生是来沪的公务人员，毫无家庭的约束阻拦，自由出入各种风月场所。面对沈小红飞扬践扈的暴躁脾性和追求物质的虚荣，王莲生有着超乎常人的耐心和宽容[[[]张玥：风尘生涯的自我经营——清末狭邪小说中的女性主体意识，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29页。]]。反之，张蕙贞对王莲生一直保持卑下和讨好的姿态。这两种态度表明，王莲生喜欢沈小红，是超过性欲的真情流露。王莲生对沈小红看似过分的宠溺，是出于相貌和她对自己的真情，是为了达成迎娶意中人的目的。对于张蕙贞，他只是性欲和心灵的空虚，没有留恋和求娶的意愿。金钱的开销上，王莲生有意识的节制。在上海这个情欲场上，王莲生没有跳脱肉体出轨的局限，但保留了遵循内心和现实情况的理智。

　　反观沈小红，她不曾慎重考虑行为的初衷和结果，不曾预见自己的未来生涯，更不曾认识到自己的情感归宿。她在身负外债的前提下，仍然在购置头面和坐马车上耗费大量钱财。对王莲生的求婚，她一直以各种理由搪塞，不给予肯定答复。沈小红的盘算是在享乐主义的驱动下进行的，她采用威逼利诱的手段从王莲生身上获取偿还债务的承诺，又希望不从良来换取绝对自由。当她被小柳儿的色貌和才艺吸引时，冲动之下干出了不被现实许可的勾当。这层窗户纸捅破后，他们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理智务实和感性享乐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小说描写了王莲生在沈的住所亲眼目睹了她偷情的情景。“莲生见那榻床上横着两人，搂在一处。一个分明是沈小红；一个面庞亦甚厮熟，仔细一想，不是别人，乃大观园戏班中武小生小柳儿。[[[]韩邦庆：《海上花列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7页。]]”他当即决定一刀两断，转而向张蕙贞求爱。她与小柳儿偷情的行径，完全是享乐主义作祟，并不是基于自身的现实需要。张蕙贞作为王莲生的新妇约见几位同行时，沈小红形容憔悴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毫无往日神彩。依据后来小柳儿形色如常地登台唱戏和出入酒席的情形来看，小柳儿接受了沈小红的金钱馈赠，却没有给予她真情反馈。王莲生的离开，使得沈小红失去了情感和经济的双重支柱。如果她能够站在身份、现实需求的角度行事，而不是凭借冲动和一时热情，断然不会使自己陷于困窘的处境。

　　妓女姘戏子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影响。一方面，它撕开了情变的裂口，使得嫖客的自尊受到羞辱；另一方面，嫖客作为恋人付出的感情受到了践踏和欺骗。妓女被动接客是无可奈何的营生，而主动姘戏子是出于情和欲的空虚。这样的观念成为妓女、鸨母和嫖客秘而不宣的共识。所以，沈选择姘戏子的那一刻起，她就将被世俗钉上精神出轨的耻辱柱。最为关键的是，王莲生清楚地认识到沈小红不再能够填补自己的情感缺口，她击碎了他对妓女贞洁贤良的美好幻想。在悲愤和羞辱下，王莲生主动与她断绝往日恩义，选择了贤淑和顺从的张蕙贞，并且远离上海回归家庭。

　　沈和王原本是性格互补的各自体面的欢场红人，他们都在自己的职业上积攒了一定的名声或金钱。然而，他们曾经宛如小夫妻般的温情脉脉抵不过相差巨大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关乎个体的生存和发展。沈小红走向的是一条被金钱和欲望冲动驱驶的享乐之路，王莲生走向的是一条平淡知足的务实之路。故而，沈小红和王莲生之间的和谐关系注定难以维系，随着时间洗刷沦为一段错爱迷情。

　　李漱芳在追求名份的执念中消磨心智，带着悲情郁郁而终；周双玉在婚姻观念冲突的矛盾中选择了利益，借助金钱的补偿代替情感的消解；沈小红在追悔往事的自责中逐渐隐藏起泼辣精明的个性，沦为平庸伪饰的普通妓女；赵二宝在单纯美好的期盼中遭到毁约，情人和钱财都成幻梦。妓女以自己悲剧的爱情结局展现了某些社会现实。尽管时代社会不断前进，妓女惨遭欺凌压迫的生存悲剧不再上演，但它对她们的情感剥夺无处不在。来自职业的偏见是最为锐利的武器，往往直接把她们隔绝在正妻的身份外。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注重正统和家庭的情况下，妓女和嫖客都要站在各自的立场考虑。故而，妓女选择了坚持婚姻和正室身份，嫖客选择了家族。妓女和嫖客作为普通的男女，他们又存在着性格、观念和主体认识到冲突。倘若妓女屈从于男性的意志，那么她们就能维系游离在破裂边缘的爱情。然而，本文中的四位妓女没有完全妥协，而是有所衡量和积极斗争。

　　总而言之，小说中的爱情悲剧哀而不伤，有着关照现实的深刻意蕴。纵观妓女与嫖客相处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感知到女性内在的主体意识对封建传统观念和男性主导地位的初步抗争[[[]章萱珺：《海上花列传》中的女性形象，文学教育，2008年第4期，第129页。]]。作者隐晦表达了妓女们想要在坚持自我的原则上冲破各种藩篱，以平等的姿态去追求和实现爱情的美好愿景。妓女作为社会底层群体，敢于追求和抗争的精神难能可贵。然而，无论妓女和嫖客如何契合相爱，他们却终究逃脱不了社会时代和个人夙命的裹挟，走向普通而庸俗的结局[[[]池丽君：晚清上海浮世绘——《海上花列传》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21页]]。作者由此寄寓的平等观念和人文情怀，值得后世深思警醒。

　　[1]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张爱玲.《海上花落：国语海上花列传II》[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3]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4]江潇潇.《海上花列传》妓女形象研究[D].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5]刘攀.从《海上花列传》看妓女的悲剧命运[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4,(12).

　　[6]曹希霞.《海上花列传》人物论[D].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7]王慎.论《海上花列传》中妓女的从良之路[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3（4）.

　　[8]李萧然.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9]马志英.寻常夫妇的恩义与勃谿——论《海上花列传》中的情感意蕴[J].名作欣赏，2010(5).

　　[10]章萱珺.《海上花列传》中的女性形象[J].文学教育，2008（4）.

　　[11]张玥.风尘生涯的自我经营——清末狭邪小说中的女性主体意识[D].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12]池丽君.晚清上海浮世绘——《海上花列传》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