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边城》中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悲剧

　　《边城》是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上的代表作品，这是一篇具有较高文学地位、饱含乡土情怀的小说，融入了作者的美学理想，也是一部着重突出人性美的作品。它的创作背景是1930年前后的湘西小镇。在我国文学领域，爱情一直都是作家们所激烈讨论的话题。《边城》记述了翠翠和傩送的悲剧爱情，一方面描写了湘西人们的淳朴、自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面对所有的不如意只能报以一种无奈的心情，充分表达了作者对民族和个人的同情和心痛。沈从文笔下的这座城是沉默的，是一块远离尘嚣的画外之境，这里充满了自然原始的人性。沈从文曾创造性的提出要构建理想中的希腊小庙，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因此，这美好的人间仙境中有着最原本的人性，这也是凡人会因为生活的琐碎而产生各种喜怒哀乐的原因，是人类“爱”的起源。

　　阅读完作品的人都会替翠翠和傩送感到惋惜，却鲜有人为翠翠父母的悲剧驻足。本文将以翠翠父母的悲剧为突破口，结合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以及作者的创作心理，以包含了两代人不同模式爱情悲剧的田园牧歌式作品的悲剧走向原因为目标，在欣赏“希腊小庙”美的同时，探究其悲剧根源并最终得出结论，致使悲剧的原因在于，天命思想的压抑、人为因素的制约以及作者的主观意愿。

　　《边城》写于1933年，彼时，作者与张兆和正值新婚燕尔，可以说正处于人生的上升期、爱情事业双丰收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理应被甜蜜与喜悦所充斥，然而读罢《边城》，我们不难发现，作品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忧伤，这股忧伤情绪到底从何而来？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并不太平，《边城》的故事发生地茶峒小镇却依旧井然有序，此情此景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有着殊途同归的妙处。

　　沈从文塑造的翠翠这个角色是由三个女孩所得到的：选择了在绒线铺里看店的女孩作为翠翠的外貌形象，将张兆和身上的那种善良转移到了翠翠身上，同时将出殡队伍中小女孩的悲伤也融入到了翠翠这个角色中，所以翠翠身上自然带有藏在美丽之下的悲哀。

　　1948年往后的岁月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让他陷入了一种难以自拔的痛苦，也许是“改造”不彻底，也许是理想被事实的氛围所斫……五四以后，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照中西文化来反思中国的传统文明，认为中国缺少西方民族元气淋漓、生机活跃的展现年轻文化的状态。当时普遍认为中国文化已经老态龙钟、腐朽不堪，并且文人气质太重、太过阴柔，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强悍。陈独秀认为中国应该具有雄强之气，要接受西洋文化，首先应该接受那种有活力的、强悍的、粗犷的、野兽的信息，这才能够使得国家强盛。之后沈从文也曾与战国策派有过思想上的交锋，才有了作品强国梦的思想根基。

　　从现有的相关研究来看，大多将悲剧归因为“自然”抑或“命运”二字。要想深入探究悲剧产生的原因，就需要从翠翠父母的悲剧入手。边城作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作者是这样描述的：虽然那个时候战火纷飞、生民涂炭，但是这里却没有被战争所玷污，这充分反映了这里的环境是比较封闭的，也是比较美好的。那么士兵与女子未婚先孕进而导致双双自杀这样违背社会道德的事发生在古朴的茶峒似乎有点不太合理。杨马兵在与翠翠阐述她父亲的事情时，作者对事件的描写一笔带过，留给读者无限的遐想。在后面的故事发展中，老船夫似乎也一直放不下翠翠父母的婚事，以至于他将对女儿的愧疚外化为翠翠的婚事上的异常谨小慎微，年逾古稀的他只想给孙女找一个值得托付的人，所以在媒人来了几次，他都不敢痛痛快快说一个“成”字，兜兜转转最终使翠翠与幸福失之交臂，无奈重演了父母的悲剧命运。

