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史记》人物的悲剧性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具有为后人所惊叹的众多研究价值，它对后世产生了许多重要影响。中华民族漫长的时间里流传下来的纪传体通史——《史记》，而且还是我们民族不断发展演进中产生的第一部，这厚厚的一部《史记》，具体分类则是：十二本纪：如《项羽本纪》、十表：如《六国年表》、八书：如《河渠书》、三十世家：如《陈涉世家》、七十列传：如《商君列传》，数一数这些篇目的总数，就有一百三十篇之多！“在《史记》中生动卓越地再现了黄帝至汉武帝时期30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首次精心梳理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统一国家的正统系列。”（黄镇伟《历史的黄钟大吕——〈史记〉》导言）《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在历代被人们所称颂。“其言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1]是古人总结出的，十分简明扼要的，《史记》重要特点，体现出司马迁，一个史学家、文学家的伟大。

　　《史记》的文学艺术价值也极为突出，其中《史记》的悲剧性是其文学艺术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记》共有112篇纪传作品，其中以悲剧人物为标题的有50余篇，近二十篇叙写悲剧人物，全书呈现浓郁的悲剧色彩。这是《史记》所独具的美学特征。”[2]明朝散文家茅坤在《史记钞》卷首《读史记法》中提到“太史公所得之悲歌慷慨者尤多”。不啻在一方面有所成就的李贽则说：“《史记》者,迁发愤之所为也,其不为后世是非而作也,明矣。其为一人之独见也者……”[3]这是古人对《史记》悲剧性的认识。但是，这不是一种理论化的认识。直到现代，我国学者吸收西方悲剧理论成果，再与我国相关理论相结合，这才使关于《史记》悲剧性的研究变得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

　　“悲剧性”是一个外来引进的美学名词。“悲剧”一词，最早来源于欧洲，是戏剧的一种形式，源自古希腊酒神祭祀仪式。对于悲剧的解释，鼎鼎大名的人物历来都有自己的总结，亚里士多德，古希腊著名的哲人，他认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以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陶冶”[4]在鲁迅先生看来，悲剧可以这样解释，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这篇文章中，他对“悲剧”的概念，进行了这样的解释：“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5]在我们看到的关于美学的书本上，对于悲剧，又是这样定义的：“狭义上的悲剧是指戏剧的一种。作为审美范畴的悲剧是崇高中更为深刻、更为具体的重要表现形式，并与喜剧相对。悲剧作为美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是指现实生活或艺术中那些肯定性的社会力量在矛盾斗争中遭受不可避免的苦难或毁灭，引发人们在同情和悲愤中探索追求，在强烈的情感激荡中奋发向上的审美对象”[6]而《史记》悲剧的含义肯定不是狭义上悲剧的定义，应该理解为通过史实体现出的悲剧性。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述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生动的历史人物在他们的生命长河中遭受不同的困苦，遇到不同的挫折，使《史记》表现出鲜明的悲剧性。其悲剧性体现在众多历史人物身上，每个人物悲剧的原因又不尽相同，那么，我们就应对其进行分类分析。具体分类如下：

　　（一）关于商鞅：《史记》中对商鞅变法有这样一段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7]但是，商鞅变法并非一帆风顺，也不是全国上下所有人都赞成并支持商鞅的主张。“宗室贵戚多怨望者。”[8]就显现出了高高在上的贵族的不满，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使秦民受益，威胁到了贵族的利益。最终商鞅变法使秦国富兵强，并为以后秦帝国的建立打下坚实基础。但是，商鞅本人并没有获得一个美满的结局：秦孝公死后，众多保守势力一齐将矛头对准商鞅。锐意改革的商鞅，富强秦国的商鞅竟遭灭族之祸，被车裂而亡。

　　关于吴起：吴起相楚“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诸侯患楚之强。”[9]吴起的变法使得楚国变得强大，然而却同商鞅一样。触犯了贵族阶层的既得利益，遭受了乱箭射身之祸。

　　关于陈涉：陈涉吴广起义，揭竿而起,发出了“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10]的呐喊,使“无上不王”(《秦楚之际月表》)的旧制得以打破,最终推翻了秦的统治。然而，陈涉作为起义的首导者,秦王朝必定将其视为眼中钉加以打压,因而秦以重兵镇压这场起义,陈涉本人最终兵败身死。以上的三位悲剧英雄人物,可以称作是我国历史上早期优秀改革家的代表，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存在,是新生的事物、新的社会力量的优秀代表,他们所做出的努力为那些反动的、保守的势力所不容,他们最终的结局都是被反动势力打压迫害而牺牲。以上那种英雄人物对历史进步做出的伟大贡献,会永远被后人铭记，他们虽为悲剧结局，却得以青史留名。而那些保守势力虽然在当时很强大，但终会消失于后世历史的尘烟中。这是所分的第一类。

　　(二)关于项羽：司马迁在篇尾的评价中说：“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11]项羽是秦朝末年的一位风云人物，一个声名远播的大英雄。但是因为他“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他虽有一夫当关之勇，却缺少谋略。因为他的难以决断，不忍之心放走劲敌刘邦,错失良机。无法知人善任,最终众叛亲离。正是由于项羽性格方面存在的一些不足和他自身导致的一系列失误,失去了唾手可得的霸业,最终乌江自刎而亡。这是所分的第二类。

　　(三)至于伍奢直言进谏,却被昏庸的君主楚平王和佞臣费无忌杀害;屈原富有才华，满怀报国之情,却遭到了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的嫉恨,被昏庸的楚襄王所放逐,“于是怀石遂自汨罗以死”;李广被赞为“飞将军”骁勇善战,“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为大汉王朝立下汗马功劳,却终生不得封侯，战败后独自担起责任，引刀自刭;李牧忠君爱国,但是赵王听信谗言夺了李牧的兵权，不久李牧被杀。上面列举的这些悲剧性的英雄人物,可以概括为忠臣良将,毁于小人和昏君,这是所分的第三类。

　　(四)悍将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然不能救患于应侯。”[12]蒙恬“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13]为秦王朝屡立战功，却因为赵高李斯等人改立胡亥被害，吞药自杀。

　　韩信因为功高盖主等众多复杂原因受到刘邦的猜忌，被杀害，他曾发出过这样的悲叹:“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这些历史上的悲剧人物,均是拥有出色的军事才能,屡建战功,是打天下必不可少的将帅良才。但是，一旦天下大定,这些功高盖世的人物最易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心腹大患,统治者会对他们不断猜忌,稍有不慎就会落得个悲剧的下场。这是所分的第四类。

　　(五)荆柯受燕太子丹所托,为解救燕国的危难,“得约契以报太子”而去行刺秦王,虽然刺秦未遂身死，但是他义无反顾的气节世代流传。可谓是：“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14]

　　晋人豫让为报智伯对他的知遇之恩,三刺赵襄子不成于是伏剑自杀。《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15]”

　　严仲子对聂政十分厚待：“严仲子至门请，数反，然后具酒自觞聂政母前。严仲子固让，聂政竟不肯受也。然严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16]”，聂政为报其厚遇去刺杀韩相,未成，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17]”聂政为了保全卫国,隐名换姓，刺杀韩相失败，被曝尸于市。聂政所做的这些都是为了回报报严仲子对他的知遇之恩,这样的举动是多么的壮烈。

　　曹沫为鲁将，用他的智慧使得齐国归还鲁国之地。

　　这些刺客们隐士们,虽然身居于市井之中,没有显赫的出身，他们的义举也未必能为他人所知晓铭记,但是他们却厚德忠义，知恩图报，为解救国家恩主或友人的危难奋不顾身,他们的重情重义，他们的豪情壮举都在史书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的高尚品质和义举多么值得尊敬和赞美。正如太史公在本篇末尾所云:“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18]”这是所分的第五类。