　　小说刚开始两章给人的印象太美，以至于大家都忽略了作品中一开始就埋下的死亡气息。翠翠的父亲在她出生之前就自杀了，所以翠翠自然成了遗腹子。就算翠翠什么也不知道，她是无辜的，可是也无法改变她的爱情悲剧。这是边城再淳朴的民风都掩盖不了的事实。翠翠的个人悲剧只是众多悲剧的一支，她的身上始终笼罩着悲剧的影子。原本小姑娘是用来美化生活的，然而命运却不曾垂怜这个不知情的小女孩，该发生的注定逃不掉。两年前的端午节，翠翠心中曾闪现“假如爷爷死了”的念头。命运总是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得极为巧妙，天保的突然死去着实让爷爷大吃一惊，因为熟悉水性的鸭子被水淹坏了。从杨马兵的话里可以得知，熟悉水性的天保被水淹了。都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可见造化弄人。

　　《边城》中所有的悲剧都是因为在这个原本自然的环境中，却有着太多“不自然”的因素。而爷爷的私心就是最典型的一个因素。他想让翠翠嫁个好人家，他其实是为了翠翠好，但是由于太过执着、太刻意，所以最后葬送了翠翠的幸福，正所谓过犹不及。在这个简单的环境中，每个人都是心直口快的，比如大老第一次看见翠翠，就直接赞美翠翠长得标志。老船夫明明知道两兄弟的心意，按照当地的风俗，本该由翠翠自己做选择，但他似乎不太愿意放手，在明知唱歌的是傩送的情况下，仍然愿意翠翠嫁给大老，于是还是要征求翠翠的意见，将事情变得复杂化，兜兜转转反而阻碍了事情的自然发展。老祖父含糊不清，一句痛快话都给不了，难免在这个所有人都直来直去的世界里产生隔阂。换句话说，没有祖父的掺和，大老的悲剧便不会发生，老船夫和顺顺、二老父子也不会生嫌隙。如果二老一直给翠翠唱歌，那么翠翠虽然对爱情十分懵懂，但是她最后一定也会把自己的喜欢表达出来，根本也不需要半年的时间。天保死去后，老船夫似乎不像之前那般笃定从容，对于老船夫的意思，傩送和顺顺是全然明白的，却又全不明白似的，对老船夫的态度也不似从前热情，要么不搭理他，要么索性就让他闭嘴。这样说来，作者似乎试图说明，本应该水到渠成的爱情在人为因素下遭到破坏。

　　作为爱与被爱的焦点，翠翠直到最后还是一副长不大的样子，完全处于懵懂的状态。天保和傩送都对翠翠一见钟情，他们最后采用唱歌的方式去进行公平的竞争，但是大老并没有唱歌天赋，于是让弟弟代之，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很荒唐的。假如声音里浸透了爱，那么女孩一定有所察觉。但问题是，现在的声音是假的，是为替代品。代唱的声音里究竟有几分爱的成分？假设翠翠喜欢大老的那首，可声音不是来自天保，也就是说，无论选择哪首歌，她选择的都是傩送。虽然大家都带着百分百的诚意，但他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女孩子在这场竞争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只有读者和翠翠知道她爱的是二老，但是翠翠却一直停留在初次相遇梦中。梦是美好的，却也终究虚无缥缈。最后梦醒了，老船夫却死了，翠翠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失去至亲，她继续着祖父的那份工作，一边守着祖父，一边盼望着傩送回来找她，这不仅体现了翠翠对爱情的坚定和忠贞，同时也反映了它对命运的不反抗，同时延续着老船夫同命运的抗争。

　　每个人都有自己土生土长的地方，那里永远保留着人们的一份纯真，标志着人们生命的启程点，是人生命中最柔软、最温暖的一处桃花源。就作者而言，故乡除了是他情感的寄托地之外，也是他创作的中心。那是一个社会动荡的年代，沈从文并没有根据年代事实去描写战争，而是在战争中回忆自己的美好故乡，并塑造了一个山清水秀、民风淳朴、道德纯粹的画外之境。

　　作者曾经也表明过自己创作《边城》这部作品的主要目的：他想把人生那种健康、与人性相符的形式所展现出来。他的目的并不是想要让读者去他的故乡参观旅游，只是想要把那座山城中的一些凡夫俗子、一些琐碎之事记录下来，想要通过这些普通的人和事去体现人们的喜怒哀乐，对“爱”做一个更加充分的说明。[]