　　(六)关于伯夷叔齐：“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19]”伯夷叔齐两人的行为虽然与历史潮流不相符,但他们忠于前朝的气节令人敬佩。两人坚守着自己的操守，不为外界所动摇，并始终捍卫它,不惜为其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这样的精神十分值得称颂。伯夷叔齐可谓是誓死捍卫自己信念的悲剧英雄。这是所分的第六类。

　　(七)关于孔子：“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20]”美名远播,对后代乃至国际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伟大教育家、思想家,在他生活的年代，虽然富有才华，却不得重用；虽然周游列国,却无人赏识。韩非子“善著书”,韩王却不能重用他。秦王虽然想和韩非子交游,但是韩非子遭到李斯嫉恨,在狱中被毒药害死,终不得施展自己的才华。以上所列举的两个人——韩非子和孔夫子，都是富有才华，远近闻名的存在，但是他们所受到的对待和他们的能力并不是对等的，他们本应被君王赏识，更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才干，然而他们却并没有受到重用，可以说是怀才不遇了。这样的情况，和司马迁也有一些相似。但是他们崇高的品质和流传后世的著作足以让后代铭记,他们是我们学习的对象。这是所分的第七类。

　　那么，上面所分的七个类型,对他们进行一个再次的、汇总的分类,就可以分成更少的类别了：共三大种：

　　第一大种:第一类和第七类,当属于社会悲剧。这两种类别的悲剧，进行分析，他们悲剧性冲突的本源，恩格斯说得好，就在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21]

　　第二大种:是以上面所分的第二类悲剧人物为例：如楚霸王,他大业未成，身死乌江，这一切的结局细来分析，源头都是他自己的一些缺点，他的优柔寡断，对待下属的不在意等等，使得他最后孑然一人，连逃跑时遇到的田父都不帮他，这属于由于自个性格缺陷造成的杯具。

　　第三大种:以第三、四、五、六类人物为代表,属于英雄悲剧。造成英雄悲剧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外部缘由造成的,也有潜在缘由造成的,而且两种缘由对不同悲剧英雄人物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有的是潜在缘由起决定作用,如: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饿死在首阳山,《刺客列传》中的悲剧英雄人物,为报国家和朋友的知遇之恩,甘愿赴死;有的是外在因素起重要作用,比如:伍子胥受赐剑,李广终生不得封侯,韩信遭缚,蒙恬受诛,原因不在于他自身有什么过错,而在于奸臣陷害和统治者的猜忌和不容,其悲剧性的遭遇是来自于外界迫害。

　　但是任何事情的发生，任何结果的造成，其原因绝对不可能那么简单，诱使其发生的因素也不会是单一的。以此类推，这个道理放到《史记》人物的分析中依然适用：一个历史人物，他的生活经历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那么，他的悲剧常常是外部缘由和潜在缘由，这两种缘由在一起，产生反应，最后导致的结果。《史记》不同于其它一般的文学作品，它的创作与其它我们熟悉的文学创作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史记》的定位，是一部史书，它既从历史中来，就一定要遵循记述历史，客观、如实、有效的记载的原则，当然，遵循这一点，有着优秀修史传统的司马家族必不用说，我们的作者司马子长也做得非常好。那么，因为《史记》本身的不同于其他的特殊性，《史记》中悲剧的表现，也和悲剧，在一般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其悲剧有着不拘传统、自成一派的特点。身为一部史书,《史记》中的人物，都是之前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史记》中的事件，都是之前历史上确有发生的，其中的悲剧也是一样。所以，这么说来，《史记》的悲剧性与史实之间，是息息相关的。从小来说，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与社会环境之间，不是总是那么和谐的，总会有一些矛盾；从大来说，在冗长的历史中，那些足以为我们所铭记的伟人相互之间，他们和当时身边的人之间，他们和当时社会大的环境、和不可违背的历史洪流之间,时常存在着矛盾。而且这些矛盾，还不等同于我们平常人所遇到的，那种鸡毛蒜皮的小矛盾，他们所面临的，是重大的、不可改变的存在。当矛盾冲突产生，进而激化时,悲剧就无可避免的发生了。在这种矛盾冲突中，我们的悲剧主人公——悲剧英雄，往往会走向一个较为惨烈的结局。矛盾冲突的解决，往往是需要冲突对方消亡的。但是，也可能是两败俱伤。因此，《史记》不是编造的故事，它是厚重的、甚至有些严酷的历史事实。历史英雄的诉求也许会和客观实在、社会实际情况，产生无法妥协的矛盾，这时，他们的诉求就不能完成了。所以，其中的悲剧人物的结局就必然不会是大团圆式的，也不会是想当然式的。