　　1.悲剧性的人生体验

　　湖南湘西凤凰县是沈从文的家乡，那是一个偏远的画外之境，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先生的阅历十分丰富，特殊的童年经历使得他不仅仅是从书本知识和历史文献去了解生活，大部分的感悟都是从湘西生活中亲身体验而得来的，所以这也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沈从文的性格既有柔情的一面，也有刚强的一面，他对自然的尊敬、对美好事物的热爱都是来源于自己早年的生活经验。与此同时，由于非常亲近自然，所以他对生命的感悟更加深层次、也更加敏感，除了创作以外，他也体验过各种各样的民间生活，看到过、听到过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他曾经的军旅生活也给他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自传中提到他看惯了乡兵的雄武，以及各种各样的迫害和杀戮的黑暗，所以他较早地对社会的残酷和周围生活的愚昧都有所了解，使他形成了内向的性格。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只身来到北京，没能考上燕京大学，便去当旁听生，之后以文字为谋生工具。在他刚到北京的那几年里，沈从文无时不在遭受着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双重压迫，不同于城市呈现出的高度发达文明形态下的畸形与病态，乡村蕴含着的自然原始的人性和未经开化的淳朴，也使他的“乡下人”的情怀愈加浓烈。

　　沈从文凭借着自身特殊的生活经验，使他更容易体会湘西人民的无奈和艰辛，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这些事情都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随着时间的褪去却越来越深刻，最后导致他在情感上越来越敏感和情绪化，这也是他心理早熟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他的意识中，他非常理解和同情湘西民众，所以他很喜欢塑造悲剧，用一种悲天悯人的心态去描绘湘西琐碎人事中的悲哀。他的小说创作是以其敏感、情绪化、感伤的性格特点以及年轻时的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了人的原始本性。

　　2.自我的角色认知

　　沈从文一直都坚持自己是乡下人，他不止一次的表明过：我是一个乡下人，乡下人不可能彻底摆脱乡巴佬的特征，热爱、憎恨、悲哀、欢乐这些都是正常的，也是和城市人最大的差别。他性格保守、倔强，热爱故土，同时也非常警惕，但是却不懂得如何狡猾。看似他是在评论乡下人，其实是在评论自己。这是他对自己的一种定位，其实也体现了他内心的一种自卑。生活中会因为自己是乡下人而不受待见，年轻的时候也总被别人排挤，他很苦恼也很自卑，最后将自己的这种消极情绪全部体现在了作品创作中。他内心的忧虑使他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一位旁观者和叙述者，他去到了城市却能够坚持用乡下人的心态去评价中国的变迁。

　　3.作者的目的性

　　那个给翠翠唱歌、使翠翠贪恋梦境的年轻人或许再也回不来了，真难免让人觉得有些悲伤，不过这或许已经是最完美的结局了。

　　有的人说，曹雪芹作家塑造的姑娘不是老去了，就是出家了，难道是因为曹雪芹憎恶姑娘的灵动？应该不是，大概是曹雪芹太爱这些水灵灵的姑娘了，他知道她们未来需要面对什么，与其让她们步林黛玉的后尘，或者成为尖酸刻薄的老妇人，还不如在她们最美好的时候就毁掉她们，我会轻一点，干净一点。

　　换句话说，太美丽的事物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所以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上。

　　沈从文笔下的翠翠是怎样的？“双眸清澈”“不会发愁、不会生气”。她似乎和水晶一般单纯干净，像是一只精灵，当看到有人送新娘子出嫁的时候，她心里也会激动不已，并摘朵黄瓜别在耳边。试想一个如此灵动的美丽姑娘，让她以后浓妆艳抹的出嫁，嫁到别人家里服饰公婆，整天和柴米油盐打交道，丧失了那股害羞劲，不会再红着个脸在太阳下奔跑，这是一件多么让人心痛的事啊！看着这种美好逐渐凋零，我简直无法想象，我觉得沈从文先生也不想看到这一幕吧，或许我的想法比较自私，我其实更希望翠翠能够一直做一个摆渡人，每天呼吸不同的空气和味道，活在自己美好的梦里。

　　作者可能也是这种想法，他一开始说“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或许觉得这样结尾未免也太凄凉了，所以又加了一句“也许明天回来”，稍稍缓解了读者们的悲伤心情。