　　在列出《史记》悲剧人物的分类后，造成《史记》悲剧性的原因也值得分析。为什么《史记》中的悲剧人物那么多呢？一般认为，其中的缘由有两点：一是因为司马迁,二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情况、历史情况的左右。所以，就应该从此二处着手分析。《史记》是司马迁本人情感的投注，作品和作者的悲剧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同时，正所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司马迁一直生活在西汉那个时期，他的思想、精神的塑造、形成与当时的社会历史风貌息息相关。因此，从这两点出发，探索造成《史记》悲剧性的缘由就有了思路。

　　首先，在分析其作品悲剧性缘由之前,对作者司马迁的生平,对他的思想变化、发展，进行一个仔细的发掘，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易被忽略的细节，从而得到启发。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知人论世”。

　　司马家族有着优秀的修史传统，这种家族环境使得司马迁从小耳濡目染，这对其思想的塑造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司马迁从小就受到父亲司马谈“世典周史”[22]的思想的教导,父亲的临终遗愿也是希望他继承修史的良好传统：“司马谈有志于‘史记’，未就而卒，时司马迁三十五岁。今汉兴，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事，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23]诸多因素都使得司马迁肩负着修史的重要使命。司马迁一向敬佩先秦史官的优良传统，因此，《史记》中体现的“其言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24]特点，也是他对先秦修史传统的继承。

　　在个人际遇方面，“李陵事件”是司马迁仕途、人生中的一次极大打击，生活中发生不幸，自然思想上也会相应的产生变化。这一变化，使得《史记》浓郁悲剧色彩的形成成为必然。在蒙冤入狱，遭受非人对待后,他凭借顽强的毅力,发愤完成《史记》，将贯彻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5]愿望的《史记》当做自己诸多思绪、情感的寄托。遭此大难，司马迁对人生价值、生命存在与消亡，等重大人生问题的看法产生了变化，变得更加通透了。就如鲁迅先生所讲：“（司马迁）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褚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故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26]遭受巨大的痛苦后，司马迁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而是以超凡的毅力继续书写《史记》，完成父亲的嘱托，完成继承前代修史传统的伟大理想。所以在遭受这个重大的人生灾难后，《史记》的书写倾向发生了变化,这一倾向与之前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在他的《报任少卿书》中有着鲜明的反映——

　　“……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悉意，故略陈固陋……”[27]

　　司马迁将“稽其成败兴坏之理”[28],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9]的想法贯穿于《史记》的创作中，他将创作《史记》看作是自身人生价值的实现；看作是对过去修史传统的继承；看作是自己存活于世间的目的所在；看作是自己对逝去先人的交代；看作是可以流于后世的凭证。文中的“成一家之言”[30]是对自己修史目标的阐明，意为创造出有异于从前各家著名学说的、创新的看法、思想。司马迁做到了，他的主张对后世修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司马迁因为“李陵事件”遭受了重大挫折，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备受打击。在遭此打击后，他对《史记》，尤其是其中的悲剧人物就有了更深的理解，记述起来也更加得心应手。可以更好的表现悲剧人物积极进取、与命运不断抗争，“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英雄气概，成功地塑造悲剧英雄的形象。进而使得《史记》的悲剧性更为突出。这是司马迁个人因素对《史记》创作悲剧性的影响。