　　沈从文写小说如写梦，把写小说当成做白日梦。小说开篇便采用了梦幻似的回忆口吻来讲述边城故事，将大家带到边远的画外之境，故事的开头连用七个“一”，有意放缓叙述的节奏，以体悟其中的简朴、原始、悠远，颇有童话体和民间传说之风。作者着力写了不少山水景物，在沈从文的小说中，这些景物和人物同等重要，同为小说的角色。

　　童年时的沈从文并非循规蹈矩，他总是想方设法地逃学，与一切自然亲近。在描述湘西的过程中，沈从文也一直努力的在呈现湘西最开始的样貌，使它的自由、自足等特征都得到了保留，也将该地区的民俗风情充分体现了出来，作品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将一副美丽生动的生活图景展现在了人们眼中。

　　湘西的风景非常秀丽。作者在描写景色时写到葱翠茂密的青山、清澈见底的河流、古老的塔楼、星星点点的船只、复古的吊脚楼等等，让人感受到一种古风。同时，作者也描述了各种各样的民俗活动，如端午节赛龙舟、男女对歌等，以及当地悠久的婚嫁习俗，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湘西的古风犹存和与外界隔离的特征。

　　小说《边城》的魅力在于“自然”，在这民风淳朴的湘西，连妓女都很重感情。总之，在那里所有的一切都不需要遵守秩序，但是人们都安分生活、乐得自在，就如同一个世外桃源一样。

　　古希腊有这样一句话：“认识你自己。”如果说这是一句俗语，那说它是一道神谕更加合适，如果说它是神谕，那说它是警示更加合理。当今社会，人们的心灵已经被各种欲望所填满，不是在寻找满足，就是在宣泄不满，已经将对生命和人性的反思抛之脑后。所以现代人往往会觉得孤单、空虚，那种不满足感，如影随形，恶魔一样缠绕在心头，挥之不去。

　　世界上有两种人：虚荣的和极度虚荣的。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里，任何人都无法彻底断绝内心对物欲的向往及追求，因此人类也非常渴望能够找到一个容纳自己的精神家园，能够过上那种健康、自由的生活。所以人们开始追崇各种艺术，希望通过艺术去升华自己的灵魂，在内心深处构建一个至善、至美的和谐世界。

　　沈先生曾在他的著作《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有段言论，大意为：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揣有在沙土表面或水面上建造雕楼华栋，而我不想，我想建的是貌似希腊小庙一样的建筑，选一块山地，用顽硬的石头垒建，它精巧而坚实，外表虽小但匀称，这是我所理想的建筑，在这里供奉的将是“人性”[]，在沈先生的文章中，美丽如同夜间的昙花，瞬间即陨，可是这美丽似乎又不在他处，有可能是夜半来约的少男少女、拉着纤绳夜半号子的船夫渔子，也有可能是年过花甲胡须花白稠密还在划着桨的老者、是在当地有些名气有自家规矩照顾自己人的船老大。所有人各自过自己的营生，在苦乐生活中绽放人性之美。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兴许翠翠谈不上倾国倾城。脸黑了些，性子野了些，怕人，倒像是大自然的精灵。她就像林间湖畔的小鹿，天真而美丽，在风日里张扬着，她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他们生活的地方，有陶渊明式的田园宁静，可这静谧很快也将被外面的世界打破。在沈从文先生的著作中，有一种不同于为戏剧化服务所营造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让故事中的美好如同阳光下的泡泡，瞬间爆破。在杰克·伦敦的文学中，大老天保是一个如同“毒日头”般的形象。他求胜心切希望自己样样比其他人强，他似乎拥有耗不完的精力，浑身充满着力量感，走起路来也是气场全开，风风火火的。在故事中，大老是个典型的男子形象，有着男子普遍的典型特征，比如不够细心，他虽然在其他方面很强，但是在翠翠眼里，他终究是个不同于平常人的人，这也导致了他在一些方面比不过傩送。这样一个满身豪气的大男孩，很难想象命运于他因感情戛然而止。让天保极有挫败感的是傩送也坦露他所喜欢的人是翠翠时，傩送身上艺术家的气质是自己所无法比的，天保深知这种气质对翠翠的巨大吸引力。用一种艺术的口吻表达就是，傩送的身上有诗和远方的辽阔也有厨房里油盐酱醋的温情。他似乎对任何事都有着细腻的观察力和表现力。何况他长相英俊，唱歌像竹雀一样动听，傩送是带主角光环的,他从出生起就得到了父亲的偏爱，“傩送”这个名字，在临水靠水的茶峒有那么点神圣的意思。

　　翠翠爷爷这个年纪的人，都是从年轻时走过来的，对感情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对大老和二老都是喜欢的，但爷爷怎么会觉察不到孙女是更加喜欢二老的呢？爷爷是尊重孙女的选择的，更何况，爷爷也是一位对自然中的事物有着敏锐感悟力的人，这一点，倒是与二老像极了。都说人生每走一步都作数，爷爷的人生阅历是那种看透世事仍爱着这个世界的真挚，同时又惋惜美好事物的转瞬即逝。爷爷饱经风霜，加上闺女的爱情悲剧投射在心里，也让他对孙女的婚姻、对三个后生的将来生出一种不太一样的关切。

　　我有时候觉得，老船夫可能就是沈从文自己的介入。爷爷古道热肠，五十年如一日的辛劳；翠翠活泼，有着水晶般的少女情怀，如此天人合一的画外之境，对于沈从文来说都是美好的、遥远的，是一种回忆，是可以作为回避、对抗都市喧嚣生活烦扰的精神上的自然保护区。故事中提到的虎耳草，师从沈从文的汪曾祺曾言到：虎耳草似乎有一种腥味，在得到一些信息后，我们自己要推测：“那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样的结尾，简直就是逆向的等待戈多。

　　悲剧的故事不离“悲”，其“悲”的点往往表现为故事主角与现实间难以解决的矛盾冲突和结局的悲催。探求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是人类价值最高形式的体现。著名古希腊哲学家黑格尔将悲剧阐释为：存有冲突的双方各自都有充分地理由，却不得不把破坏掉同样理由充分的另一方。[]我们知道在古希腊的悲剧故事中，蕴含着浓厚的命运变幻无常，我命由天不由我的宿命论气息。同西方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文人历来秉持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与自然万物对抗时更多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乐观，中国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并未给古代知识分子悲剧性的人生体验。与西方世界相比较，中国是鲜有原罪观念的，并且宗教意识也相对薄弱，我国古往今来的文学自然而然的会用一种与西方不同的文学语境来展现悲剧意识和其中的精神升华。

　　作者过滤掉一切“恶”与“丑”的环境，把湘西打造成“世外桃源”，书中人还是没能过好生活。悲剧作品中真正的“悲”是一切都是稀疏平常的，日子缓缓的流，每一个人物形象饱满，甚至都是善良的，无法指责任何人有大的过错，可一切都是这么自然、平常，故事还是缓缓地走向了“悲”，大哭无声的“悲”，一种无法言说似乎它本身就该走向这种“悲”。

　　《边城》的悲剧观尤其如是。所以当我们试图分析沈从文小说中的悲剧时，难于将其归类。沈从文先生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不仅不是文学科班出身，他似乎连小学都没有读完。所以沈先生深受某一流派或思想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曾在西南联大教授写作课的他也从不拿他人言来表己怀。鲁迅有句话：“悲剧是把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的确，故事中每个人物都是美好的，他们都有着为他人着想的奉献精神，没有同外界事物的对抗，也没有人精神境界的自我对抗，是近乎“无事的悲剧”。

　　席勒的悲剧冲突论可以归纳为：悲剧是表现道德的合目的性。[]翠翠在这样的悲剧里是没有过失的，她所做的一切都是“非人为”的，而当这种非人为遇到人为的机心，悲剧才会发生。小说《边城》中的“悲”所表现的是一种看似平常冠以“宿命”貌似摆脱不掉的命运结局，他不同于以往悲剧文学中的“压迫污辱迫害”的外力所营造的悲剧，《边城》中的“悲”似人物血液中流动的一部分，这是沈先生的伟大之处，他将生活中的“偶然”同“理性”同“情感”巧妙结合起来，未来似乎该是不确定的，可以往的“情感”、“理性”和无法预料的情感无不在决定着未来，支配着人生必然的结局。