　　其次，当时的社会历史风貌也促成了《史记》悲剧性的形成,《史记》作为一部史书，如实的记述历史,这就决定了它不得不充斥着满满的悲剧。因为历史总是在曲折地前进，而前进过程中不会一帆风顺，必然会充斥着许多沉重的色彩。大到王朝更迭，xxx交接，变法改革；小到个人生存，前途发展，实现抱负，都不会太过平顺。《史记》中的众多英雄人物身为个体的人的存在，在滚滚而来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面前又是那么的微乎其微，他们的追求，一旦和客观实在相冲突就很难实现，自然而然会表现出悲剧性。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的历史十分悠久，漫长的历史，经历了不可胜数的变革，然而，变革不会是平静无波的，必然充斥着流血与牺牲，历史也不是快速前进的，而是在众多乱象中艰难地向前。历史由人书写，这就注定了历史的进步必然是悲剧色彩浓郁的。《史记》作为一部通史，记载了“黄帝至汉武帝时期30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31]，之中必定包含强烈的悲剧性。

　　司马迁所处的西汉王朝的风貌影响和塑造了他的思想,进而对《史记》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当时的西汉王朝无比强大，在继休养生息之后出现了我国古代著名的治世——“文景之治”。等到汉武执政,国富民强，西汉王朝走向鼎盛。身为作者的司马迁对先秦时代的学术环境、君臣关系等十分向往。但是西汉不是春秋，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高度的中央集权使得思想上的控制更为严重。司马迁的个人理想与现实是格格不入的,这也就使得他无可奈何地遇到了李陵事件。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个巨大挫折，也有益处，它成就了司马迁的《史记》,使得他认清现实,使《史记》具有了无与伦比的美学价值。

　　《史记》人物的悲剧性表现在，在冗长的历史中，那些足以为我们所铭记的伟人相互之间，他们和当时身边的人之间，他们和当时社会大的环境、和不可违背的历史洪流之间,时常存在着矛盾。而且这些矛盾，还不等同于我们平常人所遇到的，那种鸡毛蒜皮的小矛盾，他们所面临的，是重大的、不可改变的存在。当矛盾冲突产生，进而激化时,悲剧就无可避免的发生了。在这种矛盾冲突中，我们的悲剧主人公——悲剧英雄，往往会走向一个较为惨烈的结局。矛盾冲突的解决，往往是需要冲突对方消亡的。但是，也可能是两败俱伤。

　　另外，从艺术风格上来看，《史记》具有自身独特的悲剧美。作品感情丰富,司马迁满怀热情地，塑造着诸多的历史人物,他的笔下表现出一种不服从命运的精神。比如《项羽本纪》的惋惜之情,《屈原贾生列传》的遗憾不平,《孔子世家》的尊敬赞颂,《淮阴侯列传》的哀其不幸,《刺客列传》的赞美敬佩，《伯夷列传》对出仕、入仕的疑问等,都表现着司马迁的心绪,包含着司马迁的无限感慨。《史记》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悲剧英雄，他们虽然失败，但虽败犹荣，精神永存。这正是《史记》悲剧性的表现，也是《史记》的光辉所在。

　　《史记》相比之前所列这些史传作品，如《春秋》、《左传》等更进一步,在文中处处洋溢着作者的主观感情。

　　《史记》的悲剧性是《史记》中最为后人所称道的成就之一,书中体现的的悲剧精神其实与中华民族的悲剧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司马迁将自己的情感与抱负投注于《史记》的叙写中,书写了一个个形象各异的悲剧英雄人物，向我们展现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顽强向上的精神。

　　其他想法：刺客列传，身份不对等所造成的悲剧；

　　汉代“大美”气象对《史记》悲剧性的影响

　　1.〔西汉〕司马迁《史记》,三家注本,中华书局1982年版

　　2.张岂之：《中国思想文化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3.王杰等编：《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

　　4.黄镇伟：《历史的黄钟大吕——〈史记〉》,1999年版

　　5.聂石樵：《司马迁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6.中国•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日本•名古屋大学中国语学文学会编:《司马迁与史记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杨燕起等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9.郭预衡等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