　　著名哲学家叔本华曾将悲剧分为：有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有突发的事故；没有人是错的，可立场与性格的不同催生了悲剧。[]毫无疑问，《边城》的“悲”是第三类。在这群美好善良立体的人物身上，生命似乎以一种循环往复的形式在一辈辈人身上上演，这是对生命价值的亵渎。在作者看来，这种“悲剧”的来源恰是湘西人的善良所孕育出来的“悲”，不是说善良存有过错，而是这种贫瘠的善良是“悲剧”的温床。李健吾在论及沈从文的《边城》时谈到：“文中的角色虽然品行良善，可这种良善中本就具有“悲”的味道，恰是这种良善，更加大了我对悲的感慨。”[]这种“悲”没有语言文字的直接表达，它存在于整个故事营造的诺大背景中氛围下，蕴藏在故事人物的血液中，看不见，只能感受。越是自然而然的情节演进，悲的色彩显现，读者越是觉得悲哀，文中命运不自觉的重复似乎是人命运自然永久的原则。

　　美好的事物总是雷同的，光是优美的山水不见得能打动人的心灵，边城更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客观的呈现或引发大家的反思，甚至有时候作者也忍不住跳出来引导大家思考。翠翠的成长进程在蓝棣之看来是这部小说中的独特价值所在，翠翠和傩送两人的相遇，爱情，萌芽的很快，也来的很简单，两人的第一次相遇，就互相倾心互为钟情。“一切总永远那么寂静”，这是一种人生的方式，也是《边城》的题旨。淡淡地述说，不经意地营造了带有地域文化色彩的背景，最终是在牧歌氛围中阴差阳错的讲述这样一个悲剧，作品并非靠曲折来吸引人，靠的是情调、氛围。《边城》具有超越感，是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想象世界，一种暂离，构筑了自然的人生方式，超越了我们习惯的过分物质化的、受现代文明束缚的生活。较之其他作品对社会黑暗面的揭示、对人性丑恶的挖掘，沈从文更乐于做梦、回归自然。如果说文明社会往往是经验的积淀，是约束、是归集、是纪律、是必然，那沈从文更倾向于偶然和随性自在。沈从文先生曾有言，大意概为：先生喜爱生命中的一切事物，因为这命运一场，我发现了美，由上帝之手所创造的妙不可言的美。这完满自足的湘西世界实则包含着对神性的褒扬，在沈先生的笔下抑或思想中，神性是一种包含着爱与美的观念，是一种至高的人性，在作品中神与爱与美得到完美展现，展现的载体又极为平常自然，可能这也恰是《边城》最大的魅力所在。

　　判断一部小说是否为悲剧，除情节本身外，结局其实是作为读者最为直观的判断依据。严格说来，中外文学作品中，几乎没有一部可以称之为纯粹的悲剧。这些作品大多情节惨烈，到头来仍未摒弃“大团圆”的结局。曹禺的《雷雨》被认为是达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悲剧美学无法撼动的至高点。其实《边城》这部小说，我们称之为悲剧，倒不如称他是表现人性的美好一面也展现了人性中包含悲凉的写实小说。

　　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沈先生自己说道：“我的作品能受读者朋友们欢迎，实际上大多读者只看到了一部分，看到我故事的自然那有可能忽视了背后蕴含的热情，欣赏我文笔的朴素无华，那有可能便忽略了文字后的悲凉。”[]

　　先生以微笑表现人生的苦痛，在他打造的“湘西世界”里，并非如陶潜笔下所描绘的那般“怡然自得”，白塔的坍塌、祖父的死去，小说结尾傩送的出走这样一个留有悬念、甚至引发学术界争论不休的开放式结局，无疑是作者想要呈现出他印象中真实的、如今被现代文明浸染的完整的湘西风土人情。可现实早已不是他想象中的模样。“某个人，一旦离开，可能永远不回来了，也可能明天就看到他又回来了！”[]“明天”充满着未知，也蕴含着希望。小说把纪实、绘梦同象征手法融为一体，通过近乎“无事的悲剧”描绘着他的梦中世界、理想王国。

　　文学作品始终能带给人类思考，引起读者的共鸣，自小说问世以来，各界对小说悲剧性方面的探讨从未间断。本文也着重从写作背景、悲剧的根源等方面，通过分析作品中不同形式的美，从而得出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必然引发悲剧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浅显的论述。再次强调作者本意旨在对比现代都市人生的病态特征，通过构建理想的人生形式，呼吁人类回归心灵未被污染时的原始状态，以寻求精神上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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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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